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定州，也称罗定直隶州，中国明清时的广东直隶州，这是岭南历史上第一次设立直隶州。明清时期广东”十府一州“之一。

两广同属岭南，唐代始分东西。自宋至明，在湘、桂、粤省发生了长达六百年的“瑶乱”。明代，瑶乱主要发生在粤桂交界犬牙交错的山区，因为要协调统率两广的征瑶军队，明景泰三年（1452）特设两广总督，两广总督府曾驻梧州、肇庆、广州等地，原属战事临时机构。明万历五年（1577）升泷水县为直隶州，因为罗旁瑶乱平定而取名为罗定。罗定直隶州是广东历史上第一个直隶州，它的建立宣告了广东“瑶乱”的终结。

明代岭南各府为了对付瑶乱，纷纷析地置县，实行小区分治，以分隔缩小瑶区等措施加强统治，先后从南海县析出顺德县；从番禺县析出从化县；从博罗、增城析出龙门县；从新会析出新宁县（今台山）；割四会地新置三水县；从高要析出高明县；从清远析出广宁县；割阳江、新兴、新会地置恩平县；从惠州析出长宁县（今新丰）、永安县（今紫金）。这些新县的析置，都与明代瑶乱有关，而其中最重要的是两广总督和罗定直隶州（含东安、西宁县）的设立。

明万历凌云翼平定罗旁徭乱后，将泷水县升格为直隶州，取“罗旁已平定”之意定名为罗定。把泷水县以东山地置东安县，把泷水县以西山地置西宁县，另设罗定州，一州二县归罗定直隶州管辖，取其“罗旁已平定、泷水县东西安宁”之意定名。罗定直隶州的建立，化瑶效果十分明显。经历了大规模的瑶乱之后，设县分治，使同化之瑶民，与汉民相杂，施之以教化，使之变为齐民，正好应了罗定州“四维彰显，和谐安定”之兆。

罗定直隶州建立后，官府实行“募民占籍”政策，大量吸收移民对瑶人退出的土地进行复耕。明初，各州县曾按粮产定区，设粮长，把田地重新丈量编入“鱼鳞册”，以户为单位把人口编入“黄册”，按人口服徭役，以田亩纳租税，徭役征发愈来愈滥，迫使各地农民大量逃亡，这些人大都逃到两广交界的山区，成为流民，罗定州的建立，正好大量吸纳这些流民。一些曾混入瑶民中的流民亦同时“转化”为汉民，原本“立寨耕守”的乡村不断扩充，军队屯种亦扩大到乡村。各任州官都实行“募民占籍”、“垦辟草莱”、“缘亩疏导”等一系列措施，使得当地人士“卖刀买犊”、“种植日广”。官兵同时还“浚河开路”，使开发较早的罗阳地区物流通畅，新辟垦区的广大丘陵村落的交通得到改善。除大力开垦荒田外，还推广水翻车的使用，开挖陂塘，兴修水利，扩大灌溉面积，提高农业生产效率，使民安心耕种。同时，不少翁源人、英德人迁往罗定与信宜交界的西南部山区垦种，并利用当地的木炭和铁矿资源发展炼铁业，成为广东铁的主要生产基地，从事该产业的有一万多人。东莞、增城、新会、新安、高明、惠州等地移民相继建立移民村寨，各族相安无事。此后“自岭西徙而来，入其境耒耜遍野，烟火弥望，农桑被亩，鸡犬之声相闻”，到处是“买犊荷锄、嬉游而歌”的景象。

罗定直隶州建立后，官员重视发展文化教育，兴利革弊，办学校、正风俗。建州初，动用一州两县的财力、物力和徭役，建文塔、维心堂、揆文馆等，迁学宫于河东，继后又建文明书院、文昌书院以及南征书院（义学），实行平民教育，以兴文运。大小官员还深入偏僻山村，宣讲圣谕，开教化，训溪峒，文教从始兴起。

