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书是湖南江永女书专用的汉语方言音节表音文字。女书作品书写在精制布面手写本（婚嫁礼物）、扇面、布帕、纸片上，分别叫作“三朝书”“歌扇”“帕书”“纸文”。有的绣在帕子上，叫“绣字”。

女书的使用者主要是汉族妇女，也有当地一些放弃瑶语只用汉语的平地瑶妇女使用，是汉语方言的音节文字。女书靠母亲传给女儿，老人传给少年的自然方式，一代代传下来。“女书”是人类历史上一个独特而神奇的文化现象，也是中国语言生活中的一个奇特现象。

永州古代叫做零陵，贬谪永州的唐代文学家柳宗元留下的《捕蛇者说》：“永州之野产异蛇，黑质而白章，触草木，尽死。以啮人，无御之者。”女书故乡江永县就在这样的偏僻地域，而且是在永州市南端，跟广西交界的南岭山脉的都庞岭中。

女书，严格讲应称为“女字”，即妇女文字，是一套奇特的汉字。它不仅符号形体奇特，记录的语言奇特，标记语言和手段奇特，流行的地区、社会功能和传承历史也很奇特。

女书脱胎于方块汉字，是方块汉字的变异。经过研究，女书基本单字共有1000个左右。女书字的外观形体呈长菱形的“多”字式体势，右上高左下低。斜体修长，秀丽清癯。乍看上去似甲骨文，又有许多眼熟的汉字痕迹。

关于女书所记录的语言，经过语言专家的调查研究确定，它既不是湘语、西南官话，也不是瑶语；而是一种流行在江永一带的汉语土话。是音节表音文字，一个字基本上对应一个音节。

女书作品绝大部分为七言诗体唱本，其载体分纸、书、扇、巾四大类；内容大多是描写当地汉族妇女的婚姻家庭、社会交往、幽怨私情、乡里逸闻、歌谣谜语等。女书作品所涉及的内容十分广泛，因而从这些女书作品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当地妇女的整体形象。

女书具有文字学、语言学、社会学、民族学、人类学、历史学等多方面的学术价值，因而被国内外学者叹为“一个惊人的发现”“中国汉语文字历史上的奇迹”。

女书作品内容可以分成以下类型：

1．喜庆作品，例如《三朝书》《哭嫁歌》等；

2．祭祀作品，包括追悼刚刚去世的亲人和祈祷神灵；

3．交际作品，涉及交往、感谢、慰问、责骂等信件；

4．记忆作品，包括日记和传记；

5．教育娱乐作品，例如《四字女经》等伦理作品，《太平军过永明》等历史故事，《孟姜女》等传说故事，还有歌谣、谜语等；

6．歌曲作品，例如《中国女书》等。

女书的本质上属于音节表音文字，一个字基本上记录一个音节。女书是汉语记录历史上的一个文字奇迹，可以认为是比反切更加简单的最早的汉语拼音。

女书的外表特点是字的整体轮廓呈现长菱形，笔迹秀丽娟细，造型独特，所以也被叫作“长脚蚊”。搜集到的字将近2000个，但是去掉异体字和错别字，实际使用的字只有大约600个。记录的是当地方言的“土话”，也就是用“土话”朗读或者吟唱。江永土话又五花八门，从声调就有4个、5个、6个、7个的不同。女书流行的上江圩镇是6个声调，县城是7个声调。因为由于湘语永全片难懂，分歧大，只在局部乡村流行，当地还通行从广西引进的官话。江永全县的官话就非常一致，官话只有4个声调。

女书的字来自部分简单的汉字，而且做了许多简化和改造。笔画简化成点、直线和弧线3种。根据湖南师范大学语言学者彭泽润教授研究，女书改造汉字的目标和方式如下：

改造汉字的目标

1．整体倾斜。通过整体倾斜，形成菱形结构。例如“口”变成了“？”。几乎都可以向左边倾斜，少数字还可以向右边倾斜。

2．改造成圆点笔画。把本来就短小或者次要的笔画改造成点，而且是圆点。例如“火”字“人”以外原来有一定长度的两个点改变成圆点。有时把次要线条笔画变成点，例如“正”，把其中“工”以外的两个笔画变成点。极端的例子是“亥”，整个字就是4个点构成，点分别安放在“？”空间的4个角的位置。

