韦杰（1914年3月29日—1987年2月3日），广西壮族自治区东兰县人。壮族。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共产主义战士、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人民解放军优秀的政治工作领导者和优秀的军事指导员、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级将领。

韦杰，1929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七军班长、排长、连长，红三军团第五师十三团营长，红十五军团第七十三师二二三团参谋长、团长、骑兵团团长，第七十四师师长。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学员队队长，八路军总部特务团团长，八路军一一五师三四四旅六八八团团长，八路军一二九师新编第一旅旅长，太行军区第五军分区司令员。解放战争时期，任晋冀鲁豫野战军第六纵队副司令员兼十六旅旅长，华北军区第十四旅队司令员，第十八兵团六十一军军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第十八兵团军长兼川北军区司令员，中国人民志愿军第三兵团第六十军军长并入朝参战，回国后，先后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高级函授系主任，成都军区副司令员。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是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被选为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1987年2月3日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七十三岁。

1914年3月29日，韦杰出生在广西壮族自治区东兰县五联乡仁义村弄引屯的一个壮族贫苦农民家庭。韦杰幼年不能上学读书，只得放牛割草。到少年时，他先跟父母亲在大山的石缝里掘地而耕，种植杂粮糊口。后来，他又跟哥哥韦士超到山外去替人挑桐油 赚脚钱。每逢灾年荒月，韦杰家被迫借债度日，备受地主豪绅的压迫与剥削。

在东兰，无论男女老幼，谁不知道拔哥韦拔群。在韦杰的心目中，拔哥可是个了不起的人物，他领导穷人打富济贫，抗捐抗税，有权有势的土豪团董都怕他几分。一天，韦杰和哥哥从山外回来路过三石圩，见圩场熙熙攘攘，热闹非凡，就挤进去看看。只见圩场中央摆着一张八仙桌，一个络腮胡子的大汉站在上面，一边慷慨激昂地发表演说，一边把钱物分给穷人。人们发狂似地欢呼：“拔哥！”“拔哥！”原来此人就是神奇的韦拔群。韦杰仰脖踞脚看着，想起了父母亲常说的话：“太平军又要来了，世道要变了！”

1925年秋，五联乡成立了农民协会，韦杰的哥哥当了主席，韦杰也成了农民自卫队的小战士。次年，东兰县的农民运动在韦拔群等的领导下进入高潮，12岁的韦杰受农民协会的派遣参加了东兰农民运动讲习所的学习，亲耳聆听韦拔群的教诲，接受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启蒙教育。回乡后，他积极投身打土豪反恶霸的斗争，赶走了民团营长黄奉三，杀了外号“黄鼠狼”的恶霸黄卜堂，广大群众扬眉吐气，个个欣喜若狂。

1927年8月，韦杰随胞兄参加了农民暴动。不久，国民党桂系军阀调集重兵“围剿”东兰、凤山农军。胞兄韦士超在斗争中被敌人杀害。韦杰不怕牺牲，跟随农军继续坚持斗争。

1929年12月，邓小平、张云逸等组织发动百色起义，创建了红七军和右江革命根据地。15岁的韦杰闻讯，便和六七个自卫队员告别家人，步行五天五夜赶到平马，报名参加了红七军，成为红七军的一名小战士。以后，他随红七军北上，转战千里到江西中央革命根据地，历任红七军战士、班长、排长、连长，参加了红七军的历次重大战役战斗和中央苏区的第三、四、五次反“围剿”作战。1933年3月，韦杰在斗争中经受考验，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33年夏，韦杰于红军总部特科干训队学习毕业，奉命担任红三军团第五师侦察连连长。1934年10月，由于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指挥，导致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红一方面军被迫撤离中央革命根据地，8．6万余人开始艰苦卓绝的长征。韦杰带领红五师侦察连一直充当全师的前卫。同年11月，他率部参加湘江战役，在广西灌阳新圩一带阻止国民党桂系军阀的疯狂进攻，掩护中央纵队安全渡过了湘江。

1935年1月，中共中央在贵州遵义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结束了王明“左”倾错误在中央的统治，确立了以毛泽东为首的新中央的正确领导，从此中国革命转危为安。同年2月24日韦杰率领红五师侦察连在二渡赤水之后，于桐梓县南接到军团长彭德怀的命令：先敌抢占娄山关，为红军再占遵义迂回作战，甩开敌人的围追堵截开辟道路。

