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的古代帝王陵，民间有“七十二陵”之说。有关部门和专家们认为，除中华民族公认的始祖轩辕黄帝陵外，经田野调查能基本确定的有42座，即春秋战国时代的秦景公、秦惠文王、秦悼武王、秦昭襄王、秦孝文王、秦庄襄王6陵；秦朝秦始皇、秦二世2陵；西汉11个皇帝陵；十六国至北朝时前秦苻坚、大夏赫连勃勃、西魏元宝炬、北周武帝宇文邕各1陵；隋代文帝杨坚1陵；唐18个帝陵。还有虽未确定墓冢，但经多方面考察确认应葬在陕西的，有西周13位帝王中的7位；秦23位秦公；后秦1位、北魏1位、西魏1位、北齐2位、北周4位；隋1位，共计39位。以上合计79座帝王陵。

“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竞折腰。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这是我们熟悉的名句，出自一代伟人毛泽东脍炙人口的《沁园春▪雪》。作者高歌吟诵了历史上五位著名的帝王，而他们中有三位都是在陕西长大成人、建功立业，并且最终在陕西黄土大地宽广浑厚的胸怀中，找到了自己永远的归宿。“俱往矣”，数千年历史的风云叱咤，为陕西留下了数量巨大的帝王陵墓，占全国现存帝王陵的近乎一半。

其中，已正式发掘或局部试掘的有春秋战国时期秦雍城秦公陵区；秦代的秦始皇陵兵马俑坑、铜车马坑；西汉杜陵陵园遗址、阳陵阙址、丛葬坑；北周孝陵；唐代的乾陵羡道、三出阙遗址，让皇帝惠陵、靖陵地宫等。

陕西的帝王陵不仅数量浩繁无可比拟，而且有着光耀千秋、博大精深的文化内涵，所以，它们都是陕西引以为傲的宝贵文化财富，同时也是中国震撼世界的民族瑰宝。

不论中外，帝王陵都是古代最重要的国家工程项目，在中国，秦始皇活着时就开始修建陵墓，并且动员了多达七十万人的惊人规模；西汉时明确规定，帝陵从新皇帝登基的第二年就开始建设，耗用国家每年财政预算的三分之一。汉武帝在位五十四年，他的茂陵就修建了整整五十三年。到晚年他人还健在，但茂陵内却已塞得满满的，再也放不进去任何陪葬品。由于古代陕西长期作为中国政治中心，所以陕西的帝陵一般都是所属时代最重大的工程项目。

从规模上讲，陕西帝陵很多都属于特大型的，其中如秦始皇陵陵区占地54平方公里；汉陵一般都在十多平方公里以上，至于唐昭陵陵区范围更广达200平方公里，不但在中国绝对第一，即使在全世界也难寻其俦。陕西众多帝陵中现有世界文化遗产一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4处（34陵）、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7处，都居全国第一。从陕西古代帝陵的分布看，其绝大多数位于关中，在关中又主要分布在渭北，著名的西汉九陵、唐十八陵都是如此。

我们完全可以说，古代帝陵的价值意义，既体现了国家的最大投入，也代表整个国家的最高水平。这种水平不仅是技术方面的，而且也是精神文化方面的。所以，对帝陵的评价往往就是对王朝的评价、对帝王的评价，有什么样的王朝和帝王，才能有什么样的帝陵（当然也有例外，如汉平帝的康陵），帝陵就是王朝的一面镜子、一扇窗口。由于陕西的帝陵绝大多数尚未发掘，陵内情况不明，所以成为众说纷纭的巨大谜团，这就更为陕西帝陵增添了强烈的神秘色彩，也增加了其对外界的吸引力。