3．改造成匀称的线条笔画。第一，把原来水平和垂直的笔画保留少量减少长度的“横”和“竖”，其余改造成倾斜的长线条，形成“斜”，分成“撇斜”和“捺斜”两种直线笔画，例如“井”的横变撇斜，其余变捺斜。斜线笔画，取消原来“提”和“横”的书写方向，一律采用原来“撇”和“捺”的书写方向。第二，把笔画大小变化取消，一律写成大小一致的线条，有的改造成直线，例如“大”中的“人”，有的改造成弧线，主要变成“左弧”和“右狐”，例如“八”和“个”中的“人”。

改造汉字的方式

1．分解和合并。把转折的线条笔画分解或者合并。有的在转折位置分解成不同笔画，例如“口”原来是3笔，女书分解成4笔，写成笔画连接的“？”；同样“又”原来是2笔，在女书中写成3笔。有的简化成弧线，例如“口”也可以写成从左右包围的两个弧线，好像粘贴成圆圈的一对括号“（）”，实际形状像字母“o”，但是要分成2个笔画写。带钩的笔画也这样分别处理，有的直接删除钩，例如“小”中间删除钩以后变成左斜，“七”中的“乚”删除钩以后改变方向写成左弧，形状像“）”，但是“必”中的“乚”写成两笔，形状像“v”。

2．延长和缩短。为了加大跟原来字形的区别，有的延长笔画，例如“山”中间的“丨”突破包围，向下面延长，写成“屮”的样子；有的缩短笔画，例如“曰”的右边的“丨”缩短到下面一半，形成“6”的样子。

3．增加和减少。为了加大跟原来字形的区别，有的增加笔画，例如“中”增加笔画横，变成“申”的样子；有的减少笔画，例如“手”减少笔画横，变成“于”的样子。更多的是减少结构复杂的汉字的部件，例如“炭”减少上边的“山”，其余部份变成了“木+十”的上下结构。“非”左右都有的3横，减少成一个圆点代替。“声”采用俗体字，删除了繁体字“声”的大部分，只留下左上角。

4．转向和转移。无论是笔画还是部件都可以改变结构位置。有的笔画通过改变拐弯方向来改变位置，例如“七”中的“乚”写成拐弯方向相反的左弧线条。更多的是通过转移的方式改变位置，例如“下”把“丨”转移到左下角再跟倾斜的横连接成“v”的样子，整个字像“v？”的样子。部件转移位置的，例如“油”把左边的“氵”改变成平行的3个圆点以后转移到“由”的下面。

5．类化后重复。原来是两个不同部件的复合字，选择一个部件原形或者进一步简化以后的形体，同时用它代替另外一个部件，构成相同部件符合的字，例如“各”写成两个“攵”上下结构的字，“明”写成两个去掉里面两横的“月”上下结构的字。

6．附加部件。附加符号一般表示声调、送气等具有强类化作用的语音特征。在“分”的左边附件小圆圈表示“魂”，从而从记录阴平音节变成记录阳平音节。对“包”这样处理可以记录“饱”这个上声音节。

女书究竟是自源，还是他源，大致有三种看法：即源自汉字说、源自西夏文说和独特的瑶族女性文字体系说。女书的产生时代，也有三种看法：即史前刻划符号说、不早于明代说和明清时代说，第一种观点从女书的字体结构、发音、语法规划等特点入手考证女书起源时代，认为女书是先秦时期商代古人文字的孑遗演变；第二种观点认为女书作为一套能完整记录语言的文字系统产生于中古以后，甚至是明代前后；第三种观点通过女书的史志文献、遗存及内容、传承等方面研究，提出女书起源于明清时期。几种观点虽经多次探讨争论，乃无定论。

