厉尔康（1888年—1967年），字佛磬，浙江杭州人。抗日爱国名将，著名军事家、军事教育家。前清兵科举人，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曾任清廷皇家禁卫军正四品管带官、国民革命军陆军中将，中将加上将衔。抗战期间曾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军事参议院院长。抗战胜利后辞职拥共，退出军政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作为知名爱国民主人士受李济深之邀加入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委员会，并受邀担任上海市政协委员、上海市文史研究馆馆员等职。著有《国防与物资》《欧战后日本之军事观》等军事专著。他对台湾回归祖国，推进祖国和平统一事业做出了不懈努力和积极贡献。厉尔康是陈立夫的义兄，陈诚的老师。他是清代著名文学家厉鹗的后人，晚清金石篆刻大家厉良玉的次子。其侄子是当代著名外交家厉声教。

厉尔康，字佛磬，1888年生于清代钱塘（今浙江杭州）的书香世家杭州厉氏家族。祖上五代均为饱学之士，以开馆授课为业。高高祖厉鹗和祖父皆为清代举人。父亲厉良玉是晚清著名金石学家、西泠印社创始人之一，也曾以开馆教书为业。

1890年，2岁的厉尔康开始识字。

1891年入家塾读《三字经》、《千字文》、《千家诗》，以及典故文学等。

1894年至1898年，从曾祖、祖父、父亲学习对对子、五七言诗、经史和颜欧书法等。据厉尔康回忆，他幼时并不爱读书，但祖父和父亲督责甚严，他读书经常读得昏昏欲睡，殊以为苦。

1899年，入私塾辅习经书等。此时的厉尔康逐渐感觉到读书的乐趣，开始主动地读书学习，加之幼时打下的坚实基础，竟无师自通地学会了作文章和策论。在此一阶段中，他读到了陈天华的《猛回头》、邹容的《革命军》及康梁等文章，得到不少启发，逐渐萌发了民主革命意识。

1902年，入杭州私立安定中学。

1903年，入浙江武备学堂。

1904年，考取清政府选派的留日陆军生，入东京振武学校。1905年毕业后作为入伍生入日本陆军第八师训练学习。1906年至1908年，就读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六期步科，与孙传芳、阎锡山为同学。毕业后再入日本陆军第八师见习，并在将校园内学习帅兵术等。据厉尔康回忆，留日陆军学生中，以第六期生为最能耐受日本的军队生活，因为第六期的士官候补生须接受二等兵训练满一年后方可入士官学校，出校后又回原部队见习半年。这段经历令厉尔康获益良多。他学成后旋即回国效力。

1909年，厉尔康回国后，奉召赴京参加清政府陆军部组织的留日归国士官生会试。他以优等成绩奉上谕被授予陆军步兵科举人，并授步兵协军校军衔。除厉尔康外，同时参加考试的留日士官生还有孙传芳、阎锡山、唐继尧、李烈钧等人。经陆军部复试后，厉尔康被吸纳到了清廷禁卫军中。此后，厉尔康跻身军政界，逐步担任要职。

1910年，时年22岁的厉尔康出任清廷皇家禁卫军正四品管带官，统领八旗子弟兵。厉尔康深得当时专司训练禁卫军的载涛的赏识，被安排负责带队守护颐和园和武库。这在汉族武官中是十分罕有的。

1911年11月，辛亥革命爆发后，厉尔康感觉到民主革命和民族革命的责任重大，决心不动声色，禀职南下，加入北伐军，为革命事业而努力。他于是私自将本职中应行交代的事项，于禀职前夕以书面分别开明，留置案头。然后赴各驻防队伍处巡视，依次训话，暗示告别。厉尔康南下到了上海后，函报载涛和良弼两个主官，表示歉意，并详述移交事项以请手续。回到浙江后，浙江都督蒋伯器虽殷殷留劝，但厉尔康以府中凌乱无序，辞不应命，应同学金永炎之邀加入北伐军，在北伐军干部训练班任教官，训练士官。在北伐军干部训练班授课不久，厉尔康认为学生们所望太奢，基础教育尚未修得，便请授大军之运用术，不切实际。学生们对于厉尔康所授颇有兴趣，祈请他继续授课，但厉尔康认为这些学生在革命时期，热衷功利，企图侥幸，不屑教诲，凡此之类，皆“非吾徒也”，于是辞职又回到浙江，继应浙江陆军学堂及江苏陆军将校讲习所之邀，任监督兼教官。江苏陆军将校讲习所一位学员在结业前夕考试违规作弊。厉尔康力主斥退，谓此种学员即使毕业，亦不可用，吾辈不能为国家造就此种废物也。时任所长朱绶光遂将这位学员开除。

