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哲学是现代自然科学的前身，主要是思考人面对的自然界的哲学问题。包括自然界和人的关系。人造自然和原生自然的关系。自然界的最基本规律等。这当中不少理论，都奠下了物理学的基石。不少近代的名人，如英国科学家牛顿、德国哲学家黑格尔都曾为自然哲学编写过著作。

自然哲学（philosophy of nature，nature- philosophy）指多少含有形而上学观点的对自然的解释。在古希腊的自然哲学中与生物学关系最密切的是亚里士多德（Aristoteles）的各种概念。但是单称为自然哲学的生物学时代的自然哲学是指从十八世纪后半叶到十九世纪以德国古典哲学为基础而诞生的哲学观点（也称为浪漫主义自然哲学），它是以谢林（F.von Schelling）的哲学为代表的。在谢林的哲学出现之前，歌德（J.W．von Goethe）、K.F.Kielmeyer、奥肯（L.Oken）都已是自然哲学的生物学家。歌德型（原型）的概念和他与奥肯的脊椎脑颅说就是以该哲学为背景所产生的。这种在自然哲学的生物学中采用对重演论预见的平行法则和自然梯级等的连续性法则，它是否与进化的观点有直接联系，一般还是问题，否定的意见很多。再有“natural philosophy”也是自然哲学，但它只不过是物理学的同义词而已。

自然哲学的概念，我们可以从各个不同的角度去考察它。

人类区别于动物的最本质特征之一，就是人类善于思考。人类对于世界的思考所产生的思想和观点，都可将其称为哲学。

世界包括自然世界、人类社会和人的本身。那么，相应地，哲学思考和哲学思想也包括自然哲学、社会哲学以及人生哲学。

所以，所谓自然哲学，就是指人类思考我们所面对的自然界而形成的哲学思想。它包括自然界和人的关系、人造自然和原生自然的关系、自然界的最基本规律等。

很显然，广义的自然哲学，包含了自然科学。也就是说，自然科学是自然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古代，哲学与科学的分界并不是很明显。这时候，不仅自然科学包含在自然哲学里面，而且通常自然科学与自然哲学并无区分。譬如牛顿最著名的著作就叫做《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

现在，人们通常将哲学与科学区分了开来，看做是两门不同的学问。这是科学门类日益繁多、研究分工日益细化的必然结果。在这种情况下，自然哲学通常是指关于自然及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最一般规律的思想。最著名的要数恩格斯的著作《自然辩证法》了。自然辩证法就是自然哲学。具体的自然规律及其量化关系，通常将之称为自然科学。

但是请注意，正如前面说的，自然哲学与自然科学本无根本区别。所谓的一般规律与具体规律，也没有绝对的划分标准。宇宙大爆炸理论，你说它是自然哲学的思想还是自然科学的思想？我们只能说，关于宇宙大爆炸的观点，可以说是一种自然哲学，但如果我们具体设计了大爆炸的模型，并且计算出了有关的数量关系，这大概应当是自然科学了。

在黑格尔1788年进入图宾根神学院深造的几年里，受I.康德、B.斯宾诺莎和J.J.卢梭等人的思想影响。在大学时期的生活和学习，引导他开始研究政治和宗教，并对现实进行批判。他把哲学家与民众联系起来，把批判的锋芒同时指向宗教和专制制度。此时，黑格尔尚未形成自己的哲学思想体系，仍然认为宗教高于哲学，认为哲学作为反思的思维不能把握生命和精神的无限性。这一看法不同于他以前的观点，到耶拿以后，黑格尔很快又放弃了这一观点，转入论证绝对知识。黑格尔在耶拿时期，是他把自己的理想变为体系的一个转折点。1801年黑格尔写了《费希特和谢林哲学体系的差异》一文，参加当时的哲学争论。这是黑格尔发表的第一篇哲学论文。

黑格尔这一时期还发表了一些批评康德、费希特和F.H.雅各比等人的著作。这些人的哲学被黑格尔看作主观的反思哲学、需要克服的片面性哲学，因而必须把它们同以总体为基础的“真正的哲学”区别开来。