一块刻有女书文字的石碑日前在湖南省东安县芦洪市镇斩龙桥上被发现，这是迄今为止首次发现的女书石器实物。专家表示，女书石碑的发现打破了考古界对女书材质、流传地域、性别界限和神秘性的传统认识。

记者在现场看到，女书石碑位于斩龙桥左侧第七级台阶上，为乳白色花岗石材质，已残缺。经测量长0.43米，宽0.34米，厚0.27米，重23公斤，碑的表面和断面磨损严重。从断面可以认定，此残碑系石碑的中间部分，还应当有上下两截。残碑上现存文字符号，有五直行和四横行，行距和字距规则，共有20余字及字痕。

石碑发现者之一、湖南省社科院研究员吕芳文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据清编《东安县志・山水篇》记载，发现碑刻女书的斩龙桥“创自宋代”，距今已有800年左右的历史。

关于“女书”文字的记载，较早的实物另有太平天国（清朝咸丰年间）发行的“雕母钱”。该钱背面用“女书”字符铸印有“天下妇女”“姊妹一家”字样。

江永“女书”的流传

史书不载，方志不述，当地族谱碑文，可说无一蛛丝马迹，外界少有知晓。史载太平天国曾过江永北上。1931年《湖南各县调查笔记》的《花山》条中，有“其歌扇所书蝇头细字。全县男子，能识此种字者，余未之见”的说法。

宫哲兵教授说：“江永妇女文字主要在当地汉族妇女中流行，这种现象在全世界范围内没有先例。它的渊源可能非常古老。”陈瑾教授说：“我们也可设想它是秦以前保存下来的南方某国古文字演化而来，也可以想象是一种汉字的变体。但就目前的资料和现状来说，女书是一种不同于汉字而又借源于汉字的文字。”夏禄教授说：“它有可能是兄弟民族或方言地区人民取材于汉字构件作基础而创造的一种文字；也有可能是和汉字同样古老，在长江流域南方民族中早已存在的原始文字，在一定范围内流传保留下来。”赵丽明教授将妇女字、西安半坡陶文、临产姜寨陶文、二里头文化陶文、马厂类型文化陶文、藁城台西陶文、郑州二里岗陶文、江西清江吴城陶文、古突厥文等举例列表比较后说：“女书古老的痕迹在基本字和移植汉字中都有所体现，尤其是一些基本字带有浓厚的原始特征。江永妇女字和这些古文字的某些相似想象，有两种可能：一是偶合，一是有亲缘关系。”李学勤教授说：“在四川出土的一些兵器、玺印上出现的一种文字，我称之为巴蜀文字乙。巴蜀文字乙的特点是似汉字而非汉字，是方块字而非拼音字、是直行而非横行。它的形体，很有些像唐代以来著称的峋蝼碑的文字。这些和女书构成有无类似之处？……如果女书的湫源真能上溯到上古时期，和它们是否存在某种联系？我们不妨驰想一下。”李荆林先生说“女书起源于刻划符号。”钱玉趾先生说：“妇女字可能起源于天城陶器文字，它与古文字一样属于音节文字。特别是妇女字有实圆点、圆圈形笔画，在汉字中没有，但在彝文字和吴城字符中有，奇怪的是在日本假名文字中也有。”“商代的清江吴城文字可能是江永妇女字的源头。”刘志一教授说：“女书是古夷人的一支——东夷人在舜帝时代利用黄帝、尧帝时代使用的原始古夷文创制的官方文字”。以后，宫哲兵教授又说过：妇女字“大约不会早于明末清初”。以上众说纷纭，尚无一致定论。

