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江文化作为一个地域文化，产生于西江流域特定地理环境之内，范围包括广东境内的封开、郁南、怀集、广宁、德庆、罗定、云浮、新兴、高要、四会、肇庆等县市以及广西梧州，分属西江及其支流贺江、新兴江、罗定江、绥江流经范围。这些河网比较稠密，且多为河流中下游，与北方南下交通线联系非常方便。其北可溯桂（漓江）、贺江通荆楚、中原；南下北部湾出东南亚和印度洋沿岸；西联滇黔，与大西南沟通；东可直下番禺。

岭南区域历史开发有自北向南、从西往东、从山区到沿海的空间推移过程，也形成了与此大致相应的地域文化分布格局。西江地区作为岭南开发自西往东空间推移的第一站，文化发生比许多地区要早，故封开、梧州一带有“初开粤地”之说（转见广东省科学院丘陵山区综合科学考察队主编：《广东山区国土开发与治理》第85页，广东省科技出版社，1990年）。后来又成为岭南文化的一个中心。

西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如何发展西江文化，丰富西江文化，利用西江文化，为西江的经济发展，旅游发展添砖加瓦，使西江这条黄金水道重现光芒，则是西江人的当务之急，应当认真思考的问题。

龙母文化是西江流域独特的地方文化，“悦城龙母诞”入选我国第三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龙母诞习俗活动已延续两千多年。新时代下的龙母文化被赋予了更为丰富的文化内涵，对龙母文化的传承，是对勤劳、善良、勇敢、智慧、慈爱的美德传承，是对正义、无私、奉献、乐善好施、为民造福的精神传承，有利于弘扬真善美，为社会发展提供更为深层的内生动力。

考古发掘显示，西江流域是岭南文化最早的一个起源地。1961年秋在封开县河儿口圩黄岩洞发现的旧石器文化遗址，是继曲江马坝、阳春独石仔之后岭南为数不多的旧石器文化遗址代表之一，距今约12万年。出土的打击石器、石核和石片等工具表明，当地的原始人群已普遍用火，结网捕鱼，狩猎野兽，采集野果和缝制衣服等，从中可见西江原始文化朦胧的曙光。有关研究还表明，封开的旧石器文化，当是与我国其他地区的旧石器晚期文化处于同一发展阶段，并且与北京山顶洞文化最为接近，是属于旧石器晚期后一个阶段的文化（莫稚：《广东旧石器时代文化及其若干问题》，见《史前研究》1985年第3期）。正因为这一阶段文化遗址在岭南甚为罕见，黄岩洞遗址的意义是不言而喻的。

距今约1万年到3500年，广东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约有400多处。70年代以前西江地区考古工作很不充分、发现的新石器遗址不多，但著名的封开黄岩洞既是旧石器、也是新石器文化代表，出土大量各种新石器和两个晚期智人颅骨和肢体，时代距今8000年到1万年。这样的文化遗址或遗存1982年以来在封开、德庆、怀集、罗定、广宁、高要等地不断有所发现。其文化内涵反映当时原始人群从事渔猎和农耕、制作几何印纹陶，采取“干栏式”建筑等，即与珠江三角洲西樵山文化、北江石峡文化有密切关系，又与桂南大石铲类型文化有关，说明地理区位和交通上特点，使西江文化一开始就受多方面影响，吸收了相邻地区文化内涵，表现了多种文化风格。

春秋晚期，南越文化注入青铜文化成分，进入一个新发展阶段。在广东境内青铜文化遗址约三四百处，墓葬100多座，出土各类青铜器八九百件。其中有相当一部分分布在西江流域。如罗定、广宁、肇庆、四会、怀集、德庆等地即有青铜器墓葬，有的墓葬规模很大，如罗定一号墓出土青铜器多达百件以上。这些铜器种类多样，包括炊器、容器、乐器、兵器、工具和杂器等。经有关方面科学鉴定，它们在铸造工艺、成分配伍、铸后加工及热处理等方面，均达到很高水准，这些铜器除具有中原文化风格以外，有的还与江淮、楚地相近或相同。例如肇庆、罗定出土编钟，与湖北随县出土的基本一致；肇庆松山战国墓出土的铜、壶、足、盘、剑、戈、矛、镞等兵器来自楚地或深受其影响，显示西江文化与楚文化有密切关系。在德庆栏马山战国墓出土一把青铜剑上刻有6个汉字铭文，使西江地区成为汉字在岭南流行最早地区，也为原始西江文化增添异彩。

秦始皇进军岭南，在湘漓二水分水岭间开凿兴安运河（灵渠），首先打通与岭北交通。西汉初南越国与巴蜀的枸酱贸易也是假道西江上游河道，东下番禺的。此外，还有“从涨海（南海）出入”的海道，其中最重要一条是经南、北流江，从合浦徐闻港出发的海上交通线，《汉书·地理志》记载颇为详备。这都成为历史早期西江文化发展先于其他地域文化的一个优势所在。

秦汉以降，岭南地区先后建立起封建制度，区域开发进入一个崭新发展阶段。西江大小支流，成为秦汉进军岭南主要通道，原西江文化得以大规模地与外来文化碰撞、整合，发展成为以南越文化为底本，以中原文化为主体的区域文化。西江文化发展的这个过程比岭南其他地域文化完成要早，这在其文化特质的各个方面都有所表现。

