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原郡，中国古代郡名，汉武帝元朔二年（前127年）置，郡治在九原县（县治在今内蒙古包头市九原区麻池镇西北），隶属于朔方刺史部。东汉时属并州，献帝建安二十年（215年）废。魏晋时其地为鲜卑、羌胡所据。十六国前秦复置。北魏时其地属夏州、怀朔镇。隋初置丰州，大业中改为五原郡。唐置丰州、天德军。秦九原郡，武帝元朔二年更名。据此，秦九原郡从秦代一直延续到汉初，直到元朔二年，才更名为五原郡。

五原郡为战国时赵国及秦始皇所置九原郡之东半部。九原郡一带在古籍中被称为北假、河南地。赵武灵王二十六年（前300年），赵国“攘地北至燕、代，西至云中、九原”，将河套地区纳入赵国版图。战国末年，河套地区为匈奴所据。秦始皇三十三年（前214年），“发兵三十万人北击胡，略取河南地”，置九原郡，号为新秦，此即汉代之五原、朔方二郡。秦末，河南地又为匈奴所据。

汉武帝元朔二年（前127年），武帝令车骑将军卫青“出云中以西，至高阙，遂略河南地，至于陇西”。汉军向北掠地至北假，收复河套地区，遂以秦代九原郡故地“置朔方、五原郡”。

西汉后期，五原郡辖境大致相当于今内蒙古包头市市区、固阳县、乌拉特前旗、达拉特旗以及准格尔旗东北部。境内有石门水，即今昆都仑河。武帝、昭帝时在临近匈奴的边地塞外大规模修筑长城和要塞。五原郡北境有石门障，出石门障向北，有光禄城。光禄城西北一线，有支就、头曼、呼河、宿虏（受降城）等数座鄣塞，中以长城相接，称为列城。

成帝元延、绥和之际（约前8年），五原郡领十六县。

平帝元始二年（2年），有39322户，231328人，绝大部分居民为汉人。

西汉五原郡领县：

石门障：在今包头市北大青山昆都仑沟南口。

原亭：中部都尉治，在成宜县内，黄河以北。今本汉书地理志讹作原高。

田辟：西部都尉治，在成宜县内，黄河以北。

受降城（宿虏城）：武帝太初元年（前104年）公孙敖筑，为迎匈奴左大都尉降汉而置。后为受降都尉驻地。

光禄城：太初三年（前102年），光禄勋徐自为筑。在今乌拉特旗一带。宣帝时呼韩邪单于曾驻此。

支就城 头曼城，秦时头曼单于王庭所在地。 呼河城

王莽改五原为获降。

东汉建武五年（29年），卢芳“自称天子于九原”，建都九原县，占据五原、朔方、云中、定襄、雁门五郡。

建武十一年（35年），罢朔方刺史部，五原、朔方等郡遂属并州。

建武二十年（44年），“省五原郡，徙其吏人置河东”。

二十六年（50年），南匈奴归降，郡民迁回五原郡本土。

顺帝永和初年，五原郡领十县：九原、五原、临沃、文国、河阴、武都、宜梁、曼柏、成宜、西安阳，有4667户，22957人。汉书地理志所载之固陵、蒱泽、南舆、稒阳、莫（黑旦）、河目六县当于东汉前期省并。

永和五年（140年）九月，南匈奴句龙吾斯、车纽叛乱，乃侨置朔方郡于五原郡五原县。

献帝建安二十年（215年）春，因胡羌侵扰，曹操“省云中、定襄、五原、朔方郡”，割太原郡北部置新兴郡。五原郡人口被安置于太原郡阳曲县故地，即新兴郡九原县（在今山西忻州）。

十六国后赵收河南地置朔方郡。

前秦灭鲜卑代国，复置五原郡。后其地入北魏。

北魏太和中，五原郡故地分属怀朔镇、夏州、朔州。

隋开皇五年（585年）置丰州。

仁寿元年（601年）置总管府，大业元年（605年）废府，三年（607年）改为五原郡，领三县，有2330户。

唐贞观四年（631年）置丰州都督府，不领县。

二十三年（650年）置丰州，领九原、永丰二县。

开元二年（714年）迁安北督护府治所于中受降城。

天宝元年（742年）改为九原郡，十三年（754年）于九原郡内置天德军。

乾元元年（758年）复为丰州。

隋代五原郡领县：

□延寿，其姓失载，汉宣帝五凤二年时为五原太守。冯立，字圣卿，上党人，成帝时五原太守。刘歆，字子骏，哀帝时曾为五原太守，寻转涿郡。李兴，光武帝建武初年卢芳所置五原太守，后为卢芳所杀。 随昱，卢芳部将，建武十二年降汉，留任五原太守。耿夔，扶风茂陵人，和帝时五原太守。陈龟，字叔珍，上党泫氏人，顺帝永和五年之前为五原太守。崔寔，字子真，涿郡安平人，桓帝时五原太守。郭鸿，颍川人，灵帝光和前为五原太守。王智，光和二年在任。督瓒，汉末为五原太守。

