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新军为清末张之洞于湖北训练的“新式”军队，编成张彪任统制的陆军第八镇与黎元洪任协统的第二十一混成协。 武昌起义就是由湖北新军参与的革命军率先发难的。

公元1889年，张之洞调任湖广总督，大规模展开以练兵、兴学、办厂为三大端的湖北洋务新政，而尤“以练兵为第一要务”。1896年，张之洞以“湖北居长江上游，会匪出没，武备尤关紧要，第鄂省财用支绌，无力招延洋弁”为由，向朝廷奏请将南京自强军中已经练成的原江南护军前营500人调赴湖北获清廷认可，随即以这500人为班底，将他们分成前后两营，以张彪、岳嗣仪为两营管带官，德将贝伦司多尔夫为总教习，参用德国军制，募勇补足两营额数，编成湖北护军，计有弁勇1000人马100余匹，委吴殿英以司衔监操官，组训新军，湖北新军由此发端。

1898年，张之洞选派湖北学生20名前往日本学习武备。1901年清廷命令各省将旧军淘汰，精选分编为新军，一律习新式枪炮。为此，张之洞将鄂境原有的武恺军、武防军、武建军等旧式军队正式改编为湖北常备军左、右两翼，1904年二翼改为二镇（相当于师），分由张彪、黎元洪任统领，有官兵12959人。从1895年到1906年，湖北先后开办了武备学堂、武备高等学堂、陆军测绘学堂等军事学堂和许多训练班，培养了近5000名军事人才，安置在新军各级岗位上。1906年秋，清政府在河南彰德（今河南安阳）举行秋操，北洋袁世凯和湖北张之洞各练之新军举行南北新军的大演习。时人对两军的评价是：北洋新军“以勇气胜”，湖北新军“以学问胜”。

1907年，清廷确定新军军制，规划拟练全国陆军36镇（相当于师），分配给湖北两镇指标，为第8镇和第11镇，当时第11镇尚未完全练成，湖北实只练成一镇和一混成协即陆军第8镇（相当于师）和暂编第21混成协（相当于旅），成为仅次于袁世凯北洋军的军事力量。据《清史稿》记载，光绪三十三年(1907)，湖北新军第8镇有士兵10502人，军官702人，第21混成协有士兵4612人，军官288人，全军官兵合计16104人。

武昌起义时期，陆军第八镇统制是张彪，辖：步兵第十五协：协统王得胜，辖：29标（标统张景良）、30标（标统杨开甲）；步兵第十六协：协统邓成拔，辖：31标，32标马军第八标：标统喻化龙；炮兵第八标： 炮兵第八标一营：炮兵第八标二营：炮兵第八标三营：工程第八营：代理管带阮荣发；辎重第八营：管带萧安国宪兵营：管带果兴阿；教练营；独立第二十一混成协，协统是黎元洪。辖：步兵第41、42标，炮兵第11营，马军第11营，工程第11队，辎重第11队。

步41标：第1营调宜昌，第2营调岳州，第3营驻武昌城内左旗下步42标：第1营驻汉口，第2营驻京汉铁路，第3营驻汉阳兵工厂；马11营：驻武昌城外南湖；炮11营：驻武昌城外塘角，管带张正基， 工11队：驻武昌城外塘角辎11队：驻武昌城外塘角。

张之洞一生浸润儒学，著述丰厚，自然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儒家理想视为终生政治抱负，不像袁世凯那样一味追逐权势，而是更加注重“为国求富强”。为此，面对内外交困之“世变”，他只有“竭蹶支柱”，以便为风雨飘摇中的清王朝支撑两湖这一方天地，一心把湖北新军营建成御侮自强保国家的武装力量。

兵源的新旧之别势必影响到士兵的内在素质。旧军“人皆乌合，来去无恒”，“里居不确，良莠难分”，“积习锢弊，一入膏肓”，由此改编的“新军”必然带有浓厚的旧军积习。张之洞起初也曾尝试改编旧军，但在发现由武铠左营改编的护军中营“操练未见起色”后，即“令全行裁撤”。从此，他基本放弃改编旧军，专心一意，“另募精壮”。招募新兵时，除要求身强体健外，皆规定须报明家口住址，族邻保结，并拒收“素不安分、犯有事案者”。这样募集的新兵必多是质朴强健的青年。也就是说，与半由旧军改编的北洋新军相比，基本由新兵组成的湖北新军，士兵相对质朴，少成见无习气。

张之洞训兵重点强调忠君爱国、自强御侮。这在他亲撰并要求将士熟读唱诵的“军歌”中体现得最为直接而充分。该军歌一方面以大量篇幅歌颂大清王朝的“深仁厚泽”，要求将士“立志要把君恩报”，一方面联系中外兴衰史例，反复陈说“自强”的必要性：“我国文弱外人多耻笑，若不自强瓜分岂能逃。请言印度国土并非小，为奴为马不得脱笼牢。请言日本区区三海岛，威我强国全球敬且褒。不羡日本善用船与炮，只羡全国人心如漆胶。我国同种国民四百兆，何难发愤为雄展龙韬。欲保国家须有精兵保”，“同种固结外人难动摇”。如此铺陈，可谓发人深省，亦可见作歌者的良苦用心：“以期感发其忠爱之忱，鼓励其自强之志。

张之洞要求将士具备这些品质：只有既忠君爱国，又自强御侮，才能外御列强，内平“乱党”。在张之洞的谆谆教导下，湖北新军的思想观念与北洋新军相比进步得多。另外，张之洞力开“兵智”，即设法提高士兵的文化素质(新军将领多来自近代军事学堂，文化素质相对士兵较高)。募兵方面，张之洞把文化素质作为一项重要条件，不仅予以明文规定，而且逐渐提高要求。1898年，他在把工程队扩充为工程营时，规定“专选二十岁以下兼能识字者方准收入”。1902年，又把“入营之兵必须有一半识字”列为“湖北练兵要义”第一条。两年后，更要求新募之兵“实能识字写字并能略通文理”。这些规定充分说明张之洞对新军文化素质的高度重视和对知识青年的热忱欢迎。湖北新军也确实招收到大批知识分子，“秀士入营者颇多”。

同时，张之洞也很重视士兵入营后的教育。1902年，张之洞在新军各旗、营分设大、小“讲堂”，辟设“阅报室”，这无疑有利于提高士兵的文化素质。特别是张之洞别出心裁，创设湖北陆军特别小学堂，于士兵中考选“文理通顺”者，令其“昼则来堂讲求学科，夜则归营”，“更番毕业，更番入营”，从而“于练兵之中寓普及教育之意”。士兵文化水平大幅提高。文化素质较高的湖北新军，思想观念自然较为开放，理解接受能力相对较强。

由于湖北新军将领多选自武备学堂学生和军事留学生，士兵大部分系新招募，因而士兵相对质朴，将领比较开明，又加上有相对宽松的环境，湖北新军在清末成为革命党人开展宣传与组织活动的良好舞台，换言之，湖北新军没有“军阀”习气，容易为革命党人所争取，这也是湖北新军成为最早觉悟的清朝进步军人的原因。

至辛亥武昌首义前夕，湖北新军直接加入革命组织(主要是共进会与文学社)的已达2000多人，受其影响的4000多人，站在清方一边的不足千人，成为了向清王朝打响“第一枪”的首义之师决非偶然。

张之洞编练新军本是为了巩固清王朝的统治，但颇具讽刺意味的是，湖北新军后来反而成为清王朝的掘墓人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