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馆播迁（朝鲜语：아관파천）是指1896年2月11日朝鲜王朝君主高宗李熙率领王族从日本控制的王宫逃到俄国驻朝公使馆的事件。这起事件的主导者是李范晋、李完用等朝鲜亲俄派及俄国前驻朝公使韦贝尔。俄馆播迁极大地改变了朝鲜国内的政治力量对比：朝鲜亲日政权垮台，日本在朝鲜半岛的地位迅速下降。亲俄派势力膨胀，朝鲜亲俄政府随之建立，并且日、俄两国在朝鲜的竞争日益复杂化。直到1897年2月20日，朝鲜高宗才从俄国公使馆搬出。

日本在甲午中日战争中战胜清朝以后，从清朝手中获得了朝鲜的控制权。但这又与俄罗斯帝国的“南下政策”相冲突，妨碍了沙皇俄国在远东地区的扩张，因此俄国对日本强势反弹，先是在《马关条约》签订后发起“三国干涉还辽”，逼迫日本吐出辽东半岛；然后挟三国干涉之余威向朝鲜半岛渗透。俄国在朝鲜扶植亲俄派，与当权的以金弘集、朴泳孝为首的亲日派相对抗。朝鲜王后闵氏（明成皇后）最初是亲俄派的领袖，她联合俄罗斯驻朝公使韦贝尔（Вебер）发动宫廷政变，赶走了朴泳孝，推翻亲日政权，重新执掌朝鲜国政。日本人对此十分恼火，便于1895年10月8日发动“乙未事变”，在景福宫中暗杀了明成皇后，同时重建了亲日政权。乙未事变被宫中的俄国技师士巴津和美国军事教官戴伊披露，日本面临国际舆论谴责的巨大压力。在这种状况下，俄国和朝鲜亲俄派又伺机反扑，企图夺回政权。“俄馆播迁”的实质就是日俄两国对朝鲜激烈争夺的体现。

1895年11月28日，亲俄派的李范晋、李完用、尹致昊、安駉寿等人准备率领前闵妃侍卫队由春生门攻入景福宫，抢走高宗，并杀死金弘集等亲日大臣。这一计划因为被泄漏而遭到失败，李范晋等人逃之夭夭，是为“春生门事件”。但李范晋等人仍不甘心。1896年1月9日，俄国驻朝公使韦贝尔离任，由士贝耶（Шпейер）出任公使。实际上，韦贝尔正与李范晋等人策划一起更大的政治阴谋。

当时，亲日的金弘集内阁已经风雨飘摇，乙未事变真相暴露以后，他们就已经失去了朝鲜人民的支持，到1895年12月30日亲日政权颁布“断发令”，更是严重伤害了朝鲜人的民族感情，激起了朝鲜人民的反日怒潮。各地儒生以“为国母报仇”和“头可断，发不可剪”为口号而发动起义，社会空前动荡不安，史称“乙未义兵”（第一次义兵运动）。而当时的朝鲜君主高宗李熙虽然生性懦弱，却也有权力欲。朝鲜自甲午更张以后，政治体制逐渐向君主立宪制过渡，这引发了高宗的不满。乙未事变以后，由于高宗的妻子闵妃（明成皇后）在宫中被日本人所杀，令高宗与其太子李坧非常悲痛，并将其视为奇耻大辱，因而对日本及其代理人亲日内阁恨之入骨。同时，朝鲜高宗也在乙未事变以后几乎被日本软禁在宫中，对将来的处境十分忧虑。就这样，朝鲜的亲日政权成了众矢之的，几乎陷入崩溃的边缘。李范晋等亲俄派是利用这种风雨如晦的时局，以及高宗父子的反日心理，而准备发动宫廷政变。另一个有利条件则是朝鲜军的主力和日军守备队被调往各地镇压义兵运动，造成首都防御空虚，也给亲俄派以可乘之机。俄国人和朝鲜亲俄派决心立刻发动政变，一举击垮亲日政权。

