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克敏（1876年5月4日－1945年12月25日），字叔鲁，祖籍浙江杭县（今杭州市余杭区），出生于广东。中国近代政治人物，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首脑之一。

1903年，王克敏考中举人，由于家境一度败落，在一位姓潘的友人的帮助下，花钱捐了一个候补道。后又经东三省总督赵尔巽和山东巡抚杨士骧的疏通，王克敏才被派往直隶担任视察使。1903年，王克敏被清政府派到日本，担任驻日公使馆参赞。旅日期间，王克敏充当了清政府控制留日学生代理人的角色。

1907年冬，王克敏从日本回国，先后在清政府度支部、外务部任职。不久他又投直隶总督府，充当总督杨士骧的幕僚，处理涉外事务。1913年，面对辛亥革命后政局的复杂变化，王克敏感到仕途无望，于是赴法国游历。在法国，王克敏认识了不少金融界的大亨。在他们的扶持下，王克敏摇身一变，成为金融界的知名人物。从法国回国后，王克敏供职于袁世凯政府财政部。不久，中法实业银行成立，按规定由中法各认一半资金，各有一总经理席位。法方的总经理为东方汇理银行分行的经理裴诺德，而中方的总经理就是王克敏。王克敏虽担任了中方“总经理”的职务，但实权却完全掌握在裴诺德手里。

自涉足银行业之后，王克敏尽情挥霍，广为交游，结识了一些政要。1917年7月，王克敏担任中国银行总裁。1917年孙中山北伐护法，段祺瑞被迫辞职。1917年11月，人称“北洋三杰”之一的王士珍被黎元洪任命为国务总理，王克敏首次出任财政总长，同时兼任中国银行总裁及盐务署的督办。这样，王克敏就由银行老板一跃而为北洋政府的大官僚。

由于王克敏善于投机钻营，广结各国在华银行界的洋老板和中国的“土老板”，使他在金融界的影响大增。北洋政府内的一些军阀、官僚、政客，都对他刮目相看。虽然王克敏对银行业务并不精通，但却有着惊人的记忆力，能背诵簿记的数目字，人称“活帐本”。王克敏是位聚敛钱财的能手，被时人称为“钱鬼子”。在担任财政总长期间，王克敏凭着与外国银行老板的密切关系，为北洋政府濒于枯竭的财政争取了不少资金。为搜刮税收，王克敏亲自主持制定了所谓国定税则条例，为王士珍内阁效犬马之劳。1918年2月，王士珍以病辞职，王士珍内阁倒台。冯国璋授王士珍以“德威上将军”，并派他管理将军府。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日本侵略者为进一步并吞和控制华北，即着手在华北沦陷区策划建立伪政权。1937年7月底，在北平成立了以北洋军阀余孽、汉奸江朝宗为主席的“北平地方治安维持会”。8月初，又在天津成立了以直系军阀、政客、汉奸高凌蔚为首的“天津地方治安维持会”。1937年8月底，寺内寿一大将出任新组建的日军华北驻屯军司令官。寺内寿一抵天津后，立即策划在华北成立统一的伪政权，并委任喜多诚一为北平特务机关长，具体负责华北伪政权的筹备。喜多诚一原任日本驻华大使馆武官，旅居中国多年，熟悉中国政治、社会情况，与北洋军阀政府的官僚军阀也多有交往。