帝陵建设一般是由皇亲国戚或朝廷重臣领衔挂帅，并由最优秀的建筑师、礼仪专家、艺术家和堪舆师（风水专家）团队负责选址和工程设计的。

选址是最优先考虑的项目，并且是重中之重。其过程非常漫长、复杂，选择的重点当然首先是风水，即地理、地质、土壤、水文等方面的因素，但同时也须考虑陵址对国家、对民族的长远影响，以及对政治、军事、交通的多重影响。这样的选址体现的已不仅是个人智慧与能力，而且是民族的大智慧与国家的大智慧，大的帝王陵都已成为包括风水在内的规划、建设典范，具有教科书甚或里程碑般的意义。其中乾唐十八陵中有14座是“依山为陵”，这一数字和比例超过任何其他帝陵组群，这里有其特殊的原因：

从整个唐朝其他方面的情况看，唐朝所有的大项目，除了实际的功能需求外，还有着占很大比重的精神需求，如长安城的宏大规模、城中极为宽阔的马路等，都不是单纯的功能需求能解释的。

像帝王陵这样的实际功能与精神需求并重的特殊项目，更是有着超乎比例的精神因素。依山而建的帝陵，巍峨的山丘就是墓冢，高耸的山梁就是神道，其俯览大地、傲指苍穹的“高山仰止”的雄强气势，是人工所筑、最多几十米高的土筑陵丘所望尘莫及的。

按照唐朝的时代气息和唐人的精神风貌，我们完全可以理解，帝王们以大山为陵而不是筑小丘为冢，要的就是一种理想境界、一种恢弘气势，这比单纯建一个死后的栖息之所更重要。这些王陵所凝聚的“精”、“气”、“神”不会随风而逝，反而在漫长岁月的延宕中固化为一种历史的永恒。

唐太宗李世民的昭陵前，一大批时代杰出人物的墓葬，形成古代历史上最密集最有影响的中华英魂安葬区，更使人感到有一股浩然正气直冲苍穹，足以惊天地泣鬼神，令一代又一代炎黄子孙寄托无限的景仰和怀念。从这个例子可以充分说明，主导帝陵建设的，首先就是文化，是一个时代的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汉唐时代气壮山河的帝陵，就是气壮山河的汉唐文化的产物，没有汉唐文化，就很难有汉唐帝陵。

在古代，修建帝陵，除了为死后的帝王建栖身之所外，更重要的是，要通过修建帝王陵来保持原有的政治权威，并且要一代又一代地传承下去，秦始皇在选择自己的帝号时，除了要从传说中的三皇五帝中择出“皇帝”二字外，特意又在前边加了一个“始”字，即从他开始，要二世、三世一直传下去，直到千世、万世，永远无穷。其陵墓称始皇帝陵，就是这种传之永恒的心态的流露。

总之，帝陵是在一种特定的思想文化与精神追求指导下建成的特殊工程项目，不能用一般的工程项目简单去类比。

陕西帝陵的一般状况，分地上和地下两大部分。

地上部分，早期如西周到战国早期是“不封不树”，即地面没有陵丘封土和树木，但应有供祭祀的寝殿之类建筑，因为年代久远，现地面已很难找到痕迹；到战国后期，陵寝开始有了封土堆。到秦始皇时，出现空前绝后的巨大封土陵丘，高达50丈，残高仍有76米。秦始皇陵建有巨大的陵园，分为内外两区，因建筑众多而占地广阔，所以又称“城”。唐代帝陵的规制基本模仿首都长安，以乾陵为最典型，有内城、外城之分。

帝陵陵园内有多种功能性建筑，包括寝殿、献殿、阙、宫墙等；到西汉时，这种形制进一步明确，而且开始在陵园以外建设陵邑。现汉阳陵南阙遗址已经发掘，规模宏大，气势雄伟，蔚为壮观；而阳陵献殿为正方形攒尖顶建筑，中心有一圆形巨石，上刻十字纹，是中心脊柱的基础。

