岭南文化，是指中国岭南地区文化，岭南包括现在的广东省、广西壮族自治区及海南省全境。 从地域上，岭南文化分为广东文化、广西文化（八桂文化）和海南文化三大块，广东文化又分为广府文化、客家文化、潮汕文化、海陆丰文化、雷州文化、高凉文化、西江文化、南江文化、漠阳文化、广信文化。

先秦时期，岭南地区属百越之地，分属“南越”（广东一带）、“西瓯”（广西一带）、“骆越”（越南北部和广西南部一带）等部落，这些百越部落演化为今天的壮族、侗族、黎族、布依族、傣族、毛南族、仫佬族、水族、畲族等少数民族。至清代时，多数畲族族人已被汉化，成为潮汕人和客家人的构成成分之一。

早在商周时期，我国壮侗语族民族（包括壮、侗、布依、黎、傣、水、仫佬、毛南等民族）的共同祖先骆越人，已建立起岭南地方政权“骆越方国”，骆越方国主要中心在今广西南宁市武鸣区大明山南麓马头镇到骆越镇（地图标为陆斡镇）一带。骆越方国地域广大，包括广西西江以南，广东西南部，海南岛，南海的东沙群岛、西沙群岛、中沙群岛、南沙群岛等中国岛礁及相关海域，一度管理到交趾和九真。骆越方国开发岭南和南海成绩斐然，创造了繁荣的稻作文化，留下了辉煌的花山岩画，开发了南海和海上丝绸之路，培育了闻名世界的合浦南珠等。

根据考古发现和大量基因检测结果，畲族是由云南元谋人的一支，向东迁徙进入广东，不断进化繁衍而来。石峡文化距今约4000—5000年，主要分布于东江和北江流域，是广东新石器晚期遗址的代表。全国第三次文物普查显示，整个东江水系的考古调查，发现代表东江文明的古遗址，广东省河源市138处、惠州10余处、东莞10余处、深圳10余处。这些遗址表明，古河源大地上，自新石器时期至商周时期，这里曾是具有相当规模的古人类部落活动之地，四五千年前，河源大地上已遍布先民。春秋时期，广东东江流域内曾出现过一个“缚娄古国”，管辖地域包括今惠州、博罗、东莞、深圳一带。缚娄古国遗址发掘出广东最大的先秦时期的龙窑窑址，出土大量的青铜器、陶器和水晶等文物。

壮侗语族先民在历史上也被称为俚人、僚人，他们最显现、最活跃的外在文化符号是唱山歌，所有的族群成员都喜欢唱山歌，歌中有“嘹嘹”之声，于是便将他们称为“僚”人。唐代，岭南地区冠以地名的僚人，有乌浒僚、邕州僚等，说明僚人遍布岭南广大地区。“洞僚”“山僚”，或指其发展水平和居住地的地理特点，畲族历史上被称为“峒僚”。史籍在记载唐代以前历史时，大多把岭南僚人并称为俚僚。

今天广东的壮族主要分布在连山、怀集、廉江、信宜、化州、罗定等县；畲族主要分布在乳源、南雄、始兴、增城、和平、连平、龙川、东源县、丰顺、饶平、潮安、海丰、惠东、博罗等县。广西的壮族主要聚居在南宁、柳州、崇左、百色、河池、来宾6市；侗族主要居住在三江、龙胜、融水3个自治县；仫佬族主要居住在罗城仫佬族自治县，散居于宜州、忻城、环江、融水等县；毛南族主要聚居在环江毛南族自治县；水族主要散居在融水、宜州、南丹、环江、金城江等县；仡佬族主要居住在隆林各族自治县及百色市右江区、西林县。海南省的黎族主要聚居在中南部的琼中县、白沙县、昌江县、东方市、乐东县、陵水县、保亭县、五指山市、三亚市等七县二市之内，其余散居在海南省的万宁、屯昌、琼海、澄迈、儋州、定安等市县。

“刘三姐”是壮族歌仙，作为一个延续千余年的文化符号，缘起岭南地区，脱胎于壮族，实现多民族共享，既联系着古代“百越”又连接着近代“两粤”，超越“两广”的地域标签，成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及中华文化的符号。刘三姐传说在岭南的壮族、汉族客家人、瑶族、苗族、侗族、仫佬族、毛南族等族群中都有流传，是岭南各族人民共同塑造了刘三姐这么一个歌仙形象。

古代骆越人在生活和劳作中，将胸中的激动和愤懑发而为歌，一代一代传唱下来，终于在唐代神龙年间产生了一代歌王刘三妹，产生了她与邕州秀才张伟望连续对歌、最后共同升天的故事。传说中的岭南歌神，有着《古今文绘俾集》《古今图书集成》《粤风续九》等大量记载为证，是岭南人共同的文化遗产。

过去壮族被称为僚人，嘹歌就是僚人的歌，刘三姐就是一个山歌文化的代名词，刘三姐就是歌圩文化中的“模特儿”。

在广西，壮、侗、毛南、仫佬、水、瑶、苗、彝、仡佬等民族都热爱唱山歌。从古百越族群开始，就产生了歌圩的风俗，在每年农历三月三举行，值时成千上万的青年男女聚集于山坡上或田垌里，对唱山歌，以山歌寻求配偶，或以山歌交朋结友，传达人与人之间和谐美好的情感。西汉刘向《说苑·善说》用汉字记越音所录春秋战国时期的《越人歌》。经学者考证，《越人歌》为古越语，其语法结构、语音格律等均与今壮、侗语相近，当属壮侗语各民族歌谣之源。可以说，广西少数民族的歌谣，文献记载可追溯到周代、春秋战国时期，实际存在可能更早。

广西少数民族歌谣题材之广泛、内容之丰富，一直令人叹为观止，它涵盖了各族人民生活的各个领域。诸如生产劳动中的渔猎采集、开山挖地、农事耕作、伐木造屋、筑路架桥，社会生活中的伦理道德、尊老爱幼、人际交往、迎来送往、娱乐嬉戏，人生礼俗中的生男育女、成年仪典、婚恋嫁娶、添粮补寿、丧葬祭祀等等，无不诉诸歌；甚至讲述本民族的传统历史文化、传授日常的生产生活知识、调解民间纠纷、判断是非曲直等等，也都以歌代言。由是，相应的歌种、歌名也难以数计，仅《中国民歌集成·广西卷》就收集了各民族不同曲调的民歌达3000多种。可以说，每个民族的歌谣都是本民族的一部包罗万象的百科全书。

畲族没有自己的文字，唱山歌是畲族人民非常重要的文化活动。畲家人以歌言情，以歌叙事，甚至以歌代言。畲族山歌自由的唱法、质朴的情感，加上即兴创作的乐趣，形成其独特的艺术魅力。由于多居住在山区，人们山岭相隔，歌声就成了山哈的心灵翅膀。唱山歌在畲族人民的生活中占有相当重要的位置。在过去，畲家人上山唱，下田唱，婚嫁唱，拜年唱，只听青山绿水间，盈盈歌声回绕，山歌成为其民族特色。畲族山歌可分为叙事歌、小说歌和杂歌等。叙事歌主要歌颂祖先事迹，讲述民族起源，其中最广为传唱的《高皇歌》(也称《盘瓠王歌》)，长达两百多行，是畲族人民的民族史诗，世代相传。比较重要的历史传说歌还有《麟豹王歌》和《封金山》等。小说歌主要关于历史人物、英雄传说，大多在家里唱。杂歌中情歌数量最多，也最有特色，由异性男女对唱。

广东乳源瑶歌，瑶语称“赛花柄”，有“赛过花朵的语言”之意，是流传于乳源瑶族自治县勉语系瑶族群众中独特的山歌形式。乳源瑶歌大约形成于500年前，明清时期达到鼎盛，流行于乳源瑶族各个山寨之间，是当地少男、少女成长的必修课程。

海南琼中历来就被誉为“黎族民歌之乡”，黎族民间歌手众多，民歌曲调也十分丰富。2008年，琼中黎族民歌被列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而早在2003年，上安乡就已荣获了国家文化部授予的“全国民间文化艺术（民歌）之乡”的称号，上安乡的作雅村也被文化部命名为“中国民间艺术之乡”，并有着“黎族民歌博物馆”之美誉。

布洛陀

布洛陀信仰是壮族及其先民敬奉布洛陀为创世神、始祖神、宗教神和道德神。布洛陀已被壮学界认定为壮侗语族诸民族及其先民的人文始祖。那么，在族源上，骆越起源于布洛陀文化产生的新石器时代晚期的人类，并随着其民族的不断发展而传承下来。按此逻辑推定，布洛陀应是骆越族信奉的始祖；布洛陀文化是骆越文化之根源，二者可谓是老祖与子孙辈的关系。

布洛陀文化作为一种活态文化，它有着自己的传播场域和传承族群，有着韵文体、散文体等流传载体，有着混溶自然与人文景观的先天条件，更有世代相传的宗教信仰观念和祭祀仪式，是壮族传统文化和民俗形态的母源。布洛陀文化不仅在广西的红水河流域、右江流域，云南的红河流域的壮族群居地，黔南的南盘江、北盘江流域布依族和水族群落的民间里广泛流传，而且在越南、缅甸和泰国等地也流传着相同或相似的文化。

三山国王

最早信仰三山国王的主体是广东粤东地区的百越土著居民，后来逐渐成为畲族、福佬、客家在内的粤东民众的共同保护神。如潮安碗窑、山犁、李公坑、饶平石鼓坪的畲民都崇奉三山国王神，每年正月都要举行迎送三山国王神的仪式，其中潮安碗窑、山犁畲民还把三山国王神置于必须迎送的诸神之首。而海南省通什市的民族博物馆黎族馆中，至今还陈列着一面写着三山国王字样的三角形红旗。这些都是畲族、黎族信仰三山国王的明证。从时代特点来看，三山神信仰最初是隋代粤东土著民族的信仰。而当时粤东的土著民族，应是后来畲族与黎族的共同的先民之一。因此，三山国王信仰也是由畲族传给客家的。

杨世略

杨世略是隋唐时期广东粤东地区的土著俚人首领，杨是古潮州（辖区包括现在的梅州）一带大姓，即使到现在，杨姓也是梅州大姓。杨世略年轻时曾任隋朝驻潮州总管林士宏的部将，后反宏归顺大唐。杨世略谥号“伯府大人”，广东梅州丰顺县汤坑镇

冼夫人

冼夫人是南北朝至隋初时期，广东粤西地区一代俚人（壮族先民）领袖，冼夫人及其子孙统领粤西和海南达一百多年。民间对冼夫人的怀念和崇拜逐渐衍变成了一种信仰，冼夫人也由历史上的英雄人物变成了民间信仰的神灵。至今，为奉祀冼夫人而修建的冼太庙遍及茂名、雷州半岛、海南岛乃至东南亚国家。

袍隆扣

袍隆扣是海南黎族人民最大的祖先神。传说袍隆扣撑天万丈，射去六日六月；以彩虹为担，以道路为绳，采沙石造山川；踢高山凿沟壑，化汗水成江河，以毛发造森林；为黎民百姓生息繁衍和万物勃发生长创造了良好生存环境。

铜鼓被壮侗语族先民用于赛神和祀神、军鼓指挥战争、权力和财富的象征。所以当时西瓯和骆越人及其后裔乌浒、俚僚人群统治阶层，都兴起了铸造铜鼓、使用铜鼓的风潮。而且谁造得越大，就象征着社会地位越高。成为了古代铜鼓铸造的巅峰。当时做出的铜鼓，鼓型已经无法再扩展了。这些体型硕大的桂系铜鼓，印证了史籍所载“鼓唯高大为贵”的特点。

同时，细看位于众多铜鼓之中的乘骑水鸟饰变形羽人纹铜鼓，不仅鼓面边沿立蛙4只，鼓面的纹饰更有太阳纹、翔鹭纹、勾连雷纹、眼纹等等。而这些雕塑和纹饰，描绘了人们的一些生活场景和宗教崇拜。譬如鼓上的青蛙，就表现了岭南地区的青蛙崇拜习俗。青蛙繁殖能力强，是“多子”的象征，代表了当时人们祈求多子多福、风调雨顺的愿望。

干栏式建筑建建造技艺有着十分悠久的历史，在一万年前的邕江边，壮族先民就学会了建造干栏建筑，是岭南人民宝贵的文化遗产。干栏从远古时代一直传承至今，广泛分布于我国南方和西南诸少数民族地区。壮族是最早发明和建造干栏式建筑的主要民族，干栏建筑经历了“依树积木木构成巢——埋柱绑扎盖叶——榫卯与穿斗构架铺瓦”三个发展阶段。