1913年10月，25岁的厉尔康被授陆军上校军衔。

1913年至1921年，任浙江都督府上校参谋，1915年兼任《兵事杂志》主编，1916年任浙江都督府参谋处处长兼浙江陆军军学讲习所上校监督和教官。

1922年，34岁的厉尔康被授陆军少将军衔，任浙江军务善后督办公署少将主任参谋。

1923年，率团赴日本考察。

1924年到1935年间，历任浙江陆军测量局局长、浙江督理军务公署高级参谋、训练总监部军学编译处少将主任编辑、青岛市公安局局长、国民革命军总预备军团总指挥部中将总参谋长兼三十六军中将总参谋长、军事参议院中将参议兼总务厅厅长等职。期间，1925年曾与孙传芳同赴日本参观特别大演习，考察欧战后日本军事情况。1926年赴南京等地以同学关系劝说孙传芳与国民革命军合作（自孙传芳1925年由浙江以联军总司令名义进驻南京，迄其失败向奉张乞援时止），三度未经采纳。1929年被南京国民政府派赴济南、青岛接收日本人代管之兵工厂及兵营设备，继而任青岛特别市公安局局长。在任期间，治安方面颇多改进，与日本人周旋，尚无陨越，并调解平息了八大纱厂华工因受日本浪人之压迫酿成的罢工风潮。1930年，42岁的厉尔康被授陆军中将军衔。这段时期，厉尔康还写成了《国防与物资》、《欧战后日本之军事观》、《列强青少年之军事预备教育》、《青年军事训练敎程》并译著《毒瓦斯及毒烟》等军事专著。

1936年1月，厉尔康被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铨叙厅颁令叙任国民革命军陆军中将。抗战期间，任军事委员会委员兼办公厅主任、军事参议院院长等职。厉尔康全程参与了抗日战争，为争取战争的胜利作出了贡献。他曾言，抗日战争时期，正是我们身为军人，为了祖国应该各尽所能，争取胜利的时候，无论如何困难，也要坚持下去。

抗战胜利后，厉尔康认为外寇已除，所顾已偿，赶忙请求退役。他辞去了国民政府的一切职务，自此退出军政界。厉尔康在回忆录中写道：“就因为不愿意再在这反动政府（指国民政府）之下和那些腐化分子同流合污地再干下去。要‘革命’，就要‘革出一个真正为国家为人民的政府！’”

1947年，厉尔康在台湾亲眼目睹了二·二八事件之经过，对当时政府的腐败十分愤慨。一老友这时对他说：“老蒋现在身登大宝，你何不妨复出与腐败分子进行斗争？”但此建议未被厉尔康采纳。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厉尔康作为爱国民主人士受邀担任上海市政协委员、上海市文史研究馆馆员。

1950年9月，厉尔康向毛泽东主席上书，提出十项建议，同时又致函李济深和龙云，将上述建议中关于解放台湾的内容部分请予指正，并建议号召在台湾的国民党民主人士们回归祖国，为新中国之建设而努力。

1951年至1962年间，厉尔康撰写出了《从满清的兵制说到禁卫军的消长》、《浙江光复的回忆》、《回忆蒋介石与何成濬》、《一个中国的退役军人正告美国及美国友好各国的军民人士书》等较有影响的文章。

1967年，厉尔康在上海病逝，享年79岁。

厉尔康由于在军事领域作出了较大贡献分别被《浙江古今人物大辞典》、《浙江民国人物大辞典》、《中华军事人物大辞典》、《中国国民党高级将领征略》、《中国国民党百年人物全书》、《20世纪中华人物名字号辞典》等收录。

为抗日作出重要贡献

厉尔康赴日本留学、训练近六年，在军中任职后又多次赴日本考察军事，是民国时期日本军事研究方面的顶尖专家。他提前预测出了日本将会对中国进行军事侵略，并为备战抗战积极建言献策。其《国防与物资》、《欧战后日本之军事观》、《民国十四年十月参观日本秋操报告》等军事著作为抗日战争的准备奠定了重要的基础。厉尔康一直主张坚决抗日，并全程参与了抗日战争。

