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碑是中国南北朝时期（公元420-588年）北朝文字刻石的通称，以北魏为最精，大体可分为碑刻、墓志、造像题记和摩崖刻石四种。此时书法是一种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过渡性书法体系，钟致帅称魏碑“上可窥汉秦旧范，下能察隋唐习风。”魏碑书法对后来的隋和唐楷书体的形成产生了巨大影响。历代书家在创新变革中也多从其中汲取有益的精髓。

书法在中国历史上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它不仅是文化传播的工具，同时也陶冶着人们的思想品格。书法分类有多种：楷书，隶书，草书，行书，魏碑作为楷书的一种，散发着她独特的魅力。

魏晋南北朝时期，社会动荡不安，适应社会意识需要的佛、道之学勃然兴盛。佛、道的宣传方法是以写经为一大功德。尤其佛学，凡新建寺塔、塑造佛像，必延聘文学之士，撰写文章以纪其事。或凿石以作碑碣，或就天然岩壁摩崖刻写，一时间，从汉代风行的立碑时尚，转向佛学的建寺造塔、立碑刻石。四海之内虽战乱不止，造像求长生的心理却更加炽烈，刻石佛记文字漫山遍谷，不下数千万。魏碑应运而生。

东晋以后，南北分裂，书法亦分为南北两派。北派书体，带著汉隶的遗型，笔法古拙劲正，而风格质朴方严，长于榜书，这就是所说的魏碑。南派书法，多疏放妍妙，长于尺牍。南北朝，因为地域差别，个人习性、书风迥然不同。北书刚强，南书蕴藉，各臻其妙，无分上下。

魏碑书法笔划严谨、朴厚灵动，丰腴不失于板刻，上承汉隶，下开唐楷，兼有隶楷两体之神韵。它的书法艺术是在汉隶和晋楷的基础上发展演化而来的，堪称汉碑中的上品。古今书家对此碑都给予最高评价，可谓汉碑集成之碑。

近现代书法家，对魏碑甚为推崇，临学者众多，尤以中国北方地区更兴，也许雄强古朴的魏碑与北方人豪放的相符，有较高造诣者也为数不少。如南京的萧娴为康有为的学生，用笔潇洒中参透魏碑的笔意。李志敏遍学历代书法大家，倡导“碑帖结合”“引碑入草”是他的一大贡献。于右任的行楷书艺术,便是在北魏楷书中融入了行书和隶书的笔意,可谓融碑帖于一炉,形成他独特的书作。武中奇，慰天池等书法造化出奇，凝神透劲，其魏碑味道仍是很浓的。他们书法之高，在于取魏碑之神，而创造出有自已个性特色的艺术境界。书法的最高境界在于入门而取形，出门而取神。

南北朝时期是楷书发展的第一个高峰。其时南北分割，书法上形成南北两派不同风格。两派共祖钟繇、卫瓘，但南派以王羲之为宗，承江左风气，比较疏放，多以书牍见称；北派以索靖为宗，继中原古法仍存隶意，以碑板见称。北派碑版即后世所说的“魏碑”。著名石刻有《龙门二十品》《郑文公碑》，以及云峰山诸石刻、《石门铭》《张玄墓志铭》《刁遵墓志铭》等。代表书家有索靖、崔悦、高遵、沈馥、姚元标、赵文深等。

魏碑是楷书的一种，魏楷和晋朝楷书、唐朝楷书并称三大楷书字体。魏碑表现出由隶书向典型的楷书发展过程中的一些过渡因素。魏晋之际已经有了楷书，钟繇的《宣示表》、王羲之的《黄庭经》等楷书作品已然是比较成熟的楷书，但是大批西晋知识分子随晋室南渡之后，北朝的书风就和南朝大异了。北朝现存的碑刻大多是民间无名氏书法家的作品，和南朝士大夫所谓“风流蕴藉”的书法风格自然不一样。钟繇和王羲之完成了部分由隶变楷的过程，由于晋室南渡，北魏的民间书法家们没有继承多少他们的成果，而是遵循原来民间书法的发展轨迹，更多地是直接从汉魏时期的隶书演变而来。和南朝碑刻相比，清朝书论家刘熙载认为“南书温雅，北书雄健”；与晋楷相比，唐楷注重法度，用笔和结体趋于规范统一，魏碑则用笔任意挥洒，结体因势赋形，不受拘束。

