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东慕尼黑阴谋（Far Eastern Munich）又称“东方慕尼黑阴谋”，是指二战前夕美英绥靖主义者纵容日本侵华的政策。从1938年10月起，中国抗日战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日本帝国主义加紧了对国民党政府的政治诱降活动。与此同时，由于欧洲战局紧张，英、美、法把战略重点放在欧洲，在远东地区对日本采取绥靖政策，企图以牺牲中国来求得与日本的妥协，并诱使日本把进攻的矛头指向苏联。它们极力策划召开“太平洋国际会议”，诱使蒋介石国民党政府与日本“议和”。这就是美、英、法的“远东慕尼黑阴谋”。

慕尼黑是德国巴伐利亚州的首府。1938年9月,英、法、德、意四国首脑张伯伦、达拉第、希特勒、墨索里尼在这里举行会议,在没有捷克斯洛伐克代表参加的情况下,签订了把捷克斯洛伐克的苏台德区割给德国的“慕尼黑协定”,作为交换德国向苏联进攻的条件。历史上把这种牺牲弱小国家利益、企图引开祸水的做法称为“慕尼黑阴谋”。

从此，慕尼黑协定、慕尼黑政策、慕尼黑阴谋等不同的说法，便成为苟且偷安、牺牲他国利益、纵容侵略的代名词。第二次世界大战全面爆发前后，英、法、美等国为了保护他们在远东的权益，筹划了对日妥协、牺牲中国利益的远东慕尼黑又称东方慕尼黑阴谋。

欧洲战争爆发前后，英法等国无暇东顾，曾幻想以对日让步，缓和同日本的矛盾，并设法促使日本北进，将矛头指向苏联。因此，美、英、法在远东积极推行绥靖政策，策划远东慕尼黑阴谋。

远东慕尼黑阴谋的策划有其经济、政治、文化历史背景。首先是维护自身经济利益的需要。美英法担心对日侵华进行干涉和制裁会影响同日本的贸易，损害本国垄断资本集团的利益，并可能使自己卷入战争。当时美国的对日贸易非常活跃，英国当时也担心对日制裁会导致日本对东印度、香港、菲律宾的报复性打击。同时，美、英、法等国对日本政府内部的所谓温和派存有幻想，希望日本的侵略行动能自动限制在一定范围内。其次，是维护欧洲这一战略重点的需要。英、美、法外交政策的重点都在欧洲。在德国法西斯迅速崛起之时，英、法、美都不得不把注意力放在欧洲，而在远东采取守势。特别是1940年德军席卷西欧，法国崩溃、英国面临本土作战、美国加紧防御大西洋海岸之时，英、法、美都无力在远东与日本抗衡。这在客观上也迫使英美法对日本作出一些让步。再次，是考虑到消极厌战思想的影响。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和平主义、厌战怕战的情绪在西方社会普遍流行。英法美不择手段维护其霸权地位，把中国当作他们争霸斗争中讨价还价的筹码，也是至关重要的因素。

日本从慕尼黑协定的签订中受到鼓舞，意识到可以利用英、法、美对中国的影响，压迫国民党政府屈服，因而表示愿意接受第三国的“善意斡旋”。这更助长了远东慕尼黑策划者们的乐观情绪。加之，国民党方面对英美的出面调停也十分乐意。

远在日本侵占中国东北之时，英美的远东政策就带有绥靖色彩。他们除了在国际联盟理事会上作出决议，对日本加以谴责外，并未采取任何制裁措施，相反还提出要由国联共管中国东三省，实际上是要把中国变成帝国主义共同宰割的地区。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本大举进攻中国本部的华北、华东地区，直接侵害到英美的在华权益。为此，英美对日本扩大侵华战争表示了进一步的关切和谴责。但是，英美此时的远东政策仍然以妥协绥靖为主。

7月13日，美国国务卿赫尔在中日大使分别向美国政府通报卢沟桥事变情况后向日大使表示：“美国对中日两国持公正友好态度。”8月27日，美国驻日大使格鲁致赫尔的密电更明白地表示了美国的立场，这显然是在“中立”“不干涉”的旗号下，纵容日本的对华侵略。