他早于1916年即开始在《兵事杂志》上发表关于日本军事研究的文章，并于1926年在《兵事杂志》和《欧战后日本之军事观》一书中准确地分析出“日本政府一面缩军，一面却缩短兵役年限以加快训练预备兵，是明显的扩军动作。”他1926年即预言出日本将会对中国进行军事侵略，积极建议国民政府提早进行备战准备，并提出若与日本开战，这样的现代战争需要举全国之力，且将是一场“长期战”和“持久战”。

他吸收总结了日本在青少年军事教育、兵役、军事战术、军需工业的动员和民营及军用航空等方面的成功经验，将之介绍到国内，并指出日本人的弱点是过分迷信“大和魂”三字。

他还强调了要特别关注日本对于化学武器的研究，并建议国民政府仔细研究。他于1928年译著了《毒瓦斯及毒烟》一书。该书是国内较早全面介绍和研究化学武器的著作。虽然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各国禁用化学武器，但厉尔康直言：“毒瓦斯之威力甚大，且能补火药之不足……欧美列强目今仍借口研究矿坑防毒之法，竭力进行，其居心如何，已昭然若揭。”正如厉尔康所预料，日军在侵华战争中果然使用了化学武器。

抗战期间，厉尔康曾担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和军事参议院院长。这期间，军事委员会是中国战时最高领导机构，是事实上的战时政府，而军事参议院则是国民政府最高军事咨议机关。作为幕僚型将领中的佼佼者和研究日本军事问题的顶尖专家，厉尔康为备战抗日战争和争取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

影响了蒋百里等一批有识之士

厉尔康是中国国防理论的主要先驱人物。其著作和军事思想影响了蒋百里、俞大维和阎锡山等一批军政界的有识之士。

厉尔康于1927年完成的《国防与物资》是中国较早全面介绍和论述国防与各类重要物资资源军事战略关系的军事著作。比军事理论家蒋百里的《国防论》早10年。蒋百里1927年读完《国防与物资》一书后大为赞叹，为该书作序推荐。蒋百里在1937年出版的《国防论》一书中很多思想和内容均源于厉尔康1927年的这本《国防与物资》。

而关于“持久战”的问题，厉尔康早在1916年就在《兵事杂志》第30期的《论说：吾人于欧战所得之用兵新法》一文中有所论述，并在1926年的《欧战后日本之军事观》一书中有进一步的论述。

1931年，时任国民政府兵工署副署长的俞大维在看到厉尔康的《国防与物资》一书后对该书进行了仔细的研读，对之十分推崇，和人推荐这本书说其中提出的理论和主张是“根本办法”，极具重要性，非常值得一读。厉尔康通过这本书率先提出了国防方面的一些重要主张，如国家在国防上所用军器物品必须独立，要独立必须先发展重工业，国防上的重工业，最重要的是钢铁、煤、石油，此外还讲到枪械的制造，化工原料的应用，物品规格的统一等。厉尔康曾亲自登门，建议兵工署提早进行兵工方面的备战准备，并向南京国民政府建议设置科学院，先行研究军用物资的发明和制造。1933年俞大维出任国民政府兵工署署长。他在抗日战争期间领导兵工企业，为中国军队提供了重要装备支撑，建成了一定规模的兵工生产和研发体系，被誉为中国的“兵工之父”。厉尔康的军事思想对其起到了重要指导作用。

而阎锡山关于国防的主要主张也是源自同班同学厉尔康于1927年所提出的军事思想。

参与北伐战争

作为国民革命军的高级将领，厉尔康参与了北伐战争。北伐战争沉重打击了军阀势力，维护了中国统一，保证了国家独立，加速了中国革命历史的进程，为以后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发展开辟了道路。厉尔康1926年曾三次造访直系军阀首领孙传芳，以同学关系力劝其与国民革命军合作，但均未被孙传芳采纳，最后几乎被孙传芳扣押。孙传芳后兵败于国民革命军，自此一蹶不振。

培养大批军事人才

作为一位军事教育家，厉尔康1912年即投身革命事业，加入北伐军，在北伐军干部训练班训练士官。后又应邀在上海、杭州、苏州等地多所军校任监督兼教官，培养出了一大批拥护共和之干部。他的学生中就包括了后来成为陆军一级上将的陈诚。他还对世界各国青少年军训制度进行了长期的调查和研究，据此于20世纪20年代写成了《青年军事训练敎程》和《列强青少年之军事预备教育》两本军事训练教材。这是中国较早的青年军事训练敎程。他博采世界各国青少年军训制度之长，并进行去粗取精，制定出一套适合中国青年的军事训练方法，为中国青年军事训练奠定了理论基础。

