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炳始（朝鲜语：김병시，1832年—1898年），朝鲜王朝后期大臣，保守派政治家。字圣初，赐号蓉庵，本贯安东。他是安东金氏后期代表人物。壬午兵变后进入权力中心，一生8次拜相，5次出任领相，立朝四十余年，是一名元老重臣。他也是“事大党”的重要人物，对外严拒日本干涉。谥号“忠文”。

金炳始是判书金应根之子，道光十二年壬辰（1832年，朝鲜纯祖三十二年）十月初三日出生。咸丰五年（1855年，朝鲜哲宗六年），国王在大报坛行望拜礼时，他从参班儒武试射中被选拔出参加科举考试，获庭试文科丙科及第。此后他历任训局禁卫从事官、宣传官、成均馆典籍、正言、兵曹正郎，1860年（哲宗十一年）升任弘文馆校理，1863年（哲宗十四年）任礼曹参议。

金炳始所出身的安东金氏是当时朝鲜最有权势的家族，其势道政治延续了60多年。但是金炳始的排辈较晚，他从政时，安东金氏已经逐渐衰落，特别是同治二年（1863年，哲宗十四年）哲宗李昪去世、高宗李熙即位以后，高宗的父亲兴宣大院君李昰应极力排挤安东金氏，从安东金氏手中夺取了政权。当时的金炳始任礼曹参议，史料记载他“生长富贵，而性稍恬静”，对于大院君亦不趋附，所以“云岘（大院君）雅重之”，并没有对他加以压制。金炳始和金炳学就成为了大院君执政时待遇最好的两个安东金氏家族成员。

同治四年（1865年，高宗二年）金炳始被擢升为兵曹参议。同治八年（1869年，高宗六年），金炳始又被擢升为礼曹参判兼判义禁府事，次年闰十月，被外放为公忠道（即忠清道）观察使，他在任期间澄清冤狱，积极赈济灾民，颇得好评。同治十二年（1873年，高宗十年）四月调回中央，任兵曹参判。这一年十一月，大院君垮台，朝鲜王妃闵妃执政。翌年，金炳始被任命为闵妃政权都承旨。虽然他职衔较低，但很受重用，经常以“别入侍”的身份出入宫廷，参与机要。光绪元年（1875年）六月，金炳始调任吏曹参判，八月擢升为刑曹判书。此后历任礼曹判书、议政府右参赞。翌年调任都总管、兵曹判书。光绪三年（1877年）任右捕盗大将、宣惠厅堂上、都统使。翌年任总戎使、御营大将、知三军府事、吏曹判书。光绪五年（1879年）任户曹判书、奎章阁提学。光绪七年（1881年）任工曹判书、观象监提调。光绪八年（1882年，高宗十九年）任艺文馆提学、办理统理内务衙门事、督办军国事务。

这年，爆发了反对闵妃集团的“壬午兵变”，起义军民攻入昌德宫，金炳始背负高宗逃到别殿避乱，起义军民看到后都说他是忠臣。朝鲜宗主国清朝军队前来朝鲜镇压兵变，金炳始曾劝止清军统帅吴长庆的屠城行动。壬午兵变平息后复为户曹判书，随后出任新设机构统理军国事务衙门（内衙门）和统理交涉通商事务衙门（外衙门）的督办，任内与英国、意大利、俄罗斯换约或缔约。至此，他进入朝鲜政坛的中心。

光绪九年（1883年，高宗二十年）正月被任命为陈奏使，出使中国，但没有成行。此后历任粮饷堂上、宣惠厅提调、礼曹判书、判敦宁府事、判义禁府事、吏曹判书等职务。光绪十年（1884年，高宗二十一年）甲申政变发生，政变被镇压以后，金炳始拜相，被任命为议政府右议政，与领议政沈舜泽、左议政金宏集（后改名金弘集）组成新政府，收拾残局。金炳始多次上疏辞职，但高宗连续四次晓谕挽留，次年三月终于得到高宗的同意，改授闲职判中枢府事。

金炳始的政治立场属于保守派，不支持任何的改革；而他的对外立场则亲近朝鲜的宗主国清朝，反对欧美日本，属于“事大党”的重要人物，与清廷驻朝大臣袁世凯是“莫逆之交”。光绪十二年（1886年，高宗二十三年）八月被拜为左议政，经过金炳始多次上疏辞职，于十月复归判中枢府事。金炳始在当时是一个比较清正廉洁、忧国忧民的大臣，对时局很是看不惯。他时常从儒家士大夫的身份出发，对高宗进行劝谏，由于高宗一般都置若罔闻，所以他常常“抵死不仕”，即使袁世凯亲自劝他出山也无效。光绪十二年（1886年，高宗二十三年），金炳始上《论时弊袖札》，对于当时政府增加国家开支提出批评，主张勤俭节约、紧缩财政，并对当时政府为了漕运便利而购入轮船表示坚决反对，认为“轮船之弊，匪特甚焉，亏欠太半而莫之责偿”。光绪十四年（1888年，高宗二十五年）八月再次被任命为右议政，他在受高宗召见时主张：“财源者，国之血脉也，财源竭而国无不弊。今生财之道多岐，生之愈疾而用之愈绌，其所以济之之方，惟在乎节以制度。”并请求高宗停止大兴土木。其间他又上《论钱弊疏》，对政府的货币政策进行批判，尤其是对包括“当五钱”在内的“恶货”滥造主张严厉禁止。九月底辞职，改为判中枢府事，后为领敦宁府事。

