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进民退，经济学语汇，一般表示政府对经济干预或者说宏观调控力度的加强。“国进民退”，是从2002年开始的中国经济增长周期中一个被频频提及的现象。而随着全球金融危机的冲击，随着政府刺激经济计划的出台，它在瞬间被放大，成为社会热议的焦点。

对于“国进民退”概念的理解，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上讲，表现为国有经济在某一或某些产业领域市场份额的扩大，以及民营企业在该领域市场份额的缩小，甚至于退出。广义上讲，除了上述内容外，还表现为政府对经济干预或者说宏观调控力度的加强。

无论是国进民退还是国退民进，都是市场经济的中市场主体竞争的必然结果，是市场经济的正常现象。国进民退了应该说是与建立和完善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基本制度相一致的，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目标。只是我国个别领域和行业出现的国进民退依然没有改变公有制为主体、其他私有制为辅体的国民经济结构，中国是否建立了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还是个问题。

为了能够定量描述近年来逐渐凸显的“国进民退”现象，《中国企业家》根据《中国统计年鉴》的数据，对2002年和2007年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工业产值在全国工业总产值中占的比重进行了计算。2002年，国有工业产值的比重为40%；2007年国有工业产值的比重为29.5%，下降了近10%，说明经济发展总体上仍是“国退民进”的态势。只有“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烟草制品业”和“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三个行业出现国有经济比重上升的情况。

而在《中国企业家》调查中提出的“哪些行业出现了国进民退”的问题，中选率在10%以上的行业从高到低依次是石油石化、航空、钢铁、煤炭、金融。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周其仁(博客)表示，要慎下“国进民退”的结论，是否存在传统意义上的“国进民退”现象，要对具体的案例进行具体的研究剖析，到底这是双方自愿的市场化行为，还是由于政府的强迫。他认为，市场竞争之下，任何市场主体都有进或退的可能性；不管是“国进”还是“国退”，对于民营企业来说，寻求产品与商业模式的独特性与创新性，是任何年代、任何形势下不二的成功法则。

据《中国企业家》了解，商界与学界一些人士之所以对“国进民退”感觉强烈，主要原因有二，一是国有经济在重要的基础性行业占据主导地位，且集中度越来越高，如石油石化、钢铁、金融、电信、铁路等，由于其关系国计民生，因此比较引人注目。二是这些行业大都是利润丰厚的垄断行业，且伴随着这一轮经济增长周期，利润迅速增加，引起了社会的普遍质疑。

1998年，中国遭遇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国有企业大量出现亏损、倒闭和职工下岗的情况，由于国有经济当时所占比重还比较高，所以引起了全社会的普遍关注。随后，中央提出了国企三年改革脱困的计划，一个重要的指导思想就是“抓大放小”，国有经济收缩到垄断行业和更具优势的竞争领域，用国家信息中心首席经济师范剑平的话说，当时是“国退民进”的格局。这种在经济布局上顺势而为的调整构成了中国经济走出低谷的一个重要体制基础。

2003年国资委成立后，要求央企进入行业前三名才能避免被淘汰，这使得央企必须要不断扩张、收购、兼并，这就表现出“国进民退”。

十年之后，全球金融危机来袭，企业界感受到的却是“国进民退”的相反格局。根据《中国企业家》的调查结果，大部分企业中高层认为，十大产业振兴规划和金融体制环境对国企“更为有利”，是造成或可能造成“国进民退”现象的主要因素。其中选率分别为86.36%和76.19%。

十大产业振兴规划

仔细研读“十大产业振兴规划”，除了可被视为普适性的贷款优惠、税收减免等产业扶植政策外，支持国企通过并购重组、做大做强的政策导向相当明显，有些规划里面列出了具体的国有企业的名字，甚至政府要支持的具体并购重组计划。例如，汽车产业振兴规划提出要重点支持的“三大三小”，均为国企；船舶工业规划提出要重点发展“两个龙头企业”—— 中国船舶和中船重工；而在钢铁产业振兴规划里，更是将“推进鞍本与攀钢、东北特钢，宝钢与包钢、宁波钢铁等跨地区的重组，推进天津钢管与天铁、天钢、天津冶金公司，太钢与省内钢铁企业等区域内的重组”这样的具体操作路径写入其中。回顾近几年来政府颁布的五年规划和诸多产业政策，这种“对号入座”地向国企倾斜的态度是极为罕见的。政府的产业政策往往是银行贷款投向的指挥棒，如此明示的政策偏好，将使金融资源进一步向国企集中，民营企业在这些领域恐怕很难有长大的未来。