壮族干栏建筑建造多为就地取材，主要采用木材、石头、泥土、瓦片等材料建造，一般有上、中、下三层。底部架空，用数十根木柱支撑楼上的重量，四周不设墙，主要用来养家禽、家畜，堆放柴火、谷物等；如果设墙，也是由多空隙的竹篾围起，利于洪水的通过。二楼由木柱支撑在空中，主要用于居住，分设有厅堂、居室、储藏室、火塘等功能空间。上层为阁楼，用来存放粮食和杂物或者居住，在前檐或后檐会用竹木架起可晒晾谷物的平台。干栏建筑建造工序繁多，主要有：选屋场、看风水、平整地基、备料、裁料、推料、安磉磴、排扇、做梁木、立屋、上梁、撂檐断水、装屋以及其他附属工程。

打油茶又名擂茶，广西恭城、三江等桂北少数民族地区人们世世代代居住在高寒山区，喝油茶既能御寒防病，还有生津解渴、提神醒脑、帮助消化、解除疲劳等功效，是当地人待客的佳品。广西人喝油茶已经有上千年的历史，蕴含着浓郁的地方特色和少数民族先祖对生活饮食的智慧，千年来，这种少数民族的打油茶文化不断得以相传。

较早的打油茶记录是茶圣陆羽，曾经引用大约成书于汉代的《桐君录》，书中有那么一段记载“而交广最重，客来先设，乃加以香荽辈”，交广之地，说的就是现在的以梧州市为中心的岭南地区，“客来先设”，客人来了就用茶招待他，在茶水里加上香荽配料，这便是广西所说的打油茶。打油茶的工具与一般的泡茶工具有很大的区别，打油茶最突出的特点便是打茶叶，必须要用专门的打茶工具，铁锅、木锤、竹编的小漏斗。除了工具具有地方特色和民族文化之外，在配料方面也与一般的泡茶与众不同，根据民族生活习惯的不同，放的配料也不同，加的配料主要有大米、黄豆、花生米、芝麻、笋干、葱花、糯米饭、等多种原料。

潮汕平原最早的拖鞋是木屐，多以黄桑木、苦楝木等坚韧的木材做底，用布或胶、塑料片或牛皮等钉在木屐板的前方，形成船篷状或蜂腰状。清张渠《粤东闻见录》载：“潮州尚拖成散屐，以轻为贵。”潮汕气候溽热多雨，穿木屐不仅可以避暑纳凉，防水防湿，且价钱也能接受。当地无论办红事白事，还保留着给亲人送木屐的礼俗。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木屐被更轻便省钱的塑料拖鞋代替了。

广东汉族文明史始于秦统一岭南，中原移民迁入推动了广东的开发。虽然从秦代开始，番禺城（广州）已成为我国南方重要的外贸口岸，但珠江三角洲一直都是一片大海，直到唐宋时期，珠三角经过长期的泥沙堆积，洲滩渐露，河网初具雏形。自唐宋时期开始，大量中原及江南移民由粤北南雄珠玑巷陆续南迁到珠江三角洲地区，珠三角才进入开发阶段。明代，朝廷积极开发珠江三角洲，命诸将分军屯田，珠三角进入大规模开发阶段。明代初期，广东人文兴起，才贤大起，明中叶之后开始直追中原。

广东文化的发展至清代达到了高峰时期，清代广州十三行成为中国与世界贸易、文化交流的唯一窗口，广东文化成为近代中国政治、思想、文化革命和发展的先导。1839年，中国近代第一所西式学堂--马礼逊学堂在澳门成立。郑观应的《盛世危言》、康有为与梁启超推动变法，到孙中山领导的民主革命，广东文化始终是中国近代政治革命的重要代表和领导力量。新中国成立后，改革开放以及经济的高速发展，为国内各地方文化的复兴提供了条件。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广东进入新文化时期，起飞的经济与广东文化、生活方式结合在一起，形成了广东文化的现代阶段。

宋代，广东开始设立书院，有26所。广东第一间略具规模的书院是广州禺山书院，建于南宋嘉定（1208-1224）年间，遗址位于当时广州府学背后（今越秀区中山四路附近）。除禺山书院外，广州还有番山书院和濂溪书院两间，而佛山有6所书院。元代，在广州创立的书院有玉岩书院和濂泉书院。

明代时期，随着私人设书院讲学之风渐起，广东书院数量激增，创建的书院达150所，总数已位居全国第三。广东名儒陈献章创立了很有影响的江门学派，广东成为全国重要的学术中心。而湛若水、方献夫、霍韬在佛山南海西樵山创建了大科书院、石泉书院、四峰书院、云谷书院四大书院，并在此切磋学问、讲学，藏修十余年，吸引了全国各地的名儒，西樵山成为当时全国知名的“理学名山”。宋明理学昌盛，有几座南方理学名山，宋代以武夷山、庐山为主，明代则首推广东南海的西樵山。明代，广东考中进士共855人。

清代，广东的书院发展空前。据记载，清代广州书院在数量上据全国之首，学堂书院不仅数量众多，形式齐全，而且分布集中。当时，省级的粤秀书院、越华书院与府级的羊城书院并称“广东三大书院”，堪称清前期广东教育的中心，而县级的西湖书院、禺山书院同样不遑多让，其后在粤秀山的学海堂、菊坡精舍、广雅书院等掀起了广东书院的改革风气，广东也一跃而成为全国朴学研究的重地，促成广东书院发展的高峰时期。

广州除了官办书院众多，民间书院（宗族祠）同样发展迅速，鼎盛时期达数百间，在大小马站、流水井一带连成了壮观的书院群，形成了多层次的民间教育网络。而西樵山有三湖书院、云溪书院和云瀛书院，三湖书院更孕育出思想家康有为。此外还有肇庆端溪书院，是“广东四大书院”之一。清代，广东考中进士共965人。

梅州自古崇文重教，送子上学蔚然成风，其中梅县（含梅江区）是清代全国114个科举发达县之一，广东5个科举发达县之一。在科举时代，梅县（含梅江区）参加童试、乡试和殿试，考取秀才、举人、进士的人数众多。据《广东通志》《光绪嘉应州志》《采芹录》等资料统计，从宋代至清代，经会试、殿试考取进士有109名（其中翰林21名），明通进士10名，另有梅县寄籍外地考取的进士8名。众多士子蟾宫折桂，他们的身后是当地星罗棋布的书院和私塾。东山书院、培风书院、崇实书院是梅城具有代表性的三大书院，在清朝是嘉应州士子求学的高等学府。据相关资料记载，仅清乾隆年间梅州境内就建有9所书院，至清末废科举前，据不完全统计，梅州已有书院24所、义学14所、社学20所、官学4所，私塾遍及城乡，而其中最具代表的地方当属创建于清乾隆十一年（1746年）的东山书院，也是当时梅州官立最高学府。经历多代学识高深广博的儒家学者潜心执教，东山书院共培养出100多名进士、700多位举人，是古代梅州文教兴盛的浓缩。清状元吴鸿督学广东，曾盛赞梅州“人文为岭南冠”。当代，郭沫若亦赋诗赞之“文物由来第一流”。清末新政推行教育改革，黄遵宪筹资对东山书院进行大规模重建。辛亥革命以来，梅州走出了540多位将军、340多名大学校长（院长）、30多位院士，盛产“教书先生”，这与黄遵宪等人开风气之先的贡献密不可分。

1839年，美国传教士塞缪尔·布朗在澳门创办了马礼逊学堂，这是中国近代第一所西式学堂。课程设置有汉语、英语、算术、代数、几何、物理、化学、生理卫生、地理、音乐等，学制3至4年。中国第一位留学美国的大学毕业生容闳曾就读于这所学校，中国第一位留学英国的大学毕业生、第一代西医黄宽也是马礼逊学堂的高才生。1864年，清政府在广州创办广州同文馆，它是广州最早的一所外语学校。

1898年，梁肇敏、邓家仁、陈芝昌等人就在广州西关创立了时敏学堂，学堂开设了修身、国文、地理、政治等富有现代特色的课程。随着社会各界“教育兴国”的呼声不断，迫于形势，1901年，清政府颁布了“兴学诏”，要求将各地的书院改为小学堂、中等学堂和高等学堂，推行西式教育，广东广雅书院、越华书院、禺山书院、格致书院等书院相继改为广东高等学堂、广府中学堂、番禺初级师范学堂、岭南学堂。当时的岭南学堂还开设了足球、网球、棒球、田径、游泳等体育活动，学堂借鉴欧美，将低年级的学生编为童子军，组织体育锻炼，高年级的学生组成陆军团，完全采用军事化的管理。后来，许多新式学堂的学生都加入了同盟会和参加了辛亥革命。

汉代时期，陈钦、陈元父子是当时岭南著名的经学家，陈元更设馆于洛阳，传授《春秋左氏学》，被誉为“岭南之儒宗”。广州汉议郎学者杨孚向皇帝极力主张以孝治天下，得到汉和帝的采纳，下诏命令“臣民均行三年通丧”，同时奖励有孝行的臣民，救济孤寡贫老者，使“孝治”礼教影响后世千余年。杨孚还撰写了我国第一部地区性的物产专著《异物志》，在行文中，运用藻言韵语，便于士民诵读。因此，屈大均在《广东新语》中说他的“《异物志》是诗之流亚”，又说“广东诗，实始于杨孚”。

宋代，广东出现了冯元、林巽、王大宝等一批经学大师。南宋时期，南宋名臣崔与之与弟子李昴英在广州创立了岭南历史上第一个学术流派--菊坡学派，是当时岭南学术的主流学派，他们强调的是经世致用的学问，要培养的是有正气、有学识、有能力、有功绩的读书人。菊坡学派在思想上重仁治，重君，重才观。李昴英便是菊坡学派培养的岭南历史上第一位探花，其重要门生有陈大震、张镇孙、李春叟、何文季等。

明代，广东大儒陈献章提出了以“自然为宗”、“学贵自得”的哲学主张，打破程朱理学沉闷和僵化的模式，开启明代心学先河，创立了“江门学派”。他一生致力于授徒讲学，弟子遍天下。

清代，广州形成了以陈澧为代表的“东塾学派”，陈澧是位通晓天文地理、乐律算术、骈文填词的岭南大儒。钱穆曾评陈澧“晚清次于曾国藩的第二号人物，学术史上主汉宋兼采，力主新式学风”。鸦片战争后，郑观应、康有为、梁启超、容闳等力主变法强国和教育改革，提倡西学，主张兴办学校。培育了一大批思想进步锐意创新的社会精英，为辛亥革命积蓄了巨大能量。

东汉时，岭南文学家有陈元、杨孚。晋代广东文学代表人物一为黄整，一为王范。南朝陈代，有南海郡人刘删。岭南文学从唐代开始兴盛，当时以广东粤北地区为中心，代表人物有张九龄、刘轲、邵谒等。宋代，珠三角地区逐渐取代粤北成为岭南文学中心，崔与之、李昴英、余靖是当时有全国影响的人物，崔与之更是开岭南宋词之始。

明代，广东以南园前五子、南园后五子诗社为代表的文人社团盛行。元朝至正十八年（1358年），十多位青年诗人在广州南园创立南园诗社，对明代岭南诗歌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明嘉靖年间，欧大任、梁有誉、黎民表、吴旦、李时行五人因追慕“前五先生” 而重结南园诗社，被尊称为“南园后五先生”（南园后五子）。

清代，广东出现了以“岭南三大家”和“岭南七子”为代表的一批诗人，使岭南诗坛与中原、江浙诗坛三足鼎立。“岭南三大家”的诗作在清代诗坛享有极高声誉，在中国文学史上也居于重要地位。近代，珠三角地区仍保持宋元以来的中心地位，出现了康有为、梁启超等人物。

岭南画坛从明清起有较大发展，人才辈出，风格独特，技法纷呈，求新求变。明代广东南海林良是宫廷中最杰出的水墨花鸟画家，是明代院体花鸟画的代表人物，也是明代水墨写意画派的开创者，在明代院体画中独树一帜，对后世画坛，包括宫廷画家、职业画家、文人画家均产生重大的影响。

清代，随着广州国际贸易繁荣，洋画师也来此谋生，并收徒授业，培养出第一批中国油画师。19世纪30年代后，英国画家乔治·钱纳利来华传授水粉画技法，大大提升了广州“外销画”水准，林呱即为其高徒，林呱的《老人头像》曾入选英国皇家美术学院展，是最早在欧洲画展上亮相的中国画家。当时还出现了一种叫通草画的外销画。通草纸水彩画主要收藏在西方的博物馆中。在英国，通草纸画藏量可观的机构至少有十二个，大英图书馆、荷兰莱顿民俗博物馆、牛津大学博德利恩图书馆、塞西尔画廊、剑桥菲茨威廉博物馆、美国皮博迪·艾塞克斯博物馆、马德里民俗博物馆等等都有丰富的收藏，有的多达二三百幅。

20世纪初，在广东产生了“岭南画派”。岭南画派是中国传统国画中的革命派，他们主张以倡导艺术革命，建立现代国画为宗旨；以折衷中西，融会古今为途径；以形种兼备、雅俗共赏为审美标准；以兼工带写，彩墨并重为艺术手法。岭南画派在中国画的基础上融合东洋、西洋画法，自创一格，着重写生，多画中国南方风物和风光，章法、笔墨不落陈套，色彩鲜艳，学者甚众，它与京津派、海派三足鼎立，成为20世纪主宰中国画坛的三大画派之一。