喜多诚一拟订了伪组织组成人员的标准：一、元首须以曾任总统、总理的一流人物任之；二、政府首长须以曾任总理、总长的一流人物任之。选拔标准是：素无抗日言行，又非二十九军出身者；有相当资望而反抗中国国民党者。王克敏想成为华北伪政权的头目，但在日本人的眼中，他是一个毫无威望的政客，是个帮助北洋军阀政府聚敛民财的“钱鬼子”，并没有看中他。喜多诚一看中的伪政府头目为靳云鹏、吴佩孚、曹汝霖三人。喜多诚一计划以靳云鹏或吴佩孚任“总统”，如二人同时上台，则分任“总统”、“副总统”，以曹汝霖为“总理”。但靳云鹏以“礼佛有年，无心问世”为由，婉言谢绝了喜多诚一的邀请。接着，喜多诚一把目标锁定在吴佩孚身上。吴佩孚虽为军阀，但非常具有民族气节。甲午战争后，吴佩孚曾写了一首词——《满江红·登蓬莱阁》：“北望满洲，渤海中风浪大作！想当年，吉江辽人民安乐。长白山前设藩篱，黑龙江畔列城郭。到而今，倭寇任纵横，风云恶。甲午役，土地削；甲辰役，主权堕，江山如故，夷族错落。何日奉命提锐旅，一战恢复旧山河！却归来，永作蓬山游，今弥陀。”1919年五四运动时，在湖南任师长的吴佩孚曾通电表示反对签订有损于中国气节的《巴黎和约》：“大好河山，任人宰割，稍有人心，谁无义愤？彼莘莘学子，激于爱国热忱而奔走呼号，前赴后继，以草击钟，以卵投石，……其心可悯，其志可嘉，其情更可原！”汉奸江朝宗奉日本人之命前去劝吴佩孚出山，吴佩孚一听清他的来意，马上下了逐客令，大骂他是“老而不死的东西！”吴佩孚则说：“我诚不能与国民党合作，但也不能在日本保护下治国。如必须要我出山，则须日本退兵，由我来恢复法统。”在吴佩孚那里碰壁后，喜多诚一派人到曾任北洋政府外交部长、亲日派人物曹汝霖家里。曹汝霖与喜多诚一以前多有交往，不敢明确拒绝，以身体欠安和家里有老母需要侍候为由婉拒，只“愿以在野之身，赞助新政权的成立”。

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1937年10月，喜多诚一找到此时避居上海的王克敏。说明来意后，王克敏欣然同意。但日本方面认为，只能把王克敏作为伪政权的实际责任者，而不能当作“号召国民党军政人员惠然归附到新政权旗帜下”的领袖人物。王克敏对此很清楚。王克敏抵北平后，即纠集董康、汤尔和、朱深、王揖唐、齐燮元等一干汉奸在北平饭店成立了一个“政府筹备处”。伪临时政府的组织大纲，是由王克敏、朱深等照搬英美等西方国家的三权分立、责任内阁方案制定的，以行政、议政、司法三个委员会分掌“国家”的行政、立法、司法的职权。他们初步计议，在行政委员会下设立内政、财政、治安、教育、法制各部，总长由行政委员会委员兼任，另设外务、实业、交通各局，作为行政委员会直属机构。

伪临时政府原定于1938年1月1日成立，但由于1937年12月13日南京陷落，日本军事当局认为这是国民党政权的溃灭，接着建立华北伪政权，在政治上具有新陈代谢的意义，于是通知汉奸们提前于12月14日在北平怀仁堂成立。这一群汉奸虽然登上了他们的傀儡舞台，但因为筹备尚未成熟，仍把对外办公的日期，推迟到1938年元旦。

1937年12月14日，王克敏等一群汉奸，在北平中南海怀仁堂宣布“临时政府”成立，颁布了卖国的宣言，发表了伪政府的组织人员，并公布恢复以五色旗为“国旗”，以卿云歌为“国歌”。

华北伪政权的成立，引起了蒋介石的震怒。1938年2月，蒋介石要求戴笠下手除掉王克敏。当时军统在北平区没有行动组，因而戴笠把刺杀王克敏的任务交给了天津站站长陈恭澍。接到戴笠的密电，陈恭澍立即带着天津行动组的人来到北平，找到军统北平站站长毛万里，复兴社华北分社的齐庆斌等特务，商量暗杀王克敏的行动计划。通过调查，陈恭澍等人得知王克敏每个星期二下午两点会去煤渣胡同日本宪兵队所在地和喜多诚一见面。经过侦察，陈恭澍弄清了煤渣胡同一带的地形，并掌握了王克敏出行时的武装警卫情况。为了做到万无一失，陈恭澍又从军统局调来几名职业杀手。

