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光甫，1881年生于江苏镇江，中国银行家。其原名辉祖，后易名辉德，字光甫，以字行世。1909年毕业于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同年回国。

(1881年-1976年)，中国银行家、中国近代旅游业创始人。原名辉祖，后易名辉德，字光甫，以字行世。江苏镇江人。他读私塾数年后，去一家报关行当学徒，刻苦学习英文，后考入汉口邮政局。22岁随中国代表团参加美国国际博览会。会后留学美国，入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商学院，1909年毕业后即回国。办南洋劝业会初露才华，被江苏巡抚程德全任为江苏银行总经理。由于自己的改革主张不能实现，毅然辞职。1911年辛亥革命后，任江苏省银行监督。1914年转任中国银行顾问。翌年6月创办上海商业储蓄银行，资本从最初的10万元发展到后来的500万元，分支机构遍布全国。由此登上上海银行公会会长宝座，成为上海金融界的领袖。1923年8月，陈光甫的上海商业储蓄银行设立“旅行部”，1927年该“旅行部”独立挂牌注册，并易名为“中国旅行社”。这是中国近代旅游企业化的标志。1927年他又任国民政府财政委员会主任委员，负责为蒋介石筹募军饷。1928年出任江苏省政府委员、中央银行理事、中国银行常务董事和交通银行董事等职。1931年与英商太古洋行合资开设宝丰保险公司。1936年3月，任国民党政府财政部高等顾问。1937年，任大本营贸易委员会中将衔主任委员。抗日战争时期，历任国民参政会参政员，国立复兴贸易公司董事长，中、美、英平准基金委员会主席。期间，受蒋介石指派赴美国谈判借款事宜。当时的中国驻美国大使胡适先生曾赠诗与之共勉：“偶有几茎白发，心情微近中年。做了过河卒子，只能拼命向前。”最终他们促成了数额为2500万美元的中美“桐油借款”。1939年和1940年又促成了两笔总额为4500万美元的贷款，为抗战作出了重要贡献。1947年任国民政府委员，并主管中央银行外汇平衡基金委员会。1948年当选立法委员。1950年陈光甫将上海商业储蓄银行香港分行易名为上海商业银行，在香港注册。1954年定居台湾。1965年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在台北复业，任董事长。1976年卒于台北。

中央银行理事、中国银行常务董事、交通银行董事、贸易调整委员会主任和国民政府委员。

1915年创办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始终以“服务社会，顾客至上”为宗旨，致力于银行近代化，短短20年间，就从仅有七八万元微薄资本的“小小银行”成长为中国第一大私人商业银行，拥有几十个分支机构，被誉为“中国最优秀的银行家”、“中国的摩根”。民族危亡之际，他毅然受命赴美，与胡适等鼎力促成美国政府的“桐油贷款”，对抗战贡献至大。

上海银行在我国近代金融史上创造了一个奇迹,陈光甫也因此被誉为中国近代最成功的企业家之一。

陈光甫是一位贡献卓越的著名银行家。他于1915年创办上海商业储蓄银行银行业中，却是首屈一指的。

1917年，该行专门设立储蓄处，除仿效钱庄搞往来存款外，特别致力于小额银行储蓄存款服务态度纸烟，因为这是不礼貌的。当时一般钱庄对小额存款看不上眼，特别是对银元存款，是不给利息的。而上海银行认为多数小额存款反而比少数大存户稳定性强，因此它对于小数目的储蓄存款致力很大，特别提出一元即可开户的宣传，这在当时金融界是不屑为的。曾经有人嘲笑这个小银行的这种做法，拿了五百元要求开五百个存折，上海银行并不以此为耻，而是热情接待，更加扩大对储蓄的宣传。以后继续开办的有零存整取、整存零付、存本付息、子女教育储金、养老储蓄、礼券储金等。

上海银行从办储蓄所获得的利益是很大的。从1915年的存款为一万八千八百余元，到1921年即达一百十七万元，1933年达三千三百三十万元。该行储户很多，而且有不少是十年以上的储户。这是一笔非常稳定的存款，可供银行投资运用，准备金也远比活期存款

在一般存款方面，该行除了办理钱庄式的往来存款以外，还开办新式的活期支票存款，开当时风气之先。这种活期支票存款实行柜员责任制的服务方式，就是由营业员负责验票、收款、付款，不像许多银行把验票与收、付款分开。实行一人负责的优点是，便利顾客，免得顾客跑两处。柜台人员因为经常与存户打交道，对于支票印鉴一看即知，一般不用再对印鉴，职员认识顾客和了解顾客的信用，对于经常往来的存户，还能做到不验印鉴和不看结存，即可付款，提高效率，能够博得顾客的好评。这种灵活的经营方式，往往多属于上海银行首创。虽然严格地说，这些做法，有悖于制度的贯彻，但是从为顾客服务的精神来看，仍是值得称道的。