当时，李范晋已经潜回国内，同李完用、李允用等人躲在俄国公使馆，与韦贝尔一道策划政变。李范晋用四万两白银收买了宫中的严尚宫（后来的纯献皇贵妃）、杨尚宫、金尚宫及宦官姜锡镐等人，让他们对高宗李熙说：亲日派与日本人正策划一起废立国王的重大阴谋，为王室安全计，国王除“移御”俄国公使馆以外，别无他法。高宗本来就有反日心理，听了此话后信以为真，便决定在两日后逃往俄国公使馆避难。然而，俄国档案的记载却与前述的日本官方文件的说法有所不同，并不是俄国主动“诱骗”高宗到俄国公使馆的。早在1896年1月，高宗就秘密向俄国公使馆提出安全庇护，2月2日，高宗写密信给俄国公使，称：“从九月开始，逆贼们对我纠缠不休，最近又按照外国方式来改变国人发型，激起了各地的起义。逆贼以此为借口要杀害我和我的儿子，为防不测，我打算同王太子一起去贵国公使馆寻求安全，试问两位公使（指韦贝尔和士贝耶）意下如何？如果同意，我会在今后的某一个夜里秘密前往贵国公使馆，我会特别通知我的具体行程，我没有考虑其他的逃生方式，我真诚地希望两位公使能保护我。”总之，不管是俄国或亲俄派的“诱骗”还是朝鲜高宗主动的要求，“俄馆播迁”确实是两厢情愿的事。

1896年2月10日，俄国公使馆突然以“加强公使馆防御”为由，从停泊在仁川的俄国军舰调来150名士兵和1门大炮开赴朝鲜首都汉城（今韩国首尔）。而高宗已经准备就绪，他和王太子李坧等人借用了宫中内命妇的轿子，准备带着玉玺趁机逃走。当时景福宫的看守非常严密，巡警数百人把守宫门，核查出入。当时高宗晚睡晚起，守卫已经习惯了，所以高宗一行准备在清晨出逃。1896年2月11日（农历十二月二十八日，乙未年小除夕）凌晨，高宗命人乘坐轿子出宫，然后又回来，又出宫，如此往返三次，以麻痹守卫。等到高宗在清晨乘坐这顶轿子出逃时，守卫根本就不以为意了，再加上他知道高宗向来起得很晚，不可能在清晨活动，更放松了警惕，于是没有检查就让高宗、王太子出了建春门，两顶轿子匆匆朝位于城西贞洞的俄国公使馆奔去。另外，据朝鲜官员尹致昊透露，当天晚上高宗生母骊兴府大夫人和兴宣大院君（高宗生父）的一个小妾在宫中监视高宗举动，高宗则彻夜与她们闲聊他小时候的事，她们到凌晨2点才聊完睡觉，高宗行动时她们正在酣睡，这也是高宗的计划得手的一个步骤。王太后洪氏、王太子妃闵氏则逃到了庆运宫（今德寿宫）。晨7时，高宗抵达俄国公使馆。李范晋等人在俄国公使馆等待已久，听到高宗来到俄国公使馆的消息后，和韦贝尔一起急忙迎接。此时的高宗“面如白纸，战栗不已”，沿途的慌张也就可想而知了。

高宗“播迁”到俄国公使馆以后，连续下达多个诏敕。根据高宗的诏敕，亲日内阁大臣全部罢免，并下令重新追究“乙未事变”的责任，将总理大臣金弘集、内部大臣俞吉濬、军部大臣赵羲渊、农商工部大臣郑秉夏、法部大臣张博列为“逆贼五大臣”而加以逮捕，同时命金炳始为内阁总理大臣，重新组阁。朝鲜百姓听说后，欢呼雀跃。当时内阁诸大臣还在景福宫修政殿内议事，宫内府大臣李载冕首先跑来，告知高宗已逃之事。内部大臣俞吉濬听说后大怒道：“汝为宫内大臣，失君之变，汝尚何颜来告！”说罢就扇了李载冕两耳光。李载冕说：“宫门把守，内部大臣掌之。”话还没说完，就听到宫外军民呼声喧天，警务官安桓率领巡检来抓人。金弘集、郑秉夏先被捕，两人被塞进轿子里，七八名巡警迅速抬着轿子移送到警务厅。俞吉濬被捕后，被巡检押送步行至光化门，那里有日军驻地。俞吉濬用日语大声呼喊，日本兵迅速来救援，将俞吉濬从巡检手中抢走了。李完用私下命令将金弘集、郑秉夏杀死，安桓手下的总巡苏兴文就将二人于警务厅门前的小石桥上用剑刺死了。接着，二人被暴尸在汉城钟路。史书记载“都人怨弘集主剃令（即断发令），争掷瓦砾，肢体碎裂，有割其肉生啖者”。亲日内阁的度支部大臣鱼允中则在流亡回乡的途中被百姓打死，外部大臣金允植亦被逮捕并流放济州岛。对于其他亲日派则要求朝鲜军民“不问长短，即刻斩首来献”，于是俞吉濬、赵羲渊、张博等30多名亲日派逃到日本公使馆避难并亡命日本。至此，甲午六月以来日本苦心经营的朝鲜亲日政权完全瓦解，日本在朝鲜的扩张得到了遏制。李范晋、李完用等亲俄派入主中枢，朝鲜半岛出现了亲俄政权。