1938年3月28日下午2时许，陈恭澍带行动组来到了煤渣胡同附近准备行动。几分钟后，王克敏乘坐的车驶来，警备车在前，王克敏乘坐的车在其后。发现目标后，陈恭澍下令开枪。装扮成小贩的两名杀手从怀里掏出手枪，举手向汽车后排上坐着的人射击。随着一阵枪响，后排座椅上的人应声倒在了座位上。等到前边的警卫人员回过神来要进行还击时，陈恭澍早已下了撤退命令。这次行动，按照预定计划是进行得异常顺利。然而，正当陈恭澍得意洋洋准备向戴笠请功时，消息传来：王克敏安然无恙，死的只是一名日本顾问山本荣治。原来，那天王克敏邀山本荣治一起乘车到喜多诚一处汇报工作，两人共同坐在汽车后排，军统特工所打出的几枪全部击中了山本荣治。就这样，山本荣治中弹身亡，当了王克敏的替死鬼。自此以后，王克敏心存畏惧，惶惶不可终日。

王克敏野心很大， 他知道临时政府毕竟有“临时”两个字，要看日本人的眼色。南京沦陷后，日本侵略者扶植成立了一个以梁鸿志为首的“维新政府”，以日本海军省为后台。王克敏心想，如果能将这一南一北的“维新”和“临时”政府合成一个统一的“中央政府”，由自己领导，那么自己就成为“一国之君”。

王克敏把王揖唐、朱深等人叫来商量，给日本华北驻屯军当局打了一个报告，提议将北平的“临时政府”与南京的“维新政府”合并。王克敏的报告很快转到了日本陆军省那里，并得到了陆军省的支持。日本侵略军是以陆军为骨干，以华北为基地，逐步向华中、华南扩展。如果建成统一的伪政权，总部设在华北，对实现其侵略意图更为有利。但以南京为中心的日本华中派遣军却不同意把伪政权建在北平，他们认为，如果“统一政府”设在北平，华中派遣军就不能控制全局，丧失既得利益。梁鸿志听说王克敏要在北平搞“统一政府”，害怕自己屈居王克敏之下，也坚决反对。这样一来，日本侵略军和汉奸们分成了两派，互不相让，争执不休。由于北平临时、南京维新两个伪政府分别由日本陆军省和海军省所控制，而陆海两省之间的争权，也影响到了伪政权的统一。1938年4月下旬，王克敏专程去日本东京，争取日本政府对自己的支持。5月3日，日本首相近卫文麿会见了王克敏，但对于他所提出的统一伪政权建议不予重视，王克敏无果而返。回国后，王克敏约梁鸿志在大连商谈，结果未能协调一致。梁鸿志的态度不冷不热，提出先采取“分治合作”的办法，设一中介过渡机构，为将来建立统一政权做准备。

1938年9月，经过日本批准，两个汉奸傀儡“政府”在北平达成妥协，决定成立“中华民国政府联合会”，双方各派出3人作为委员参加。临时政府派出的委员是王克敏、王揖唐、朱深，维新政府派出的则是梁鸿志、温宗尧、陈群。王克敏任“主任委员”，南北两个伪府实现了形式上的联合。但这个政府联合会实际上是个松散组织，一南一北两大汉奸系统谁也不服谁。1938年12月，国民党副总裁汪精卫公开投靠日本。在日本政府的安排下，1939年6月27日，王克敏与汪精卫在北平日军杉山元司令官邸进行了首次会谈。会谈一开始，王克敏就力图强调临时政府的“独立”性质和“自主”地位，借以与汪精卫争权。王克敏在会谈中提出：全国代表大会应在北平召开；自己愿意参加中央政治会议，但不接受担任委员；暂不讨论政府的名称和国旗等，留待以后中央政治会议决定。王克敏说：“我年近70，已是风烛残年，身体也不太好，因此在建立中央政府之前准备告老退休。如果阁下要我参加中央政府，我可以同意，但希望在北平工作。”王克敏的言下之意是，与汪精卫合作，应以临时政府为主体，否则将不配合组织的中央政府的工作。王克敏原以为他所提出的几条，汪精卫会给他一个答复，可是汪精卫并未直接表态。王克敏对此非常不满。汪精卫离开北平后，王克敏马上召开记者招待会，宣布临时政府不支持汪精卫，并对汪精卫进行攻击。这样，汪精卫的北上谈判最终以失败告终。

