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海堂书院，是清代道光时期的著名书院。学海堂书院，是由乾嘉时期著名汉学家阮元继杭州创建诂经精舍之后，于道光五年（1825年）在广州城北粤秀山创办的又一个以专重经史训诂为宗旨的书院。

是由乾嘉时期著名汉学家阮元继杭州创建诂经精舍之后，于嘉庆二十五年（庚辰）1820年在广州城北粤秀山创办的又一个以专重经史训诂为宗旨的书院。阮元不仅博学淹通，而且在当时的政界也身居要职，集封疆大吏与学术巨子于一身。《清史稿》称他为“身历乾嘉文物鼎盛之时，主持风会数十年，海内学者奉为山斗焉”。阮元的治学提倡“崇尚汉学，实事求是”，主张通过音韵训诂，弄清古代经书中的本来意义，从而探求圣贤之道。他创办学海堂书，院时，要求学生：“或习经传，寻疏义于宋齐；或解文字，考古训于《仓》、《雅》；或析道理，守晦庵之正传；或讨史志，求深宁之家法；或且规矩汉晋，熟精萧《选》；师法唐宋，各得诗笔。虽性之所近，业有殊工，而力有可兼，事亦并擅。”（《学海堂集序》）阮元的这篇序文也题刻在学海堂西面墙上，作为学海堂的办学宗旨。阮元主持学海堂时间不长，但他亲自授课，与学生讲经析疑，“凡经义子史前贤诸集，下及选赋诗歌古文辞，莫不思与诸生求其程，归于是，而示以从违取舍之途”。阮元还颁定了《学海堂章程》，确立了学长制、季课制和刊刻制，并个人捐赠白银四千两作为学海堂的办学经费。在阮元的努力下，学海堂成为当时广东文化学术的中心。

学海堂与其他书院不同。首先，它不设山长制，而实行学长制。据《学海堂章程》中规定：管理学海堂，本部堂酌派出学长吴兰修、赵均、林伯桐、曾钊、徐荣、熊景星、马福安、吴应逵共八人同司课事。其有出仕等事，再由七人公举补额。永不设立山长，亦不允荐山长。学长的主要职责是出题评卷。书院内的大小事宜均由八位学长共同商议决定。每年四课，每课设管课学长两人，兼管日常事务。其次是实行季课制。《学海堂章程》规定：每一年分为四课，由学长出经题文笔，古今诗题。限日截卷，评定甲乙，分别散给膏火。所谓“季课”，也就是按季节考试。这与当时一般书院流行的月课形式差不多，但内容却完全不一样。一般书院的月课，如同科举考试，学生黎明登堂，封门发题，当日交卷，不能继烛。其题目般以四书文为主。学海堂则每一季度由书院出题征文，张榜于学海堂门外，各学长也各携若干张，以便散发；在考题上标明截卷日期；学生们根据所出题，查阅经书，登堂向学长请教疑难，然后写出课卷；课卷由八学长共同评定，分别优劣，对优秀的予以奖励，并将课卷选入《学海堂全集》。再次是实行专课肄业生制度。为了提高教育质量，有利于学生学术研究的系统性，1834年，阮元的弟子钱仪吉来到广州。阮元委托他与学海堂的学长们商量制定专经课士法，并请当时的两广总督卢坤下谕设立专课肄业生制度。专课肄业生制度的确立，极大地提高了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因为专课生的来源，是在乎日参加季课的学生中挑选，主要根据他们的品行、志向和学习成绩，由八学长共同推荐录取。专课生进堂后，可以在《十三经注疏》、《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文选》、《杜诗》、《朱子全集》等书中任选门肄业，导师则在八学长中任选一位。学生一旦确定专业后，按日看书，撰写读书心得。每逢季课时，便将这些平日所作心得呈交导师，由导师负责指导。专课肄业生每届以三年为期限。1834年首次招收专课肄业生十名，其中有后来担承菊坡精舍院长的陈澧，就是学海堂首届肄业生之一。