《万历武功录》“先是泷水县斗绝在东、西山之中，孤县贼巢，常募兵一千人，而以千户填之。然公移辄从楼船卒往来也。自是之后，请升为州，而以廉州同知侯应爵下行州事。至东山黄姜峒、西山大峒皆宽平，请建县。黄姜去德庆大江三十里，大峒去德庆大江二十里，徙民居其中，一衣带水而下，烟火相望，亦一都会也。上下户部上书殷正茂议，可之，赐名曰罗定州。是时，黄姜之南六十里曰南乡，南乡之西南一百里曰富霖，大峒之东南七十里曰封门，封门之南一百二十里曰函口，议建守御使然。”（注：明代里程与今不同）

《明神宗实录》载：“兵部覆两广总督凌云翼条奏罗旁善后事宜：一、建设州县。东山黄姜峒、西山大峒，原系贼巢，今虽荡平，难保必无遗孽。遽欲建官设县，恐贻后艰。请先升泷水县为州，其二峒各筑营城，选委将领屯兵驻劄，伺有贼出，许其便宜抚剿。果无他虞，题请建县。目下各峒地方，通属新州（指即将设立的罗定州）管辖。其南乡、富霖、封门、函口，设千户所四。”

《万历会计录》：“万历伍年，两广总督凌云翼题：广东罗旁东西两山，周围千伍百里，田地饶沃，要行建设州治，议将泷水县改升为州，径属布政司，不必属府。其东山黄姜峒、西山大峒各设壹县，俱属新升州管辖。本部覆奉圣旨：州名与做罗定，两县名与作东安、西宁。钦此。”

《大明会要》“万历五年题准：罗旁东西两山、週遭千五百里。田地饶沃。且有籐蜡诸利。将泷水县、改为罗定州。径隶广东布政司。黄姜峒、大峒二处，各筑营城一座。各屯兵一千。选委指挥、充为把总驻札。许其便宜抚剿。各峒地方、通属管辖。其南乡、富霖、封门、函口、四处、各立一所。即地立名，请给印信。各筑所城一座、以备防守。”

罗旁位于郁南县境内，连接东山（罗定县）、西山（信宜县），延绵七百余里，东接新兴，南接阳春，西抵郁林（今广西玉林）岑溪（广西境），北边是西江。

罗旁：万历《西宁县志·古迹》载：“万历五年，建明伦堂掘出古钟一口，上铭‘大元国广东道德庆路端溪县拾捌都李社长铸钟一口于玄寿堂。大元至治三年年建。’今悬长春寺。观此则罗旁必端溪旧治也。”

意思是：万历五年，营建西宁县儒学明伦堂时挖出一口古钟，上面刻着“大元国广东道德庆路端溪县拾捌都李社长铸钟一口于玄寿堂。大元至治三年年建”这些字。如今这口古钟挂在长春寺。从这些茗文可以确定罗旁在以前是端溪县管辖的地方。

注：西宁县城所在地西山大峒，《明史》、《钦定续通典》等清代所载典籍有误，西山大峒并非泷水县地。在明代典籍涉及西山大峒并没明确说是泷水县地。因此，云浮市区（东安县城）在明朝时称南乡，直属德庆州晋康乡。黄姜峒（南乡所城）在今云浮云安六都镇，属德庆州泷水县。而西山大峒属德庆州直辖，并非泷水县地。可参见

明洪武九年（1376年），降德庆府为德庆州（属肇庆府），撤销附郭端溪县，原端溪县的金林、悦城、晋康、都城四乡由德庆州直辖。此时，德庆州直辖四乡之地兼领泷水县、封川县、开建县三县。明万历五年（1577年），升德庆州泷水县为罗定直隶州，设罗定直隶布政使司。析泷水县东部东山黄姜垌等和德庆县、高要县、新兴县部分地区建东安县（今云城区、云安县）；析泷水县西部、南部（今属信宜合水镇、思贺镇等）和德庆、封开县小部分地区建西宁县（今郁南县）。罗定直隶州包括罗定本州（泷水）和东安、西宁两县。