从明代开始，广东涌现众多知名的书法家及其作品。陈献章是当时广东的大书法家，门下弟子甚众，自成一格，形成“白沙书派”，开岭南书法之先河，陈白沙晚年以茅根作笔被称作茅龙笔。“白沙书派”代表人物有湛若水、赵善鸣、邓翘、萧文明等。明代中叶的代表人物有黎民表、黎民衷、黎民怀三兄弟，黎民表在德庆锦石山（华表石）绝顶壁上的手迹“华表石”三字，是广东金石中的著名遗迹。

明末至清代是岭南书坛的兴盛时期，代表人物有王应华、邝露、陈子壮、屈大均、陈恭尹、彭睿、苏珥、黎简、宋湘、吴荣光等。彭睿被人称为“草圣”，其书画人称“竹本派”。鸦片战争后，岭南书法风格也出现了新的面貌，代表人物有苏引寿、苏仁山、苏六朋以及朱次琦、陈澧、李文田、康有为等。李文田自创具有岭南特色的碑派书法，对广东及整个岭南书坛作出重要贡献。岭南碑派的领袖应推康有为，其门下子弟甚多，最著名的有梁启超、崔斯哲、江孔殷、张柏桢等，其中成就最大的应数梁启超。

民国时期的岭南书法名家辈出。除康有为门下弟子外，还有王为、叶恭绰、胡汉民、林直勉等。在帖学书法上的名家有潘飞声、程景宣、商衍鎏、桂坫等。建国后，除了老一辈的岭南书法名家如商衍鎏、叶恭绰、容庚、商承祚、祝嘉等外，一些书家更是收徒教学，形成几个岭南书艺流派。其中影响较大的有吴子复、秦萼生、麦华三、李曲斋等。20世纪六十年代活跃在岭南书坛的书法家还有侯过、伍根天、阮退之、佟绍甲等。七、八十年代中青年书法家纷纷崛起，如莫仲予、曾景充、陈景舒、黄子厚、关晓峰、李纬、卢有光等。

岭南古琴艺术发源于广东新会，流行于珠三角一带，是广府文化的代表之一，2008年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受儒道两家思想影响，岭南派古琴艺术风格清和淡雅、温柔醇厚、优雅恬静，其琴曲多感慨世事，寄情山水，追求中和至静的境界。相关资料显示，岭南古琴艺术真正源头在宋代。南宋末年，随着宋室的南迁，也把中原文化带来广东，特别对广东的琴学发展带来极大的影响。在后来的几百年中，岭南琴学昌盛，琴人辈出。如明代南海大沥人邝露、明代新会人陈白沙、明代南海沙贝人陈子升、陈子壮等。重要琴著有《古冈遗谱》《悟雪山琴谱》等。代表琴曲有《玉树临风》《渔樵问答》等。

广东音乐是流行于珠江三角洲广府方言区的传统丝竹乐种，它以轻、柔、华、细、浓的特点和清新流畅、悠扬动听的风格备受民众的喜爱，影响遍及大江南北，流行于世界各地的华人社区。广东音乐有四百余年的历史，自明清以来，经历了萌发期、发展期和成熟期等阶段，曲名和乐谱可稽的乐曲现有五百多首。代表性曲目有《雨打芭蕉》、《旱天雷》、《双声恨》、《三宝佛》、《步步高》、《平湖秋月》、《娱乐升平》、《赛龙夺锦》等，全面展示了丝竹音乐的精微和华美。20世纪40年代后，不少广东音乐名曲更成为了国宴、迎宾音乐而被誉为“国乐”。广州番禺区沙湾镇被国家文化部命名为“中国民间艺术之乡——广东音乐之乡”。

潮州音乐既有传统古乐之遗制，又有本地的创造发明，形成一个成熟、丰富的多乐种、多形式的地方音乐。由于符合潮人对音乐的欣赏习惯和心理素质，不仅在文娱演出、节俗礼仪活动中广泛应用，而且以“闲间”、家庭合乐等方式融入民间的日常生活中。潮州大锣鼓以其花式丰富、气势磅礴而著名，列为中国三大锣鼓之一。潮乐中以椰胡为流传最广泛、民众最喜爱的特色乐器。潮州筝艺是当代中国古筝的一大流派。

广东汉乐分布在广东梅州、汕头、韶关、惠阳等地区，又以梅州市大埔县为代表，旧称客家音乐、外江弦、儒家乐、汉调音乐等。据查是古代汉民由中原南迁时带入的，有“中州古乐”之称，在大埔流传至少有五百年以上的历史。广东汉乐保留了原有中原音乐的特点，并与大埔当地的民间音乐（如打八音、中军班音乐）等相融合，同时又吸纳了潮乐（如大锣鼓）的一些成分，已成为广东三大乐种之一。

客家筝本源是指曾经居住在黄河中下游地区的汉族先民南迁时随人而来的中原古乐，与当地民俗文化融会贯通后，保留着中原音乐文化的遗迹，又有地方民俗文化的特色，是华夏正声。其历史可上溯到南宋以至更久远的年代。客家筝派的代表人物是何育斋和罗九香。

粤剧又称“广东大戏”，发源于佛山，以粤方言演唱，汉族传统戏曲剧种之一。粤剧源自南戏，源流可追溯到明代嘉靖年间，是以明清时期流入广东的海盐腔、弋阳腔、昆山腔、梆子腔等诸腔为基础，并吸收珠江三角洲的民间音乐所形成的以梆子（京剧称西皮）、二黄为主的我国南方一大剧种，其唱腔属皮黄系统板腔体。粤剧形成于广东，后传入广西、香港、澳门，在东南亚和美洲各国有华侨居住的地方均有粤剧演出。粤剧于2006年5月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09年9月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以粤语演唱的曲艺品种，有粤曲、木鱼歌、龙舟歌、南音和粤讴等。

潮剧是用潮汕方言演唱的地方剧种，流行于潮汕地区。潮剧渊远流长，在潮安县出土的明宣德年间剧本《新编全相志孝刘希必金钗记》，是国内出土最古老的南戏演出本，戏文语言中已加进一点潮州方言，这是南戏、正字戏传入潮地后开始发生地方化的本子。明末清初潮州戏渐趋成熟，至光绪年间为鼎盛，有200家潮州戏班。在潮汕民间旧时还流传着用潮汕方言诵唱的说唱本子，称为“歌册”。潮州歌册广泛传诵于妇女间，现存歌册最早创作年代为明代。歌册的体裁为两类，一是传奇故事体，一是歌行体。潮州歌册刊刻在清代甚盛，现存传统本子有数百部，流传至东南亚及内地，流播甚广。

广东汉剧是客家地区流传的地方剧种，有源于湖北汉剧、徽班、秦戏班底，湖南祁阳戏各说。客家汉剧传统剧目据称有800多个，完整剧本有300多个，唱、做、念、打(舞)表演艺术丰富，武打戏还把南派武功融于其中。角色行当分为生、旦、丑、公、婆、乌净、红净七行，唱腔音乐有二簧、西皮、大板等各种声腔，成为广东地方一大剧种。客家地方戏剧还有采茶戏（广东采茶戏）、花朝戏、五华木偶戏、梅县提线木偶戏等，都是由民间歌舞发展而来。客家民间舞蹈品种繁多，多数为风俗道具舞，较为著名的有龙舞（埔寨火龙）、龙舞（青溪黑蛟龙灯舞）、龙舞（花环龙）、龙舞（香火龙）、狮舞（席狮舞）、狮舞（青溪仔狮灯）、鲤鱼舞（鲤鱼灯）、打莲池（蕉岭莲池舞）、打莲池（梅江区打莲池）、船灯（蕉岭广福船灯）、平远船灯、杯花舞、竹马舞、马灯舞、锣花舞、梳妆舞、铙钹花、落地金钱、五鬼弄金狮、蕉岭金狮舞、采茶扑蝶等。岭南的戏曲剧种还有正字戏、西秦戏、白字戏、雷剧、琼剧（亦称琼州戏，海南戏）等。

岭南建筑主要主要分为广府建筑、潮汕建筑和客家建筑。

广府民居主要分布于大珠江三角洲地区，广府早期的民居建筑，较为明显受到江南地区建筑模式的影响。其代表是镬耳屋，多用青砖、石柱、石板砌成，外墙壁均有花鸟图案。因其山墙状似镬耳，故称”镬耳屋”。在明清时期，一般是出过高官的村落或有功名的乡绅才有资格在屋顶竖起镬耳封火山墙。镬耳屋象征着官帽两耳，具“独占鳌头”之意，也是家境殷实的象征。后来，只要是发了财的村民，都会建造一所镬耳屋以显示其富有与气派。开间越多意味着等级越高，这自然与先民的等级观念相关。

潮汕民居以传统的三合院、四合院为基本布局，最基本形式称“下山虎”和“四点金”。规模较小的城镇平民居屋有布局狭长的“竹竿厝”。大型民居以四点金为基础横向或纵向扩大规模，称“三厅串”、“八厅相向”、“四马拖车”、“百凤朝阳”，其外部轮廓则保留十分规整的正方形或长方形。大规模的集居式住宅称为“寨”，这是清代潮汕地区乡村居民军事化的产物。从平面上可分为方案和楼寨，从外围方式上可分为围墙和围楼。在潮阳，这种集居式住宅称为“图库”。海滨贫民旧时所居多为涂(草)寮，是夯土或以木、草织成墙体的茅屋。潮汕地区建筑材料因地制宜，就地取材，大量采用贝灰和石材。

客家建筑的代表是客家围屋。历史上客家人社会宗族制的强化，共同的文化心理素质反映在两个方面。一是祠堂设施的完善和族谱连续修撰。在聚族而居的村落，各族都重视祠堂的建造。祠堂住处讲究风水，重视堂号家声。客家围屋堂号，或有直书故土祖地，或言志明义，这些堂号的命名习惯与唐宋古俗相承。再就是在民居方面出现了超大型的土楼和楼房组合成的大理围龙屋。土楼建筑多以夯土或土坯砖为材料，渐而发展到以花岗石、大青砖为建筑材料，十分坚固，规模巨大。

清末至民国时期，岭南地区出现了骑楼建筑，曾经是我国海南、广东、广西、福建等沿海侨乡特有的南洋风情建筑。骑楼最早起源于印度，后经东南亚传入到中国华南地区，岭南地区的骑楼都是当年华侨从南洋返乡所建。

岭南园林主要指珠三角的广府园林，是中国传统造园艺术的三大流派之一，在中国造园史上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特别是在现代园林的创新和发展上，更上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岭南园林的独特风格：求实兼蓄，精巧秀丽。在建筑形式上，岭南园林有比较鲜明的特色：一是体型轻盈、通透、朴实。二是装修精美、华丽，大量运用木雕、砖雕、陶瓷、灰塑等民间工艺、门窗格扇、花罩漏窗等都精雕细刻，再镶上套色玻璃做成纹样图案，在色彩光影的作用下，犹如一幅幅玲珑剔透织绵。三是布局形式和局部构件受西方建筑文化的影响，如中式传统建筑中采用罗马式的拱形门窗和巴洛克的柱头，用条石砌筑规整形式水池，厅堂外设铸铁花架等，都反映出中西兼容的岭南文化特点。现存的清代岭南四大园林分别是清晖园、余荫山房、梁园、可园，其他著名园林还有宝墨园、顺德和园、粤晖园等。

清代是中国园林建设的鼎盛期，基本上形成了北京、江南、珠江三角洲三个中心，珠三角很多致仕的官员和文人雅士回乡后都建造私家园林，主要是为了修身养性、颐养天年，闲暇时邀约一帮文人雅士吟诗作画。在18至19世纪初期，广州海珠区、西关一带曾涌现出由十三行商人兴建的规模宏大、雍容华丽的私家园林，包括潘家花园、伍家花园、海山仙馆在内的众多名园，被称为“行商庭园”。它们不仅是岭南园林的巅峰之作，还引发了清代时期欧洲各国模仿“中国式”园林的盛况。1742~1744年间，英国建筑家钱伯斯曾两次来到广州考察庭园建筑。钱伯斯将中国建筑设计风格带到了欧洲，极大地影响了18世纪西方建筑“中国风格”的发展，使中国式园林在欧洲风靡了近百年。

岭南盆景

岭南盆景又称广东盆景，是我国盆景艺术五大流派（苏、扬、川、徽、岭南）之一，岭南盆景有“活的中国画”美誉。由于广东的自然环境优越，可提供作盆景的树种很多，所以，岭南盆景以树桩盆景较为盛行。岭南盆景的盆栽艺术，也有近千年历史。据史料记载，宋哲宗亲政时，苏东坡被贬广东，他一到惠州，就赋诗大赞“岭南万户皆春色”。到了清代，盆景艺术已普及于民间。《琼州府志》记述：“九里香，木本，有香甚烈，难长，选最短者，制为古树，枝干拳曲，作盆盂之于，有寿数百年者。”