“俄馆播迁”以后，亲俄内阁宣布废除断发令，剃发易服“从便为之”。又调回镇压义兵运动的兵力，对义兵以怀柔政策为主，使义兵逐渐解散。同时免征一切未收和未纳的贡赋，以期挽回民心。朝鲜高宗为了避免日本人的迫害，再加上俄国人和亲俄派的强迫胁迫，仍然住在俄国公使馆内，并将俄国公使馆称为“行在所”。据当时任俄国驻华公使馆秘书的索洛维约夫称，“朝鲜所有政府部门都在（俄国公使馆中）被屏风隔开的大厅里办公，当内阁召开会议时，把屏风撤走。由于这种形势，俄国政府在汉城完全自由地发号施令。”

随着“俄馆播迁”事件的发生，日本在朝鲜半岛的势力为俄国所排挤，以致日本驻朝公使小村寿太郎发出了“天子为敌所夺，万事休矣！”的哀叹。再加上先前的“三国干涉还辽”被俄国压制，因此日本对俄国恨的咬牙切齿。日本人在三国干涉还辽之后就提出了“卧薪尝胆”的口号，开启新的十年扩军计划，誓死与俄国一战。但此时日本的国力仍不足与俄国对抗，只有同俄国协调在朝鲜的势力范围以使损失最小化，于是开启“日俄协商”的路线。日俄双方高层在俄馆播迁以后频繁接洽，韦贝尔重新出任俄罗斯帝国驻朝公使，士贝耶则调任驻日公使。1896年5月14日，韦贝尔与日本公使小村寿太郎在汉城签订《第一次日俄协定书》（又称《小村-韦贝备忘录》），在肯定了沙俄在朝鲜的政治优势、扩大其驻军权的同时，也使日本挽回了部分损失，稳住了在朝鲜的阵脚，为其将来的反攻奠定基础。后来，俄国沙皇尼古拉二世举行加冕仪式，日本派山县有朋前去祝贺，同时又和俄国外交大臣罗巴洛夫在莫斯科就朝鲜问题进行会谈，并于1896年6月9日签订了《第二次日俄协定书》（又称《山县-罗巴洛夫协定》）。这个协定使日俄关系在朝鲜进一步接近平衡。值得一提的是，这次谈判期间山县有朋要求以北纬38度线分割朝鲜，但遭到了俄方的拒绝。俄馆播迁后日俄的三次协商如下表：

新成立的朝鲜亲俄政府为了报答“俄馆播迁”的大恩，开始不断向俄国出卖国家主权，在卖国方面与之前的亲日政府绝无二致。1896年4月，俄国得到了咸镜北道的镜城和钟城的矿山采掘权，同年9月，俄国获得了茂山、鸭绿江与郁陵岛的森林采伐权。在尼古拉二世举行加冕礼时，朝鲜政府亦派遣闵泳焕出使俄国，和俄国达成秘密协定，将朝鲜的军事和财政交与俄国控制。除此之外，美国、英国、德国、法国等欧美列强也趁火打劫，在“俄馆播迁”期间攫取了朝鲜大量的铁路敷设权、矿山采掘权等经济利权。对于日本，亲俄政府仍然保持外交关系，但态度明显强硬，力求对等外交，对于日军镇压义兵运动中伤亡人员表示慰问，同时又宣布镇压义兵“由我警务厅另行查办”，并且要求日本撤离驻扎在汉城的兵营，甚至还对在汉城的日本报刊“语多不韪”、“语涉失实”的报道提出抗议，这在俄馆播迁以前是不可想象的。当然，这也是以俄国为后盾的结果。

