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服是代表一个国家的服饰及民族的象征。如日本的国服是和服，韩国的国服是韩服，越南有奥黛，印度有纱丽等服装以其浓郁的民族风韵或醒目的国家特点展示了一个国家的魅力。

国服是一个国家文化的窗口，也是一个民族的象征，日本的和服、韩国的韩服、印度的纱朋等各国的传统服装，在各种重大礼仪上展示着其国家的文化魅力。

汉服作为中国传统服装在汉唐时期达到前所未有的辉煌，清朝以后汉服被清朝统治者强行废除从此走向没落。近代中国服装吸取西方服饰艺术的特点创造出风格独特的服装。

汉服“始于黄帝，备于尧舜”，源自黄帝制冕服。定型于周朝，并通过汉朝依据四书五经形成完备的冠服体系，是中国“衣冠上国”、“礼仪之邦”、“锦绣中华”、赛里斯国的体现，汉服还通过华夏法系影响了整个汉文化圈，亚洲国家如日本、朝鲜、越南、不丹等服饰均具有或借鉴汉服特征。

汉服有礼服和常服之分。款式主要以交领(兼有领、直领)右衽为主要特点，无扣、系带、宽袖、线条柔美飘逸，而交领右衽是典型的代表。

隋唐时代服装分为两类：一类继承了秦汉时期的冠冕衣裳服制，用作较朝服简化的公服。另一类则继承了北齐、北周改革后的圆领短袖袍，用作平日的常服。公服类和常服类别的形成，进一步完整和丰富了中国古代国服体制。

隋朝在对原有衣冠礼器做调整的同时，还制定了将特定的服色与官职高低相联系的制度，在中国历史上产生了重大影响。唐代常服服色制度具备两个明显的特点:第一，赤黄色即褚色确立为皇帝独特的服色，一般百官服色从散官官阶。第二，唐代前期冠服的一个重要特点是以挎褶作为朝服，武则天当朝时，曾出现过一种新型的服式，在不同职、级别的官员服饰艺术上，绣以不同的纹样，文官绣禽，武官绣兽加以区别。

清朝以后，剃发易服强行废除，从此汉服走向没落。

中山装是孙中山在1911年辛亥革命后，由西式服装改良而来，吸收了西服的优点，参考日本学生的校服，创制出了独具风格的“中山装”。中山装的四个口袋代表礼、义、廉、耻之四维；五粒纽扣表示行政、司法、考试、立法、监察之五权；袖子上的三粒纽扣代表了民族、民权、民生之三民主义；收紧领口，是时刻提醒中国人，有一种民族危机感，催人向上。

1949年10月伴随着新中国的成立，服饰艺术也因此迈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在这个时期服装被看成是实用与审美相结合的装饰性的造型艺术，中国国服的特征也因此受到当时的社会政治和伦理等多种不同要素的影响及制约。从1979年到1970年，建国后的服装式样是工装衣裤、中式短袄和肥腿裤，除此以外列宁装、中山装、军便装等等也比较普遍，方格衬衫和连衣裙也非常常见。从我国的制服发展来说，一般集中在特定的岗位或行业的制服，比较有代表性的有铁路、邮政部门和军队等，其中军服的代表性尤其显著。军服从一九四年开始统一军服制式，并在这个时期经历了了一九九五年军衔服装和一九六二年的定型生产军装。一九六五年取消军衔制改为“六五”式军装，该军装的特点是戴解放帽，缀红五角星帽徽及红领章。至此军服几经更新及换代，直到中央军委批准 “八七”式军服。在上个世纪的六七十年代，我国掀起了着军装和仿军装式样服装的着装潮流。

20世纪八十年代改革开放的开始，中国人审美意识及视野也随之不断提高。中国的服装文化因此出现了显著的改变。改革开放使得国际服装文化日渐对我国产生影响，此时中国的服装文化出现多元化的发展趋势。自改革开放以后，伴随着经济的飞速发展，中国的服装开始和世界的时装潮流趋于同步，但是人们对中国传统服饰并没有忽视。

中山装

中山装曾一度被世界公认为中国的“国服”。1911年辛亥革命后孙中山设计了中山装。1929年，国民政府将中山装定为礼服，同年公布的《服装条例》又选定旗袍为“国服”。中山装虽然在建国后并未被明确定为国服，但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党和国家领导人带头穿中山装，大部分国家公务人员也将其作为制服。在一些重要的国际场合，许多名人仍习惯于选择以中山装亮相。

有人认为孙中山在极其艰难的条件下设计的中山装主要着眼于政治考虑，略显简陋，还不能完全展示中华民族独有东方美学神韵，因而也就不能承担新时期国服的重任。

中式唐装

2001年上海举行的国际峰会(APEC)会议上，各国领导人身着“中式唐装”集体亮相。这使得唐装在海内外华人中迅速流行开来。然而新唐装由于设计不够理想，虽然华丽，但显得不够庄重，有点俗气。在迅速流行之后很快又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野。

