欧文·拉铁摩尔（Owen Lattimore，1900—1989），美国著名汉学家、蒙古学家，蒋介石的政治顾问。其幼时随父来华、毕业于英国圣·比斯学校。1922年获美国社会科学研究会奖金，后周游新疆、内蒙和东北各地，著有《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一书。三十年代初为北平哈佛燕京社研究员。还曾访问过延安，1938年起执教于霍普金斯大学。1941年由罗斯福推荐任蒋介石的私人政治顾问，因不遂蒋介石之意，次年被迫回国。后任职于战时情报局，负责太平洋战区工作。1944年曾建议美方施加压力使蒋介石政府调整与中共的关系。五十年代曾受麦卡锡主义的迫害。

美国东方学家。1901年随其父来华。1912年被送洛桑入学。1914年送至英国，但因经济拮据未能上大学。后返华，与荷格特结婚，夫妇俩决定由华经中亚赴印度。1926年，拉氏留下妻子，先赴第一段旅程，从北京至归化，与一中国商队作伴，经额济纳旗及戈壁，又经新疆的古城（今奇台县）抵达乌鲁木齐，与其妻在塔城会合。到吐鲁番后，又回到乌鲁木齐，再到伊宁、阿克苏、喀什、叶城经喀喇昆仑山口去拉达克、克什米尔及孟买，从孟买乘船，1927年冬抵意大利。1928年经伦敦返美。1929年，与其妻去中国东北地区，研究满蒙民族，并研究黑龙江的赫哲族。1930年从东北返京，继续写作、研究及旅行。1933年去热河省，考察及报告日本对热河的侵略，后返美任太平洋国际学会的出版物《太平洋事务》月刊杂志社编辑。1934年返北京后在内蒙古旅历，从事长城边疆研究。1937年陪两名美国作家去延安，见到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中共领袖，同年举家返美，曾任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担任蒋介石的美国顾问。1944年陪美国副总统华莱士访问了西伯利亚、中国及蒙古，并在乌兰巴托见到乔巴山元帅。1945年赴日参议战后的恢复工作。1950年曾受指控，1955年立案撤销。1961—1966年曾三次访蒙古，并于1971年参加蒙古人民共和国建国50周年国庆。1972年当选为蒙古学会会长。1989年5月在美逝世。拉氏一生著述颇多，其主要有关中国的著作有《荒漠路至土耳其斯坦》《满洲：冲突的摇篮》《满洲的蒙古人》《中国内亚疆域》等。

拉铁摩尔的名言是“日本军队是中国军队的磨刀石，中国共产党的军队就是在与日本作战中磨炼出来的，而在未来的内战中，拒绝与日本军队作战的国军主力，一定会被与日军作战的共军主力所击败。”

年轻的探险家

欧文·拉铁摩尔生于1900年，是达特茅斯大学历史教授戴维·莫法特·拉铁摩尔的儿子，因为父母在当时的天津南开大学教英文，故他不到一岁就随父来到中国，12岁时，拉铁摩尔回到欧洲上学，但因为经济拮据，他在1919年重回中国，为一家英国的进出口公司工作，经商的工作使得他第一次有机会去考察中国历史上的北方商道，特别是考察位于山西－蒙古－俄罗斯之间的恰克图贸易之路，而也就是在这个英国进出口公司里，他邂逅了美丽的Eleanor Holgate小姐，他们的新婚蜜月旅行极其浪漫疯狂——沿着丝绸之路从中国走向印度，进行历时一年的考察和冒险。沿着长城对中国的边疆和商路进行考察，使得拉铁摩尔在28岁就成为杰出的欧亚历史地理学家，并于1928年成为哈佛－燕京奖学金获得者，圆了自己的“哈佛梦”。

1933年起，他担任著名的Pacific Affairs（《太平洋事务》杂志）的主任编辑，1937年，拉铁摩尔在第三次考察中国商道的过程中，到达延安，会见了朱德、毛泽东和周恩来，拉铁摩尔对陕甘宁边区的民族政策大加赞赏，在后来成为经典著作的《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Inner Asian Frontier of China）一书中（1940年出版），拉铁摩尔这样指出：中国共产党在中国大西北实行的联合少数民族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政策，其实是中国历代“王道”的延续，可以预见的是：中国共产党将可以通过联合少数民族，在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的斗争中，先是占领中国广阔的边疆地区，然后如同当年的隋唐一样，以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为根据地，最终推翻盘踞中原和沿海的腐败统治者——一个新的、统一的中国将会形成，与此同时，内地与边疆之间互惠的、分享式的发展方式，将会得到重建。1937年的延安之旅，拉铁摩尔的任务之一是充当美国的《美亚》杂志翻译，而1945年3月11日，正是由于《美亚》杂志刊发的一篇文章被麦卡锡指为泄密，该杂志受到搜查，当年的美国驻延安联络组组长约翰·S·谢伟思随即被捕，席卷美国的麦卡锡迫害运动从此开始。

