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尔·安德烈·约瑟夫·马里·戴高乐（法语：Charles André Joseph Marie de Gaulle；1890年11月22日—1970年11月9日），男，法国军事家、政治家、外交家、作家，法兰西第五共和国的创建者。法国人民尊称他为“戴高乐将军”。

戴高乐的父亲亨利·戴高乐出身于一个法学知识分子家庭，是一位文学和历史教师。戴高乐在他后来的《战争回忆录》里面写道：“我的父亲是个有见解、有学问、思想正统、视法兰西尊严高于一切的人。是他让我对历史产生了兴趣。”德雷福斯事件时，亨利·戴高乐坚信这位被指控犯下叛国罪的上尉实属无辜，在他当时的圈子内十分罕见。戴高乐的母亲让娜·玛约出身于北部工业资产阶级家庭。年轻的戴高乐在巴黎和比利时的宗教学校读书，成绩优秀。1908年，他选择了从事军职，并进入巴黎的斯坦尼斯拉中学读书，以准备参加圣西尔军校的入学考试。

1909年，他被圣西尔军校录取，与未来的朱安元帅为同窗。军校的学生首先应了解军队，于是戴高乐选择了步兵，认为步兵在战争中最直接接受战火的洗礼，因此最具有“军事”味道。于是，他来到驻阿拉斯的第33步兵团，在当时的贝当上校手下担任学生军官。1912年9月，戴高乐从军校毕业，考试名列第十三，得到的评语是：“一个未来的优秀军官”。毕业后他重返阿拉斯第33步兵团。

1914年8月3日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戴高乐在驻扎在东北部的朗热扎克第五军作战。8月15日，他在迪南受伤，被撤离前线送进医院，直至10月份才重返战场。第二年的3月10日他在梅斯尼尔—雷斯依尔吕斯战役中第二次受伤。伤愈后，他回到步兵第33兵团，担任连长，随后担任上校助理。1916年，在都奥蒙的凡尔登战役中他第三次受伤，大腿部被刺刀刺中，并中毒气昏迷，被战友认为以身殉国而留在战场，并受全军通令表彰。在被敌军巡逻部队发现后，他被送至马扬斯医院，出院后被押送到德国的奥斯纳布吕克战俘营。

戴高乐从此开始了他长达三十二个月的监禁生活。1916年5月至9月，他先后被关在奥斯纳布吕克、奈斯和斯库辛战俘营，从1916年10月起被囚禁于因格尔斯塔特要塞，1917年7月在罗森伯格监狱，1917年10月在巴索军事监狱，1918年5月来到坞尔兹伯格监狱，从1918年9月起又被送往巴索和马德伯格监狱。他在狱中结识了卡特鲁上校、记者拉米·鲁特和未来的苏联红军元帅图哈切夫斯基。他没有在狱中虚度光阴，通过阅读大量书刊加深了对德国的了解。在战俘营里，他就战争进展形势多次举办战略和地缘政治讲座。身为上尉的戴高乐不甘心做俘虏。他曾多次试图逃跑重返前线。但他五次越狱，五次被俘，每一次都被关进堡垒或惩罚营。

1918年战争结束之后他终于返回家乡，但后来他又重上战场。这一次，他是作为志愿者在波兰执行军事任务，从1919年至1921年间帮助年轻的波兰军队与苏联红军作战，并大获全胜。回国后，1921年4月6日，他与伊冯娜·旺德鲁结婚，并在第二年12月28日有了儿子菲利普。当时他在圣西尔军校任讲师，1922年考入高等军事学院。1924年他先后在特雷夫和驻莱茵河马扬斯的法国军队参谋部实习。5月15日，他的女儿伊丽莎白出世。

1925年戴高乐在贝当的参谋部担任最高战争委员会副主席。1927年再次被派往特雷夫任营长。1928年1月1日他的小女儿安娜出世。1929年戴高乐被调往地中海东岸地区，与他的家人在贝鲁特度过两年。1931年，他在巴黎的国防部总秘书处任职。在此期间，在贝当的许可和支持下，他发表了许多文章，并在军事学院举行了多次报告会。他的独立思想逐渐显示出来，并提出军队首领应该具有“行动果敢”和“有个性”的素质。戴高乐认为有必要进行军队改革，并对军队与政治的关系进行思索。在1924年出版的第一本著作《敌人内部的倾轧》中，他强调政治应优先于军事。在1932年出版的《剑刃》一书中，他强调了培养军事首领和进行战时分析的重要性。1934年，他写成《建立职业军》，在书中提出了有必要建立一支结合机动能力和毁灭性火力，既能够主动出击、又能够出奇制胜的装甲师的理论。根据这一理论应该成立一支职业军队，与常规军配合作战。然而，这一设想除了得到右派议员保罗·雷诺和菲利普·塞尔的支持外，没有得到其他人的热烈反响。但是，在国外，尤其在德国，戴高乐提出的使用装甲部队的想法却引起了极大的注意。在巴黎，戴高乐经常拜会以主张改革马奇诺防线防御战略的埃米尔·梅耶上校为首的各界人士。但他们二人的观点都没有被认可。