关于女书的来历在当地有几种大同小异的传说。

第一种

据上江圩一带妇女传说，古时候荆田村胡家姑娘叫胡玉秀（一说叫胡秀英），才貌出众，被选入宫中作皇妃。有的说是唐朝，有的具体说是宋钦宗的西宫娘娘。在宫中受到冷遇，七年只被宠幸三晚，万般清苦，想给家人写信，又怕太监发现，便创造了女书字。她把这种字写在手帕上，向母亲和要好的姊妹诉说在宫中的苦楚，托人把手帕带回家乡，并告诉亲人看信的秘诀：第一要斜着看，第二按土话读音去理解意思。从此这种文字便在家乡妇女中流传开来。有的还说这位皇妃娘娘曾回来一趟，教会了女友写女书。有的却说是她在家时学会的女书。还有的说是她哥哥造的这种字并教会了妹妹，让她用来给亲人写信。荆田村有“御书楼”遗址，雕梁画柱。据说有皇帝亲笔书匾“育香楼”，直到六十年代初还在，村里许多人清楚地记得。《永明县志》记载：“宋元符年间，进士胡先和，官文华阁学士，有姊玉秀，才学冠时，名达宫掖，蒙赐御书，给大夫禄，因建楼里第以藏御书。”流传女书作品中有《玉秀探亲书》。村中还有所谓皇妃、国舅回乡省亲留下的圆型石制工艺品，已被踏坐磨损不全。据荆田《胡氏族谱》记载，胡氏为宋时从山东青州迁此。

第二种

传说很久以前，上江圩一农妇生下一个女婴，体重九斤，故取名为九斤姑娘。九斤姑娘自幼天资聪敏，纺纱绩麻，织布绣花，无所不会，无所不精。她还异想天开地造出了写土话的女字。所以义年华在回答来访者时说：“只听前人讲古话，九斤姑娘最聪明，女书本是姑娘做，做起女书传世间。”

第三种

据铜山岭农场河渊村的老年妇女讲，女书是从道县传过来的。桐口、荆田村以北十里外的道县新车乡有座庙，相传女书是从这里的神台上烧香化纸买书传开的。很早以前，有一家父女三人采药路过此地，两个女儿走不动了，在地上一坐不起，老人也因悲伤死在这儿。后来这里人杰地灵，来此地祈拜可消灾去病，人们便为他们父女起座庙。哪家有病痛、哪家媳妇不生崽，到庙里拜过，病没了，灾去了，孩子也有了。一传十，十传百，附近百八十里的人都来祭祀求福，而且都是女人。神台上有绣花小红鞋，没有小孩的拿一只回去照样做一双，拿一双回去就做两双。做了鞋就会有小孩，生了小孩再把鞋送回庙里。神台上还有女书。烧过香，化过纸就可以拿一本回去看读（叫“花钱买书”），读过后可以拿来换。最早的神台女书不是用笔写的，而是用丝线绣在绸子上，一卷一卷的。特别是十五、六岁的女孩子，拿了女书回去要照抄一份，跟年纪大的妇女学认学唱学写。以后可以用女书把自己的心里话写出来，悄悄送到神台神龛上，让别人去读、去写。快出嫁的姑娘如果不会唱女歌、写女书，不会做女红，是被人看不起的。

这些关于女书的传说表明：一、女书字形体与女红图案有关；二、女书字形与方块汉字有关，可能是为遮人耳目而进行了变异；三、女书记录的是当地汉语方言土语；四、女书的创制是妇女维护自身利益的迫切需要；五、女书作品内容主要是诉苦，用于女性内部的情感交流。群众的口碑传说为考察女书的起源、创制提供了重要信息和参考依据。

女书的存在，主要是由于中国过去的旧思想使当地女性不可以读书识字：即她们所谓的“男书”，所以当地的女性发明了女书，以作为姊妹妯娌之间交流的通讯方式。而一般男子亦会把女书当成是普通的花纹而不屑一顾。女书的存在已经超过数百年。

旧时当地不少才情女子采用这种男人不识的女书互通心迹，诉说衷肠，将其刺绣、刻划、戳印、书写于纸扇巾帕女红。搜集到的近20万字的“女书”作品，绝大部分为歌体，其载体分纸、书、扇、巾四大类。形式包括女书书法、篆刻、激光微雕、石雕、木雕、竹雕、明信片、女巾、女扇、女书提包等。