娄山关，系川黔通道的咽喉。为了追击北上的红军，贵州军阀王家烈部集结于关南的板桥地区，蒋介石的中央军薛岳部殿后，妄图夺关据险堵击红军。因此，抢占娄山关成为敌我遭遇的关键一仗。韦杰带领的侦察连，大都是广西出来的红七军战士，连指导员覃应机还是自己的同乡战友，并且在中央苏区时都接受过朱德总司令的直接训练，在彭德怀军团长的指挥下多次经受战火的考验，以这些从桂西山区出来身经百战的“老广”作为抢占娄山关的前锋。那真是毛泽东、彭德怀独具慧眼！

抢占娄山关之战，以红十三团为三军团的前卫，而韦杰所率领的侦察连则是红十三团的前卫。韦杰指挥全连换上国民党从校官到士兵的服装，在寂静的夜里，穿山林，走小路，向娄山关急速前进。指导员覃应机带领一个排作前导，韦杰带领的手枪排紧跟其后。天将亮时，侦察连摸到娄山关以北不远的小客店附近。这时，只见几个打前站的王家烈部官兵走进客店。韦杰率部一拥而上，将他们一举擒获，并说是薛岳部队的侦察兵，要“委屈”他们把军情说出来。当韦杰得知王家烈的部队已于拂晓前开拔，正向娄山关行进之时，他立即指挥部队冲向娄山关。然而，迟了一步，王家烈的尖兵队已由南而北从关口下来了。敌高我低，地形对侦察连很不利。韦杰当即命令部队闪伏于路的两旁，待敌人进入埋伏圈后再打。仅20来分钟的时间，就把王家烈的尖兵队消灭了。接着他们一鼓作气，冲上了娄山关，抢占了制高点两旁的山腰要地。敌人的大部队来了，死命往上冲，但已无能为力。韦杰和覃应机率领的侦察连在娄山关死死地阻击，而且我后续部队源源赶到并投入战斗，敌人插翅也休想攻上娄山关。

娄山关战斗，一直持续到第二天的下午。仰攻的敌人支持不住，终于全线崩溃。此战共歼敌两个师又八个团，是长征以来所取得的第一个大胜利。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毛泽东对娄山关遭遇战的胜利给予了很高的评价。韦杰在总结这次战斗的经验时说，与敌人打这样的遭遇战，一要快，二要争，三要活。他作为人民军队中的一名指挥员，在战争的实践中日渐成熟。

此后，韦杰率领侦察连在巧渡金沙江，抢渡大渡河，翻越夹金山，直到甘南的艰苦行军作战中，一直担任前哨任务。1935年9月，徐海东率领的红二十五军自鄂豫皖革命根据地西征到达陕北，与刘志丹领导的红二十六、二十七军会师，合编为红十五军团。11月，中央红军打下直罗镇后，韦杰被任命为红十五军团七十三师第二二三团参谋长。翌年2月，为了扩大抗日武装和陕北革命根据地，以实际行动尽快落实瓦窑堡会议提出的策略方针，促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韦杰奉命率部随“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队”渡河东征。5月回师后，韦杰调任第二二四团团长。9月，又奉命担任军团部直属骑兵团团长。

1936年9月，红二、四方面军战胜了张国焘右倾分裂主义的干扰和敌人的围追堵截，挺进甘肃。中共中央及时作出了红军三大主力会师会宁的伟大战略决策。9月30日，韦杰接到军团长徐海东的命令，先敌王均、马鸿逵等部攻占会宁城，为三大红军主力会师打开通道。

韦杰率领的骑兵团驻扎在宁夏同心城，距会宁约300余里。9月30日当夜，韦杰率骑兵团飞驰到会宁以北的打拉池隐蔽起来。10月1日，韦杰根据调查到的敌情，召集干部制订攻城方案，并进行紧张的攻城准备和战斗动员。下午五时，骑兵团迅猛直扑会宁。当时会宁城驻守有敌保安团400余人，国民党王均、马鸿逵部正向会宁运动。10月2日晨五时许，韦杰率领骑兵团直逼会宁城下，分兵从北门和西门突击。前卫连旋风似地进抵城门外约300米处，以猛烈的机枪火力扫射欲关城门之敌，随即冲入城内，迅速围歼据守城西街学校之敌。韦杰率领两个连的骑兵冲入敌阵，挥刀杀敌，喊声震天，仅经十多分钟的激战，就全歼保安团一个营和县常备队一部，俘敌300余人，缴获长短枪300余枝。

10月22曰，红军三大主力胜利会师于会宁、静宁地区，伟大的长征胜利结束。在会宁举行的庆祝胜利会师大会上，朱总司令、徐向前、陈赓等分别讲了话，盛赞骑兵团开路之功.

