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导》周报是中国共产党创办的第一个公开发行的中央机关报，以宣传中共的路线、方针、政策和评论国内外时政为主要内容，着重时政评论。中共早期领导人是其主要撰稿人，其中尤以陈独秀和蔡和森为代表。

五四运动后，多种新思潮涌入中国，马克思主义即为其中之一，全国出现了一个学习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热潮，“譬如社会主义，近来似觉成了一种口头禅，杂志报章鼓吹不遗余力”。1920年9月，陈独秀决定将《新青年》改组为公开宣传马克思主义的阵地。但《新青年》作为社会科学杂志的学术性早已定型，难以承担马克思主义的舆论宣传工作。11月，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创办了《共产党》月刊，着重宣传共产党的基本知识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建党学说，介绍俄国的建党经验，原定每月出版一期，但常因经费困难不能按时出版[2]，至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时，共出版6期。

1922年7月，改组后的《新青年》停刊。中共创办的工人刊物如《劳动界》《劳动音》《劳动周刊》也由于各种原因纷纷停刊，其他幸存的仅有团中央机关刊物《先驱》等，远远不能满足新形势新任务下中共宣传工作的需要。8月，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在杭州西湖举行的会议上研究党的宣传工作时，曾决定在北京创办《远东日报》，共产国际代表马林认为，中共能力不足，不应该办这样大的机关报，应办一个周报。中共接受了马林的建议，决定创办《向导》周报，作为中共中央的政治机关报。9月13日，《向导》周报在上海创刊，总发行处设在老西门肇浜路兰发里三号。

《向导》创刊号于1922年9月13日面世，共8个页面，除报头外，其余内容采用的是当时报刊通用的竖排版格式。就其整体编排格式而言，创刊号无封面、封底，也无目次表。首页顶端居中是四号黑体铅字排印的英文名称“The Guide Weekly”，英文刊名下方是特号行书中文刊名“向导”，皆横排居中。中文刊名“向导”下方为出刊周期、总发行所等，横排；右侧为出版时间和定价，左侧为分售处，皆为竖排。《向导》前4期都没有标注期号，第5期始有标注。首页下半部为正文，竖排版，标题用较大字号，篇篇相接。《向导》的这一编排格式，与当时的中共刊物《共产党》月刊相似，与《新青年》季刊、《前锋》有异。

《向导》初刊时不分栏目，第3期起始设“通信”栏，第7期起设“时事评论”“读者之声”栏，以与较长的文章分开。“时事评论”栏的设立体现了刊物舆论指导的宗旨；“通信”“读者之声”栏属于读者参与性强的栏目，增强了编者与读者之间的互动与交流。这说明，创刊初期，《向导》以栏目意识为主的报刊编排理念就比较突出。从第25期起，“时事评论”分为“中国一周”和“世界一周”，不再刊登长文。“中国一周”和“世界一周”主要介绍一周内国内外发生的大事，并通过简评引导读者分清是非，培育国民的政治敏锐性和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志。第55期起又将“中国一周”和“世界一周”合为“时事评论”，恢复较长的论述文；同时借鉴《前锋》的做法，开辟“寸铁”专栏。第64期起设“外患日志”，逐日揭露帝国主义欺凌中国的罪行，激发国人的爱国热情。此外还设有“什么话”“国民常识”“余录”“肉麻世界”等。在具体出版过程中，各期栏目多寡不一，但栏目意识显而易见。

栏目是刊物特色的集中体现。作为中共的舆论指导机关，《向导》以宣传中共的路线、方针、政策和评论国内外时政为主，与同时期的《新青年》季刊、《前锋》相比，《向导》的栏目显得灵活多样。《前锋》为理论刊物，其创刊号除了发刊词性质的“本志露布”和“寸铁”两个栏目外，其他都是专题性文章，着重实证和理论分析。虽然第2期增加了“通讯”栏，第3期又将“通讯”栏改为陈独秀的专栏“实庵笔记”，但其栏目依然显得比较单一。《新青年》季刊基本不分栏目，作为理论刊物，着重介绍马列主义著作和世界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经验，强调理论性、国际性。总体来看，《新青年》季刊、《前锋》更多的是从理论上论证中共在民主革命中的纲领和主张，《向导》更多的是及时报道和评论时事，以指导现实斗争，其时评的特点突出。

（一）以陈独秀为代表的中共中央领导人

陈独秀是《向导》的核心人物，他筹办出版《向导》周报，制定办刊方针，题写刊名，撰写发刊词，同时也是《向导》的撰稿人。在总201期中，有155期登载过他的文章；有时一期当中大部分是他写的，如第56期共9篇文章，其中有7篇署名“独秀”，还有1篇署名“为人”（陈独秀笔名）；第64期的8篇中有6篇出自陈独秀之手。《向导》自第55期起设“寸铁”栏，主要登载短小精悍的论说文，言辞犀利、尖锐，其主要撰稿人是陈独秀。

