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魂洋才是江户末期日本思想界对吸取西洋文化所采取的一种态度。即只接受洋学中的实际知识和应用技术，而摒弃其理论和精神方面的内容。起初，新井白石所著《西洋纪闻》一书中，将欧洲的科学技术与基督教加以区别，承认西方自然科学和技术的优越，日本应移植；主张形而上的内容（观念、思想）应采取东方的传统观念，即和魂，东洋道德，形而下的东西应吸收西洋的技艺，即洋才，西洋艺术。

「和魂洋才」主要体现在社会和军事上。社会方面，有很多学者都学习西方文化，以西式发型的装扮，但在服装上仍坚持穿著日本传统服饰。军事方面，日本军以西式军事训练，但装备仍然保留武士配刀。

和魂洋才也是对明治时代以来「西洋文化优越，日本文化落後」（优れた西洋文化と遅れた日本文化）论点的反驳。

进入明治维新之前，日本幕府（指德川幕府1603—1867年）是封建专制王朝。在幕府统治下，幕府将军是全国的最高统治者，天皇没有实权，仅具有传统的精神权威。除将军的直属领地外，幕府又把全国将近3/4的土地分给二百几十个“大名”。“大名”割据一方，其领地称为“藩国”。以幕府将军为首的大小封建领主，为了从农民身上榨取更多的年贡，千方百计把农民束缚在小农业与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农村。经济上落后闭塞，政治上封建割据，这是德川幕府体制的主要特征。对外交流方面，德川幕府从1603年起连续五次发布“锁国令”。从此，岛国日本对世界垂下了“锁国”帷幕长达二百余年。

“锁国”政府的精神支柱是“华夷”思想。自名“神州”，“皇国”，除了崇拜中国之外，视异国为“夷狄”，“黠虏”。而这种“华夷”思想本是中国儒家的传统观念，即所谓“夷不乱华”，“中国有礼仪之大故称夏，有服章之美谓之华”。德川幕府把儒家的朱子说作为官方哲学，“华夷”思想成了其对外关系的指导思想。

然而，“锁国”并不是绝对的。官方允许长崎作为一个通航的港口，与中国、荷兰商人来往，1811年，德川幕府在天文台内设置专门的翻译机构，把西方书籍译为日语，内容十分广泛，是规模最大的教授和研究西学的机构。另外，先进的日本知识分子透过“锁国”的厚重帷幕，利用一切缝隙吮吸西方传来的新风。特别是由荷兰传来的西方文化，得到了较大的传播。前野良泽（1723—1803年）与杉田玄白（1733—1817年）从荷兰语翻译人体解剖学著作《解体新书》（1744年）标志兰学在日本形成。此后，他的弟子大槻玄泽（1757—1827年）创立了日本最早的兰学垫芝兰堂。到19世纪初，兰学已在江户，京都，大阪，名古屋和长崎等城市的部分知识分子中传播开来。兰学的代表人物有司马江汉（1747—1818年），林子平（1738—1793年），本多利明（1743一1820年），渡边华山（1793一1841年）和高野长英（1804—1850年）等。他们对西方文明的认识，没有局限于西方各国的科学技术，而且朦胧地认识到西方社会制度的先进性。本多利明认为：“国土之贫富皆在于制度与教示。”<转引自王家骅《幕末日本人西洋观的变迁》，《日本史论文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2年版>他认为英国虽然处孤岛，气候寒冷，物产贫乏，但终于能成为强国，其原因即在于有大力发展生产与推进海外贸易的劝业制度与海洋涉渡制度。对西方文明的新认识，使他们对“华夷”观念和中国崇拜发生了疑问。

与兰学对立的是十九世纪20—30年代形成的后期水户学，它是日本儒学的一个支派。这个学派的中心人物是水户藩九代藩主德川齐昭（1800—1860年）。从十八世纪末开始，日本人首先感到沙俄南下的威胁。此后，英国商船也出没日本海。仅在1822—1824年间，就有十余艘外国接近水户藩沿岸，这都加剧了水户学者的危机感。他以形容日本当时的处境是“厝火积薪之下，而寝其上”认为“天下之忧，孰甚于此？”然而这种危机感，并没有使他们象兰学学者那样放眼海外，放弃卑鄙的锁国主义，也没有促使他们提出现实的民族防卫主张。

随着外来势力的不断侵入，日本知识界对后期水户学的西洋观和锁国攘外论投以怀疑，进而力图探求克服民族危机的新对策。1853年美国巨艘大炮威逼国门，强迫日本“开国”之后，他们的探求就更有紧迫感和现实意义了。

松代藩士佐久间象曾经是笃信的朱子学者，对后期水户学也深怀敬意。但事实使他认识到清朝失败的主要原因在于“唯知本国之善，视外国为贱物，侮为夷狄蛮貊，而不知彼之熟练于事实，兴国利，盛兵力，妙火技，巧航海，遥出己国之上。”<《日本思想大系55》第284页>这表明他已看到了中国失败的症结，认识到欧美在技术上的先进地位，开始批判“华夷”观念。深受福井藩主信任的藩医桥本左内也达到了同样的认识，他批评视外人为“夷狄”的人，认为他们是“迂人”，“俗客”。 但是，佐久间象山和桥本左内等主张摄取西方技术，并不意味着他们要按照西方的面貌来改造日本社会。佐久间象山曾说：“台众国之政法，如何之善，于本邦则难于实行。”<转引自王家骅《幕末日本人西洋观的变迁》，《日本史论文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2年版>他于1854年写成《省諐录》，把这种思想凝炼为“东洋道德，西洋艺术”。这里所说的“道德”包括“伦理道德和政治制度”，“东洋道德”就是以儒家思想为理论指导的封建政治和伦理体系．桥本左内也在1857年提出了大体相同的主张，“仁义之道，忠孝之教由吾开，器技之工，艺术之精取于彼。”桥本左内还认为学习西方技术的目的在于“补助我义理纯明之学。”西方技术仍不过是在民族危机威胁下，维护“东洋道德”的纯洁性、维护封建制度的手段。