康有为在《广艺舟双楫》中赞誉魏碑有“十美”：“古今之中，唯南碑与魏碑为可宗。可宗为何？曰有十美：一曰魄力雄强，二曰气象浑穆，三曰笔法跳越，四曰点画峻厚，五曰意态奇逸，六曰精神飞动，七曰兴趣酣足，八曰骨法洞达，九曰结构天成，十曰血肉丰美，是十美者，唯魏碑南碑有之。”钟致帅《雪轩书品》称：“魏碑书法，承汉隶之余韵，启唐楷之先声。”唐初几位楷书大家如欧阳询、虞世南、褚遂良等，都是取法魏碑的。

魏碑是指南北朝时期北朝的碑刻书法作品。现存的魏碑书体都是楷书，因此有时也把这些楷书碑刻作品称为“魏楷”。魏碑原本也称北碑，在北朝相继的各个王朝中以北魏的立国时间最长，后来就用“魏碑”来指称包括东魏、西魏、北齐和北周在内的整个北朝的碑刻书法作品。这些碑刻作品主要是以“石碑”“墓志铭”“摩崖”和“造像记”的形式存在的。

现存魏碑作品的数量巨大，仅仅发现于龙门石窟的造像记，就有数千方。这些作品良莠不齐，经过前人的整理，部分作品从中脱颖而出，被视为魏碑的代表作。

主要有四类：造像记、碑碣、摩崖、墓志铭。

造像记是佛教兴盛的产物。南北朝时期，中国佛教发展步入高峰。特别是北朝地区在佛即君主、禅观苦修思想的影响下，开窟造像的风气大盛，造像记也大量出现。

魏碑中属造像记者有：

北魏时期造像记最受后人推崇的是《龙门二十品》。康有为说：“龙门造像 自为一体，意象相近，皆雄俊伟茂，极意发宕，方笔之极轨也。”他又把其书法风格析分为四体： “杨大眼、瑰灵藏、一弗、惠感、道匠、孙秋生、郑长猷，沉着劲重为一体；长乐王、广川王、太妃侯、 高树，端方峻整为一体；解伯达、齐郡王祐，峻骨妙气为一体；慈香、安定王元燮，峻宕奇伟为一 体”〔《广艺舟双楫丨余论第十九》〉。造像记虽非出于一时一人之手，但其风貌都反映出那个时 代的审美风尚和追求。

北魏时期造像刻石行业当是极其发达，仅从北魏立朝一百多年竟留下二千多方造像记中 可见一斑。二千多方造像记中许多与《龙门二十品》迥异，有的与晋唐书法近似，这说明以造像 刻石为业的多是汉人。从《龙门二十品》多为鲜卑贵族造像记这一情形可以看到，镌刻者是受 到贵族青睐的、行业之中的佼佼者。《龙门二十品》出于何人之手，是刻手自书自刻，还是与行 业中的书手合作而成，多数已不得而知。但刻工于其中的创造是明显的：棱角分明、斩钉截铁的笔画，纯为铁刃大刀阔斧、不加修饰地凿出的。这些叮当凿成的斩截利落的粗犷线条，有游牧民族剽悍之气，反映出时代的审美风尚。这些名不见经传的刻工们的创造，写下了中国书法史上瑰奇的一页，给书法艺术带来了无限的生机。

