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有光，男，1942年生于马来西亚，祖籍广东潮州，澳大利亚籍华裔经济学家。1966年获新加坡南洋大学经济学学士学位，1971年获悉尼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1974年至1985年在莫纳什大学任教授，1985年起任莫纳什大学讲座教授（已荣休）。1980年当选澳大利亚社会科学院院士。2013年1月至2019年4月担任南洋理工大学经济学讲座教授。曾于2019年8月至2021年12月任复旦大学经济学院特聘讲座教授。莫纳什大学名誉教授。暨南大学名誉教授（同时设有黄有光经济学奖学金）。牛津大学全球优先研究所顾问委员会咨询委员。曾在西安交通大学担任访问教授。

祖籍广东潮州，1942年出生于马来西亚，其父母有7个孩子，他排行老七，小学时曾两次留级，第三年成绩变成了班级第一，从此对学习有了兴趣，毕业于槟城韩江中学（1961）、新加坡南洋大学（1966）、悉尼大学（经济学博士，1971）。在蒙纳士大学任教授（reader；1974-85）及讲座教授（personal chair；1985-）。现加入澳大利亚国籍，并于1980年被选为澳大利亚社会科学院院士，于1986年成为被选入Who’s Who in Economics：A Biographical Dictionary of Major Economists 1700-1986的十名澳大利亚学者与全球十名华裔学者之一。

黄有光的研究兴趣非常广泛，在经济学、哲学、生物学、心理学、数学、宇宙学等学术期刊（包括American Economic Review（4），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2），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2），Journal of Economic Theory，International Economic Review，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Journal of Industrial Economics，Economic Journal（7），Social Choice and Welfare（13），Economica，Journal of Economic Behavior and Organization（3），Mathematical Social Sciences（5），Journal of Theoretical Biology（2），Social Indicators Research（3），Review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Journal of Cosmology）发表两百余篇审稿论文。

其经济学的研究兴趣与贡献包括： 中国经济问题，福祉经济学与公共政策，提创综合微观、宏观与全面均衡的综观分析，与杨小凯合作发展以现代数理方法分析古典的分工、专业化与经济组织的新兴古典经济学。

专著包括：

Welfare Economics，London：Palgrave/Macmillan 2004（中译《福祉经济学》，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5）；

Mesoeconomics：A Micro-Macro Analysis. London：Harvester，1986 （中译《综观经济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

Specialization and Economic Organization，Amsterdam：North Holland，1993（与杨小凯；中译《专业化与经济组织》，经济科学出版社，1999）；

Increasing Returns and Economic Analysis，ed.，London：Macmillan，1998 [与 Kenneth Arrow（诺奖得主）和Xiaokai Yang合编]：Efficiency，Equality，and the Foundation of Public Policy，London：Macmillan and New York：St. Martin’s Press，2000（中译《效率、平等与经济政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

Increasing Returns and Economic Efficiency，Palgrave/Macmillan，U.K. 2009；

Common Mistakes in Economics《常见经济学错误》，作家出版社，1993；

《经济与快乐》，东北财大出版社，2000；

《金钱能买快乐吗？》，四川人民出版社，2002；

《社会福祉与经济政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黄有光看世界》，经济科学出版社，2005；

《高级微观经济学》（与张定胜），2008；

《黄有光自选集》，2008 ；

《从诺奖得主到凡夫俗子的经济学谬误》，复旦大学出版社，2010；

《宇宙是怎样来的？》，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

《黄有光作品：那些习而不察的谬误》，东方出版社，2018。

根据互联网上一份未经证实的统计资料，澳大利亚社会科学院院士、蒙纳士大学黄有光教授是在世界顶级经济学杂志（Top 10） 发表论文最多、 且被引用次数最多的华裔经济学家。

斯坦福大学教授、美国著名经济学家1972 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肯尼斯·约瑟夫 ·阿罗（Kenneth J . Ar row） 对黄有光教授及其新著 《效率、 公平与公共政策》 的下述评论，使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黄有光是当代极少数对西方经济学主流理论作出贡献、 并被西方主流经济学界承认的华裔经济学家之一：“黄有光教授是研究经济政策分析基础理论的许多学者当中，最具原创性想法的学者之一。本书总结了他的研究成果，将他的许多想法纷然并陈，让我们清楚地了解它们彼此之间的关系及其丰富的成果。他的分析结合了哲学基础与实证经济分析，为公共政策的好坏判准指明了方向。对任何一位读者，都将获得前所未闻的看法。”

学术看法

1.什么是正统经济学的核心。

正统经济学有系统地与严谨地（多用数理方法）分析消费者与生产者在约束条件下极大化的理性行为，及其相互关系所达致的均衡（尤其是有关资源配置方面）及均衡的变化或比较。这包括下述要点：