俄馆播迁既久，朝鲜臣民亦希望高宗尽快回宫，金炳始、郑范朝等大臣纷纷上疏表达这种愿望，甚至亲卫第一联队第三大队长李根溶（李根泽）、第四大队长徐廷圭等人于1896年11月试图劫持高宗回宫，但事泄未遂。不过，也有观点对急于回宫之议不以为然，如1897年2月13日的《独立新闻》评论认为，“尽早还御（回宫）于国体而言理所当然”，但既然朝鲜军队还是无力保护君主，因此认为不是请求回宫的时候。

1897年2月18日，朝鲜政府突然将回宫的决定告知俄国方面，令俄国颇感意外。俄国驻朝公使韦贝尔认为一向优柔寡断的高宗之所以急于回宫，除了民族意识高涨外，还可能受到日本的影响。日本驻朝公使加藤增雄则认为这是出于朝鲜官民对回宫的渴望。清朝驻朝领事唐绍仪指出：“窃观韩王此次迅速返宫，皆迫于臣民之呼吁，究非王之本心。”不管怎样，高宗一行于1897年2月20日正式离开俄国公使馆，移驾庆运宫（今德寿宫），结束了一年之久的流亡生涯。1897年10月12日，高宗自称皇帝，改国号称“大韩帝国”，朝鲜半岛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

关于俄馆播迁的评价历来有分歧。有些人从积极的方面去评价这一事件，认为俄馆播迁对内使国内亲日派倒台，结束了甲午以来亲日派独大的局面，使国内各派力量如亲俄派、亲美派、亲日派相互牵制，有利于高宗李熙加强中央集权，重新整合国家力量；对外迫使日本在朝鲜的势力大为萎缩，从而使日、俄两国势力达到相对平衡，延缓了朝鲜被吞并的进程，并为后来“大韩帝国”的建立创造了条件。当时朝鲜的《独立新闻》就对日本报纸关于朝鲜仇俄一说进行反驳，并对俄馆播迁加以肯定，写道：“朝鲜人憎恨俄国公使一说，吾国公众闻所未闻。……作为朝鲜人民，于大君主陛下身处危殆之际，对伸出援手施以拯救者，唯有敬爱之心，岂有憎恶之理？”另外，俄馆播迁还在客观上刺激了朝鲜民众自主意识的觉醒，成为后来内护民权、外争主权的“独立协会”运动爆发的重要外部因素。

韩国前国史编纂委员会委员长、首尔大学教授李泰镇表示：“认为国王逃到别的国家公使馆是可耻的事情，现在也有很多韩国人是这么想的。但是通过史料研究，我了解到这些话是由当时受日本公使馆教唆的亲日派们传播的，是日本编造出来的话。无论怎样，从高宗的角度，只能逃出景福宫搬到别处。景福宫是王妃被害的地方，甚至是国王行使不了君主权、被日军包围很严密的地方。留在那种地方不就是做蠢事吗？搬到俄国公使馆之后，国王恢复了君主权。……国王在俄国公使馆待了一年，恢复了君主权和王政，然后提升了国家规格，创造了以帝国身份重新开始的机会。”

也有人对俄馆播迁的评价以否定为主。首先朝鲜的亲俄派策划这起事件，并不是为了国家独立或为闵妃报仇，只是引虎拒狼而已，史学家朴殷植就曾指出：“此次移跸俄馆，为国家复仇之举乎？为俄党攘权之计乎？直是假复仇之名而假其攘权之私耳。”堂堂一国的君主竟然躲在别国使馆一年之久，可谓是前所未有之事，使国家威信坠落，舆论哗然。另外，随着俄馆播迁的发生，朝鲜的大量主权也被出卖给俄国等欧美列强，民族危机日益严重。与此同时，列强尤其是日、俄两国之间对立激化，为日俄战争的爆发埋下伏笔。

2012年上映的韩国电影《咖啡》,讲述了1896年朝鲜国王高宗李熙逃到俄国使馆躲避日本人的“俄馆播迁”事件发生后，企图暗杀高宗的间谍刺客间不为人知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