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府民系又称广府人，是指岭南早期百越族人与中原移民融合衍生的一支汉族民系，广东省珠三角广州府地区使用粤方言的汉族居民。“广府”是“广州府”这一行政区划的简称，广府人是广州府人的简称。后来有学者提出广义的广府人应该是泛指以粤方言为母语的汉族族群范围扩展到粤西、雷州半岛、广西东南部等粤语地区。

“广府”是“广州府”这一行政区划的简称。“府”在岭南的设置最早可追溯到东晋南北朝所设的广州都督府，隋唐时期设置总管府和广州都督府。都督府是官署，是一个机构，不是行政区的名称。因此，这一时期不存在“府”的地方行政区划，不能将一个地区称之为“府”，不存在“广府”的区划概念。宋、元时期的行政区划上也不存在与“广府”名称相关的情况，直到明代开始设广州府。

广州府这一区域的地理范围，实际上是以元代广州路范围扩展到粤西、雷州半岛、广西东南部等粤语地区。为基本范围，只是由于人口、经济的发展和军事、政治的需要，这一地域范围内在明代新辟了4县、清代新辟了1县。因此，广州府的基本境域从元代开始一直稳定了七百多年。这一境域中的居民，长期处于同一中级行政区划之中，民风民俗融合，形成具有共同特征的地域性民系文化。

广府民系是指广东珠三角广州府地区使用粤方言的汉族居民，疍家人属于广府民系。瑶、壮、畲三族融合于汉族的成分，从地望来看，多数融合于广府民系。广府人是广州府人的简称。而在广府地区除了广府人外，杂居在这一地区的汉族居民还有客家人、疍家人等，世居少数民族有回族和满族。后来一些学者提出广义的广府人应该是泛指以粤语为母语的汉族族群，认为“广府”即“广信府”，提出了“封开是‘广信首府’”，范围扩展到粤西、雷州半岛、广西东南部等粤语地区。由此可知，广府文化的形成和界定主要是基于粤语。粤方言地区的地域文化还包括西江流域的西江文化 、粤西地区的高凉文化等。

广府人联谊的主体组织为“广东省广府人珠玑巷后裔海外联谊会”。

“广府”成为地理概念，最早见于唐代。根据梁启超的研究，“阿剌伯人所著书，以西历851年出版，名为《梭里曼旅行记》者，内载当时中国最大口岸曰Khanfou”。梁启超断定，“Khanfou”就是“汉府”“广府”的译音。梁启超所说的《梭里曼旅行记》，又名《苏莱曼东游记》或《中国印度见闻录》，由9世纪来华的多个阿拉伯人所写，其中一个作者苏莱曼在谈及广州时说：“中国有二百个府城……广府就是其中一例，广府是个港口，船只在那里停泊，另有其他近二十个城市归于广府管辖

广府人后裔繁衍达7000多万人，主要分布在广东省珠三角地区的清远、三水、佛冈、新兴、高要、高明、佛山、南海、番禺、顺德、广州、花都、从化、中山、珠海、新会、江门、台山、开平、鹤山、恩平、东莞、增城、龙门、宝安、深圳、博罗、惠阳等28个市、县，668个乡(镇)、村，以及香港、澳门和海外。

秦代以前，聚居在广东地区是被称为“南越”(百越的一种)的少数民族，包括壮族、黎族、畲族等。公元前214年，秦朝统一岭南后，在岭南地区设南海郡，建立番禺城（今广州），面积约0.05平方公里，从此开启了广州2200多年的建城历史。

汉代海上丝绸之路是经广西地区的灵渠桂江通道、潇贺古道至徐闻、合浦出海，并一直绵延了近1000年。直到唐代(716年)，张九龄凿通大庚岭道（梅关古道）以后，灵渠、潇贺古道的才逐渐走向衰落。这时候，番禺(广州)成为了岭南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开始了从海外经番禺(广州)口岸进入中原的唐代海上丝绸之路时代。梅关古道的开辟重塑了岭南的商路，便成为南岭中最重要的一条交通道路，凡人口迁移、军队调动、商旅往来、使节访问等，大都经过此道。

直到宋代，广东人口仍然稀少，宋高宗绍兴三十二年（1162 年）时，人口才增加到七十八万四千多。而珠江三角洲当时还未形成，初露水面的沙洲，既是漏水的沙泥混杂的土壤，又常被洪水或咸潮淹浸，这都是不利于耕种的条件。南宋以后，北方汉人因战乱陆续南来广东，他们被指定要经过南雄县，先到政府设在珠玑巷的一个机构报到，领取凭照分赴珠江三角洲各县安置。今天被称为广东省聚宝盆的珠江三角洲，便是由他们所开拓，也是广东省大开发的开始。

探寻广府源头，从诸多历史考证来看，韶关南雄珠玑古巷是重要的发祥地。据考证，千百年来，曾先后有150多个姓氏的先民自中原南下聚居于此，而后又因战乱等原因大举南迁珠三角、港澳及至海外，在各地开枝散叶。梅关珠玑古道是中原及江南百姓因战乱等原因向广东珠三角大迁徙中最大的通道。大批中原百姓途经此古道，暂住“歇脚”，或滞留长住，经几代繁衍后再中转南下珠三角，故珠玑巷成了广府人最大的来源。