到西汉武帝时，在陪葬墓前首次出现石刻，即著名的茂陵石刻，但那时在帝陵前尚无石刻；秦始皇陵有“收天下之兵”而铸成的巨大铜人，号12金人；汉武帝时又铸铜人，至曹魏时迁往洛阳，但到长安以东“重不可致”，遗弃于野，因此该地直到唐时仍名“铜人原”，著名诗人李贺有《金铜仙人辞汉歌》专咏此事。

直接置石刻于帝陵前，是魏晋以后的事。现有西魏文帝等帝陵前的石刻存世。

从唐代开始，帝陵前甚至陪葬墓前置石刻，已成为定制或惯例，而其中以乾陵石刻规模最大、数量最多，包括华表、翼马、鸵鸟、仗马、翁仲、石狮、六十一王宾，总计127件；顺陵、昭陵、乾陵和桥陵石刻，其精美程度远非后代可比，是古代中国最优秀的石刻作品。石刻中有些为后世各朝继承，如石像生；有些只在本朝延续下去，后世再不见踪影，如石鸵鸟；还有些如乾陵的述圣碑、无字碑等碑石后世也很少出现。

帝陵的地下部分，因开掘的极少，故不能详知具体情况。从秦公一号大墓看，其墓穴为一逐渐收分的敞开式大坑，规模十分惊人；东西两端均有倾斜的墓道，总体呈“中”形状，从东到西总长达350米、深24米；在较小的墓穴中也有“甲”字、“凸”字型等形状。棺椁和诸多陪葬品安放好以后，再加木结构棚架并填土，最后封平地面。棺椁为木制，另有代表最高级葬式的“黄肠题凑”，现尚存巨木80余根。

至于其他陪葬品不能备述，应随时代与国力的不同而有差异，但其豪华、贵重和数量巨大则毫无疑义。

陕西帝陵中有人殉现象，秦公一号大墓殉人达176具。但后代逐渐减少直至完全消失。

帝陵的思想文化主题，是一个以前很少有人论及的话题。现能看到的事实是，只要条件许可，不是在兵荒马乱仓促慌乱的情况下，或者社稷动摇、山河残破的危亡之际，帝陵一般还有其特别的主题，也就是建陵时人们最关注、最想表达的主要想法。这在一些特别重要的大帝王陵中尤其看得清楚：

黄帝陵：黄帝陵的主题就是祭祀黄帝。由于年代久远，能表达感情说明问题的其他东西都不存在，况且史籍上明确说黄帝陵只是衣冠冢，因之黄帝陵所保留最古老的就只是多达十万株的柏树群。黄帝陵最大的一棵柏树要七、八个人才能合抱，号称黄帝手植柏。虽然未必黄帝手植，但它5000年的树龄却差不多与黄帝同时代，故此，这株柏树已经被当作历史证明和情感的载体，已经变成文化标志，黄帝陵满山遍野的柏树都被当作历史文化来看待。

秦始皇陵：主题是庆祝国家的统一，并且保持对六国复辟的高度警惕。秦始皇兵马俑坑表现的是胜利之师，但仍排成严阵以待的战斗队形，并未因胜利而有丝毫的懈怠。从当前的发掘情况看，秦始皇陵周围有多个陪葬坑，除兵马俑坑外还有文官、百戏、珍禽异兽等。但所有这些俑坑全部加起来的总和，也无法同兵马俑坑的规模与气势相比。所以，秦始皇陵的主题肯定是军旅题材；

气势宏大的兵马俑坑秦兵马俑，给人最突出的感觉就是无比的雄浑壮观、无比的气势逼人。秦俑体现的不仅是高超的雕塑技术，它还是当时人们的气质风范与时代精神的整体展示。秦俑是典型的群体艺术，这几千人马组成的是一个庞大的军阵，每一个人、每一匹马在军阵中都有自己的固定位置，它们在这一艺术构思中是共同存在的，互相依赖和陪衬，好比万里长城上的一块块砖石，联合起来才能共同展示宏大气势和高昂精神一样。中华民族有一种勇于自我牺牲、以服从整体需要为荣的自我意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成了一种全民共识，这也就是中华民族及其文化长期保持统一的认识基础和心理基础。而这种意识正是伴随着秦走向统一之路才开始形成的。从这一意义上我们去对比公元前后世界各地有代表性的文化艺术作品，譬如西方世界的“七大奇迹”，可以说秦兵马俑更多、更深刻地体现了一个民族共同的民族心理和民族精神。也正因为如此，把秦兵马俑看做是东方文化的代表作，称之为“世界第八奇迹”，就完全是当之无愧的。