在物质文化方面，西江流域得到进一步开发，1973年在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的长沙国“地形图”上，在今广东境内只标出“桂阳”（连县）和“封中”两个地名，后者即今贺江流域，说明该地区最早为岭北所熟知，区域开发自然在其他地区之上。如广西梧州地区汉代考古发掘所获各种冥器就有大量各式农业用具、粮仓等。特别是所铸铜质粮仓非常精美（梧州市博物馆：《广西梧州市近年出土的一批汉代文物》，见《文物》，1977年第2期）。显示汉代苍梧即是个重要产粮区，稻作文化很发达。岭南方言中有不少以“那”为起首地名，其意为越语水田，这类地名在西江地区至今仍有保留，例如高要有那落、新兴有那康等，即为这种稻作文化留下的吉光片羽。

稻作文化也带动园艺文化发展，梧州鹤头山东汉墓出土的铜盘中盛有柑橙类果核（李乃贤：《广西梧州市鹤头山东汉墓》，载《文物资料丛书》第四辑）。汉苍梧郡有个被誉为“巨孝”的人丁密，他“非已耕种菜果不食”，“非家织布不衣”（道光《广东通志》卷三0三）。想见园艺业已很普遍，故到西晋嵇含《南方草木状》特别指出：“苍梧多荔枝，生山中，人家亦种之”（嵇含：《南方草木状》卷四）。荔枝从野生到人工培育、引种至田园，是一种很重要的文化进步。以稻作为中心的农业进步也带动家庭手工业和商业发展。梧州富民坊有西汉烧窑遗址，旺步东汉墓出土铜碗，工艺精湛，碗底还刻有“章和三年（89）正月十日钱千二百”字样（罗德振、陈朗月：《梧州出土文物概述》，载《广西文物》1990年第2期）。不但是手工业，也是商业与货币经济兴旺一种佐证。而这时岭南大部分地区仍处在以物易物阶段，由此亦见西江地区经济发展在其他地区之上。

六朝时期，岭南社会相对安定，未受外来势力较大冲击，西江文化仍能保持过去先进地位。明天启《封川县志》说，封川“地灵人杰，汉唐之间，明经高第独步其先，是为名邑也”。在唐代，西江流域仍是岭南州县分布最多地区，人口较稠密，水陆交通地位也未曾削弱或动摇，故西江文化仍有相当浓厚社会经济基础。例如唐代封州仍出了两位状元，一个是唐宣宗大中五年（851）状元莫宣卿，另一个是唐昭宗时（889-907）桂州（桂林）赵观文。故明封川地方志仍曰：“封居岭表要荒，衣冠文物仿佛中原”。这也是西江文化在唐代缓慢发展一种折射。

宋代以后，肇庆政治经济地位日渐提高，中原文化更多地在这里移植生根。作为西江文化象征的端砚产于附近，唐代时上贡朝廷，闻名全国。肇庆宋为端王赵佶封地，赵佶即后来的宋徽宗。此后人文蔚起，学术流芳。明嘉靖四十三年（1564年）两广总督驻地从梧州迁到肇庆，此后直到清乾隆十一年（1746年）才从肇庆迁回广州。肇庆作为两广总督驻地长达183年之久，政治地位仅次于广州。明末西洋敎士利玛窦从澳门首途肇庆入粤，在这里传播西方文化，至今仍史迹斑斑，肇庆也就成为西方文化传入内地的第一站，继封开之后成为西江文化中心。而封开自宋以后随着区域开发东移，经济文化陷于停滞，不复维持西江文化中心地位，封开县城亦沦为一个普通的小城镇而已。

西江地区山丘河流交错，不少盆地穿插其间，加上地势高旷，气候乾爽，不像珠江三角洲和沿海低地那样卑湿，易于居住和开发，故不但土著南越人，而且后来的中原移民也乐于在此定居和繁衍。例如据《汉书·地理志》所列岭南地区各郡户口，苍梧郡辖下西江流域凡10县，户24379，口146160，仅次于粤北桂阳郡。到东汉，苍梧郡人口猛增到46.6万人（《后汉书·地理志》）。雄据岭南各郡之首。这不能不归结于北方移民南下结果，另汉武帝平南越国后在今岭南地区置9郡，其中苍梧郡下辖10县有6县，即谢沐、冯乘、富川、临贺、封阳、广信分布在贺江流域，自然也是南下移民路线经过地区，为此需要设置更多郡县管理日益增多的人口和其他事务。这也是地域文化形成发展的一个政治保障。

文化产生发展与民族或民系历史有不可分割的联系，地域文化往往是由民族或民系文化演变而来的。岭南地区在未有行政建制时，分布着一些土邦小国，实为土著居民生存地域组织形式，而不是后来意义上的国家。据《山海经》等古籍所载，岭南地区有驩兜（头）、缚娄、阳禺、儋耳、雕题、西呕、骆越、苍梧诸国。它们既是地名也是族名，大部分在珠江三角洲及其周边，少数在广东南路和海南岛等地。其中部分或大部分分布在西江流域的有西瓯国和苍梧国。西瓯国有一部分在今德庆、郁南地区。秦军头一次进军岭南，与西瓯人发生激战，双方相持了三年，秦军统帅屠睢被杀。西江流域主要为苍梧国地盘。苍梧（也称仓吾）作为百越族一支、在先秦古籍《尚书》、《左传》、《汲冢周书》、《路史》等屡有出现，在出土周代青铜器上，亦见“仓吾”铭文，说明它是一个很古老的民族。《汉书音义》释“苍梧，越中王自名为秦”。近年有学者研究认为：“苍梧之名落实之处，正是桂东北、粤中、粤北地区灿烂的先秦文化的中心地带。当地独具一格的战国墓葬分布区和当时岭南人口最为密集处，即在汉苍梧郡内（陆明天：《秦汉前后岭南百越主要支系的分布及其族称》，载《百越民族史论丛》，广西人民出版社，1985年）。这说明生活在当地南越人创造的民族文化较为先进。这都为它以后借鉴、吸收中原文化的养分，发展、整合为新的地域文化奠定深厚基础。