由书院自行刊刻经籍，足学海堂书院有别于其他书院的另个重要特征。《学海堂章程》规定：堂侧添建小阁庋藏书板，及将来到集工价均在经费节存内动支。学海堂刊刻的书籍主要有二种：一是重刊前人或他人的著述，是刊刻本书院师生的编撰之书。阮元曾组织师生，搜罗甄录清代以来的各种解经书籍，酌定去取，汇辑成《学海堂经解》千四百卷。同时还汇编本书院师生的文章为《学海堂全集》、《学海堂课艺》等书。这对学海堂的教学与学术交流都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

学海堂书院每年还举办各种聚会。师生们在聚会上，促膝交谈，交流学习心得。每年正月二十日是阮元的生日，书院举行团拜。每年七月五日足汉代经学家郑玄的生日，书院举行祭礼仪式。其他如中秋月圆、重阳菊开、冬梅报春之时，也都是书院的雅集。这种生动活泼的教育方式，与当时以理学传授为主的书院，形成了鲜明的又对比。

学海堂书院从1824年创建至1897年最后次招生，历经七十余年，培养出众多的著名学者和经世人才。作为旧式书院，学海堂书院在中国书院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阮元创建学海堂，主张书院教育“以励品学，非以弋科名”。明确标出以经史辞赋为书院的主要教学内容，黄以周在《南菁讲舍文集序》中说：“有明以来，专尚制艺，主讲师长，复以四书文，八韵诗为圭臬，并宋人建书院意而失之。近时贤大夫之崇古学者，又思矫其失（指专尚制艺），而习非成是，积重难返，不得已别筑讲舍，选高才生充其中，专肄经史辞赋，一洗旧习，若吾浙江之诂经精舍，广东之学海堂，其较著者也”。学海堂和阮元建于杭州的诂经精舍一样，以标榜从事经诂考据之学的汉学研究而著名，美国学者艾尔曼（BenjaminAElman）说：“杭州的诂经精舍和学海堂尽管试图推进18、19世纪之际儒学教育的发展，但仍然是乾隆时期江南各地书院接受的汉学教育的代表和发展产物”。

学海堂之名是阮元推崇今文经学家何休而来的，他在《学海堂集序》中说：“昔者何邵公学无不通，进退忠直，聿有学海之誉，与康成并举，惟此山堂，吞吐潮汐，近取于海，乃见主名”。学海堂倡导经诂朴学的教学和研究，同时它的文学教学活动也非常活跃，同样卓有成就。

道光十四年（1834），总督卢坤札谕学海堂订列应行事宜，其课程设置规定：“课业诸生于《十三经注疏》、《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文选》、《杜诗》、《昌黎先生集》、《朱子大全集》，自择一书肄习”。阮元在《学海堂集序》中说：“多士或习经传，寻疏义于宋齐；或解文字、古训于《仓》、《雅》；或析道理，守晦庵之正传；或讨史志，求深宁之家法；或且规矩汉晋，熟精萧《选》，师法唐宋，各得诗笔。虽性之所近，业有殊工，而力有可兼，事亦并擅”。其含有经学、史学、小学、文学、理学，后来还增加了一门数学。这些课程并不要求每位学生全面学习，学生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自择一书肄习”，如果能力可及，也可以多习几门。而书院教学和课试却是以经诂考据和文学为主，梅启照说：“粤东有学海堂，西湖有诂经精舍……其程试之法，以经训为先，而诗歌骈俪之文同时并课。说明文学教学在学海堂处于比较重要的地位。

试就学海堂的课艺文集，考察文学在书院中的教学地位，故就《学海堂文集》中所收文章的体裁进行分析，列成下表。表格中将经诂考据类文章归为一类，史论文（其行文注重文彩）、诗、词、铭、赋、颂、赞归为文学一类。统计数字中，诗、词每首皆算作一篇。

作品集 卷数 总篇数

经籍训诂类 文学作品

占总量百分比

学海堂初集 16 375 34 9% 341

学海堂二集 22 502 44 9% 458

学海堂三集 24 644 84 13% 560

学海堂四集 28 641 103 16% 538

由上表可知，学海堂文集中文学作品数量远远超过了经籍训诂之文。学海堂虽崇尚经诂朴学的教学，其实文学活动处于主要地位。其课试题目亦说明此点。学海堂同治七年（1868）冬季课题：