汉阳陵：主题是对经济发展的高度重视，对关乎国计民生的社会财富，给予特别的关注。陪葬坑中有大量的家畜、家禽以及粮食，满坑满谷，动辄以千百计，总数量达十数万件，是中国数量最大的陶俑群。以羊为例，就有山羊、绵羊；大羊、小羊；公羊、母羊等区别，这在别处是从未见过的。汉阳陵出土有金银玉器等奢侈品，然而所占比例很小，同巨大数量的一般社会财富相比，显然重点绝对是后者。汉阳陵是汉景帝刘启的陵墓，景帝时代是中国历史上有名的“文景之治”，是古代中国第一个发展高峰，而景帝本人也以节俭而著称，所以重视一般社会财富也与他这种个人特点相一致的。

汉武帝茂陵：主题是击败强敌匈奴。这在茂陵的陪葬墓霍去病墓前的大型石雕“马踏匈奴”中看得特别清楚。马踏匈奴是一匹立马，在其腹下压着一个人，此人络腮胡须，一看就是“胡人”的形象。他一手握弓，一手执箭，被马压住动弹不得。这件作品名为“马踏匈奴”，是中国国宝级的重要文物，非常著名。从这件作品看，这里的马已经不再是只代表一匹马自身，而是代表霍去病，代表强大的汉军，甚至代表汉王朝、代表汉民族。一匹马能有如此强烈的象征性含义，这在中国文化史上还是第一次。

茂陵的主要文化标志就是霍去病墓前的石刻。茂陵石刻并不是只有大写意一种艺术风格，它还有着刚健质朴、粗犷豪放、恢弘大气的另一面，这应当是来自本土的周秦文化的一贯传统。其中的卧马卧在地上犹十分警觉，并没有因为“卧”而失去气魄；跃马的雕造极其豪壮，神态也生动无比，闪现的是马正准备从地上一跃而起的那一瞬间的动态。这是当时人们对马的动态熟悉程度的完美表达，也是人们对自己的动物朋友的亲情流露。茂陵石刻是写实同写意并重的、艺术语汇是丰富多彩的，它完成了外来的楚文化与本土的周秦文化的衔接与融合，所以除了时间上的“中国第一”外，用艺术水准去衡量，称它们为“第一流”的作品也是完全当之无愧的。

唐太宗昭陵：主题是政治大团结，是历史教科书式的政治告诫。昭陵陵园有皇亲、勋臣陪葬墓200余座，以关系亲疏和功绩大小作由近而远、犹如众星拱月般的扇形排列。昭陵与其陪葬墓共同展示了唐初空前的政治大团结，以及对后人的谆谆告诫；唐太宗李世民命著名艺术家阎立本主持设计，将自己生前骑乘过并壮烈战死的六匹骏马以高浮雕形式刻画上石，作为自己陵墓的主要纪念物，这就是举世闻名的石刻艺术杰作——昭陵六骏。这样做与一般帝王陵上安置粉饰太平的吉祥瑞兽完全不同，听起来也似乎很不“吉利”，但昭陵着力营造的不是祥和太平的气氛，而是要重温大唐创业的血与火动荡历程；它们凝结的是一位老军人对救过自己命并殒命沙场的战马的生死之情，是对大唐创业艰难的深情眷顾，但更多的是，它们以杰出的艺术风范和动人的情感魅力，以具有浓郁悲壮色彩和启迪性的英雄史诗，一扫空洞、无聊的帝王丧葬形式，给子孙后人提出“毋忘历史”的肺腑告诫。