中共中央执行局委员张国焘曾以“国焘”“特立”等笔名撰稿十多篇。中共中央执行局委员李大钊用“CTL”“CT”的笔名为《向导》撰文，以《遍及全国的国民党》《新闻的侵略》为代表。共产国际代表马林曾指导《向导》的出版，并用“孙拓”的笔名撰写7篇国内外评论。另一位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用“魏琴”的笔名撰文17篇。促进了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的实现。

（二）以蔡和森为代表的编辑队伍

蔡和森是《向导》的首任主编，也是主要撰稿人之一，他单独署名文章130余篇，与向警予一起以“振宇”联合署名文章36篇。从内容上看，这些文章主要是揭露英美等国家对中国的殖民主义侵略罪行、国内军阀的黑暗统治、宣传国共合作、论述工农革命斗争的重要性和介绍俄国、土耳其等国外革命情况。

彭述之、瞿秋白也是《向导》的主要撰稿人。彭述之撰文70余篇。彭述之1924年夏从莫斯科回国，在中共中央宣传部工作。1925年1月中共“四大”上，他当选为中央委员，任中央宣传部主任，主管《向导》，5月蔡和森离开后，他继任主编。瞿秋白1923年1月从莫斯科回国后，担任《新青年》季刊和《前锋》主编，同时参与《向导》的编撰工作，1927年4月接替彭述之任《向导》主编，直至停刊。瞿秋白共撰文60余篇，如《政治运动与智识阶级》（第18期）、《中国之地方政治与封建制度》（第23期）等，介绍和宣传马克思主义，分析中国社会经济状况和阶级关系，探讨和总结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

除蔡和森、彭述之、瞿秋白三位主编外，《向导》周报的编辑人员也是其主要撰稿人，如高君宇、张太雷、向警予、罗章龙、郑超麟、赵世炎、尹宽等，他们既负责编辑、组稿、通讯和联络工作，也负责写稿，常用“记者”名义写“按语”或回答读者来信。如高君宇，既参与筹备《向导》周报的创办，且从第1期到第83期，共撰发时评25篇，经常以“记者”的名义回答读者来信。郑超麟1924年从莫斯科回国后，负责《向导》的编辑、出版和发行工作，撰写、翻译文章80余篇。据郑超麟回忆，“读者来信”专栏中给读者的回复，多是他写的。

（三）各地区和各省市地方党委负责人及其他

《向导》自第3期起开设“通信”专栏，共计发表北京、广州、长沙、汉口、郑州、开封等地通信110余篇，撰稿作者主要是各地方党组织负责人，他们接受中共中央和《向导》的委托，以“记者”的名义撰写地方通信，反映地方的政治、经济、文化和工农运动情况。在读者中有广泛影响的撰稿人是赵世炎和罗亦农。赵世炎在兼任中共北京地委书记和职工委员会书记期间，用“罗敬”“乐生”的笔名撰写北京系列通信，如《白色恐怖的北方反动政局》（第152期）、《北方政局新变化之征兆》（第157期）等，评述北洋军阀政府统治下的政治形势。罗亦农撰写的广州通信注重反映国民政府统治下的政治形势。此外，周恩来（笔名伍豪）、王若飞、李立三等都为《向导》撰写过稿件。

还有一部分撰稿者是青年学生、基层党员等。为架起读者与编者之间的桥梁，反映读者的声音，同时也为了解答一些民众比较关心的革命问题，《向导》自第7期起设立《读者之声》栏目。广州大学法科教员“梁明致”曾多次投稿《读者之声》讨论阶级斗争问题。如《对于阶级争斗之一个疑问》（第144期）、《对于阶级斗争的讨论》（第146期）、《论阶级斗争》（第150期）等。这足证《向导》在当时读者中的广泛影响。

《向导》初创于上海，前5期总发行所在老西门肇浜路兰发里三号。为了加强对北方工人运动的指导，第6期起，迁到北京后门内景山东街中老胡同一号。由于当时北京的新闻管制严于上海，《向导》在上海创刊时，并未向邮局登记，刊物上也未署明发行人的姓名和身份。这在新闻管制相对自由的上海或许可行，但在北京却造成诸多不便，许多函件无法收到。当时蔡和森的朋友罗章龙在北京大学读书，是新民学会的会员，蔡和森提出要他担任《向导》在北京总发行的代理人。于是，罗章龙就以罗敖阶的名字，向邮局办理了发行登记手续。自第8期起，发行通讯处为上海老西门肇浜路兰发里三号和北京大学第一院收发课转罗敖阶。上海总发行所负责长江流域和珠江流域各省的订阅，北京总发行所负责黄河流域和关外各省的订阅。1923年4月，依照共产国际的指示，尽快启动国共合作，中共中央南迁广州，自第21期起，《向导》随迁至广州昌兴新街28号。由于《向导》独立批评的办报方针受到国民党方面的牵制，第26期起总发行所迁至杭州马坡巷法政学校。随后一年多时间里，总发行所即在广州、杭州之间徘徊。1924年10月第86期起又迁回上海，在英租界上海大学编辑出版，但很快引起工部局的注意，12月9日，上海工部局警务处和静安寺捕房派人搜查了上海大学、慕尔鸣路307号等处，没收了大量书籍、报刊[8]。为了安全起见，《向导》不得不将上海通讯处改在杭州。此后，发行通讯处不断在杭州、广州、北京、开封等地更换，但其一直在上海出版。