1937年初，韦杰调任红十五军团第七十五师师长。同年5月，他奉命入延安抗大第三期学习，聆听了毛泽东、张闻天、朱德等中央领导同志的报告和演讲，文化知识和理论政策水平得到较大的提高。

1937年冬，毛泽东、朱德亲调韦杰担任八路军总部特务团团长。他与团政委、红七军战友李志明稍做准备，即东渡黄河，奔赴抗日前线。1938年夏，为了加强野战部队，朱总司令又把韦杰调到八路军第一一五师三四四旅六八八团当团长。韦杰立即率领第六八八团转战晋东南，歼灭日伪军1400余人，创建和扩大了晋东南敌后抗日根据地。

1939年2月，日寇出动1万余人，向我鲁西北和冀南抗日根据地进行大规模的“扫荡”，冀南之敌妄图合围八路军在南宫的党政机关。韦杰率领的第六八八团奉命归第一二九师三八六旅指挥，参加冀南、鲁西北抗日根据地的反“扫荡”斗争。2月8日，韦杰接到第三八六旅陈赓旅长的电令，率部于当晚赶到肥乡、曲周、威县一线公路南侧设伏，分段袭击从邯郸向南官方向运动之敌，以迟滞敌人的行动。9日上午，日军兵分四路从邯郸经肥乡向威县方向进逼。该敌行军队形稠密，不易各个击破。加之第六八八团埋伏于开阔地带，缺乏平原作战经验，在这样的情况下分袭敌人，势必难以取得预期战果。韦杰决定另寻战机，得到陈赓旅长的同意。

韦杰率领第六八八团撤出阵地后，其部侦察队了解到，日寇的一支轻装大队担负沿途保护主力的任务，夜间于威县县城宿营。韦杰决定围歼这股敌人，得到了旅部首长的批准。威县县城是敌人补给线上的一个重要据点，由日军第十师团第四十联队一部和一些伪军驻守，加上轻装大队约300余人。晚11时，韦杰指挥第三营营长吴思行率第十一连配属八二迫击炮两门和一个重机关枪排对威县县城东门突然发起猛攻；营教导员崔建功率第十连牵制南门之敌；第九连和第十二连及重机关枪连镇后。激战约半小时，梦中之敌猝不及防，人叫马嘶乱作一团，伤亡惨重。第六八八团未等敌人组织上反击，即撤出战斗，向香城固转移。

善于山地作战的第六八八团刚从太行山上下来，就取得了这一对敌突袭的胜利，士气高涨。但韦杰感到，第六八八团的平原作战毕竟是初次，把握不是很大，到底能否再战？根据以往的经验，失败的日军一定会纠集力量寻机对我报复。于是，韦杰与政委进行周密分析，认为香城固以前驻过军，有较坚固的工事，可凭以拒敌，而且西边有一沙枣地段，还有村落，退可守，便决心迎敌再战。

10日凌晨，遭我六八八团袭击重创的威县日军老羞成怒，抽调第四十联队所属的安田中队，携炮四门，分乘八辆汽车和装甲车，气势汹汹向香城固扑来。中午时分，敌前锋进入第什营、南草厂。我骑兵连即予阻击，且战且退。当敌人被诱进香城固北八路军埋伏圈后，韦杰下令所部从四面八方一齐猛烈扫射。敌人无力还击，丢下几十具尸体和一辆汽车，向后退缩。正面进攻失利，敌人改以小股对张庄我三营实施牵制性进攻，而以主力猛烈进攻我镇东北，我二营水井处一排的阵地失陷。韦杰下令二营的一个连坚决反击，夺取水井阵地，并粉碎敌欲占领古庙制高点的企图，使敌人一筹莫展。下午四时左右，敌又以小股多路的战法向我三营阵地攻击，但其势已衰，只是拖回尸体和伤兵而已。这时，我三八六旅许世友副旅长率领新编第一团赶到，增援六八八团三营，并从左翼出击断敌退路。韦杰即令一、二连从正面沿公路两侧实施突击。下午六时，八路军向敌人发起总攻，经40多分钟的勇猛冲杀和白刃搏斗，一举将敌人消灭，共计毙敌大队长以下200余人，俘虏17人，缴获山炮和迫击炮各一门、九二步兵炮两门、轻重机枪六挺、长短枪数十枝、各种子弹3万余发，击毁汽车、装甲车八辆。