西江文化作为一个地域文化，产生于西江流域特定地理环境之内。西江流域在广东境内包括封开、郁南、怀集、广宁、德庆、罗定、云浮、新兴、高要、四会、肇庆等县市，分属西江及其支流贺江、新兴江、罗定江、绥江等流经范围。这些河网比较稠密，且多为河流中下游，与北方南下交通线联系非常方便。其北可溯桂（漓）江、贺江通荆楚、中原；南下北部湾出东南亚和印度洋沿岸；西联滇黔，与大西南沟通；东可直下番禺。

以广信（封开）为中心的这个水陆交通网络，非常利于接受来自四面八方的先进文化，融合、吸收为西江文化的构件，故广东春秋到战国晚期墓葬发现的青铜器主要分布在西江沿线附近，显示受楚和中原文化影响所致。秦始皇进军岭南，在湘漓二水分水岭间开凿兴安运河（灵渠），首先打通与岭北交通。西汉初南越国与巴蜀的枸酱贸易也是假道西江上游河道，东下番禺的。此外，还有“从涨海（南海）出入”的海道徐坚：《初学记》卷八引谢承《后汉书》卷八。其中最重要一条是经南、北流江，从合浦徐闻港出发的海上交通线，《汉书·地理志》记载颇为详备，这都成为历史早期西江文化发展先于其他地域文化的一个优势所在。

西江文化是水的文化，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均与水有关。一条条西江支流就像一艘艘小船，向大海行驶。正是那条西江，成为沟通世界的桥梁。使沿江的城市在古代就成为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汉高后五年(公元前183年)，赵佗自称南越武帝，在梧州市建立苍梧王国，封赵光为苍梧王。明朝成化元年(1465年)初，设两广总督驻梧州，明嘉靖四十三年(1564年)，两广总督府从广西梧州移驻广东肇庆，清顺治十三年(1655年)，又从肇庆移驻梧州。至康熙二年(1663年)，两广分设总督府，府治分别为梧州、肇庆。康熙三年（1664年），广西总督府治移至桂林，广东总督府于清乾隆十一年(1746年)迁至广州。历时一千多年，统治者的政治中心一直顺西江而建。

一个文化区，不管等级高低，都有一个作为该区文化特质和风格的代表的核心，即文化中心。西江文化区的文化中心历史早期在封开，后期则转移到肇庆了。

西江文化中心位置与西江流域行政建置首府所在地几乎又是重合的，这与汉苍梧郡治所又不可分割。过去流行两种说法，一即汉苍梧郡治今广西梧州；二即在今封开江口镇。前说如清初屈大均《广东新语·人语》：“叶春及（明代广东学者）云，《一统志》苍梧县即汉广信。苍梧郡治此，故陈元父子载于苍梧。而肇庆旧志，谓封川西一里为广信县，虽非治所，因彼提封，陈氏之隶封川，未可知也。”近年问世由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编《辞海·地理分册·历史地理》亦主张自汉到南朝，苍梧郡治在今梧州。但据《汉书·南粤王传》、《汉书·武帝纪》所记，汉苍梧郡治不在桂江而应在贺江即古封水上。到宋乐史《太平寰宇记》封川条下已明确指出“即汉苍梧郡广信县也”。王象之《舆地纪胜》在封川条下也转引许多资料，证明广信即封川（开）。清初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梧州府广信城条说，“在府治东，汉置，自三国以来皆因而不改。”这都明显地排除了广信县治在梧州的可能性。

今人陈乃良经多方调查，论证了封开县建置沿革，谓广信县范围虽含今封开与梧州，但自汉至隋苍梧郡治均在今封开县江口镇，直到唐代后期苍梧郡治始移于今梧州。此外，封州还是五代南汉主刘隐家族兴龙之地，刘隐立南汉国后，“以封州为汤沐地”，亦保持和加强了封州文化中心地位。最新出版《广东历史地图集》吸收以上成果，将汉苍梧郡治定在今封开县江口镇。加上封开地区有不少古人类文化遗址和历史文物出土，其作为历史早期西江地区乃至整个岭南地区的一个文化中心是可以肯定的。

宋代以后，肇庆政治经济地位日渐提高，中原文化更多地在这里移植生根。作为西江文化象征的端砚产于附近，唐代时上贡朝廷，闻名全国。肇庆宋为端王赵佶封地，赵佶即后来的宋徽宗。此后人文蔚起，学术流芳。明嘉靖四十三年（1564年）两广总督驻地从梧州迁到肇庆，此后直到清乾隆十一年（1746年）才从肇庆迁回广州。肇庆作为两广总督驻地长达183年之久，政治地位仅次于广州。明末西洋敎士利玛窦从澳门首途肇庆入粤，在这里传播西方文化，至今仍史迹斑斑，肇庆也就成为西方文化传入内地的第一站，继封开之后成为西江文化中心。而封开自宋以后随着区域开发东移，经济文化陷于停滞，不复维持西江文化中心地位，封开县城亦沦为一个普通的小城镇而已。

元封元年(公元前110年)，汉武帝在梧州设立盐官，开始对岭南盐业的管理。建初八年(公元83年)，大司农弘倡修交州入贡峤道，扩大了岭南与中原的商品流通。其时，肇庆已有专门从事丝织品长途贩运的商人。宋代熙宁四年(1071年)，在梧州设元丰监，从事铸造钱币，每年铸铜钱18万缗，占当时全国铸钱12％。清康熙年间，在肇庆铸钱，使肇庆成为两广钱币发行中心。据《苍梧县志》载：“苍梧为两粤都会，北自漓江建领而下，西则及郁，合为巨漫，绾毂三江之流而注入大壑，故论西则桂林为堂奥，而苍梧为门户；论东则南海为腹心，而苍梧为咽喉，控上游而据要害。”这显赫的地位，成就梧州一段辉煌的历史，