为了谋求同日本的妥协，英美等国积极筹划并进行了一系列幕后外交活动。1938年6月，英国驻日大使克莱琪同日本外相宇垣会谈时提出，如果日中双方愿意，英国可以出面对日中冲突进行调停。自从1938年9月英、法、德签订慕尼黑协定以后，英美就积极地开展外交活动，筹划远东慕尼黑阴谋。

1938年广州、武汉等地失陷后,中国的抗日战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停止战略进攻势头的日本为了尽早从中国战场脱身,开始调整对华侵略方针,将其主要军事力量用来进攻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区,而对国民党政府以政治诱降为主、军事打击为辅。与此同时,英美等西方帝国主义国家怀着同样的目的,企图召开太平洋国际会议,用牺牲中国、扼杀中国人民抗战的手段缓和与日本的矛盾,促使日本从远东进攻社会主义苏联。

1938年底到1939年上半年，英国驻华大使卡尔频繁奔波于上海、重庆之间，多次同蒋介石密谈，劝说国民党政府同日本进行和谈。1939年，英美通过报纸大量散布关于召开太平洋国际会议，以“和平解决远东冲突”的论调。1939年7月，日英达成《有田-克莱琪协定》。英国承认日本在中国进行大规模战争时，日军有权铲除任何妨碍日军或有利于敌人之行为和因素，“英国政府无意赞助有碍于日军达成上述目的之任何行为”。这一协定是英国牺牲中国主权与日本妥协的产物，是远东慕尼黑阴谋的重要组成部分。

欧战爆发以后，英国政府已无力更多地顾及远东，因而更希望对日妥协，以保护其在远东的利益。1939年9月5日，英国政府为讨好日本，将在押的刺杀汉奸涉嫌的4名中国人引渡给天津伪地方政府交日军处置。

美国也热衷于远东慕尼黑活动。1939年秋，美英大使一起到重庆，再一次策划召开“太平洋会议”，对国民党进行劝降，企图以牺牲中国的利益谋得美日之间的妥协。但是，由于英美同日本的矛盾未能调和，计划中的太平洋国际会议终于流产。

1940年6月20日，已在德国法西斯的大举进攻面前可耻投降的法国政府，屈服于日本政府的威逼，开始封闭给中国运送武器物资的重要国际交通运输线——滇越铁路，并同意日本军事监视团进驻中国与印支接壤地带。6月24日，日本政府又威逼英国政府禁止把军用品由香港及缅甸输入中国，并封锁对中国抗战至关重要的另一条国际交通线——滇缅公路。7月18日，英国政府不顾中国政府的反对，与日本正式签订了《关于封闭滇缅公路的协定》。《协定》规定英国政府从即目起的3个月内，禁止武器、弹药和铁路器材等通过缅甸和香港运往中国。这样，英、法两国便适应日本的需要，切断了中国西南的两条主要国际通道。至此，美、英、法的对日绥靖政策达到了顶点。

1941年3月至12月,美国同日本在华盛顿举行了60多次秘密会谈,妄图牺牲中国部分主权,避免过早地同日本发生直接武装冲突,一度陷于破产的“远东慕尼黑阴谋”死灰复燃。1941年12月7日,日本在夏威夷珍珠港偷袭美国太平洋舰队,太平洋战争爆发,使再度酝酿的“远东慕尼黑阴谋”在炸弹声中宣告结束。

远东慕尼黑最终没有变成现实，中国也没有像捷克斯洛伐克那样被可悲的出卖和肢解，固然是由于日本侵略者要独占中国的企图和美英争霸亚太地区的阴谋有着根本的利害冲突，因而双方难以达成全面的妥协。同时也是因为蒋介石并不真正愿意对日投降而是想达成有限度的妥协。而另外一个重要因素便是以中国共产党为核心的中国人民的抗日力量，反对远东慕尼黑阴谋，对制止投降妥协活动起了重要作用。

