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碑（音hàn bēi）即 汉代碑刻。碑文字体以隶为主，碑额文字多用篆书。汉碑（包括拓本）流传甚多﹐著名的有《张迁碑》《乙瑛碑》《华山庙碑》《礼器碑》《史晨碑》《曹全碑》等。

在东汉晚期的仪式化，使它取得了官方正体的地位，由此．隶书由出自徒隶的庶民化书风，一跃而成为庙堂体。隶书的这种“文本”演化，超出了它的原初文化学规定，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文化误读”。

在很大程度上，汉隶则是以汉碑为典范的，也就是说隶书与碑的结合才在终极意义上为隶变的完成提供了客观条件。在汉碑之前存在的简帛书法虽然已具有隶书的性质和风味，但它本身所包蕴的多极发展方向，使其处于一种不定的隶化进程中，而难以构成隶书的完型。汉碑是东晚期石刻制度仪式化及隶变终结的产物，官方碑刻制度的建立与隶书本体语言的高度成熟为汉碑奠定了文化物质基础。由此，站在书史立场上，虽然不能无视简帛书在隶书进化过程中的推动作用，但将汉碑视作隶书的典范却无疑是符合书史事实的。

汉碑是东汉丧葬制度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由此，所谓汉碑即指神道碑，这是汉碑与一般汉代刻石的重要区别。“今人谓文之载于石者皆曰碑，其实不然，刻碑之兴，当在汉季，古只谓之刻石。”墓碑的前身是碑。碑是古代宫庙门前及墓地用测日景、拴牲口以及穿绳作辘轳引棺下葬的竖石。据文献记载，碑早在周代就已产生。《仪礼·聘礼》：“东面北上，上当碑南。”郑玄注：“宫必有碑，所以识日景（曩），引阴阳也，凡碑，引物者，宗庙则丽牲焉以取毛血。其材，宫庙以石，窆用木。”《礼记·檀弓下》：“公室视丰碑。”郑玄注：“丰碑，断大木为之，形如石碑，于椁前后四角树之，穿中，于间为鹿卢，下棺以乡率绕。天子六率四碑，前后各重鹿也。”《礼记·丧服大记》：“君葬，用辅，四绰二碑……大夫葬，用辐，二绰二碑……土葬，用国车，二绰无碑……凡封用绰去碑负引。”郑玄注：“凡柩车及圹，说（脱）载除饰而属绋于柩之缄，又树碑于圹之前后，以绋绕碑之鹿卢，鞔棺而下之。”

墓碑即源于周代圹墓用的 大木为之“丰碑”。后因木质容易朽烂，遂改为石制。《释名·释典艺》：“碑，被也。此本葬时所设也。施其辘轳以绳被其上，以引棺也。臣子追述君父之功美，以书其书。后人因焉，故兼建于道陌之头，显见之处，名其文，就谓之碑也。”

战国至西汉是墓碑的酝酿期，这个时期出现的秦代纪功刻石以及墓前石雕、坟坛，墓表、墓碣等墓地铭刻物是东汉墓碑产生的重要源头。

进入东汉中后期，特别是恒、灵之世，墓碑的发展达到成熟、鼎盛阶段。“汉以后，天下送死者靡，多作石室、石壁、碑铭等物”。东汉盛行厚葬，这在客观上促进了墓碑的发展成熟。至此，无论是形制，还是书体、文体、墓碑的发展都极尽完美，完成了由上古穿绳引棺的丰碑到“追述君父之功美”的墓碑的演变。

汉碑的形制，可分为碑座，碑身和碑首三部分。碑座称“趺”，为长方形：有龟趺、方趺等。碑身则为长方形竖石，正面谓“阳”，刊刻碑文；碑的反面谓“阴”，刻题名；碑的左右两面谓“侧”，也用以刻写题名。碑首称“额”，用以刊刻标题，有半圆形，圭形和方形三种类型，四周多刻有螭龙、蟠螭雕饰。此外，“首多有穿，穿之外或有晕者，乃墓碑施鹿虚之遗制。”汉末魏晋以后，穿晕逐渐消失。

与汉碑体制的高度成熟相适应，汉碑碑文也已成为典型化的文体，即诔文。文字多达千字左右。详细记载墓主的姓名、职官、功绩、生卒日期以及立碑人书碑人姓名，并有华丽腴饰的四言韵文的颂词。

东汉晚期，汉碑构成礼仪文化的中心“语境”，同时，儒学也开始向汉碑全面渗透。一个明显的事实是，汉碑多出在儒学中心的黄河下游的山东地区，尤其是山东省济宁市地区，有“天下汉碑半济宁”之称。这个时期，汉碑在整体上已消蚀掉早期汉隶的博大气象和自然意味，但由于刀与石的营构，进一步夸张修饰了简帛书法的特征，使汉隶在本体语言上趋于全面成熟。

传世汉碑数量庞大，风格类型多样，被称为“一碑一奇，莫有同者”。由此，从风格类型方面研究汉碑便构成一个专门的课题。

朱彝尊在《西岳华山庙碑跋》中说：“汉隶凡三种，一题方整，《鸿都石经》 《尹宙》《鲁峻》《武荣》《郑固》《衡方》《刘熊》《白石神君》诸碑是已。一种流丽，《韩勃》《曹全》《史晨》《乙瑛》《张迁》诸碑是已。一种奇古，《夏承》《戚伯著》诸碑是已。”王澍在《虚舟题跋》中说：“汉碑分雄古、浑劲、方整三类。”康有为《广艺舟双楫·本汉》则将汉碑分为：“骏爽，疏宕，高深、丰茂、华艳，虚和，凝整、秀额八类。此外，还有学者依据制作目的将汉碑分为五类：歌颂神冥灵验者，有神碑，神庙石阙；记述祖庙祭祀与修造者的庙碑；歌颂个人德行者，有德政碑、墓碑、墓门石阙；纪念土木工程完工者，有竣功纪念碑。其它，有画像题字，墓记，买冢记，石经等。这种分类充分体察到汉碑的文化功用，并将汉碑不同书风的形成与汉碑体制结合起来加以考察。因而这种分类视角较之仅仅从审美形态上划分汉碑风格类型无疑更具有史学认识价值。