唐高宗、武则天乾陵：用世界眼光看待世界，用大中国视角看待中外关系和民族关系。神道上及陵园四门分布着壮观的石刻群，有天马行空、鸵鸟伫立和雄狮双峙，各具特色又神采不凡。陵园南门内侧还有当时与唐王朝关系密切的国家及民族首领石像61尊，如真人大小恭然肃立在内阙尊荣无比的重要位置，说明了唐王朝对他们的特别礼遇和敬重，如此众多的陪葬石像也是所有帝王陵中绝无仅有的。这些都是唐代空前的大外交和民族大团结的生动写照。在乾陵的陪葬墓中，又有很多反映民族关系和国际关系的重要文物，三彩、陶俑、壁画中的胡人、胡马、胡服形象比比皆是，还有其他场合罕见的猎豹、猞猁、猎鹰、猎犬等；其中最著名的就是出土于章怀太子墓的《客使图》，生动而真实地再现了唐朝政府官员接待外国使节的情景，也是以往唐墓中绝无仅有的特殊题材。

帝陵有了特定的主题，于是就有了文化特色，使陕西的帝陵文化呈现出多姿多彩的个性化色彩。气魄宏大的汉唐时代，才会去考虑“依山为陵”，但汉代山陵仅有文帝霸陵一座，而唐代却有13座，超过了全国各朝各代全部山陵加起来的总和。另外，即使同一个时代，其帝陵的文化特色也绝不雷同。例如，唐太宗昭陵有陪葬墓超过200座，但唐玄宗泰陵、唐德宗崇陵却各只有一座陪葬墓，晚唐帝陵甚至一座都没有。这种差别不是差在国力、技术方面，而是差在不同的理念上。

唐代帝陵建设逐渐形成一套制度，而这种制度的完备，一般认为是从乾陵开始的，乾陵形成了帝陵的一般规范。但就乾陵而言，仍然存在若干不合制度的情况，这里又几方面的原因：

一是如前所述，重要的帝王陵有自己的特定主题，因此就会有合于主题而未见得合于制度的情况，最明显的例子是乾陵的鸵鸟。鸵鸟被置于神道的前端，根据“前朱雀、后玄武、左青龙、右白虎”的方位标示，这里本该放置的是神话中的神鸟朱雀，但却被来自“蛮夷番邦”的凡鸟鸵鸟所取代，这就是乾陵“对外开放、面向世界的大主题在起作用；

二是帝王个人的特别喜好，如唐高祖李渊生前特别喜欢林邑国进贡的犀牛，特意下诏将这对犀牛的形象雕成石像放置献陵；

三是在不违背制度的大原则的前提下，出现与制度不合的局部调整情况。这又体现在镇墓石狮上。中国不产狮子，用外来的狮子取代中国的“百兽之王”老虎，做为陵墓最主要的守护神，即从顺陵、乾陵开始。以后逐渐推广，变成涉及陵墓以外所有方面的中国第一守护神。

唐陵的差别非常大，18座帝陵中有13座山陵，每一座的形制都会因地形而出现重大差别，这就不可能有统一模式，高低大小全然没有可比性；例如乾陵有一条理想化的神道，而昭陵正面是陡峭的高崖，故神道不仅太短不符合神道的要求，而且坡度太大，看起来不像是一条神道。