国民党蒋介石集团虽然执行亲英美的政策，对远东慕尼黑的酝酿也曾抱以积极的态度。但他们终究还是和卖国投敌的汪精卫有着根本的区别。虽然他们一度对坚持抗战出现动摇、信心不足，但对英美法企图牺牲中国利益同日本谋求妥协时，他们也表示愤怒，提出了抗议。因为他们不能容忍英美法和日本妥协威胁到自己的统治地位。一旦出现这种危及到根本利益的情况，即使英美政府施加压力，国民党蒋介石集团也不会轻易屈服。在这个意义上，蒋介石集团的抵制，也是远东慕尼黑阴谋最终失败的重要原因。当然，这也与全国人民的坚持抗战，包括广大国民党爱国将士的浴血奋战是分不开的。在某种意义上，中国人民坚持抗战所显示出来的强大战斗力，和中国共产党对远东慕尼黑的坚决揭露、批判，也是国民党当局不敢轻举妄动的重要原因。

中国共产党在高举抗日大旗，坚持持久抗战的同时，对国内外的妥协投降倾向保持着高度的警惕，进行了及时的揭露和斗争。1939年初，英美舆论大肆宣扬召开太平洋国际会议以调解中日战争时，国民党政府极感兴趣。孔祥熙和国民党政府外长王宠惠曾公开发表讲话，表示欢迎美国出面调停。国民党的刊物也纷纷发表依赖英美制裁日本的文章，主张召开国际调和会议解决问题。为此，针对国内外出现的这种投降妥协倾向，针对英法美策划的远东慕尼黑阴谋，中国共产党给予了坚决的回击。

首先，号召全党全国人民高度警惕远东慕尼黑阴谋。1939年6月中旬，毛泽东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揭露了英、美、法策动的远东慕尼黑阴谋。毛泽东指出英美法等国对于侵略国家所进行的侵略战争所取的放任态度，不是由于他们力量不足，也不是单纯的由于他们畏惧革命，而是由他们“坐山观虎斗”的阴谋计划，他们大量供给日本以军需品，使日本有可能进行消耗战争。

其次，抗议英美对日谈判，谋求妥协，出卖中国。1939年7月，英日谈判签订《有田-克莱琪协定》。英国牺牲中国主权，承认日本侵华现状引起中国人民的强烈反对。中国共产党于1939年7月29日发出《中央关于反对东方慕尼黑阴谋的指示》，表示了中国人民对于英国张伯伦妥协派向日投降、牺牲中国利益的严重抗议，对任何形式的东方慕尼黑阴谋的坚决反对。1941年3月，美国和日本代表拟定了《日美谅解方案》。鉴于美国企图在美日谈判中牺牲中国部分利益以求得与日本妥协，毛泽东5月25日为中共中央起草《揭破远东慕尼黑的阴谋》的指示。中共机关报《解放日报》也连续发表社论，揭露远东慕尼黑策划者的阴谋。

再次，表明中国人民坚持抗战到底毫不动摇的决心。1939年7月7日发表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为抗战两周年纪念对时局的宣言》指出：日寇政治诱降的恶毒阴谋；中国投降分子的投降与分裂的罪恶活动；国际东方慕尼黑的暗中酝酿；“三者汇合，便造成今日抗战形势中的两种最大危险，即中途妥协与内部分裂的危险。这就是今日政治形势中的重要的特点，可能的趋向。”《宣言》认为，“东方慕尼黑即令与西方慕尼黑有形式上之不同，而其实质亦将毫无二致。”中国人民、中华民族坚决反对投降妥协分子的罪恶活动！坚决反对国际反动派的东方慕尼黑阴谋！

日本侵华期间英美在东方策划对日绥靖，牺牲中国利益的阴谋活动。因沿用牺牲捷克斯洛伐克的慕尼黑会议方式，史称“远东慕尼黑”。“历史上是否存在远东慕尼黑阴谋”，这是研究太平洋战争前中美日关系的一个热门话题。学术界对此的争论有,如何看待美日谈判?美国是否以牺牲中国来实现对日妥协?争论观点归纳起来大致有三种。