光绪二十年（1894年，高宗三十一年），朝鲜爆发了东学党起义。当时朝中闵泳骏等权臣在闵妃的授意下要求借清兵镇压起义，金炳始对此强烈反对，说：“匪徒罪虽罔赦，皆我民，何不以我兵而剿之？若借他国兵而诛讨，则我民之心当何如？民心从易涣散，是果审慎也！”但高宗和闵妃不听。五月，朝鲜政府请来清兵前来镇压起义，日本大军不请自来，两国战争一触即发。在这种危急时刻，六月二十日，金炳始被任命为领议政，这是他第一次担任领相。六月二十一日，日军以改革朝鲜弊政为由袭击景福宫，解散了闵妃集团把持的朝鲜政府，另立兴宣大院君上台执政。金炳始在当时严拒日本，再加上并非改革派官员，所以为日本人所忌。六月二十五日，亲日开化派官员金弘集取代金炳始而被任命为领议政，金炳始只做了5天的领议政即告下台，复任领敦宁府事，七月改任领中枢府事。

此时已经爆发了甲午中日战争，平壤战役后清军被日军逐出朝鲜，但金炳始仍然反对日本干涉。开国五百三年（1894年）十一月进行官制改革，新设军国机务处和中枢院，金炳始为中枢院首任议长。这实际上是一个没有实权的咨询机构，金炳始已经被排挤出权力中心。开国五百四年（1895年）五月，金炳始被任命为宫内府特进官。同年八月发生“乙未事变”，闵妃在宫中被日本浪人弑害；年底，金弘集亲日内阁又强制发布了“断发令”，朝鲜全国各地顿时义兵蜂起，金炳始也上疏反对，他在上疏中援引《春秋》大义，严华夷之辨，并称：“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此孔夫子之言也。万世夫子之言，亦不足征信云乎？夫开物成务，莫过乎五帝；化民成俗，莫过乎三王。祖述我列圣相传之心法，遵而勿失，复何他求？而乃以夷狄之法，加之先王之教之上，其将以此入宗庙而对臣民乎？臣不胜痛冤崩迫之至！”但此时的高宗被日本人控制，不可能听从金炳始的意见。

建阳元年（1896年）2月11日，“俄馆播迁”事件发生，不堪被日本控制的高宗逃到俄国驻朝公使馆，并下旨逮捕金弘集等亲日大臣。至此，亲日内阁完全垮台。高宗于俄馆播迁当天任命金炳始为内阁总理大臣，组建亲俄内阁。此后金炳始复出政界。但这个内阁的实权却在李范晋、李完用等亲俄派手中。4月22日，金炳始辞职，归任宫内府特进官，由尹容善出任总理大臣。9月24日，金炳始再次被拜为议政府议政（总理）大臣，但金炳始力辞不就，高宗则一再挽留。在此期间金炳始上疏请求高宗搬出俄国公使馆。到次年1月，经过金炳始的不断上疏请递，高宗终于同意他辞去议政之职。1个月后又被重新任命为议政。4月19日，金炳始请辞得到允许，归任宫内府特进官。光武元年（1897年）10月12日，高宗即皇帝位，改国号称“大韩帝国”。光武二年（1898年）2月兴宣大院君去世，金炳始被任命为山陵石仪重修都监都提调。7月21日，金炳始第五次被拜为议政大臣。金炳始又一次接连上疏，以老病请辞，8月12日遂重新为宫内府特进官。9月16日，金炳始病卒，享年六十七岁，高宗亲撰祭文，待遇甚为隆重。10月24日，高宗皇帝赐谥号“忠文”。

金炳始是朝鲜近代史上一个重要的政治人物，一生8次拜相，5次出任领相，是一名德高望重的资深官员、元老大臣。当时的处士黄玹这样评价他：“（金炳始）生长纨绮，而素性清俭。田园之入，不足以赡衣食。力避势位，恐与时流同被玷污，然上眷素隆，终不舍也。每进对，论说侃侃，直攻阙失，至于脱帽叩头流涕者屡，而上亦不之忤。”可见金炳始在士人心目中的地位是很高的，与当时朝鲜的其他官员很不同。但他也被开化党当做保守主义的守旧派、事大党而加以攻击，比如开化党人尹致昊便在他用英文撰写的日记中骂金炳始是“蠢货”（fool），并说：“像金炳始、沈舜泽这样的蠢货能干出什么好事呢？”（What good can such fools as 金炳始，沈舜泽 etc. do？）清朝对金炳始评价较高，袁世凯称金炳始和金允植是朝鲜朝中仅存的“能知大局者”，但日本人却评价金炳始是“以顽固闻名的老朽”。

金炳始之所以得到这样完全相反的评价，是与他的政治立场有关的。金炳始是朝鲜王朝末期典型的儒家士大夫，是一位不折不扣的“忠臣”，他为官较为清正，以实现王道政治为己任。他对内坚持守护朝鲜王朝五百年来的“祖宗之法”；对外主张维持传统的中朝宗藩关系，反对欧美日本的干涉。因此他得到了在野士林的拥护。但同时他既不像金玉均、朴泳孝等开化党那样激进变革，也不是金弘集、鱼允中那样稳健改良，而是主张在维系旧制的前提下改革弊政，利用厚生，重现“太平盛世”。因而，开化党才会强烈抨击他。但是到了现代，也有一部分韩国学者将他定性为“自主的、主体的民族主义政治家”。

金炳始遗著有《蓉庵集》，共有12册10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