助推现代化军事改革

作为拥有丰富实践经验和理论功底的军事专家，厉尔康提出了很多具有历史进步意义的军事观点，并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和论述，如对一些军事前沿问题、未来战争的发展趋势、用兵法、各兵种的使用以及化学武器等问题的研究。他特别指出，今后的军事战争中不能只恃攻击精神，而是要在国家和社会等层面改革，这样才能适应现代战争。厉尔康因此提出了一系列现代化的军事改革方案，并撰写了大量的内部报告。据《民国乎？军国乎？：第二次中日战争前的民国知识军人、军学与军事变革，1914－1937》一书，厉尔康提出的军政令一统，实行征兵制，更新军备和训练，奖励研究，发展工业，兵器生产独立，以及从外国学习最新军事科技等建议，在奉系控制下的东北和国民政府时期均被部分地实现。而据厉尔康建国后在回忆录中称，他提出的一些重要建议并没有得到国民政府的足够重视，而新中国成立后，他在20余年前提出的关于重工业和国防工业的主张，在第一个五年规划里就得到了体现。

为新中国的建设贡献余热

新中国成立后，厉尔康虽已年逾六旬，但他仍竭尽所能，积极为国家发挥余热。厉尔康衷心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他发挥自己曾作为幕僚智囊的优势，1950年9月曾向毛泽东主席上书，提出十项建议，助力新中国的建设和发展；同时他又将上述建议中关于解放台湾的内容致函曾一同供职于国民政府的李济深和龙云，并建议他们号召在台湾的国民党民主人士们回归祖国，为新中国之建设而努力。此外，他还写出了不少如《回忆蒋介石与何成濬》、《从满清的兵制说到禁卫军的消长》和《浙江光复的回忆》等具有较高史料价值的回忆文章，为后世研究那段历史提供了珍贵的第一手资料。

厉尔康1927年在其所著《国防与物资》一书中指出：军器的独立是一个独立国家的基本条件，国家在国防上所用军器物品必须独立，要独立必须先发展重工业，国防上的重工业，最重要的是钢铁、煤、石油。国防重工业之重要性需要得到足够的重视。应以经济国防为军事国防的根本，通过经济和军工的自主独立来建立现代化的军事国防体系，以适应未来的现代化战争。

厉尔康1926年在其所著《欧战后日本之军事观》一书的开首，即对当时知识界颇为流行的和平主义加以抨击：“近鉴欧战宜可瞭然，吾国民处此危疑震撼之秋，若不周知世界之情势，一扫萎靡之习，而徒以标榜仁义，呼以和平为能事，鲜有不自招灭亡者。”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欧美等国反战声高涨，加上国际联盟的建立和民国内战不断，国内亦出现了“弭兵”之说。可是，从厉尔康《欧战后日本之军事观》一书各章节讨论中可以看出，当时作为民国知识军人代表的厉尔康和日本军人一样，鄙视和平主义，甚至认为这种思想是建立现代国防的障碍。《欧战后日本之军事观》正文的第一句即为：“战争为人类进化之原动力”。

厉尔康认为现代战争需要全体人民举全国之力参与：“凡参展之国家不惟以卫国之责加诸军人，上自国主下至黎民无老无幼无论男女莫不竭其智能为国效用，举全国之资源以为军需……将来之大战必较此为烈，盖此次大战其未曾参战之国，且鉴于战争之经验而知国家总动员实为战争之要素。”

他认为除了动员军民外，国家亦要着力发展“科学研究”和“燃料粮食之管理”的机关，使之运作在国家统一意志之下。

他详论战后日本的军缩讨论，指出日军因为战争的教训而分成两派，其中新派认为政府应裁减常备军并加强总动员能力，旧派则坚持渐进改革并集中改良武器。他亦指出日本政府一面缩军，一面却缩短兵役年限以加快训练预备兵，是明显的扩军动作。

厉尔康在《欧战后日本之军事观》中的论述比以往关于大战的论述更为重视社会组织、经济动员和科技发展。他提及日本的青少年军事教育、新《兵役法》、军需工业的动员法例和民营及军用航空的发展等。书中亦提到以上两著作少有提及的化学武器，并建议国民政府仔细研究。虽然战后各国禁用化学武器，但厉尔康直言：“毒瓦斯之威力甚大，且能补火药之不足……欧美列强目今仍借口研究矿坑防毒之法，竭力进行，其居心如何，已昭然若揭。”

