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逸周书》是中国古代历史文献汇编，又名《周书》，隋唐以后亦称为《汲冢周书》。作品中内容主要记载从周文王，周武王，周公，成王，康王，穆王，厉王到景王年间的时事。旧说《逸周书》是孔子删定《尚书》后所剩，是为“周书”的逸篇，故得名。今人多以为此书主要篇章出自战国人之手，可能还经汉代人改易或增附。

《逸周书》今本全书十卷，正文七十篇，其中十一篇有目无文，四十二篇有晋五经博士孔晁注。各篇的篇名均赘“解”字。又序一篇，各本或在卷端，或附卷尾。《左传》《国语》称引《周书》多次，考查文字，在今《尚书》之中与《墨子》《战国策》也称引《周书》多次，考查文字，与今《逸周书》同。《左传》引今《逸周书》之文，或曰“周志”或曰“书”。序与《尚书》序相类，分言各篇之所由作。正文基本上按所记事之时代早晚编次，历记周文王，周武王，周公，成王，康王，穆王，厉王及景王时事。

《逸周书》内容庞杂，各篇体例、性质不尽相同，正文大体上按史事之年代早晚编次，记事上起周初的文王、武王，下至春秋后期的灵王、景王。该书记载了许多重要史事，保存了不少上古时期的历史传说，对研究先秦历史文化很有价值，其中《克殷》《世俘》等篇记武王伐纣经过，是研究商周之际史事的重要依据之一。

《逸周书》原名《周书》。《逸周书》称呼初见于东汉许慎的《说文解字》，自清代修《四库全书》，题名为《逸周书》，《逸周书》书名才确定。《隋书·经籍志》又误题为《汲冢周书》（实际并非汲冢所出），相传乃孔子所删百篇之余，故不入六经。作者不详。此书经后代学者考定为先秦古籍，与《尚书》相类，是一部周时诰誓辞命的记言性史书。

今本全书10卷，正文70篇，其叙事上起周文、武王，下至春秋后期的灵王、景王。内容庞杂，体例不一，性质各异，如前3篇皆以王者师的口吻，讲为政牧民之道；第5篇和第11篇讲救助灾荒的措施与制度；第6～10篇等均类兵家言；而自第11篇以下，各篇又多以“维（王）某祀（或某月）”的形式开头，记事或言。第30～50篇，主要记伐商前后事。第51、52篇是有关天文历法的文字等等。其中不少事实，可以和《史记》《礼记》《周礼》等典籍中的记载相互印证。如《克殷》篇所载周武王待首于太白事及《度邑》《作雒》篇所载周公营建洛邑事等，皆为研究周代历史的重要史料。

然此书文字多误脱，还间杂有后人羼补、更动之作，尤须注意。清人注者数家，以朱右曾《周书集训校释》流传最广及王念孙《读逸周书杂志》、俞樾《周书平议》、刘师培《周书补正》和陈汉章《周书后案》，均可参考。

《逸周书》之来历，汉班固《汉书·艺文志》所引刘向语及刘知几《史通》皆以为是孔子删削《尚书》之馀篇，今人多不信从，而以为是战国人所编；各篇写成时代或可早至西周，或晚至战国或西汉，另有个别篇章，可能还经汉代人改易或增附。如《时训》以雨水为正月中气，惊蛰为二月节气，与汉以前历法相左。该书在汉代已散佚不全。刘向校书，即谓存者四十五篇。今传六十篇本，盖又经後人改编。

关于《逸周书》的来历，一种说法以为它是晋武帝时汲郡古墓所出，是汲冢古书的一种，所以又称之为《汲冢周书》，《隋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等皆如此著录；另一种说法以为它自古流传不绝，而非出于汲冢，并以许慎《说文解字》、郑玄《周礼注》等所引材料及《汉书·艺文志》所载“《周书》七十一篇”为证。亦有人折衷两种说法，认为今之所见《逸周书》实为后人合传世本与汲冢本而成。