1．礼记郑读考：郑注礼记间有改字，然皆有所承，如《檀弓·子显》引卢氏云：古者名字相，“显”当作“韅”，注其慎也。云慎当为引，礼家读然是其证也。其它会通声音文字之原而审定之者，最为精核，试评考而疏证之。

2．公羊传注引汉律考：何邵公解《公羊传》，多引汉律以证其说，又有不明言律而通其意者，如桓十三年传注云：自败当坐。文二年传注云：漏言当坐之类，试证以今律详考而发明之。

3．《宋史·孙爽传》书后：孙宣公在北宋称为大儒，而《宋元学案》不载，宜读其传而论之。

4．拟重修粤秀山文澜阁碑记（骈体）。

5．梅田赋（古体）：萝冈洞以种梅为业，花时村原弥望，阡陌尽缟，署曰梅田，盖赋之。

6．岭外游仙诗七首，拟郭景纯《游仙》即次原韵。

7．火轮船行（七古）。

8．行庵杂咏八首（七律）：瘿瓢，赤藤滇杖，笠，屐，尘尾，铜缾，英石研山，盆鱼。

总共8大题，经解1题，考证文1题，史论文1题，而其余5题是诗赋骈文。文学课题仍占了大多数。可见文学是学海堂主要教学内容之一，和经诂考据学并重，甚至还要胜过经诂考据学。

文学教学上的崇古、朴学倾向

在中国历史上，经学和文学之间的界线常常是不明朗的，学海堂的经诂考据学和文学也是彼此相依的。学海堂对诗词文赋的教学，推崇古体。总督卢坤札谕学海堂应行事宜中说：“期为有用之文赋，或拟古赋，或出新题，俱用汉魏六朝唐人诸体诗题，不用试帖，以场屋之文士子无不肄业也。均应遵照旧章，以劝古学”。崇古、尚古的文学教学要求，使学海堂的文学教学有明显的朴学倾向。阮元认为：“汉之相如、子云，文雄百代者，亦由《凡将》、《方言》贯通经诂，然则舍经而文，其文无质，舍诂求经，其经不实，为文者尚不可以昧经诂，况圣贤之道乎？”阮元承认文学地位、重视文学的同时，强调文学和经诂朴学彼此间相依相存的关系，认为从事文学创作必须有深厚的朴学学养。阮元的这一文学观影响着学海堂的文学教学。梅启照说：“粤东有学海堂，西湖有诂经精舍……其程试之法，以经训为先，而诗歌骈俪之文同时并课，盖韵语天籁，鼻祖牺经，偶对妍词，发源帝典，名为词章，无非经术也。”强调的仍然是文学不可离开经诂考据学而独立存在。

学海堂诗的教学，多用古体，且涉猎经史。如《学海堂三集》卷19收集的诗题是练习汉乐府诗，且以史书中的史事为题，如：读《汉书》拟西涯乐府二十首：刎颈交，羹颉侯，城下钓，季布诺，千金装，罗雀行，骂座谣，故将军，邓氏钱，臣朔饥，扑满叹，负薪讴，沐猴舞，长门赋，五侯鲭，教儿谄，同姓卿，拜床下，董贤来，投阁哀。另外还有：拟《南史》乐府二十首：葛灯笼，金莲华，夜投籖，柰何帝，夜量沙，无负公，风流相，孔公醉，石头城，钟山隐，东堂射，苍头公，开西邸，赋竞病，封侯相，竹如意，桃花米，谈风月，通天台，五柳树。另外还有拟北史乐府二十六首。写作这些诗题，必须熟谙乐府诗的写作，还要求对历史史实了然于胸。从另一方面来看，这些诗题的写作，除了提高学生的文学水平外，也有利于学生史学水平的提高。