香城固诱伏战的胜利，是韦杰坚决执行刘伯承师长、陈赓旅长作战意图，指挥在平原地区打的一次大胜仗，打出了八路军的威风，挫败了敌人的锐气，创造了八路军平原反“扫荡’作战的一个模范战例。为了防止敌人报复，六八八团撤出香城固转移到南乐。此时，正是腊月三十，老百姓慰劳韦杰胜利之师，热闹非凡。威县、南乐一带的人民，为香城固的胜利而欢欣鼓舞，他们将香城固的胜利编成歌谣处处传唱：十冬腊月好冷天，日本鬼子占威县。城南有个香城固，驻扎八路老八团。东洋强盗太猖狂，得陇望蜀想吞天。没想碰上老八团，一个中队全完蛋！

1945年8月，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中国人民艰苦卓绝的八年抗战胜利结束。蒋介石在美国的支持下玩弄“和平”阴谋，先后三次电邀毛泽东赴重庆谈判，而背地里却积极准备内战。中国共产党对蒋介石“和谈”、“内战”的反革命两手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8且29日，国共两党在重庆开始谈判，蒋介石为了在谈判桌上逼我就范，以达到他内战独裁的目的，于谈判期间电令国民党阎锡山部13个师的兵力、向我在山西的第一二九师根据地的上党地区发动进攻。9月10日至10月12日，我晋冀鲁豫军区按照毛泽东亲自批准的上党战役计划、集中主力及地方部队3．1万余人，在民兵5万人的配合和根据地人民的大力支持下，向阎锡山部展开了坚决的自卫反击。

此时，韦杰率领的第二支队埋伏于长治以北八公里的官村，当他侦知阎锡山将从太原往长治空运军用物资，派兵到机场接应的情况后，即调部队埋伏于从长治到机场的必经之路两旁。上午八时过后，敌一个团约600人从长治开来，进入了埋伏圈，韦杰一声令下，一个团插入敌后断其退路，另一个团直逼机场南头，阻止敌人从长治增援，然后兵分三路夺取机场，把敌人分割消灭，不到两个小时，就歼灭敌人500余人。接着，二支队乘胜与太行四分区石志本支队合击壶关之敌，以炸药破城而入，南北夹击城内之敌，歼敌一个正规团，加上伪军共2000余人。上党战役在刘伯承、邓小平亲自指挥下，共歼灭国民党军3．5万余人，夺回长治、壶关、长子、潞城、屯留、高平等六城,迫使国民党蒋介石不得不与我签订《双十协定》。

但是，蒋介石并未因此而改变其内战独裁方针。重庆谈判后，他变本加厉地以80万大军向我华北解放区进逼，妄图打通平汉铁路，抢占平津，控制同蒲、平绥、津浦铁路，夺取华北。我晋冀鲁豫军区不畏强敌，奉命发起邯郸战役。韦杰率部下太行，克磁县，炸掉安阳至邯郸一线的铁路和桥梁，攻陷马头镇，共歼敌1300余人，为邯郸战役的胜利创造了有利条件，受到刘、邓首长的表扬。

1946年6月，蒋介石悍然撕毁停战协定和政协决议，大举向我中原解放区发动进攻，挑起全面内战。8月，为了打乱敌人的进攻部署，我晋冀鲁豫野战军遵照中共中央军委的命令，发起陇海、定陶战役，旨在消灭敌人二三个旅，以控制徐州、开封之间的铁路及路南部分城镇，策应中原、华东野战军。韦杰奉命指挥第六纵队及三纵第八旅，作右路军袭取兰封，消灭敌人两个保安团，俘虏100余人，缴获足够六纵打三年仗的武器弹药。敌从郑州调12辆坦克增援．亦被包围歼灭。

兰封解放后，蒋介石调集30万大军向晋冀鲁豫地区发动大规模的进攻，妄图占领鲁西南，打通平汉路。徐州之敌向菏泽地区推进，企图钳制部队于定陶、曹县地区。韦杰等率领第六纵队参加阻击菏泽、曹县两路敌人的战斗。参战部队根据野战军总部的指示，保持不紧不松的作战状态。因为打得太紧，敌人不敢冒进，打得太松，敌人进展太快，又不利我战役准备。这一牵制战持续一个星期，终于将敌整编第三师引到预定的大杨湖、小杨湖一带。