1927年初，蒋介石率国民革命军东进江西、浙江，直逼上海。以陈光甫和虞洽卿为首的“江南财团”予以支持。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陈光甫被任命为中央银行理事、中国银行常务董事、交通银行董事、贸易调整委员会主任和国民政府委员等职。抗日战争时期，陈将上海银行相继迁往法租界和香港，并及时在西南组设新机构。他曾作为政府代表，赴美国洽谈对华援助事宜。抗战末，跟美国人合作在美组织公司，试图引进外资，未果。1949年，陈光甫出走香港。其时，周恩来曾委托黄炎培请他回国，他未从命。其后几经周折，“一事无成”，于1965年定居台北，直至逝世。

上海银行以不到10万元起家，不到20年，从“小小银行”成长为私人银行中的大哥大；洋行学徒出身的陈光甫，成了20世纪前半中国首屈一指的银行家。其原因何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天时”、上海金融环境的“地利”、两个结盟兄弟当左右手的“人和”，肯定都有关系。又有论者单就银行管理而言，认为陈在上海银行里的“绝对权威”地位，起了决定性作用。〔注3〕至于他个人的成功，“苦学”、“进取”自不待言，“志向”、“胆略”也的确出众。而他的专业精神、全无官商陋习的金融创新——诸如率先办理“1元开户”和“服务上门”、推行货物抵押放款、改革货币流通中陈规、开办国外汇兑等等，则被认为是更基本的条件。

过去百年间，称得上银行家的中国人不多。这不仅因为银行数量有限。史家指出：“20世纪的中国银行体系，没能为整个经济的发展，发挥其创造信用的职能。首先，中国的现代银行业是不发达的。1928－1937年间成立了128家银行，到1937年共有164家现代银行，其支行为1597家；且大部分集中在沿海省份的主要城市。其次，抗战前发展起来的现代银行体系，被扭曲成了一个主要为一直负债的政府筹措资金的工具”；这个由（中央、交通、中国和农业）“四家政府银行居统治地位的集中化的银行结构体系……其总目标就是实行‘经济控制’；而控制所要达到的目的，却不是为了经济改革和发展，而是为了武力统一中国提供资金”〔注5〕——在如此“银行结构体系”中的佼佼者，或许并不值得夸耀。因此，我也很难从诸如“善财童子”钱新之、“新型银行制度的创立者”张嘉璈以及“爱国金融家周作民”等人当中，再加选一位列入榜上。经反复比较后，我选择陈光甫，乃是因为跟那几位同样属于金融界出类拔萃之辈相比，应该说他是最“现代”的，即：比别人更自觉、更彻底地扬弃了“官商”办银行的传统，而代之以更为专业化的金融创新和服务意识。〔注3〕和同时代其他成功经济人士一样，陈光甫也未能脱离政治。特别是由于20年代“中央政府的财政紧张，外国贷款来源减少，这将中国的银行家们推到了强有力的地位上”。作为著名的“江浙财团”主要代表人物，他在1927年以??然，其间他对蒋侵害资产阶级利益的行为，曾予以抵制〔注2〕；而海外史家，则就此提出了“资产阶级：牺牲者还是同谋者？”这样一个引人深思的问题。〔注5〕

〖附〗虞洽卿（1867～1945），名和德，浙江镇海人。15岁到上海当学徒。1895年起，先后任几家洋行、银行的买办。1908年，在沪集资设立宁绍商轮公司。6年后辞该公司总经理职，独资创办三北轮船公司，再办宁兴、鸿安两家轮船公司，到抗战爆发前夕，三公司共有船30余艘，总吨位91000余吨，为民营之冠。此外，他投资于其他多家企业。虞洽卿是江浙财团的“台柱”，曾任上海总商会会长、淞沪市政会办、公共租界工部局华董等。“五四”、“五卅”运动期间，他操纵上海总商会会务，阻挠“三罢”斗争。1926年11月赴南昌谒蒋介石，代表江浙财团许以金钱资助。翌年“四一二”政变后，被聘为上海警备司令部顾问，从此一直支持蒋的反共政策。历任上海特别市市政会办、国民政府全国经济委员会委员、上海租界纳税华人会主席、上海市轮船公会主席等职。1937年“八一三”上海抗战后，任上海难民救济协会理事长，打着“救济”旗号，利用海轮运输洋米牟利。1941年离沪去渝，在重庆与王晓籁等合组三民运输公司，又与缪云台合营三北贸易公司。（据《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历史卷）