1939年9月，在沈阳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等人的策动下，王克敏与汪精卫、梁鸿志在南京进行了第二次会谈。会谈一开始，王克敏就故弄玄虚，虚张声势。他说：关东军准备让满洲皇帝移銮北平细微末节都准备好了，只要关东军一声令下，宣统就要回到北平城。又说关东军还要扶吴佩孚出山，吴佩孚一旦出山，日本人也就不必与你汪先生打交道了。时至今日，我王克敏只不过是皮，汪先生你倒是毛。你总该懂得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的道理吧？王克敏还以“老资格”教训汪精卫：你应当向我请教，跟日本人处事，应虚与委蛇。汪精卫无言以对。为顾全“大局”，他暂时忍了下来。在以后，王汪之间矛盾加深，更坚定了汪精卫整垮王克敏的决心。在会谈中，汪精卫阐明了组织统一政府的意义，并表示希望在组织中央政治会议以及新政权与华北临时政府的关系方面达成谅解，要王克敏和梁鸿志“真实合作”，“向和平反共建国之目的携手前进”，以更好地与日本政府合作。汪精卫还拿出了召开中央政治会议的方案，提出三方派人参加中央政治会议，取消临时、维新两政府，预定在10月9日于南京成立“统一”的“中央政府”。汪精卫将方案宣读完毕后，王克敏和梁鸿志都表示：没有接到华北、华中日军机关的通知，无法答允参加中央政治会议。会谈再次陷入僵局。

正在王克敏准备回北平的时候，日本国内传来消息，日本平沼政府垮台，由阿部信行组成新内阁。阿部信行上台后立即发表声明支持汪精卫建立“中央政府”，这样一来，形势朝着有利于汪精卫的方向发展。通过争斗，汪、王、梁三人于1939年9月21日达成如下决定：首先召开中央政治会议，负责筹备和建立政府；建立政府后，设中央政治委员会负责议政；中央政治会议人员分配，国民党占三分之一，临时和维新政府占三分之一，其余三分之一分配给蒙疆政府及其他各党派和无党派人士；中央政治会议议决方式，重要之事，须全体或四分之三以上委员同意决定，一般的事情，可由二分之一以上委员同意决定；关于政府名称、首都、国旗等，应由中央政治会议讨论，一致通过。上述决定事项，仅仅就中央政治会议的职权等问题作了笼统的原则规定，关于建立政府的具体措施却丝毫没有涉及。最后会议决定，由汪精卫和临时、维新两政府分别发表声明，表示共同组织政府的愿望。9月21日，临时和维新两个伪政府以联合委员会的名义声明，愿协助汪精卫成立中央政府。9月23日，王克敏又以临时政府名义发表声明，表示定当追随汪精卫之后。其实，他们三人都是貌合神离，各方都不满意。