1937年，戴高乐晋升为上校，在梅兹任第507坦克团团长。1939年9月3日，英法对德宣战时，戴高乐指挥第五集团军坦克部队。1940年1月，戴高乐向莱昂·勃鲁姆、保罗·雷诺以及甘末林和魏刚等八十多人发出了根据他在波兰的经验写成的备忘录《机械部队的诞生》，强调了坦克与飞机配合作战的重要性。1940年5月10日，德国军队使用飞机与装甲车双管齐下的方法突破了法国防线，验证了戴高乐提出的理论。随后，戴高乐奉命指挥第四装甲师，在蒙科尔内和拉昂大获全胜，并于1940年5月27日至30日在阿布维尔阻断了德军进攻。他因此受到部队嘉奖，被称为“勇敢果断的杰出指挥官”。

1940年6月1日，戴高乐被拔擢为临时准将。6月5日，当时的议会主席保罗·雷诺将其任命为国防和战争部副国务秘书，负责协调与英军的行动，以继续作战。6月9日，他与丘吉尔会晤，并试图劝说丘吉尔增派部队，包括空军部队，但遭到拒绝。6月10日，戴高乐离开了已交到敌人手中的巴黎，前往奥尔良、布里亚尔和图尔。6月16日，他从英国返回到波尔多时，得知议会主席保罗·雷诺已经辞职，由贝当接替。贝当于6月17日要求停战。于是戴高乐被排挤出政府。

戴高乐立即返回伦敦，以准备继续进行战斗。贝当宣布停战之后，戴高乐于1940年6月18日在丘吉尔的同意下在英国广播电台（BBC）发出抵抗号召。在第二天报纸进行了转载，并由播音员重新诵读。这个与政府唱反调的将军受到贝当政府的降级和停职处理，并于8月份被缺席审判，宣判为死刑。以温斯顿·丘吉尔为首的英国政府，1940年6月28日宣布承认戴高乐为自由法国的领袖。戴高乐组织的武装力量被称为“自由法国军队”。8月7日，由著名法学家勒内·卡森起草的协议得到了英国的认可。根据这份协议，自由法国军队在英国军队中不属于外籍兵团，拥有自己的国别和独立性。

1940年10月27日，戴高乐在布拉柴维尔成立了帝国防御委员会，但强调战争结束后，将由法兰西对其一切行为进行评价。1941年6月22日，德国入侵苏联。12月7日，日本空军袭击美国军事基地珍珠港。战争由此转变为世界大战。1941年9月，戴高乐为自由法国设立了一个法兰西民族委员会，委员会成为流亡政府的象征。1943年6月3日他到达阿尔及尔之后，又将其改名为法国国家解放委员会，与吉罗共同主持。吉罗曾忠实于贝当，但其部队随后转向自由法国军队。在阿尔及尔，戴高乐分配给联合指挥部一支部队。一年后，1944年6月3日，戴高乐被推选为法兰西共和国临时政府总理。

从1942年起，自由法国与内地抵抗运动的关系越来越紧密。戴高乐委派让·穆兰在法国成立全国抵抗运动委员会，代表所有不同党派、工会和抵抗力量，以协调针对占领国和维希政府的斗争，最终解放法国领土。在解放法国的战争中，面对盟军，国民的团结也至关重要。尽管戴高乐作出各种保证，一些盟国仍然拒绝承认戴高乐为法国的合法代表，因为他的权力没有来自民主选举。直至1944年10月23日，巴黎解放后的三个月，临时政府才终于被美国、苏联和英国三大强国承认。

戴高乐迅速地恢复了国民政府的权利。美国人本来要将解放了的法国看作是被战胜国统治和占领的国家。1944年6月6日诺曼底登陆之后，他强烈要求盟军总司令艾森豪威尔将军迅速解放巴黎，而在此之前艾森豪威尔的战略计划则是不途经巴黎，而直接向欧洲东部进军。

1944年6月14日，戴高乐抵达诺曼底，他在这片被解放了的法国领土上第一次发表演说。8月24日，勒克莱尔率领装甲师解放了法国，戴高乐于8月25日重回巴黎圣-多米尼克街的战争部，这是他在1940年6月10日之前曾工作过的办公室。他以此强调维希政权只是一段插曲，共和国从来没有停止存在过。随后，他来到市政厅发表了演说，在讲话中他强调了法国人民在自身解放中起了重要的作用。第二天，8月26日，戴高乐凯旋地穿过香榭丽舍大道，巴黎民众向他热烈欢呼。9月9日，由他主持的国民政府成立。从1944年4月21日起恢复了选举权的法国人民于1945年4月至5月期间首次参加了市政公民普选投票。1945年5月8日，戴高乐向法国人民发表演说，宣布法国取得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1945年10月，即战争结束后的六个月，选举出制宪议会。作为对德国的报复，戴高乐让德国鲁尔地区每年向法国供应五千万吨煤。

