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西词派是清代前期最大的词派，影响深广。其创始者朱彝尊及主要作者都是浙江人，故称之。朱彝尊与该词派其他主要作家李良年、李符、沈皞日、沈岸登、龚翔麟并称“浙西六家”。随着清朝统一全国，走向鼎盛，阳羡派悲慨健举、萧骚凄怨之声，渐成难合形势要求的别调异响，以朱彝尊等为代表的浙西词派顺应太平，以醇正高雅的盛世之音，播扬上下，绵亘康、雍、乾三朝。

词起于唐，盛于宋，而衰于元明；到了清代，词的创作和研究又重新活跃起来，词家辈出，词作繁富，词坛上出现了不同的流派，词论上主张各异，创作上风貌纷呈，加上大量地整理编印词集、词选、词话，一时景象繁荣，蔚成大观，被人们称为词的中兴时期。在清初诸词派中，浙西词派是当时和后来影响都很大的一个重要词派。

浙西词派是因其开创者朱彝尊及其主要成员大都是浙西人而得名。朱彝尊，字锡鬯（chàng畅），号竹垞（chá茶），又号金风亭长；秀水（今浙江嘉兴）人。精通经学考据，工诗能文，诗与王士祯为南北两大宗，尤擅长词；其《曝书亭集》中，收有词集《江湖载酒集》、《静志居琴趣》、《茶烟阁体物集》、《蕃锦集》等四种，计七卷，凡五百余首；加上拾遗和补辑的词，共有六百多首；有清诸词家中，除阳羡派词人陈维崧外，词作之富很少有人与之匹敌。朱彝尊的同里词人还有李良年、李符、沈皞日、沈岸登、龚翔麟等，他们同气相求，互相唱和，与朱彝尊合称为浙西六家；龚翔麟曾将各家词作合刻为《浙西六家词》。

浙西词派以浙西词人为主，同时也包括创作倾向与之相同的他籍词人，如同时稍晚的桐乡（今安徽桐城北）人汪森、华亭（今上海松江县）人钱芳标、仁和（今杭州）人丁澎等，虽不是浙西人，但在论词观点和创作特色上和浙西词人同承一脉。因而也极力推波助澜。正如朱彝尊在《鱼计庄词序》中所指出的那样：“浙词之盛，亦由侨居者为之助；犹夫豫章诗派，不必皆江西人，亦取其同调焉耳。”

明末清初，民族、阶级矛盾异常尖锐。江南是抗清反清的重要基地。云间词派(今上海松江)率先出现在明末词坛上。陈子龙、夏完淳等爱国词风影响了嘉兴词人。1645年，清兵攻入嘉兴，大肆屠杀。嘉兴人民遭受一场浩劫。文人们也难逃厄运，遭受种种波折。家国之恨凝结于胸。清初严酷的文网不允许人们发表一点不满。于是，词这一特殊的诗歌形式便成为他们抒发心中不满的工具。正如朱彝尊

词盛于两宋，衰于元明。元明以后以曲闻名。词人大多以作曲方式作词，词作还是不少的，但使词曲合流，失去词之特色。朱彝尊

嘉兴本是文化之邦，有悠久的吴楚民歌的历史。吴山越水的旖旋风光和甜美柔软的吴音乡语，与词体十分相宜。宋以后，词就在嘉兴土地上良好地生长着。清初，一批在词坛上有影响的文人大力提倡，互相倡和，切磋观摩研讨，形成一种良好的氛围，使词得以迅速发展。

浙西词派是清代重要词派。其创始者朱彝尊及主要作家都是浙江人，故称之。该词派其他主要作家还有李良年、李符、沈皞日、沈岸登、龚翔麟。

他们崇尚姜夔、张炎，标榜醇雅、清空，以婉约为正宗，贬低豪放词派，认为词“宜用于宴嬉逸乐，以歌咏太平”。因此在创作中忽视词的内容，注重词的格律精巧，辞句工丽，及孤僻典故，艺术上追求“幽新”风格。由此形象有些破碎，内含晦涩。但也有一些清清新之作。

浙西词派的最早倡导者为曹溶慢词更迭唱和。有井水处，辄为银筝、檀板所歌。念倚声虽小道，当其为之，必崇尔雅，斥淫畦，极其能事，则亦足以宣昭六义，鼓吹元音。往者明三百招，词学失传，先生搜辑遗集，余曾表而出之。数十年来，浙西填词者，家白石而户玉田