1940年1月24日，在土肥原贤二、今井武夫等人的策动操纵下，汪精卫和王克敏、梁鸿志在青岛召开了一次会议，决定由汪精卫成立伪中华民国政府。根据伪中央政治会议决议，华北临时政府改为华北政务委员会，具有地方政权的性质，可以“独立”处理华北政务。南京维新政府取消，其政府成员原则上为汪伪中央政府吸收。1940年3月30日，在伪中央政府所谓“还都”之日，临时政府发表解散宣言，以华北政务委员会的形式再次出现。1940年4月1日，王克敏及其大小汉奸再次粉墨登场，宣誓就职。王克敏任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长，王克敏、汪时璟、齐燮元、汤尔和、王荫泰、殷同六人为常务委员，朱深、董康、王揖唐、苏体仁、余晋和、赵琪、江朝宗、马良、潘毓佳等九人为委员。六署二厅的督办和厅长，除个别作调整外，几乎仍是原华北临时政府的全套人马，只是把总长改换成督办而已。王克敏及其奸徒在新的“衙门”中各踞其位，俨然以华北小“朝廷”自居。华北政务委员会名义上是汪伪国民政府的直属机构，但实际上汪精卫的国民政府只是一个空名义，在华北只具有象征性的权力与汪精卫的矛盾，导致王克敏的去职。

王克敏自从当上了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后，自恃得到北平特务机关长喜多诚一的支持，便不把汪精卫放在眼里。对于王克敏在华北的所作所为，汪精卫十分反感，每次与王克敏交涉，他总是软拖硬磨。因为王克敏投日的时间比汪精卫早，他便常常在汪精卫面前摆出一副老资格。有一次，王克敏去南京，汪精卫请他吃饭。席间，王克敏倚老卖老，带着教训的口气对汪精卫说：汪先生，别看你是国民党的元老，跟日本人打交道，你还要跟着我学。日本人是很难缠的，有时候谈判桌上谈好了的事情，下来他们就会翻脸不认账，很不讲信誉，你可要注意哟。饭后，王克敏又把周佛海拉到一边，对他小声说：“我都快70岁的人了，快要入土了，管他什么汉奸不汉奸，反正当不了几年，到时两眼一闭，呜呼哀哉。你看汪先生，自己下水也就罢了，何必把一些年轻人也拖下水，跟着他当汉奸挨骂呢，他做的可是缺德的事情呀。”说完还痛骂汪精卫是个大汉奸。汪精卫最忌恨别人说他是汉奸，因此对王克敏极为痛恨。最使他难以忍受的，是汪伪国民政府成立后，王克敏把华北作为自己的独立王国，不许汪精卫染指。王克敏的一系列表现，使汪精卫下定了搞垮他的决心。

汪伪政权建立不久，汪精卫在南京召开中央政治会议。会议的座位按照官职大小排位，汪精卫居首席，这是三方都认可的。但第二把交椅，汪精卫有意安排给梁鸿志。然而王克敏觉得论资格他最老，论辖区他最大，第二把交椅应该由他坐才对，而且以前的席次都是这样安排的。但王克敏来迟了一步，当他进入会场时，梁鸿志已经坐在第二席上了。王克敏独眼斜视，然后拂袖而去，当场给汪精卫和梁鸿志难堪。汪时璟、殷同等华北伪政权的人唯恐局面闹僵难以收场，拉住王克敏苦苦相劝，王克敏这才委屈地回到第三席上坐下。但他板着铁青的面孔，怒气冲冲，一言不发。汪精卫等人早已不动声色地策划好了将王克敏赶下台的计划。正当王克敏坐在台上生闷气的时候，汪精卫拿出早已准备好的“沦陷区各省市办理转移管辖”的提案。而王克敏正在气头上，没有听清楚汪精卫的话，汪精卫马上宣布通过。翌日，汪精卫又立即将提案明令发表，要求各地照此办理。会议结束后，汪精卫向王克敏解释座次有误，并向他道歉，然后又与王克敏说说笑笑，显得十分亲热，王克敏的怒气也就烟消云散了。