然而，岭南盆景的发展与艺术风格的形成，乃是本世纪三十年代以后的事。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对发展盆景艺术十分重视，省、市园林部门，先后成立盆景协会，并在广州流花湖西侧开辟了西苑，作为岭南盆景艺术研究中心，由孔泰初担任技术指导，将岭南盆景三个艺术流派的优点集中起来，融为一体，因材取势，就木取景。几十年来，孔泰初先生为发展岭南艺术，总结出一套经验，从而丰富了岭南盆景的造型风格，使岭南盆景的艺术造型多姿多彩。

广东是海上丝绸之路最早的发源地，广州自古就是中国主要的对外贸易港口，富有海洋文化的特质，崇商重利，冒险进取，内外开拓，逐渐形成了中国历史“三大商帮”之一的粤商，包括广府帮、潮州帮、客家帮、海陆丰帮以及其余广东各地的商帮。明清时期，粤商足迹遍布全国，他们所建立的广东会馆、岭南会馆、广肇会馆、粤东会馆、潮州会馆在全国的地域分布相当广泛。

明清时期，粤商更漂洋过海，广东会馆也逐渐遍及世界各地。广东会馆除集中分布在东南亚与美洲各国外，英国、法国、日本、澳大利亚等地也保留着不少广东会馆。清代，广州十三行成为中国对外贸易的唯一窗口，十三行商人从垄断外贸特权中崛起，经济实力显赫，十三行商人与两淮盐商、山陕商人一同，被称为清代中国的三大商人集团，是近代以前中国最富有的商人群体，代表人物有卢观恒、伍秉鉴、梁经国、吴健彰等，而广州十三行更被誉为“金山珠海，天子南库”。近代，广东出现了一批对中国近代工商业发展举足轻重的民族企业家先驱，粤商是近代上海最大的商帮之一，岭南商业文化是近代中国商业文化的主要源泉之一。

近现代岭南商业文化对内产生辐射力的重要原因在于粤籍商人的实力，以粤港华资金融为核心的“华南财团”财力雄厚，外地粤商社团组织活动能量相当大，不论是对先进的大都市上海，还是内地一般城市，都具有广泛而深远的影响。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粤商迅速成为全国经济的领跑者。

广府民系的工艺美术，品类繁多，有的在国内外享有崇高的声誉。“三雕一彩一绣”是广州传统工艺美术的主要代表，即广州象牙雕刻、广州玉雕、广州木雕、广彩和广绣。广府工艺品还有石湾陶艺、佛山剪纸、佛山秋色、肇庆端砚、新会葵艺、东莞烟花以及肇庆草席、阳江风筝、佛山醒狮、朱义盛首饰、木版年画、金银铜锡箔、染色纸、狮头、彩扎灯色；以及各地在建筑装饰中的木雕、泥塑、灰塑、砖雕等，其中以端砚、粤绣、雕刻、陶瓷最具特色。

客家地区则有五华石雕、五华金木雕、兴宁版画、兴宁花灯、兴宁根雕技艺、客家剪纸、客家泥塑、兴宁烙画、笛箫制作技艺、墨烟张墨条制作技艺、客家竹编技艺、梅县区客家门神画、光德陶瓷烧制技艺、大埔高陂瓷雕传统手工技艺、客家土陶工艺、丰顺埔寨纸花技艺、等工艺美术。

“石湾公仔”为代表的石湾陶艺品，是岭南民间艺术的一朵奇葩，早在明清时期就享有“石湾瓦，甲天下”的美誉。历经千百年的传承和锤炼，石湾陶艺形成了独具特色的艺术风格，深受国内外人士喜爱和赞赏。石湾公仔更被列入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广雕雕刻艺术在中国有悠久的历史，按雕刻的质体分类，可分为广州榄雕、牙雕、玉雕、木雕、石雕、砖雕、骨雕等。广雕是指以广州为代表的具有岭南地方特色的雕刻工艺及其制品。广雕中最负盛名的是广州牙雕、广州玉雕、广州木雕。清代以来，广州工匠根据西方客户的要求，选择各种名贵材料，精镂细刻，形成了新颖、生动逼真、精巧细腻的广雕艺术品，更成为朝廷贡品，故宫博物院均有收藏，代表人物有陈祖章、翁昭、翁荣标、李定宁等。

广绣与潮州刺绣合称粤绣，是中国四大名绣之一。广绣已有一千多年的历史，唐代成为朝廷贡品，到明代中期已扬名海外，18世纪风靡了英国皇家及上流社会，英、法、德、美各国博物馆均有收藏，故宫博物院也收藏有不少广绣的优秀作品。广绣

广彩的全称是“广州织金彩瓷”，产生于清康熙年间，至今已有300多年的历史。所谓织金彩瓷，就是在各种白胎瓷器的釉上绘上金色花纹图案，仿佛锦缎上绣以色彩绚丽高雅华贵的万缕金丝，然后用低温焙烧而成。广彩是运用中国织锦图案的手法，以色彩艳丽、构图严谨、绘工精细著称，宛如无数金银彩丝织于白玉之上，显得是那么光彩夺目、富丽堂皇。作为外销瓷，广彩在清代享有崇高的国际声誉，有“世界官窑”之称，欧洲许多国家的皇室用瓷都是广彩瓷品。

中世纪以来，扇子在欧洲被女性视为必不可少的服装点缀品，这些外销扇材质名贵、工艺奇巧、纹饰华美、色彩绚丽，广州外销扇受到18世纪至20世纪的欧洲贵妇欢迎。广州工匠将“广式”工艺与西洋审美相融合，包括象牙镂雕、玳瑁拉丝浮雕、累丝烧蓝、鹅毛彩绘、宝石镶嵌、鎏金错银等各种令人赞叹的制作工艺，创作出了大量中西风格共融、专供外销的扇子。

潮汕地区是中国工艺美术10个重点产区之一，潮汕工艺美术品类丰富，其中最具盛名的是瓷艺、刺绣和木雕。潮汕地区陶瓷生产历史悠久，枫溪工艺陶瓷最为著名。潮州金漆木雕与浙江东阳木雕并列为中国两大民间木雕体系。潮州金漆木用于建筑装饰、家具装饰、神器装饰以及案头摆设。近代以来，在潮绣传统工艺的基础上，利用特种材料或吸收外来工艺手法，发展为珠绣、抽纱等新的绣种，在60年代，又发展了通锦绣的新品种。潮汕工艺美术品还有潮汕剪纸，潮汕嵌瓷、潮州锣鼓和麦秆贴画等传统手工艺品，琳琅满目，素享盛名，产品远销世界各地，同时又是上乘的旅游购物工艺品，深受人们喜爱。

金漆木雕是木雕艺术的一种形式，它以木雕为基础，髹之以金，自明代开始逐渐形成定式。明初的木雕多为平面雕饰，至万历年间始向单层镂通发展。清代是这一艺术形式发展的鼎盛时期，不少达官贵人对“金碧辉煌”情有独钟，于是，所营建的祠堂和豪宅，无不以金漆木雕装饰。现存的金漆木雕代表作最早的有开元寺的大殿龛桌和圆雕贴金千佛塔；较完整的建筑有晚清时期的潮汕“已略黄公祠”等。潮汕金漆木雕多以樟木或杉木为基本原料，加以生漆和金箔。雕刻形式有浮雕、立体雕和通雕等。

简介

粤菜是中国的四大菜系之一，粤菜即广东菜，是中国传统四大菜系、八大菜系之一，源自中原。狭义上的粤菜指广府菜（即广州府菜），广义上又包含潮州菜（也称潮汕菜）、东江菜（也称客家菜），三种风味各具特色。广府菜即广州府菜，用料丰富，选料精细，技艺精良，清而不淡，鲜而不俗，嫩而不生，油而不腻。擅长小炒，要求掌握火候和油温恰到好处。还兼容许多西菜做法，讲究菜的气势、档次。

清末时期，粤菜被广东商人带到上海。民国时期，粤菜在上海逐渐取得霸主地位，并赢得“国菜”的殊荣，“食在广州”的声誉便由此而起。粤菜更被广东华侨带到世界各地，成为最有国际影响力的中国菜系，是中国菜在国外的代表。

饮茶文化

“喝茶”在粤方言里称作“饮茶”，广州人爱“饮茶”，茶文化既是民俗文化，又是饮食文化。据说清乾隆皇帝下江南到广州时，就曾与贴身侍卫上过茶楼饮早茶。毛泽东有“饮茶粤海未能忘”诗句。在广州，民间以茶相待已成为一种礼节，如有客到，第一件事便是奉上一杯“靓茶”，第一句话是“请饮茶”，以此表示主人的热情、友好和礼貌。由于岭南自古具有“重商”的价值取向，“饮茶”也从家庭走向市场，使广州的茶文化集观赏价值、体验价值、服务价值和商品价值于一身。饮茶在一定意义上已经超越了单纯“茶”的范畴，已经成为社会交际方式的一种。

潮州工夫茶：《清朝野史大观·清代述异》称：“中国讲求烹茶，以闽之汀、漳、泉三府，粤之潮州府工夫茶为最。”

广府地区的节俗有迎春花市、番禺飘色、生菜会、醒狮、龙狮、鳌鱼舞、黄阁麒麟舞、市桥水色、佛山秋色、鱼灯、乞巧、中秋灯会、元宵灯会、重阳登高、凤舞、八音锣鼓、木鱼歌、龙舟、北帝诞、波罗诞、郑仙诞、金花诞、何仙姑诞、日娘诞、鱼花诞、田了节、盂兰节、木偶戏、卖身节、羊城荷花节等。潮汕地区节俗有营老爷、烧塔、出花园、赛大猪、盐灶拖神偶、汕头迎春联欢会；客家地区有梅州国际山歌节；广东连南瑶族地区有盘古王诞（耍歌堂节）。

主词条：粤语、客家语、潮语

粤语是澳洲第五大语言，粤语在香港、澳门享有官方语言地位。粤语被联合国正式定义为语言，并且有一说法，把粤语认定为日常生活中主要运用的五种语言之一（Leading Languages in daily use）。

广府文化是指广东省广州府地区使用粤方言的汉族居民的文化，以珠江三角洲为通行范围。由于广府人主要是自唐宋时期开始由粤北南雄珠玑巷陆续南迁入，因此珠玑古巷被誉为广府文化的发祥地。广府文化由中原与江南移民文化所形成，传承了中原汉文化的精髓，在岭南文化中影响最大，在各个领域中常被作为广东汉文化的代表。如广州话称为“粤语”、“广东话”；广州戏剧音乐分别称为“粤剧”、“粤曲”、“广东音乐”；广东曲艺说唱之一的粤讴；广州工艺品的重要品类被称为“广绣”、“广彩”、“广雕”、“广式家具”、“广珐琅”等。广府早期的民居建筑，较为明显受到江南地区建筑模式的影响，代表建筑有镬耳屋、岭南园林、西关大屋、开平碉楼。代表文化还有醒狮、岭南画派、飘色、岭南古琴、迎春花市、桑基鱼塘。广州的象牙雕刻、玉器、红木家具、积金彩瓷等；佛山陶瓷、木版年画、剪纸、金银铜锡箔、染色纸、狮头、彩扎灯色；东莞和南海烟花炮竹以及各地在建筑装饰中的木雕、泥塑、灰塑、砖雕等。

潮汕文化是在古闽越文化基础上，以中原汉文化为主体融合俚僚畲蛋等族文化而形成的，粤东畲族祖先所创造的文化，是潮汕文化中一支古老的来源，也就是潮汕文化形成的一个重要基础。畲族文化与潮汕文化的关系历史上就是极其密切的，经过长期的影响、融合，畲族文化已成为潮汕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广东潮汕地区的潮汕人潮汕文化潮汕话的民系所创造的一个文化共同体。潮州文化具有民间性、兼容性、精细性、开拓性等特点，是一个动态的开放体系。它的形成过程，是本地畲族等原住民文化和移民文化经过多次互相影响，互相吸收而逐渐融合的过程。在自成体系之后，由于潮汕人的迁徙，潮汕文化向海外传播，同时吸收其它文化的因素，不断发展。

潮汕文化传统的形成与延伸，受区域环境因素和人文因素的制约，同时也渗透着中华文化固有的基本精神。具体地说，潮汕文化乃溶合海洋文化，畲族文化、宗教文化、中原文化而成。显示出鲜明的区域个性。影响潮汕文化的最重要人文因素是畲族文化，对潮汕文化的影响是极为深广的，畲族文化历史悠久、内涵丰富，经过长期的影响、融合，畲族文化已成为潮汕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潮汕文化的底基，其畲族文化的素质是非常深厚的，越谈越难以分开。潮汕凤凰山是中国七十多万畲族同胞世代相传的始祖开基地、民族发祥地，在中国80多万畲族同胞心目中有着特殊的地位。将潮州本地畲族文化保护传承好，对中国的畲族同胞来说有重大意义。研究畲族文化与潮汕文化的结合、影响和渊源，可以见证少数民族与汉文化融合。