另：不知何故，以上简历未记载虞洽卿两个重要经历：其一，他早年参加了辛亥革命，曾被聘任上海都督府首席顾问官和外交次长等职。其二，1916年，他和孙中山等联名向北京政府申请开办上海证券交易所。几经周折，该交易所继北京证券交易所营业后于1920年开业，虞出任首任理事长。（据汪仁泽撰《上海著名企业家虞洽卿》，载熊尚厚主编《民国著名人物传（三）》）

〔注1〕潘泰封，《早期之中国旅行社》，《文史资料选辑》第71期，中华书局1980年。

〔注2〕江绍贞，《勇于开拓和革新的银行家陈光甫》，载熊尚厚主编《民国著名人物传（三）》，中国青年出版社1997年。

〔注3〕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编，《近代中国金融业管理》，人民出版社1990年。

〔注4〕黄鉴晖著，《中国银行业史》，出版社1994年。

〔注5〕费正清主编，《剑桥中华民国史（第一部）》（1983），1991年中译本。

〔注6〕杨桂和，《陈光甫与上海银行》，《文史资料选辑》（第23辑），中华书局1962年。

我国的旅游业起步较晚，它创办于本世纪二十年代，是由著名银行家陈光甫先生首创。

二十年代初期，中国的旅游业还处于空白，其时旅游业务皆由外国在中国的金融机构包揽，如英国人经营的“通济隆公司”、美国的“通运银行”等皆设有旅行部，这些银行在上海、香港等各地的分行，也设有旅行部，包办中外旅客一切旅行业务。这些旅行部还发行旅行支票，时人称为“通天单”（在当时军阀割据地币制不统一情况下，可通行使用）。当时政府对旅游业素不注意，更无人想到收回此项外溢之利权。

一九二三年夏，颇负盛名的金融家陈光甫在香港拟往云南旅行考察，便到一外商经营的旅行社购买船票，见该社售票处的外籍职员与一女子笑语谑声地交谈，陈静立良久也无人理采，乃废然而退，转往通运银行购票。途中他思潮起伏，遂毅然决定创办中国人的旅行社，并即搜集有关书籍资料带至船上阅读。当时全国教育会第九次会议定于十月二十二日在昆明举行，各省代表均须集中上海经香港转越南乘滇越铁路前往。陈不愿教育界人士在旅行中吃苦头，故致电他的上海银行总行，嘱即与该会议主管人员接洽，包办各省代表在上海之车船食宿，与会人员咸称便利。上海银行即于是年八月设立旅行部，并呈请交通部准代售铁路车票。当时交通部正在召集全国铁路联运会议，素无先例的申请案甫经交议，即遭洋人代表反对，中国代表对这与洋人争权的新鲜事物竭力支持，卒获通过。上海商业银行旅行部最初仅在上海代售沪宁、沪杭的火车票，后陆续与长江航运、南北海运及外国各轮船公司订立代办客票合同，不久便推广至京绥、京汉、津浦各铁路，并在各地分行添设了若干旅行社分社。一九二四年，陈光甫针对当时通用银元携带不便，在各地又须“贴水”（兑换当地钱币时的损耗），银行钞票有流行区域限制等困难，故随着旅游业务的扩大，一九二七年陈光甫决定将旅行部从银行中分出来，成立中国旅行社，各分行的旅行部为下属分社。至此，中国始正式出现大型旅游事业。

一九三零年十二月，陈光甫北上旅行经徐州车站时，看到三等车乘客餐风饮露宿于车站之情形，又嘱中国旅行社在若干地区设立了招待所和食堂。并于该年聘赵君豪为主编，创办了我国第一家旅游刊物《旅行》，该杂志图文并茂，介绍国内外名胜古迹，启发提高中国人对祖国大好河山的热爱及旅游兴趣。

从旅行部到中国旅行社因为首创，加上办理车船票手续繁琐，所以每年陈光甫都要亏本。同仁好友纷纷劝其停办，陈不为所动，并说：“这个旅行社虽说年年亏本，但为国家挽回了不少的利权，不然又多送入外国许多钱了。”

商业奇才陈光甫先生创办的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是民国时期最大的民营银行，其本人在国内外的声望，也令他成为国共两党竭力争取的对象。