9月4日，第六纵队开始反击围歼大杨湖之敌。敌人在飞机、坦克的配合下作垂死挣扎，战斗异常激烈。韦杰冒着敌军猛烈的炮火到离敌前沿仅300米的第十七旅指挥所指挥总攻，后又随指挥所冲进大杨湖街。这时，刘伯承司令员亲临战斗第一线，韦杰陪司令员到各阵地视察，给战士们以极大的鼓舞。9月6日，敌整编第三师阵势大乱，仓皇向南逃窜。次日，被部队全歼于大李砦。继而，部队乘胜追击，一举歼灭敌整编第四十七师两个旅。大大超额完成了预定作战任务。定陶战役后，韦杰奉命率部撤回豫北休整。为了打破蒋介石对山东、陕北两个根据地的重点进攻。

1947年3月，韦杰率部参加豫北对敌反击战，破坏黄河铁桥，消灭平汉路沿线之敌，并攻克汤阴城。汤阴是敌人在豫北的一个重要据点，由国民党整编第三纵队司令孙殿英率1万余人驻守。4月5日，韦杰率部包围汤阴，敌从安阳出动六个旅增援。韦杰决定以攻城吸引援敌，达到既消灭援敌又夺取汤阴的目的。部队以炮击、挖坑道、爆破城外壕沟等战法，攻破了防御严密的汤阴，活捉了孙殿英。孙殿英在抗日战争时期是国民党的一个军长，韦杰当时在新一旅，为了团结抗战与他打过不少交道。所以这次他被俘虏后，一定要见韦杰。在纵队司令部，韦杰见到他开口便问：“你叫什么名字？”他回答：“我叫孙殿英。孙麻子就是我。”韦杰听了付之一笑，便派人将他送到野战军司令部。汤阴战役韦杰部在各纵队的协同下，共歼敌4．5万余人，除缴获大批武器弹药外，还缴获了孙殿英在北平掘墓盗得的慈德太后宝剑一把、玉石西瓜一个、藏在红缎衬里的大人参一支，韦杰悉数上交。他只留下了缴获孙殿英的美式手枪一枝，常常带在身边，直到1961年献给了淮海战役纪念馆。

1947年6月，敌我形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解放军开始由内线作战转为外线作战。月末，刘伯承、邓小平率领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于鲁西南强渡黄河，揭开了人民解放军战略进攻的序幕。韦杰等率领的第六纵队于6月25日自汤阴出发，7月1日全部渡过黄河，立即投入鲁西南战役。仅半个月时间，我各路纵队就歼敌七个旅。韦杰率部围歼定陶、六营集、羊山集之敌共4000余人，解放了定陶、金乡、鱼台等城。

1948年2月，韦杰奉命调到华北前线。晋察冀军区聂荣臻司令员热情地接待了他，派他担任第十四纵队司令员，在安阳、新乡、焦作一带肃清地方土顽，铲除敌人残余据点。逾半年，韦杰又调任第十三纵队司令员，率部参加徐向前任总指挥的太原战役，负责攻击阎锡山在太原外围设置的四大要塞之一的山头要塞，并于11月11日攻夺到手。接着各部遵照中央军委指示，为稳住平津之敌对太原采取“围而不打”的策略。

1949年1月平津战役结束后，中央军委下令第二、三兵团和第四野战军炮兵第一师开赴太原归徐向前统一指挥，兵力达20万人。4月24日，总前委命令对太原发起总攻，1300门大炮一齐向太原轰击。此时韦杰任第十八兵团六十一军军长，率部主攻太原东门。战士们以飞快的速度攀梯越墙，攻下东门，冲进城里。整个战役仅用五个小时，就解放了太原城全歼守敌13万余人，结束了阎锡山在山西38年的血腥统治。

1949年5月，第十八兵团归一野彭德怀、贺龙指挥，沿同蒲路向西北挺进，投入解放大西北的战斗。此时，国民党胡宗南和马步芳、马继援部正调集西北主力，妄图作垂死挣扎，夺回被我一野解放不久的西安。韦杰接到彭总电令，即于6月6日率部赶到黄河北岸的风陵渡口，渡河后乘车于九、十两日进驻西安。接着韦杰马不停蹄，赶到咸阳以西的马嵬坡一野指挥部聆听彭总的作战部署，接受具体任务。回到驻地后，韦杰立即按照彭总的指示，率第一八三师渡过清河，呈弧形配置于咸阳西北及东北方向，以阻击二马，屏障西安。敌二马由礼泉攻咸阳，即遭重创。敌少壮派马继援扬言“咸阳不下马，西安吃早饭”，但从12日至13日的多次骑兵冲击，均遭韦杰所部狠狠打击。在韦杰的灵活指挥下，两天内就毙伤敌第二四八师师长韩有禄以下2000余人，敌败退，不敢再犯。咸阳一战的胜利，使西安转危为安，西安人民特地送给韦杰部“百战百胜”的锦旗，彭德怀、贺龙、习仲勋等领导夸奖韦杰的“六十一军咸阳战斗打得好”。咸阳阻击战的胜利，不仅保住了西北要冲西安，而且为解放军大兵团的集结赢得了宝贵的时间。