女书作品绝大部分为歌体，其载体分纸、书、扇、巾四大类，无论哪种承载方式都十分讲究形式美。如写在纸张上的四角多配花纹，写于纸扇上的多插绘花鸟图案，而织绣在巾帕花带和服饰上的，则是精美的女红工艺品。虽然载体不同，但字体秀丽娟细，造型奇特，古意盎然，有点、竖、斜、弧四种笔画，书写呈长菱形。

其内容多是描写当地妇女的生活，还用来通信、记事、结交姊妹、新娘回门贺三朝等，文体多为七字韵文。每逢节日，女人便聚在一起，吟诵女书作品。没有规范的教材，没有正规的教师和学校，全凭世代用手抄写，民间又有将之殉葬的习俗。

女书作品主要内容是写婚姻家庭、社会交往、幽怨私情、乡里逸闻、歌谣谜语等。也有的编译成汉字的唱本。女书记载的叙事作品就内容而言，并非女性所独创，但通过口头传承进入女书后，便成了女性心灵世界的投影。作品完全用写实手法自叙自叹心比天高、命如纸薄，美好意愿在黑暗中化作泡影的悲苦境遇，并请出民间传说中的神灵帮助逢凶化吉。这些作品的女主人公不仅都是个性张扬的“女强人”，强烈要求和男性地位平等，而且她们极端厌弃鄙视男性所热衷的功名富贵。

《女书传奇》，欧阳红艳编著，永州市委常委、市委宣传部长董石桂主编，山东省人民出版社2008年5月出版，是《永州这本书》丛书之一。永州市文联限量发售。内容如下：

一、“女书”之乡

（一）江永县及其“三千文化”

（二）“女书”的分布与发掘

二、“女书”探奇

（一）“女书”的产生及其本质特征

（二）世界上独特的女性文字

三、女书习俗

（一）做女红

（二）坐歌堂

（三）结姊妹

四、“女书”艺术

（一）“女书”的文学特色

（二）“女书”的书法艺术

五、“女书”传承

（一）“女书”的传承方式

（二）“女书”传人

六、“女书”保护

七、“女书”原作

《世界唯一的女性文字——女书》，周冶陶、宫步坦编著，明华印书馆2009年2月版，本书详细记录了女书1982年被发现的经过，女书中的情感、信仰与艺术，女书的传承与保护，与女书有关的女性习俗等内容，并分篇介绍了著名的女书传人、著名的女书研究专家和著名的女书书法家，还对湖北新发现的几种未识别文字进行了介绍。

女书是一种由民间妇女创造的文字，未经规范。《女书通——女性文字工具书》2007年出版，以女书标准字作为规范方案。《女书通》具有女书译汉字与汉字译女书两种字汇的功能：通过女书标准字音节索引可以查出：江永土话的每个音节、每个音调，有哪几个对应的女书文字，它们中间哪一个是标准字，这个女书标准字的标准书写方法是什么；通过女书标准字笔划索引，可以根据一个标准字查到它所能代表的多种汉字意义，也能够查到它的多种同音字，还能够查到它在其他7种女书字典或字汇中的写法；通过汉字译女书索引，可以查出与一个汉字相对应的女书标准字怎么写，怎么发音，与这个汉字对应的女书标准字有哪些同音字。

《中国女书合集》赵丽明主编中华书局，所收资料占所能见到的女书原始资料的90%以上。另外一本女书专著《中国女书集成——一种奇特的女性文字资料总汇》十集不分卷 赵丽明主编、周硕沂译注、陈其光译注校订。包括：贺三朝书八十二种、自传诉苦歌三十六种、结交老同书二十二种、传说叙事歌三十二种、祭祀歌七种、婚嫁歌五十六种、民歌八十七种、谜语四十七种、翻译作品二十九种、书信三十种。

