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宝书》是“文革”期间对毛泽东著作的称呼，可特指《毛主席语录》，作者是毛泽东。

红宝书，是文化大革命中人们对毛泽东著作的称呼，又可特指《毛主席语录》。“文革”期间，人们将毛泽东的著作视为革命法宝，“红宝书”成为人们对毛泽东著作的敬称，其中《毛主席语录》使用袖珍版，外套红色塑料皮，正式出版量超过十亿册；又称“宝书”或“小红书”。

以《毛主席语录》为代表的红宝书首先由军方组织编辑出版，随后在社会上得到推广。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后，“红宝书”被大量印刷出版，普及率显著提高，并延伸到海外地区，直到1971年九一三事件后才渐趋平静。

红宝书的发行与学习热潮，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文革”期间毛泽东著作学习所带有的形式主义、实用主义与庸俗化倾向。同时，大量红宝书流向海外，成为了20世纪国际上对中国主要印象的构成因素。（概述图来源）

1959年反右倾后，党和国家的民主生活逐渐不正常，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现象不断滋长。林彪鼓吹顶峰论，说毛主席的话是“最高指示”，“一句顶一万句”，这种说法在全党全军全国广为流传，并在全国掀起“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运动。1964年，全国共发行《毛泽东选集》（一至四卷）260万部，《毛泽东著作选读》甲、乙种本共发行1539万部，各种单篇本、汇编本发行1.6亿册。全国城乡开展社教运动、新兵入伍、民兵训练、大学生考试、机关干部理论学习等等，都要公费购买《毛泽东选集》。

1958年《人民日报》曾刊登过毛主席语录。1959年庐山会议后，林彪开始接手中央军委的工作，多次强调学习毛泽东著作。1961年4月，林彪授意《解放军报》应当经常选登毛主席语录，该报即从5月1日开始在每天的报眼上刊登。后根据总政治部领导指示，该报送编200条于1964年1月5日印成16开本的《毛主席语录200条》（征求意见本，23个专题），经全军政工会议等的讨论、增补，正式命名为《毛主席语录》，编印单位改署“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编印”。1964年5月1日，“总政版”《毛主席语录》正式出版，限军队内部发行。这一版设30个专题，收366条语录，有52开本纸面平装、64开本精装加红色塑套两种装帧，开本改小是为了便于携带。

在此前后，毛泽东又有著述重新公开发表，如《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反对本本主义》《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等，《毛泽东语录》有进一步增补的需要。康生和田家英亦分别提出，《毛主席语录》中有三条语录虽是毛泽东的指示，但摘选的文章不是以毛泽东的名义发表的，希望再版时删去。随后，总政治部批准了《毛主席语录》再版的意见。1965年8月1日，《毛主席语录》正式再版发行，共收语录427条，分为33个专题，8.8万字。此版编印单位和《前言》仍署“总政治部”，依旧限于军内发行；一说此版《毛主席语录》完全改为64开红色塑套装帧，不过实物中也能见到其他装帧形式。

“总政版”《毛主席语录》出版后，地方出版部门纷纷要求加印，1964年5月28日，罗瑞卿有可以为地方代印的批示。1965年9月16日，中宣部部长陆定一和康生看了再版《毛主席语录》后提出，地方要代印，可以借给地方《毛主席语录》纸型，让他们自印。于是，《毛主席语录》由于地方进行印刷，开始风靡全国。

1966年，“五一六通知”发出后，《毛泽东选集》《毛主席语录》等红宝书便成为发动人民群众参加“文革”，进行“造反夺权”，开展“斗、批、改”和“斗私批修”的特殊武器。1966年6月30日，文化部党组向中央上报《关于加速印制毛主席著作的报告》。1966年8月初，中共中央作出决定：把出版发行《毛泽东选集》列为“压倒一切的任务”。由肖望东主持工作的文化部当时尚未被“打倒”，制定了年内印行《毛泽东选集》1500万部、甲乙种选读本6000万册、《毛主席语录》1亿册的计划。8月8日，新华社为此发表了消息，《人民日报》以《全国人民的大喜事》为题发表了社论。8月12日，《毛泽东选集》第一批重印出版，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不少院校纷纷举行迎宝书大会。国务院各有关部委为表示热烈拥护中央的决定，也对毛泽东著作的出版发行实行了空前的优惠政策。