一部分学者认为“远东慕尼黑阴谋”是不存在的，对日妥协并不是美国外交政策的主要倾向。邓蜀生认为，罗斯福虽出现过绥靖倾向，但“整个说来”，不是执行的像张伯伦那样的对德投降妥协的慕尼黑政策，他在根本问题上没有打算把中国出卖给日本，“慕尼黑”远东没有出现。王斯德、李巨廉指出，绥靖不是美国对日政策的主要内容，亦非占主导地位的因素。太平洋战争前夕美国对华政策有双重性，但主要倾向不是牺牲中国，不是害怕中国革命力量兴起。1940年下半年起，美国逐渐在财政和军事物质上加强对中国的援助，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希望中国各种抗日，因此总在某种程度上反对蒋介石挑起内战，1941年日美谈判中，美国始终坚持日本必须从中国撤军，不能独占中国的立场。可见太平洋战争前美国援华制日的倾向大于勾结日本牺牲中国的倾向。金灿荣认为，“七·七”事变后，美国立场由在中日之间搞平衡转为支持中国，以后援华抗日逐渐取代了绥靖主义，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对中国抗战起了积极作用。考虑到美国的全球战略与当时国内的孤立主义势力，就可知罗斯福政府推行的是一项现实主义政策。朱听昌认为1941年日美谈判，美英动机是出于“先欧后亚”的全球战略下的策略性考虑。而当美国得到德国进攻苏联的确切消息后，更不愿让步，对日态度日趋强硬，并1941年于7月开始了对日全面经济战争，1941年谈判不是“远东慕尼黑”而是美国全球战略制约下的产物。这与慕尼黑阴谋有质的区别。

一部分学者承认美国虽非一味退让，但主要是推行对日绥靖的外交政策。胡之信认为美国1937年-1941年采取了对日姑息和赞助中国统日的两面派政策。美国为了在中日战争中获得更多利润和自身安全，在这一阶段大部分时间内，对日姑息是主流。只有在珍珠港事件前几个月，抗日助华方逐渐成为美国对华政策的主要方面。而即使如此，美国仍未完全放弃对姑息。王开琚认为1941年美日谈判是美国对日实行“绥靖政策”，美日间互相蒙蔽，争取备战时间或推迟战争爆发的外交斗争。综观美日谈判，从局部和暂时意义上讲存在“绥靖”性质，有远东慕尼黑倾向，但未变成事实。丁则勤指出，从《日美谅解方案》意在推动美国与日本共同策划远东慕尼黑阴谋。“美国朝野一部分强烈的孤立主义者的言行具有明显的远东慕尼黑性质，从美国政府支持两国私人接触和姑且同意以《日美谅解方案》作为谈判基础等处来看，也有某种东慕尼黑倾向。他们指出，历史情况表明1941年上半年，美国政府加强援华制日政策和本国军事力量同时，也推行“先欧后亚”战略，对美日谈判达成妥协抱有热切期望。中国问题是美国对日妥协的重点。美国作法是对日本侵略中国既得利益作可能的让步，而遏制其进一步推行“大东亚共荣圈”和武力南下。美国政府对美日谈判的态度是积极主动的，说它力图在这一阶段会谈中谋求与日妥协，并不过分。

仍有学者坚持1941年美日谈判乃是远东慕尼黑的见解。任重认为，日本发动全面侵华后，美英政府在蒋介石进行劝降活动。而最终美日矛盾无法妥协，远东慕尼黑阴谋未能得逞。1941年美日谈判是“远东慕尼黑阴谋”的继续。黄德禄论述道，太平洋战争爆发前，美日对中国一直勾心斗角的争夺，两面三刀的勾结。美国为了避免卷入战争或尽量推迟远东慕尼黑阴谋，以牺牲中国，姑息日本达到妥协目的。刘甫武说，美国一直没有放弃对日妥协求和的愿望，始终改变不了他所推行的日美妥协、牺牲中国的“远东慕尼黑”政策，这与张伯伦出卖捷克来维持其欧洲利益如出一辙。太平洋战争前，确有一个远东慕尼黑的阴影徘徊在中国的天空，所谓日美谈判不是远东慕尼黑的说法，值得进一步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