任临时政府总理的戴高乐在国家的概念和政党的作用方面与制宪议会发生了冲突。1946年1月20日，戴高乐因为军事贷款问题向国民议会主席费力克斯·古安提出辞职。

戴高乐经过一段时间的沉寂之后，于1946年6月16日在贝叶发表讲话。他陈述了宪法草案，即加强行政权力，权责明确分开，其实这正是第五共和国宪法的雏形。在国民议会通过了宪法提案之后，9月29日，他在巴拉杜克和埃皮纳尔的讲话中重申了他的主张。但是他的建议没有被采纳，在10月13日的投票中，选民赞成的是国民议会法案。从此，戴高乐以反对派的身份出现。1947年4月17日，他发起了法兰西人民联盟，并很快吸引了许多人加入，在秋季的市政选举上一举成功。法兰西人民联盟的目的是反对党派的专权制度，建议宪法改革，同时反对分裂分子，即共产党。戴高乐希望这一政治运动不成为一个党派，而是形成一个联盟。因此，他建议允许双重身份，即除了共产党以外的任何党派的成员都可以加入到法兰西人民联盟当中。但这一招没有奏效，因为传统的党派拒绝持有两种身份。

在这一时期，戴高乐被禁止在广播电视上发表讲话。于是他不得不到处奔走，往返于布鲁纳瓦尔和斯特拉斯堡之间宣传他的主张。但是法兰西人民联盟在1951年的议会选举中没有获得足够的席位，无法影响社会政策和国家制度。于是，戴高乐决定在1953年至1955年间逐步停止法兰西人民联盟的活动。但是这一经历培养和动员了许多戴高乐的追随者。

对于戴高乐来说，1955年至1958年这段时间无异于“荒漠孤烟”时期。他隐退于法国东部的小村庄科隆贝双教堂的寓所里，在拉布瓦瑟里撰写他的《战争回忆录》。在这一段时期，他还多处游历。1953年两度去非洲，1956年去法属安的列斯群岛和太平洋法属领地，1957年到达撒哈拉。他的政治生活明显平静，但是他仍然关注时局。每周四，戴高乐仍继续在他的位于巴黎索尔菲利诺街的办公室接见一些重要人物。

内阁的不稳定和第四共和国面临阿尔及利亚问题的束手无策导致法国政体面临严重的危机。来自各界的许多政治要人都希望戴高乐复出，救国家于水火。1958年5月13日，阿尔及利亚的一个警惕委员会在阿尔及尔号召起来反对国民解放阵线FLN。以萨朗（Salan）为首的救国委员会成立。5月15日他向戴高乐发出呼吁。暴动规模迅速扩大，并有演变成内战的可能。19日，戴高乐表示“准备接受共和国的委任”。5月29日，第四共和国总统勒内·科蒂向这位戴高乐发出了呼吁。6月1日，议会的553票中以329票赞成通过授权戴高乐组建新政府。于是戴高乐作为第四共和国的末任总理再度当政。议会通过授权给予戴高乐期限为六个月的特别权利，并准许其进行宪法改革。

1958年9月28日举行的公民投票中，新宪法在法国本土以79.2%的压倒多数被通过，并在法国殖民地（除几内亚决定立即独立）也得以通过。12月21日，戴高乐当选为法兰西共和国和非洲、马达加斯加法国属地的总统，于1959年1月8日宣布就职。

1959年，他宣布阿尔及利亚人民享有自决权。1961年1月8日，在有关公民自决原则的全民投票中他获得了广泛的支持，得到75%的赞成票。在乔治·蓬皮杜与国民解放阵线的代表进行多次非正式会谈之后，开始了以阿尔及利亚国务部长路易·若克斯为代表进行的正式谈判。1962年3月22日，双方签署埃维昂协议。协议在4月8日的法国公民投票和7月1日的阿尔及利亚公民投票中得到通过。根据协议，阿尔及利亚可以独立，但两国仍将保持合作关系。与此同时，共和国总统戴高乐还将履行法国签署1957年罗马条约的承诺。为了能使法国于1959年1月1日加入欧洲经济共同体，由安东那·比内进行了财政改革（新法郎将从这一天开始发行），取消了关税壁垒，使法国的产品面向欧洲的竞争市场。

1962年8月22日被社会主义阿尔及利亚组织OAS暗杀之后，戴高乐提出采用普选方式直接选举共和国总统。提议遭到维护传统议会制和担心个人权利膨胀的政界人士的强烈反对。议会对蓬皮杜政府投出不信任票，政府被推翻。戴高乐根据宪法赋予他的权利将议会解散，并等待1962年10月28日举行的关于改变总统选举方式的全民投票结果，以进行新的立法选举。最后，法国人以62.2%的大多数赞成通过了戴高乐的提议。