红卫兵成为“文革”前期较早获得“红宝书”的社会群体。各地红卫兵在北京受到毛泽东接见时，每一个红卫兵手中都高高地挥舞着一本“红宝书”。此时红卫兵显然是一个让人羡慕的身份，他们手持红宝书的标准装束在当时成为了年轻人争相模仿的流行装扮。与此同时，红卫兵所掌握的红宝书经过传阅和赠送给其他群体，也在一定程度上扩大了“红宝书”的传播范围。

这一时期，不少读者要求再版《毛主席语录》，而且要求《前言》根据1966年8月1日至12日召开的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对毛泽东及毛泽东思想的提法进行重新改写。解放军报社根据读者的意见向总政治部副主任刘志坚写了报告，建议语录内容不动，《前言》进行修改，《前言》的修改稿可以先登报，然后印成活页发给读者。该建议获得批准。改写后的《前言》，经军委及总政领导决定，以林彪的名义发表，随后由全国各报纸刊登。1966年12月17日，《前言》署名林彪的《毛主席语录》正式发行，成为流行于“文化大革命”中的“正统”的“红宝书”。

1967年1月后，各地革命委员会相继成立。在极左思潮的支配下，许多革委会成立后的第一件大事，就是大张旗鼓地开展“红宝书”发行运动（有些地方称“忠字化”运动、“红化”运动）。《毛泽东选集》、《老三篇》、《毛主席语录》、《毛主席诗词》、单张语录、毛主席的标准像以及生活像等等，通过各种形式层层分配，新闻媒体大造声势。在城镇，红宝书等基本上是公费购买，由各单位按人头分发；在农村，则以生产队为单位，按户分发，秋收后扣款。这种发行活动已远远超出新华书店的经营行为，而成为各级革委会对毛泽东的“三忠于”“四无限”的表态。有些农村公社举行隆重的“敬迎红宝书”仪式。物色政治上最最可靠的“红人。领队，挑选红色马匹套上用红色油漆新刷过的胶轮车，满载红色塑料封面的“红宝书”，红旗引路，众人列队跟随，敲锣打鼓，送书到各村。各村则组织群众列队恭迎。湖南、福建、江西、安徽等省农村的许多农户敬立“宝书台”，专放“红宝书”。发行活动中的形式主义，背离了宣传毛泽东思想的宗旨。

1967年开始，《人民日报》载文（有时在文章标题中）中出现“红宝书”一词的频率骤增。据统计，1966年，全国共印制《毛泽东选集》（一至四卷）2416万部（“文革”前，1951年至1965年15年的总印数为1146万部），《毛泽东著作选读》和各种专集、汇编本、单篇本超过八亿册，《毛主席语录》超过两亿册，供张贴用的毛泽东单张语录、语录画、诗词手迹超过三亿张。1967年，全国有181家印刷厂共投印《毛泽东选集》（一至四卷）10618万部，实际出书9211万部，另有700多家印刷厂印制了《选读》及各种专集、汇编、单篇本8.4亿册，《语录》3.7亿册，供张贴用的单张语录、语录画、诗词手迹5.2亿张。在此背景下，1967年11月，毛主席著作出版办公室仍然向中央文革提出报告说：“根据全国各地群众反映，普遍要求在1968年内，每人（职工、战士、干部、高中以上学生），每户（主要是农村贫下中农）都能配备‘五件宝’：《毛泽东选集》一部、《毛主席语录》（100开本）一本、毛主席著作专集一本、《毛主席诗词》一本、毛主席像三至五张或相册一本。”这个报道获得同意。

这一时期，社会上普遍地存在追求毛泽东著作的新版本的风气。《毛泽东选集》有了精装合订本就不要纸面普及本，有了64开袖珍合订本就不要32开合订本；《毛主席语录》出了100开本，就不要64开本。有不少地方甚至大量仿制从香港流传来的火柴盒大小的256开本。有的地方，特别是一些被称为“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先进典型”的城市，出现了一条街道上的所有店铺，不论经营什么业务，家家门市中都设立了专柜或“宝书台”，出售《毛泽东选集》或其他毛泽东著作；有些人的家中，整个墙壁都贴满了毛泽东各种摄影像和单张语录、语录画、诗词手迹印刷品，吸引众多外地群众前来参观并引以为荣。