梧州是桂东南地区重要的内河港口，广西重要的对外口岸城市。桂东南资源滇、黔、湘土特产多在梧州集散，异域进行贸易。清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梧州辟为通商口岸后，现代化的交通工具如汽轮、电船、花尾渡等，上通邕、柳、桂，下达港、澳、穗。凡外国货的输进、土产的出口多经梧州、云、贵，川帮、广帮、湘帮大商巨贾云集，报关行业林立，烟赌、花寨场所，比船接舫。梧州当时被称之谓“小香港”，年吞吐量居八桂之首，列珠江内河第二，全国内河港口第六位。随着梧州开埠和轮船通航，大量的洋货涌入梧州市场，到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从香港进入梧州的洋货白银增至747万余两，民国2年（1913年）达到1077.70万两。占广西出口总值80％，特殊的地理位置，使梧州的进出口贸易，至20世纪80年代仍是广西的重要贸易港口。1987年，梧州口岸出口额达2.17亿美元。西江再现黄金水道。百年商埠辉煌曾使梧州人认为城市功能是贸易。但随着社会的进步，陆上交通工具，道路迅速发展，放慢了对水路的改造，致使今日的西江在营运上没能发挥更好的作用。这也许是西江流域经济发展缓慢、甚至衰落的原因之一。

西江商贸文化博物馆位于梧州学院图书馆一层，建筑面积超1000平方米，馆藏物品7000多件。共分六个展示区域，分别为社会生活展厅、西江航运展厅、工商实业展厅、茶文化展厅、陶瓷文化展厅、钱币文化展厅。

西江文化即以水为主体的文化。在这条风光秀丽的江河中，流传着许多美丽动人的传说，如浮于西江中央的梧州境内的系龙洲、肇庆境内的砚州岛，分别流传着关于宝鸭、关于包拯的传说，而西江流域中最集中的、共有的传说则是龙母，因而从某一方面来说，西江文化亦是龙母文化。而传说中的龙母则是西江之神。在原始时代，由于生产力低下，限制了人们对事物的认知水平。使他们在同自然、社会作斗争的过程中，不可能了解并掌握自然规律，在自然的力量面前，显得十分无能、无奈，因此，就把自然界各种变化都归于神的意志和权力。他们认为这些变化莫测的现象都有一个神在指挥着，控制着。于是在他们的心目中，一切自然力都被他们形象化、人格化了。随后他们又在生产劳动中依照自己的英雄人物，创造出许多神的故事在口头流传，活跃在西江流域的龙母，正是在这种特定的社会条件下的产物。

据有关记载，历史上的龙母名叫温凤娇，生于战国时期即公元前290年，卒于秦始皇三十六年即公元前211年，史书记载龙母一生竭尽全力带领族人垦山治水，为乡亲造福，深得族人爱戴。龙母曾得到历代皇帝的册封，在悦城龙母祖庙中还完整地保存着明代开国皇帝的洪武诏书碑，而民间传说龙母乐善好施，她曾救过5条小龙，小龙感激龙母救助之恩，不敢在水里兴风作浪，生祸造灾。因而生活在西江流域一带人们为了感激龙母、祭拜龙母，各自在自己的城镇、乡村建立龙母庙。随着历史的发展、进步，人类能较为科学地阐释自然界的种种现象，不再幻想龙或龙母等之类的神灵，能帮助人类制服自然灾害，但后人仍将他们视作人类的祖先，种族文化的根源，赋予不同的含义，衍生出多姿多彩的民间文学。基于这一点，可以说龙母的传说是西江文化的起源。

有关龙母的节日在西江一带一直沿袭至今，久经不衰。龙母文化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每年农历五月初五的端午节，民俗有辟邪镇邪之习。常以菖蒲、艾草、柚子叶挂于门，小孩配戴三角形香袋以驱青虫、恶蚊，散浊气，此外人们习惯到江河里游泳，称之为洗龙船水。自古以来，这一天家家户户均杀鸡杀鸭，做灰水粽拜祭天地祖先，合家畅饮。第二，在端午节那天举行龙舟竞渡，在西江一带，龙舟竞渡历来被视为民俗活动中的盛事，其规模极为宏伟壮观。据明代魏浚《岭南琐记》载：“梧江(指梧州一带)竞渡龙舟长十余丈，坐可五十余人，有衣白数人，分立舟上，每摆动则右手挥小白旗，左手挥袖，袖甚长，如所谓郎当舞袖者。”这种情况，一直保持到清代，而龙舟竞渡，一直沿袭直今。第三，每年的农历五月初八，传说为龙母的诞生日，那天肇庆的龙母祖庙、梧州的龙母太庙都有来自省(区)内外、香港、澳门以及海外侨胞旅行团前来贺诞，有的贺诞团达千人。这一日龙母庙通宵达旦开放，庙里张灯结彩，庙内庙外人山人海，成千上万的善男信女和游人争先恐后来朝拜，以求龙母赐福庇佑，颇为壮观。反映出龙母的后人对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发展。在梧州市龙母太庙内还有摸龙床、照龙母镜、用龙母梳、洗龙母水、喝龙母茶，往万寿龟投币等活动项目，热闹非常。每一项活动都带有不同的寓意。第四，西江一带在古代相继建立龙母庙，如顺江而下，西江最上游的龙母庙建于岑溪、藤县、梧州、德庆，而所有龙母庙均依山面水而建，成为历代文化艺术的遗产。广东德庆悦城龙母祖庙建于秦汉期间，已有一千多年，位于悦城河与西江交汇处，是一座凝聚了历代建筑和造型艺术的殿堂，它与广州的陈家祠、佛山祖庙合称为南方古建筑“三瑰宝”。梧州市的龙母太庙建于宋代初年，位于城北桂江东岸，是一座具有宋代建筑风格的文物古迹。而今，几乎每一地方的人民政府，都在想方设法的论证龙母就起源于自己的家门。这场对“名人”的争夺，也反映出西江人深沉的文化积淀。