畲族是古代潮汕最有影响力的土著民族，畲族文化是潮汕土著文化的主体，潮汕文化的形成受到畲族文化的影响，经过长期的影响、融合，畲族文化包括语言、民歌、戏剧、风俗习惯已融合到潮汕文化之中。比如潮汕人把用方言唱出来的歌谣，称为“畲歌”。畲歌格式至今仍被潮州歌册采用，而且潮州歌册还秉承了畲歌的史诗形式和“小说歌”的形式。畲民还有一些特殊的节日，比如农历正月初的拜始祖盘瓠节、三四月间的拜老爷节或田头伯爷协天大帝节等。而农历十月十四(五)日的神农节，畲民又称“五谷爷生”节。这些习俗直到今天仍在闽南和潮汕地区广泛流行。宗教文化在潮汕大行其道，显然与畲族的影响息息相关。乾隆年间，潮汕九县立寺观达三百余座，堪称宗教活跃区。潮汕宗教文化，同样属复合体，主要表征为儒、释、道并存，尤以道教影响更深。

潮汕方言，即潮汕话，又称潮州话，属汉语方言八大语系之一的闽南语系。它的词汇丰富，幽默生动，富有极强的表现力，并保存着很多古汉语的成份。潮汕话作为一个独具特色的语言体系，更多地受到畲族语言的影响。潮汕方言中的许多词语——“妈汶笑”、“蛮汶笑”（意为微笑）、“浪裂”（意为非常）、“有盘”、“有盘口”（意为有办法）、“天普雾普雾”（意为天亮前后）等俗语以及大量无字可书但却说起来十分形象生动、明白贴切的词语，其中当有很多畲语的遗迹。

潮汕地区民间艺术包括潮剧、英歌舞、灯谜、剪纸、版画、龙凤舞、双鹅舞、纸影（即潮汕木偶戏）等。潮汕工艺美术包括木雕、石雕、美术陶瓷等。其中潮安县金砂乡从熙公祠的石雕精雕细刻的潮汕文化，堪称潮汕地区石雕的瑰宝。潮绣是我国四大名绣之一——粤绣的一大支系，早在唐代已出现，明、清两代更趋成熟。潮绣讲究构图均称，色彩浓烈，富丽堂皇，针法千变万化。 汕民居以传统的三合院、四合院为基本布局，最基本形式称“下山虎”和“四点金”。 大规模的集居式住宅称为“寨”，在潮阳，这种集居式住宅称为“图库”。潮汕祠堂系统地运用木雕、石雕、嵌瓷这三大潮汕建筑工艺，装饰豪华，富丽堂皇，雄伟壮观。此外潮汕土楼也颇具特色。潮汕善堂是最具潮汕人文色彩的代表，它是一种带有民间信仰性质的慈善机构。在这种善堂文化的熏陶下，潮汕人都乐于做慈善事业。

潮汕民歌， 畲族人喜欢唱歌，是一个以歌代言的少数民族。畲族民歌历来对潮州文化，特别是对潮州民歌 (儿歌)的影响颇深，在民间有“畲歌仔”、逗畲歌”等。根据材料记载，很久以前畲族便有盛大的节日“盎歌会”，以传喝《高皇歌》和《麟豹王歌》为核心内容。《麟豹王歌》是反映盘瓠王英雄事迹的史诗。这些畲歌，大多可在潮州的歌谣中拽出它的影子。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凤凰山畲歌中的《送神歌》。该诗反映了先前畲胞生活的艰辛，而在潮州戏中又是另一番表现。畲歌本是潮音的老调，而蛋歌却是最原始与它有影响的东西。畲歌、蛋歌是最纯粹的地方性的潮歌，也是潮歌的主流。

潮汕民俗繁多，且保留着很多中原传统文化，这也是潮汕人一直骄傲的地方。除了传统的节日外，他们还保留着盂兰节，中秋烧塔,新年烧龙等等中原已消失的习俗。另外较有特色的还有“人节”食七样羹，澄海赛大猪，盐灶拖神等等习俗。潮汕菜源于潮汕地区，已有数千年的历史。时至今日，潮汕菜已经发展成为独具岭南文化特色、驰名海内外的我国名菜之一。潮汕小吃，品种繁多，香味可口。信手拈来就有西天巷蚝烙、贡咕鹅肉、老姐猪脚饭、老妈宫粽球、朥糕，以及各类粿品、甜品。潮汕功夫茶, 融精神、礼仪、沏泡技艺、巡茶艺术、评品质量为一体的完整的中国茶道形式。

广东客家民系主要分布在梅州、河源、惠州、韶关、深圳龙岗等地。客家人是历史上由于战乱、饥荒等原因，中原汉民族逐渐南下，其中一部分进入赣闽粤三角区，与当地畲族、瑶族等土著居民发生血缘上和经济文化上的交融，最终形成一个独特而稳定的汉族支系。

三山国王信仰。三山国王是今日粤东客家人中影响最大的神帝之一，不少人认为它是客家人独有的神明。但其实粤东的福老人、畲族人民以及从粤东移居台湾、海南岛、东南亚各国的移民都信仰三山国王。如潮安碗窑、山犁、李公坑、饶平石鼓坪，丰顺风坪的畲民都崇奉三山国王神，每年正月都要举行迎送三山国王神的仪式，其中潮安碗窑、山犁畲民还把三山国王神置于必须迎送的诸神之首。而海南省通什市的民族博物馆黎族馆中，还陈列着一面写着三山国王字样的三角形红旗。这些都是畲族、黎族信仰三山国王的明证。 从时代特点来看，三山神信仰最初是隋代粤东土著民族的信仰，而当时粤东的土著民族是后来畲族与黎族的共同的先民之一。因此，三山国王信仰也是由畲族传给客家人的。

客家围屋是客家民居的典型代表，是军事斗争的产物，军事防御能力强大，围屋比土楼的门少，每个门都是木头包铁皮的、三层的。最重要的是，围屋四方形的围墙四角各有一个高出来的炮楼，所以 “没有军事死角”。客家民居还包括土楼、围龙屋、走马楼、五凤楼、四点金、多杠楼及中西混合式等多种形式，集中体现了中原宫殿式、府第式、四合院式等建筑风格，反映了客家人的历史和传统文化变迁。

客家话，即客家方言，一般指客家语，简称客语。客家话的形成，与客家人历史上的几次大迁徙是分不开的。客家先民原本主要是中原一带的北方士族。当时他们讲的是中原汉民族的共同语言——河洛雅音，是当时北方地区通行的交际语，即北方官话，在迁徙过程中又吸收当地的方言，从而产生了新的次方言，这就是今日客家话的源头。章太炎对客家语言系统做过一番研究工作，他选取了63条客家话词语，用《说文》《尔雅》《方言》《礼记》《毛诗》《战国策》《老子》等古代典籍加以印证，说明客家方言的词汇与古汉语同源，客家话保留了部分中州音韵。

客家山歌，源于古代中原，是中华民族音乐百花园的一朵奇葩，伴随着客家先民的迁徙落户广东，是中原文化与广东本土文化融合的结晶，历经千年传承、兴盛不衰，广泛流传于广东省梅州、惠州、韶关、河源等14个客家方言地区，具有浓郁岭南特色和深厚群众基础。客家山歌是客家人抒发情怀的特有表现形式，蕴含中华民族优秀民歌精髓和独特艺术风格与魅力，被誉为有《诗经》遗风的天籁之音。客家山歌“赋”、“比”、“兴”表现手法，四言七句格式和音韵，五句板弹唱、猜调、“尾驳尾”斗歌，耍歌、骂歌，双关、歇后、拆字、叠字等唱腔，从不同侧面反映了客家人不同时期的生活方式、民俗风情、历史足迹，对研究与发展客家文化具有极其重要的价值，是民间文化艺术的宝贵财富。有客家音乐研究者认为，客家山歌源于古代民歌，但也受诗经、楚辞、竹枝词、西曲、吴歌及畲、瑶等少数民族情歌的影响。广东梅州客家地区的歌仙刘三妹传说主要特征是口头传授，语言生动，故事情节感人，迎合人们扬善惩恶的心理，深受广大农民群众的欢迎。自古山歌松口出，松口人爱唱山歌以及松口山歌在世界各地客家人居住的地方是比较有名气的，松口又称山歌之乡。

2022年5月，广州客家山歌成功入选第八批省级非遗代表性项目名录。广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联合中山大学人类学系、广州客家山歌项目保护单位、传承人等，通过采风、走访、观摩表演等形式进行项目调研，深度摸查广州客家山歌非遗项目发展现状，挖掘其历史源流和本土特色。

客家祭祀，客家人有所谓“检骨葬”的风俗，其俗在汀州、梅州、赣南，以及与客家相邻的闽南地区都很盛行，其要点是“每至大寒前后，携锄执篓，齐诣坟头，自行开视，如骨少好，则仍安原所，否则检骨瓦婴，挑往他处。明岁此时，又再开看，’因为重在检骨再葬，所以“有数十年不葬者”。“始葬者不必择地，侯五、六年或七、八年后，乃发扩启棺，检取骸骨贮之罐中而改葬焉。”因其葬至少二次，又名“二次葬”；检骨改葬之时必须用于布把骨殖擦干净，称为洗骸，故又称“洗骨葬”。

客家菜作为粤菜三大菜系之一，承传了中原饮食文化和客家人南迁后新的食材和习惯，具有融合各地精华的独特风味。与客家人的生活环境、生活水平有很大关系。客家人早期既多聚居山高水冷地区，地湿雾重，食物宜温热，忌寒凉，故多用煎炒，少吃生冷，在使用香辣方面更为突出，菜肴有“鲜润、浓香、醇厚”的特色。擂茶是一枝独秀的奇葩。作擂茶时，擂者坐下，双腿夹住一个陶制的擂钵，抓一把绿茶放入钵内，握一根半米长的擂棍，频频舂捣、旋转。边擂边不断地给擂钵内添些芝麻、花生仁、草药（如香草、黄花、香树叶、牵藤草等）。待钵中的东西便捣成碎泥，茶便擂好了。然后，用一把捞瓢筛滤擂过的茶，投入铜壶，加水煮沸，一时满堂飘香。

雷州文化，即是雷州民系、雷州半岛文化的简称，又称雷文化，范围包括现今广东省西南地区雷州半岛上的雷州市、徐闻县、遂溪县、湛江市。地方特色文化有雷祖祠、雷州方言、雷州音乐、雷州歌、姑娘歌、雷剧、雷州石狗、傩舞、雷州换鼓、雷州陶瓷。雷州半岛的历史人物有陈文玉、白玉蟾、鄚玖、陈瑸、陈昌齐、乌石二、陈乔森、李晋熙、蔡忠、李浴日等。

汕尾历史上多元文化兼容并蓄、交流激荡，融合升华，形成独具特色的海陆丰文化。海陆丰文化一般认为它以福佬文化、客家文化为主，兼有广府文化。椎髻跣足、刀耕火种的畲族文化，也是海陆丰文化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

高凉文化，即高阳民系的文化，发源于古代高凉郡，范围包括现今广东粤西地区的湛江市、茂名市、阳江市。以高州话、吴川话和阳江话为代表方言，地方特色文化有冼夫人崇拜、冼太庙、铜鼓、年例、阳江刀剪文化、高州角雕、阳江风筝、阳江漆画、阳江奇石、根雕等。

西江文化作为一个地域文化，产生于西江流域特定地理环境之内。西江流域在广东境内包括封开、郁南、怀集、广宁、德庆、罗定、云浮、新兴、高要、四会、肇庆等县市（原肇庆地区），分属西江及其支流贺江、新兴江、罗定江、绥江等流经范围。由于梧州（苍梧）历史上在西江所处的重要地位和所作出的贡献，又具有代表性，因此，西江文化地域也包括广西梧州。

岭南区域历史开发有自北向南、从西往东、从山区到沿海的空间推移过程，也形成了与此大致相应的地域文化分布格局。西江地区作为岭南开发自西往东空间推移的第一站，文化发生比许多地区要早，故封开、梧州一带有“初开粤地”之说（转见广东省科学院丘陵山区综合科学考察队主编：《广东山区国土开发与治理》第85页，广东省科技出版社，1990年），后来又成为岭南文化的一个中心。

磨刀山遗址的考古发现把广东最早有人类活动的历史，从距今约13万年前的马坝人时代提前至距今80万—60万年，填补了广东旧石器时代早期文化的空白。作为岭南史前考古的重大突破，磨刀山遗址入选“2014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并于2019年被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以磨刀山遗址为代表的南江旧石器文化，表明距今数十万年前，最早的南粤先民即踏足南江流域，并在此繁衍生息。磨刀山遗址和南江旧石器地点群的考古成果，不仅延长了岭南古代社会和文化历史的长度，同样也拓宽了岭南文化的深度。位于南江流域的磨刀山遗址，是南江文化的始发点，也是岭南文化目前已知最早的“根”。