1951年3月中旬，韦杰的第六十军自新义州、遂安进抵伊川、新溪一带。此时，第五次战役正在准备之中。按当时的作战区分，在战役第一阶段中，第三兵团以第六十军为第一梯队，在陈机洞至新兴洞之间展开突破，然后于高沿山、大桥亭、化人峰、加齿顶一线切断美军第二十五师与土耳其旅的联系，并根据实际情况前出全谷里断敌退路，协同兵团主力歼灭被围之敌。4月22日，第六十军对敌发起攻击，将美国第二十五师与土耳其旅割裂，歼敌1000余人，击落敌机三架，完成了预期任务。敌人抵挡不住，开始后撤。第六十军由攻击转入追击，逼近汉城，敌我成相持态势。4月30日，第二阶段的战斗打响。第六十军在揪谷里至大龙山地段钳制美国第十军主力，歼敌一部，完成了割断美、李联系，配合我第九兵团与朝鲜人民军攻击东线敌人的战斗任务。5月16日，我军发动攻击后，因敌情发生变化重新调整部署。韦杰根据兵团的指示，下令第一七九师增强第十五军的突击力量，第一八○师完成钳制任务后进至加平、春川作兵团预备队，第一八一师调归第十二军指挥。这样，第六十军军部仅剩下机关和一个工兵营共300余人。

5月21日，60军因连续作战，干粮、弹药告馨而后方又一时供应不上，被迫停止对敌攻击。此时，敌人乘机反扑，志愿军司令部决定各兵团主力北移，向三八线后撤。第三兵团命令韦杰的第六十军担任防御阻击，掩护主力后撤和护送伤员的任务。军部立即发出将各师收归建制的电令。然而，此时第六十军的三个师分别在离军部120公里不等的地方，无法在短时间内归建布防。5月23日，敌人向我全线反扑，第六十军的三个师仓促在一线展开于30公里的正面，阻击北犯之敌。敌人以摩托化步兵和坦克等快速部队作先导，并以空军配合，顺公路凶猛插入春川地区，将我第一七九师和第一八○师分割开来，并于26日深入第一八○师后侧，形成对第一八○师的包围。军部当即命令第一八○师向西北突围。并急令第一八一师由华川以东接应。但因通讯失灵，27日六时第一八一师才到达华川、原川、均巨里一带。敌已先我占领该地，接应已不可能。而早在26日十八时，第一八○师已分两路突围，于27日九时会合于鹰峰，全师已不足1000人。十八时，韦杰再次下令第一八○师坚决向史昌里方向突围，并下令第一七九师取捷径接应第一八○师。但因山大路小，夜行缓慢，直至28日五时才赶到明芝观。而于当日，敌分三路合击史昌里。东西已连成一片，完全隔离了第一七九师与第一八○师的接触。28日晚，军部接到第一八○师的电报，但一直等到天亮才译了出来，未等军部作出决策，敌人已从加平方向突击，超到第一八○师前面。第一八○师主要领导没有与军部取得联系，便命令所部将武器掩埋，密码除留一套外也全部烧毁。军部再与第一八○师联系，指示他们向军部突围靠拢的方向，但再也没有听到他们的回音，增援解围计划宣告失败。此后，第六十军在兵团第十五军的增援下顽强作战，于29日完成了阻击北犯敌人的任务。

80年代，韦杰回忆起这段作战经历之时，说道：对于历史，应该是面对，不应该是回避。失败的教训往往比成功的经验更为宝贵，总结过去是为了告诫未来。

关于韦杰在朝鲜战场上第五次战役的表现，在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部党委会上，彭德怀司令员兼政委明确地指出：第六十军对情况的处理是正确的。撤军回国后，周恩来总理也曾当面对韦杰说过：“韦杰同志，五次战役没有你的责任。”可是，“文化大革命”中，一些人就此对他大加诬蔑和攻击。然而，事实终归是事实。韦杰毕竟已是一名军中老将，他坚信党和人民，经得起一切考验。

晚年的韦杰有一个最后心愿：反思抗美援朝中第五次战役一八○师的失利，这一心愿最后实现了，在身患绝症卧床不起的时候，他还说，邓小平同志号召全军要懂得现代化的战争，从抗美援朝第五次战役的情况来看，真正打现代化装备的敌人，要有适应现代化战争的指挥体制，指挥员要有指挥现代化战争的素质和能力，有协同作战的本领。部队要有好的作风，纪律严明，机动灵活，临危不乱，遇险不散，敢于牺牲。