祭孔大典

德庆孔庙是中国南方现存最古老、规模最大、最具特色的孔庙，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该孔庙始建于北宋大中祥符四年(公元1011年)，重建于元大德元年(公元1297年)。德庆孔庙庄严肃穆的大成殿，是德庆孔庙内最重要的建筑，是岭南唯一现存的宋元两代木结构古建筑，历经七百多年，大成殿仍巍然矗立。大成殿殿高19.4米，面阔17.36米，进深17.53米，是典型的宋元风格建筑。大成殿因其三个“独创”所闻名：四柱不顶、减柱四根、斗拱出跳长为现存唐宋古建之冠，被当代建筑学家称为“国之瑰宝”。

浴佛节

岭南四大名刹之一的鼎湖山庆云寺，其浴佛节定于农历四月八日，和我国汉地佛教浴佛节的时间相同。是日清晨，佛教徒在各殿堂焚香张彩，然后聚集在大雄宝殿内举行诵经法会（又叫灌佛会）。诵经法会开始，先由佛教徒诵经，接着由大师捧出释迦牟的化身--一尊小玉佛，再由住持按照释迦牟降生时有双龙分别吐温水和凉水为之沐浴的故事，仿龙吐水为小玉佛沐浴，并用预先以各种名香浸得之香水为小玉佛灌顶。礼毕，佛教徒便用剩余的香水浇灌各种花卉。浴佛节前一两日，各地的善男信女便纷纷前来，他们等待着四月这一吉日参谒浴佛，以祈求佛的庇佑和结善果。

包公诞

北宋康定元年（1040年），包拯升任端州

乞巧活动

除了端午节之外，在每年农历的七月初七，还有一个乞巧节。梧州民间风俗有“拜七姐”之习，乞巧节前，未婚少女相约组合，精心制备绣花鞋、巧烛(用芝麻粘在蜡烛上，粘成花卉等图案)，巧米(用白米在碗碟里堆筑成花朵)等。初六日以七碗巧芽(芝麻、绿豆、黄豆、稻谷或麦子等的嫩芽)、茶、酒、水果、桂圆、红枣、花生、瓜子等，罗列满桌，陈之于庭。是夜，闺女和少妇换上新衣，初更时分，焚香燃烛，围坐桌前，一面吃花生、瓜子，一面朝着织女星座，默默祈祷能嫁个如意郎君或早生贵子。此时，男女青年均可穿房入舍共赏少女手艺。展出的手艺品非常精巧，有的将芝麻一粒粒串联起来，制作出各种花草、人物、亭台、楼阁，有的在名贵的丝绸上刺绣出花鸟虫鱼、人物山水等，赏玩至半夜始散。20世纪60年代以后，乞巧活动渐渐少了，有些地方改变了它的内容，但沐浴天仙圣水的内容不变，每到七月初七凌晨，梧州男女老少都涌向鸳鸯江游泳，传说那天七姐下凡与牛郎相会。游七姐水能预防皮肤疾病，另外，贮存“七月七水”，认为以之调药有助疗疾的观念及作法，依然作为民间风俗保存下来。

张公庙会

“连滩张公庙会”起源于明朝万历6年（即1578年），是当地民众为纪念明朝总兵张元勋而逐步形成的一种民间庙会。是一种祭祀和民间文艺表演的传统活动，是当地特色的传统民间文化艺术的缩影。该庙会自形成以来，至今已有400多年的历史。其内容包含有酬神祀祖、竞艺竞技、民俗风尚、民间艺术表演等等。它的活动形式、活动的内容，无一不反映着当地民众的精神、信仰、审美价值取向，对于研究粤西地区民俗习惯、风土人情、宗教信仰起到一个重要的历史物证作用。

东山祖庙庙会

罗定东山祖庙坐落于罗定市罗镜镇东部。东山祖庙始建于明朝中期，原名飞东殿，清朝乾隆年间改建，咸丰年间重修，名为祀玄帝殿，后经多次修建才定名为东山祖庙。在罗镜镇，东山祖庙会以民间传统的艺术形式吸引着数以万计的各地信众年年前来虔诚拜祭，430多年来香火鼎盛绵延不断,场面热闹壮观。清朝诗人杨晴村有诗云：“早向东山虔祷求，灵签报妾已多筹，历年夫婿南京去，是真是否觅封侯？”名士杨晴村还就此写了一首七绝追志其盛：“闹热犹思烧炮岗，三年月九庆重阳。舞龙当日龙何在？铺演烟花一阵光。”

东山祖庙庙会主要集中在农历九月初九重阳大醮（每隔三年为一大醮，即是三年举办一次）以及在每年的农历的三月初三“北帝诞”，庙会的主要内容有北帝“食牙胜”、万人朝拜、八音贺诞、醒狮表演、捐香油、上刀山、下火海、唱山歌、演戏、做醮等等。2009年10月16日被广东省人民政府批准并公布为广东省第三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项目。