红宝书也走向海外读者。据不完全统计，仅1966年10月至1967年5月短短的8个月时间里，中国国际书店就向全世界117个国家和地区发行了英、法、西班牙、日、俄、德、意、尼泊尔、越南、印度尼西亚、阿拉伯、缅甸、斯尼希里、波斯等14种文字的《毛主席语录》80多万册。一说到1969年中期，在60个国家和地区里，有用70种文字翻译出版的1100多种版本的毛泽东著作。《毛主席语录》在世界各地广泛传播。据《人民日报》载文统计，该书在短短三年中，已“在二十五个国家和地区里，有分别用英、法、西班牙、德、意、希腊、丹麦、荷兰、挪威、冰岛、芬兰、阿拉伯、老挝、希伯来等二十五种文字出版的五十一种版本”。就当时中国“红宝书”的出口情况和其在世界范围内产生的影响而言，流向海外的“红宝书”的数目确实庞大且版本众多。

从1967年下半年到1970年，毛泽东多次就对外宣传工作作出批示。1969年3月23日，周恩来在全国计划会议上作报告时，特别强调：“宣传毛泽东思想要讲究实效，要贯彻节约闹革命的思想。”6月12日，中共中央发出经毛泽东批示“照办”的《关于宣传毛主席形象应注意的几个问题》（中发[69]第33号文件）。这个文件指出：文化大革命以来，在宣传毛主席形象和毛泽东思想的问题上，出现了不突出无产阶级政治、追求形式和浮夸浪费的现象；其中包括有的随意随处张贴毛主席像和毛主席语录；有的甚至设置“宝书台”、“忠字室”、“敬仰馆”，跳“忠字舞”、到处贴“忠”字，大搞“忠字化”运动。文件提出若干改进意见，包括引用毛主席语录也要得当，不要搞“早请示晚汇报”、饭前读语录、向毛主席像行礼等形式主义的活动等等。

1970年9月2日晚，周恩来在接见中央外事、新闻单位的负责人时指出，新华社编印的《参考资料》8月27日下午版中刊有林彪的一条语录：“毛泽东思想是当代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顶峰，是最高最活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周恩来指出这是毛主席不允许使用的语录。当得知该条是从解放军政治学院编、战士出版社印的《毛泽东思想胜利万岁》一书中摘抄的时，周恩来说：中央已经三令五申，不许乱编毛主席著作，不许随便编印没有公布的主席指示；这本子未经中央批准，是私货，要收回；还有那些未经中央批准随便乱印的本本也要收回；先把北京的收起来。

1970年9月6日，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向全市传达并布置清查工作，到10月9日就收到各单位上报非法印制的样本657种（总印数750余万册），加上中央各部门报送的样本，仅不同单位编印的《毛主席语录》和《最高指示》等就有440多种。在这440多种《语录》《最高指示》中，以军队编印的《最高指示》（《毛主席语录》、《最新指示》、“老五篇”、《毛主席诗词》“四合一”本）和《毛泽东思想胜利万岁》（《毛主席语录》、《最新指示》、《林副主席语录》、“老五篇”、《毛主席诗词》、《九大文献》“六合一”本）两种印数最大，加上地方翻印的总数超过1000万册；内容全部选自中央“两报一刊”（《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和《红旗》杂志）公开发表的毛主席语录仅有3种，其余的本子中都不同程度地存在各种问题。主要问题有：引用未公开发表的内部文件；引用毛主席语录不准确，把有的不是毛主席讲的话，乃至一些大字报和传单、小报中流传的材料也作为“最高指示”收入；还有的将内部讲话公开发表，泄露了国家和军队的机密；有的本子编排体例混乱，标题与内容不相符合。还有各式各样的《毛主席文选》《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央负责同志讲话汇编》《重要文献》等，其中收有“文革”初期红卫兵抄家得来的中央机要文件和中央负责同志的报告、讲话材料。这批印刷品绝大部分是1966年至1969年编印的，其中由大专院校红卫兵和其他群众组织编印的占53%，由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及部队、机关、学校等单位编印的占47%。

