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羊，读音作gōngyáng，在宋版《百家姓》中排序为第四百二十位，在复姓中排序为第十二位。源于姬姓，出自先秦时期鲁国的公孙羊孺之后，属于以先祖名字为氏。

公羊（Gōng yáng）姓源流单纯，源出有：

源于姬姓，出自先秦时期鲁国的公孙羊孺之后，属于以先祖名字为氏。据史籍《尚友录》上记载，公羊氏家族是先秦时期鲁国的公孙羊孺之后，“以王父字为氏”而得姓。春秋时期，鲁国有一位名望很高、才学出众的人物，叫公孙羊孺。在公孙羊孺的后裔子孙中，有取先祖上姓名中的“公、羊”二字为姓氏者，称公羊氏、公孙氏、羊孺氏等。使公羊氏为姓氏人，是战国时期的公羊高，相传他是著名的《春秋公羊传》作者。不过，也有学者认为《春秋》三传之一的《公羊传》，起初只是口头流传，到西汉景帝执政时期才由公羊高的玄孙公羊寿和齐国人胡毋生(字子都)将其“著于竹帛”而成书流传后世。后来，有一部分公羊氏族人与其他冠有“公”字的复姓如公良氏、公建氏、公明氏、公孙氏等等省文简改为单姓公氏，这些复姓多是王公贵族的后代。

公羊氏族人除了简改为单姓公氏以外，还有孙氏、羊氏、孺氏等单姓，皆世代相传至今。公羊氏族人皆尊奉公孙羊孺为得姓始祖。

公孙羊孺。古代春秋时期，鲁国有一位名望很高，才学出众的人物，叫公孙羊孺。公孙羊孺的子孙，取祖上姓名中的公羊两字为姓，世代相传。可是到了后来，有一部分公羊姓的族人，就简化成公姓了。公姓是由许多姓如公良、公建、公明、公孙、公羊等简化来的，他们多是王公贵族的后代。故公羊氏的始祖就是公孙羊孺。

公羊氏或是一个典型的古老汉族姓氏，在宋版《百家姓》中排序为第四百二十位。公羊一姓出自姬姓。根据《尚友录》上指出，公羊氏家族，是先秦时期鲁国的公孙羊孺之后，“以王父字为氏”而得姓。《通志·氏族略·以字为氏》也介绍，春秋时鲁公孙羊孺，颇有才学，基孙以祖父名字中的两个字“公羊”为氏。使公羊姓为姓氏人所知的人物是战国时人公羊高。相传他是《春秋公羊传》的作者。不过，有学者认为《春秋》三传之一的《公羊传》，起初只是口头流传，进到西汉景帝时才由公羊高的玄孙公羊寿和齐人胡母生（字子都）将其“著于竹帛”面成书流传后世。依照《尚友录》的记载，公羊氏家族当时的繁衍中心是在顿丘，即今河南省清丰县西南一带。

顿丘郡：始建于西晋泰始二年（公元266年）置，治所在顿丘（今河南省清丰西南）下领四县，辖境相当于今河南清丰、濮阳、内黄、南乐、范县等地。北齐废。

顿丘堂：以望立堂。

春秋堂：战国时，齐国人公羊高是孔子弟子卜子夏的学生，他钻研《春秋》，作了《春秋公羊传》。他的玄孙公羊寿与弟子都禄把书稿整理出版成书。至汉代，何休又作了《解诂》，使《公羊春秋》一书得以大传。公羊氏遂以“春秋”为堂号。

承系姬姓；望出顿丘：

上联典指周朝时期鲁国公孙羊孺之后，因以公羊为氏。下联典指公羊氏的望族居顿丘郡。

祀崇异代；传诂圣经：

全联典指战国时期的齐国人公羊高，相传是子夏(春秋时期晋国人，孔子弟子)的弟子。所作《春秋公羊传》 ，开始为口说流传。西汉景帝时，传至其玄孙公羊寿，与弟子胡母生把它记录成书，何休为之作《解诂》，才得以广泛流传。唐朝贞观年间，唐太宗下诏书，公羊高得以从祀文庙。