这次会议通过的“移转管理办法”，其实质是各地方政府的负责人，由汪伪政府直接任命，王克敏却稀里胡涂，全然不知。等王克敏回到北平的时候，汪精卫已派伪考试院院长王揖唐先期到达北平，住进中南海，办理移转管辖手续。等王克敏明白过来的时候，为时已晚。为给自己一个台阶，他只好给汪精卫写信，提出两个月之后引退。王克敏的真意是希望汪精卫能挽留他，否则一年半载之后他还要东山再起。汪精卫一方面回信，假惺惺地表示慰留，给了王克敏一点面子。另一方面，汪精卫却以政府的名义准许王克敏辞去本兼各职，同时宣布任命王揖唐兼任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长。

1940年6月5日，王克敏办好移交后迁出北平寓所。王克敏将他搜刮到的古玩字画、金银财宝、各式明清家具，装了80个箱子，挂了3节专用车厢，带着小妾阿凤灰溜溜地离开北平去青岛。在青岛莱芜二路2号，王克敏建了一栋豪宅，当起了寓公。

1943年7月初，日本军部用飞机把王克敏从青岛接回北平，7月5日王克敏重新登台。在伪华北政委会存在的末期，王克敏与其原先的亲信王荫泰矛盾激化。王荫泰到南京跟周佛海谈华北问题，毫不隐瞒取代王克敏之意。周佛海叹息道：始荫泰联克敏以抑汪，现克敏以联汪抑荫泰。处此残局，尚如此勾心斗角，中国人真无出息也。

好景不长，王克敏第二次粉墨登场只维持了半年多的时间。1944年，由于已到垂暮之年，加上一生吃喝嫖赌，吸食鸦片，王克敏的身体已非常虚弱，无法继续工作，再加上日本侵华败局已定，华北伪政权岌岌可危。1945年2月8日王克敏辞去伪职，由王荫泰继任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长。不久，伪华北政委会垮台。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消息传来，大小汉奸坐卧不安，惶惶不可终日。王克敏更是如此，他知道自己在华北恶贯满盈，华北第一号汉奸的帽子非他莫属。一开始蒋介石在电台上发表演说，强调对汉奸的处理“不论职守，只问行为”，使那些有侥幸心理的汉奸紧张的神经稍稍松弛了一些。几天后，国民党政府公布了惩治汉奸条例，让汉奸们顿时异常紧张，他们四处奔走，寻找救命的门路。

1945年10月5日，王克敏接到戴笠的请柬，要他次日到东城兵马司胡同1号汪时璟的家里赴宴。同时接到请柬的，还有伪华北政府里任过职务的大小汉奸50多人。王克敏明白这是“鸿门宴”，但是还是硬着头皮去。院子内外军警戒备森严，让汉奸们产生了不祥之感。当戴笠宣布汉奸名单时，第一个名字就是王克敏，他听后顿时瘫倒在沙发上。随后，王克敏同其他汉奸人犯一起，被押往北城炮局监狱。1945年12月25日，王克敏在监狱内畏罪服毒自杀身亡。王克敏死后，其小妾及其女婿前往监狱收尸，在北平近郊的百林寺停灵三天，随后找了个无人知晓的地方，将他草草埋葬。

一代汉奸王克敏终究未能逃脱历史的惩罚，可谓死有余辜。

喜好收藏

王克敏一生从政之外，惟喜收藏。家世有藏书。其曾祖父王兆杏，建有藏书楼“知悔斋”；其父王存善，字子展，与梁鼎芬、杨锐等人关系密切。1900年迁居上海，因善于理财而受盛宣怀赏识。于1917年继承藏书，名椠颇多，如宋刊本《后汉书》、宋刻明印本《圣宋文集》、校宋本《李长吉诗集》、卢文弨校本《宝刻丛编》、钱泰吉校本《苏子美集》，均为“知悔斋”的镇库之宝。藏金石碑版有宋拓本《道因法师碑》、《怀仁圣教碑》、《昭陵碑》等。并购新书益多，曾以8000元购藏贵阳陈氏旧藏。然而他醉心于政治，投靠日本侵略者，任伪要职，抗战胜利后，藏书一部分被充公。在杭州所藏，拨交给浙江省立图书馆，达432箱，50615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