张九龄在开元十七年奉唐玄宗圣旨在原有基础上大规模开凿梅关古道，使之成为沟通南北军事、政治、经济的最短、最快、最方便、成本最低的古代“高速公路”，也成了历代中原、江南向岭南移民的最大通道。明嘉靖黄佐修《广东通志》记载，“自汉末建安至东晋永嘉之际，中国之人，避地者多入岭表，子孙往往家焉，其流风遗韵，衣冠气习，熏陶渐染，故习渐变而俗庶几同中州。”唐代张九龄的祖先就是在晋代移民到岭南北江定居的。

北宋中后期（公元960~1127年），尤其是在北宋灭亡之际，大批难民随康王赵构一起离开北宋京城开封，不少望族及平民沿这条梅关古道南迁。有人到南雄珠玑巷，很自然会想起故乡河南开封也有一条珠玑巷（宋代大中祥符二年命名的）。有文字记载：“入岭至止南雄，不忘枌榆所自，亦号其地为珠玑巷。如汉之新丰，以致故乡之思也。广州旧族多由此迁。”

南宋（公元1127~1279年）初至南宋末、元代初近200年间，中原及江南氏族因金、元兵灾而大举南迁。在这一时间的移民高潮中，一批批从北来，再一批批向南迁（大规模3次、小规模约130多次），由珠玑巷辗转至珠三角。

明代（公元1368~1644年）末年，明亡后，部分遗臣逃到广东，同时亦带来大批民间移民，或为避天灾兵祸，或为找寻更好的生活。其大部分也都是经过梅岭，从梅关、中站、珠玑巷、南雄城这一带中转再南迁珠三角的。

清代民国广府人再向海外移民，成为了拓殖海外的华人华侨的主体。从18世纪以来，广府人就漂洋过海，在美国、加拿大、欧洲、大洋洲的不少城市扎根。

广府祠堂广泛分布于今天粤港澳大湾区广府民系聚居的区域，宋朝时，大量北方人为躲避战乱，越过大庾岭进入岭南，在珠玑巷暂时落脚后，南下珠江三角洲，开村居住。这些“聚族而居”的村庄，一般会按姓氏系别修纂族谱，如果条件许可，还会修建祠堂。

明代颁布《圣谕六条》，要求百姓“孝顺父母，尊敬长上，和睦乡里，教训子弟”，并逐渐放宽了民间立祠的限制。明代一朝，广东共出了6355名举人、889名进士、6名一甲进士、3名状元，其中，出自广州府者占了半壁江山，有举人3090人、进士457人，而广东6名一甲进士中，5人皆出自广州府。通过科举考试入朝为官的广府人极力修谱建祠，成为助推器。由此，广府地区出现了建祠的第一个高峰。

明末清初，战争频繁，广府祠堂的兴建陷入低谷。广州“一口通商”后，经济迅速恢复，积累了大量的宗族财产，广府迎来历史上的第二个立祠和修缮祠堂的高峰期。这一时期新建的祠堂多以三开三进的中小祠堂为主，同时也出现了新的特点。一是建筑更具本地特色，用上了更先进的工艺，比如木雕、石雕、瓦陶艺、彩画等，石檐柱、虾公梁、镬耳山墙也开始大量出现，人们利用装饰中富有地方特色的图案来传达和睦、孝道、伦理、忠勇等家国思想。另一个是出现了以陈家祠为代表的“合族祠”，以原贡院附近的大小马站、流水井、越华路、广卫街等处分布最为集中，比如何家祠、朱家祠、赵家祠等。

广州就有1300多座祠堂，如广州钱岗村的广裕祠，是南宋末年丞相陆秀夫后人为纪念陆秀夫而建的广府家族祠堂，它记载了广府人的祖先从中原一路南迁的艰辛与辉煌。深圳凤凰古村是南宋民族英雄文天祥后裔聚居的广府村落，村中文氏宗祠的建筑装饰精致繁复。江门市新会区慈溪村是南宋赵氏皇族村，保存众多广府祠堂。珠海市斗门区南门村也是南宋赵氏皇族后裔聚居的广府村落，保存有赵氏祖祠菉猗堂及建筑群。清远市上岳村是南宋名将朱文焕后裔聚居的广府村落，保留有乡贤朝瑞朱公祠等古祠堂建筑。东莞市长安镇上沙村是孙中山先祖故居，是广府村落，保留有孙氏宗祠。中山市南朗镇左步村的双壮孙公祠是孙中山的祖祠，也是广府建筑的典型代表。

镬耳屋是广府建筑的典型代表，屋子的山墙砌成镬耳状，故称“镬耳屋”，有功名、有官位的家族才能建造。广府民居风格在南宋以后逐步建立起来，至清中叶已经相当成熟。主要代表形式是布局整齐的梳式布局村落和三间两廊式的合院。村前有风水池塘，中轴线前端布置大祠堂，成为整个村落的构图中心。建筑较为明显受到江南地区建筑模式的影响，镬耳式的山墙此起彼伏，形成蔚为壮观的广府民居特色。而镬耳状山墙在江南民居中称为“观音兜”。粤北客家等地称为“云墙”或者是“茶壶环”。