赋，是学海堂每次考课必试的文学体裁。赋的写作，讲求藻饰和用典，广义上分，属于骈文的一种，与朴学的博学相应。学海堂的赋作多拟写前人的作品，这是书院教学中常用的比较简洁有效的教学方法，既可以打基础，又可以对前人的作品和创作方法有更深入的了解和研究。所拟多为两汉魏晋时期的名家赋作。《学海堂二集》有：拟张融《海赋》；拟庾子山《春赋》；拟杨盈川《卧读书架赋》；等。《学海堂三集》有：拟陆士龙《岁暮赋》；拟张文献公《荔枝赋》；拟傅元《鹰赋》；拟孔融《荐祢衡表》；拟江文通《闽中草木颂》，颂粤中草木；等。《学海堂四集》有：拟荀子赋；拟魏邯郸子叔《投壶赋》；广潘黄门《秋兴赋》；拟鲍明远《园葵赋》；拟江总持《南越木槿赋》；广卢师道《纳凉赋》；拟杜少陵《雕赋》；拟吕衡州《由鹿赋》；拟吕衡州《凌烟阁勋臣颂》；等。赋的写作，终究是枕经就史，贯以文字、音韵、训诂，必须有深厚的朴学基本功才能驾驭自如。学海堂在文学教学上重视赋的写作，是为了使学生打下更坚实的朴学基础。

文的写作中，“论”是常练习的题材，常用来论述史事和学术。如：《学海堂四集》卷16有：《两汉学术论》、《秦楚之际诸国形势论》、《汉制使天下诵孝经纶》、《汉通乌孙断匈奴右臂论》、《李广程不识优劣论》、《汉张骞使西域论》、《东汉风俗论》、《荀彧刘穆之论》、《陆逊陆抗论》、《陶渊明大贤笃志论》、《张燕公变府兵为彍骑得失论》、《南宋中兴四将论》、《古今治盗各有得失论》。这些史论文的写作，学生必须博通古今，熟谙经史，还要匠心独运，有自己的观点和感受。

学海堂注重骈文理论的探讨

乾嘉时期骈文中兴是朴学兴盛的产物，骈文写作要求藻饰和用典，与朴学的博学相应。桐城派古文宗宋学，骈散之争是朴学家和桐城派古文家在文学领域内争取正统地位的斗争，是汉、宋学术之争在文学领域内的反映。阮元是骈体文的倡导者，在《揅经室集》中，阮元以《文言说》一文为核心，辅以《文韵说》、《与友人论古文书》、《书梁昭明太子文选序后》、《学海堂文笔策问》等篇，提出了重要的文学理论“文笔论”：认为用韵比偶者始可称为“文”，无韵散行者为“笔”，而且文的标准还必须符合“沉思翰藻”[13]这个条件。将孔子用韵比偶的《文言》奉为历代文章之祖，认为唐宋八家古文及奉八家为圭臬的桐城派古文是伪古文，不可自居正统地位。阮元力图为骈文争得正统地位，事实上是为汉学在文学领域争得正宗地位。阮元的文学主张对学海堂的文学教学影响很大。他的“文笔论”也渗透于学海堂的文学教学活动中。阮元《揅经室三集》卷5有《学海堂文笔策问》一文，是阮元之子阮福就学海堂的策问题目所作拟答。阮福在文末说：“家大人开学海堂于广州，与杭州之诂经精舍相同，以文笔策问课士，教福先拟对。”此文笔策问的题目是：“六朝至唐皆有长于文、长于笔之称，如颜延之云‘竣得臣笔，测得臣文’是也。何者为文？何者为笔？何以宋以后不复分别此体？”可见在考核时，阮元对学生如何理解“文笔”的概念是丝毫不含糊的。

阮元身为学海堂的主讲，其“文笔”的骈文思想应该是渗透到学海堂学生的头脑中了。在《学海堂集》（初集）中，收有南海生员刘天惠、梁国珍、番禺生员侯康、三水廪生梁光钊四人所作的《文笔考》各一篇，可见在学海堂的课试中，除策问外，还有《文笔考》考题。四位学生所作的关于文、笔的考证文章，目的是为了“广其说而详考焉”。主题思想紧紧围绕阮元的骈文理论，为“文、笔”正名，维护“文”的正宗地位，反证唐、宋以来“文、笔”不分的谬误所在。佐证资料更为丰富，资料来源由阮元父子的经、史、《文选》扩展到诗、词、子、集等，大多是阮元、阮福论证中所未发见。充分体现了以朴学教学为宗旨的书院，学生梳理文献、重资料、重证据的踏实谨严的考证功夫。