文化大革命之前，主人去世后，它们多作为殉葬品焚化或掩埋，只有很少的作为纪念品珍藏保留，因此民间遗存极少。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有大量女书作品被销毁。一方面，作者担心自己用女书书写的秘密会被识破；不少红卫兵基于“破四旧”的缘故，把这些神秘的文字当作“四旧”来破坏。文化大革命之后，只有少量女书作品得以保留下来。另一方面，文化大革命之后，由于女性的文化水平提高了，女性之间不需要使用女书亦可交流，很少有妇女学习女书，女书开始濒临灭亡。

1982年，江永县委宣传部干部张国权、唐善军下乡采访，发现在当地妇女中流传一种特殊文字符号，由新闻干事唐善军写成新闻稿《江永发现妇女文字》在《湖南日报》发表。见报后，正在江华瑶族自治县采风的武汉大学宫哲兵教授（时任中南民族学院教师）随即赶往江永考察研究，在当地学者周硕沂的帮助下，宫哲兵写出了《关于一种特殊文字的调查报告》，发表于1983年第3期《中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这是公开发表的第一篇介绍女书的学术论文。紧接着，宫哲兵又在1983年第16届国际汉藏语言学会议（美国）上发表了论文《湖南江永平地瑶文字辨析》，首次将女书介绍到国内外，引起国际汉藏语言学家的极大兴趣，被称为“一个惊人的发现”。1986年，宫哲兵教授出版了全世界第一部女书研究著作——《妇女文字与瑶族千家峒》。

此前，江永县文化馆干部周硕沂于1954年下乡辅导农村文活动，在上江圩镇葛覃村结识了女书创作人胡慈珠，得到了一批女书作品原件，并学会了一批女字，并以《蚊形字》命名、翻译收入油印本《江永县解放十周年志》。这是载入史册的第一篇女书作品。

1956年冬，湖南省在长沙举行全省文艺调演，省博物馆担任摄影工作的干部李正光，在周硕沂住处见到一副女书对联，意识到可能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遂向领导汇报请示，于1957年初由周硕沂陪同到江永县上江圩一带考察。他们搜集了一批女书原件，周硕沂将其中一部分翻译成汉字。李正光回长沙后，很快整理出一篇文章，把这种文字命名为“妇女字”，连同一些女书原件投寄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中国语文》杂志。时任《中国语文》编辑的潘慎看到了李正光投寄的文稿和女书原件，并在此基础上，撰写了《稀有文字——妇女字》一文。由于缺乏普遍认知，上述两文未能发表。

1958年，一位江永妇女到北京寻亲，她用土话与女书文字与人交流，既没有人能听得懂她的话，也没有人能认识她写的字，引起公安机关注意，将其所写文字送请文字专家辨认，也无人能识，这是女书第一次进入专家视野，却没有引起足够重视。1968年，湖南省公安厅发现另一位瑶族妇女的文字无人识别，便将这些文字带到北京，请中央民族学院语文系教师辨认，亦无人能识。

1979年，周硕沂重新回到江永县文化馆工作，受县文化局委托，执笔编写《江永县文物志》，就将《江永县解放十周年志》收录的《蝇形字》一文稍作修改、补充，约2000字，收入其中。该文初步谈到了女书流行的地域、使用范围、记录土话等特点。

1982年，《江永县文物志》稿由湖南省文化厅转发全省交流，江永“蝇形字”引起了一些学者的关注。

1983年，宫哲兵《关于一种特殊文字的调查报告》在中南民族学院学报发表，引起国内外学术界的广泛关注。中国人民大学报刊复印资料《语言文字学》全文转载，《人民日报》（日文版）以六个版面详加介绍。

1984年10月，光明日报社主办的《文摘报》报道了女书的发现。接着，湖北电视台到江永县拍摄并播出了有关女书的新闻片。1985年6月，中央电视台在晚间新闻中报道了女书的发现。同年9—10月，中南民族学院组织103人的调查队，在彭英明教授率领下到江永调查女书和千家峒情况，收集到十九件女书原件，一万多字。1986年5月，中央电视台播出专题片《奇特的女书》节目，向海内外报道了中国发现女性文字的消息。接着，中央新闻电影制片厂在《零陵七绝》中专门制作了《江永女书》影视专题片，在国内外发行。随后，中国新闻社和新华社分别发布了“湖南发现女书”的新闻消息，在国际上产生了很大的影呼。美国、日本、法国、加拿大等国家的报刊、电视台纷纷转载、传播，美国史凯珊、中国台湾姜葳、法国裴书馨、德国艾娃、日本长尾一郎和远藤织枝等著名学者先后到江永参观考察、研究女书，女书的影响越来越大。