镬耳状的建筑防火和通风性能良好：发生火灾时，高耸的山墙可阻止火势的蔓延和侵入；微风吹动时，山墙可挡风入巷道，进而通过门、窗流入屋内。民间还有“镬耳屋”蕴含富贵吉祥、丰衣足食意义之说。镬耳屋象征着官帽两耳，具“独占鳌头”之意，表达了当地家族对功名的向往，也是家境殷实的象征。“梳式布局”和“镬耳山墙”成为珠三角广府村落的建筑标识。

岭南园林在狭义上可以说是广府园林，这也说明了广府文化的根深厚重。顺德清晖园、番禺余荫山房、东莞可园、佛山梁园合称为岭南四大名园。清代时期，中国私家园林日趋成熟，基本上形成了北京、江南、珠江三角洲三个中心。很多致仕的官员和文人雅士，建造的私人园林主要是为了修身养性、颐养天年，闲暇时邀约一帮文人雅士吟诗作画。广州的园林至清代而极盛，其时广州物阜民丰，豪家贵显争建园林，开创了近代广州园林盛况。

西关大屋是过去豪门富商在广州西关

开平碉楼是广府民居之一。1855年至1867年随着客家人的迁入，开平土地上爆发了一场本地人和客家人的恩怨斗争。当时开平本地人出海外经商、工作，积累了大量财富，他们带着从海外积攒的财富回到家乡。这些财富也招来了土匪的惦记，甚至直接上门抢劫。这时，原本要买地建房、光宗耀祖的华人华侨大多将房屋建成了“碉楼”样式，保卫家族安全。其实碉楼原型在明朝就已出现，但兴盛起来则是在20世纪20年代前后，据统计当时开平就有超过千座碉楼，鼎盛时期超过3000座。

粤方言又称广东话，是广府人的母语，属于汉藏语系汉语族汉语方言，是汉语十大方言之一。粤方言由古代汉语演变而来，它的形成与发展经历了一个长期的过程。汉代至唐宋，中原汉人源源不断地迁徙岭南，促进了粤方言的发展和定型。元明清以来，粤方言的变化较小。

粤语的形成十分复杂，具有明显的“移民”色彩，既有古越族、南方少数民族和古汉语的基本成分，又夹杂着相当成分的客方言、闽方言、湘楚方言、赣方言，同时还有相当数量的现代汉语，英语和东南亚语也融入其中。

粤方言标准音为广州话。粤方言有源自北方中原的雅言、源自楚国的楚语等说法，是保留古汉语成分较多的一种语言。清代学者陈澧对《广韵》和广州方言有深入的研究。在《广州音说》中，他详细论述了广州方言的特点及其源流，认为广州方言的音调合于隋唐韵书《切韵》，因为“千余年来中原之人徒居广中，今之广音，实隋唐时中原之音……”，国学大师南怀瑾先生认为粤方言是唐宋时期的“国语”。

声调是汉语中极重要的元素，粤方言的声调多而复杂。古代诗词的平仄格律是依据不同的声调而定，声调越多，就越能领会和欣赏古诗词中抑扬顿挫的音乐美感。古汉语有平、上、去、入四声，其中古代的入声字，全套都保留在粤方言中。文雅古字词多。在汉语上古时期，单音节词在数量上几乎占绝对优势，在粤方言中，单音节词仍占有相当分量。古汉语中，词序主谓倒装、定语后置、状语后置、宾语前置都是常见现象。定语后置是将定语放在中心词之后，粤方言常见这种现象，如“人客”（客人）等。广州方言一方面继承、保留了古汉语的特点，另一方面也吸收了一些南方非汉语的成分，与普通话有较大的差异，具有自己特有的语音特点。

广州府历代乡贡进士总人数为1283人，其中番禺为260人，占20.3%；南海357人，占27.8%；顺德238人，占18.6%； 东莞193人，占15.0%；江门231人；香山（中山、珠海）138人。

明代，广州府进士有486人，高居广东首位，占全省进士总数的55%，远高于明代广东各府。佛山所辖南海、顺德、三水、高明四县历代的乡贡和进士人数占广州府历代乡贡进士总数的48.7%，几乎占半壁江山。

广东历史上一共出过9位文状元和5位武状元，其中顺德、南海各出了3位状元，而且都是2位文状元和1位武状元，番禺也出了2位文状元，分别为简文会、张镇孙、伦文叙、黃士俊、庄有恭、梁耀枢、朱可贞、姚大宁。

佛山出过7个状元，占广东状元数量的一半以上，是名副其实的广东状元之乡。这与佛山作为岭南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有很大关系，佛山正处广府文化的核心区域，并以南番顺地区最为典型。清代进士吴荣光曾任职湖广总督一职，他曾说：“国朝制科，广东九郡举人中额七十有二名，每科广州郡几居其半，广州十四属，南海又居其半。”

桑园围始建于北宋徽宗年间，是中国古代最大的基围水利工程，这与两宋年间，来自中原的珠玑巷移民抵达南海、顺德开基是分不开的，他们带来了中原、江南农耕水利丰富的生产经验。桑园围水利工程的建设开启了珠江三角洲地区大规模基围农耕开发的历史，是桑基鱼塘生产方式的发端，是广府文化的共同精神家园。也是唐宋以来中国东部人口南迁、经济区拓展和重心南移的历史过程的重要见证。