1965年，法国举行了首届总统普选。第一个七年任期结束后，他以54.8%的选票击败密特朗，再度当选共和国总统。在一些重大决策上，戴高乐通过全民公决的方式寻求民众的支持。对于1962年的宪法修改、1962年1月8日的阿尔及利亚人民自治、1962年4月8日的埃维昂协议，以及1969年4月27日的地方改革和参议院改革，他都采取了公民投票的方式进行裁决。他极力主张继续推行第四共和国时期开始的核武器政策。1960年2月，在雷冈附近的撒哈拉沙漠法国试爆第一颗原子弹。戴高乐拒绝美国人的监护，逐渐将法国从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中撤出。1966年法国正式宣布脱离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但仍然是大西洋联盟的成员国。此外，戴高乐还寻求建立一个欧洲人的欧洲，并很早就开始同联邦德国表示友好。早在1958年，他就在科隆贝的私人寓所里接见了联邦德国总理阿登纳。1963年1月22日签署的爱丽舍条约标志着独立于欧洲体制的法德轴心的建立。他曾于1963年和1967年两度拒绝英国加入欧洲经济共同体，因为他认为英国是美国放在欧洲的“特洛伊木马”。

1962年，为巩固欧洲经济共同体，他采取了共同农业政策，但同时在不违背罗马条约的基础上拒绝超国家权力。为此，他从1965年7月至1966年1月期间执行了他的“空椅”政策，以示对扩大欧洲委员会职权的反对。推行“自由独立的政策”，即指摆脱冷战时期形成的两极对立，同时加强法国在全世界的地位，寻求1960年以来宣布独立的原非洲殖民地和马达加斯加地区国家，以及亚洲和拉丁美洲国家的支持。1964年，戴高乐宣布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他还到拉丁美洲国家进行访问。1966年，他在柬埔寨金边发表讲话时，抨击了美国在越南的政策。1967年7月，他发出“自由的魁北克万岁”的口号，强调了维护法国在北美的历史角色，同时表达对帝国主义的反对。而且，戴高乐还注重同苏联及其卫星国发展友好关系，以建立“从大西洋到乌拉尔山的大欧洲”体系。1966年，他前往苏联访问，开始了他的“缓和紧张局势，进而达成谅解，最后进行合作”的外交政策。继此之后，他于1967年到波兰访问，1968年在罗马尼亚进行访问。

法国经济结构日益走向现代化，人民生活水平逐渐提高。人们开始对社会结构出现的问题表示不满。法国的学潮运动从1968年3月开始。工会和左派政党利用学生运动掀起工人总罢工。总罢工使政权在五月份期间陷入瘫痪，引发严重的政治危机，动摇了政府的统治。

1968年5月24日，戴高乐对外宣布，国家应该恢复正常秩序，以维护共和国的尊严。街上游行示威的人群无非是乌合之众，有极权政治的苗头。1968年5月27日，政府、工会和资方代表三方签署格勒纳勒协议，制定出的是一系列传统措施。5月29日，戴高乐突然神秘失踪，乘直升机不知去向，引起一片恐慌，导致各方揣测。戴高乐第二天回到巴黎之后，在广播讲话中语调坚定自信。发表讲话的当天，即1968年5月30日，大批市民上街游行支持戴高乐。戴高乐解散国民议会。各政党忙于立法选举，工人逐渐开始复工。然而这次立法选举的胜利却没有巩固戴高乐的政权。新成立的国民议会的右翼势力更加强大，但面对势在必行的改革却裹足不前。尽管许多人的反对，戴高乐仍决定就有关区域改革和参议院体制改革进行全民公决。1969年4月27日，他的提议以52.4%的反对票被否决。戴高乐忠实自己的承诺，也尊重法国人民的意愿，宣布辞职。午夜时分，他发布了一份公告：“我停止行使共和国总统的职务，此决定自今日中午起生效。”

他从此隐居在科隆贝双教堂，拒绝公开表示任何政治立场，只是和几位拥护者会面，继续撰写他的回忆录。《战争回忆录》于1954年出版。到1970年11月9日戴高乐去世时，《希望回忆录》只完成了两卷。1952年，他曾立下遗嘱，表示拒绝国葬。在科隆贝双教堂，他的遗体在家人、自由法国的几位战友和村民的陪同下被运往小教堂。戴高乐被安葬在他的女儿安娜的墓地旁边，墓碑上只刻有“夏尔·戴高乐1890-1970”字样。戴高乐去世后，毛泽东立即发出唁电：“夏尔·戴高乐夫人：惊悉夏尔·戴高乐不幸逝世，谨对他，反法西斯侵略和维护法兰西民族独立的不屈战士，表示诚挚的悼念和敬意。”11月12日，政府在巴黎圣母院举办了官方吊唁仪式，在场的有政府首脑和许多国外知名人士，中国驻法大使黄镇作为中国政府特使参加了吊唁活动。