听得懂宁波话的洋顾问

1941年7月的重庆，战时中国的陪都。国民政府的高官们突然发现，蒋介石身边有了一位40岁出头的美国人。他操着一口流利中文，频频为蒋介石出谋划策，陪宋美龄聊天，甚至作为唯一的外国人参加了蒋氏家族的圣诞节宴会……他就是美国罗斯福总统所提名的、蒋介石的私人政治顾问欧文·拉铁摩尔。此时的拉铁摩尔已经是一位有关中亚地区研究的著作等身、享有国际盛誉的学者。而长期的海外生活与工作的经历，造就了拉铁摩尔广阔的视野与深邃的洞察力，这更是一般书斋学者所无法比拟的。

蒋介石非常殷勤地迎接拉铁摩尔的到来。令蒋介石意外惊喜的是，这位美国顾问居然能听懂他那口甚至令许多中国下属也头痛的宁波官话！这是因为在拉铁摩尔幼年时，照料他的一位女佣人也是宁波人，而在他学讲英语之前，甚至还会讲一点宁波方言！从那时起，蒋介石和拉铁摩尔完全用汉语交谈，这自然有助于他们之间建立起一种真正相互信任的关系。

作为政治家的蒋介石和拉铁摩尔谈的第一件事就是：“罗斯福总统对德国入侵苏联有何高见？”拉铁摩尔答道：“（罗斯福）总统认为德国人将向纵深推进，但苏联将重振旗鼓，最终战败的是德国人，苏联人将赢得胜利。”“不错！我同意总统的观点。我所有的将军都告诉我德国人将获胜，但我认为苏联人能坚持下去。”蒋介石非常兴奋地回答道。

作为蒋介石唯一的外国私人顾问，拉铁摩尔的薪水由蒋介石的国民政府支付，他的生活得到了很好的照顾。平时，拉铁摩尔不必每天去办公室上班，也不必定期去见蒋介石。他只需在家里阅读材料，接待来访者。而蒋介石和宋美龄常常派他的亲信秘书来找拉铁摩尔，请他过去谈谈。在外人看来，当时的拉铁摩尔对蒋介石的影响一定很大，故而形形色色的人都会说：“啊，拉铁摩尔来了！我们过去跟他聊聊。或许他能在蒋介石面前替我们美言几句。”但事实上，对于中国政治素有研究的拉铁摩尔从未主动向蒋介石提建议，因为他深知，“在那样的形势下，你越是想多提建议，多发挥影响，你所能发挥的影响就越小。倘若人们在某个问题上征询你的意见，你直截了当地提出自己的看法，那么你很可能具有影响力。”

毫无疑问，拉铁摩尔同在重庆的其他人一样，一直受到特务的监视。拉铁摩尔甚至连日记都不写，因为那也是不安全的——他没有可靠的地方可以把自己的东西锁起来。拉铁摩尔深信，倘若他要一个保险柜，那会引起怀疑——他相信在自己离开房间时，会有人进来四处寻觅，看看拉铁摩尔是否写了什么。这就是他在晚年回忆其重庆往事的某些细节常常使他伤脑筋的原因。

考虑问题时像个中国人

在结识蒋介石后，拉铁摩尔认为蒋介石决非圣人，但也不是十足的无赖。蒋介石的经历中既有巨大的成功也有严重的失误，诸如1927年的镇压共产党，当1931年日本入侵东北时没有加以抵抗日本等等，尽管如此，拉铁摩尔认为，蒋介石对抗日战争仍是至关重要的人物，并且在1938年汪精卫投降日本的关键时刻防止了中国的分裂。

鉴于拉铁摩尔对于中国边疆史的深入研究，蒋介石建议拉铁摩尔说：“你曾在边疆地区广泛游历。战后，当全面解决问题的时刻到来时，边疆问题将随着日本人的离开而成为首先需要解决的问题。这将牵涉到苏联。”他要拉铁摩尔就战后处理东北、新疆和蒙古问题各写一份备忘录。