厉尔康认为，欧战的新发展包括双方均以大部兵力集中在一个战场内进行决战、战斗由运动战变成阵地战，以及把大量兵力利用铁路作战略转移。他亦提到炮兵、机关枪和飞机将会愈益重要，而且“今后作战为长期战，为持久战，假使兵力不足，唯须陆续补充之策，期间虽久，固无伤也”。

厉尔康强调，由于长期作战对国家财政影响极大，因此应更为强调战略进攻，并以德国为例，认为“德军之所以屡胜者，唯赖此攻击精神而已”。

在战术上，厉尔康比端木彰等人再进一步，指出突击队战术的要点并非只是不同支援武器的混合使用，而是小单位以疏开队形在轻机关枪支援下独立作战：“现今步兵之新战法即所谓战斗群战法是也，以轻机关枪为步兵火战之中心，且以战斗群或班（十名左右）为最小战斗单位，并将此小单位之各群配置于各方，俾成伸缩自如之疏开队形，且延长其从长区分而行战斗者也。”

他详细讨论了轻机枪、步兵炮和手榴弹等武器，声言“总之轻机关枪实为步兵火战之主力，其余皆借其援助以求最后之胜利也”。

他亦提到大战期间步兵连以下出现分为使用步枪和轻机枪的班，而且战斗前进时士兵之间的间隔比以往大增，因此班长的责任增加不少，对其能力的要求亦相应增加。

厉尔康指出，日军虽已采用轻机枪和突击队战术，亦对步炮协同有不少操练，加上其军官和士官教育均颇为充分，但日军实际上仍过分信赖其精神力，准备预测日人对“大和魂”的迷信将在战术实践上“招致不幸”：“大抵日本人轻兵器而重精神，此种成见亦为兵器不能进步之原因。余于大正九年在步兵学校曾亲见彼时校内各学员将大战前之战术及小抢战斗射击悉心研究觉有余味而于最近战斗之要素如战车烟幕投掷炸弹飞机袭击及其预付等事反除之淡然，殊不可解……总之日人于大和魂三字迷信太深，万事万物皆以此譬之，余恐异日必有因此而招不幸者。”

有见及此，厉尔康指出不能只恃攻击精神，而是要在国家和社会等层面改革，以使国家可以适应现代战争。厉尔康称：“日人性好模范，坚韧不挠，用能上下一心，以有今日。我国智识财力，皆在其上，如果心诚求之，直可凌驾欧美，宁独日本而已哉。况现今军事上之进步，不出科学。科学上之模仿，非若研究科学，不必经一定之程序也。故吾人以为，如欲改革军事，当由以下诸件着手。”他在结论中列出十二点建议，大部分与经济和社会动员有关：

一、建设巩固之政府，以求军政军令之统一也。

二、裁兵节费，以补充军实也。

三、改良兵役之制，创办军事预备教育，以储备战时之要员也。

四、清理人事，明定官佐服役期限，以免壅塞而杜幸进也。

五、改革营制饷章，增加新式兵器，以应生活程序而符军事之趋势也。

六、兴办军事学校，奖励军官佐，以宏造就而示提倡也。

七、提倡科学，奖励一般学者，俾得悉心研究也。

八、开辟国内之交通，以利军事而便实业也。

九、广派专员，分赴各国，俾便调查而资研究也。

十、广购各国军用器材，借资研究而便改良也。

十一、广充兵工厂，开发兵器之资源，以谋兵器之独立也。

十二、发展工业，以裕民生，而便战时之应用也。

据《民国乎？军国乎？：第二次中日战争前的民国知识军人、军学与军事变革，1914－1937》一书，厉尔康提出的军政令一统，实行征兵制，更新军备和训练，奖励研究，发展工业，兵器生产独立，以及从外国学习最新军事科技等建议，在奉系控制下的东北和国民政府时期均被部分地实现。从他的著作中，亦反映出他对科技和精神力的态度，和日军主流意见又有所不同；此点有助说明，厉尔康作为民国知识军人的代表虽然以日本为主要的军学知识来源，但亦未必完全接受后者的说法。今而观之，厉尔康于1926年在《欧战后日本之军事观》一书中提出的一些观点和所作论述在当时无疑具有进步意义。