新式中华服的诞生

2006年3月17日，上海国际服装文化节国际服装论坛以“和谐·时尚·国服”为主题，邀请海内外专家为中国国服寻找答案。许多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和专家学者纷纷提出建议，要求国家正式确立国服。有鉴于此，李延声委员特提出建议设计“中华服”作为国服的提案。

2014年3月，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习近平身穿一件改良版中式服装参加荷兰国王晚宴，被部分媒体评论为国服新标准。按照欧洲王室礼仪，出席国宴的主宾都必须穿礼服。

当他与彭丽媛身穿中式礼服出现在古老的阿姆斯特丹王宫时，世界为之眼前一亮，国人为之精神一振。习主席穿的猛一看像是中山装，但并不是传统的那种：不再是紧闭的翻领，而是略微敞开的立领，亮出白色的衬衣；四个兜改为三个兜，左胸衣兜露出黑白丝巾。整体上看，既有传统风格又有现代元素，既有中国气派又具开放意味。彭丽媛则内着青绿色中式长裙，外搭深色刺绣长衫，典雅大气，与习近平主席的中式礼服贴切呼应，相得益彰。

习主席说“荷兰是欧洲的门户，我选择从荷兰推开欧洲的大门”。欧洲人习惯从中国领导人的服装判断“保守或开放”，在他们眼里，西服代表“开放”，中山装表示“保守”。中式礼服也许传递出这样的文化信息：中式，代表着自信；变化，意味着创新。

第一，新的国服拟称“中华服”。国服必须体现一种共同的民族认同。因此，新的国服全称“中华民族服”，简称“中华服”或“华服”。

第二，在“中华服”的标准上，建议在多种民族服装中选择元素，以古代“汉服唐服”为主，汲取西式服装的长处，创造出多民族共享的国服。

第三，“中华服”的设计应体现华夏文化的理念与精神，应庄重、大气、方便。一定要体现我国的民族特色、时代精神和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

第四，“中华服”应适应不同场合的需要，是一个系列，包括男装、女装和童装等。以礼服为主，可用于官方人士国际交往、国内重要政治、文化场合，民间还能用于重大传统民族节日、婚礼、成人礼、祭礼等重要场合。建议将春节和国庆节确定为国服日。

第五，为体现国服设计的庄重性和严肃性，建议以文化部门为主成立“中华服”设计评审委员会，邀请各方面专家学者担任评委，广泛征求社会各界意见，设计出能真正体现中国民族精神和时代风貌的国服。

第六，拟定《国服条例》，广泛征求社会各界意见，在条件成熟时报请国家立法机关以法律形式通过。

此外有自己“国服”的还有韩国、缅甸、泰国等许多亚洲国家以及非洲的所有国家，北欧、东欧诸国。特别是阿拉伯国家，相当重视自己的民族服饰。

自古华夏就有“衣冠王国”之称。《易经》里说：“皇帝尧舜垂衣裳治天下，盖取乾坤。”民间的经验则是“人配衣服马配鞍”。据专家考证，“从商代开始，大襟右衽、上襦下裳的服装逐渐定型，到周代出现‘深衣’等服饰。”到了近代，西风东渐，中式服装也逐渐被西式服装所取代。国人也曾一度对中山装寄以希望，可到了动荡年代，竟以穷为荣，以丑为美，无论男女一律军便服、蓝制服、工作服。

2001年于上海举行的APEC峰会上，各国领导人身着中式唐装集体亮相，使得唐装在海内外华人中迅速流行开来，掀起了一股“唐装热”。但此“唐装”和唐朝没有有任何关系，实际上是以满清马褂为原型，以西式立体裁剪为制衣方法的“改版西装”，并不能代表几千年的中国衣冠文化。

2007年3月两会期间，“汉服”受到一些代表委员的热捧。全国政协委员叶宏明即提议，确立“汉服”为“国服”；全国人大代表刘明华则建议，应在中国的博士、硕士、学士三大学位授予时，穿着汉服系列的中国式学位服。

为什么要确立汉服为“国服”？叶委员解释说，汉民族是中华民族的主体，汉语是中国的“国语”，因此确立汉服为“国服”，既代表了汉民族的传统，体现了汉文化的历史沿革，又能增强全国人民包括港、澳、台、侨同胞对祖国的热爱之情。

在“国服”的标准上，叶宏明建议，可以从汉服体系中选择元素，还可以汲取西式服装的长处。“标准不在‘服’，而在‘国’。”他还建议公务员应有统一着装的意识。

全国人大代表刘明华说，汉服体现了中华文化与人为善、人与自然和谐的精神，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服饰的标志。针对国内授予学位时穿戴的都是有着浓厚西方特色的服装，刘明华表示，中国完全可以自行设定代表民族特色的汉服系列为中国式学位服，以此来推动中国的汉服复兴。