罗定直隶州设立后又新增加一个罗定道，因为罗定直隶州仍属军事管制，因此在罗定道前加上兵备两字，全称为钦差整饬罗定兵备道。由中央直接派出钦差整饬兵备道作为州的最高行政、军事长官，治理新建制的一州两县。罗定直隶州是在行政、军事、司法均拥有特别权利的军事管制特区。

1912年，民国政府统一撤销州、府一级行政区域，原罗定州被划分为：罗定县、东安县、西宁县。后因为东安、西宁和其他地方重名，于是把东安县改名云浮县（今云城、云安），西宁县改名郁南县，均属广东省管辖。

招徕移民。为了充实新设州县，招民插居，承田立籍。罗定州和西宁、东山二县移入者大多系闽、广籍。如西宁县，“开辟以来，闽浦插居，广肇附籍”，“间有翁源、封川之民”。在东安县，建县之初，“维时四方民大和会，胥相踵至。邑之内外，受廛者万计。连阳之民十居七八，务农力穑尤甚。士之自广州者持牒，开府允所请，挟刺来学”。以农来者，连阳（广州府连山、阳山一带）居多。以士来者，广府为最；从县志选举志中所列万历后岁贡生的籍贯看，大多系广州府辖县之人。这样才造成后来“迩来闽、广附籍居多，俗尚各异”的情况。或因副总兵陈璘负责罗定州善后的关系，翁源县移民在西宁县偶见，而在罗定州则很普遍。“属内有翁源、英德两邑之人插杂。充州隶役，悉属此徒，于州民无有也”。封川县属德庆州，归肇庆府，英德县和翁源县归韶州府，都是和罗定州临近或接壤之区。这些临近区域汉民的移入，带来了他们的语言、习俗和生产方式，不仅加速了地方山林开发的步伐，还起到了改造当地族群结构的作用，使原本相对闭锁的文化受到冲击和侵蚀；形成了兵和民、汉族和少数民族交错分布的格局，有利于不同族群间的文化交融和地方秩序的稳定。

垦殖土地。养育条件的获得是维持地方长久安定的基础，因此土地开垦当需领先。据载，万历九年十月，两广总督刘尧诲在上疏中道，开拓罗旁二山，复田58410亩。仅数年间即创此拓殖成绩，屯兵和移民发挥了重要作用。他们携之而来的耕作方式对当地土著自然产生了积极的带动作用。郑人逵（福建闽县人）万历十一年任罗定兵备道，对这里的初期开发发挥过重要作用。十五年，当他离任时，时被解职的陈璘率东安县父老若干人，请求广州府南海县人陈万言撰拟“郑公去思碑”，其中道：“吾属东安之民，初未知有养，刀耕火种，收聚非时。公授我田土，教我树艺，卖刀买犊，垦辟草莱，种植日广，屋居粒食，而民知养。”