1805年开始写《精神现象学》，于1807年 3月出版。它标志着由康德开始的德国哲学革命进入了新的阶段，也标志着黑格尔已经成为一位成熟的和独树一帜的哲学家。

黑格尔在这部巨著中划时代地提供了一部人类意识的发展史。它从内容上将人类意识发展分为5个阶段：

①意识；

②自我意识；

③理性；

这3个阶段属于主观精神；

④精神，即客观精神 ；

⑤绝对精神。

黑格尔的整体观和伟大的历史感，均体现在这部意识发展史中。《精神现象学》作为人的意识发展诸阶段的缩影，深刻地揭示了人的个体发展及人类社会发展两个方面的历史辩证法。

在纽伦堡，黑格尔完成了另一部巨著即1812、1813 、1816年先后分3卷出版的《逻辑学》。这部著作的重要意义和它出版后遭到的冷遇形成鲜明的对照。它只是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才得到了正确的理解、改造并加以应用。在黑格尔的体系中，《逻辑学》占有核心的地位。除了《精神现象学》之外，他把自己的其他著作都看作是《逻辑学》的展开和应用。《逻辑学》集中地体现了黑格尔把宇宙看成一个运动、变化、发展的有机整体的合理思想，在逻辑史上具有革命的意义。

1816年黑格尔开始在海德堡担任哲学教授，他根据讲课提纲编辑成《哲学全书》于1817、1827、1830年出版，每次重版都作了重要修改。他还发表了政论《评1815年和1816年符腾堡王国等级议会的讨论》，坚持他的君主立宪制观点，批评邦议员们要求恢复法国革命前的旧法制。

1818年黑格尔被任命为普鲁士王国的教授。在柏林的主要著作是《法哲学原理》。在这一时期，黑格尔还讲授历史哲学。黑格尔在历史哲学中通过理性主宰世界这一客观唯心主义原则，把历史看作一个有规律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过程，从而结束了把历史看作非理性的、一团紊乱的观念。

宗教哲学是黑格尔在柏林时期开讲的一个课程。他的宗教思想是促成他死后黑格尔派分裂的一个重要原因。在这一点上他继承了亚里士多德以来理性主义的神学传统，表现了明显的近代色彩。从来不把宗教归结为教士的欺骗，而把它看作是历史和当代深刻矛盾冲突的表现及其解决。人对神的观念同人对自己的观念相应，这是黑格尔的一个重要观点 。黑格尔在柏林作了6次关于哲学史的讲演。他把哲学史和哲学统一起来，哲学史在他看来是在时间中发展的哲学，而哲学是在逻辑体系中的哲学史。因此哲学史在总体上可以说是哲学本身，哲学离开哲学史本身便不能成为哲学。哲学史上的多样性对于哲学的实存不仅绝对必要，而且具有本质意义。他的哲学史讲演达到了前人未曾达到的高度。

黑格尔哲学是19世纪德国资产阶级的世界观体系。它集德国古典哲学之大成，具有百科全书式的丰富性，居于整个资产阶级哲学的高峰。它不仅反映了当时德国资产阶级的革命性与软弱性，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整个西方资产阶级的特点。在黑格尔哲学中，表现了丰富的辩证法内容与保守体系的深刻矛盾。

20世纪，黑格尔哲学重新受到广泛重视。黑格尔研究成了国际现象，不同阶级、不同的学派，都提出自己的解释 ，从中引出自己的结论。东西方很少有哲学家和哲学派别不同黑格尔发生直接和间接的关系。黑格尔派或新黑格尔主义，成了历史现象。但黑格尔哲学却在发挥自己的作用，启发当代人的思想。在中国，黑格尔作为德国古典哲学中最有影响的一位哲学家，他的哲学也正在得到较以往更深入的研究。

黑格尔集以往西方伦理思想之大成，特别是继承和发展了康德的伦理思想，建立了一个完整的理性主义伦理思想体系。黑格尔关于伦理的学说就是他的法哲学，其中包括抽象法、道德、伦理三个部分，中心是揭示自由理念的辩证发展过程。从哲学上看，黑格尔伦理思想的形式是唯心的，但其内容是现实的，方法是辩证的，它的成就对后世伦理思想包括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的形成和发展有着重要影响。