海陆丝路、由水而兴。古时，交通多依靠水道，受羚羊峡天险的影响，从当时岭南的政治文化中心广信(今封开)出海，最便捷的方式就是从广信渡过西江，沿南江一直向南，在罗镜、太平跨过分水岭后分别沿鉴江、漠阳江南下出海。南江打通了肇庆封开的古广信到南海的通道，即海陆两条丝绸之路的对接通道，成为了中原汉人南迁岭南、雷州半岛乃至海南岛的一条交通要道，而罗定也因此成为粤西与南路沿海各县货物运输中心，南北宾客络绎不绝，经济繁荣昌盛。历朝历代均在此建州制县，使之成为岭南州县建制最多之地。

南江（今罗定江）是岭南文化的脐带， 将它和西江、 北江、 东江放在同样重要的地位，是因为它孕育的青铜文化给岭南带来了文明的曙光， 它曾是古代南方丝绸之路的黄金水道，见证着岭南民族文化的大融合过程。随着历代大量汉人的移入， 形成了南江地区开放、 兼容的多元文化特色。

漠阳江是广东一条单独流入大海的小河，贯穿阳江市全境。漠阳江流域由于三面环山，一面靠海，土地肥沃，自古以来就是一个易守难攻的鱼米之乡。由于这个优势，远古时代土著文化在这里孕育和发展。随着历史的发展，中原汉人南下，使得汉文化移植到这里。以后闽人和少数海外居民入居，带来闽南文化和海外文化。多元文化在这里相互交融、整合成具有自己文化特质和风格的流域文化，就是“漠阳文化”。漠阳文化属于广府文化的一个子系统。宋代以后漠阳文化不断成熟，形成了自己的文化特质和风格。

广义上的广府文化是指广信文化，区别于狭义的主要流行于珠江三角洲地区的广（州）府文化：一些学者以行政区划来解释“广府”，认为“广府”即“广信府”，提出了“封开是‘广府首府’”，为广义的“广府人”提供了新的理论依据。此提法的依据是:汉武帝统一中国， 在岭南设交州，下辖两广及交趾地区，刺史治就设在古广信，即今天的广东封开与广西梧州一带，所以封开是中央政权在岭南粤语区域最早的行政首府。“广信府”历时长达近400年，诞生了辉煌的“古广信文化”。

到东汉时，班固撰《前汉书·地理志》首次使用“粤地”一词称呼作为汉族地域文化雏形的广信文化。据《说文》粤“从寀从于”，是个合体字，寀于即苍梧也，说明其时广府汉族地域文化的雏形是以苍梧郡治广信县为中心的，陈钦、陈元、牟子、士燮等影响全国的著名学者就是出现于其时其地。正因为汉文化巨大的内聚力，与百越文化相结合，这才将岭南散沙状的部族，凝聚成为一个族群。因此，广府民系，广府方言、广府文化于广信的“汉化定型”便由此内聚而成。

2011年，史学文化界对此初步达成共识：“广信（今封开、梧州）亦成为最早的广府首府，岭南古都。”岭南古汉族最早形成的民系——广府民系，并不是人们过去所认为的迟至南宋末年珠玑巷开基的，而应该提早1000多年，已在广信作为岭南文化古都之际便形成了。珠玑巷开基的仅是这个民系后来融入的一部分。否则，无以解释在南宋之前，活跃于两广的、操着今日白话的粤人属于哪个民系或民族。

语言学家罗康宁在《粤语的文化价值》中强调：“虽然广州话没有全浊音，但粤西、桂东一带的粤语，是有全浊音的。”今天的“封川话”比较完整地保存了古汉语“浊塞音”的声母系统，这是粤语起源于封开的直接证据。同样，很多浊音的读法也存在于梧州话中。

“广信府”的主要区域是粤语区域，其中西江流域是粤语的主要分布区域，其粤语与广州话的共同特征较其他粤语区域明显。可见，“广信府”对粤语的形成与广府民系的形成，影响至深。

广信文化成为两广地区凝聚地方认同的文化纽带与文化符号，成为共同开发的历史文化资源。

汉族是自秦汉以后由中原各地陆续大量地迁入广西，迁入时间不一，迁入地点不断变化，又与当地少数民族长期共处互相同化，加之各地的地域交通情况各有不同，所以广西各地的汉族发展情况比较复杂， 各具特点，称谓很多，有客人、土州人、民户、黎民、百姓、新民、来人、菜园人、蔗园人、射耕人、疍民、官人、军人、客家、平语人、伢人、六甲、土拐、白话人、湘人、广佬、福佬 、反壮、先人、唐人、平原人、高山汉、山湖广等不下数十、百种，这些称谓是因原居地(祖籍地)或因迁入先后、职业、居住环境、语言、习俗等之不同而得名的。

广西汉人基本上操汉语，汉语方言主要有粤语、西南官话、客家话、平话、湘语、闽语等六种。粤语主要流布于整个桂东南地区和横县、南宁以及左右江一带县城集镇；西南官话 使用人口在500万以上，主要流布于桂北地区及其他一些地区的县城；客家话主要流布 于陆川、柳江、柳城等县，并散布全区各地；平话北起灵川、南至凭祥，西至百色，东达灵 山的广大地区之交通要道附近；湘语主要流布于桂北的全州、灌阳、资源 三县和兴安县大部；闽语主要流布于南流江沿 线博白、陆川等地及西江上溯沿其支流到达贺州、平乐、桂平等地，流布范围大而分散。

有人曾以语言作区分，将广西汉族分为“官、平、白、客”数支，但仅仅语言( 方言) 差别还不足以全面反映民族内部的分支及特点。近年有的学者主要根据习俗文化心理与民族关系特征，参照地域、语言(方言)特点将广西汉族划分为：普通汉族、客家人、蔗园人、百姓人、六甲人、疍民、伢人、福建人等数支。普通汉族支是指与中原地区所谓“一般汉人” 的风俗民情相去不远、具有汉族内部一般特征通性的汉人。广西这部分汉人，人多、分布广，包括了大部分操官、湘、粤语的人群。以此为基本参照，根据习俗文化、语言、群体意识等差异而再划分出上述的客家、蔗园、百姓等各支系。蔗园、百姓、伢人、六甲仍保持有一般汉人的基本特征，但又都带有因受当地“少数民族同化”(如壮化、侗化、仫佬化等倾向 ，而以壮化为主)而增加的若干特征。总之，被少数民族同化而新形成了一些不同的语言、习俗心理，造成了这几支汉人的一些各自特色而另成支系。疍民则是由“水居”而形成了一些特殊习俗和认同心理的汉族支系。客家人与福建人则因方言特点突出和有不同于一般汉人的某些习俗心理而另分支。

汉族社会中，宗族观念很强，几乎每村都有公共的祠堂，有一年几次的联合祭祖活动， 新中国建立前还有公田和专门的家族组织，如今公田没有了，但宗祠、宗族、联宗祭祖等组织与活 动形式仍大多保留。汉人地域观念较强，新中国建立前，外地各省入桂者多组织同乡会，串联同籍 人士联谊互助，这类同乡会所建立的会馆很多，遍布各地城镇，其中以广东、湖南、江西、 福建等省为最。广西汉人的宗教信仰是揉杂式的，没有形成统一的宗教，少数有信仰佛教、 天主教、基督教 的，而以道教、多神崇拜为主，特别崇尚祖宗崇拜。汉族神灵体系有佛教的寺、庵，道教及 多神信仰的祠庙、坛、台、堂等类型，几乎每村都设有“社”、“庙”，尤以家庙(家庭神 台)、家神的供奉尤为盛行。封建传统道德思想对人们仍有较大束缚力，如男尊女卑、宗嗣 继承、多子多福等观念仍有较深刻影响。汉族通行一夫一 妻制的父系家庭，婚姻家庭比较稳固，过去崇尚复合大家庭，如今已向小家庭分化。婚姻保 留有传统仪式，唱叹(哭嫁)、闹洞房、回门等仪式在农村仍比较流行。葬式多行二次葬，也 有部分地区实行一次葬，不少地方还保留着某些繁杂的葬仪，如打斋、做道场、守灵、守孝 、唱教、祭奠等。节庆很多，主要节日有春节、二月八社、清明、端午、中元、中秋 等，还有三朝、满月、百日、对岁，做寿等人生礼仪。逢节庆，喜舞狮、舞龙。

广西的主要地方剧种。在原已流行于广西的昆腔及地方小戏的基础上，吸收了湖南祁剧 、湖北汉剧、安徽徽剧成份，相互融合而成。腔调以弹腔为主，兼有高腔、昆腔、吹腔及杂 调，属皮黄系统板腔体的戏曲形式。乐器伴奏分文场和武场。文场使用胡琴、月琴、三弦及 曲笛、梆笛和唢呐；武场使用脆鼓、战鼓、大小堂鼓、扎板、大小锣、钹、星子、碰铃等。 桂剧演出分生、旦、净、丑四大脚色行当，以演小生、小旦、小丑“三小戏”见长。表演质朴细腻，声调优美，唱腔委婉，加之使用桂林方言演唱，具有浓郁的乡土气息，深受人们欢迎。

多数学者认为桂剧是由湖南祁剧在清乾隆嘉庆年间随移民而传入广西，故能与祁剧同台演出。习用桂林官话演出，属皮簧系统剧种。传统 剧目有“大小本杂八百出”之说。声腔有高腔、昆腔、弹腔、吹腔和杂腔小调，但以弹腔( 南北路)为主。清光绪二十二年(1896)唐景崧曾建桂林春班，并撰剧40出，合为《看棋亭杂剧》。其表演在草台期间以历史戏为主，较为粗犷。30年代后则以“三小戏”见长，重做功 ，表演细腻，生活气息浓郁。行当大体分生、旦、净、丑四大行。旧时多为班社剧。 1938年欧阳予倩在桂林组建桂剧实验剧团，在剧目、表演、导演、化妆、装饰方面进行全面 改革。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先后建立了16个桂剧团。历年代表性剧目有《拾玉镯》《西厢记》《闹严府》《合凤裙》《打棍出箱》等，创编剧目有《开步走》《金田起义》《泥马泪》《瑶妃传奇》等。

我国南方一大戏曲剧种，形成于广东，于清咸丰年间传入广西，主要流行于桂东南、南宁以及左右江一带粤语地区。清咸丰年间粤剧“广东班”常到桂平、南宁等地演出，一些粤曲爱好者常云集“广东班”住地，参加吹拉弹唱，学习粤剧演唱艺术，逐渐形成了广西自己的粤剧艺术队伍。

彩调是地方戏曲剧种，广西各地均有演出。旧时各地称呼不同，桂北地区称为调子， 在地方志书中称采茶、唱灯，钟山一带叫“耍牡丹”，桂西南则称作“咿嗬嗨”。1955年春，定名为彩调。清代中叶，湖南人移居广西，不少擅演花鼓的泥水、瓦、木、 铁 匠穿乡游村，业余演出，约于清末方立足广西。初时，多在农村及圩镇演出，主要以小丑、 小旦为主(“二小戏”)，表演幽默诙谐、载歌载舞的爱情小戏。后增加小生为“三小戏”， 多演生活小戏，称为“江湖调”。部分艺人一度参加桂剧班演出，称为“阴阳班”，在剧目 、音乐、表演、化妆上受桂剧的影响。演出剧目有《王三打鸟》《三朵小红花》《三看亲》《喜事》《五子图》等。音乐上已形成独具特色的腔、板、调、曲四大类计400余首。表演上轻 松活泼，以矮桩扇花、手巾花见长。有青蛙、鲤鱼、桃子、梅花等动植物脸谱，富有乡土气息。

据考，彩调剧是由广西民间歌舞和说唱文学接受湖南花鼓戏、云南花灯戏、江西采茶戏的影响演变而来。其艺术表演形式经历了由一戏一腔、一问一答、一唱一和、边歌边舞 的“对子调”，到一戏多腔、具有统一风格的彩调音乐和较完整的戏曲表演体系的“江湖调 ”的发展过程。彩调善于反映生活，“江湖调”在反映生活方面比“对子调”前进了一大步 ，人物增多，剧情趋向曲折。生、丑、旦是彩调戏的主要脚色行当。

广西素有“歌海”之称，生活在这“歌海”中的汉族和壮、瑶、侗、苗等兄弟民族一 样能歌善舞，其山歌既有一般汉族山歌的特点，又由于受广西少数民族山歌的影响，而具有 浓郁的地方色彩。