由于桑基鱼塘的兴起，当地养蚕业更从唐宋时的每年五收发展到七收、八收。创造出当年未必预期到的奇迹--从桑园围“一船蚕丝去”，到清代十三行“一船白银回”，裕国通商，帆济五洋。珠江三角洲也成为广东丝绸的主要产地，形成了基上种桑，塘中养鱼，桑叶喂蚕，蚕沙饲鱼，塘泥肥桑的循环农业模式和蚕桑文化。到民国时期，全省生丝产量占全国总产量三分之一，没有昔日的“桑基鱼塘”，就不会有如今富饶的珠三角。

南海神

隋开皇十四年（594年），隋文帝下诏建四海神庙祭四海，在广州建南海神庙，而火神祝融也正式被尊任为南海神庙供奉的“海神”。宋仁宗康定元年（1040），官方加封南海神为“洪圣广利王”。自此，民间又将南海神称为“洪圣王”。民间对传说中掌管南海的洪圣王自然尊崇有加，除了在南海神庙的官方祀典外，民间亦形成了各种各样、形式庄严的祭祀活动和大量的南海神“离宫”洪圣王庙。在珠江三角洲地区就有二百多座“洪圣王庙”，实际就是南海神庙。洪圣诞又称南海神诞、波罗诞，诞期是每年的农历二月十一至十三日，是民间为庆祝南海神祝融诞辰而举行的迎神赛会活动。

北帝

北帝又称为玄武、真武等，是道教中司水之神，是广府人最崇拜的神祇之一。北宋以来，玄武崇拜日盛，尤其是北宋边患频繁，作为北方主神的玄武，其崇拜得到官方支持。在这种背景下，随着中原人口大量南向迁移，玄武崇拜也就跟着来到了岭南。明朝初期，燕王朱棣认为皇权的获得，是因为北帝的庇扩，把北帝祭祀列为国家大典，玄武信仰也因此进一步遍及全国。北帝崇拜在明代以后也成为珠江三角洲地区民间信仰的主流之一。北帝祀典上升成为官方礼制，不仅供奉北帝的祠庙遍及各乡，而且村民的家中也普遍供奉着北帝的神位。明清以来，佛山祖庙和北帝崇拜在珠江三角洲、港澳地区有着相当广泛的影响。每年的农历三月初三是北帝诞日，汉族民间庆贺活动规模盛大。

岭南古琴艺术发源于广东新会，流行于珠三角一带，是广府文化的代表之一，其真正源头在宋代。南宋末年，随着宋室的南迁，也把中原文化带来广东，在后来的几百年中，岭南琴学昌盛，琴人辈出。如明代南海大沥人邝露、明代新会人陈白沙、明代南海沙贝人陈子升、陈子壮等。清代，岭南琴派声名日显，创始人黄景星，民国时期的一代宗师有杨新伦。重要琴著有《古冈遗谱》《悟雪山琴谱》等。

粤剧又称广府戏、广东大戏，发源于佛山，以粤方言演唱，汉族传统戏曲之一。粤剧源自南戏，是以明清时期流入广东的海盐腔、弋阳腔、昆山腔、梆子腔等诸腔为基础，并吸收珠江三角洲的民间音乐所形成。20世纪三四十年代，著名粤剧演员有被称为“粤剧四大家”的薛觉先、马师曾、白驹荣、廖侠怀等。红线女所创的“红腔”近半个世纪以来影响最大。以粤语演唱的曲艺品种还有粤曲、木鱼歌、龙舟歌、南音和粤讴等。

粤曲是用广州方言演唱的汉族传统曲艺，是广东地区最大的地方曲种。起源于清道光年间以清唱粤剧为业的八音班。同治初期，经失明女艺人“师娘”继承发展趋于成熟。民国以后，在茶楼歌台上逐渐出现了“女伶”演唱粤曲，改“戏棚官话”为广州方言，改假嗓为真嗓，并划分为大喉、平喉、子喉三种唱腔，粤曲进入了鼎盛时期。

广东南音形成于清朝嘉庆道光年间，是流行于珠三角和香港、澳门的一种传统说唱曲艺。广东南音源于外省的南词班且吸收江、浙的“扬州弹词”等曲种的音乐经衍变、发展，逐步形成以南音唱腔的歌谣体系。

龙舟说唱，又称“龙舟歌”，是流行于广东珠江三角洲粤方言地区的一种曲艺形式。形成于清乾隆年间，主要以清唱为主、说白为辅。

粤讴是清代中叶珠江三角洲一带流传的一种民间说唱形式。它是由冯询、招子庸等人在木鱼歌、南音的基础上创造发展起来的，以广州方言咏唱。

广东音乐是流行于珠江三角洲广府方言区的传统丝竹乐种，有四百余年的历史，自明清以来，经历了萌发期、发展期和成熟期等阶段，曲名和乐谱可稽的乐曲现有五百多首。以轻、柔、华、细、浓的特点和清新流畅、悠扬动听的风格，全面展示了丝竹音乐的精微和华美，影响遍及大江南北，流行于世界各地的华人社区。