这是一份由韦杰用录音机录下来后整理出来的文字材料，讲了七点，节选如下：

一、战役的作战动机是好的，想多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多占一些地区，有利于和谈。但在作战指导上轻敌麻痹，没有贯彻量敌用兵的原则，确定战役目标和任务超过了志愿军作战能力。敌军机械化装备，机动快，火力强，掌握了绝对制空权。而我军是劣势装备，补充一次弹粮仅能维持七天左右。在力量对比悬殊的情况下，我军作战，每次战役的规模不宜过大。口张大了，势必兵力火力分散，纵深大了，在物资保障和兵力机动上必然力不从心。部队远离后方大幅度跃进，未能趋利避害，结果一、二阶段未能圆满实现预期目的。对敌人企图判断有误，没有从最困难、最复杂的情况考虑，没有多设想几种作战方案，多准备几手对付敌人的办法。如一八○师奉命于北汉江以南担任掩护伤员转移任务时，敌人已发起进攻，该师还以为敌人是“以攻为守”，没有及时调整部署。

二、兵力部署分散，各级都没有掌握强大的预备队。战役中我反击部队一线展开向前平推，反击没有形成拳头，阻击没有突出重点，各级预备队很少，力量薄弱，缺乏后劲，部队消耗后无油可添。

三、未能选择良好的阻击阵地，实行重点防御。以劣势装备抵抗优势装备的敌人，必须有良好的阵地依托。我军由反击转入防御时，对此未能引起足够的认识，没有经验，给敌人以可乘之机。一八○师在北汉江以南阻击敌人，背水而战，地形条件极为不利，又未能以精兵扼守公路，使敌人突破防线长驱直入。

四、组织指挥不严，与友邻协同失调。第五次战役中在组织指挥上没有照顾部队建制，部队建制打得很乱，带来极为不利的影响。战役第二阶段结束时，兵团没有令我六十军采取防御，接到命令时，我军兵力相当分散，军里没有掌握战斗部队，一八一师距军部120多公里，一八○师在加平方向遭敌反扑，陷入不拔，无法归建，同时兵团也没有把该师交回来，掩护伤员转运的任务由兵团直接向该师下达。 实践证明，大兵团作战协同至关重要。5月23日在一八○师遭受敌人攻击时，友军事先未通报，突然后撤，使一八○师侧翼更加暴露，敌人乘机猛插城隍堂，使一八○师完全陷入三面受敌，背水作战的不利局面。

五、通信联络没有保障，指挥经常中断。在整个战役中，通信联络不能保持通畅，其原因：一是通信组织不健全，装备落后，技术不高；二是各级指挥员对此重视不够，还不善于运用通信工具和各种通信手段并用，以致使重要任务下达，紧急情况上报不畅；三是经常遭空袭，加之少数通信人员责任心不强，造成作战指挥受到干扰。有的电报没有发出，有的收到电报没能及时译出，造成指挥失灵，贻误了战机，造成被动。

六、后勤保障能力差，部队作战行动受到极大限制。在战役中敌人完全掌握了制空权，对我交通线进行轰炸封闭，战役中我军前出太远（六十军最远前出200公里），远离后方，补给困难，伤员难以后运，部队通常只能保持七天的作战能力，给作战行动和阻击敌人反扑带来极大的困难。

七、一八○师主要领导遇险慌乱，指挥失当。该师被围后，广大干部战士表现是好的，许多指战员表现出坚决勇敢，艰苦奋战，不怕牺牲与敌人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

1952年9月，韦杰奉命从朝鲜回国，他怀揣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一级国旗勋章，进入刘伯承任院长的南京军事学院学习深造，后任该院高级函授系主任。1955年，人民解放军实行军衔制，韦杰被授予中将军衔。由于韦杰功勋卓著，又荣获二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和一级“解放”勋章。

1957年10月，韦杰调任成都军区副司令员，直到1982年12月退居第二线。他以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和艰苦奋斗的精神，赢得了党和人民的信任，先后担任军党委书记，军区党委委员、常委、副书记、纪委书记，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并被选为四川省第五届人大代表、第五届全国人大代表。他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解放军的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文化大革命”中，韦杰遭到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无端诬陷和残酷打击，但他仍坚持原则，毫不屈服；他受到红卫兵的揪斗，仍然坚守岗位，坚持为党为人民努力工作，一言一行反映出了他光明磊落、刚正不阿的高贵品德。“文化大革命”后，他以多病之躯，继续为社会主义祖国贡献力量，不减当年雄风。从1973年至1982年间，他不仅为平反冤假错案作了大量富有成效的工作，而且先后在川东、川北、川西多次成功地组织部队进行山地防御和夜间攻防战斗实验性演习，并举办军、师团三级干部战役集训，研究和探索现代化条件下诸军兵种协同作战的新问题，为参加对越自卫还击作战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1979年2月，韦杰率领部队胜利地完成了对越自卫反击作战的任务。