由于《逸周书》部分内容及思想与儒家道德理论相违背，其书迄清代一直不甚为人所重，故乏精校，版本文字脱误严重。

今传世本有十馀种，以元至正十四年（1354）嘉兴路学宫刊本为最古，但不易得。《四部丛刊初编》所收为明嘉靖间四明章檗刊本。清乾隆间卢文弨合众本校刊，是为抱经堂本，世推“最善”。

清人著者数家，以朱右曾《周书集训校释》流传最广，然其注较简，且说多本丁宗洛《逸周书管笺》。另有潘振《周书解义》、陈逢衡《周书补注》、唐大沛《逸周书分编句释》，及王念孙《读逸周书杂志》、俞樾《周书平议》、孙诒让《周书补》、刘师培《周书补正》和陈汉章《周书後案》，均可参考。

有人认为今本盖後人合旧本与晋太康年间汲冢所出之周书而成，故有“汲冢周书”之名。但多数人认为称今本《周书》为《汲冢周书》，是一种误解。 《逸周书》内容庞杂，各篇体例不尽一致，性质亦有不同。如前三篇《度训》《命训》《常训》，皆以王者师的口吻，讲为政牧民之道；第五篇《籴匡》和第十一篇《大匡》，讲救助灾荒的措施与制度，第六篇至第十篇《武称》《允文》《大武》《大明武》《小明武》及第三十二篇《武顺》、第三十三篇《武穆》和第六十八篇《武纪》，均类兵家言：而自第十一篇以下，各篇又多以“维（王）某祀（或某月）”的形式开头，记事或言。

第三十至第五十篇，主要记伐商前後事。如《酆谋》记伐商前的准备，《和寤》记伐商途中事，《克殷》记克殷的经过及善後，《世俘》主要记伐殷战果，《商誓》主要记武王训告商旧臣诸侯之辞，《度邑》记周公规拟伊洛而定“天室”之事，《作雒》记营建成周之缘起及成周之制。

第五十一篇《月令》是有关天文历法的文字。第五十二篇《时训》记一年中二十四节气及七十二时之物候。第五十四篇《谥法》言给谥的法则。第五十八篇《官人》与《大戴礼记·文王官人》文同而人异（《大戴礼》为文王与太公望，此为文王与周公旦）。第五十九篇《王会》，记成周之会的盛况及各方贡献。第六十篇《史记》，记历史上诸王国灭亡的原因与教训。第六十二篇《职方》，即《周礼·夏官·职方氏》文。第六十三篇《芮良夫》，记芮良夫训诫厉王之辞。第六十四篇《太子晋》，记周景王太子晋行事。第六十七篇《周祝》，则又为韵语，纯系说教。

今存的五十九篇当中，属于或基本属于西周作品者大概有：《世俘》《商誓》《皇门》《祭公》《芮良夫》等篇。这些篇记事当较可靠，此外，《度邑》所记之事在周初铜器何尊亦有反映，《克段》所记，朱右曾以为“非亲见者不能”，也当有较可靠的根据，此二篇皆为《史记·周本纪》所采用。即使时代较晚各篇，也有研究价值，如《度训》等篇对于研究孟子、荀子等人的思想渊源，《程典》等篇对于研究古代伦理思想，类兵家言的几篇对研究先秦兵家，《王会》对于研究古代少数民族的分布及民族关系，均有特殊意义。

十卷（内府藏本）

旧本题曰《汲冢周书》。考《隋经籍志》《唐艺文志》，俱称此书以晋太康二年得於魏安釐王蒙中。则汲冢之说，其来已久。然《晋书·武帝纪》及《荀勖》《束晳传》，载汲郡人不准所得《竹书》七十五篇，具有篇名，无所谓《周书》。杜预《春秋集解後序》，载汲蒙诸书，亦不列《周书》之目。是《周书》不出汲冢也。考《汉书·艺文志》先有《周书》七十一篇，今本比班固所纪惟少一篇。陈振孙《书录解题》，称凡七十篇，《叙》一篇在其末。京口刊本，始以《序》散入诸篇，则篇数仍七十有一，与《汉志》合。司马迁纪武王克商事，亦与此书相应。许慎作《说文》，引《周书》“大翰若翚雉”，又引《周书》“豲有爪而不敢以撅”。