在汉服的推广上，叶宏明和刘明华均建议，可以在婚礼、节日庆典以及传统文化活动中提倡使用。

和服(日文:わふく，英文:kimono或wafuku) ，日文原意是“服装总称”，但后来专指其传统服装。这个词的对义词是洋服。

最初的日本服装是被效称国“贯头衣”的女装和被称为“横幅”的男装。所谓“贯头衣”，就是在布上挖一个洞，从头上套下来，然后用带子系住垂在两腋下的布，再配上类似于裙子的下装，其做法相当原始，但相当实用。

公元8世纪，中国唐朝的服饰传入日本，对日本的和服产生了很大影响。“贯头衣”、“横幅”以及后来的“和服”，受到了东南亚的中国影响。在裁剪和制作上，和服继承了汉服的缝纫方法：和服属于平面裁剪，几乎全部由直线构成，即以直线创造和服的美感。和服裁剪几乎没有曲线，只是在领窝处开有一个20厘米的口子，上领时将多余的部分叠在一起。如将和服拆开，人们可以看到，用以制作和服的面料，仍然是一个完整的长方形。

和服分男用、女用、儿童用和单衣、夹衣，有“表着”（外袍）、“下着”（内袍）等种类。和服长度一般齐踝，交领，右大襟，宽袖，留身八口，上下无扣无襻，系腰带，衣上印有家族徽记。

在1840年英舰撞开中国门户后，美国1853年以大炮叩响了日本的海禁大门。西方资本主义社会思潮同时大量涌进中、日两国。日本发挥其善于吸收外来文化的长处，进行了明治维新。提出三大口号，其中“文明开化”口号主张以发达国家为鉴，积极摄取西方文化思想生活方式的滋养。明治天皇带头力行西化，提倡官员穿西装并把西服定为正式活动的礼服。由于政府的提倡，上行下效，日本西服、短发、西餐一时间十分流行。　另一方面，日本在经济上实行了“欧化主义”的政策，动用大量资金全引进欧美技术设备，使国家财力枯竭面临“国产破败”的威胁，明治政府果断提出了“国产奖励政策”，放弃一切欧化的“外国万能主义”，同时，人们也清楚地意识到全面输入外来文化所带来副作用，使文化丧失民族性。于是在1886年(明治二十年)左右洋化势头减弱。这时期穿洋装的与穿和服进入了并存融合的阶段，出现了身穿和服，脚穿皮鞋的和洋结合的街头风景。

菲律宾男子的国服叫“巴隆他加禄” 衬衣。这是一种丝质紧身衬衣，长可及臀，领口如同一般可以扎领带的衬衫，长袖，袖口如同西服上装。前领口直到下襟两侧，都有抽丝镂空图案，花纹各异，颇为大方。据说，在西班牙人统治时期，为了便于从远处区别西班牙人和菲律宾人，殖民者下令所有菲律宾人必须把衬衣穿在外面，不许把衬衣下摆扎在裤内。后来，菲律宾人开始在衬衣上刺绣各种图案，以此表示菲律宾人的自豪。50年代初，这种服装被正式推为菲律宾男子的国服，成为外交场合，庆祝活动和宴会的正式礼服。

菲律宾女子的国服叫“特尔诺”。这是一种圆领短袖连衣裙。由于它两袖挺直，两边高出肩稍许，宛如蝴蝶展翅，所以也叫“蝴蝶服”。这种服装结合了许多西欧国家，特别是西班牙妇女服装的特点，并经过三四百年的沿革，而成为菲律宾妇女的国服。

朝鲜半岛服饰在历史上受到中国汉服的极大影响，尤其是在朝鲜王国时期，朝鲜人衣着与明制汉服无异。和传统的汉服一样，韩服的特色是设计简单、颜色艳丽和无口袋。在韩国通常自认为韩服拥有三大美，即袖的曲线、白色的半襟以及裙子的形状。现代女性韩服的普通着叫做“赤古里裙”，包括赤古里和高腰背心裙。男性韩服的普通着叫做“赤古里巴基”，包括赤古里和裤。普通百姓再正式点的女性韩服还在赤古里裙外唐衣，男性则在赤古里巴基外增加周衣。传统高级韩服通常用明紬（明朝制法的绢丝）制作。老百姓的韩服通常用大麻、苎麻或者棉制作。高丽时代朝鲜的白色苎麻经常进贡给唐朝。由于韩服穿著不便，除了在正式的场合和一些古老乡村外，很少韩国人会在日常生活中穿着韩服。亦有人制造改良韩服（又称生活韩服）作日常生活穿著之用。

韩服是受汉服和蒙古服饰的影响从古代演变到现代的传统服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