圣门列高弟；贤裔成春秋：

上联典指战国时期的齐国名儒公羊高，为子夏高弟。下联典指公羊高玄孙公羊寿。

传春秋以遗世；与左谷而齐名：

全联典指战国时期的齐国名儒公羊高作《春秋传》，四传至其玄孙寿，与弟子胡毋子都有录为书，汉何休作解诂，其书遂大传。与左传、谷梁传齐名。

羽麟经之正脉；开虎观之专家：同上。

源自周代祖脉远；望出顿丘苗裔多：全联典指公羊氏的得姓源流和郡望。

公羊学派无形中对公羊的姓氏起到了宣传作用。公羊姓因公羊学派而名声大震。

公羊学派是儒家经学中专门研究和传承《春秋公羊传》的一个学说，它属于今经学内部最重要的一个分支学派。

《公羊传》亦称《春秋公羊传》、《公羊春秋》，是专门解释《春秋》的一部典籍，其起讫年代与《春秋》一致，即分元前722年至前481年，其释史十分简略，而着重阐释《春秋》所谓的“微言大义”，用问答的方式解经。

据旧时经学家的一般观点，公羊学派始自战国时的齐人公羊高，以后又长期在公羊家族中传承，故得名。公羊学派从战国至西汉初的传授系统，据唐代徐彦在《公羊传疏》中引戴宏序云：“子夏传与公羊高，高传与其子平，平传与其子地，地传与其子敢，敢传与其子寿。至汉景帝时，寿乃共弟子胡毋子都著于竹帛。”从这则材料来看可知两点。其一，公羊学派自孔子弟子子夏传统后开始形成的，其战国初至汉初的传承系统是：子夏→公羊高→公羊平→公羊地→公羊敢→公羊寿→胡毋子都（生）；其二，公羊学派对《春秋》的研究，开始仅口说流传，至汉景帝时公羊寿与弟子胡毋生（子都）“著于竹帛”才使《公羊传》成书。对这一传统的说法，近人崔适表示怀疑，他在《春秋复始》中指出：“子夏少孔子四十四岁。孔子生于襄公二十一年，则子夏生于定公二年。下迄景帝之初三百四十余年。自子夏至公羊寿，甫及五传，则公羊世世相去六十余年；又必父享耄年，子皆夙慧，乃能及之，其可信乎？”崔适的怀疑是颇有见地的。根据《公羊传》的内容来看，其中明文有引“子沈子”、“子司马子”、“子女子”、“子北宫子”、“鲁子”、“高子”等六人遗说，可证明“公羊学”的早期传授决非限于公羊氏家族内部。一般说来，古代的经传，不是积累而成，就是经过后人的增删，“公羊学”同样不能例外。西汉景帝时期，立治《春秋》“公羊学”的博士胡毋生、董仲舒（当时的博士还不是专经的博士）。汉武帝立五经博士，其中的《春秋》博士就是公羊学派，而传授系统就是胡毋生和董种舒两条线索，其中胡毋生的传授系统更清晰一些。在石渠阁会议以前，《春秋》学专指“公羊学”。汉宣帝始立《榖梁》博士，“榖梁学”得与“公羊学”并立为官学，“《公羊》善于谶，《榖梁》善于经。”（郑玄《六艺论》）西汉晚期，谶纬之学风行，《公羊》学受到高度重视，东汉光武帝置今文十四博士时，把《榖梁》博士取消了。然而，东汉一代，古文学兴盛起来，学习《左氏春秋》成了热点。“公羊学”而临着日趋衰微的严峻形势，不断地遭到古文学家的批评。同时，公羊学派的学者本身也有不少弊病，如只贵文章，不重义理，至有倍经任意，反传违戾者，其势是以讲诵言至于百万，犹有不解”。这些“俗儒”研习《公羊》，“授引他经，失其句读，以无为有，甚可闵笑者。”这就为反对“公羊学”的人提供了可乘之隙。至东汉末年，“以为《公羊》可夺，《左氏》可兴”的呼声甚嚣尘上。这时，公羊学派中出现了何休这个大师。何休，是汉初胡毋生、董仲舒以后最大的《公羊》学者。他“雅有心思，精研《六经》，世儒无及者。”曾为太傅陈蕃召用，参与政事，后受到党锢事件的牵连，废官而居，他决心继承没初以业“公羊学”的事业，花了十七年心血，撰成《春秋公羊解诂》，“略依胡毋生条例，多得其正，括使就绳墨焉”（《公羊解诂》自叙）。《公羊解诂》是两汉“公羊学”的集大成著作，它博采众家精华。何休自序云遵照胡毋生的“条例”，他还钻研过“公羊学”大师董仲舒的学说（参见《东塾读书记》）。此外，还兼取《严氏春秋》和《颜氏春秋》，以及东汉今文学博士李育和博士羊弼的学说。何休在总汇前辈《公羊》学基础上，进一步“自设条例”（孔广森《公羊通义》）。所谓“条例”，就是根据孔子“寓入”经典中的“微言大义”，加以疏通，并提了一系列待人处事的行为准则。综观何休《公羊解诂》，“条例”大约有三类：一是承袭先师的版权务例，二是串解疏通经文后提出的条例，三是何休自设的条例。通过这些“条例”，使《公羊传》成为一部更有系统的今文学经典，反映了何休企图重振“公羊学”的努力。《春秋公羊解诂》一直流传至今，完整地保留于《十三经注疏》中。为了反击古文经学家的攻击，何休还撰了《公羊墨守》、《左氏膏肓》、《榖梁废疾》三书，言《公羊传》义理深远，不可驳难应当“墨守”，即如墨子之守城。所谓“膏肓”、“废疾”，则喻《左氏传》和《榖梁传》之疾不可为也。汉代之后，公羊学派没有大的发展。唐代出现了一个徐彦，为何休的《公羊解诂》作了疏义。