德川时代

教育在日本一直受到重视。整个德川时代，学者与教育行以人员曾经相当广泛地讨论教育问题。不仅重视武士教育，而且对平民教育也大力发展。”德川时代末年，江户及其附近约有寺孰1200所，全国总数约为15500所。就平民来说最重要的教育机构是寺孰。”当时武士具有较高的文化程度。“就平民而论，一般认为男子有40—50%识字，妇女有15%识字或受过正式教育。”<（日）小林哲也《日本的教育》，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3页>这就为明治维新教育的迅速发展打下了一个坚实的基础。

1867年，日本天皇睦仁推翻了德川幕府，即位初就发动维新运动。维新运动的具体策略是“教育立国”，在此基础上“富国强兵”，“殖产兴业”，从而达到“文明开化”。1868年4日颁布《五条誓文》，提出：“求知识于世界，大振皇基”。1868年10月改年号为明治。明治政府的紧迫任务是用西方经济为基础的现代制度代替封建制度，以便能够跟西方竞争。1871年度除藩属制度，设立县制，同年政府下令废除藩校，并成立了文部省来管理全国的学校。

《教育基本法》

文部省最先一项任务是制定全国教育计划。最早的一份政府综合法是1872年的《教育基本法》它仿效法国学制的摸式。在文部省领导下，全国分为8个学区，每个区设立一所大学，再分为32个中学区，每个中学区设一所中学，再分为210个小学区，每个小学区设一所小学。同年文部省办了东京师范学校，该校是在美国教育家斯科特领导下采用新的课程内容与方法来培训教师。三年后，各省设立了6所省立师范学校，地方政府设立了82个师资训练中心。

“《教育法》施行了十年的时候，日本有小学29081所，中等学校194所，高等学校21所，大学1所。小学的数量几乎与今天的相等。”<（日）小林哲也《日本的教育》，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6页>在此过程中，经历了一系列调整。1879年颁布了《教育令》，放弃了法国式的教育，开始倾向于采用美国式的教育制度。1880年部分修改了《教育令》，1885年进一步修改了《教育令》。这也表之了日本教育在接受西方文化的艰难历程。

西化压倒一切的时期大约在19世纪80年代来结束。此后、政府制定和慎审地执行“西方技术与东方道德”分离的政策。国家的教育政策重新肯定传统的国学与儒教学校。西方派慢慢同民族主义思想一致。只是在技术及其实践的范围内进行教育的西化，包括课程结构、教学方法与学校组织等。教育的“道德”项的由传统的民族哲学来审慎地阐述，这在1890年的《天皇教育诏谕》中详尽地说明了。

《诏谕》

是由元田永孚（皇官的一位儒学育官）与井上毅（国家的一位西学派法官）两人合作写成的。它用明治天皇的名义公布。根据民族主义——儒学的准则说明教育的目的．它强调国家的荣誉与儒家忠君、孝亲与服从长辈的道德概念，并且把这些规定列为神圣的国民道德教条。这些教条一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才失去作用。因此，尽管国民的物质生活方面几乎全盘西方化，日本教育却没有被“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一类概念渗透进去。

由此可得出，日本教育比较忠实地执行“和魂洋才”，它的起点高，规模大，学科全、学校类别多，真正做到了教育立国，为社会的政治经济发展铺平了道路。

在思想启蒙方面，按照《日本维新三十年史》的说法，明治时期流行的重要西方学派分为三派。即以福泽谕吉为代表的“英吉利派之功利主义”，以中江兆民为代表的“法兰西派之自由主义”，以加藤弘之为代表的“德意志派之国家主义”。

“英吉利派之功利主义”

福泽谕吉有“日本伏尔泰”之称，著译很多，其中《西洋事情》、《劝学篇》和《文明论概略》影响最大。除了译书著书，他还创办了庆应义塾，培养了一大批学生。从《福泽谕吉自传》中我们可以了解他的教育思想。在小标题为“教育方针以数理和独立为本”中讲到，智育方面“我的教育主张是着重于自然原则，而以数理和独立两方面为其根本。”道德方面“我认为人为万物之灵，假如自尊自重，就不会做卑鄙之事，也不会使品行失常”。他对比了东西方进步的差异。认为“拿东方的儒教主义和西方文明主义相比，那么东方所缺少的东西有两点：即有形的数理学和无形的独立心。”因此“不会使我国做到真正开放而与西方列强并驾齐驱。<马斌译《福泽谕吉自传》，商务印部馆1980年版第179—180页>福泽还进一步揭示了专制度是阻碍日本进步根源。他指出：“自神武天皇以来，国家权力偏重王室。”“源，平二氏兴起后，天下权力又归于武门。”“日本人民不关心国事，国民不重视自己的地位。<（日）福泽谕吉《文明论概略》，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142页>福泽虽然是民间学者，但他对日本思想的启蒙的贡献是巨大的。

英国功利主义代表约翰·穆尔在明治初期是日本最受欢迎的西方思想家。由中村正直翻译的《自由之路》（1871年），在日本知识青年中曾经几乎是人手一册。

“法兰西派之自由主义”

法国自由主义代表卢梭，他的《民约论》在日本有多种译本。其中最著名的是中江兆民附加注解的《民约译解》，此书于1812年出版，中江也因此获得“东洋卢梭”的美称。

“德意志派之国家主义”

关于德国国家主义代表伯伦知理的学说，加藤弘之成为在日本传播德国国主义思想的第一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