魏碑中属碑碣者有：

北朝打破西晋的一切成规，不仅大立碑碣，而且无字体规范，故碑碣书法丰富多彩。

北朝碑碣除 《广武将军碑》《沮渠安周造像碑》《西岳华山庙碑》等为隶书外，其余都是 楷书碑。著名的有《张猛龙碑》《大代华岳庙碑》《中岳嵩高灵庙碑》《晖福寺碑》《吊比干碑》《高庆碑》 《张猛龙碑》《贾思伯碑》《根法师碑》《高贞碑》《元苌温泉颂》《程哲碑》《高盛碑》《敬使君碑》《李仲璇修孔子庙碑》《赵君王修寺颂记》《曹恪碑》等，其中最享盛名的 是《张猛龙碑》，备受后人推崇。康有为说:“《张猛龙》犹周公制礼，事事皆美善”，“结构精绝，变化无端”，“为正体变态之宗”。

魏碑中属墓志铭者有

墓志铭为北碑的另一大宗，产生于东汉末年，是埋入地下的堪碑。后来发展为一种石刻品 类，体制多样而精致。已出土的北魏墓志达二、三百方之多，大都为精美秀整的楷书。其中著 名的如《张黑女墓志》《元显隽墓志》《皇甫瞵菡志》《刁遵墓志》《崔敬邕墓志》《元晖墓志》 《石婉墓志》《李壁堪志》《鞠彦云墓志》《元瑛墓志》《司马悦墓志》《元怀墓志》《元倪墓志》等都有很高的艺术价值。北魏墓志以元魏王室贵族的为大宗，书丹者当多为当 时名手，镌刻者亦非平蹐之辈，故书法以精美严谨为主要特征。如果说造像记反映了民间书法 的面貌，那末以元氏贵族为代表的墓志则反映了上层贵族的书法面貌。综观二者，方可见北魏书法的慨貌。

墓志书法与造像记的典型《龙门二十品》不同，更多地反映出魏晋楷书的遗貌，较 为规范，字里行间渗透着书刻者小心翼翼与毕恭毕敬的神情。其与南朝墓志、唐楷的相近的情 形，透出楷书发展演进的消息。

摩崖为北朝书法的又一奇观，在山崖岩石上刻下的书迹称为“摩崖”。其中著名的有《石门 铭》《云峰山刻石》《泰山经石峪金刚经》等。

《石门铭》为王远所书，笔画开阔恣肆，结体奇纵，字势飞逸。康有为在《广艺舟双楫》中将 其列为神品，赞其书法“若琼岛散仙，骖鸾跨鹤”〉。

云峰山刻石共有四十多种，分布于山东天柱(平度)、云峰、大基三山，其中以《郑文公碑》上、下八《观海童诗》《论经书诗》《此天柱之山》诸题字最为著名。这些刻石相传为郑道昭所书，笔画遒劲雄强，冈中有方，结体宽博飘逸。“有云鹤海鸥之态”〈清包世 臣《艺舟双楫》〉。诸刻石风格不尽相同，《郑》碑端穆严谨;《论经书诗》潇散跌宕；诸题字或雄奇 茂密，或瘦劲疏朗，无不与所书内容相吻合，充满“郑公乘烟至，道士披霞归”的意趣。《郑文公碑》没有署名，直至阮元亲临摹拓，且考订为郑道昭的作品。清代以前，《郑文公上碑》没有得到重视，只是北宋金石学家赵明诚(李清照夫)，将郑道昭父子的刻石记入他的权威著作《金石录帖学一统天下的局面，《郑文公上碑》因而得到尊崇，并在北朝众多的碑刻中，最受人称道。清代包世臣谓此碑篆势、分韵、草情毕具，有“云鹤海鸥之态”,是魏碑书法艺术的代表作之一。包世臣说：“北碑体多旁出，郑文公字独真正，而篆势分韵草情毕具其中。布白本乙瑛，措画本石鼓，与草同源，故自署曰草篆。不言分者，体近易见也。”是“真文苑奇珍也”。而康有为在看过“郑文公碑”后说，如果谁没有见过此碑，就没有资格谈论书法。在清代，已成为“碑学”魏碑体不可多得的珍宝。