金融体制的影响

至于金融体制环境，一直以来都是优待国有企业。在金融危机的背景下，这种优待更加明显。2008年上半年，为了应对经济过热、通货膨胀，监管部门对金融机构贷款规模加以限制，以民营企业为主体的中小企业受到金融收缩的影响最显著。而到了2008年下半年，政府为了应对金融危机、经济下滑，开始实行宽松信贷政策，2009年一季度，贷款规模高达4万多亿，但是大部分贷款都流向了“铁（路）、公（路）、机（场）”等大项目以及房地产开发，中小企业依然感受不到“阳光雨露”。中国金融市场化改革的力度不可谓不大，引起的关注度不可谓不高，但是似乎仍然只停留于表面文章上，真正骨子里的改革可能还有漫漫长路要走。

再看看金融危机和4万亿投资对于“国进民退”的影响。根据《中国企业家》的调查结果，认为两者加剧“国进民退”态势的被访者均未超过50%，中选率分别是39%和50%，而认为“看不清楚”的比例亦分别高达39%和31.82%。金融危机作为一种客观的外部市场因素，对经济的影响是全局性的，不论是国企还是民企都不能幸免于外。但国企由于出身优势，可以比民营企业更便利地获得国家资金救助。如果说民企东星航空由于经营不善不得不走上破产重整的道路是市场之选，那么巨亏的东方航空获得国资委70亿元的注资，背后的含义则耐人寻味。一位民企人士比喻得相当到位，“大家都在过冬，国企穿上了厚厚的棉袄，而民企仍是薄衣单衫，这不是要了我的命么？”

至于4万亿投资大计，虽说大部分投向了政府和国有企业大项目，投向了基础设施，如前面提到的“铁公机”项目，但是这些领域本来也是民间资本少有涉足和具备竞争优势的领域。世界银行高级经济学家高路易对此有比较清晰的分析。他认为，4万亿投资计划并没有产生政府投资对于私人投资的“挤出效应”，也就是说造成“国进民退”的态势。但他同时也对政府投资的势头强劲，而社会投资疲软的现象表示了忧虑。“此举（4万亿政府投资）的短期效应固然值得肯定，但是从长期角度看，中国经济增长仍要依靠工业、依靠中小企业共同发展。”

互联网产业中“国进民退”的有充分体现，除了几个全国性的商业大站，其地方性的网站98%已被地方传媒机构所垄断，相关管理从备案审批等环节限制民营企业或者个人经营。

出乎意料，这场始自学术界的少数人的言论，竟会逐渐演变升级为事关中国是改革还是倒退的体制之争。

“国进民退论”、“国企垄断论”、“与民争利论”，便频频出现在一些学者的公开言论中；这些极具敏感度和煽情性的概念一经亮相，就受到外界高度关注，引来很多人的附和甚至声讨……

对于“国进民退”的忧虑正在商界、学界悄然蔓延。在举国应对经济下滑的氛围中，在4万亿投资大计和十大产业振兴规划的光环下，这种声音并不十分悦耳，但却真实而耐人回味。

“国家4万亿投资，一季度银行又放出4万多亿的贷款，看着轰轰烈烈，却大都给了国有大项目，我们一分钱都拿不到。”（某民营企业老板语）

“我们在某家银行的信贷记录上很好，是大大的良民，却贷不到款。经济危机来了，国有企业是稳定了，民营企业恰恰相反。”（春秋航空董事长王正华语）

“此次政府出台的4万亿元投资计划中，占比最大的是基础设施建设类，其中居首位的是铁路建设投资，这是否会强化铁路部门国有资本一家独大的格局？”（某专家语）

“危机来了，政府作为投资主体是可以的，但长期来看，是不能解决经济发展的根本问题的。地方政府就是‘跑部钱进’。这让我想起了20年前的现象，感觉好像非常不好。”（建业集团董事长胡葆森语）

“国电在做硅材料，华能和大唐也想进入风机，如果他们建立了制造能力，我们（民营企业）报价再低也不会要我的，国内能源市场的开放就永远不可能了，那将是整个产业链条的垄断。”（某光伏企业负责人语）