1.1 约束条件下极大化

1.2 理性

1.3 资源配置 （相对于制度、组织）

1.4 均衡 （相对于非均衡与历史）

1.5 多数学者强调市场的效率与政府的无效率

一般上，假定消费者极大化的是代表其偏好的效用，而且假定效用只是消费者自己所消费的消费品数量的函数。约束条件则是总支出不能超过消费者的预算或收入。生产者则假定是把利润极大化，约束条件是受现有技术影响的生产函数。个别消费者与个别生产者都假定不能影响由整个市场的供需均衡所决定的产品与生产要素的价格。

2.正统经济学的长处：

经济学被称为社会科学中的女皇，自有其长处，包括：

2.1 针对经济行为的重要方面

2.2 有很严谨的分析与很多很有洞察性的结论

2.3 约束条件下极大化的分析方法可以用来分析非正统的因素；将来也会很重要.

其实，正统经济学对分析现实经济以及社会人生的许多问题，都有很大的可用性。对于经济学者，这是比较不需要重复的。因此，我针对短处多谈一些，请不要误以为我认为正统经济学一无是处。

3.短处

3.1 许多经济学家迷信简化模式。即使是很不现实的简化模式也并非没有用处。例如力学关于没有摩擦力下的物体运行，对有摩擦力的现实世界也有用处。但我们不可以迷信简化模式，把简化模式应用到现实世界时必须考虑现实世界的复杂因素。迷信简化模式的情形，可由一个例子来说明。多年前，我参加美国经济学年会。有一位主讲者说，例如百分之三的温和物价上涨是有好处的，因为偏好与技术等变化，不同行业需要调整，包括人力在内的资源必须从萎缩行业转移到成长行业。要达致这种转移，萎缩行业的工资必须下降。如果物价不上升，必须减低名目工资。但人们对名目工资的减低，抗拒力较大，不如维持名目工资不变，通过物价上涨来使实际工资下降。有一位参会者发问说，“这是不可能的，不论实际工资是通过物价上涨或名目工资下降而下降，其对消费与效用的影响是一样的。对名目工资的减低，抗拒力较大，是不理性的。”我认为我是理性水平非常高的人，但我也是对名目工资的减低，抗拒力较大。与其说这是不可能的或不理性的，不如说经济学常用的效用函数，只考虑自己消费品的数量，是忽略了可能影响人们效用的其他因素，包括名目工资的下降会被人们认为更不可接受（相对于实质工资通过物价上升而作同量的下降），不论这是由于面子问题或其他原因。与其说人们不理性，不如说经济学的简化模式忽视了现实世界的一些有关因素。

3.2 简单的经济分析忽视许多重要因素，如：相互攀比、环保、不完全理性、制度、文化，等。有许多重要因素，得到一些经济学者的重视，或在某部门被研究，但在经济学主要部分被忽视。例如，竞争的不完全性在实际经济中几乎是无所不在的，例如你问一百家厂商，给定现有价格不变，如果能够多卖，是否要多卖，至少有九十多家会求之不得，他们都不是完全竞争者（均衡下的完全竞争者不愿意多卖）.正统经济学中的微观经济学，尤其是关于产业组织的，是有分析竞争的不完全性。但在全面均衡分析与宏观经济学中却大致忽视竞争的不完全性。我在1980年前后，把竞争的不完全性引入宏观分析，把微观、宏观与简单的全面均衡分析结合起来，就得出货币学派与凯恩斯学派的结论以及其他前此没有人（包括我自己）想到的情形都是特例的结论。

3.3 过分的数理形式主义。数理分析肯定对经济学的发展起了很重要的作用、若有需要，我自己也用了不少数理经济分析，并往往除了证明原来的想法，也得出原来没有想到的结论。中国的经济学者，尤其是研究生，绝对应该加强数理与计量的训练。不过，我也非常支持刚才吴敬琏老师强调的，很多人盲目追求前沿，但却没有把基本的微观与宏观经济学搞好。我的经验支持吴敬琏老师的观点。我在国内外，包括美国名校，问研究生或研究生候选人基本微观经济学的东西，绝大部分不会回答。基本微、宏观经济学的东西，是在分析、讨论现实经济问题与作经济政策建议最重要的工具，比高深数理理论重要得多。像建一间屋子，如果地基都烂掉了，把门窗装修得金光闪闪，又有什么用呢。

我在《效率、公平与公共政策》（中译本于2003年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的引言与附录B中举例说明，很多用复杂高深的数理分析得出的结论，实际上用一个简单的图形，可以得出同样的结论，而且其原因更加一目了然。但原文如果没有用高深数理分析，几乎完全没有可能在第一流期刊发表。对此，编者与审稿者们，应该有所反思。