吕布，字奉先，五原郡九原人。建安三年（198年）为曹操所杀。

五原是西汉西北边防前沿上一个非常重要的边郡，西与朔方郡为邻，是捍御匈奴入侵的桥头堡，直接关系到秦都咸阳和汉都长安的安危。关于其始置时间，历史文献中有两种看似互相冲突的记载。东汉班固在《汉书·地理志》中记载，西汉五原郡乃是由秦九原郡更名而来。依此，五原郡又似乎是与朔方郡同时设置，并没有直接承续秦九原郡的建置。

对于《汉书》中这一矛盾记载，司马光在编著《资治通鉴》时，似乎感觉非常棘手，于是，他采取回避直接表述这一问题的办法，在叙述卫青收复河南地一事时，并不说明在当地到底设置了哪些郡，而是在下文叙述汉武帝听从主父偃的谋划，为在河南地开垦耕地以解决西北边地军粮供给困难问题，始出兵河南地时，才讲到“上竟用偃计，立朔方郡”。

司马光这样处理，是因为主父偃所说的在河南地垦殖一事，实际上只是在朔方郡所在的今内蒙河套地区开垦农田，其他地区农业条件很差，并不适于用作解决军粮的农业基地，五原郡处于河套地区的边缘，即使是与朔方同时设郡，也与此事关系不大，所以，这种叙述形式，其实只是一种回避《汉书》矛盾记载的巧妙办法，司马光并没有理清五原郡究竟设置于何时。

当代学者对待这一问题，并没有都像司马光那样审慎，而是大多以为西汉五原郡是在元朔二年时与朔方郡同时设置，这也就意味着秦九原郡的建置，在秦末汉初已经撤销。这样的看法，已经成为中国历史地理学界的主流认识。蒙恬死，诸侯叛秦，中国扰乱，诸秦所徙适戍边者皆复去。于是，匈奴得宽，复稍度河南，与中国界于故塞。

所谓“故塞”，即旧时的边塞，这是指秦统一六国之初的疆界。由于文献资料不足，这道“故塞”究竟设在哪里，过去一直不甚清楚，幸好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秩律》中胪列的汉初县道名，为解决这一疑难问题，提供了重要资料。利用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秩律》并结合其他文献记载，不仅可以确认，这道“故塞”是设置在秦汉阴山山脉也就是今乌拉山——大青山脚下，而且还可以确认，秦九原郡是由战国赵国的九原郡沿袭而来。

秦末边防守军后撤以后防守的边防线，就是战国赵国的北方边防线，而九原郡的辖界，也只剩下了原来赵国边防线以内的很小一部分领土。直到元朔二年卫青大举出击匈奴，才重又恢复秦旧有的疆界，其中有很大一部分就是原秦九原郡的故土，这就是汉武帝设置朔方郡并将九原郡改名为五原郡的地理背景。

上述五原郡的始设时间以及辖界变化的实际情形，与吕祖谦的论述，完全相符，而吕祖谦能够辨析清楚这样复杂的政区设置问题，并非出自偶然所得，除了其深厚的一般历史知识素养之外，还与他谙熟地理形势和地理设置有直接关系。观吕祖谦所撰《六朝十论》，可见其熟知各地险要利害；而读吕氏《与李侍郎仁父书》，则可以知道，他在史馆时还直接参与过审定国史《地理志》的工作。

凡此，都说明吕祖谦具有从事地理考据所必备的基础知识。单纯从研究技术角度讲，地理考据因其必需知识的专门性，在史学考据中属于较为艰深的门类，从对五原郡始设时间的这一考辨结果中可以看出，吕祖谦具有很高超的历史考辨能力，其考释某些史事的眼光，并不在司马光之下。类似的考据成果，在《大事记解题》当中，尚不乏其例。因此，吕祖谦不仅是一位造诣深邃的理学家，在史学考辨和考据学的发展历史上，也应占有一席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