马塘庙会

马塘庙位于云安区富林镇漠阳江畔南岸的马塘村，始建于明朝万历十一年（1583年），由关帝庙、玄帝庙、戏房三间瓦木结构的建筑一字形连贯而成。占地面积1480平方米，建筑面积960平方米。

马塘庙会按约定俗成的祀奉习俗，六十花甲逢子、午、卯、酉年的五月初十日，为马塘庙关帝爷出游日子（三年一届），由马塘及附近的十三甲60村的村民参与巡游、开坛、烧炮、演大戏等。五月初十日零时，十三甲60个村的民众几乎全部出动，齐集马塘庙，由十六匹马开路，跟随的是长老，领护关帝爷圣轿，接着醒狮队、旗仗队、八音队、道士队、长枪队、短枪队、学生队、善男信女队。三声鸣炮后，队伍拥簇着圣轿浩浩荡荡地从庙门口广场出发，依次巡游十三甲所有村庄，行程数十里。而所到村庄，家家户户齐备三牲酒醴、善男信女诚心恭候祭拜。关公巡游的目的是给地方驱邪降福、保境平安，祈求来年更加风调雨顺，五谷丰登。

2008年6月12—18日(农历五月初九至十五)，富林镇举行“马塘庙会暨首届云浮·富林民俗文化欢乐节”。活动内容由“巡游、开坛、烧炮、散坛”四大部分组成，四晚大戏演出，以“祈福、娱乐、休闲、过节”为主题，传承民俗文化，凝聚乡亲乡情，全镇有五万民众参与。

禾谷醮

禾谷醮是广东罗定地区的汉族民俗及民间宗教活动。醮会很多以庙命名，也有以社坛命名，一般五年一大醮，三年一小醮，每年秋收后的小醮叫禾谷醮。分为搭坛、开坛、行香、行径、祭神等。醮主要内容是祭神，所以祭神和菩萨巡游是必须进行的，现在取消菩萨巡游，很多地方都以汉族民间文化巡游代替，各地均以地方特色的汉族民俗文化娱乐活动吸引外地游客。各地出现大建祠庙热潮，各地乡村的宗祠与庙宇多为这一时期兴建和重修。乾隆尤盛，乡村中每年都举办醮会、社戏、烧炮、禾楼歌舞、歌会、灯会等民间活动。州城内又增修文庙，建义学馆、学署、文昌书院、广置学田等。

端砚制作技艺

被誉为四大名砚之首的端砚，不但深受文人墨客的喜爱，更是中国一张享誉世界的文化名片。位于广东省肇庆市的白石村，是端砚的发祥地。从唐代开始，制砚就成为这里村民最主要的谋生技艺，并代代相传至今。2006年，端砚制作技艺入选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罗定豆豉酿制技艺

“罗定豆豉”驰名久远，早在明末清初就享有盛誉，至今已有300多年的生产历史。2006年“罗定豆豉”和“罗定豆豉鸡”入选罗定市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传统美食项目）；2011年“罗定豆豉酿制技艺”入选云浮市第三批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13年“豆豉酿制技艺（罗定豆豉酿制技艺）”入选广东省第五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扩展项目）。2017年罗定豆豉入选广东省第二届名特优新农产品目录。2018年3月，国家质检总局批准对“罗定豆豉”实施地理标志产品保护。

六堡茶

六堡茶制作技艺是广西苍梧县劳动人民在长期生产实践中的劳动创造及智慧结晶，主要分布在六堡茶原产地的六堡镇不倚村、塘平村、四柳村、理冲村、山平村、公平村、蚕村等地。这些地方村落的制茶厂（坊），都保持着纯粹的传统手工制茶方法，其采用当地种植的茶叶为原材料，经过多道工序，制造出外观色泽黑褐光润、茶汤呈琥珀黄红之色、喝时滋味醇厚甘爽、闻有槟榔香味等品质特征的六堡茶。2014年11月11日，六堡茶制作技艺经国务院批准，被列入第四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扩展项目名录。

封开山歌可谓千姿百态。由于生活环境、劳动条件、风俗习惯和语言差异，封开山歌产生了多种独具特色的歌种。按地域划分，封开的山歌有封川山歌、泗科山歌、罗董山歌、文德山歌等30多种。曲调方面主要有二友调、四平调、木鱼调、吟诗调、看花调、缸鱼调、花枝调等。按内容划分则主要有出嫁(新娘)歌、新客(新郎)歌、送鸡(满月)歌、鸾凤歌等。

泷水民歌是指以泷水方言创作演唱的民间歌谣，包含泷水谣、泷水山歌、连滩山歌、泷水别体山歌、采茶歌、灵山山歌、平台山歌、蜑歌、木鱼、龙舟、顺口溜、卖花歌、蔓地棚、童谣、祝辞、禾楼调、白鹤歌、麒麟歌、赞歌、禳歌、乩语、谶语歌、丧歌、喃呒歌、签语歌、字眼调（哭嫁歌）、竹枝词、能咕歌、泷州歌、谜语歌、谚语等三十余种歌谣。

泷水民歌的内容丰富、形式多样、体裁多样，其影响至周边地区，甚至远至云南、贵州、东南亚各地。泷水民歌是广东民间音乐的活化石，对于研究广东民间音乐、广府方言和民俗风俗等都有很大的历史价值。

泷水字眼调

字眼调，又称字眼、新娘歌、哭嫁歌，旧时流行于泷水地区，其内容多为对包办婚姻之控诉，对命运之抗争，以及分别亲友时之衷情倾诉。泷水字眼调对研究泷水地区的旧婚俗及社会状况极具参考价值。字眼调，又称字眼、新娘歌、哭嫁歌，旧时流行于泷水地区，其内容多为对包办婚姻之控诉，对命运之抗争，以及分别亲友时之衷情倾诉。泷水字眼调对研究泷水地区的旧婚俗及社会状况极具参考价值。

