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伟时,男,汉族。1931年12月15日生,
广东兴宁人,中国近代
史学家。曾任孙文学院院长、
中山大学哲学系教授。已结集出版的著作有《
中国现代哲学史稿》、《
晚清大变局中的思潮与人物》、 《
路标与灵魂的拷问》等。主编《现代与传统丛书》、《荒原学术文丛》、《牛虻文丛》等。
袁伟时(1931年12月15日- ),1949年5月参加革命,1950年6月参加共产党,现在是
中山大学离休的教授和厅级干部。第七届(1988-1992)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1986-1990任
中山大学中山市分校——
孙文学院首任院长。1987年当选中国现代哲学史学会副会长,以后多次连任;曾是安徽社联主办的《
学术界》和浙江社联主办的《
浙江社会科学》的学术顾问,
广州市社会科学院主办的《
开放时代》的学术委员;2008年美国
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院的访问学者。
《
中国现代思想散论》《
大国之道》《
帝国落日:晚清大变局》《
近代中国论衡》《
岭南历代思想家评传》(与人合著)等。学术上多次获奖,如《
中国现代哲学史稿》获《
光明日报》主办的评选“文革”后优秀学术著作的光明杯哲学社会科学二等奖,教育部的优秀教材二等奖;2006年获得
广东省委宣传部优秀学术论文奖等。
袁伟时教授著述以思想深刻、见解独到著称,一生崇尚“说真话,说自己的话”、“历史在哪里扭曲,就要在哪里突破”。素为近现代思想史爱好者、
时政类报刊阅读者,如《
南方周末》《
三联生活周刊》《
南方人物周刊》等
读者群、高知群体所推重,深得学术界、读书界普遍好评,奠定了其在
近代史研究和社会
公共领域的广泛社会影响。
《
中国现代哲学史稿》(1987年)《
晚清大变局中的思潮与人物》(1992年),增订新版易名为:《帝国落日·晚清大变局》(2003年)
自称“历史在哪里扭曲,就要在哪里突破”,他在《
中国现代哲学史稿》的后记:“如果我们不愿再做受谴责的一代,就必须面对严峻的现实,从百年的屈辱和挫折中充分汲取教益……学术与盲信势同冰炭。因此,我的信念是:我只把我看到的历史本来面目写在纸上。”
敢于正视现实的民族,应该坦然地承认自己有哪些不足,不把应该集中于如何学习的精力浪费在要不要学习的争辩中。一个伟大民族的
自尊心应该显示在善于学习而又善于创造上。这里决定性因素也是制度。
为什么新文化运动成了
中国历史的重大转折点?因为它是中国已经建立的
现代文化学术和
教育制度的产物。学术自由,
言论自由,兼容并包。西方现代文化与国粹,世间各种学术和思想文化流派,各种学问和艺术,自由介绍,自由探讨;激烈争辩,以理服人,拒绝暴力干预。新的学科,新的艺术,思想家,学者,作家、艺术家……如繁星在天,异彩纷呈。这是思想解放的高峰,也是创造力高扬的年代,归根到底,这是向现代文化教育制度转型的辉煌里程碑。
20世纪中国最大成就和最大的
遗留问题之一,似乎首推维护
国家主权和统一。有个有趣的现象:这世纪上半叶中国出了很多“
卖国贼”,政治家也以此互相攻讦,其中虽然有真有假,必须认真分辨;下半叶却难得一见。中国人的道德水准不可能一夜飙升,决定性因素之一是经济。1912-1926年间,
中央政府每年
财政收支各在4~5亿之间,
赤字通常是一亿多乃至两亿左右。为填补这个
大缺口,15年举
内债近8亿,外债约10亿。那时,几乎没有那一派
政治力量不靠外国资助。吃了人家的嘴软。从清末至
民国,他们答应给外国的利权,不知凡几。共产主义运动升起,亦用过俄国人的钱,这是众所周知的。到了本世纪下半叶,海峡两岸的经济日趋强大,情况就大为改观。不能轻视个体
道德素养在历史关头的重要作用;但就整体状况而言,决定性的是经济。
2006年1月11日,共青团中央
机关报《
中国青年报》下属《冰点》周刊“中国
青年报”的《冰点》周刊因刊出袁伟时文章《现代化与历史教科书》长文,对
中国近代史若干重大事件的解读有异于官方版本,因而导致暂时停刊整顿,并引致主编
李大同及副主编
卢跃刚撤职。3月1日《冰点》复刊,刊登张海鹏的《反帝反封建是近代中国历史的主题》文章批驳上文,并拒刊袁伟时《为何、何时、如何反帝反封建》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