1971年，九一三事件爆发，此后“红宝书”掀起的红色狂潮逐渐归于平静。不过，“文化大革命”中，学习毛泽东著作，包括学习毛泽东“最新指示”，始终是一项十分重要的政治任务。“文化大革命”宣告结束后不久，全国还出现了一个学习《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高潮。

把学习毛著活动引上正确发展道路的是邓小平。1975年9月，邓小平曾指出：林彪主张学“老三篇”（后来加成“老五篇”）是割裂毛泽东思想。怎么能够只把“老三篇”、“老五篇”叫做毛泽东思想，而把毛泽东同志的其他著作都抛开呢？怎么能够抓住一两句话，一两个观点就片面地进行宣传呢？“文革”结束后，邓小平致力于纠正“文革”的左倾错误，端正党的思想路线，提出必须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把社会主义事业推向前进。

1979年2月12日，中央宣传部发出《关于停止发行〈毛主席语录〉的通知》内称：“林彪为捞取政治资本而搞的《毛主席语录》本，断章取义，割裂毛泽东思想，自发行以来，危害很大，流毒甚广。为了肃清林彪、四人帮的流毒，自即日起，新华书店、国际书店现存的中文版、民族文版和外文版《毛主席语录》本一律停止发行。”从此，《毛主席语录》在书店的门市部中消失。

1981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决议》实事求是地评价了毛泽东，指出了毛泽东著作与毛泽东思想的关系，阐明了贯穿在毛泽东科学著作中的活的灵魂。《决议》为实事求是地学习和研究毛泽东著作作出了具体的指导，开拓出学习毛泽东著作的新阶段。

“文革”期间，全国究竟出版多少册红宝书，已难以统计。因为不仅各地出版社出版，一些机关部队和群众组织也出版。1966年，第二轻工业部拨给出版毛泽东著作专用塑料（封面用）1.3万吨，而群众组织出版毛泽东著作专用塑料达8000吨。上海人民出版社于1966年按纸型重印《毛主席语录》250万册，而上海群众组织印制的各种语录本超过500万册。据国家出版局1977年6月统计，1966年至1976年由出版社正式出版的毛泽东著作共达45．38亿册。其中，《毛泽东选集》（一至四卷）9.65亿册，折合2.41亿部，《毛主席语录》10.24亿册，《毛泽东著作选读》及各种汇编本、单篇本25.46亿册。《最高指示》（单张语录）21.1亿张。毛主席标准画像和各种摄影像共出版41.55亿张。

各类红宝书中，《毛主席语录》是发行量最大的一种。据统计，从1964年5月问世到1979年2月12日中宣部发文通知停止发行时止，在短短的15年内，仅国家出版社正式出版的总印数就有十亿五千五百多万册。如果加上“文革”初期“造反”组织和许多机关、团体、部队、厂矿等翻印和私自编印的，数量之大更为惊人，一说该书的累计发行量超过了50亿册，还有人称其为《圣经》之外史上发行量最大的书。

红宝书的工作的印刷，在“文革”前中期超出控制而导致了大量资源浪费。在极左思潮的支配下，出版部门根据一些虚假的表面现象盲目扩大毛泽东著作、毛泽东像的印数，发行部门较普遍地存在“积压不算问题，脱销了就要犯政治错误”，以及“发行数量越多越显出成绩”的思想。因而形成了毛泽东著作、毛泽东像的出版计划年年扩大，用纸计划年年增长，纸张供应年年紧张的局面。不仅如此，各地许多群众组织以“学习需要”为借口，纷纷将毛泽东未公开发表的讲话、文章、诗词、批示、照片等，汇编为“学习材料”或大量翻印出售。有的红卫兵组织将抄家得到的中央领导人的内部讲话、机密文件等大量内部材料汇编成各种名目的学习材料广为流传。有的群众组织甚至将中央负责同志对国防科研单位作的内部报告及有关指示也收入小册子中散布，严重地泄露了国防机密。中共中央从1967年5月开始，先后八次向全国有关方面发出文件，要求各地政府严禁这些非法印刷品，但在极左思潮泛滥的混乱情况下，难以完全制止。

60年代初到70年代末，包括红宝书的流行时代在内，是全国群众性学习毛泽东著作活动参加人数最多、持续时间最长的时期，但是由于受思想政治方面左倾错误的影响，这一时期的学毛著活动走入了歧途。