广西汉族山歌内容丰富，有生产劳动过程中的“节气歌”、“插秧歌”、“收禾歌”、 “打场歌”、“渔歌”；红白喜事中的“哭丧歌”、“哭嫁歌”、“酒歌”；各种社交活动 和娱乐活动中的“情歌”、“猜谜歌”等。山歌的形式又因地区的不同而各具特点，故又有 “柳州山歌”、“桂林山歌”、“桂北山歌”、“桂东南山歌”、“水上民歌”等称。流行于桂林、柳州、桂北、桂西北及桂中一些地区的山歌，大都用西南官话演唱，由于广西称西南官话为“桂柳话”，故又称“桂柳山歌”。桂东南、桂南以及散布于各地的水上疍民的山歌是用粤语来唱的，又叫“白话山歌”。另外还有用客家方言唱，流行于陆川、博白、贵港 、柳江、柳城等地的“客家山歌”和用闽南方言唱，流行于博白、玉林、北流、桂平、贺州 等地的“闽南山歌”等。广西有一部分操平话的汉族，与各少数民族长期杂居共处，分别与 壮、侗、苗、仫佬等民族相互同化，形成为具有“融合特征”的汉族不同支系，他们的山歌 明显受到当地少数民族影响，如主要流行于三江侗族自治县境内的汉人六甲歌，带有明显的 “侗味”；柳城的汉人百姓歌，带有较明显的“壮味”、“仫佬味”的特点。

汉族民间传统舞蹈之一。在广西各地均极为流行。龙是民间崇拜的吉祥物，人们视其为 管雨水之神的化身。每逢喜庆佳节，都要以龙舞助兴，俗称“耍龙灯”。龙舞主要道具是“ 龙 ”。龙用木、竹、布、纸扎成，形式多样。内燃蜡烛，专门在晚上表演的叫“龙灯”，不燃 蜡烛，以彩布、绸缎为龙衣，只供观赏或能上、下、左右舞动的叫“布龙”。大者长达数十 米，龙头高数米，做工精巧，造型威武，此外还有小型的“板登龙”、“百叶龙”。舞龙时 ，一人手持彩球在前戏龙，巨龙左右翻卷，舞动幅度大，动作连贯，一气呵成；舞者情绪热 烈，伴之以阵阵紧锣密鼓，展示出一种龙腾虎跃，翻江倒海的磅礴气势。广西农村，几乎村 村有舞龙队，新春佳节都要走村串户表演，有时各村舞龙队还开展竞赛，交流技艺，活跃了 节日气氛，促进了人们的往来，增进了团结。

地方戏曲剧种。旧称本地班、老广戏、五六腔等。流行于桂西、桂南部分地区。 因活动中心在旧邕州一带，故名邕剧。起于清嘉庆、道光年间，源于湖南，属皮簧系统。与 祁剧、桂剧、宾阳丝弦戏、粤剧关系密切，表演、唱腔多相近。大小剧目700余出，分本路 、广路两大类。本路剧目多来自祁剧、桂剧，广路剧目多来自粤剧。其中有不少“排场” 戏。语言用桂西南官话，杂有一些客家话、平话、壮话、白话俚词俗语。较有影响的如《拦马过关》《李槐卖箭》《雪仲冤》等。武功属南派，讲究真刀真枪的“五色真军器” 。行当有生、旦、净、丑四大类，细分则与粤剧相似，以小武、武生、散发、花脸当家。“ 文革”后已无专业剧团。

地方戏曲剧种。流布于玉林、钦州、梧州、南宁、崇左市部分县、市，又称采茶戏。由采茶歌发展而来的民间歌舞。形成或传入年代：一说清乾隆年间从江西经粤北传入； 一说随福建、广东移民传入。最初仅一丑、一旦演唱歌舞小戏，如《十二月采茶》等。后创编了许多新戏，如《两亲家》等。唱腔以茶腔为主，后吸收了南音和民歌小调等。表演活泼风趣，载歌载舞。

地方戏曲剧种。亦称地戏或长衫戏。流行于桂东南岑溪市及边邻地区。在当地 民 间歌舞“舞春牛”基础上发展而成。另模拟一些农事活动或生活情节，称为“戏插”。清末 民初形成为戏。20世纪60年代后创编一批现代生活剧目，如《鸡笼》《亲家》等。以春牛 调为主。岑溪文艺队在创作演出新剧目的同时，对音乐、表演作了改革，使影响不断扩大。在藤县， 牛娘戏又称牛歌戏。

地方曲种。又名玩子。流行于桂林、柳州、宜州、平乐、荔浦等地。清乾嘉年间 由江浙的滩簧传入桂林衍变而成。初为业余弹唱，道光年间出现盲艺人专业弹唱。有坐唱、 立 唱和走唱形式。至清末有化装穿戏服演出，俗称“文场挂衣”。传统曲目有《武二探兄》 《五娘上京》《宝玉哭灵》等。唱腔有越调、滩簧、丝弦、南词四大类。伴奏乐器以扬琴为主。

地方曲种。流行于桂林、柳州一带。据说从湖南传入桂林衍变而成。因语调 特点和演唱风格不同，可分为桂林渔鼓、宜州渔鼓、全州渔鼓等支派。演唱者手抱渔鼓，执 简板边打边唱。传统曲目有《隋唐传》《天宝图》《万花楼》等。多用一人主唱众人 伴唱形式。唱腔有南路、北路之分。南路唱腔柔和婉转，北路唱腔高亢明朗。伴奏乐器有渔鼓、简板、碟子等。

民间吹打乐。流行于桂南、桂东南，尤以玉林、梧州、钦州地区为盛，故名 。一般以唢呐为主，由高低两支唢呐主奏，伴以大锣、苏锣、堂鼓、更鼓、沙鼓、大钹，有 些还加进二胡、笛子、月琴、秦琴等。广泛用于民间婚丧、及祝寿、新屋落成等喜庆活动。 曲牌较多，根据需要选用。民间有班社组织。

门开七面的一种汉族农家传统住宅。七门，即大门，中门，后门和大、中门间东西两侧各一房一门，中、后门间东西两侧各一房一门。其优点：关闭中门即成两套两房一厅，互无 影响的两单元住宅，便于父子、兄弟分居。畅开中门，即为四房两厅的单元房间。这种住宅 一般为木或砖(土砖、土冲墙)结构。

广西汉族乡村的传统院落住宅。分封闭式和开口式两种。建筑材料或砖或木，因地制宜。一般坐北朝南。北面正中为堂屋，左右分别为客厅和粮仓；东厢房作厨房和餐厅， 西厢房为卧室。四周有围墙或仅筑墙将东西厢房连接起来并在围墙同堂屋相对处开门的为封闭式三合院，无围墙的为开口式三合院。中间的空地主要用作晒场，也有在周边种植花草果木。

蒙布装

过去，广西汉族农村妇女节日套装。特点是一套三件，即头巾、上衣、下裙。3件相配， 色彩纷呈，极具节日喜庆气氛。上衣为天蓝色，襟开右衽。开襟处绣有3道彩色图案；长袖 并绣8条不同色彩花纹作点缀。下系裙，裙分上、 下不同色彩的两段：上段用净白色表示纯洁，下段绣花表示心灵手巧。头部沿额头缠长1.7 米、宽28厘米并褶叠成7层的黑色头布。这种套装既要表现具体人的个性特征，又要显示其素质修养，一剪一裁都必精工细作，一针一刺均须色彩搭配得体，整幅画面宜布局统一。费工耗时，犹如艺术品。现有已经很少有人穿了。

右衽大襟装

过去，桂北汉族农村妇女服装。其特点衽开右侧(城市妇女同类服装都衽开左侧)，袖窄，长至手掌，衣下摆齐腰，襟附有衣袋。纽扣用同色布盘结，坚实耐用。服色多为蓝靛、青、黑等。用料价廉，容易清洗。手工缝制。款式简单美观，方便日常劳作。现在已无人穿了。

无领开胸对襟装

过去，广西汉族农村男子服装。特点：襟开于胸部，沿胸纽扣，用同色布料 盘结，坚实耐用。衣下摆与腰齐，袖窄，长至手掌。左、右胸部，左、右腹部均各缝一衣袋 ，衣袋外开，胸部衣袋约小于腹部衣袋。无衣领，仅在平肩处滚圆边。经济耐穿，剪制简易 ，穿着舒适，特别方便在田间，山野劳作。每逢节日喜庆，串亲访友，穿这种服式的青、壮 年，多头缠长巾，腰束布带，足绕绑腿，更显山村男子刚勇之派。

右开襟装

农村妇女日常服装。流行于广西日照短的高寒山区。其特点襟开右侧，圆形矮领。衣、袖均比一般服装宽大而长，下摆均在臀部以下，甚至平膝。无衣袋，束布质腰带 。服色一般青、蓝或黑色，随人所爱。用料为粗、厚布料，剪裁也较简便，唯耗料较多，但能保暖，穿着舒适大方。

海南省汉族、黎族、苗族、回族是世居民族，其余民族是解放后迁入的干部、职工和移民，分散于全省各地。黎族是海南岛上最早的居民。世居的黎、苗、回族，大多数聚居在中部、南部的琼中、保亭、白沙、陵水、昌江等县和三亚市、五指山市；汉族人口主要聚集在东北部、北部和沿海地区。

海南居民语言种类多，主要使用的方言有：

1.海南话：狭义的海南方言，属汉藏语系汉语闽南方言。海南话使用最广泛、使用人数最多，全省有500多万居民通用，主要分布在海口、琼山、文昌、琼海、万宁、定安、屯昌、澄迈等市县的大部分地区和陵水、乐东、东方、昌江、三亚等市县的沿海一带地区。在不同地方，海南话语音和声调有所不同，一般以文昌人的语音为标准口音。

2.黎话：属汉藏语系壮侗语族黎语系，有本地、美孚、加茂等5个方言。全省黎族人民使用，主要分布在琼中、保亭、陵水、白沙、东方、乐东、昌江等自治县和三亚市、五指山市。

3.临高话：属汉藏语系壮侗语族壮傣语支，比较接近壮语。约50万居民使用，主要分布在临高县境内和海口市郊西部的长流、荣山、新海、秀英等地区。

4.儋州话：属汉藏语系汉语粤语方言系统。40多万人使用，主要分布在儋州、昌江、东方等市县的沿海一带地区。

5.军话：属汉藏语系汉语北方方言西南官话系统，是古代从大陆充军来海南岛的士兵和仕宦留下的语言。10万多人使用，主要分布在昌江县、东方市、儋州市和三亚市的部分地区。

6.苗话：属汉藏语系苗瑶语族苗语支。主要在中部、南部地区各市县以及少数在其他县的约5万苗族居民中通用。

7.村话：属汉藏语系壮侗语。约6万人使用，主要分布在东方市、昌江县昌化江下游两岸。

8.回辉话：目前学术界认为属海南岛语系，是语群中的一个独特语言。据《琼州府志》记载，回辉话是大约在宋、元朝期间从外国迁来的居民使用而流传下来的语言，当时汉人称之为“番语”。世居的回族居民约6000人使用，主要分布在三亚市回辉、回新2个村，白沙县、万宁市少数居民使用。

9.迈话：属粤语方言系统，比较接近广州话。是汉人使用的语言，但使用人数不多，分布不广泛，只有三亚市市郊的崖城和水南一带居民使用。

此外，还有三亚市、陵水县等沿海渔民使用船上话，港口、铁路、矿山、国有农场职工使用白话、客家话、潮州话、浙江话、云南话、福建话等。

琼剧是海南省唯一的地方大戏，清代称为“土戏”或“海南戏”，琼山、海口一带称为“斋”，海外侨胞则称之为“琼州戏”、“琼音”。它以“琼剧”为名且见诸文字的时间为1936年，其后这一名称普遍流传开来，一直沿用至今。

清代咸丰年间，梆簧声腔传入海南，琼剧在吸纳外来戏曲艺术的基础上逐步发展更新，演化成以板腔体为主、兼有少量曲牌、用海南话演唱的一个地方戏曲剧种。与此同时，琼剧艺人编写的剧目也大量涌现。光绪二十三年（公元1897年）前后，军戏、青楼戏衰落，并入琼剧班，形成文武大班的体制，琼剧中分出文戏佬倌和武戏佬倌两大系统。民国时琼剧编演文明戏，变革唱腔，向写实靠拢。新中国成立后，琼剧迎来改革发展的新时期，挖掘整理了大量的传统剧目、唱腔、曲牌和表演程式，编演了一批新剧目，又创新了一批有特色的板腔，行当体制也精简为生、旦、净、丑、末五大行。

临高人偶戏是全国惟海南独有、世界少见的稀有剧种。主要流行于海南岛西北部的临高县及周边的海口市、澄迈县、儋州市等市县中操临高话的乡镇，是中华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瑰宝。

据老艺人相传，临高人偶戏源于南宋末期。临高先民求神拜佛逐鬼驱邪时，皆用人型杖头木偶。据光绪十七年续修的《临高县志》云：“临俗多信奉神道，不信药医。每于节例，端木塑于肩膀，男女巫唱答为戏。”后经过艺人改造，搬上舞台，至迟在清康熙年间已形成。临高县八旬老艺人陈和成先后于1979年献出七代珍藏的10个老木偶，其中4个头部刻有“康熙”年号的标志。康熙年间就有吴四龙、曹大锣、王香发、刘彩凤等30棚人偶班社。