《向导》初创时，只有4个分售处，第4期时迅速增至10个，且在不断遭到封锁查禁的情况下，能够迅速地开辟新的分售处，由上海、广州、北京、长沙等扩展到宁波、武昌、福州、开封、香港、汕头、芜湖、太原、潮州、重庆、南京、宝庆、黄梅、成都、绍兴等多个城市，在法国巴黎、德国柏林也设有分售处，形成了一个有效的销售网络。《向导》的分售地址为研究《向导》周报的传播网提供了重要资料，我们可以从中获知其发行传播情况。而其“读者来信”记录的部分读者的姓名和地址，为考察分析其受众情况和发行空间范围提供了重要依据。

关于定价创刊号上有明确交代，“每份连邮费大洋三分，以后有增刊不另加价”。第4期规定零售价每份铜元四枚，半年大洋七角，全年大洋一元三角。第5期将零售与邮费做了区别说明，“零售每份铜元四枚，邮寄三分；全年大洋一元三角，半年大洋七角，邮费在内”。按当时上海的银元、铜元比价，大洋一元折合铜元174.7枚[10]，铜元四枚相当于大洋2.23分。从1923年5月第26期起，每份三分，全年大洋一元三角，半年七角，售价中包含国内邮费。1924年6月第71期起，调整为每份三分，国内一元寄足40期，国外一元寄足25期，均包含邮费；如以邮票代款，按九五折算。11月第92期起，分为代派、订阅和零售，并作了具体规定，“代派：每份大洋二分，三百份以内五折，三百份以外四折，寄费在内，十期清算一次；订阅：国内一元寄足六十期，国外一元寄足35期，邮费在内；零售：每份铜元四枚”。由于当时铜元、银元的比价处于不断变动中，此时大洋一元折合铜元为206.4枚[11]。零售价铜元四枚约相当于大洋1.94分，代派的折扣较大，所以此时的价格与之前相比，有所下调。即便如此，仍有读者呼吁降价，“向导这个刊物要想做到刷新一般青年的混乱思想，除非设法多多地传入在青年中间去；要想多多传入在青年中间去，则非将报价减低不可”。

1926年2月第144期起，《向导》页面增加一倍，零售价由原来的铜元四枚涨到六枚；订阅由原来的国内一元寄足50期改为35期，国外一元寄足30期改为25期；代派价格为每份大洋三分，六折结算，十份起订，包含邮费。由于当时银元、铜元的比价为270.6，六枚铜元约合大洋2.2分。与初创时的零售价四枚铜元（约合大洋2.23分）相比，要便宜，因为此时的页面扩充了。由于在不同时期、不同地区银元与铜元的比价不同，同一时间内不同地区的比价也有不同，各地的实际售价会有差异。即便如此，仍有读者认为售价偏高。《向导》的售价信息，是当时社会经济状况的反映，既可表明当时某一地区银价的变化，也可从报刊运营、出版发行角度为报刊提供有益借鉴。

《向导》周报是特定时代的产物，在当时起到了报刊媒介对民众强有力的宣传、动员和组织作用。众多读者信任和赞美《向导》周报，认为它是“四万万踏在国内外强盗脚下苦难同胞的赤卫军之先锋队”，是“在黑沉沉底下的中国”的一线曙光”，是“四百兆同胞的救命符”，“唤醒了不少在迷梦中的青年”，在当时的中国新闻界，是“真敢替受压迫的工农阶级呼冤而却能指使民众以革命大路的”报刊，是“国民革命的导师，也是工人阶级的喉舌”。1923年12月17日北京大学25周年纪念日的民意测验，有“中国的‘日刊’‘周刊’，你最爱看哪种？”的问题，答者以学界和市民为主，在被调查的1007人中，《向导》获224票，名列周刊的榜首。

处于国共合作形势下的《向导》周报由于坚持了对孙中山和国民党的独立批评原则，导致孙中山的强烈不满。1923年，孙中山曾表示：如果陈独秀继续在《向导》上写文章批评国民党，就要将他开除出国民党。《向导》周报过于尖刻的批评，使国民党对《向导》多有不满和指责，它在广州被宣布为不受欢迎的刊物。

《向导》周报是中共早期报刊中存在时间最长、能够连续出版的一份刊物，本身包含内容丰富，是研究中共早期思想传播的一份重要材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