退居二线后，他多次深入四川、东北、西北、广西等边远农村进行实地考察，为党的决策提出了不少具有真知灼见的建议。

韦杰是一位党性强，作风正，识大体，顾大局，言行一致，廉洁奉公，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将军。“文革”后他回家乡探亲，有人向他反映情况，他劝告说：“安定团结的好形势来之不易，再不要纠缠历史旧帐了，要团结一致向前看。社会稳定，人心稳定，国家才能长治久安，人民才能安居乐业，经济振兴才有希望。”他从不计较个人的得失，在战争年代里，他和战士同甘共苦，围蹲着吃饭，不吃小灶；把孩子寄养在老百姓家里，不时寄一些小米。解放后，他身居要职，仍然保持艰苦朴素的作风，家里常常成了来往战友和上访群众的“客栈”。在四川工作的二三十年中，领导班子多次更换，他一直服从组织需要，从不要求变更自己的工作和职位。他的子女亲属不少，但没有谁能从他那里得到特殊的照顾。相反，对司机、厨师等，他却千方百计地给予关心。一次，有位司机携带长着兔唇的儿子去他家玩，韦杰见了十分关心，当即督促司机尽快带孩子去作整形手术，并亲自为之联系了医院。

1987年2月3日，韦杰在北京去世；韦杰的骨灰被家人分为两半，一半在北京八宝山公墓安放，一半移至韦杰的老家广西东兰安葬。

韦杰忠厚耿直，平易近人。1983年，韦杰夫妇应邀回广西，在南宁时，有熟人请他们在南宁饭店吃饭，他们去早 了些就站在走廊里等候，也不亮出身份去休息室小憩。1985年，韦杰路过柳州，下榻地区招待所。在柳州检查工作的自治区主席韦纯束获悉，深夜赶去探望。此时韦杰已经休息，他休息前告诉秘书，有人找次日清早再来。可是秘书却忘了转达，第二天清早韦纯束一行有事离开了柳州。韦杰知道后，严肃批评秘书道：“别说是区人民政府主席来看我，就是一般同志来看也要接见，不应该出现这样的失误。”

韦杰是一位重乡情的将军，他身在军营，心怀桑梓。1954年，他带着家小第一次回到阔别25年的家乡。此后，他常乘工作之便，先后五次回东兰探望革命战友和父老乡亲。从1978年至1985年，他四次回广西东兰、巴马、凤山等老革命根据地柱杖调查研究，推动扶贫工作。所到之处，都是轻车简从，粗茶便饭。半路上老人可随乘他的车子。他常说，我是喝玉米粥长大的，不用什么招待，一碟豆腐两碗粥就够了。他把东兰的土拿到四川去化验，极力要为故乡的脱贫致富寻找一条好路子。耳濡目染，他的子女对故乡也怀有深厚的感情。

韦杰勤奋好学，有非凡的记忆力。他虽没有读过小学、中学，却在战争和建设中处处留心，学到丰富的学问。在生命弥留之际，他将自己一生的主要经历亲口录于20多盒录音带之中，凡数万言。1987年2月3日，他于北京逝世。以后，女儿韦娜莎将他的录音悉心整理出版，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成长发展史留下了宝贵的资料。

韦杰极为关心革命事业接班人的成长，他把教育培养好年轻一代作为己任。早在60年代，他就勉励青年学生：“学好文化科学知识固然重要，但还要把政治学习、提高思想放在首位，有了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才能更好地为人民服务。”在“文化大革命”中，韦杰告诫干部子女：“我相信百分之九十五的干部都是好的，他们跟随党和毛主席南征北战，建立了新中国，怎么可能一下子都成了黑帮？要多看看多想想，不要盲从，要独立思考。你们是干部子女，两派都不要介入。”“文革”结束后，韦杰偕夫人回广西，有干部子女感谢韦杰的教育，请两位老人吃饭，席间菜肴较为丰盛，韦杰当即劝导毋忘勤俭节约的美德，青年人应当继承和发扬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以及勤劳朴素的作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