黑格尔的美学思想主要反映在他的《美学讲演录》一书中，这是他整个哲学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也是他的哲学体系在美学和艺术领域中的具体表现。艺术的根本特点，是理念通过感性的形象来显现自己、认识自己，“美是理念的感性显现”成为黑格尔美学思想的核心。黑格尔分别对艺术的性质和特征、艺术发展的历史类型和各门艺术的体系，进行既是逻辑的又是历史的分析。逻辑方面，他建立了一个庞大的有关艺术的唯心主义哲学体系；历史方面，他开创了艺术社会学的研究，展示了宏伟的历史观。黑格尔的美学思想在西方美学史的发展过程中，起了划时代的作用 ，成为古典美学的集大成者。

宇宙万物及人类自身处在不断的生成，演化过程中，这个生成过程的机制大致为：潜在的道实在具有双重结构，生子就在其中孕育。用物理学语言说，它是对称的，尚未破缺，生子的形成就是生成的开始。生子不是实体，它在时序上先于实体。它可以生成实体。当全局存在在一定条件下“凝聚”到某一点时，实体生成了，生子就转成实体。

朱葆伟认为20世纪科学中发生的一个根本性变化，是用机体的模型取代机械的模型作为理解和解释世界的基础，并广泛采用了“关系-功能”分析方法。上述变化的一个直接后果是使得一种广义的“价值”成为把万事万物联结成一个有机整体的组织因素和自我发展的内在驱动力量进入世界科学图景乃至一些学科的基本概念、假设和问题中，这直接影响了哲学价值论的研究。但所有这些不能为价值研究中的自然主义提供充分的支持。有机论科学图景的深刻启发意义在于提供了一个可以容纳目的性、自主性、能动性、选择、反馈等关于活动的机制和逻辑的启发性概念框架。这一概念框架更为接近人的活动的实际，但不足以完整描述人的活动的实际，借助于它，可以更为深入地理解人类实践的机制和逻辑。“可能性空间中的选择”和“反馈”这两个范畴的引入是十分重要的。正是活动和活动结果的相互作用、反馈循环，使得活动系统参与到所在的世界中，通过活动本身不断地为自己开辟新的可能性，也通过反馈—放大机制不断地为自身确立存在的条件和根据。这一活动结构中展示了一种类似于艾根“超循环”的特殊逻辑，也即“活动实践的逻辑”。在这里，活动本身成为实在的要素，成为可能向现实、偶然向必然，以及实然向应然、未来、理想推移、转化的必要环节：对于活动——参与者来说，现实实在不仅是以往活动的结果和制约我们现实选择的可能性空间，而且是要联系于不确定的未来，联系于我们的目的和价值观念才能获得确定的意义；另一方面，未来不是给定的，人的活动、实践参与在向未来的推移过程中实在地起着作用，它使可能性转化为现实，并纳入合乎目的、需要和理解的轨道，理想、价值、规范等也就在此而联系于现实事实，转化为现实事实，这种逻辑的另一个基本内容，是两个在逻辑上相互独立的因素求真和趋善自我确立，又相互生发、催化。

把时间观念放到重要位置上，这是现代文明的显著特征。当代哲学所以对时间问题表现出强烈的兴趣，有两方面原因：一是传统的时间和宇宙概念业已受到相对论等现代科学的猛烈冲击；二是急剧的社会变动和人与自然关系的变化使不少哲学家把人的问题，存在的历史真实性问题视为哲学的中心问题。分别受这两方面的影响，当代哲学在时间问题上形成了对立的两派和两种观点：一是以逻辑实证主义为中心的唯科学主义观点；另一种是直觉主义、现象学、存在主义和生命哲学等人本主义流派的非理性主义、非科学主义观点。前者认为，关于时间，凡能理解的，都只能从自然科学特别是物理学中去了解；后者则断言，真正的时间是科学所无法了解的。

近年来，一些物理学家提出时间可能并不是基本的物理量，而是更基本的量生成的次生量。进而否定时间是物质存在的基本形式。罗嘉昌认为在时间哲学见解中，非理性主义倾向和唯科学主义倾向都是片面的。我们必须越出各个具体学科和领域的界限，走向对时间的整体理解。他主张时间是无限的、客观的，宇宙是开放的。