“在这轮危机中，‘国进民退’已经成了一种普遍现象。”中国民（私）营经济研究会会长、原全国政协副秘书长保育钧说，“去民营化”现象已愈演愈烈。

保育钧认为，改革30年的发展历程表明，民营经济的崛起是导致中国经济增长奇迹的重要原因之一。在经济危机之中，本应利用此次机会深化体制性改革，加快调整产业结构，带动更多的社会投资，但如今的做法却正好相反，如何带动社会投资，看不到办法。中国政府大规模的经济刺激计划过程，就是政府动员向市场投放资源的过程。最大的受益者还是国有企业，土地、资本等资源都在流向国有经济。“现在是打着提高集中度、维护经济安全的名义，排斥民间资本。”他忧虑的是，以中小企业为主的民营经济，在经济危机中尸横遍野。

民营经济受冲击最大

2007年下半年，中央推进新一轮的收缩型宏观调控，资金链已开始吃紧的民营企业在2008年又遭到金融危机的影响，至此宏观调控之手开始大包大揽，继而上演的这些“国进民退”现象，在保育钧看来，是一种“体制复归”，而每一次的宏观调控，受冲击最大的都是民营企业。

自1981年改革开放之后的首轮宏观调控(当时叫治理整顿)以来，将近30年的时间里，几乎每次宏观调控和经济低迷，都伴随有“国长民消”现象的发生。

如1981年整顿投机倒把中“温州八大王”被通缉，造成私营企业主人心惶惶；1996年的宏观调控中类似巨人、三株、秦池、南德、亚细亚等不规范民企纷纷倒掉；2004年的银行惜贷、监管加强，也让许多民企纷纷坍塌，江苏铁本被当作盲目投资的典型，德隆系、鸿仪系、涌金系、明天系、格林科尔系、青鸟系、斯威特系、顺驰、托普都爆出资金链断裂消息。其中，铁本的戴国芳、德隆系唐万新、鸿仪系鄢彩宏、格林科尔系顾雏军都身陷囹圄。

在“民消”的这一历程中，既有民营企业因先天性不足而存在的诸多缺陷，也掺合着复杂的体制因素，包括中央与地方政府之间的种种利益博弈。

国有经济“是进是退”，必须有一个标杆来衡量，用不同的标杆会得出不同的结论，不同的结论会做出不同决策，其影响甚大。有两个标杆，一个是国家统计局的数字标杆，一个是十五届四中全会的控制标杆。

2010年8月2日《深圳特区报》在A8版，登截新华社8月1日发布、以大标题：《国家统计局有关负责人称：统计数据不支持‘国进民退’观点”》。国家统计局就近年来我国非国有经济尤其是私营经济的发展明显快于国有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不断提高，得出从“总体上看，统计数据并不支持‘国进民退’的说法。”

从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字来看，的确得不出“国进民退”的结论。如果以党中央的十五届四中全会《决定》为标杆，就会得出“国进民退”的结论，二者大相径庭。《决定》指出：“国有经济需要控制的行业和领域主要包括：涉及国家安全的行业，自然垄断的行业，提供重要公共产品和服务行业，以及支柱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中的重要骨干企业。”这是党中央对国有经济战略调整的方针，将国有经济控制的范围缩小到“三个行业和两类重要骨干企业”之内，腾出空间发展民营经济，这就是“国退民进”。全会对国有经济这一定位回答了要国有经济干什么，其职能是为社会提供重要公共产品和社会服务，不是为了获得盈利，一般民营经济不进入，因无利可图，只能有国有经济来承担。

最近国发[2010]13号文件，即“新36条”，又明确指出：“政府投资主要用于关系国家安全、市场不能有效配置资源的经济和社会领域”，即投入三个行业两类骨干企业，这是国有经济“有进”的方向，除此之外国有经济应当“有退”，中央的这一“有进有退”的精神是非常坚定和明确的。以此为标杆，来分析我国近期国民经济发展走势，会得出另一结论：“国进民退”，不支持国家统计局的“国退民进”。

第一，国资委将中央决定控制的“自然垄断的行业”，改为“重大基础设施和重要矿产资源”，大大扩大了国有经济控制的领域，使一些地方在强行收回小煤矿和小油田有了政策依据。一个政府部门修改中央全会的《决定》，这是少见的。这是公开的“国进民退”。