苍梧山歌是用苍梧方言咏唱，流传于苍梧县及梧州市辖区、广东封开等地独具地域特色和艺术风格的民歌。

连滩山歌始于明朝隆庆年间，流行于郁南、罗定、云浮、德庆及广西的苍梧、岑溪等县，它是劳动人民创造的一种口头文学。连滩山歌最初的时候是四句板。到了清朝发展到多句板，它的特点是句句同仄押韵。旋律和调式基本固定，唱的时候，套以不同的内容。唱的内容包括时事、爱情、婚姻、生活、历史故事等等。多数是即景演唱，心有所感发而为歌。连滩山歌表演形式主要有独唱、对唱、群唱（打擂台）三种。连滩山歌表演手法有叠字歌、谜语歌、拆字歌、缠歌、大话（夸张）歌等。叠字歌需要有比较高的艺术技巧。 每年正月，连滩西江民间艺术节的山歌节，吸引了来自云南、贵州、广西、湖南等地和附近乡邻踊跃参加。

怀集桥头山歌是桥头民歌的一种，当地人也称“南歌”，是桥头镇独有的特色山歌，自明清时期就一直流传在民间，特别是李屋村、谭坑村、旧墟村、丰大村、金星村。由于是属于本土特色文化，用方言演唱，所以保持自身独立发展的态势。

禾楼舞

禾楼舞古称“跳禾楼”。关于禾楼舞的起源，当地民间传说，是来自中原的神农氏神话。传说从某一年起，南江地区连年旱灾，人们叫苦连天。此事被神农氏知道了，便叫他的曾孙女——禾花仙女赶到南江流域查看灾情。禾花仙女看到连片干涸的土地，一望无际枯萎的禾苗，十分心痛。于是每到夜深人静，禾花仙女就把自己的乳汁挤出来飘散到旱裂的稻田里。说来奇怪，干枯的水稻吸收了乳汁后立即复苏了，干瘪的稻谷立即饱满了，获得丰收。人们在欢庆丰收之余，为纪念禾花仙女的恩德，便于每年丰收之夜跳起了“禾楼舞”，并在连滩五显庙立禾花仙女的神像祭祀。有证可考的自清道光年间（约 1824 年）至民国二十三年（1934 年）的一百多年间，在连滩镇一带已存在和盛行。

五马巡城舞

五马巡城舞是广东封开县独具特色的优秀民间舞蹈。宋朝末年，《五马巡城舞》就已经在封开县大洲镇的乡间流传。它是当地群众最喜闻乐见的一种民间舞蹈，1988年曾代表肇庆市参加“广东省民间艺术欢乐节”；1994年参加在肇庆市举行的广东省第九届运动会开幕式；2006年在广东国际旅游文化节肇庆民间艺术汇演中获金奖；在省岭南民间艺术展演中获优秀表演奖，受到国内外观众的好评。并多次参加市、民间艺术大游行活动和各种大型文化活动的演出。五马巡城舞作为广东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代表，跳进了2010年上海世博会。

木犀舞

沙头木犀舞是广西苍梧县东北部的一种民间精彩的艺术表演。通过木犀的表演，反映了一名农村青年竭力降服野兽可歌可泣的动人故事。据说后来当地群众为了纪念该青年为民除害的功劳，每年秋收后，仿制木犀，化装降兽英雄，在晚会中表演，共庆丰收，于是木犀舞乃流传至今。

鲤鱼舞

鲤鱼舞是广西苍梧县人民在长期劳动过程中创造出的具有浓郁民族特征和独特艺术形式的民间传统舞蹈。舞蹈者把躯架由竹篾扎成，外部裹以素绸，彩绘上锦鳞、鱼眼、鱼鳍的鲤鱼模型套在上身，通过模仿鲤鱼闲游、寻食、吻沙、出滩、穿莲、比目、跳龙门等动作，把鲤鱼时而在水中嬉戏，时而欢腾水面的情景表现得淋漓尽致。

鹿儿戏

鹿儿戏是苍梧民间传统的一种戏曲艺术，由舞蹈和打鹿歌发展而成，至今已有近300年的历史。鹿儿戏源于民间舞鹿儿。苍梧县民众崇拜鹿，视之为吉祥物。春节期间，人们用竹子加工成篾片，扎成形状十分相似的鹿儿，外表粘上油纸或布料，再画上鹿儿的颜色斑点，挨家串户学着鹿儿的形态舞动，称为“舞鹿儿”，接着唱“打鹿歌”，以示庆贺。

牛娘戏

岑溪牛娘戏是梧州市第一批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名录、广西壮族自治区第一批自治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牛娘戏是一种起源于“舞春牛”农事娱神活动的地方戏曲，流传于桂东南及粤西地区的，核心流行区域在广西岑溪市及其周边地区。岑溪牛娘戏植根于田野乡间，生活气息浓郁，地方色彩浓厚，戏曲音乐、唱腔艺术和表演程式独特，具有重要的历史文化、学术艺术价值及实用价值。

疍户是广东最早的一个以“舟楫为家，捕鱼为业”的居民群落。疍民本是南江最早的居民之一，因所居住的渔船外形极像蛋壳，故被称为“蛋家”。有人考证，蛋即疍，原为河坦、岸的意思。“疍家”原意为居住在河边的人家。后又引申为对水上人家侮慢的名词。由于独特的地理环境和职业条件，疍家人无论在性格、语言、服饰、居住、婚俗还是在宗教信仰等方面均自成一体，形成极富浓郁乡土风情的疍家文化。