关于过分的数理形式主义，我还有一个故事。多年前，我到牛津大学访问期间，在一个聚会上，问另一位经济学者，“你是研究什么方面的？”他说，“我研究SP-SPACE。”我问，“什么是SP-SPACE？”他说，“你不知道什么是SP-SPACE？”，好像每个经济学者都应该知道什么是SP-SPACE。我说，“我只用欧氏空间。”“Euclidean space is OK.”言外之意，好像欧氏空间是太简单了。过后，我也没有去查什么是SP-SPACE，SP是否是***y and pedantic?因为我肯定，用欧氏空间已经足够了。其次，作为经济学者，即使需要用到什么特殊数理方法，这应该只是一种工具，不应该是研究课题。

另外有一次，我批评一位知名经济学者的模式不现实，他的辩护竟然是：“我不认为我的模式与现实世界有什么关系。”这不是把经济学变成数学游戏吗？但是，作为数学，他们的分析既不高深，也不是很有趣。

4.将来应该如何拓展。

4.1 现实重要性比严谨性重要。提高分析的严谨性，当然是学者的追求。不过，我宁可对重要问题有一些大致甚至是模糊的答案，不要有对无关痛痒的问题有非常精确的答案。对人们的银行户口的最后五个号码与他们的体高或体重或身份证号码的相关性，可以进行非常精确的分析，但有什么意义呢？

4.2 吸纳非正统研究的成果：制度、文化、行为与试验经济学、快乐研究等。实际上，经济学及经济学者在这方面已经有很大的进展，不过教科书与其他经济学者没有赶上。例如，教科书与许多经济学教授还在教导学生，效用只有序数性，没有基数性，也不能进行人际比较。对消费或需求理论以及全面均衡分析，序数效用已经足够，不必假定效用的基数性。根据Occam剃刀的原理，应该把基数效用的假设剃除。但是，在社会选择上，非有人际可比的基数效用不可。大师级的经济学者，包括诺奖得主如Harsanyi，Mirrlees，Sen等，几十年前就用了人际可比的基数效用分析，例如Mirrlees 1971年关于最优收入分配的得奖作品。在应该应用人际可比的基数效用分析的领域坚持剃除效用的基数性，就像有人留胡须，你坚持他必须把胡须剃掉，因为吃饭不必用胡须。但他留胡须，未必是用来吃饭的，可能是要增加他的男性魅力。

4.3 由于影响经济变量的因素很多，常理与综合的能力非常重要，尤其是在政策上。十多年前，当北大教授王建国博士还是我的博士生时，他做了数理分析，得出某外生变量对某内生变量的影响是负的。我从常理或直观上看，认为应该是正的，对他说，你可能漏掉一个负号，回去查查。几天后，他回来说，查过了，没有错。我说一定是错的，回去再查。第三次他回来说，查了很多次了，没有错。我又坚持说一定错。那次他大发脾气（我后来说起这事，说他拍桌子。王建国否认有拍桌子，只承认发脾气，大声说话）。他说，“你又没有计算，这样硬硬说我错，那里可以这样打压我。我最多回湖南农村种田，不要这个博士学位，也不能受你这种无理欺负。”我大吃一惊，完全没有想到他会这么激烈反应。我也完全没有打压他的意思，就对他说，“你不要太激动，不需要回湖南。错肯定有错，慢慢查。”他见我口气温和，也就不再发脾气。第四次，他说终于查到漏掉一个负号，结论应该是反过来的。

关于漏掉负号，还有一个故事。有一位诺奖得主，多年前未得奖时，在牛津大学主讲研讨会，说，“我证明过很多法西斯（极端右倾）定理，今天很高兴能证明一个左倾定理。”结果John Flemming发现他漏掉一个负号，改正后，又是一个极端右倾定理。

关于王建国，为公平或平衡起见，应该指出，以我所知，他是能挡我的杀手锏，又令我对其诗词甘拜下风的人。我的所谓杀手锏，其实并不可怕，只是几个本科生一二年级基本经济学的问题，但是由于绝大多数研究生不会回答，包括多数一流大学的一流研究生，所以才叫做杀手锏。但王建国能回答。我原来自以为诗词写得不错，但看了王建国的诗词，自知相去甚远，甘拜下下风。有两个显然的候选人，可能可以使王建国的唯一性被推翻。一个是历以宁教授；另一个是张五常教授。历以宁教授虽然没有出国留学，却对现代经济学有很深广的认识与论述，又在思想上对中国经济改革起了重大贡献，其诗词集也令我甘拜下风。张五常在佃农理论等领域有重要论述，对产权与市场的重要性，结合中国经济改革问题，写了许多深入浅出的文章，令人拍案叫绝，虽然有些观点可能有些偏激。我没有看过张五常的诗词，但他的书法和摄影都令我甘拜下下风。像历以宁和张五常这样的天才，挡我的杀手锏应该是游刃有余。不过，我虽然同他们两人有过多次交往，却没有机会，或者没有胆量向他们抛出杀手锏。因此，我只能说，我相信他们能挡，却不能说，我知道他们能挡。因此，王建国的唯一性，依然成立。