就在“女书”在最后只有少数老年妇女才能阅读和书写，从20世纪末开始，通过一批学者努力，这种罕见的女性字符才被世界所了解和认识，并引起了海内外的浓厚兴趣和广泛关注。作为一种独特罕见的文化遗存，中国政府也开始重视保护女书。集研究基地与旅游于一体的“中国女书”村已于2003年底落户江永。

2001年5月18日在中南民族大学中国女书文化抢救工程

2004年9月20日，阳焕宜——最后一位女书老人谢世。

“女书”是一种独特的文化“化石”，对研究人类文字和文明的起源、女性文化和民族的起源以及文明的发展历程等方面，在人类学、民族学、社会学、语言学、文字学、民俗学、考古学等各个领域，都有重要价值。

国家非常重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2006年5月20日，该民俗经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坐歌堂、女红、婚礼贺、三朝书等说明，女书具有习俗功能、礼仪功能。礼仪是社会价值观的规范化、程式化、制度化。这种礼俗化的凝固，使女书文化由女性的需要成为全社区的必要。

农事歌、儿歌等说明，作为母亲文化，女书具有教化功能、传授功能。底层劳动人民的社会历史知识、生产生活技能以及道德培养，只能通过长辈的口耳相传、自己的体验以及民间文艺的欣赏来获取。女书作品内容的丰富，不仅使妇女的聪明才智得以升华、陶冶。同时，也传承了知识、伦理。

高银仙（已去世）

义年华（已去世）

阳焕宜（已去世）

蒲丽娟

林莹（何静华、蒲丽娟、林莹是三代女书自然传人）

相关电影、歌曲

《雪花秘扇》根据华裔女作家邝丽莎同名英文小说改编，讲述发生在清末和当代两段女人之间的凄美情感故事。现代戏里，尼娜和苏菲是很要好的朋友，偶然的机会苏菲从姑姑口中听到了一个故事。

在很久以前的湖南江永，女人必须缠足，生活与外界几乎隔绝，但她们彼此间拥有独特的沟通密码：女书。有些少女结为“老同”，在扇子或巾帕上绣写女书互通心迹，她们如同精神上的婚配，情谊可延续一生。

在姑姑的组织下，苏菲和尼娜结为了“老同”。时光回退到1800年的江永，百合与雪花年仅7岁便结为“老同”，在历经饥荒与叛乱后，她们一同省思媒妁之言的婚姻，以及为人母的悲欢，在彼此身上找寻慰藉。然而一场误解的产生，让她们终生的友谊遭到崩解的威胁……

由上海电影集团和福克斯探照灯等联合出品，传媒大亨默多克之妻邓文迪与米高梅主席之妻弗劳伦斯·斯洛恩监制，著名华裔导演王颖执导的影片《雪花秘扇》，已定于2011年暑期档公映。此前影片一直处于保密状态，只有外媒曝光过几张现代戏部分李冰冰、全智贤的剧照。

“女书”作为“老同”交流的工具，只写在折扇及巾帕上，只在女性间流传，不为男性所识。据了解，片中李冰冰、全智贤均有不少书写女书的镜头，因女书字型奇特，实拍前两人均做足功课，彻夜练字。

高校女生设计“女书”旗袍获国家专利

2012年11月15日，5名湖南女子学院的学生身着“女书”旗袍在校园里亮相。据这5套旗袍的设计者周京晶介绍，“女书旗袍”分为红、黄、青、蓝、紫五件不同颜色的，旗袍上有大小不一的“女书”，相互构成精美、秀丽的图案。经国家知识产权局审批，5件女书旗袍分别获得外观设计专利证书。