在敎育文化方面，西江地区与粤北一样，是岭南兴学最早地区。西汉以降，苍梧郡治即成为一个敎育文化中心。办学的多为南下士人，是为私学。一些饱学之士，即在其中任敎，讲授儒家经典，从游者数百甚至上千人。如汉末北海人刘熙，建安中期“荐辟不就，往来苍梧南海，客授生徒数百人。汉末三国初名臣虞翻，《三国志·虞翻传》记其罪放在“岭南十余年，……而讲学不倦，门徒常数百人”。他经常往来于南海、苍梧等郡，兴敎办学，为岭南文化敎育事业建功不小。事实上东汉初苍梧广信籍经学大师陈元也办过私学，史载其在京都洛阳敎授生徒，“传春秋左学”，已开苍梧办学先河。此外，由于苍梧在政治和经济上地位，也吸引岭南籍士人前来办学，南海郡人黄豪即为最著名一个，史称他“年十六，通论语、毛诗，弱冠诣交趾部，刺史举茂才，因寓广信，敎授生徒。最后，按苍梧郡与粤北桂阳郡都处在同等地位上，桂阳设有官学，史有明文，那么苍梧郡也应设有官学，否则培养不出那么多官吏和忠孝之士。在大部分地区仍很蛮荒的古代岭南，苍梧郡能出现一片书声，就是中原文化在当地传播、生根的结果。

在人才培养方面，人才盛衰在很大程度上决定区域文化面貌，广东人才在古代固然比较单薄，所以近人梁启超说：“广东一地，在中国史上可谓无丝毫之价值者也，自百年以前，未出一非常之人物，可以为一国之轻重”。试比照汉代西江人物，此语似过于偏激。中山大学张荣芳敎授等人，根据诸史记载，对汉代苍梧郡人才作了分类阐述。他们可分为行孝之士、忠烈之士、政治人才、军事人才和学术人才，凡五类。他们或以忠孝节义闻名，或以政绩昭着见称，或以武功定国安邦，或以学术立言传世，都在各自领域里有所建树。这种人才鼎盛局面，是文化敎育发展成果，但离不开当地稳定的政治局面和繁荣的经济基础。

在学术文化方面，由于苍梧郡敎育兴盛，人才荟萃，自带来学术繁荣，那些由于不同原因聚集苍梧的各类人士，除了敎授生徒，则或相互争鸣，各不相让，把问题引向深入；或著书立说，一时形成浓厚的学术争鸣气氛，对宣传儒家礼制文化，移风易俗，改变当地“不知礼则”、“不娴典训”局面功不可没。据诸史统计两汉南下苍梧及当地学者撰写的学术论着不下21种。比较重要的有陈钦《陈氏春秋》、陈元《左氏同异》、士燮《春秋经注》、虞翻《论语注》等。尤以陈钦、陈元父子影响最大，成为左氏春秋学在岭南重要学派，在汉代全国学术论坛上占有重要一席地，也是西江文化的特殊光荣。故本世纪我国学术界在总结汉代岭南学术文化论着中，高度评价这些学者的学术成就。民族学家徐松石先生说：“岭南经学，实以二陈（即陈钦、陈元）为始”。中山大学历史学家罗香林敎授则更明确地肯定：扼西江要冲的苍梧，遂成为中原文化与外来文化交流中心。现在的广东封川就是汉代交州刺史的驻地及苍梧郡治的广信。当时的珠江三角洲，虽然也有相当的学术成就，但可以代表广东学术思想的，还是西江中部的几个学者。……这是广东学风的重要先河，有相当的引导作用。这也是西江文化在两汉成熟、兴盛的表现。唯其如此，西江文化得以成为一种时代先进地域文化，跻进全国文化先进地区之列。

自秦统一岭南之后，西江即成为中原文化传播到岭南的通道。汉代交趾刺史绝大部分时间设于苍梧都治广信县，使之成为岭南文化中心之一。一方面，西汉时，苍梧郡地方官在梧州建立学校，教民礼义，魏晋南北朝时期，梧州除官办学校外，私人讲学之风很盛。宋代，开始在西江各县兴办官学，如包拯在肇庆兴建的星岩学院，是岭南最早的书院之一。明万历年间，在肇庆创办的端溪书院，至清朝发展成为岭南学术研究中心之一。而梧州，在明清期间设立有绿漪书院等10所，此外，还有私塾、社学和义学。梧州府中学堂、梧州市初级师范讲习所、梧州中等蚕业学堂均是广西的第一所。清光绪末年，梧州设立管理教育的机构“劝学所”，创办自治研究所和塾师研究所，开办政法讲习所。清末，美国基督教会来梧传教，一批教会学校随之出现。学堂的建立，造就了良好的学术研究氛围，中原一批批文化名人，相继于来梧、来肇讲学，传授中原文化知识，著名的有刘熙、许靖、许慈、袁徽、黄嘉等学者来广信避难讲学，开岭南学术研究之风。一方面，适宜的气候环境及秀丽的自然环境，孕育着一代代西江文化名人，如汉代研究《左传》专家陈钦、陈元，研究《春秋》的士燮，以及明代吴廷举、王守仁等，还有我国最早的佛教学者汉代的牟融和唐代禅宗六祖惠能等。另一方面，良好的文化氛围和西江流域独有的自然风光吸外着历代文人驻足咏叹。如唐代的元结、宋之问，宋代包拯、苏轼，明代解缙、汤显祖等，清代王夫之、张之洞等，这些文人学者在西江一带开设学堂，传播知识，写下精彩诗文，对促进西江文化发展起了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