郑道昭《云峰山上下碑》及《论经诗》诸刻，上承分篆，化北方之乔野，如筚路蓝缕进于 文明，其笔力之健，可以钊犀兕，搏龙蛇。而游刃于虚，全以神运。唐初欧虞褚薛诸家，皆在笼罩之内，不独北朝书第一，自有真书以来，一人而已。举世啖名，称右军为书圣。其实右军书碑无可见，仅执《兰亭》之一波一磔，盱衡赞叹，非真知书者也。余谓郑道昭，书中之圣也。

《泰山经石峪金刚经》《水牛山文殊般若经》《匡喆刻经颂》诸隋崖（图录78.79）意趣与 《瘗鹤铭》、云峰山刻石迥异，可谓是佛家书迹的代表。尤其是《金刚经》用笔浑厚丰满，结体端 庄宽博，浑穆简静，大有容天下万亊的雍容气度。

北朝石刻书法艺术特色，康有为曾作过十分精彩的概括，计有十美：“一曰魄力雄强；二曰 气象浑穆；三曰笔法跳跃；四曰点画峻厚；五曰意态奇逸；六曰精神飞动；七曰兴趣酣足；八曰骨 法洞达；九曰结构天成；十曰血肉丰美。”盛赞北碑“备众美，通古今，极正变，足为书家极则”， 并说:“随取一家，皆足成体，尽合诸家，则为众美”《广艺舟双楫》。清人的实践证明了康氏所 言不诬。

北朝也有写经墨迹传世，由此可见写经体的演进及其与南朝写经体的一致。

“龙门二十品”是指在龙门石窟中发现的北魏时期二十方造像记，这些作品被认为是魏碑书法的代表作。清朝康有为在《广艺舟双楫》中首先提出了龙门二十品的篇目：《比丘慧成为亡父始平公造像题记》

《魏灵藏薛法绍造像题记》

《孙秋生刘起祖二百人等造像题记》

《杨大眼为孝文皇帝造像题记》

《长乐王丘穆陵亮夫人尉迟为亡息牛橛造像题记》

《一弗为亡夫张元祖造像题记》

《北海王元祥造像题记》

《司马解伯达造像题记》

《北海王国太妃高为孙保造像题记》

《云阳伯郑长酞为亡父母等造像题记》

《高树解伯都卅二人等造像题记》

《比丘惠感为亡父母造像题记》

《广川王祖母太妃侯为亡夫贺兰汗造像题记》

《马振拜等卅四人为皇帝造像题记》

《广川王祖母太妃侯造像题记》

《比丘法生为孝文皇帝并北海王母子造像题记》

《安定王元燮为亡祖等造像题记》

《齐郡王元佑造像题记》

《比丘尼慈香慧政造像题记》

《比丘道匠造像题记》

龙门石窟造像记数量多达数千方，其中最杰出的作品流传还有“四品”“十品”“二十四”“三十品”等说法。例如上面列表的前四方造像记《比丘慧成为亡父始平公造像题记》《魏灵藏薛法绍造像题记》《孙秋生刘起祖二百人等造像题记》和《杨大眼为孝文皇帝造像题记》也合称“龙门四品”。

这件摩崖是北魏书法家郑道昭的作品，历来为书家所重。清朝学者叶昌炽认为：“其笔力之健，可以刲犀兕，搏龙蛇，而游刃于虚，全以神运。唐初欧虞褚薛诸家，皆在笼罩之内，不独北朝第一，自有真书以来，一人而已。”康有为称其为：“魏碑圆笔之极轨。”钟致帅《雪轩书品》中说：“云峰魏碑，承汉隶之余韵，启唐楷之先声。不失为一代名作，无愧于千古佳品。”

《张猛龙碑》这件石碑也是备受书法家们的推崇。清朝学者杨守敬评论说：“书法潇洒古淡，奇正相生，六代所以高出唐人者以此。”认为这件魏碑作品的成就高于唐朝人。明朝金石考据学者赵函则指出：“正书虬健，已开欧、虞之门户。”认为唐朝书法家欧阳询和虞世南都深受此碑影响。