陈先生与当时及现今一般民营企业家不同，恪守“敬远官僚，亲交商人”的处世哲学，对权力若即若离，也不服从乱命。1927年北伐军攻占武汉，曾命令武汉银行界停兑现金，他为了维护银行信用，拒不执行。陈痛感北洋军阀腐败，又反对共产革命，仍选择了支持蒋介石，曾积极为之筹措军饷。蒋介石几次请他做官，却都被推辞了。国民党上台后，宋子文开始以官方参股方式控制民营银行，陈不得不利用与孔祥熙的交情谋求自保。

遇到关系国家民族利益的大事，陈光甫仍以大局为重。1935年国民党推行币制改革，恰逢国际市场白银价格猛跌，他应孔祥熙之请赴美，与美财长摩根韬谈判，签订“中美白银协定”，稳定了国内金融。抗战爆发后，国民政府急需贷款购买军火，他于1938年接受蒋介石的使命再度赴美，与摩根韬谈成2500万美元的“桐油借款”，解了燃眉之急。

1947年4月，陈光甫在蒋介石坚邀下出任新的国民政府委员。当时国共内战已经爆发，部分在野党派参加了国民党召集的“国民大会”，通过《中华民国宪法》，宣布结束“训政”实行“宪政”。陈光甫和上海经济界都认为“要解决当前紧急的经济问题，先得停止内战”，他抱着一线希望参加了政府。而国民党方面的状况则是：“求统一，就不得不打共产党；要打共产党，就不得不向外国借钱；要借钱，就不得不改组政府，至少也得表面上换个样。美国政府说得很清楚，钱可以借，一党专政要结束，政府要改组。”

他在日记中憧憬：“这是一个新纪元的开始”，中国“几千年来没有宪法这一回事，一向是以兵力争天下”，国民党执政二十年，也是如此。如今提前实施宪政，原因有二：一是执政表现差，“尤其是抗战胜利之后，失尽民心”；二是“受世界潮流所逼迫而不得不作还政于民的表现”。但又担心民主选举制度被滥用：“大家想办法，玩手段，目的在获选。在现今的恶劣环境中，结果当选的必多是些无知无识的土痞流氓。”

陈光甫“三句话不离本行”，调侃道：“政府比如银行，大股东一向是国民党，而蒋主席是董事长，银行闹恐慌，大股东急了，去找些人来帮忙，一面给他一个董事或监察人的名义，一面送一二十股的股票给他，算是参加的代价”。他分析：“要继续打内战，国民党本身已经没有这能力，于是非向美国借款不可，于是才有今天的新政府”；但仍寄望于“既然有新股东参加，就少不得有新股东说话的权利”，“今天所成立的联合政府将减少国民党独裁的程度”（《陈光甫日记》，1947年4月23日）。

1948年战局大变，中共发布“五一口号”后，香港125位民主人士在一封公开信中说：“一年以前，都市里许多不关心政治的上层人物，表示并不反对国民党打共产党，但希望早一点打完共产党，快点给他们和平。现在呢，他们改变了，他们希望共产党早点打完国民党，快点给他们和平。”陈也在日记中抱怨：“全国人民莫不要和，今日要打惟南京耳，此为吾在各地观察之结果。”（同上，1948年11月23日）

陈光甫判断出中共将胜，担心“一边倒”。他1948年12月抵达香港后，读到英文报纸上刊载的宣言，说共产党取得政权之后，允许私人经营事业云云。陈已准备长住香港，此刻又觉似可不必：“一来搬家费事，二来共党政策不扰动做生意的人，不反对中外私人事业，不仿照俄国铁幕政策，我住上海，与香港有何不同?”（同上，1948年12月5日）他开始注意搜集中共政策，尤重经济政策。

1949年1月21日蒋介石“引退”后，沪上各界组成“上海人民和平代表团”前往北平和谈，代总统李宗仁邀请陈光甫参加，被其婉拒。中共方面也期待他去北平，不断释放善意。毛泽东托人送来《毛选》一套，陈回赠以清人书法册页。老友章士钊、黄炎培、李济深等连绵劝归。1950年4月，中国银行在北京召开董监事会议，邀请在港董事陈光甫、宋汉章、张嘉璈、李铭、钱新之等出席，他们商之于杜月笙后，委托专人与会。此举引起国民党的紧张，加大了对去港经济界人士的压力。出于种种顾虑，陈一直称病观望拖延。

1950年6月，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在总经理资耀华推动下,率先导入公私合营机制。陈光甫仍为董事长，但逐渐失去对银行的控制。他暗中抽走部分大陆资金，于1951年元旦在香港重新注册“上海商业银行有限公司”。1952年“五反”运动爆发，银行业即将全行业公私合营，陈要求资耀华去香港汇报，资未答复，旋即被隔离审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