“女书”是湖南省永州市江永县及其毗邻的道县、江华部分地区，历史上出现过的一种只在妇女之间使用的神秘文字，当地称之为“女字”。图为五种不同颜色的“女书”旗袍齐亮相。2006年5月20日，该民俗经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一批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女书》由谭盾与费城交响乐团共同演绎完成，5月29日在深圳首演。恰逢雨后气温的报复性反弹，与听众的高涨情绪都热一块去了。深圳音乐厅外的那条马路，因大批观众驱车前来而出现严重的拥堵。音乐厅地面、地下两个停车场外加一个临时停车场都已塞满，很多人被迫绕行至对面的图书馆地下车库慢慢排队，造成至少上百人的迟到。他们中半数以上错过了《女书》。

《女书：女性神秘之歌》被列入了费交首次深圳音乐会的重中之重。这是最富创意的华裔作曲家谭盾的新作，他将湖南与广西交界的江永山区一种古老而不可思议的女性文字，升华为一种文化现象，进而用史诗般的音乐语言，创作出一部完全由西洋乐器演奏的大型交响曲。而与之合作的全球首演者，竟是美国享有盛誉的费城交响乐团。

奏完中美两国国歌后，年轻而充满活力的音乐总监雅尼克·涅杰-瑟贡再次快步跃上指挥台。他左侧的独奏家位置，端坐着竖琴演奏家伊丽莎白·海侬。

这位身着鲜红抹胸长裙的金发碧眼高挑女郎，怀抱古色古香的琥珀色竖琴，仿佛一尊光彩照人的灵动雕像。接下来的音乐表明，无论是舞台视觉还是音乐构成，她和手中的竖琴，都是作曲家想要特别要强调的一个重要符号。

音乐开始。以小提琴高音区空灵的滑音为背景，竖琴叮咚作响，仿佛一个古老传说由远处慢慢飘来。音乐是先锋的，现代的，旋律一下难以捉摸。但不久竖琴就靠向中国传统，耳边响起五声音阶和中国古韵，以及像古筝一样的“扫弦”和拨奏。

这声音伴着老奶奶的歌声，和着女人的哭泣，贯穿始终，有时优美动听，有时只是一个声音元素。我不由猜想，谭盾用这很少出现在前台的弹拨乐器领衔整部作品，是想用颗粒状的不连贯音符，去描摹古老女书中的点点墨迹吗？而被强化了的女性演奏家身份，是否也暗示女性文化的现代化传承——女书毕竟是世界上唯一标有性别印记、由女性书写和使用的文字。或许，她就是“女书”的象征？

这部约50分钟长度的交响曲，由13个标题乐章组成，乐章之间隐含戏剧性的逻辑联系，并一如既往地借助声光电，构成一组三维空间，意图通过多种感官刺激，激发和调动听众丰富的联想。与谭盾以往作品最大的不同是，这部作品引入了乡村原生态歌声，与大型乐队的现代曲风形成鲜明的对照和有趣的交融。也亏谭盾想得出，他用舞台上方的三块小银幕，播放乡村老太和女人原唱音像，而让指挥带领乐队去追随、应和、互衬、交融。为此，指挥面前还特别摆放了两只小音箱。

湘南女性沟壑纵横的面孔，泪流满面的表情，淳朴自然的吟唱，苍凉中浸着喜悦，嘈杂里透出孤独，形成一种特别的文化感染力。谭盾一个多月前在微博中说，《女书》美国首演时引起轰动，此前还说费交一些乐手在排练时流下了眼泪。这我都相信。这样一部绚丽作品，本身并存着新奇与感动。

谭盾是聪明且有战略眼光的。两年前他决定推动女书“申遗”，构思完成了这部作品，随后获得美国费城交响乐团、荷兰阿姆斯特丹音乐厅管弦乐团和日本NHK交响乐团的委约，又去一些国际艺术节展示，用音乐这最无国界的通用语言，一步步将女书文化推向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