《民国乎？军国乎？：第二次中日战争前的民国知识军人、军学与军事变革，1914－1937》：厉尔康的《欧战后日本之军事观》不但总结了日本对大战的教训，更对中国军事改革作出建议。厉尔康对总动员体系重要性的论点颇切要害，而且比何遂与端木彰等人又进一步。厉氏的《欧战后日本之军事观》比以往关于大战的论述更为重视社会组织、经济动员和科技发展。在战术上，厉尔康比端木彰再进一步，指出突击队战术的要点并非只是不同支援武器的混合使用，而是小单位以疏开队形在轻机关枪支援下独立作战。虽然民国大部分操典和教范均来自日本，但作为一名民国知识军人的厉尔康并不打算盲目模仿日军的作战方式，甚至对之有所批评。今而观之，厉尔康于1926年即提出的一些观点和所作论述在当时无疑具有进步意义。

俞大维：时任国民政府兵工署副署长俞大维十分认同厉尔康在国防方面的理论和主张，认为厉尔康在《国防与物资》一书中提出的观点是“根本办法”，极具重要性，评价该书为非常值得一读。

厉尔康同僚：江苏陆军将校讲习所一位学员在结业前夕考试违规作弊，厉尔康因此将这名学员开除，说此种学员即使毕业，亦不可用，吾辈不能为国家造就此种废物也。据厉尔康回忆，有同僚因此评价他“过于严正，不合时宜”。

1909年，厉尔康以优等成绩奉上谕被授予陆军步兵科举人，并被吸纳到了清廷禁卫军中。当时训练大臣为贝勒载涛，协统为良弼。到差不久，厉尔康即被任命为步兵第一队正四品管带官。全标官兵，汉人仅只十余人，余皆八旗子弟。厉尔康时年22岁，年事以他为最小，其麾下队官，资历俱深，且以天潢贵胄自恃，老气横秋，尤难应付。厉尔康则以身作则，用实际行动在学术方面折服大家。半年以后，全队官兵皆对其心悦诚服，与他相处甚好。厉尔康也由此获得了训练大臣载涛的高度赏识。只是他队营成绩独优，凡外来参观皆以为示范之具，不免引来其他队营的嫉视。一年之后，厉尔康被安排负责带队守护颐和园和武库。这在汉族武官中是十分罕有的，令八旗将士对汉族武官刮目相看。

厉尔康出生后，正逢前清国耻最大的时代——甲午和庚子之辱。厉尔康在上中学前即读了革命先进邹容的小册子和戊戌政变等革命故事，后来在日本留学时又在东京锦晖馆听到孙中山的演说。使他明白了外族的窃据中原，宴按酖毒。一旦外寇入侵，不能抵御，便把锦绣山河任意割让，毫不足惜。而东西洋的帝国主义欺辱中国，得寸进尺，咄咄逼人，令厉尔康萌发了民主革命的思想。他认为，需要“革命”推翻满清政府，由革命党把国家振兴起来，洋人就不敢肆无忌惮，而国家的耻辱也可以逐渐洗刷清楚。辛亥革命的爆发进一步坚定了厉尔康的革命信念。本在清廷禁卫军中供职的厉尔康不动声色，禀职南下，毅然加入北伐军，自此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厉尔康是中国国防理论的一位先驱人物。他的一部分军事思想体现在其所著《国防与物资》一书中。该书是国内较早全面介绍和论述国防与各类重要物资资源军事战略关系的军事著作。厉尔康早在1927年就通过这本书率先提出国防方面的一些重要主张，如国家在国防上所用军器物品必须独立，要独立必须先发展重工业，国防上的重工业，最重要的是钢铁、煤、石油，此外还讲到枪械的制造，化工原料的应用，物品规格的统一等。在写作这本书的过程中，厉尔康费了不少心血，因为当时国内各方面的资料都非常少，即便是关于重工业的参考资料也难找。因此，厉尔康自称《国防与物资》是一本“未能完备”的书。而军事理论家蒋百里读完该书后，却大为赞赏，作序推荐之。时任国民政府兵工署副署长俞大维也十分认同厉尔康在国防方面的理论和主张，认为厉尔康在《国防与物资》一书中提出的观点是“根本办法”，极具重要性，与人推荐这本书时称其非常值得一读。然而据厉尔康回忆，当时全国上下连军政首长们了解这本书的重要性的都极少。这本书早在1927年即已写成，但直到1929年才由上海大东书局出版。假使当时国民政府能真正重视这本被厉尔康自称是“未能完备”的书，在国防方面预先予以加强，即使七七事变中国被迫对日抗战，有这近十年的国防准备，也不至完全需要美帝国主义国家的军事援助了。