1940年6月22日，以贝当组为首的法国新内阁向德国投降。戴高乐于6月17日带着全家飞往伦敦，走上了新的抵抗道路。维希政府指责他叛国，并由军事法庭缺席判处他“死刑”。1940年6月18日，戴高乐在伦敦通过广播电台发表演说，号召法国人民继续战斗。随后，发起“自由法国”（后改为“战斗法国”）运动，着手组建“自由法国”武装力量。6月28日，英国正式承认临时的法兰西全国委员会，承认戴高乐为“一切自由法国人的领袖”。于是，戴高乐就以“自由法国领袖”的身份和英国首相及其外交部进行“必要的谈判”。他们以他6月26日交给丘吉尔先生和外交大臣哈里法克斯勋爵的一份备忘录为起点，通过艰苦的努力，终于达成了1940年8月7日的协议。

1941年9月，戴高乐为自由法国设立了一个法兰西民族委员会，委员会成为流亡政府的象征。1943年6月3日他到达阿尔及尔之后，又将其改名为法国国家解放委员会，与吉罗将军共同主持。吉罗将军曾忠实于贝当元帅，但其部队随后转向自由法国军队。

从1940年诞生的戴高乐主义，是在法国投降和大部分海外领地陷于敌手，法国的独立和主权已无从谈起，更谈不上强国或大国地位的情况下起步的。戴高乐不畏强暴，不惧人微权轻，他寄人篱下，揭竿而起。他自己被人瞧不起，他的政权也迟迟不被盟国承认，大国决策他无缘置喙，战争结束时只争到一个“准大国”的地位，但他从来没有放弃实现他的目标，没有忘记为法国创建丰功伟绩，为此他同罗斯福较劲，同丘吉尔强辩。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国际局势已进入分别以美苏为首的两大阵营对峙阶段。在美苏两个超级大国试图主宰世界的格局下，戴高乐要实现在戴高乐主义中确立的高尚目标，除去要努力将法国本身治理好之外，更重要的是要在超级大国控制下的国际舞台上，争当一个重要角色。不管是盟国，还是朋友，任何试图阻挡法国实现这个目标的言行，都属针锋相对回击之列。戴高乐为此进行的一切斗争，构成了戴高乐主义的主要内容和诞生、成长、发展的过程。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所谓戴高乐主义，也就是戴高乐为法国制定的对外政策思想和实践。

在20世纪60年代，戴高乐主义引导法兰西人民承认民族解放运动的合理性，联合欧洲国家反对美苏争霸，反对美国控制，维护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使法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了应有的作用，这是进步的，是顺应历史发展要求的。但是，戴高乐主义也不可避免地暴露了法兰西民族主义的排外性和扩张性。

法国是一个大陆国家，缺乏天然的安全屏障，这就要求法国必须保持一支数量较大的武装力量。可是，要想拥有一支数量较大的武装力量，前提是有充足的兵源。然而，在对20世纪20年代的法国人口进行调查分析后，戴高乐大吃一惊。他发现法国人口的下降速度大大快于德国。第一次世界大战前，法国每年出生人口83万，而到20年代后期，年出生人口仅为62万。一个世纪前，法国人口占欧洲总人口的1/6，而此时则仅占欧洲总人口的1/16。于是，戴高乐得出结论：在军队数量上，法国无法取得对德国的优势。数量上的劣势必须以武器装备和作战样式上的优势来弥补。于是，他提出建立一支强有力的、快速的、能突击的、数量少却质量精的军队。

为了使自己的新思想立得住脚，他到处进行考察与求证。他曾专门跑到总部调查法军建设的有关情况。通过调查，戴高乐发现法军中的保守思想远远比他想象的严重。法军最高统帅部根本不愿意吸取任何关于广泛和独立使用坦克的建议。戴高乐因此吃过几次闭门羹。法军还在执行1921年由贝当元帅主持制定的《作战条例》，这个条例明确规定：步兵是主要突击力量，在发起进攻前，由炮兵先进行射击，尔后坦克和飞机给予支援；坦克只是步兵的支援力量。

