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新觉罗·胤禵（1688年2月10日—1755年2月16日），清朝宗室，康熙帝第十四子，雍正帝同母弟，生母为孝恭仁皇后乌雅氏。

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正月初九酉时生，生母为孝恭仁皇后。从小聪明过人，才能出众，九皇子胤禟曾语：“胤禵聪明绝顶，才德双全，我兄弟皆不如也”。

胤禵为康熙帝所厚爱，从少年时代起，就频繁地扈从其父出巡，日常生活中，也往往被给予一些特殊优待。比如说部分皇子蒙父皇恩准，享有支取官物的符权，由大内供给其一家的食用物品。这种做法通常是以一年为限，期满后由父皇决定是否沿续，而沿续时间愈长，愈能体现出父皇的厚爱，康熙诸子中享此殊遇者不只一人，但时间最长的则是胤禵。自康熙五十四年（1715年）至六十一年（1722年），整整七年，康熙始终特批胤禵一家支领官物，如果康熙不是猝然离世，胤禵的这一待遇还会沿续下去。

胤禵个性爽直，重情重义，他从小和才华横溢、与为人谦和的皇八子胤禩情投意合，康熙四十七年（1708年）九月，当康熙帝怒斥胤禩妄蓄大志、企图谋害胤礽时，胤禵挺身而出，跪奏曰：“八阿哥无此心，臣等愿保之！”一时间，康熙帝十分愤怒，“出所佩刀欲诛胤禵，皇五子胤祺跪抱劝止，诸皇子叩首恳求，上怒稍解，命诸皇子挞胤禵”，胤禵被打二十大板，行步艰难。但是，这件事情后来反而还令康熙帝感觉到他对兄弟的有情有义，并对胤禵心直口快，表里如一的品质，有了进一步认识，因此之后更加宠爱他。

胤禵西征之后，康熙帝不仅赏赐给他10万两银子，还将他的几个儿子时常带在身边，并多加赏赐，胤禵虽然爵位只是贝子，但他几个儿子结婚和几个亲王哥哥长子一个规格;此外，康熙更是对胤禵赏赐频繁，兄弟中无人能比。

康熙五十七年（1718年）春，准噶尔部首领策妄阿拉布坦出兵进攻西藏，拉藏汗请求清朝中央发兵救援。十月，胤禵被任命为抚远大将军统率大军进驻青海，讨伐策妄阿拉布坦，封大将军王，并以天子亲征的规格出征，“用正黄旗之纛，照依王纛式样”。十二月，胤禵统帅西征之师起程时，康熙为他举行了隆重的欢送仪式，“出征之王、贝子、公等以下俱戎服，齐集太和殿前。其不出征之王、贝勒、贝子、公并二品以上大臣等俱蟒服，齐集午门外。大将军胤禵跪受敕印，谢恩行礼毕，随敕印出午门，乘骑出天安门，由德胜门前往。诸王、贝勒、贝子、公等并二品以上大臣俱送至列兵处。大将军胤禵望阙叩首行礼，肃队而行。”

胤禵出征之时，康熙帝曾降旨青海蒙古王公，说：“大将军王是我皇子，确系良将，带领大军，深知有带兵才能，故令掌生杀重任。尔等或军务，或巨细事项，均应谨遵大将军王指示，如能诚意奋勉，既与我当面训示无异。尔等惟应和睦，身心如一，奋勉力行。”由此可见，胤禵在康熙皇帝心目中的地位非常之高。

康熙五十八年（1719年）三月，胤禵抵达西宁，开始指挥作战。他统帅驻防新疆、甘肃和青海等省的八旗、绿营部队，号称三十余万，实际兵力为十多万人。胤禵的大将军是个综合管理岗位，参与军事决策指挥，军队调度，部署人事，举荐任命将领，保障后勤，情报收集，安抚稳定军心，激励部队，调节内部和外部矛盾，笼络达赖喇嘛，青海各部以及其他少数民族，说服青海各部共同出兵护送达赖喇嘛等等。可谓面临的事务错综复杂，需要极强的综合能力。在一切准备就绪之后，胤禵即指挥平逆将军延信由青海、定西将军噶尔弼由川滇进军西藏。八月，噶尔弼率部进驻拉萨。九月，胤禵命令延信送新封达赖喇嘛进藏，在拉萨举行了庄严的坐床仪式。至此，由策旺阿拉布坦所策动的西藏叛乱彻底平定，胤禵也因此威名远震。康熙谕令立碑纪念，命宗室、辅国公阿兰布起草御制碑文。雍正即位后，以碑文并不颂扬其父，“惟称大将军胤禵公德”，令将石碑砸毁，重新撰写碑文。