厉尔康1931年曾与时任兵工署长陈仪就国防问题发生争执。陈仪看完了厉尔康的《国防与物资》一书说道，国家没有钱去办这些事。厉尔康说，你干的兵工署是不是专管修理破烂枪支就算数了。你们所修的旧货准管用吗？无论有钱没钱，军器的独立是一个独立国家的基本条件，是应当做的事。你是炮兵科出身，进过炮工学校，比我这学步兵科的要内行得多，如今当了兵工署长，正是你用己所学的一个好机会。你可向政府去上条陈请经费，逐步办起来的。你的那些话，我不敢领教。

厉尔康1935年亦曾向南京国民政府建议设置科学院，先行研究军用物资的发明和制造。结果批交有关部门参考完事。

厉尔康称，反动政府这些醉生梦死的首长们，一点正经事儿也不干。对于帝国主义者处心积虑地整天在琢磨中国好像与他们毫不相干。纵然有点什么意外，似乎只要写几页卖国文契，又可平安无事地高枕而卧。顶不济也可向另一个帝国主义国家请求枪炮弹药、飞机汽油来接济。存心如此的执政者怎么不会使全国人民失望呢？现在人民政府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制定了第一个五年规划，首先就注意在重工业和国防工业上。我见了感觉到这一个政府才是知“治国之本”的政府。所以，额手称庆，距耀三百。

厉尔康是民国知识军人的代表。他出身书香世家，博览群书，后留学日本，受过多年正统的严格军事训练，并在清政府组织的留日归国士官生会试中以优等成绩奉上谕被授予陆军步兵科举人。后曾一度兼任民国时期最具影响力的军事期刊《兵事杂志》的主编。他除著有诸多颇有影响力的军事专著和文章，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还译著了一些文学方面的书籍，部分由出版社出版，还有一些未及出版便在抗战时期杭州沦陷期间遗失了。他抗战期间曾为国民政府最高军事咨议机关军事参议院院长，是幕僚型将领中的佼佼者。

厉尔康曾与蒋介石过从甚密。其对蒋介石有切身的实际了解。他评价蒋介石时曾言：“蒋之为人如俗语所谓‘落水喊救命，上岸不认人’”。

厉尔康称，他的生平受他曾祖父的影响不小。在厉尔康小的时候，他的曾祖父已经是80岁的高龄了。他常常对厉尔康等几个曾孙说：“诸葛一生唯谨慎，尔等不但对于身体要如此，就是往后办事也应如此。”厉尔康在日本求学时，他的曾祖父曾亲笔给他写了一封信，也是谆谆告诫他做人做事要谨慎为先。厉尔康在22岁那年被清廷任命为禁卫军正四品管带官。他的父亲厉良玉给他刻了一方印章，只有两个字——“踏实”，告诫厉尔康戒骄戒躁，凡事都要脚踏实地去做。厉尔康自此一生恪守曾祖和父亲的训诫。他在国民政府中供职时，也一直都是这样对上对下对同事，站稳了自己的立场，以严肃的态度来处理一切，毁誉都付之一笑。

厉尔康性情固执，守法，负责，重信用，清廉，没有野心，所以能久于其任。领导不给升职，他可以永远坐在原位上，就像过去在幕僚的位置上每到一处总在十年以上，不以为苦，从早到晚，公事虽多，案无留牍。假使到了晚上一件事没有结束，哪怕睡了之后他也要起来把事做完，才会安睡。他一直恪守军人本分，对政治不甚过问。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厉尔康曾回忆称，其一直看不惯国民政府内一些腐化分子的行为，认为他们太腐化，太自私了，早就不想再在那个政府之下干工作了，但是苦于没有时机，“尤其在抗日战争时期，正是用人之际，正是我们身为军人，为了祖国应该各尽所能，争取胜利的时候，无论如何困难，也要完成这一重大的工作。抗日战争胜利后，我赶忙请求退役，也就是因为看不惯反动政府里这一群腐化分子的行为，犯不着和他们‘同流合污’。我没有勇气去对抗和公然批评他们，只得断然脱离这一腐化的政府。”厉尔康回忆道。

厉尔康赞同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同情革命事业，主张国共合作。对于国共合作，厉尔康曾回忆说，美帝起初确实有调停之意，及至特使一再赴延安亲自视察，始感到“国共合作如果成功，帝国主义在华绝无立足之地”。因而亦阻挠双方之合作，而支援蒋介石来反共。厉尔康称：“我看到那几年中一幕又一幕的变化，非常地遗憾和痛心。我在此期间为国家和人民未尽多大力量，未能寻求出一条救国救民之道，最后以脱离这一个政府完事。这也是我久久觉得惭愧的地方。”