广东画坛从明清起有较大发展，人才辈出，风格独特，技法纷呈，求新求变。其代表人物有：南海林良的写意花鸟，东莞张穆著称画马，新会高俨擅长山水，顺德黎简诗书画皆绝，顺德苏六朋、苏仁山尤擅人物，番禺居巢、居廉工花卉草虫，重视取法自然，创造了“撞水”、“撞彩”技法。 20世纪初，在广东产生了“岭南画派”，其创始人高剑父、高奇峰、陈树人均为番禺人。他们主张以倡导艺术革命，建立现代国画为宗旨；以折衷中西，融会古今为途径；以形种兼备、雅俗共赏为审美标准；以兼工带写，彩墨并重为艺术手法。独树一帜，成为在国内外有影响的美术流派。现代，继承和发展这一画派艺术的，有方人定、黎雄才、关山月、赵少昴、杨善深等。

广府民系的工艺美术，品类繁多，有的在国内外享有崇高的声誉。如肇庆端砚；广州的象牙雕刻、玉器、红木家具、积金彩瓷、朱义盛首饰和广绣等；佛山陶瓷、木版年画、剪纸、金银铜锡箔、染色纸、狮头、彩扎灯色；新会葵扇；东莞和南海烟花炮竹以及各地在建筑装饰中的木雕、泥塑、灰塑、砖雕等，其中以端砚、粤绣、雕刻、陶瓷最具特色。佛山是“武术之乡”，是中国南派武术的主要发源地，世界上广泛流行的蔡李佛拳、洪拳、咏春拳等均发端于佛山，著名武术大师黄飞鸿，咏春宗师梁赞、叶问，影视武打明星李小龙等祖籍及师承亦在佛山。

醒狮是广府文化的代表之一，起源于广东佛山，属于中国狮舞中的南狮。历史上由唐代宫廷狮子舞脱胎而来，五代十国之后，随着中原移民的南迁，舞狮文化传入岭南地区。明代时，醒狮在广东出现，起源于南海县。广东醒狮已成为全国知名的为广东特有的民间舞品牌。醒狮活动也广泛流传于海外华人社区，成为海外同胞认祖归宗的文化桥梁，其文化价值和意义十分深远。

飘色起源于中原地区的迎神赛会活动，后逐渐传到东南沿海及西北地区，在清代盛行一时，流传过程中与各地具体情况相结合，形成不同的特色。在岭南，飘色起源于明末清初，属于社火表演艺术形式之一，直到现在依然是珠三角地区的重要艺术形式，是广府民俗艺术之一。

“迎春花市”是珠三角以及香港、澳门等地除夕前的新年习俗，广州迎春花市形成可追溯至明朝，当时广州芳村的花棣（今花地）已成为花木产区，搭起一排排展卖鲜花鲜果及年宵用品的竹棚，人们称之为“花街”。

广东划龙舟的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五代十国时期的南汉，广州早期赛龙舟只是一种宫廷活动，到了明、清两代，是广州龙舟竞渡的鼎盛期。佛山、中山、东莞、江门等地的龙舟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明代。

乞巧节（即七夕）在广州以及珠三角地区素来盛行，广府乞巧习俗传统仪式包括迎仙、摆七娘、拜七娘、送七娘等一系列古礼。

广府菜（即广州府菜）是粤菜的代表，源自中原，继承古越人的遗风。集南海、番禺、东莞、顺德、中山等地方风味的特色，兼京、苏、扬、杭等外省菜以及西菜之所长，融为一体，自成一家。在烹调上以炒、爆为主，兼有烩、煎、烤，讲究清而不淡，鲜而不俗，嫩而不生，油而不腻，有“五滋”（香、松、软、肥、浓）、“六味”（酸、甜、苦、辣、咸、鲜）之说。民间有“食在广州”的美誉，具有清、鲜、爽、嫩、滑等特色，“五滋”“六味”俱佳，擅长小炒，要求掌握火候和油温恰到好处。还兼容许多西菜做法，讲究菜的气势、档次。

烧鹅是的广府菜，源于烤鸭，南宋末年，文天祥、陈文龙等志士保护幼帝退居广东一带坚持抗元，南宋厨师也随之来到广东。作为宋朝的一道名菜，烤鸭自然也被带到了这里。广东并无杭州一带盛产的砚鸭，于是厨师以广东本地的鹅代替，改良成独具广式特色的烧鹅。

食盆菜是广府人的传统习俗，文献记载，南宋祥兴元年（1278年），南宋朝廷败退广东，杨太后与弟弟携同当时皇帝途经东莞、香港一带。其中，大部分将士来到长安乌沙村。所到之处，人民纷纷前往，勤王将士多达20万人。缺少盛菜的碗碟，沿海百姓就巧用木盆，将三五家做的菜肴盛在一起，层层叠放、互相渗透、香气四溢，深受皇帝和将士的喜爱。从那时候起，吃盆菜的习俗就在广东沿海一带流传开来。

广府文化即广府民系的文化，源于中原文化和本土百越文化的千百年交融，是粤方言地区之中的一个地域文化，指广东珠三角广府地区使用粤方言的汉族居民的文化。广府人主要自唐宋时期经粤北南雄珠玑巷迁入，因此珠玑巷被称为广府人的祖居之地。广州府自设立以来，经济发达、商贸繁荣、文教鼎盛，是广府文化的核心地带和兴盛之地，一直处于广东省的领先地位 。广府文化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属于岭南文化，由中原与江南移民文化所形成，传承了中原汉文化的精髓，在岭南文化中影响最大，在各个领域中常被作为广东汉文化的代表 。广府文化的代表有“广东音乐”“醒狮”“广绣”“广彩”“广雕”“岭南画派”“镬耳屋”“岭南园林”“粤剧”“粤曲”等等。