临高人偶戏是当地群众喜闻乐见的重要文化载体，具有独特的表演艺术，主要特点是，舞台不设布幛，演员手擎木偶化装登台，人与偶在台上同扮一个角色，以人的表演弥补木偶感情之不足。以来自本地民歌调“阿罗哈”和来自道士调的“朗叹”作为主要唱腔，优美动听，地方特色浓郁。戏剧大师田汉1962年到临高县视察工作，观看人偶戏的演出后，称赞人偶戏为“稀有品种，不同凡响，表演灵动，唱腔动听”，并赋诗云：“椰子林边几曲歌，文兰江水袅新波，此间亦有刘三妹，唱得临高生产多。”人偶戏古老的传统剧目甚多，解放后也演创作的历史剧和现代戏。

儋州调声是仅流传于海南省儋州一地并具有独特地域风格的民间歌曲。儋州在汉武帝时为儋耳郡（公元前110年），自古就有“歌海”的美誉。北宋大文豪苏东坡居儋期间曾以“夷声彻夜不息”之句赞誉此地歌风之盛。1962年，田汉先生到儋州视察时称儋州调声为“南国乐坛的奇葩”。近期，儋州又因包括“调声”在内的丰富的民间艺术形式和文化内涵被文化部命名为“中国民间艺术之乡”。

调声是“歌海”中最受群众喜爱的品种，是群众生活中不可或缺的精神食粮。 调声主要在农闲或逢年过节，男女青年聚会于山野赛歌时传唱，特别是每年的“中秋歌会”尤其热闹，参加者往往成千上万。唱调声时，男女青年相对排成两列或围成圆圈，互相勾住手指，两手及身体随着歌声节奏摆动，载歌载舞。调声有若干常用曲调，以此为基础加以发展变化，可以创造出更多新曲，从而常唱常新。历年搜集到的调声曲调已有六百多首，有一定代表性的曲目有《天崩地塌情不负》《祖国江山花百样》《一时不见三时闷》《单槌打鼓声不响》等。 调声歌会是群众自娱自乐、自我教育的一种良好形式，儋州市政府已决定将每年的八月十五定为“中秋调声节”，用以全面保护调声。

海南八音器乐是海南器乐的主要品种，因采用弦、琴、笛、管、箫、锣、鼓、铙八大类乐器演奏而得名。海南当地俗称所谓八音既包括乐器、乐曲，也包括乐队。海南八音唐宋时期即出现了雏形，至明代已发展得十分成熟。明代海南琼山县音乐家王浩然因熟操八音而闻名京城，成化年间与儿子同被选为宫廷乐师，他为后世留下了《琶瑟谱》三卷和《八音摘要》二卷。从清代到民国直至新中国成立，这一器乐形式在海南长期盛行不衰。它流布于整个海南岛，并随着琼侨的足迹走向东南亚各国。

海南八音的乐曲异常丰富，其演奏按习惯分为大吹打、锣鼓清音、清音和戏鼓四类。大吹打以双唢呐吹奏，配合大件打击乐器演奏《大开门》《小开门》之类气势磅礴的乐曲；锣鼓清音分为两种，一是以小唢呐为主奏乐器演奏《庆丰收》等乐曲，二是以大唢呐为主奏乐器演奏《闹军坡》等乐曲。清音采用“文排”的弦、琴、笛、管演奏曲调轻巧跳跃、流畅明快的《弄手花》《送姑》等乐曲；戏鼓以用唢呐代替演员的演唱，吹奏海南地方戏曲唱腔联缀而成的《琼花怒放》《普天同庆》等“联套曲”，而以其余乐器伴奏。

崖州民歌是海南民歌的古老歌种，根据老艺人的传说和对传统民歌遗存进行分析研究，发现崖州民歌发祥地主要在古崖州的乐罗、黄流（今属乐东黎族自治县的乐罗镇、黄流镇）一带乡村。崖州民歌自汉代开始不断生发、演化、丰富，至清代达于极盛，出现了大批的长篇歌册，收集到的已有七十多部约二百七十万字。

崖州民歌内容丰富，题材广泛，从人文历史、自然风光到生产劳动、社会生活，各个领域无不涉及。其中的二十多部长篇抒情大歌（俗称“大朝歌”），如《贫家织女歌》《张生歌》《梁生歌》等，是崖州民歌中的瑰宝，在当地流传甚广。崖州民歌曲词优美，其曲调主要包括拉大调、柔情调、嗟叹调、大朝调、摇篮调等，歌词多为七言，善用赋、比、兴等艺术手法。

崖州在历史上是高官名宦贬谪之所，唐宋时期被贬到崖州的名臣就有韦执谊、丁谓、卢多逊、赵鼎、胡铨等十余人。他们在贬所致力于传播中原文化，受其影响，崖州民歌明显带上了唐诗宋词的烙印。除此以外，崖州民歌还带有明显的佛教“斋歌”痕迹。唐代佛教传入海南，在古崖州（今三亚市崖城镇）建立大云寺。崖州民歌的嗟叹调就出自“斋歌”，当与寺庙中的念诵吟唱有一定关系。

海南道教音乐（海南斋醮科仪音乐）

海南斋醮科仪音乐是海南省影响较大的一种民间音乐形式，它由江南一带的移民带入海南，明代时已相当盛行，广泛流传于海南省各地，在海南百姓的精神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明代定安县进士王弘诲在目睹了当时斋醮祭祀活动的情形后，曾以“岁时伏腊走村氓，祝厘（即作斋）到处歌且舞”之句来描述斋醮科仪音乐的演出场景。

海南道教斋醮科仪中，“醮”俗称“清斋”，用以祭祀与海南有关的伏波将军、冼夫人、苏东坡等历史人物和天妃娘娘、观音、真武、龙王等传说中的保护神；“斋”亦称“白斋”，用以济幽度亡。斋醮执事者按相应的科仪程式施行法事，在此过程中演奏科仪音乐。其演奏乐器基本上依照周代“八音”范畴配置，即“金、石、土、革、丝、木、匏、竹”，分为器乐和打击乐两大类。清朝中叶，斋乐的广为流传对琼剧产生了重要影响。晚清以后，斋醮科仪音乐又套用并改革琼剧的曲牌和部分唱腔。其音乐特征是：声调高、音域广。诵经念咒与音乐、击乐同步进行，其中诵经念咒语音有官话、粤话、海南话及各种语系，经文的长短句和语音不同致使伴奏经韵虚声衬音多，拖腔拉板长。海南斋醮科仪音乐的代表作品有《平安朝》《牙驾朝》《附功朝》等。

临高渔歌是海南省传统民歌的重要歌种，主要流传在海南省临高地区。 汉代以来就有来自内地的渔民迁入今之临高县（汉时儋郡属地），以捕鱼为生。宋代临高的渔业已相当发达。渔民习惯住在海边，成年的未婚男女有集中居住的习俗，聚居的地方称为“男子馆”、“女子馆”。天高月明之夜，他（她）们集中到沙滩上斗歌，“渔歌唱晚”的歌声此起彼落。渔民出海，渔歌也随着在海上飘荡。渔场、村场处处都是赛歌场。临高渔歌是临高渔民生活的写照，题材广泛，内容丰富，历史人文、渔乡风光、捕鱼织网、爱情生活、祭祀海上保护神等等，无所不歌。渔歌具有浓郁的“海味”，曲调似大海般辽阔，似浪花般优美。悠扬抒情的“美调”在渔乡几乎家喻户晓，在省内外也享有盛名。“美调”经国家教委审定被编入初中音乐教材。

海南公仔戏——使用海南地方戏调，以海南方言来表演的一种木偶戏。也被称为“木偶戏”、“傀儡戏”、“手托木头戏”。元代已出现手托木头戏，是历史悠久且具有海南地方特色的戏曲表演艺术品种，主要流传于海南海口、文昌等地。公仔戏的偶像用木头雕刻而成。制作工艺精致，每一件都是一件艺术品。角色有各路神仙及动物，现今有生、旦、净、末、丑、佛祖、老虎等20多种。表演时导演者在幕后操作，手与曲肘并用，木偶可嘴张闭、眼转动、须能动、跺脚、拂袖等多种动作。

海南斋戏是流行于海南省境内的一种祭祀性民间戏曲剧种。大约明代已产生，至今已有四百年以上历史。作为仪式性戏曲，海南斋戏类似我国北方的傩戏。因此有“北有傩戏，南有斋戏”之说。其起源于海南民间的祭祀仪式，随着外来戏曲剧种的传入，祭祀仪式吸收了戏曲“以歌舞演故事”的营养，发展成为斋戏。海南最大的地方剧种琼剧就脱胎于斋戏，现在人们看琼剧还说“看斋”。海南斋戏唱腔曲调以海南民间小调为主，在发展的过程中受到粤剧的影响较大。板腔有中板、数字板、自由板、程途、古腔等。旦脚与净脚演唱使用假嗓，其余行当使用本嗓。伴奏乐器以竹胡、唢呐、大管箫、三弦为主。

海南椰雕是以椰壳、椰木和椰棕为原料的一种传统雕刻艺术，主要流传于海南地区。海南盛产椰子，产量占全国的99％以上，这种资源优势为海南椰雕艺术的产生和发展提供了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唐代即已出现关于海南椰雕的记载，明清时期椰雕被作为珍品进贡朝廷，赢得“天南贡品”之誉。20世纪中叶以来，椰雕技艺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又有了新的提高。椰雕制品种类很多，其中既有日用品，也有用于观赏的工艺品，成品上雕有精致的装饰性图案，制作技艺十分精良。在椰壳、椰木和椰棕上施刻，成本低廉，可以变废为宝，体现物尽其用的原则。

花瑰艺术是海南民间对木雕神像、偶像、人物像等的俗称。在海南，以澄迈县的花瑰艺术最具代表性。花瑰艺术历史悠久，其起源与宋代佛、道、儒的兴盛有关。过去，佛、道、儒的各种神像都要靠花瑰老艺人制作。宋代，在澄迈县的白石岭的早期道观，祭祀万天大王和雷公神，相传出现了最初的雕刻神像。明代澄迈县开始兴起军坡节，又称“游公节”，人们将各路民间保护神抬出来游行，供人祭拜。清代的佛、道活动更盛，各类庙堂遍布城乡。从年初至年终，几乎月月都有“作斋”（庙会活动）。祭祀的神仙甚多，是花瑰艺术最为兴盛的时期。民国以后，庙会活动时兴时衰，对花瑰艺术的发展也有一定的影响。花瑰艺术多以沉木、树根、木化石为材料，雕刻神像、木偶像、人物像、自然物像、抽象图像、装饰图像等的造型。

海南省儋州市洋埔半岛盐田方圆七百五十多亩，是当地重要的海盐产区，共有大小晒盐石槽七千三百多个，其中有些石槽已存在了一千多年。洋埔盐田使用的传统晒盐工艺属板晒法，距今已有一千多年的历史。其工艺是先让涨潮时的海水淹没蓄海水池，用以浸泡晒盐泥地（盐田）里的泥沙。退潮后将海水淹浸过的泥沙翻耙曝晒两三天，泥沙干后再铺垫干茅草，将之夯填入堆筑起来的过滤池（盐泥池）。随后把蓄海水池中的水倒入过滤池以湮浸池中泥沙，海水慢慢渗漏到盐泥池底后，透过石缝流入旁边低于地面的盐卤水池。次日上午待池中盐卤水积蓄到一定数量并沉淀澄清后，直接浇灌到石槽里，经过大半天的曝晒，下午即可结晶成盐。洋浦盐田是国内保存比较完好的古盐场，这里沿用至今的传统晒盐技艺是我国制盐工业发展过程中留下的珍贵历史文化遗产。

据海南史书和方志记载，元代海南岛已建有妈祖庙5座，至明清两代，妈祖庙已遍及琼州府13个州县。嘉靖《琼州府志》有载：“今渡海往来者，官必告庙行礼，而民必祭卜方行。”海南许多先民都是宋、元年间从福建莆田渡海迁来，他们把妈祖视为祈求一路顺风的海上保护神。平安着陆、安居置业后，他们怀着感恩之情，建庙祀奉，虔诚膜拜。岛上居民与海洋的深深情结，注定了妈祖文化在这里生根发芽，进而形成了较广泛的民间崇拜。

“南海航道更路经”又有“南海水路经”、“南海定时经针位”、“顺风得利”、“注明东、北海更路簿”、“去西、南沙的水路簿”等名称，是南海渔民把握海上航行线路的传统民间知识。 “更”是古代计算航程的单位，一更等于60里；“路”是指航行的路线图；“簿”就是本子。《更路簿》就是手抄航行路线图的手抄册子，“更路传”指口传的航行路线经验。现存的手抄本《更路簿》产生于清康熙末年，至19世纪中叶趋于成熟，定型成书，世代流传至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