根据汉碑的书体特征和风格倾向，汉碑可概括分为以下三类：

方拙朴茂，峻抒凌厉

这类汉碑有《张迁碑》《鲜于璜碑》《建安六年残碑》《衡方碑》《张寿碑》《耿勋碑》《刘熊碑》等。这派汉碑在图式上尚保持着早期汉隶朴拙博大的气象和自然意味，是最能体现汉碑雄强一路的作品，它们没有同期大多汉碑所表现出的精丽典雅、八分披拂的装饰意味，笔法方拙简真，尤见刀意。从隶变渊源来看，这类碑刻受简帛书法的影响极少，而是直接从西汉石刻嬗变而来，所不同的是，西汉石刻由于未脱篆意，线条追求圆厚，而这类作品则以刀掩笔，呈现出方拙峻厉的意态。这类碑刻以《张迁碑》为代表。由于在笔法方面与同期汉碑存在着巨大的反差，后世对其笔法往往大加诋詈： “其字颇精，惜摹不工，全无笔法，阴尤不堪。”（清万经语）所谓“全无笔法”是指《张迁碑》不合汉碑蚕头雁尾，左规右矩之旨。事实上，《张迁碑》笔法在隶变趋于终结的东汉晚期出现，已具有楷隶之变的超前意义，其用笔开魏晋风气，是楷化的滥觞。康有为认为：“《张迁表颂》其笔画直可置今真楷中。”由此，以《张迁碑》为代表的方笔派汉碑在书史上不仅具有风格类型价值，同时，也具有深刻的书体变革意义。

典雅凝整，法度森严

这一类汉碑根据笔法可分为二类：A：肃括内劲：代表性汉碑有《礼器》《史晨》《乙瑛》《华山庙碑》《娄寿碑》《张景碑》《建宁残碑》《朝侯小子残碑》《李孟初神碑》等。这类作品皆为典型的庙堂正体，因此，刻写具精，八分披拂，装饰意味极浓。由于这类作品受儒家中和美学思想的整体笼罩，因而，其审美范式在很大程度上消解了对早期汉隶庶民化倾向的遵循，将简帛书法的“逸笔草草”做了有效的限制，而使其呈现出情理交融，文质彬彬的审美风范。在笔法上，这类碑刻在充分吸取汉简笔法的飘逸灵动的基础上，又加以刀法的融摄，从而使线条呈现出刀笔结合所特有的遒劲肃括、内敛潇落的颜致；B：灵动飘逸：这类碑刻有《孔宙碑》《尹宙碑》《韩仁铭》《仓颉庙碑》《孔彪碑》《曹全碑》，这一类碑刻纵逸飞动、笔势开张，左右分驰，极尽其势，“虽规短整齐，一笔不苟，而姿媚却自横溢，此类汉碑直接由简帛书法演化而来，在笔法上充分吸取了汉简的灵动韵致，刀不掩笔，注重笔墨书写意味的传达，这是《孔宙碑》《仓颉庙碑》，与《礼器碑》《史晨碑》最大的不同点。因为庙堂正体，一为典重萧括，一为飘逸灵动，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二类碑刻对刀笔的不同倚重所致。

奇古浑朴，诡谲多变

这类碑刻有《夏承碑》《礼三公山碑》《鲁峻碑》。此派汉碑气格高古，带篆籀遗意，隶变程度不高，具有强烈的复古倾向。与一般汉碑在书体，笔法方面差别很大。孙承泽《庚子消夏记》评《夏承碑》云：“其字肃中带篆及八分。洪承相为奇怪，真奇怪也。有疑其伪者，然笔致有一股英豪之气，决非后人所能及。康有为《广艺舟双楫》评其书“高浑”，并云：“然有芝英、龙凤之势，盖以为中郎书也。吾谓《夏承》自是别体，若近今冬心，板桥之类。以《论语》核之，中非中郎·书也。”在笔法上，这类碑刻崇尚圆笔，极意波发，“凡勒笔、磔笔、擢笔，挑起处极丰肥。”（清万经语）《鲁峻碑》在这一点上表现得尤为突出。杨守敬《平碑记》云：“丰腴雄伟，唐明皇、黍季海亦从此出，而肥浓太甚，无此气颧也。”这类碑刻由于追篆籀笔意，存有明显的复古倾向，因而在汉碑中处于非主流地位，影响很小，存数也不多。不过，此类碑刻对唐代隶书及北朝中后期摩崖经体书法却产生较大影响。

汉碑由庶民化的-早期汉隶演变而来，因而，作为庙堂正体的汉碑虽然出于文化功用目的而不得不对其所自出的早期汉隶——简帛、孽崖书法进行图式修正，但它却无法从整体上消除掉早期汉隶所具有的强烈的生命感，整体性力量和气势，由此，简帛、摩崖书法基于审美自由的生命原初力在很大程度仍然支配、影响着汉碑的风格生成，这也是构成汉碑千姿百态，风格类型多样化的一个重要史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