两宋以后，珠江三角洲的开发已初具规模，到了明代，是当时岭南著名的粮食和多种经济作物的生产基地，顺德、南海、中山、番禺等地基塘农业驰名于世。多层次的农业经济架构，又有广州这个世界贸易大港为依托，农副产品和手工业产品市场广阔，产销活跃。明代后期，珠江三角洲的农业生产商品化倾向日渐明显，成为岭南最活跃、最具商品意识，因而最富有反传统精神的地区。广东近代工业的新兴产业，主要从19世纪末叶从珠江三角洲一带兴起。经济发达推动了文化的兴盛，珠江三角洲地区从宋代以来，人文兴旺，一直居于全省人才优势的地位。广府文化的中心城市广州，自古以来是广东乃至岭南区域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在建筑、艺术、宗教、戏剧、音乐、文学、绘画、工艺、饮食、园林、风俗等各个文化领域，处处表现出悠久的历史渊源和鲜明的个性，给人以多层次、立体的和丰富的感受，使广府文化在广东各民系文化中占有优越的地位。

在漫漫的历史长河中，广府民系不断涌现出举世闻名的著名人物，无论在军政界、商界、文化界、还是体育界、娱乐界、武术界，都不乏广府人的身影，如孙中山、康有为、梁启超等，为中华文明的兴盛发展作出了极其巨大的贡献。

军政界：原澳门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何厚铧、中国近代资产阶级革命家、思想家、“琴王”朱执信、民革主要创始人之一，妇女运动的领袖，画坛杰出的美术家何香凝、潘达微、潘文治、颜浩长、邓世昌、梁诚等

商界：优酷网创办人，首席执行官兼总裁古永锵、香港证券大王冯景禧、香港恒生银行创办人之一何添、恒生银行创办人之一何善衡、香港信兴集团主席兼董事长蒙民伟、陈绍良、全国政协委员、香港合和实业有限公司主席胡应湘、胡文新、阿里巴巴集团现任CEO陆兆禧广州宏宇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黄文仔、广州富力地产集团联席董事长兼总裁，富力足球俱乐部董事长张力张量父子、广州合景泰富地产总裁孔健岷等。

文化界：著有我国第一部地区性的物产专著—《南裔异物志》的杨孚、梁佩兰、陈澧、谭莹、屈大均、黄世仲、陈少白、周汝钧、明朝哲学家、教育家、书法家、江门学派集大成者和振兴人湛若水、沙飞、商承祚、中国近现代国画家、美术教育家、岭南画派创始人之一高剑父、高奇峰、陈树人、黄省三、梁毅文等以及两院院士张恩虬、梁栋材、苏 锵、范海福、冼鼎昌、姜中宏、叶恒强、何炳林、邓景发、邬贺铨、潘健生、刘广志、卢永根、申泮文。

武术界：洪熙官、梁坤、苏灿

娱乐界：谢贤、谢霆锋、张敬轩、甄子丹、黄沾、许冠杰、许冠文、许冠英、许冠武、俞灏明、顾嘉辉、张敬轩、海鸣威、张坚庭、夏雨、吴君如、邱淑贞、张家辉、陈百祥、陈慧娴、许志安、林文龙、李彩桦、邵美琪、吴镇宇、蒙嘉慧、叶童、吴建豪、吴启华、梁家辉、叶玉卿

军政界：戊戌变法主要领导人康有为、中共第三届中央政治局常委、第四、第五届中央政治局委员、原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副主席、原中国监察部部长谭平山、原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曾荫权、香港特区首任律政司司长梁爱诗、清末大臣张荫桓、身历咸丰、同治、光绪、宣统四朝，历官刑部侍郎、户部侍郎、刑部尚书、军机大臣，清朝二百余年广东省籍任职最高的官员戴鸿慈、罗登贤、邓培、墨尔本市市长苏震西、塞舌尔共和国前总统、在野党主席陈文景、原广州市市长黎子流，原广东省委统战部副部长、原广东省政协副主席谭天度、香港民政事务局局长何志平、香港立法会主席曾钰成、刘千石、何钟泰、石礼谦、陈伟业、刘江华、谭香文、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陈冯富珍、原香港财政司司长美国摩根大通银行亚太区前主席梁锦松、严缨、陆敬科、梁士诒、陈汝棠、罗志、郑润琦、陈剑虹、郑金、陈金釭等。

商界：香港永隆银行已故创办人伍宜孙、香港恒生银行已故创办人梁球锯、香港东亚银行已故创办人简东浦、著名民族企业家薛广森、香港金融大王胡汉辉、上海冠生园创始人、大白兔糖之父冼冠生、香港地产发展商、恒基兆业、中华煤气主席、新鸿基地产发展有限公司副主席李兆基、李兆楠、李家杰、李家诚、胡兆炽、香港珠宝大王、兼任香港新世界发展有限公司及周大福珠宝金行有限公司主席、恒生银行有限公司独立非执行董事郑裕彤、郑家纯、郑志刚、广东碧桂园房地产创始人杨国强、杨惠妍、广州周生生珠宝集团创办人周芳谱、周永成、北京同仁堂（香港）药业有限公司董事长陈建心、香港纸品业大王、华生纸品厂创办人林伯长、泰国钢铁大王何德年、广东美的集团创办人何享健、李兆麟、梁升、梁显利、王锡华、谢瑞麟、罗富昌、李伟强等。