阮元“文笔论”促使学海堂的师生将研究目光投注到能够佐证“文、笔”的古文献中，如《易经》，“四书”以及萧统的《文选》。特别是《文选》，学海堂将之列为教材之一。学海堂师生对它们都有专门研究考证。如：《易·系辞》中的文、言、笔的问题，《文选》选文及选文标准、四书源流的研究。《学海堂集》收有学长曾钊《系辞说》，学生黄子高《文选注考》，以及林伯桐、张杓、熊景星、曾钊、郑灏若、罗日章、黄位清、谢念功、刘瀛、张廷臣十人合注的《梁昭明太子文选序注》，郑灏若、梁杰、杨懋建、周以清、侯康《四书文源流考》各一篇，就阮元的“文笔论”作出积极回应。这些使阮元的“文笔论”更加成熟丰富。

从上可以看出，学海堂的“文、笔”思想是从书院建立就不断渗透、强调的。阮元的《学海堂集序》就是用骈文写成的，序中提出了书院的教学目的：“或习经传，寻疏义于宋齐；或解文字、诂训于《仓》、《雅》；或析道理，守晦庵之正传；或讨史志，求深宁之家法；或且规矩汉晋，熟精萧《选》，师法唐宋，各得诗笔。”他还说：“道光四年，新堂既成。初集斯勒，四载以来，有笔有文，凡十五卷。”他将《学海堂集》的文章，简略地分成“文”和“笔”两种体裁而已。樊封《新建粤秀山学海堂题名记》云：学海堂“惟士则专导以古，每有课，课必及经，而旁及文笔，躬自甲乙。”[15]可见在学海堂“文、笔”概念分得很清晰。光绪丙戌年（光绪十二年，1886），学海堂建成62年后，《学海堂四集》刻成，收有林国赓《拟刘孝绰梁昭明太子集序》，卢乃潼《拟梁简文帝与湘东王论文书》，郑权《重刊阳湖李氏〈骈体文钞〉跋》三篇文章，阮元的“文笔论”思想仍对学海堂有很大影响。

学海堂重视骈文理论的探讨和研究，在平时的教学过程中也很重视骈文写作，每次考课都有骈文的写作，如上述学海堂同治七年（1868）冬季课题中，第4道题要求用骈文写；第5道题是古赋，仍属骈文。阮元是孙梅的弟子。孙梅对骈文很有研究，所作《四六丛话》是关于骈文批评的著作，阮元用骈文为其书写序，给予了很高的评价。阮元自己的骈文写作技艺高超，《揅经室四集》和《揅经室续集四集》中共收有54篇骈文。学海堂的学长中很多人长于骈文写作，张维屏著有《听松庐骈体文》，谭莹著有《续国朝骈体正宗》1卷，梁廷枬著有《散体文骈体文》。另外，杨荣绪、许其光、黎维枞、黄绍昌等，都工于骈体文的写作。学海堂编刻了大量的书籍，其中有陈均编的《广骈体文钞》17卷。

营造文学创作的氛围，注重雅集

学海堂的文学教学活动并不仅仅限于死板的课堂、枯燥的书本中，而是精心营造幽雅的文学创作环境。学海堂背山临水，远离尘嚣，是读书治学、为文作赋的绝佳场所。阮元对学海堂院址选择及院内建设可谓煞费苦心。学海堂地址选择三易其地，“初拟于前明南园旧址，略觉湫隘；又拟于城西文澜书院，以地少风景；最后拟于河南海幢寺旁，亦嫌近市。相视久之，遂定于粤秀山”。粤秀山“山半石岩，古木荫翳，绿榕红棉，交柯接叶”。阮元称之：“六艺于此，发其秀辉；百宝所集，避其神采。洵文苑之丽，区儒林之古境也”。

学海堂更提倡雅集，《学海堂志》中专有一节载其事，认为：“君子之学，息焉游焉。从于舞雩，未忘讲习”[19]提倡劳逸结合、轻松愉快的学习方式。志中说：“筑堂以来，岁有小集，讲礼于斯，会友于斯，来日无涯，宜详时序，志雅集”。这些雅集，都是师生共同参加的。师生们在埋首经史小学古书之余，可以尽兴地陶冶于轻松愉快的文学氛围中，从事文学创作和文学交流。据林伯桐用骈文介绍，阮元寿辰为雅集之始：