开辟道路。城堡构建乃出于防御需要，但把自己封闭到一个强固的圈子中，带有某种被动性。而开辟道路、设置驿站，使内外道路形成网络，把散在的城堡联结起来，打通与外界的通道，改变了封闭状态。先此，嘉靖四十四年（1565年）六月，两广提督吴桂芳曾言，罗旁一带“层峰叠嶂”“竹木丛翳”，“诸猺”以为巢穴，“时出剽掠”，或越江劫掠乡村，或截掳往来船只。因此欲绝“猺人”之患，得“一劳永逸之计”，便是“聚兵召商，随山刊木”，“彻其障翳，剪其羽毛”。大木砍斫后，“诸猺”便丧失了“阻深箐而居”的条件，营堡戍卒也获得了耕守的田地。既省去兵饷，又达到了“扼其从[纵]出之途，绝其潜伺之计”的目的。罗旁荡平后，道路主干以罗定州为总会，从州治向南由罗镜冈，经函口、怀乡，以通高州府。从州治向北循小江出大江，以接寿康驿。东安、西宁二县和南乡、封门二所，虽各有道路遥通，然皆崇冈叠嶂、丛箐茂林，隔离天日，往来为艰。尽管如此，东安县各地联属犹易，而西宁县则存在较大问题。西宁县南割高州府信宜、茂名二县地所设的定康、感化、从善、信丰四都，和广西岑溪的七山、六十三山“猺”相接，这里仍如既往被“猺贼”把控，与县治间的联系受到阻隔，因此“四都虽号编氓，而足迹无由至县庭”。修筑道路、打通阻塞是消解这一隐患的有效方式。万历十一年（1583年）至十四年间任兵备道的郑人逵，曾两次提议开辟道路，皆因“诸猺屡沮，功莫能施”。到了万历十六年（1588年）陈文衡（江西鄱阳县人）来任兵备道时，认为该地在平定后十年依然如此，距离治理目标甚远，遂与西宁镇守参将侯德源谋议，请求两广总督刘继文下檄罗定州知州潘士绅和西宁县知县林致礼（广西上思州人，万历十四年任）综理此事，由把总许应明具体运作。于是，召所部兵民，“相地分程，计日课功。披荆斩木，芟险就夷”。而“顽猺”仍阴行阻挠，“伏枪设魅，众受惨毒”，人怀疑畏。陈文衡遣许应明深入“猺洞”宣示朝廷威德，“诸猺”警悟俯从。“兵民得偕作，而梗途遂成大道；蓊翳无壅蔽，而晻昧获耀光明”。西山境内辟道工程经始于万历十七年，告成于十九年。共辟四条道路：第一条沿着与广西的分界，自罗旁口，由封门、夜护，南抵怀乡，长三万六千余丈。第二条自怀乡、掘峒，由罗镜冈，北抵罗定州，长三万八千余丈。第三条自夜护，由思虑，东至亚婆滩，长八千余丈。第四条自逍遥，经振夷岭，抵西宁县，长八千余丈。四条道路的宽度，“随地势之险易”而变化，大体在一丈上下。中路和东山也都开辟了各自境内的道路。这样，整个州内道路联为一体，形成网络。路网的联通，不仅方便了官商百姓来往，也便于官府统摄地方，该地实现了由化外之区的形式归附到与内地州县无有区别的真正一体统辖的转化。如陈万言云：

比岁以来，行者歌，耕者乐，冤者伸，输者赴。商贾懋[贸]迁以化居，官府往来以巡省。深溪绝峒久外天日之民，习见汉官威仪，而欣欣鼓舞若更生。诸猺在抚治者，心如其面，不敢越志以启衅。在邻封者，畏威敛迹，不敢越界而为盗。凡有举动，朝发则朝闻。稍有邪谋，夕发则夕扑。官政下达，民情上通。疏逖不闭，襁负日来。数百年虎嵋兔窟之域，一旦转为平平荡荡之区。

创立学校。兴学立教是实施教化的重要手段，当受到较高的文化感染后，粗鄙转为文质，干戈熔为锄犁，其向化、内聚和认同之心便会形成，区域一体特征也会出现。州、县皆建儒学，渐可改变“蛮俗襟裾”的状态。万历六年（1578年），东安县知县萧元冈在城东始建儒学，县学廪膳生和增广生额皆为10名。到万历十九年（1591年），知县郭濂（南直江宁县人）详请抚按具奏，两类生员各增5名，分别达到15名，而附学生每试可录8名，这样东安县儒学生员接近40名。县学设有学田、学地和学塘，以租佃收益用于延师薪俸和资助贫困生员。虽然当时“青衿而事读诵”者“客籍十九”，主体仍是移民，但地方官员也认识到，“诸猺”教化应给予关注，“宜择其稍秀而驯者教诸学宫，务以揉化其习气为上，不大以博士文法束之，庶渐而潜移其俗”。其举子文法水平的提升是次要的，关键在于其习气的改变。罗旁有“狼、獞二种，皆不事诗书，好为觋巫，习尚粗鄙，鲜知礼义”。万历十七年，把总刘元威的建议得到采纳，在西宁县的葵岭建立社学，专一“教训猺童”。他还建议，在提学官考录生员时适当给予倾斜，为其创造入学机会，“每考请分獞、狼童一案，恳学道恕取，以寓鼓劝”。后来，还真有了一二进学者的情况。陈文衡在万历十六年至十八年间任罗定兵备道，除了“刊木造梁，以成通衢”；疏浚泷江，以通商旅；练兵编氓，建堡设司外，仍念念不忘推行教化，“立社学以教猺童，广廪额以资多士。修文偃武之风，或取自上裁，或谋之幕府，而公毅然行之。深山穷谷之中，淑气盈盎，新民效顺，卖刀剑而请耒耜，弃弁服而习诗书。盖非复罗旁初定之时矣”。