公羊学派的重振要到清代中后期，十八世纪中晚期，常州学派的出现，标志着“公羊学”的重新崛起。庄存与、孔广森、刘逢禄、龚自珍、魏源、康有为等，属于清代公羊学派中有影响的人物。公羊学派在晚清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是当时中国学术中的主流学派。鸦片战争爆发前后，龚自珍、魏源打出“公羊学”旗号，探究何休所谓《公羊传》中的“非常异义可怪之论”，借经学议政事、改风俗、思人才、正学术，把“公羊学”研究与经世、救亡、图存的政治目的紧密地结合在一起。近代的公羊学派大多继承龚、魏的传统，其中的精锐者更成为新思潮的弄潮儿，康有为、梁启超等就是利用“公羊学”的“三世”、“托古改制”等学说，作为其维新变法的理论依据。

战国时候的著名学者，齐国人，承继发扬孔子的儒学，为卜子夏高徒，他讲学有《春秋传》一书，也叫《春秋公羊传》或《公羊春秋》，专门阐释春秋，最初只有口头流传，到汉初，他玄孙公羊寿，邀集了研究公羊高的学者，辑录成《春秋公羊传》。何休又作《解诂》十一卷。多发明《春秋》微言大义，大张三世（据乱世、升平世、太平世）之说，为天下文人学士看重，传播很广，成为儒学“十二经”之一。这十二经是：《易经》、《书经》、《诗经》、《周礼》、《仪礼》、《礼记》、《春秋左传》、《春秋公羊传》、《谷梁传》、《论语》、《孝经》、《尔雅》。《公羊传》是今文，盛行于汉武帝、汉宣帝之时。自王莽时，古文大盛，公羊传渐少人研究。到清代后期，庄存与、刘逢禄、龚自珍、魏源、康有为等主张复兴今文学，借用公羊传“微言大义”来说经，议论时政，对当时学术界影响很大。

公羊高之玄孙。他与胡母生（子都）一起将《春秋公羊传》“著于竹帛”。《公羊传》有东汉何休撰《春秋公羊解诂》、唐朝徐彦作《公羊传疏》、清朝陈立撰《公羊义疏》。《公羊传》的主要精神是宣扬儒家思想中拨乱反正、大义灭亲，对乱臣贼子要无情镇压的一面，为强化中央专制集权和“大一统”服务。《公羊传》尤为今文经学派所推崇，是今文经学的重要典籍，历代今文经学家都常用它作为议论政治的工具。它也是研究战国、秦、汉间儒家思想的重要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