朱彝尊还和同乡词人汪森、二李、柯祟朴、曹尔堪等人以及当时全国闻名的陈维摄、纳兰性德、龚翔膀等大量词人切磋探讨。38岁时(1672)与汪森、周筼、柯祟朴等开始编《词综》，浏览宋元词集几百家，花了6年时间，于康熙十七年(1678)编成。按醇雅标准选了从唐至元的词人600余家有2200余首词。在这一过程中，曾得到全国各地词人的大力协助。它的影响远远超出浙西，直至全国。

康熙十一年(1672)，朱彝尊与陈维崧的词合刻成《朱陈村词龚翔麟将朱彝尊的《江湖载酒集》、李良年的《秋锦山房词》、李符的《末边词》、沈皞日《柘西精舍词》、沈岸登的《黑蝶斋词》以及自己的《红藕庄词》合刻于金陵，名《浙西六家词》。陈维崧为之作序。浙西词派由此而名。信奉浙西词派主张的词人不计其数。清代康、雍、乾时，浙西词派风靡一时(前期以嘉兴词人居多，后期以杭州词人居多)。前期除六家外，尚有彭孙通、汪森、柯祟朴、曹尔堪、周筼、王雄、沈进等大量的本市词人以及外地词人。

后期浙西词派重要词人有厉鹗(1692-1752，钱塘人)、王昶(雍、乾时青浦人)、吴锡麒(1746-1818，钱塘人)、郭麐(清前期吴江人)、许昂霄(康、雍时海宁人)、吴衡照(乾、道时海宁人)、项鸿柞(嘉、道时钱塘人)以及黄型清、冯登府、杜文澜、张鸣珂等大量词人。 浙西词派的开创者朱彝尊去世不久，乾隆年间钱塘（今杭州）人厉鹗，崛起于词坛，承袭了浙西词派的主张，并有所修正和发展，尊周邦彦、姜白石，擅南宋诸家之胜，成为清中叶浙西词派的中坚人物，使得浙派之势益盛。厉鹗之后，虽仍有词人承其余绪，然而日渐衰颓，势如强弩之末。到了嘉庆年间，武进（今江苏常州）人张惠言创常州词派

朱彝尊开浙西词派之宗风，在词论方面，也数他最有建树。他论词的基本观点首先是标榜南宋，推崇姜夔（字尧章，号白石道人）、张炎（字叔夏，号玉田）。在《词综·发凡》中，他说：“世人言词，必称北宋；然词至南宋始极其工，至宋季而始极其变。姜尧章氏最为杰出。”并在自己词作《解佩令·自题词集》中直接声明：“不师秦七，不师黄九，倚新声玉田差近。”此外还在《静志居诗话》中说：“数十年来，浙西填词者家白石而户玉田，舂容大雅，风气之变，实由于此。”基于这一基本观点，所以他对“学姜氏而得其神明者”（《黑蝶斋词序》）的沈岸登的词，最为推许。

浙西词派之所以标举姜、张，主要是因为他们认为姜、张词风醇雅，风格清空。因此，尚醇雅、主清空，乃是浙西词派理论的核心。朱彝尊在《乐府雅词跋》中明确主张：“词以雅为尚。”认为“念倚声虽小道，当其为之，必崇尔雅，斥淫哇，极其能事，则亦足以宣昭六义，鼓吹元音”（《静志居诗话》）；“善言词者，假闺房儿女之言，通之于《离骚》、变《雅》之义”（《陈纬云红盐词序》）。至于清空，其源原出于张炎的《词源》，张炎论作词原则，提倡“雅正”，强调协律、清空。清空者，清丽空灵之谓也。

为了在理论上配合宣传张扬，朱彝尊还以自己的论词观点为标准，选编了唐、五代、宋、金、元五百余家词为《词综》（朱原编为二十六卷，后来汪森又增补了十卷，共收六百余家，二千二百多首词），借以推衍其理论主张。《词综》是一部重要词选，流传广泛，影响深远；此书一出，浙派宗风愈炽。浙西词派的词学主张在百余年中也有所发展变化。前期，朱彝尊、汪森等人在一些序跋中有过理论阐述。后期，主要的词论著作有海宁许昂霄的《词综偶评》(以评点《词综》所选词为主，阐述主张)、吴江郭麐的《灵芬馆词话》、海宁吴衡照的《莲子居词话》等，理论阐述较多。综括起来，浙西词论有以下几点：