文化界：广东历史上曾出九位文状元，其中就有五位出自佛山，分别是南汉的简文会、南宋的张镇孙、明代的伦文叙、黄士俊和清代的梁耀枢。此外还有原清华大学校长张煜全、中国第一台照相机制造人、物理学家邹伯奇、詹天佑、文学家吴趼人、朱完、吴旦、何文绮、李征霨、冯栻宗、朱美瑶、黄鲁逸、傅天仇、卢龙云、粤剧名伶马师曾、任剑辉、梁醒波、李香琴、白雪仙、白驹荣、名医李广海，能工巧匠黄炳、陈渭岩、潘玉书、冯公侠、刘传，画家黄少强、第一位华人牧师梁发等杰出人物、卢龙云、岭南诗人区大相、孙蕡、数学家何衍璇等以及两院院士庞雄飞、陆启铿、刘允怡、梁智仁、何国钟、关士聪、关肇直、李衍达、罗绍基、岑可法、梁晋才、刘颂豪、叶叔华、苏国辉、马福邦、曾溢滔、胡经甫。

武术界：张炎、梁赞、叶问、黄飞鸿、李小龙、黄麒英、苏黑虎、潭济筠、铁桥三等

娱乐界：香港小姐黎美娴、李小龙、张智霖、罗家宝、朱茵、何韵诗、廖碧儿、欧锦棠、汤盈盈、梁静茹、陈辉权、朱慧敏、黄子华等

军政界：中华民国国父、中国国民党总理、革命先行者孙中山、杨仙逸、李孙宸、何吾驺、卢兆龙、何耀泰、何士祥、黄标、黄琮、黄培芳、曾望颜、鲍俊、麦炽昌、卢殿标、何璟、何光尧、何长清、何定江等

商界：香港企业家、香港第二大富豪郭炳湘家族（郭得胜的长子）、郭炳江、郭炳联、蔡继有、蔡冠深、李曜坤、袁兆英、燕窝之王阮建昆、墨西哥华人首富李华文、李东海、李曾超群等。

文化界：两院院士有梁树权、郑守仪、梁植权、郑耀宗、郭仲衡、郑健超、李焯芬、赵梓森、阮雪榆等

娱乐界：吴卓羲、江嘉良、古天乐、叶倩文、苏妙玲、林欣彤、刘洲成等

军政界：中华民国第一任内阁总理唐绍仪、郑耀棠、马克思主义传播者杨匏安、陈芳、黄怀森、徐宗汉等。

商界：中国近代著名买办、实业家唐廷枢、中国近代工商业的杰出代表徐润、著名侨商蔡昌、大新公司创办人鲍国宝等。

文化界：“留学之父”容闳、黄宽、清华大学第一任校长唐国安、名震天津卫的大律师唐宝锷、中国近代著名文学家、诗人苏曼殊、唐涤生、古元、鲍俊、莫仕扬以及两院院士容柏生等。

军政界：清末民初杰出的外交家、法学家、书法家伍廷芳、戊戌变法主要领导人梁启超、澳门行政长官崔世安、美国联邦众议员、历史上第一位华裔女性国会议员赵美心、第26届加拿大总督，成为加拿大历史上第一位华裔总督，也是第二位女性总督伍冰枝、李国章、美国驻华大使骆家辉、香港立法会议员刘梦熊、梁思忠、梁思宁等。

商界：香港开阜初四大家族之一著名的“利希慎家族”的创始人利希慎、利铭泽、利孝和、利子厚、利德蕙、利承武、利良奕、假发业之父刘文汉、酒店大王陈泽富、崔德祺、崔世昌、崔世平、董赵洪娉、澳门新赌王吕志和、澳门一代赌王叶汉、香港电器大王李永森、伍淑清、伍舜德、黄乾亨、黄笏南、黄英豪、黄英琦、利国伟、黄克竞、任昌洪、香港“蚝油大王”李锦记第三代传人李文达、邓文福、任佐苓、关英才、刘郁南、谭振樵等。

文化界：江门学派（源出程朱理学，开启王阳明心学，但又有别于程朱理学和陆王心学的哲学学派，又称岭南学派）创始人、明朝思想家、教育家、诗人陈白沙、飞机设计师、制造者和飞行家、中国第一架飞机设计者和制造者冯如、中国电影之父、中国电影先驱之一黎民伟、中国首批入学西点军校的2人之一、原清华大学校长温应星、梁思顺、梁思永、梁思庄、梁思礼、粤剧名伶红线女等以及两院院士郭景坤、梁思礼、陈国达、黄本立、张佑启、梁思成、薛社普、陈焕镛、李椿萱、陈灏珠、黄志强、汤钊猷、蔡睿贤、余国琮、邝宇平、叶玉如、林为干、黄乃正、陈新滋、黄翠芬、李绍珍、朱经武、黄耀祥、甄永苏、麦松威、叶大年、任咏华、冯培德等。