第二，根据十五届四中全会决定，将国有经济锁定在“三个行业和两类重要骨干企业”，其以外的国有经济应退出，而实际上有许多国有企业固守阵地，但效益低下，并没有退出，这是隐形的“国进民退”。

第三，中央决定国有经济应当在“三个行业两类重要骨干企业”以外的行业和领域“有退”。但在“做大做强”、“保值值增”方针指导下，迫使国企去追逐利润最大化，不仅不“有退”，反而大大“有进”，央企进入房地产业就是一例。高达70%的央企——127家中94家经营房地产，占到该行业的60%，60%以上“地王”出自央企之手。国资委为了应付两会代表和委员的质问，宣布78家央企退出房地产。从数字上看，可谓退出力度之大，约82%的央企退出房地产。这是虚晃一枪，掩人耳目，剩下的16户，拥有央企投入房地的资产总额的85%，销售收入的86%，利润的94%，实际上并没有退出。 这是“明退实进”。

第四，据有关方调研，目前全社会80个行业中，允许外资进入的有62个，占77.5%，允许民间资本进入的只有41个，占51.25%。民间投资在传统垄断行业所占比例非常低。据统计，民间投资在电力、热力生产和供应中占13.8%，在教育中占12.3%，在卫生、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业中占11.8%，在金融业中占9.6%，在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中占7.5%，在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中占6.6%，在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中占5.9%。 这样的垄断是“国不让民进”。

很显然两个标杆得出两个不同结论，“统计数据不支持‘国进民退’观点”，同样统计数字也不支持“国退民进”观点，因为国企并没有按中央决定退出一些行业和领域，为民营经济发展开拓空间，反而在“做大做强”思想指导下，以“保值增值”驱使国企扩大占有行业和领域。其经济数字增长慢，不是“国退民进”，而是发展乏力。一些国企虽然享受优势资源垄断特权，政府大量投资特权，银行巨额贷款特权，股票上市圈钱的优先特权，还戴着一顶“红帽子”，拥有“四特一红”，可谓得天独厚，但由于国企的痼疾和腐败，使其经济增长缓慢，不如民营经济増长快。 　2009年国企利润中80%是由中石油、中石化、中海油、中联通、中移动、中电信等不到10家垄断企业提供的，其余绝大多数国企要么产能过剩、要么亏损。国企占有60%以上的社会资源，对GDP增长贡献不足3%，就业贡献不足20%。全国政协首场新闻发布会披露，“2009年私营企业工业同比增长18.7%，国有企业同比增长6.9%；私营企业从业人数同比增长5.3%，国有企业同比增长0.8%；私营企业主业收入同比增长18.7%，国有企业同比降低0.2%；从最重要的利润指标来说，私营企业的总利润同比增加17.4%，而国有企业同比降低4.5%。”货币供应量每增加1%，国有工业实际增加值平均为0.83%，民营工业则为2.87%，是国企的3倍多。

国有经济发展慢是垄断造成的腐败。国家电力总公司总经理高X携巨款和情妇外逃，中石化老总陈XX一次批给情妇加油站转手就得到1亿多，她利用中石化在青岛建1000万吨炼油厂之际，低买高卖地皮就赚得2亿，这位陈总因受贿9亿多，锒铛入狱。 国有经济发展慢、许多高管落马，这都是国有经济垄断造成的。正如列宁所讲：垄断会产生寄生和腐朽，这才是国有经济增长慢的原因。所以，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既不支持“国进民退”，也不支持“国退民进”，只是证明“国腐民兴”，所以国有经济发展没有民营经济增长快。

可见以数字为标杆：一是不符合中央十五届四中全会确立的国有经济战略调整的精神；一是掩盖“国进民退”，会误导社会舆论，为继续“做大做强”国有企业提供理论依据。其实在这两种标杆之后，有两种观念和两种理论。以数字作标杆，表明没有“国进民退”，国有企业可以扩大垄断，控制国民经济命脉，以便坚持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这是旧观念在作怪。以控制行业和领域为标杆，就是确定国有经济定位，发挥国有经济职能，扩大民营经济发展空间，是我国经济改革的取向。可见标杆之争不是一个技术问题，而是观念之争。为了推进我国改革开放，在标杆问题上应取得共识，统一到中央确定的国有经济战略调整上来，避免出现徘徊和后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