第一，宗南宋，崇醇雅、清空词风，批评元、明词风。针对明代词的弊病，适合清初时代需要。他们提倡以南宋姜张

离骚》、变《雅》之义，此尤不得志于时者

第三，艺术上提倡词要有自己的特色，符合词体。浙西派词论主张词别是一家，无论前、后期的浙西派词论家都标举神韵、清空、淡远、清丽的标准。他们选编《词综》也好，自己的创作也好，大多体现出这种特色。就是将感情化作清丽淡远的意象，用清新别致的语言含蓄蕴藉地表达出来。用朱彝尊厉鹗则将此种词比作淡雅悠远的南宗画。

朱彝尊（1629～1709）字锡鬯，号竹垞（chá），晚号小长芦钓鱼师，浙江秀水（今嘉兴）人。康熙十八年应博学鸿词试，出仕清廷。博通经史，工诗词古文，尤长于词，有《江湖载酒集》等词集4种（注：朱彝尊诗词文辑入其《曝书亭集》。他又有《明诗综》，《清史稿》卷四九一本传称“或因人录诗，或因诗存人，铨次为最当。”），是浙西词派开创者，与李良年、李符、沈皡日、沈岸登、龚翔麟号为“浙西六家”，和陈维崧并称“朱陈”，执掌词坛牛耳，开创清词新格局。他推尊词体，崇尚醇雅，宗法南宋，以姜、张为圭臬，自述“不师秦七，不师黄九，倚新声玉田差近”（《解佩令·自题词集》），还与汪森辑录《词综》，推衍词学宗趣和主张。他在清朝步入盛世时，提出词的功能“宜于宴嬉逸乐，以歌咏太平”（《紫云词序》），投合文人学子由悲凉意绪转入安于逸乐的心态，也适应统治者歌颂升平的需要，故天下向风，席卷南北。

朱彝尊词集里“宴嬉逸乐”的欢愉之辞，有《静志居琴趣》写男女爱情，《茶烟阁体物集》和《蕃锦集》的咏物集句。其中情词为世称颂，独具风韵，如《高阳台》“桥影流虹”，《无闷·雨夜》“密雨垂丝”，《城头月》“别离偏比相逢易”，《鹊桥仙·十一月八日》等，感情真挚，圆转流美。《桂殿秋》描写心心相印的男女爱情，含蓄不露，情致深婉，是情词的佳作：

思往事，渡江干。青娥低映越山看。共眠一舸听秋雨，小簟轻衾各自寒。

因他身逢易代，故国沧桑，也提出词中十之一“言愁苦者”，要“假闺房儿女之言，通之于《离骚》、变雅之义”，织进时代的悲哀与亡国的感慨，将磊落不平之气和吊古伤今之情，化为歌儿檀板。所以《江湖载酒集》中的词作，时见愤激，哀婉沉郁，如《长亭怨慢·雁》、《风蝶令·石城怀古》、《百字令·度居庸关》、《金明池·燕台怀古和申随叔翰林》等。《卖花声·雨花台》抚今追昔，感慨物是人非，写得视野开阔，精警有力，最能体现他的才情和风格：

衰柳白门湾，潮打城还。小长干接大长干，歌板酒旗零落尽， 剩有渔竿。 秋草六朝寒，花雨空坛。更无人处一凭栏。燕子斜阳来又去，如此江山。

句琢字炼，清醇高雅。浙西派在其影响下，标举清空醇雅风格，蕴藉空灵，无轻薄浮秽之弊，也不落浓艳媚俗。即使艳情咏物，也力除陈词滥调，独具机抒，音律和谐。但他重在字句声律上用功夫，限制了创造的天地，也给浙西派带来堆填弄巧的风气。

浙西词派的词论主张，在当时有一定现实意义。它是企图匡正明代词坛俚俗粗陋之流弊，以醇雅清空来洗除纤靡淫哇之颓风。出发点有积极性，也收到了一定的客观效果；不但在当时有号召力，而且对于整个清代词坛影响甚大。但他们标榜醇雅清空，仅在词的格律、技巧上下功夫，而没有把目光投向活生生的丰富复杂的社会生活，对作品的内容方面重视不够，题材不广，开掘不深，寄兴不高，走的仍是一条格律词派的老路——这是一条愈走愈窄的通幽曲径，没有宽广光明的前途。这正是浙西词派的局限所在，也是他们最终没有能够取得巨大成就的根本原因。

但总的说来，浙西词派的出现是适应了清初反映现实的需要，随着清初社会矛盾常州词派出而代之。随着近代社会的变化，浙西词派后起者如杜文澜、张鸣珂等人词风也有了转变。而且，常州词派也吸收了浙西词派尊词体、重寄托等理论及创作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