厉尔康除了是一位军事将领，还是一位军事教育家与军事理论家，著有多部较有影响的军事专著，包括《国防与物资》、《欧战后日本之军事观》、《青年军事训练敎程》等。建国后在担任上海市文史研究馆馆员期间另撰有《从满清的兵制说到禁卫军的消长》、《浙江光复的回忆》、《回忆蒋介石与何成濬》等较有影响的文章。

主要军事专著：

《国防与物资》：于1927年写成，1929年由上海大东书局出版，蒋百里作序。该书是较早全面介绍和论述国防与各类重要物资资源军事战略关系的军事著作。该书认为，军器的独立是一个独立国家的基本条件，国家在国防上所用军器物品必须独立，要独立必须先发展重工业，国防上的重工业，最重要的是钢铁、煤、石油。国防重工业之重要性需要得到足够的重视。

《欧战后日本之军事观》：于1926年写成，1929年由南京军用图书社出版。该书对作者在1925年赴日参观特别大演习的所见所闻进行了分析，不但总结了日本对大战的教训，更对中国军事改革作出建议。全书310页，共十章，包括对日本1925年的军备情况的一般观察，以及关于航空机、步兵、骑兵、炮兵、工兵、粮秣、被服、军官技术教育、测量事项等方面的见闻等。在结论部分对中国的军事改革提出了十二项建议。

《青年军事训练敎程》：该书是中国较早的青年军事训练敎程，被美国密歇根大学收录，由中华书局于1931年出版。全书共616页，分为上下两卷。上卷为第1至5篇：教练、射击、阵中勤务、指挥法及教育法、演习须知。下卷为第6至20篇：距离测量法、测图学、兵器之使用及整理法、卫生法及急救法、结绳法、手榴弹投掷法、陆军演习规定摘要、陆军军队符号摘要、军语分类释要等。

《列强青少年之军事预备教育》：厉尔康对世界各国青少年军训制度进行了长期的调查和研究，据此写成此书。该书于1928年由南京中央军校收录。

《毒瓦斯及毒烟》：该书是国内较早全面介绍和探讨化学武器的著作，于1928年由南京中央军校收录。该书还对防毒知识进行了介绍。虽然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各国禁用化学武器，但厉尔康直言：“毒瓦斯之威力甚大，且能补火药之不足……欧美列强目今仍借口研究矿坑防毒之法，竭力进行，其居心如何，已昭然若揭。”

《回忆蒋介石与何成濬》：

《回忆蒋介石与何成濬》一文主要讲述抗战时期国民政府贪污腐败风气以及所涉要员，围绕军法总监部总监何成濬与蒋介石具体展开。何成濬早年追随黄兴，黄兴去世后随孙中山和蒋介石，蒋介石尊其为前辈，礼过甚隆，倚其为心腹，任职总参议，交往甚密。其人却碌碌无为，日间处理事务，晚间却斗牌招妓，实无大用。后冯玉祥、阎锡山战败后，蒋志得意满，便不再听何进言。抗战期间改任其为军法总监部总监，实则重要案件为蒋直接定刑，有职无实，渐对蒋不满。文中例证如张德能湘战失利一案、程泽润迠造营舍舞弊一案。厉尔康评其为碌碌无所短长之人，倒台后在陈诚执政之下，已几成孤立，于1961年卒。文中涉及许多国民政府要员，文献价值十分珍贵。

厉尔康出身于著名的杭州厉氏家族，其家族人才辈出。其高高祖厉鹗是清代著名诗人、学者，浙西词派代表人物；父亲厉良玉是晚清金石篆刻名家、西泠印社创始人之一；长兄厉绥之是中国近现代名医、浙江医科大学创始人；幼弟厉麟似是民国时期著名教育家和外交家；义弟陈立夫是国民党主要派系中央俱乐部创始人和领导者；晚辈中有当代著名外交家厉声教、中国音乐学院原党委书记兼院长厉声、中国儿科医学的开拓者厉矞华、复旦大学管理学院教授厉声和、杭州市原副市长陈礼节等。厉鹗、厉良玉、厉绥之、厉尔康、厉麟似、陈立夫、厉声、厉矞华、厉声和、陈礼节均被《浙江古今人物大辞典》收录。此外，旁系中还有著名武侠小说家金庸、新月派代表诗人徐志摩、新中国首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沈钧儒、著名新闻人范长江等。

据上海市地方志办公室《卢湾区志》“社会名流旧居”一节，厉尔康的故居之一是上海市茂名南路165弄2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