另一个可能候选人是杨小凯。他在经典的分工与专业化问题的有系统的分析上，建立了突破了传统经济学的新框架，对中国改革的深层问题，也有许多独到的洞见，虽然有些观点也显然非常偏激，甚至有很大的盲点。不过，和王建国与张五常等多多少少有些‘不务正业’的学者不同，杨小凯把所有非闲遐时间以及原来应该是闲遐的时间都从事正业，我不知道他在文艺上有什么兴趣。另外，像林毅夫、刘遵义、钱颖一、田国强、张维迎、周林、邹至庄等大师或后起之秀，虽然和我相识，但我对他们在经济学以外的兴趣，还没有足够认识，未能评论。

关于综合各种有关因素在政策上的重要，可以考虑汽车的例子。多数经济学家只考虑拥挤，得出新加坡对汽车的控制过严。但还应该考虑污染、炫耀性消费（部分导致钻石性物品的作用），人们由于天生累积的本能与商业广告的影响而有的过渡的物质主义。新加坡对汽车的控制未必过严。北京、上海等大城市应该向新加坡学习。对汽油与汽车抽重税，而发展公共交通，避免走上像曼谷的骑虎难下的情形。

4.4 折中主义，例如：兼顾资源配置与分工、专业化与经济组织。不可以说资源配置的问题很重要，就认为分工的问题不重要；反之亦然。再如；兼顾市场经济的重要与局限（尤其对环保）。中国走向市场经济肯定是一个正确的决定，我非常支持中国的改革。不过，产权与市场虽然非常重要，却非万能。例如生产与消费上的外部作用，尤其是对环境的破坏，必须用政府的税收等政策来补救。有些极端右倾的经济学者，完全否认外部作用的存在。当我举事实来反驳时，他们说，即使外部作用存在，还是假定不存在好，因为让政府来处理往往把事情搞得更糟。这对某些外部作用来说，可能是对的。不过，对于已经威胁人们健康与人类生存的环保问题，非有有效的公共政策不可。

也许有人认为中国应该重视经济发展，将来有钱了，才来环保。当然，用于环保的投资，受到经济水平的限制. 不过，有几点必须强调。第一，有很多情形，对环境的破坏是不可补救的，或者将来必须用许多倍的资源才能补救. 第二，有些情形，对环境的破坏不但影响人们今后的福祉，也影响经济生产。第三，环保不一定要有大量的政府投资，也可以通过对破坏环境的活动加以课税（或收费）或限制来实现.但这也依赖于一个有效与贪污程度不是太高的政府.

4.5 在把经济学应用到政策上时，要考虑到人们的福祉或快乐的终极目标。当然，经济学本身是一门实证科学，但它经常被用来作政策建议。当涉及政策时，必然牵涉价值观。价值观的问题虽然和科学问题不一样，不过也不是完全不能讨论。我认为人们的终极目标是快乐。因此，当不涉及他国与动物的时候，政府的政策应该把人民的长期福祉（即快乐）极大化。不过，多数经济学者只谈偏好（或效用）而不谈快乐，这是不够终极的。多数经济学者也怀疑快乐的可衡量性与人际可比较性。当然，这有困难，但并非不可能。经济学者也应该看看自己的后院。国民或国内总产值是用了成百年的最主要的经济变量，但一考虑购买力水平，中国的国内总产值必须增加四倍，印度必须增加六倍。快乐的衡量，虽然不很准确，但我想不必调整四倍！

⒋6 在中国的情形，这一二十年来，对现代经济学的掌握已经有很大的进展，更开始争取进入国际经济学研究的前沿。这当然是可喜的。百年树人，即使要到几十年后才赶上前沿，也有必要早日开始。不过，除了要注意上述各点，还要认识到，中国经济学研究最主要的任务，是如何把正统经济学结合中国的具体情况，分析出适用于中国的现状的结论。关于中国的现状的一些特点，包括文化与制度上的，例如东西文化差异、守法程度的差异、党政主导经济的程度等；也包括中国转型期的一些特点，例如国企以及与之有关的金融问题，前此的城乡隔离政策所造成的巨大城乡差异等。当然，研究上也有分工的问题，这主要任务也不排除一些人从事纯理论的工作，一些人从事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李维森教授所主张的‘为学问而学问’的工作（但作为所有学者的方向，我则不能同意）。知识的累积，往往会有意想不到的用处。

他于2007年获得澳大利亚经济学会最高荣誉-杰出学者（Distinguished Fello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