马融注《论语》，引《周书·月令》。郑玄注《周礼》，引《周书·王会》，注《仪礼》，引《周书·比党州闾》。皆在汲冢前，知为汉代相传之旧。郭璞注《尔雅》，称《逸周书》。李善《文选注》所引，亦称《逸周书》。知晋及唐初，旧本尚不题“汲冢”。其相沿称为汲冢者，殆以梁任昉得《竹简漆书》，不能辨识，以示刘显。显识为孔子删书之馀。其时《南史》未出，流传不审，遂误合《汲冢》《竹简》为一事，而修《隋志》者误采之耶。郑玄祐作《大戴礼後序》，称《文王官人篇》与《汲蒙周书官人解》相出人。《汲冢书》出於晋太康中，未审何由相似云云。殊失之不考。《文献通考》所引《李焘跋》及刘克庄《後村诗话》，皆以为汉时本有此书，其後稍隐，赖汲蒙竹简出，乃得复显。是又心知其非而巧为调停之说。惟旧本载嘉定十五年《丁黼跋》，反覆考证，确以为不出汲冢。斯定论矣。其书载有太子晋事，则当成於灵王以後。所云文王受命称王，武王、周公私计东伐，俘馘殷遗，暴殄原兽，辇括宝玉，动至亿万，三发下车，悬纣首太白，又用之南郊，皆古人必无之事。陈振孙以为战国後人所为，似非无见。然《左传》引《周志》“勇则犯上，不登於明堂”。又引《书》“慎始而敬终，终乃不困”。又引《书》“居安思危”。又称“周作九刑”。其文皆在今《书》中，则春秋时已有之。特战国以後又辗转附益，故其言驳杂耳。究厥本始，终为三代之遗文，不可废也。

近代所行之本，皆阙《程寤》《秦阴》《九政》《九开》《刘法》《文开》《保开》《八繁》《箕子》《耆德》《月令》十一篇。馀亦文多佚脱。今考《史记·楚世家》引《周书》“欲起无先”，《主父偃传》引《周书》“安危在出令，存亡在所用”，《货殖传》引《周书》“农不出则乏其食，工不出则乏其事，商不出则三宝绝，虞不出则财匮少”；《汉书》引《周书》“无为创首，将受其咎”，又引《周书》“天予不取，反受其咎”；《唐六典》引《周书》“汤放桀，大会诸侯，取天子之玺，置天子之座”，今本皆无之。盖皆所佚十一篇之文也。观李焘所跋，已有脱烂难读之语，则宋本已然矣。

为阐释性“语”体文献提供话语资源

“语”是先秦时期非常普遍的一类文体，它作为古人生存经验、知识积累的结晶和为人处世的指南，是当时人们的一般知识和共有的思想、话语资源，也是后人常常借用的文化资源。“语”类文献通常以“明德”为目的，具有各种各样的表现形式，有言类之语、事类之语，也有兼记言叙事之语，有散见之语，也有成篇甚至结集之语。

《论语》《国语》《文子》《管子》《大戴礼记》《战国策》等书中都有成篇的语类文献，出土的郭店楚简《语丛》、睡虎地秦简《为吏之道》、马王堆帛书《称》、银雀山汉简《要言》、阜阳汉简《春秋事语》等也都属于语类文献的范畴。《逸周书》中也有非常多的“语”体文，不仅大多数篇章中带有总结性质的句子独立出来都可以视作“语”，还存在着一些语体文集成性质的篇章，如《王佩》《铨法》和《周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