1、已经揭示的信息令人震惊，而蕴藏的信息更无可估量。

历代对建设陵墓的态度，实际就是完整的生活观：政治生活、社会生活、文化生活、精神生活都包括在内。不仅要保持原有生活，而且要保持原有政治地位和权威。西汉十一位帝王中的九位，把自己的陵墓选择在咸阳原上，而这九座陵墓中，又有五座设有陵邑，因此咸阳原也称为五陵原。陵邑的设置看似是要让帝王在入土之后依然有领地可供统治，将在世的统治延长了，实际上是为了巩固统治：五座陵邑的住户都是天下富豪或有地位的人，从全国各地迁到关中，大学者司马迁就是同父亲一道从故乡龙门迁到茂陵县的，将这些地方豪强迁至关中，有利于加强对地方的管理，同时也更方便监控豪强世家。这五座陵邑都有相当规模，如茂陵县人口就多达27.5万人。因为五陵邑多官宦富户，所以其子弟往往游手好闲、滋事生非，以后成语“五陵少年”就由此而生，作为纨绔子弟的代称。

2、一座帝陵就是一个艺术宝库，文化内涵异彩纷呈、美不胜收。

乾陵、昭陵附近大量唐墓都出土有墓葬壁画，由于墓主人身份很高，故作画者多为专业画家甚至著名艺术家，就我们当前所见，唐墓壁画中的优秀作品比之传世的唐代文人画，其水平丝毫不见逊色乃至有所超越，甚至有海内外学者把永泰公主墓壁画中的一位捧杯仕女评价为“中国古代第一美人”。乾陵陪葬墓壁画中，有五组被评定为中国最高等级的国宝，是对这种独特绘画艺术价值的充分肯定。

陕西是一个很少产马的地方，尤其不产良马，但由于汉唐时代它是各方面绝对中心的特殊地位，使得中国各地甚至亚洲各地的良马，源源不断地向长安集中，长安成了中国最主要、最著名的良马集中地。与此同时，陕西成为整个中国有关马的艺术品的集中出产地，而最优秀、最著名的作品，一般都与帝陵有关。如秦的大陶马和铜车马，出自秦始皇陵陪葬坑；西汉杨家湾兵马俑出自长陵或阳陵陪葬墓；西汉鎏金铜马和霍去病墓著名的三马都出自茂陵之侧；西汉玉雕马应与昭帝平陵有关；十六国时的大夏石马出自赫连勃勃长子赫连?Y墓前；唐的昭陵六骏被称为“悲壮的英雄史诗”、乾陵天马被誉为“中国古代最有力量感的马雕作品”……，等等。古代中国雕塑真正达到世界一流水平、真正得到世界认可的作品中，最有名的就是各种马雕，1989年一匹三彩马在国际市场拍出中国古董的天价，十多年中再无可以望其项背者，就是世界对中国古代马雕水平的一种认可和激赏。

3、影响中国人的思想感情和民族心理。中国是一个极端重视传统的国度，如历代不绝的祭黄陵（包括历代帝王、少数民族首领、国共双方等）、种植与养护柏树等行为，都形成传统。通过这种传统，中国人的文化认同、始祖认同和血缘认同得到不断强化和延续，民族心理被固化下来，使后代对先祖及其文化保持足够的敬意，这是中华文明得以历数千年而从未中断的原因之一。这种文化认同的力量是如此强大，以致国家有关部门，在并没有可靠考古依据的情况下，也只能以传统舆论为根据，以人心所向为前提，将黄帝陵评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而且是古墓葬第一号。这实际就是帝陵巨大的社会影响与历史影响在起作用。

4、现状：陕西重要的帝陵基本都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其中秦始皇陵是世界文化遗产。以单独一座帝陵申报世遗成功，这在全国还是唯一的。明清帝陵是集体申遗，与秦陵是不同的。陕西帝陵在世界上有极大影响；依托帝陵建成诸多的博物馆，得以扬名世界，所以，这些博物馆可以看作是帝陵文化的外延，帝陵成为陕西重要的文化招牌。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新的具有轰动效应的考古发现，帝陵文化的历史影响也在不断异化：秦始皇陵对中国人来说是一种历史的见证，而对外国人来说是一种特别的艺术文化。它在世界上的巨大影响主要来自兵马俑而不是秦始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