康熙六十年（1721年）五月，胤禵移师甘州（今甘肃省张掖市），企图乘胜直捣策妄阿拉布坦的巢穴伊犁。十一月，胤禵回京与康熙商量来年进剿策妄阿拉布坦事宜。后再赴前线，但因军需运输困难，康熙决定争取和平解决准噶尔问题。

雍正在康熙去世后第二天，晋封镇国公延信为贝子，命延信驰驿赴甘州掌抚远大将军印信，并下了一道密谕给他：“你抵达后，将大将军王所有奏折、所有朱批谕旨及伊之家信全部收缴封固后奏送。如果将军要亲自带来，你从速开列缘由，在伊家信（等）带至京城前密奏。你若手软疏怠，（使伊得以）检阅奏文后，并不全部交来，朕就生你的气了！若在路上遇见大将军，勿将此谕稍有泄露。”有历史学家怀疑雍正如此心急的收缴胤禵与康熙的奏折，以及严防胤禵亲自带奏折家信到京，是为了销毁康熙有可能传位于胤禵的证据，十二月初七日，延信与赶往京城的胤禵在陕西榆林附近相遇了。遵照雍正旨意，延信未向胤禵提及此密谕。十二月二十日，延信行至凉州，当他“闻得大将军王的小福晋们都于十二月初五日经过凉州朝京城去了”的消息后，即于翌日密奏，并详细讲述了胤禵家属可能经过的两条路线以便雍正派出亲信，拦截搜索他们可能带走的家信及其它材料。

经此一举，胤禵当然十分悲愤，他抵京后，在景山寿皇殿拜谒乃父灵柩时，见到雍正，不肯下跪，侍卫拉锡见此僵局，连忙拉他向前。他大发雷霆，怒骂拉锡，并到雍正面前，斥责拉锡无礼，说：“我是皇上亲弟，拉锡乃虏获下贱，若我有不是处，求皇上将我处分，若我无不是处，求皇上即将拉锡正法，以正国体。”后胤禩从账房中走出，向胤禵云，“汝应下跪”，胤禵“寂然无声而跪”，后来这件事情又成了胤禩的一大罪状：“阿其那见众人共议允禵之非。乃向允禵云，汝应下跪。便寂然无声而跪。不遵皇上谕旨。止重阿其那一言。结党背君，公然无忌。”

雍正帝胤禛即位后，为避名讳，其他皇兄弟都避讳“胤”字而改为“允”，胤禵被改为“允禵”。

康熙帝去世后，胤禵被召回京师，随即软禁于景陵读书，后因皇太后去世，被授予郡王虚衔。随着雍正统治地位的日渐稳固，雍正对胤禵也愈来愈严酷。

雍正元年（1723年）四月，康熙梓宫运往遵化景陵安葬后，雍正谕令胤禵留住景陵附近的汤泉，不许返回京师，并命马兰峪总兵范时绎监视他的行动。不久，孝恭仁皇后去世。雍正在慰“皇妣皇太后之心”的幌子下，晋封胤禵为郡王，但未赐封号和给予俸银，注名黄册仍称固山贝子。

雍正三年（1725年）十二月，雍正展开了对当年参与储位争夺的兄弟的彻底打击，胤禵被革去王爵，降授固山贝子。雍正四年（1727年）初，雍正革去胤禵固山贝子，谕令把他押回北京，囚禁于景山寿皇殿内。

雍正十三年（1735年）八月，雍正帝去世，乾隆帝继位。乾隆即皇位不久，便下令释放自己的十四叔胤禵和十叔允䄉。乾隆二年（1737年），胤禵被封为奉恩辅国公，乾隆十二年（1747年）封多罗贝勒，乾隆十三年（1748年）晋为多罗恂郡王，并先后任正黄旗汉军都统、总管正黄旗觉罗学。不过，这时他年事已高，政治上不可能再有多大的作为。

乾隆二十年（1755年）正月初六日，胤禵去世。他死后，乾隆赏治丧银一万两，赐谥“勤”。

西征期间讨论军队进藏事宜时，议政大臣商议胤禵应该留在相对安全的大后方，估计是害怕胤禵有任何闪失，承担不起。胤禵对此很不满，于是胤禵力排议政大臣所议，坚决的向康熙提出要么派遣他亲自领兵进藏，要么前往木鲁乌苏亲自保证进藏军队的后援，康熙对此很赞赏。