经过一年多的努力，1934年3月，法国贝格热—莱夫罗尔出版公司出版了他的专著《建立职业军》。这部书篇幅不长，仅有200页，定价也仅15法郎，却从六个方面全面论述了建立一支现代机械化部队的重要性。他在书中分析认为：英国和美国由于海洋阻隔，敌人难以进攻；德国的权力中心和工业中心十分分散，不易一举摧毁；西班牙有比利牛斯山作为屏障；意大利有阿尔卑斯山的保护。而法国四周边境几乎一马平川，缺乏天然屏障的保护，尤其是首都巴黎，对任何来犯之敌都极难防守。一旦打起现代战争，法国要想御敌于国门之外，单纯依靠修筑坚固的防线肯定无济于事。唯有由专业军人组成机械化部队，在航空兵的支援下实施机动作战，积极防御，才能有效迎击来犯之敌，确保法国的安全。为此，他主张建立一支由10万职业军人组成的机械化部队——6个机动装甲师。“这支由精兵和专业人员组成的部队，具有极大的机动能力、毁灭性火力以及以突袭方式投入任何战线的能力。”他认为这支部队将是保卫法国的一把“利剑”。可是，尽管社会上有人评价这部书可以同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相媲美，但它却仍然乏人喝彩，法军高层还是无动于衷，继续以他们原有的理念建设军队。满脑子保守思想的当权者们认为，他们不惜巨资修筑的马其诺防线固若金汤，根本不用担心德军的机械化部队进攻。

戴高乐执掌政权后，立即将这些他一贯重视的想法运用到经济当中。但是，根据不同的形式，他也不得不对他的政策进行调整，补充新的内容。在战争期间和解放的初期阶段，戴高乐采取了国家指导的政策，即只有国家对经济的干预才能保证被战争摧残的国家的重建。早在1944年，社会党抵抗运动成员就在全国抵抗运动委员会的章程中制定了解放后必须实施的措施，其中包括：对银行、保险公司和一些工业集团（尤其是雷诺等曾经和占领国合作过的企业，以及法国电力公司EDF等大型企业）实行国有化；制定多年经济计划（1946年1月3日），确立未来几年的经济目标。作为对德国的报复，戴高乐战后让德国的鲁尔地区每年供应法国五千万吨煤。

1947到1952年，戴高乐以反对党派的身份出现之后立即开始批评政府在经济中扮演的角色。他认为重建的阶段已经过去，对继续将雷诺企业国有化的合理性提出质疑。他指责第四共和国实行保护主义，限制外币自由兑换，提倡实行更多的经济自由化。

第四共和国结束时，法国的经济形势极为严峻：通货膨胀严重，预算开支失衡，而且法国政府每月都须向美国求助，以偿还它的外币债务。经过六个月的准备，到1958年底，他采纳了雅克·吕埃夫（Jacques Rueff）和他的工作小组的见解，制定了一系列金融改革措施。这些改革措施得到了代表各党派的政府的通过。财政部长安东那·比内（Antoine Pinay）刚开始并不十分赞成这些改革，但后来也坚定不移地实施起来。戴高乐全权承担这些改革的政治责任。与此同时，戴高乐还进行了深刻的结构改革。这些改革内容涉及面广，但往往不被人所知。例如，推行农业改革（刚开始几乎人人反对，但后来证明完全是正确的）、建立核工业和航天工业、发展科研（成立国家航天研究中心CNES和国家科研成果推广委员会ANVAR）、鼓励城市规划（土地法，开发新城市）、制定1966年职业培训法等等。

戴高乐的外交政策是国家独立，并对殖民地进行尽可能多的控制，哪怕会招致国际组织（如北约或欧共体）的反对。基本原理是，法国不应该依靠任何外国，以核威慑保证生存，拒绝屈从于任何外来势力，无论是美国或苏联。坚持认为法国在世界舞台上是一个军事和经济大国。戴高乐主义在随后的几十年里对法国的外交政策影响显著，即使在戴高乐主义者在名义上不再掌权。

戴高乐外交政策具有扩张性，或者说戴高乐对外政策主张中最易被人怀疑有扩张企图的，是他的欧洲观。戴高乐主义在反对美国控制西欧，反对美国霸权的同时，明显地露出了要使法国取代美国在欧洲的地位，首先是控制德国（戴高乐战后对德国采取了一些报复措施：如让德国的鲁尔地区每年供应法国五千万吨煤），接着是充当“六国欧洲”43的领导，然后是整个西欧，再扩大到整个欧洲的野心。戴高乐一直认为，法国应该是欧洲的“中心和首领”，“法国不居领导地位，欧洲就无法形成”，“法兰西民族已经习惯于做欧洲的巨人”，这种赤裸裸的语言，再加上他那往往是咄咄逼人的最后通牒式的行动，不能不使他的欧洲盟国心存戒备。埃德蒙·儒弗在他的《戴高乐与欧洲建设》这本书里，专门用了一个章节转述了西方舆论下的“法国的霸权野心”。戴高乐被描绘成“欧洲或共同市场的旗手”、“保姆”、“女管家”、“欧洲皇帝”、“拿破仑第一”、“家长”，等等。在一些人的笔下，戴高乐的欧洲观成了“欧洲就是我”，戴高乐成了“欧洲的总统”，人们指责他有建立法兰西第三帝国的梦想。

法国前总统戴高乐，不仅是法兰西人民心目中的民族英雄，也是一位值得称赞的父亲。在关系国家存亡的历史关头，他站到斗争最前列，为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和法国的解放做出重要贡献。