拉铁摩尔在这些备忘录上花了大量时间。例如在关于东北的备忘录中，拉铁摩尔建议蒋介石招募东北青年，将他们偷渡到重庆，安排在国民党有关的学校中给予优厚的待遇，尽快提拔他们。然后当战争结束，蒋介石的先头部队进入东北时，他们将由这些操东北口音的人陪同。这些人将作为国民党的代表与他们的老朋友相会。蒋介石对于拉铁摩尔的工作表示感谢，对备忘录则未加评论。但是显然蒋介石对于这位顾问是满意的，他甚至将拉铁摩尔和宋子文进行了当面的比较：“宋子文在美国待了这么长时间，他考虑问题时像个美国人——在我看来不是一个很聪明的美国人。你，拉铁摩尔先生，考虑问题时比他更像个中国人。”

政治伙伴式的蒋氏夫妇

接触到蒋介石，宋美龄自然而然就成了拉铁摩尔的朋友，拉铁摩尔对于这对夫妇的评价是：政治伙伴式的夫妇，这两人的结合政治因素大于感情因素。拉铁摩尔注意到，蒋介石夫妇并不完全相信对方。他认为，蒋介石皈依基督教是出于政治原因。宋美龄很快就认识到炫耀其基督教徒身份以获取美国选民支持的政治作用。美国人把她看成是现代中国的象征，认为蒋介石就其出身而言只是个军阀，甚至连英语都不会讲，而他的妻子则受过美国教育，因此她应该是蒋介石政府的真正主心骨。事实并非如此：蒋介石充分利用她在美国的声望，宋美龄的价值和重要性被过分夸大了。

晚年的拉铁摩尔回忆起当蒋介石想同拉铁摩尔私下谈论重要事情时，便会邀请拉铁摩尔到他们在重庆郊外的乡村别墅度周末。黄昏时分，他们三人坐在阳台上交谈，使用的语言是中英文的古怪混合。有时蒋介石问拉铁摩尔某个问题，拉铁摩尔以中文作答，然后宋美龄用中文补充一些她想增加的东西。有时候宋美龄用英语问拉铁摩尔某事，拉铁摩尔以英文回答，拉铁摩尔还未来得及把他的话替蒋介石译成中文，宋美龄就转向蒋介石道：“拉铁摩尔先生说……”，她自己把拉铁摩尔的话翻译了过去。

拉铁摩尔记得宋美龄跟他总是用英语交谈，从未用过中文。但正是因为注意到蒋介石和宋美龄之间缺乏完全信任，拉铁摩尔在用英语回答她的问题时，常常十分谨慎。黄昏时分的这些谈话通常由宋美龄支配着，蒋介石听任她高谈阔论，一直谈到很晚，最后宋美龄感到疲倦了，起身去睡觉。这时蒋介石才拉过椅子，将话题转入正题。

当拉铁摩尔继续待在蒋介石的别墅时，宋美龄常邀请拉铁摩尔长时间的散步。有次散步时宋美龄告诉拉铁摩尔：“我们的苏联顾问素质当然不高，因为现在苏联正遭到德国人的进攻，他们需要自己所拥有的每一位能干的军官。所以我们得到的顾问都是三四流的。”结果苏联人对中国未能适当地发挥苏联顾问的作用感到反感，撤回了他们的军事代表团，该团团长回到苏联后成为保卫斯大林格勒的英雄之一——这就是著名的瓦西里·伊万诺维奇·崔可夫将军。

有个星期天下午，在一次长时间散步中，拉铁摩尔了解到宋美龄为何憎恶何应钦的原因。宋美龄介绍说，当蒋介石1936年12月在西安被扣留的消息传来后，南京政府内部在和张学良杨虎城谈判还是进攻的问题上进行了激烈的争论。宋美龄提出在那种情况下，她和澳大利亚顾问端纳以及宋子文都愿意去谈判。但何应钦称：“我们绝对不能谈判。我们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轰炸西安。”这时有人插话说：如果轰炸西安，蒋介石可能被炸死，或者因叛军报复轰炸而被处死。何应钦答道：“要是他被杀死，那太糟了，但他是个军人，必须冒军人该冒的风险。”宋美龄的解释是：“何应钦希望他丈夫毙命，然后他将得以夺取最高军事权力。”