西征未出师前，胤禵已经开始检查各项军务状况，参劾了一名官员。后蒲到西宁，胤禵便立即着手整顿军务军纪，根据沿途所获信息，调查各要员失职情况，随即参劾了三名官员（后来其中两人被康熙革职锁禁了）。这说明胤禵是个十分果断，雷厉风行的人。

胤禵虽然十分有主见，但是也很善于听取有益的建议。藏语文献《户口册与历史》里曾提到他听取了投奔清军的，更了解当地情况的第巴阿尔布巴的建议，及时的修改了军事行动方案。（可参考《阿尔布巴阐述平定准噶尔之战》一文）

胤禵在与呼毕勒罕（七世达赖）交往的时候，不卑不亢，谦和礼让，他谦逊的言谈举止与不凡气度，赢得了呼毕勒罕的尊敬。通过一次次接触与交往，他与呼毕勒罕建立起密切的关系，呼毕勒罕对清王朝也更加恭顺，这对于清朝团结青海蒙古王公，使他们协助清军入藏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康熙交办的无论巨细的事情，胤禵均良好完成，康熙时不时在奏折中加以赞赏。

关于胤禵的本名，有两种主要说法：一说原名“胤禵”，后改“胤祯”，在雍正帝即位后改用先改回“胤禵”、再改“允禵”；一说原名“胤祯”，雍正帝即位后改“允禵”，且雍正帝为掩盖事实，还篡改玉牒，使人误以为其本名就是“胤禵”。

从史料来看，胤禵、胤祯、允禵这三个名字，在史料中都有出现。就《玉牒》而言，康熙三十六年（1697年）版《玉牒》是按“胤禵”进行表述的，而康熙四十五年（1706年）的直格本《玉牒》中则反映出，当时“胤禵”已经改名为“胤祯”（其中汉文本误作“胤禛”，满文本转写为in jeng）。冯尔康认为，从《玉牒》原件看不出涂改、抽换之类的痕迹，至于整体篡改、重新造出一整套的玉牒，既无佐证，且欲盖弥彰；吴秀良认为，既然康熙四十五年玉牒并未掩盖胤祯之名，则篡改更无从谈起。这样看，胤禵应为皇十四子的原名，后改胤祯，而雍正帝继位后为凸显自己的独尊地位，又将之改回胤禵、再改允禵。

围绕胤禵改名经过的种种争议，因为涉及康熙立储、雍正继位谜团，更增加了其复杂性。

主雍正篡位说

康熙六十一年十一月，就在西征战事在谈判议和进程中，胤禵即将班师回朝之际，康熙突然病逝，留给后世一个千古之谜，究竟他是打算传位于十四阿哥胤禵，还是四阿哥胤禛，还是去世突然，未能留下传位凭据，被四阿哥勾结隆科多抢占先机，但史学界还没有统一意见。由于现存的康熙遗诏是康熙身故后由雍正和隆科多拟出，再由翰林院修改而成，并非康熙真迹，所以并不能说明任何问题，而支持雍正篡位说的学者认为：

第一，康熙任用胤禵做为西征统帅，掌握军权，并在密折上嘱咐他要获取人心，是为了让他树立威信服众和对他的加意培养和考验，是属意他为储君（或者说是候选人之一）的表现，而胤禵西征中的表现从奏折中来看，综合上是十分令康熙满意的，也就是说他是通过了考验的。

第二，雍正朝早年一直流传的是隆科多一人承诏的说法，在雍正七年，雍正的所有政敌整治完毕之后，才首次官方提出当年是七个皇子和隆科多一起聆听康熙遗言，这八人中三人已经被整死，二人终身圈禁，二人被连连整治（当年的中立派皇七子和皇十二子），噤若寒蝉，且大局已定，不可能再公然表示什么。一人是雍正宠臣皇十三子。这样的话，不能不让人质疑“八人面谕说”。

第三，康熙宫廷里有不少传教士，这些传教士在信件和著作里提及过不少康熙去世，雍正登基的或正确或错误的细节，但也没有一个人提过“八人面谕说”，反倒是有人提起隆科多一人承诏。雍正元年七月传教士严嘉乐的信件（收录在《中国来信》一书）中写道：胤禛登基后，皇十四子奉召进京后，提出要看先帝遗嘱，企图剥夺皇四子的统治权。他对九门提督言词训斥，因为他是先帝遗诏“唯一的、可疑的见证人”，同样，朝鲜的史料中也没有“八人面谕”说法，而是把隆科多弄错成马齐，说是马齐承遗诏。