戴高乐被誉为法国的“现代救星”，于1970年去世。在法国处于纳粹德国占领期间，戴高乐在英国领导法国的抵抗运动，后来还结束了阿尔及利亚战争。在20世纪60年代，戴高乐力主法国发展核武器，对美国的霸权提出挑战，并投票反对英国进入欧盟，这一系列举措重新使法国恢复了大国地位，捍卫了法国在全世界的荣誉。他在战后一直维护着法国的尊严，提高了法国的国际地位，不愧为自由法国的旗手。

“反对法西斯侵略和维护法兰西民族独立的不屈战士”。（毛泽东）

1937年，戴高乐夫妇在科龙贝买下一处屋产，因为那里气候宜人，对他们的女儿安娜的健康有好处。那年安娜已经10岁了，许多人建议他们把安娜送到一个专门疗养院去，可是戴高乐总说：“安娜并非自己要求降生到人间来的，我们要想尽办法使她过得幸福一些。“戴高乐身材魁梧，智力超群，身居高职，外表看上去十分威严，似乎令人难以接近，但对这个女儿却十分慈祥。他对安娜的每一个要求尽量满足，从不拒绝。

随着小安娜的逐渐长大，每天饭后，戴高乐总领着女儿的手围着花园散步，还不时地为她讲故事、唱歌儿和表演哑剧。小安娜虽然不能说话，但在高兴的时候，也会像别的小孩子一样，欢快地笑出声来，而爸爸是唯一能使她发笑的人。当安娜玩得疲倦时，她便伏在爸爸的怀里睡着了。戴高乐陪伴女儿的时候，从来没有急躁和厌烦过，即使在二战流亡期间，也把安娜带在自己身边。他总是以神圣的父爱，抚平小安娜心灵的创伤。戴高乐一生节俭，却为安娜设立了专用的委托金，并以自己撰写回忆录的版权费入了抵押。

安娜在即将欢度20周岁生日的时候，不幸被肝炎夺去了生命。安葬仪式结束后，戴高乐夫妇含着热泪，站在女儿的墓前久久不愿离，好像还有许多话要和孩子倾诉。天已经黑了，戴高乐才对妻子说：“走吧，现在她已经和别人一样了。”安娜去世后，戴高乐总统在痛苦中决定：将安娜生前住过的房子改建为“安娜·戴高乐基金会”办公处，决定继续帮助和女儿一样唐氏综合症的孩子。

“将军阁下，你觉得你一个人能代表法国吗？”当时任准将的戴高乐逃亡至英国，向丘吉尔请求利用英国广播公司向法国发表一份抗战号召书时，作为英国首相的丘吉尔半开玩笑地质疑道。戴高乐的脸上出现了不快，思考了很久后，从容地说：“当然能！没有一个政府有权合法地出卖它的国家和人民。现在，法国遭德国入侵，政府成员中只有我坚持抵抗。一旦现任政府宣布投降时，我就将代表法国人民执掌战时政权。”就这样，这次对话使两个国家的伟人开始了二战中的正式合作，也开始了因国家利益而产生的分歧与争吵。

二战中，戴高乐的不妥协态度和独立姿态让丘吉尔感到厌烦。同样，戴高乐也经常指责丘吉尔，认为他过于卑躬屈膝地依附罗斯福。两人也常常互相嘲弄对方的语言水平。戴高乐的英语说得非常差，他刚到英国的时候，开始努力用英语来表达一个完整的句子，但他的发音实在是糟糕。丘吉尔总是嘲笑他的英语，而戴高乐反过来也奚落丘吉尔的法语。最后两人还得通过翻译来用母语来交谈。二战刚结束后，两人的命运大相径庭。曾孤身一人逃往英国的戴高乐成了法兰西三军最高统帅，而丘吉尔却在本国大选中败下阵来。当时，正在参加波茨坦会议的丘吉尔被迫中断会议回国。他感到无比羞辱，满脑子都是著名作家普卢塔克的名言：“对伟大人物的忘恩负义，是一切强大民族的特点。”短短几个月后，戴高乐却得到法兰西人民的顶礼膜拜，以100%赞同票当选临时政府总理。丘吉尔立即给戴高乐写了封祝贺信，写道：“普卢塔克错了！”

看完丘吉尔的贺信，戴高乐笑着摇了摇头。这个和自己并肩战斗五年的老朋友啊！尽管在流亡英国的日子里，为了维护法国的尊严和利益，他在丘吉尔面前始终保持了高傲而倔强的态度，甚至多次与之激烈地争吵。但在他孤独的内心里，丘吉尔仍是这个世界上他唯一可以称为“朋友”的人，除此以外，都是敌人、对手或下属。