胡新和认为现代物理学的基本特征是：

（1）从实体论转向关系论；

（2）从基元论转向整体论；

（3）从构成论转向生成论；

（4）从决定论转向随机性；

（5）从可逆性转向不可逆性。

自然界的关系特征和整体特征揭示了作为自然界一部分的人类与自然之间的本质上相互规定、相互作用的关系，关系者脱离了关系就失去其意义，部分也不可能独立于整体而存在；而自然界的生成性、随机性和不可逆性，则显示出人类在其自身及其他生命过程中非常熟识的特征，揭示了自然界的某种内在统一性。

先秦道家和古希腊自然哲学的比较研究

首先，通过对自然哲学形成时期的不同宗教背景的比较，指出：在古代中国，宗教意识是官学的主要成分，它受贞人筮官的控制，并以经典文献的形式固定下来，它向自然哲学的过渡是非常滞缓和不彻底的；在古代希腊，宗教意识没有成为官学，相反，它通过民间学派的辗转传播，被消弱了权威性，因此，比较迅速和彻底地为自然哲学所代替。作者在《易经》这部西周筮官编纂的占筮书以及在米利都学派与毕达哥拉斯社团中寻觅中西宗教意识向哲学思想演变的迹象，发现在古代中国，宗教意识向自然哲学思想的过渡，表现为对“天”的认识的具体化；在古代希腊，则表现为对“始基”的认识的具体化。

其次，本文以老子的“道”和赫拉克利特、巴门尼德的“道”为代表进行比较，并指出：老子的“道”被用来指万物的本原；赫拉克利特的“道”被用来指火与万物相互交换的过程，而巴门尼德的“道”则用来指认识万物的途径。在综合程度上，老子的“道”是最高的，它既是“有”和“无”的统一，又是“动”和“静”的统一，因此也最显得空洞和含糊，以致于后来被窜改得面目全非；赫拉克利特和巴门尼德的“道”在综合程度上尽管不如老子的“道”，但或则阐发了一和多、对立面的斗争与同一，或则开始意识到现象与本质之间的区别，因而显得更具体和明确；由此可以说明先秦自然哲学的抽象性和古希腊自然哲学的具体性。

再次，通过目的观念的比较，指出：在中国，目的之导入自然，表现为天的理法化，其契机是寻求天道的依据，以附会人事和学说；在希腊，则表现为把神意强加于自然，其契机是寻求自然的作用因，以解释自然的生成。目的之导入自然，在战国的五行说中，以人为本位；在柏拉图的自然学说中，则以神为本位。

最后，通过对《易大传》和《形而上学》的比较，揭示了形成中国哲学以人为本位以及西方哲学以自然为本位的思想基础。《易大传》它提出了比较完整的关于自然的思想，可被看作先秦自然哲学思想的最高综合；《形而上学》是古希腊哲学的集大成者亚里士多德最主要的著作，亚氏关于自然的思想，在《形而上学》中得到哲学的概括，并形成完整的体系。文章从阴阳和实体、变通和生成二个方面加以比较，指出《易大传》以阴阳之道建立卦爻体系，解释天地万物及其运动，其核心是以天地为准则，作为人事的依据，它既是周以来天人合一的自然观的集成，又为秦汉“天人感应说”奠定了基础；《形而上学》在实体理论的基础上建立了世界的体系，并解释生成和发展，其核心是以目的作为事物的原因。它不是以人为本位，而是以神为本位；它是古代灵魂说的引伸，并最终与犹太神学相结合，成为基督教神学的重要来源。

通过4个层次的比较研究，作者指出，先秦自然观的最大特点是，人和自然界被认为是相互沟通、相互联系的，以人事追求天意，又以天意附会人事，围绕着人的现实需要、政治治理和道德规范，去将自然理法化，由此天道观与伦理观融于一炉，道德准则被奉为自然的原理和目的；古希腊自然观的最大特点是，自然界被认为是外在于人的，通过对外部世界的原因和原理的探索去认识自然，由此自然观与认识论密切结合在一起。由以上重伦理和重认识的两大倾向生发出后世中国哲学“蔽于人而不知天”和西方哲学“蔽于天而不知人”的基本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