魏碑被人们发现的时间较早，却一直没有引起人们重视。唐朝的书法家欧阳询和褚遂良的一些作品中，都能看出北朝碑刻对他们的影响。由于唐太宗李世民对王羲之书法的推崇，王书代表的晋朝书风在唐朝一代始终是主流。所以总体上，唐朝楷书继承的更多的是晋楷的传统，即使对魏碑有所取法，也大多是书法家个人的兴趣和风格所致，没能形成一种普遍学习魏碑的风气。

唐楷达到的高度及其法度严谨的特点，在一定程度上使得后人对楷书的修习变得程序化，楷书的面貌变得标准化，从而丧失创造力。结果，宋朝四位大书法家苏轼、黄庭坚、米芾和蔡襄，都没有可以和唐人比肩的楷书作品，而是把主要精力用于行书和草书的创作。到了明朝，由于科举取士的日益僵化，出现了一种称为“台阁体”的书风。“台阁体”楷书是科举考试规定的官方字体，追求美观、大方，同时也要求标准、规范。这种要求抑制了书法家的创作个性。清朝则进一步演变为“馆阁体”，更是受到“千人一面”的批评。

清朝前期，金石文字学兴起，南北朝碑刻大量出土；在书法方面，人们也开始反思“馆阁体”的弊端。于是，到了嘉庆、道光年间，魏碑开始受到书法家和书法理论家的重视，其中鼓吹魏碑最力者早期有阮元和包世臣，后期有康有为。阮元写《北碑南贴论》和《南北书派论》，首倡“碑学”；包世臣着《艺舟双楫》，康有为着《广艺舟双楫》，一反宋朝以来对淳化阁帖的推崇，提出“尊碑抑贴”的观点。康有为在《广艺舟双楫》里面明确提出：“今日欲尊帖学，则翻之已坏，不得不尊碑；欲尚唐碑，则磨之已坏，不得不尊南、北朝碑。尊之者，非以其古也。笔画完好，精神流露，易于临摹，一也；可以考隶楷之变，二也；可以考后世之源流，三也；唐言结构，宋尚意态，六朝碑各体毕备，四也；笔法舒长刻人，雄奇角出，迎接不暇，实为唐、宋之所无有，五也。有是五者，不亦宜于尊乎！”此后碑学盛行，魏碑的价值得到普遍的承认，修习楷书的人除了取法“晋唐”，也有越来越多的人开始选择魏碑。另外，魏碑经过标准化成为“魏体”字，是最常用的汉字印刷字体之一。在书法诸体中，草书与碑学风貌距离最远，最具实践难度，其实践价值也最高，故引碑入草应为碑帖结合的高级形态。李志敏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在汲取前辈书家碑帖结合实践经验的基础上，率先明确提出“引碑入草”的命题，并进行了开创性的尝试和探索。

魏晋南北朝时期书法理论得到了空前的发展，收获甚丰。主要有《四体书势》（卫恒撰）、 《隶书体》（成公绥撰）、《草书状》（索靖撰）、《行书状》（晋王珉撰）、《草书陚》（杨泉撰）、《飞白书 势铭》（刘邵撰，以上为西晋），《笔阵图》（传卫夫人撰）、《书论》《题卫夫人笔阵图后》《笔势论 十二章并序》（传王羲之撰，不可靠，以上为东晋），《采古来能书人名》（羊欣撰）、《论书表》（虞龢撰）、《论书》《笔意赞》（王僧虔撰）、《文字志目》（王愔撰）、《论书表》（江式撰）、《与梁武帝论书启》（陶弘景撰）、《古今书评》（袁昂撰）、《观钟繇书法十二意》、《草书状》、《古今书人优劣评》（梁武帝撰）、《论书》（庾元威撰）、《书品》（庾肩吾撰）、《题右军乐毅论》（僧智永撰） 等。这些著作在书法理论发展史上都有重要的地位。

魏晋南北朝时期书法和书法理论所取得的成就，为唐代书法的昌盛奠定了深厚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