武术界：胡惠乾、张其光等。

娱乐界：刘德华、甄子丹、梁朝伟、谭咏麟、余文乐、杨婉仪、张可颐、胡杏儿、钟镇涛、梁咏琪、麦嘉、黄贯中、黄家强、黄家驹、李克勤、黄凯芹、陈友、梁汉文、容祖儿、关智斌、苏永康、吴浩康、叶世荣、狄龙、陈慧珊、张可颐、杜汶泽、岑建勋、陈百强、伍思凯、王喜、芳艳芬、陈启泰、潘志文、陈美琪、杨婉仪、赵学而、梁舜燕、徐少强、黎民伟、黎姿（黎民伟孙女）、关德兴、戴爱莲、谭耀文、钟欣桐、郑伊健、林子祥、甄妮、小肥、林敏俐、陈美琪、朱玲玲等。

军政界：明朝抗清名将，民族英雄袁崇焕、张帼英、罗治伟、张宇人、香港立法会议员冯检基、陈琏、叶富、民国名将蒋光鼐等。

商界：香港雅高创办人之一，中华造船厂创办人王华生、王敏刚、王敏超、香港电视广播有限公司（TVB）行政主席兼执行董事、无线卫星电视台（TVBS）董事长梁乃鹏、制衣大王陈永祺、香港金融界风云人物，香港金融管理局创立人，前香港金融管理局总裁任志刚、香港药界大鳄李祖泽、香港“酱油大王”王赐豪、广东信托银行创办人，是香港20世纪初期商界名人周少岐、周埈年、周启邦、周启贤、周卓凡、“钟表大王”周湛煌、汪世忠、纺织大王陈瑞球、周永泰、叶剑波、加多宝创办人，凉茶大王陈鸿道、王锦辉、方润华、方文雄、叶钜云、钟沛林、王少强、刘秀成、单仲偕、黄定光、王仲铭、赵泰来、王国强、叶志成、叶凤娟、叶子轩、张佛恩、刘学斌、罗建新、陈永燊、王兆生、陈润光、梁麟、刘旺枝、陈小凤、王如登、叶树林、亨利孙、卢济生、莫国鎏、罗治伟、北京点击科技董事长兼CEO、新浪创办人王志东、腾讯创办人之一，腾讯执行董事兼首席技术官CTO张志东、3G门户网创始人，3G门户CEO邓裕强等。

文化界：张荫麟、伦明、卢子枢、陈伯陶、邓尔雅、张伯桢、张敬修、邓白、著名粤剧演员林家声等以及两院院士邓锡铭、毛炳权、何镜堂、莫伯治等。

娱乐界：郭富城、蔡卓妍、陈奕迅、罗嘉良、袁咏仪、米雪、蔡子健、袁洁莹、吕颂贤、谢君豪、刘锦玲、陈伟霆、吴家乐、李灿森、袁伟豪、林夕、李力持、任达华、王莫愁、梁家仁、香港演员、香港小姐冠军、亚洲皇后杨宝玲、刘家聪、澳门小姐冠军李若滢等。

原广东省委书记、原广东省省长陈郁、何东，香港开埠后的首富。何启东的父亲是荷兰裔犹太人Charles Henry Maurice Bosman（粤语音译何仕文），他母亲是广东宝安人施娣，家族祖籍皆承认以母系为准。何东曾孙“赌王”何鸿燊是澳门旅游娱乐有限公司总经理，何鸿章、何婉琪、何超贤、何超云、何超莲、何猷启、何超盈、何猷亨、何猷君、何超欣等。

恒生银行创办人之一，恒生银行首任主席林炳炎等、明朝抗倭名将郭振卿、两朝元老著名御史郭仪长、郭见猷、郭南斯qin、榜眼朱汝珍、将军陈可钰等。

中国物理学之父、历任国立北京大学物理学教授，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教授、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吴大猷等以及武术界的王隐林、两院院士赵善欢等。

广府文化是粤语地区之中的一个地域文化，指广东珠三角广州府地区使用广府话的汉族居民的文化。后来一些学者提出广义的广府人应该是泛指以粤语为母语的汉族族群，认为“广府”即“广信府”，提出了“封开是‘广信首府’”，范围扩展到粤西、雷州半岛、广西东南部等粤语地区。认为广府人主要由早期移民与古越族融合而成。广府民系文化特征以珠江三角洲最为突出，既有古南越遗传，更受中原汉文化哺育，又受西方文化及殖民地畸形经济因素影响，具有多元的层次和构成因素。并提出广府文化源流‘三地说’(即肇庆是发祥地，广佛是发展地，港澳是发扬地)”等新观点，同时也引来颇多争议。并认为广府人是指中国华南地区以粤语为母语的汉族族群。主要语言是白话，主要分布在今珠三角的广州、深圳、东莞、佛山以及粤西东南部的广大地区，属下有九大分支。“广府”是“广州府”这一行政区划的简称，后用于代指岭南地区所有以粤语为母语的人群。

然而汉朝在岭南设置的“广信县”，并非“广信府”。广府文化只是广东粤语地区之中的一个地域文化，以珠江三角洲为通行范围。广东粤语地区的地域文化还包括西江流域的西江文化、粤西地区的高凉文化，西江文化就是以广信（封开）为中心，接受来自四面八方的先进文化，融合、吸收为西江文化。广东的“南越”(百越的一种)演化为壮族、黎族、畲族等少数民族。至清代时，多数畲族族人又被汉化，成为潮汕人和客家人的构成成分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