万历二十二年（1594年）春，洪有复（福建南安县人）由岭西兵巡道改任罗定兵备道，此时罗旁已经历了近二十年的善后整治，他所看到的已是另一番景象。“入其境，耒耜遍野，烟火弥望，鸡犬之声相闻。昔之提戈蹀血处，皆买犊荷锄，嬉游而歌诵”。“所在州、县，崇墉屹屹，层堞奕奕。壁垒亭障，连跨高深”。“荟林悬崖之幽阻，莫不刊伐堙堑，坦途通轨，川陆邮驿，四达交驰”。他在给西宁县纂修的首部县志作序时道，西宁在百十年前“莽为盗区”，自筚路篮缕，以启山林，“列在方州，比于牧镇”。今置县近二十年，“林木芟柞，土田垦辟，度亩定税。设兵议饷，建学立师，张官置吏，与诸调度沿革，悉皆林林总总”，可谓遭际开辟盛时。即此可以看到，罗旁自纳入实质性的州县管理体系后，其善后过程颇为曲折，有时还伴随对抗，然经过近二十年的建设和各种关系的磨合，地区经济、文教和社会事业呈现出蓬勃生机。

2012年12月21日，刘锁强聆听到了来自广东远古的回响。在罗定华石镇一个名为军步湾的小村后山顶上，调查队发现了20多件人工打制特征明显的石制品。这是南江流域可以确定的第一个旧石器时代遗址。

2013年1月，调查队陆续在南江盆地发现了60多个旧石器地点，最重要的发现便是磨刀山。在磨刀山的地表、断崖和冲沟中，调查队采集到了手斧和手镐等石器。2014年，刘锁强和团队经过4个月的努力，在磨刀山遗址共发现了近400件旧石器时代的石器。

磨刀山遗址的考古发现把广东最早有人类活动的历史，从距今约13万年前的马坝人时代提前至距今80万—60万年，填补了广东旧石器时代早期文化的空白。

以磨刀山遗址为代表的南江旧石器文化，表明距今数十万年前，最早的南粤先民即踏足南江流域，并在此繁衍生息。磨刀山遗址和南江旧石器地点群的考古成果，不仅延长了岭南古代社会和文化历史的长度，同样也拓宽了岭南文化的深度。位于南江流域的磨刀山遗址，是南江文化的始发点，也岭南文化目前已知最早的“根”。

追溯历史，南江古道曾是古代楚人南下海岸的重要通道。在罗定太平河上游南门垌等地出土的战国墓葬及青铜器，都具有十分鲜明的楚文化特色。同时，南江也是此后中原汉人南迁岭南，以及中原地区通往南海乃至海南岛的一条重要交通要道。

除了中原地区、岭南地区文化在此交融，早在南北朝时期，南江流域已与陆海丝绸之路相对接。现藏于罗定博物馆的南朝四兽金手镯与莲瓣纹高足碗便生动讲述了这段历史。“这个手镯的铸造手法，与传统的中式铸造手法是截然不同的。手镯上面的忍冬纹、兽纹图案，完全是古粟特国所常见的风格。而高足碗的造型是受古罗马拜占庭高足杯艺术风格的影响。”罗定博物馆原馆长陈大远介绍，这两件金器极有可能是来自中亚地区的舶来品；当时当地也有可能已经开始接收来自外国的订单。由此可见，当时的南江流域尤其是罗定与中亚国家、地区已有了密切往来，陆海丝绸之路也进入了活跃交流时期。