第一，形式主义。由于学习毛著被赋予了复杂的政治含义，因此重要的已不再是学习的内容与实效，而是学习本身。是否学习毛著成为衡量一个人、一个单位的政治标准之一。这样，学习的形式与对学习的宣传必然更为人们所重视。这一时期出现的“毛主席著作天天读”以及从上到下召开的学毛著讲用会，学毛著积极分子代表大会，随身携带的红宝书等等就是其典型表现。

第二，实用主义。这是林彪对学习毛著的一贯态度。随着林彪政治地位的上升，这种实用主义的学习态度越来越严重地影响了群众性学习毛著活动，理论联系实际被歪曲成“需要什么，就学什么”。在“文革”期间，对毛著的活学活用成了“语录对号”，毛著被不顾时间、地点、场合随意引用；在派性盛行的时候，红宝书还成为保护自己攻击他人的手段。

第三，庸俗化。毛泽东的著作和指示被称为“句句是真理”，“字字闪金光”。学习毛著不但被放到了一切工作的首位，而且被夸大为能够解决一切问题的万应灵药，被赋予了无所不能的力量。报纸上经常宣传，工人学毛著攻克了“资产阶级权威”解决不了的难题；农民学毛著战胜了自然灾害取得了丰收；医务人员学毛著治愈了各种顽症等等。

60年代初到70年代后期出现的学习毛泽东著作的高潮受到了阶级斗争扩大化、绝对化错误的影响。为了贯彻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路线，必须造就具有高度“阶级斗争觉悟”的人，学习毛泽东著作就成了提高“阶级斗争觉悟”的最重要的途径之一。因此，这一时期的学毛著活动基本上是围绕着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而展开的，毛泽东著作中其他丰富的内容都不同程度地被忽略了。此外，也受到对毛泽东个人崇拜的影响。“文革”时期，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发展到了极端，这时推动群众学习毛泽东著作的主要因素是对毛泽东无限敬仰的感情，学习红宝书实际上变成了向毛泽东表忠心的方式。反过来，因评价、勾画、摆放红宝书“不妥”而获罪的也不在少数。另据记述，毛主席第三次接见红卫兵时，党和国家领导人依次登上城楼检阅，几乎每个人手里都拿着一本“红宝书”；陶铸发现刘少奇手里没有拿《毛主席语录》，马上从自己的衣兜里掏出了一本迅速递给他。

红宝书向海外传播的途径大致有这几种：一是诸如中国出口商品交易会（简称“广交会”）之类的出口商品交易会；二是外国地区直接向中方订购语录书等毛泽东著作，或者自行翻译出版这些书籍；三是在海外的中国人员的宣传和散发；四是外国友人赴华访问时获得中方的赠送以及外国在华留学生的传播，等等。

“文革”期间，海外中国人纷纷响应国内号召，以宣传毛泽东思想为己任，尤其以青年学生群体的行为最为激进有时会罔顾其他国家的实际情况和文化背景，这种偏激的行为虽加深了外国人对“小红书”或“红宝书”的印象，但常伴随着反感。对红宝书或其中的内容的海外宣传，还曾引发冲突。1967年，中国500多名留学生途经苏联归国，其中留法学生到红场高声朗读毛泽东关于反修防修的语录、与苏联警方发生冲突，造成流血事件，被称为“一·二五莫斯科红场流血事件”。在诸如此类的事件中，“红宝书”在政治和思想方面的象征意义的作用要远超过其自身的价值，它作为特殊年代的产物，也仍然反映了中国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解读和建构。

在21世纪，红宝书在海外的影响力仍能找到痕迹。2014年，有书评编辑向法国朋友调研中国书在法影响力，受访者不约而同地说到小红书或红宝书，也就是《毛主席语录》。学者亚历山大·库克（Alexander C. Cook）主编《毛泽东的小红书：一部全球史》（Mao’s Little Red Book: A Global History），由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2015年11月25日，在时任英国财政大臣乔治·奥斯本向英国议会提交新的政府开支计划，反对党工党影子财政大臣麦克唐奈拿出一本红宝书大声朗读，讽刺前者“不懂装懂”；奥斯本则在称麦克唐奈“逐字逐句地在朗读毛的小红书”后，反讽工党影子内阁的一些成员因落选而没能进入议会，“被送去接受再教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