第四，雍正朝的官方史料上关于康熙逝世的描述前后矛盾，不合情理，比如说官方记载宣称康熙病危前，召众皇子及隆科多速至宣布遗诏，却只将传位遗诏告知允祉等七位皇子及隆科多，对要继位的胤禛仅告以“病势日臻之故”；康熙逝世后，胤禛方得知由自己继位。在康熙死前十个小时内，胤禛曾三次入寝宫问安，康熙为何不将传位诏书告诉他呢？须知，要使胤禛继位名正言顺，在皇位继承问题争夺异常激烈时，让继位人心中有数，预作准备，避免临时出现异常乃至流血是十分必要的；若胤禛不知自己将继位，就很可能出现对他十分不利的情况。

第五，在《大义觉迷录》中，雍正自己也说过一些与“八人受谕”相矛盾的话。雍正说：允禩、允禟都亲承康熙遗诏，方才“肯贴无一语，俯首臣服于朕之前”。但雍正又说：“皇考升遐之日，朕在哀痛之时，塞思黑（允禟）突至朕前，箕踞对坐，傲慢无礼，其意大不可测。若非朕镇定隐忍，必至激成事端”；“圣祖仁皇帝宾天时，阿其那（允禩）并不哀戚，乃于院外倚柱，独立凝思，派办事务，全然不理，亦不回答，其怨愤可知”。胤禩、胤禟的举止不像在十个时辰前就已知道传位的遗诏，倒像是刚刚听到雍正要即位的消息而胸怀激愤的神情。按《大义觉迷录》的说法，“八人受谕”的现场有皇十七子允礼等人在寝宫外伺候，而留存的隆科多密折上却说：“圣祖皇帝宾天之日，臣先回京城，果亲王（允礼）在内值班，闻大事出，与臣遇于西直门大街，告以皇上绍登大位之言。果亲王神色乖张，有类疯狂，闻其奔回邸，并未在宫迎驾伺候。”所以，允礼根本不在寝宫外伺候，也不知道传位雍正的遗诏。

第六，胤禵回京奔丧时，雍正曾密令在路上拦截收缴他与康熙往来的所有奏折密信，严防他带任何奏折信件到京城。雍正如此心急的收缴胤禵与康熙的奏折，严防他带任何奏折信件到京城，可能是为了销毁康熙有可能传位于胤禵的证据，（雍正下令统一收缴百官奏折是在一段时间后）。

第七，康熙常常亲手书写谕旨，而史料也记载康熙去世前曾在两处地方留下关于身后妃嫔去向安排的谕旨，康熙去世后谕旨被雍正找到，并按照安排执行，既然连妃嫔康熙都如此细心的书写了谕旨放于不同地方，那么更为重大的皇位继承人问题，康熙为什么没留下任何书面谕？

第八，雍正生母德妃的表现有悖常理，雍正即位后，她说“钦命吾子继承大统，实非吾梦想所期”，而且要以身殉康熙帝，被雍正阻止。接着又拒绝受封为皇太后，拒绝移居到太后应住的宫殿慈宁宫。而几个月后，她便暴病而亡。

第九，雍正即位时是45岁，且体质偏弱，相比之下，胤禵35岁，不仅年纪合适，他长期奔波在青藏高原上，也说明身体相当健康。

主雍正合法继任说

雍正登基后，八爷党因不满雍正的继位而向民间宣传雍正帝是篡位，迫使民间流传出雍正篡位的野史。实际上雍正帝是合法继任皇位的，因为清朝的诏书是满文、汉文各一份的，而且诏书里都是加有“皇”字的（比如传位于皇四子），而当时民间流传雍正将“传位十四子”改成“传位于四子”，这种谣言是漏洞百出的，首先，在传位诏书中的满文中，“于”和“十”是完全不同的两个字，没有矫饰的可能。并且“于”这个字在当时是写作“於”的，再加上诏书里都是加有“皇”字的。如果用笔将“十”字改成“於，就变成“传位皇於四子”。语句完全不通顺，再者，即便把汉文改了那满文也改不了，因此民间流传的把“十”改成“于的改诏之说是不成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