令拉铁摩尔大吃一惊的是，宋美龄并不是许多美国人想象中的彻头彻尾的亲美人士，她多次非常气愤地跟拉铁摩尔讲起她爸爸宋耀如——他通过为美国传教士效劳而发迹——常被美国人当作出身低贱的中国人对待。宋耀如在内地旅行，访问中国的基督教团体，散发宗教材料和小册子。当他回来向在上海的美国传教士汇报时，他必须站在坐着的白人面前，美国人从不请他坐下。宋美龄认为美国人对她本人的态度也常常是这样的：“哦，她当然聪明，但她毕竟只是个中国人。”她觉得他们的态度是种族主义的和自高自大的，她对此深恶痛绝。那就是为什么无论她何时访美，都坚持最高规格礼仪的原因。

他眼中的蒋氏家族

宋美龄散步时告诉拉铁摩尔的情况，加上其他人向拉铁摩尔传递的小道消息，使拉铁摩尔能看清蒋氏家族的一些内幕。宋美龄与其弟弟宋子文的关系紧张。两人都有权力欲，拉铁摩尔猜测他们为了被看成最权威的美国问题专家而展开竞争，这种专家不是精通美国政治，而主要的是了解美同政界要人的内情，诸如哪些人讲话算数，哪些人不算数。

另一个原因是，在财政与经济事务中，宋子文和孔祥熙是对手，由于宋美龄和她大姐宋蔼龄的关系十分密切，她们携起手来对付宋子文。在财政事务上，宋美龄完全信赖孔祥熙。蒋介石也信任孔祥熙而不信任宋子文，尽管宋子文由于其大肆宣扬的与美国金融界和财界的联系在某些方面是有用处的。

宋美龄受宋蔼龄的影响甚巨，政治上蒋介石信任他的姨姐宋蔼龄甚于信任自己的妻子。他把对孔祥熙的信任推及宋蔼龄，当然他完全清楚孔宋之间的竞争，并且在政治上利用这种竞争。在一个弥漫着恶意的、互相矛盾的政治流言的城市里，拉铁摩尔惊讶地发现，人们几乎普遍地憎恶宋蔼龄，大家都相信她控制着某个银行，每当中国货币发生新的大幅度贬值时，她便通过这家银行购进美元。介于宋蔼龄和宋美龄之间的姐妹宋庆龄是孙中山的遗孀。她一贯主张与中共合作，不赞成其姐妹的政治立场。她住在自己的一套舒适的房子里，但那倒很像是一种舒适的软禁，因为人们不能随便拜访她。拉铁摩尔认为宋美龄是三姐妹中最漂亮的，她以美国而非中国的方式发挥其美貌的作用，尤其是对外国人。正如人们常说的：“孔夫人爱钱，蒋夫人爱权，孙夫人爱人民。”拉铁摩尔本人也深深觉得宋蔼龄有一个极为敏锐却又毫无顾忌的金融头脑，宋美龄对权势感兴趣，而宋庆龄则是一位十分正直、坦率而诚实的女性。

1942年12月，在拉铁摩尔在重庆度过的唯一一次圣诞节期间，他应邀参加蒋氏家族的圣诞节宴会。虽然宋庆龄一向讨厌蒋介石，但为了家族的面子，她当然不能被排除在外。宴会是在宋氏三姐妹中某一位的家里举行的，拉铁摩尔是唯一的外宾。

回国以后

当1942年11月拉铁摩尔辞去蒋介石顾问的职务回到美国之后，他从孔祥熙的儿子孔令杰那里收到一张1000美元的支票，后者把这张支票作为“委员长的一份礼物”送给拉铁摩尔。但是拉铁摩尔认为这是不应接受的“馈赠”，遂拒绝这笔礼物。回国后任职于战时情报局，为国外分部副主任，负责太平洋战区工作。继续用不同的方式坚决支持中国的抗战。1944年随副总统亨利·阿加德·华莱士访华，曾建议美方施加压力使蒋介石政府调整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随着1949年新中国的建立，追究是谁把中国搞丢了成为美国政界的热门话题。参议员麦卡锡打起了这一大旗，到处抓所谓的“特务”、“内奸”和“不忠分子”。毫无强大政治势力保护的拉铁摩尔不幸成为麦卡锡主要的猎捕对象。虽然事实证明拉铁摩毫无所谓的“问题”，但是已经被搞“臭”了的他在63岁那年不得不离开故国，亡命英国，在英国中部的里兹大学继续他的中国历史和文化的研究工作。等到85岁他再回到美国时，已是垂垂老矣。1989年5月，拉铁摩尔逝世于美国。著有《亚洲问题解决》、《美国与亚洲》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