在此后很长一段时间内，南江古道在海上丝绸之路的交通运输、文化交流及贸易货源供给中都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华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周永卫更将南江古道定义为岭南隙地贸易的温床，“南江古道的地缘优势得天独厚。以南江古道为中心，向南有徐闻，乃至交趾，向东有番禺，所辐射范围构成岭南对外贸易的重要区域。通过这条古道，大量海外商品源源不断地输入内地，同时，又把丝绸、陶瓷等中原商品输送到雷州半岛、海南岛，乃至东南亚、南亚和中东地区。”

中山大学教授黄伟宗认为：“南江称谓古已有之，百越文化保存完整，海路丝绸对接通道，文化遗存丰富多样。”尽管南江古道在古代水路运输所发挥的巨大作用已逐渐淡化，但其所孕育的南江文化自成一体，是岭南本土文化中不可缺失的一颗璀璨明珠。

最能体现南江人民聪明才智的，莫过于散布在南江流域的建筑物。笔者在罗定沿江走访时看到，南江流域现存多个古墟、古埗、古码头，仅罗定市内就有水摆墟、古榄墟、罗镜官渡头、榃濮墟、丰盛古村、大旁街、罗城大埗头和六竹墟等，这些商业遗址沿河而建，见证了昔日南江流域商贸活动的繁盛和罗定作为商贸中心的繁华。

值得一提的是，罗定市内甚至还出现过以依靠船运为生的村落，其中尤以倒流榜村和梁家庄园最为著名。

在罗定南江之滨，有一座建于明代的文塔，高达13层，曾为泷州八景之一。建于清代的罗定学宫、菁莪书院等古建筑，规模宏伟，至今保存十分完整，均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文塔与学宫，都是古时为了教化当地人民所建。“文塔与罗定学宫的规模之大与建制之完备，在当时的岭南地区是极少见的。”

南江文化显示了山地文化与海洋文化的交融，是古海上丝绸之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南江流域较早萌芽的商品经济，也令南江文化饱含开放、包容、积极进取的精神内涵。时至今日，挖掘南江古道历史文化对于建设“一带一路”仍有着重要的作用与意义。

罗定江及其流域全部在宋朝时的泷水县境和明、清时的罗定州辖地内。其中，现罗定江信宜段和郁南段的地方原来属罗定州西宁县（今郁南）管辖。

专家指出，罗定江（南江）是中原连接海上丝绸之路的最早通道，而罗定则是南江上最重要的节点。罗定江流域（包括其支流）全部在古罗定直隶州境内，是古代岭南地区经济文化最发达的地区之一，造就并留存有丰富灿烂的文化遗产。

因此，“罗定江”不仅是一个地理概念，更是一个具有悠久历史传统的地域文化概念，有着自己的文化基因、民族特色和精神纽带。

笔者了解到，罗定市已为挖掘南江文化、擦亮南江文化品牌做了大量准备工作。2011年11月16日，首届南江文化节在罗定举办，坐落于罗定泷州北路的南江文化主题园同日正式揭幕开放。南江文化主题园占地6000多平方米，以石雕、浮雕、石刻等形式，集中展示罗定历史文化。此外，在罗定博物馆内，笔者看到多场主题鲜明、形式新颖的南江文化主题展览都在陆续筹备中，接下来博物馆还将重点举办一场南江文化主题图片展，通过摄影图片形象展示南江文化。

对于南江文化的发掘与未来发展，黄伟宗建议，要更大地发挥罗定作为南江和古道文化中心地和集粹地作用；王元林则提出，罗定江流域是泛珠三角区域历史与现实的对接点，研究、整合、开发以罗定江水系为代表的罗定江文化，实行罗定江及整个南江流域与泛珠三角经济文化的跨境合作，对促进信宜、罗定、郁南三地社会和经济的发展，具有十分重大的历史和现实意义。同时，当地还可通过树立历史文化品牌、凸显岭南地域特色，借“精准扶贫”之势，确实地把古道文化与新农村文化建设结合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