在戴高乐的高度信任和坚定支持下，1943年5月27日，让·穆兰在巴黎成功地召开了有“南方解放”、“北方解放”等八大抵抗组织，激进党、社会党、共产党等六大政党和法国总工会及法国工联两大工会代表参加的秘密会议，正式成立了“抵抗运动全国委员会”。这是一个与1940年6月18日戴高乐的《告法国人民书》同样重大的历史性事件。在广大抵抗者心目中，戴高乐是著名的“六·一八”历史人物，让·穆兰则是著名的“五·二七”历史人物。

戴高乐一直有个愿望，就是要亲自踏上中国的土地。如果不是命运使然的话，他毫无疑问会亲自去发现这个伟大的国家。戴高乐对中国充满浓厚兴趣，多次表达过访问中国的愿望，喜欢阅读有关中国的书籍，爱和去过中国的人交流，还多次拜访旅法的汉学家。

戴高乐原本计划于1970年底访华，并计划将“与毛泽东的会见”作为自己回忆录的最后一章，还准备附上他与毛泽东会见时的照片。然而，因心脏病猝然离世使戴高乐最终没能实现这个愿望。北京天安门广场、新华门前和外交部三处降半旗致哀，这是中国首次给予一位外国元首如此礼遇。毛泽东在给戴高乐的夫人的唁电中说，戴高乐是“反法西斯侵略和维护法兰西民族独立的不屈战士”。

戴高乐的儿子菲利普·戴高乐在书中这样记录父亲的中国情：“我至今记忆犹新：一天晚上，用毕晚餐，我父母全神贯注地观看一本相册，里面有一幅长城的照片，一直延伸到天边。”

1958年戴高乐重新执政，建立了法兰西第五共和国。戴高乐在执政期间推行维护法兰西民族独立，恢复法国大国地位的方针政策，特别是奉行不依附于美国的独立外交政策，被称为“戴高乐主义”。主张建立以法国为中心，提出“欧洲人的欧洲”的口号；戴高乐的独立外交政策是对美国霸权的巨大挑战。戴高乐主义随着时间和形势的发展而有所不同，不过其核心非常鲜明，就是独立自主。先是蓬皮杜继承了戴高乐的政治衣钵，后是希拉克提出“新戴高乐主义”构想，核心仍是独立处理内外事务，捍卫本国利益和扩大法国的国际影响力。但是2008年8月，时任法国总统萨科齐明确提出向美靠拢，重返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军事一体化机构。这意味着法国换轨抛离戴高乐主义，法国一直以来“独树一帜”的安全和外交政策理念迎来重大转变。故而法国是否继续需要戴高乐主义成为争议。

在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战争中，由于长期的战争消耗，法国经济严重恶化，政局出现动荡。1959年6月戴高乐再次执政后，法军增调80万兵力，采取“固守要点、全面封锁”方针，据守主要城镇、石油产区和边境“莫里斯防线”（长3000公里、宽约1公里，由电网、堡垒、报警器、观察哨和地雷场组成），并在解放区周围建立控制地带，将所有居民赶入“迁居营”。法军根据新的战争计划，由西向东从摩洛哥边境向突尼斯边境扫荡，逐次对解放区实施突击，企图消灭民族解放军主力并破坏其政权机构。

阿尔及利亚人民不畏强暴，坚持战斗，多次突破“莫里斯防线”，打破敌人封锁。越来越多的群众投身于民族解放斗争，利用罢工、示威游行、拒绝合作等非武装斗争形式，同殖民当局坚决斗争。1958年9月19日，民族解放阵线在开罗成立阿尔及利亚共和国临时政府。阿尔及利亚人民的正义斗争，得到各国人民的同情和支持。经过阿尔及利亚人民的长期英勇斗争，法国政府于1962年3月18日同阿临时政府在法国的埃维昂签订停火协议，战争至此结束。7月3日，阿尔及利亚正式宣布独立。从戴高乐的举措来看，虽然旨在维护法国的大国地位，但仍然含有维护殖民主义、压制非洲民族解放运动的弊端。

夏尔·戴高乐国际机场也被称为华西机场（Roissy），坐落于巴黎，位于巴黎东北25公里处的华西（Roissy）。它是以戴高乐的名字命名的。2004年，夏尔·戴高乐机场以51260363人的旅客流量位列欧洲第二大机场，2004年的机场同样以1876900吨位列欧洲第一。

戴高乐号航空母舰（Charles de Gaulle R91）是一艘隶属于法国海军（Marine Nationale）的核动力航空母舰，也是法国海军的旗舰。正式成军于2001年5月18日，戴高乐号是法国史上拥有的第十艘航空母舰。其命名源自著名的军事将领与政治家戴高乐。戴高乐号不只是法国第一艘核动力航空母舰，它是有史以来第一也是唯一一艘不属于美国海军的核动力航空母舰。

1970年11月9日，戴高乐猝然去世，11月12日，四万多人从全国各地涌向科隆贝和这位民族英雄做最后的告别。次日，巴黎市议会决定把凯旋门前的星形广场改名为夏尔·戴高乐广场，以纪念这位法国当代史上的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