每年春孟同人团拜于堂，仰止师承，如亲提命，因定于正月二十日期会，仪征公寿日也。四方之宾，一国之望，渊源渐被，介祉偕来，堂中翘楚，少长咸集。日景方长，衣冠气盛，春光明丽，四坐同欢，开岁雅游，斯为首路。

其后雅集有上巳花朝、中秋坐月、九月赏菊、冬至观梅等。学海堂的雅集浸润着浓厚的文学氛围，是师生们从事文学创作和文学交流的绝佳活动。

学海堂在培养人才和学术发展方面取得了卓著的成就。自从阮元建立学海堂，广东学子“见闻日扩，而其文亦渐近纯熟，岭海人物，蒸蒸日上，不致为风气所囿者，学海堂之力也”；“粤人知博雅，皆自此堂启之”。学海堂学生文集有30多种，有著述问世的学生，今可查者达300余人，几千种书。学海堂将学生课艺文编辑成册，有《学海堂集》4集，共90卷，所收诗文2000多篇。这些文集不仅仅是学生课艺之佳作，也是具有较高学术价值的研究成果。学海堂的文学教学和朴学教学一样，取得了独特的成就。

阮元（1764～1849）字伯元，号芸台，又号雷塘庵主，晚号怡性老人，扬州仪征人，生于高宗乾隆二十九年甲申（一七六四年），卒于宣宗道光二十九年己酉（一八四九年），得年八十六岁。少年即笃志坟典，廿五岁（乾隆五十四年，1789年）成进士，入翰林院任庶吉士，1790年授翰林院编修。一年后因学识渊博，受高宗赏识升任少詹事，入值南书房，1793年至1795年，提督山东学政，曾数游济南名泉，留下不少赞泉诗，写有《小沧浪笔谈》，杂记济南掌故风物等；广交山东及寓鲁金石学家，遍访山东金石文物，在毕沅主持下，撰成《山左金石志》24卷，对山东乾嘉之际金石学的兴盛贡献颇巨。后历任浙江学政，仁宗嘉庆三年（1798）返京，任户部左侍郎，会试同考官，未几又赴浙江任巡抚，抚浙约十年。在任期间，除吏治军政之外，又纠合浙江文人，编书撰述不辍。嘉庆六年（1801）在杭州建立「诂经精舍」，聘王昶授词章，孙星衍授经义，作育英才。以嘉庆十年丧父，服除，任职兵部，又先后出为湖南、浙江巡抚。此后，又曾先后任江西巡抚、两广总督。在粤期间，建议禁鸦片，对英商采用较严厉的政策。嘉庆廿五年（1820）在粤创立「学海堂书院」。道光六年，迁云贵总督，旋又晋升体仁阁大学士，在道光十八年（1838）致仕，返扬州定居，先后加太子太保、太傅。1849年（道光二十九年）去世，谥“文达”。

他毕生仕宦特达，但撰述编纂工作未尝稍辍。他学问渊博，在经学、方志、金石学及诗词方面都有很高造诣，尤以音韵训诂之学为长。著书180余种，编著有《皇清经解》《经室集》等。值乾嘉文化鼎盛之时，阮元标领文坛数十年，海内尊之为学界泰斗。早岁编集金石书画目录，为《石渠随笔》、《山左金石志》、《两浙金石志》。任浙江学政时邀臧庸兄弟、何元锡、陈鳣等学者编《经籍纂诂》一百一十六卷，于嘉庆五年（1800）刊行，翌年刊刻清初以降浙江诗人作品为《两浙輶轩录》四十卷。又翌年立诂经精舍，刊《诂经精舍文集》十四卷。丧父守制期间，刊《十三经校勘记》，又蒐罗《四库全书》未收书，编为《四库未收书目提要》目录进呈御览。数年后，撰成《畴人传》五十九卷，为中国历代天文历算家之专门史。道光二十一年（1816）刊刻宋本《十三经注疏》；创立学海堂期间，刊《学海堂丛刻》。阮氏亦重视修志，所修志书著名者有《浙江通志》、《广东通志》、《云南通志》、《扬州图经》等。其中《扬州图经》以图为经，可称创例。阮元的文集，为《揅经室集》五十七卷所作《南北书派论》、《北碑南帖论》均是书学史上的重要著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