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继畬（1795年12月4日—1873年3月30日），字松龛，又字健男，别号牧田，书斋名退密斋，山西代州五台县（今山西省忻州市）人。晚清大臣、学者。

乾隆六十年十月二十四日寅时（1795年12月4日），徐继畬出生在山西省代州五台县（今属忻州市）东冶镇东街“司马第”的清贫的士宦之家。

徐继畬自幼受过良好的家庭教育和儒学的熏陶，曾随父寓京师，师从著名文学家高鹗等名人。嘉庆十七年（1812年），十八岁入县学。次年中举人。

道光六年（1826年）中进士，朝考第一，被选为翰林院庶吉士。

道光七年（1827年）丁父忧在籍，整理完成父亲徐润第的《敦艮斋遗书》。此书以心灵自由为主旨，熔心学、气学、易学为一炉，深入批驳了宋元以来的官学——朱熹理学，继畬因此完成迎接西方挑战的思想准备。

道光十年（1830年）服阕入都，授翰林院编修。

道光十三年（1833年），补陕西道监察御史。期间上疏弹劾忻州知州史梦鲛以及保德知州林树云等人，并且上疏提议实行简政，深合道光帝意见，因此道光帝召徐继畬入朝觐见，向他询问各种时事，徐继畬都对答如流，深得皇帝欣赏。据传道光帝读其《政体宜崇简要疏》，“大感动，因召对前席，与谈时事，至为流涕”。

道光十六年（1836年）十月，外任广西省浔州府知府。从此青云直上，历任福建延津道、汀漳龙道等职。鸦片战争时在漳州前线奋勇抗英。

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徐继畬入觐，叠蒙召见，道光帝询各国风土形势，奏对甚悉。迁两广盐运使，旬日，擢广东按察使。

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迁福建布政使。道光帝让他以布政使之职，以专派之员办理开放厦门、福州两口通商通行事宜。

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春，徐继畬和美国新教传教士雅裨理在厦门进行了历史性对话，中国人始知以古希腊为孤本、为母体的西方现代民主政治思想和制度，始知通过选票取得合法性、创古今未有之局的美国共和政体和华盛顿。徐继畬又广泛接触了西方来华人士，对自己国家的专制制度的合法性和永恒性深表怀疑，五年数十易稿，道光二十八年（1848年）出版的《瀛环志略》，率先突破根深柢固的天朝意识和华夷观念，将中国定位于世界的一隅，引进了西方民主政治思想的价值体系，纪录了当时世界以民主政体为主导的各国各类政体，宣扬西方民主制度和理念。对通过选民的选票取得合法性的各国民主制度推崇备至，在黑暗的东方专制大国点燃了幽微的民主烛光。

道光二十六年（1846年）十月，升任广西巡抚。十二月，改授福建巡抚。当时，正值闽浙总督刘韵珂因病乞假，徐继畬便兼任闽浙总督。

道光二十八年（1848年）公历7月4日， 华盛顿特区为华盛顿纪念塔奠基，并向各州、各国征集纪念物。在来华美国传教士帮助下，咸丰三年（1853年），浙江宁波府向美国赠送了一块花岗岩石碑，用中文刻有徐书中赞美华盛顿总统的上述两段按语。这块石碑镶嵌在该塔内西壁200多英尺的高度，表现了东方人的见识，成为中美早期友好关系的里程碑。

道光三十年（1850年），徐继畬因在处理神光寺事件时的方法与林则徐等人的意见不合，被言官多次上书弹劾，终在咸丰元年（1851年）因“身膺疆寄，抚驭之道，岂竟毫无主见，任令滋扰”的理由被革职，并召回北京，接受咸丰帝的当面问询。与咸丰帝对答完毕后，咸丰帝评价他为人朴实，但因言官弹劾势重，还是被降为太仆寺少卿。

咸丰二年（1852年），上《三渐宜防止疏》，劝咸丰帝勿大兴土木，勿耽于女色，勿偏听偏信。咸丰上谕：“意深辞婉，‘置诸座右，时时省览，可当箴铭。”未经考差授四川乡试正考官。同年，吏部追查徐继畬在巡抚任内逮捕罪犯延迟一事，徐继畬因此被彻底罢官，回到故里。当时正逢捻军之乱以及回民起义，徐继畬协助官府率领团练协防辽州、上党、阳城等要地，深受当时兼任山西巡抚的沈桂芬的好评。

咸丰三年（1853年），太平军北伐，朝廷命徐继畬督办上党防堵。事竣后主讲平遥超山书院以自给。其间研读《后汉书》，探索历代皇朝周期性盛衰的道理，有批语两千余条、十余万字，原书在山西省博物馆。

咸丰六年（1856年）他被平遥超山书院董事会特聘为书院山长，于教业之余，倾心写诗作文、从事学术研究。

同治四年（1865年），两宫皇太后命其入京，徐继畬被重新起用，命参通商事务，以三品京堂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行走，协助恭亲王奕訢办理洋务。

同治五年（1866年）总理衙门重印《瀛环志略》，“中外奉为指南”。同年，授太仆寺卿，授二品顶戴。

同治六年（1867年）正月二十一日（1867.2.25）任总管同文馆事务大臣，即中国现代第一所高等学校的首任校长，中国高等教育进入初创时期。他与总署王大臣推出激进的同文馆改革计划，因倭仁等守旧派的阻挠而失败，日歔欷不自得。同年秋，美国第17任总统安德鲁·约翰逊和国务卿西沃德，请著名画家普拉特，制作了一幅斯图尔特的华盛顿画像的复制品，由驻华公使蒲安臣将这幅画像赠送徐继畬，并举行赠送仪式，蒲安臣致辞。徐继畬答辞称：“因思贵国中华盛顿首建奇勋，创为世法，以成继往开来之功，其必传于世无疑也”。一如既往地肯定民主制度，在时间和地域上的适应性和生命力。

同治七年（1868年），为美国新教传教士、同文馆教习丁韪良编的中国第一部系统自然科学声光电化著作《格物入门》作序。

同治八年二月初二日（1869年三月十五日），以老病乞休，奉旨以二品顶戴致仕。

同治十二年（1873年），值徐继畬中举60周年，奉旨准其重赴鹿鸣宴，以惠耆年，并赏给头品顶戴。同年三月初三日辰时（1873年3月30日），徐继畬在家中去世。

徐继畬体恤民情，为官清廉。由于他接受过扎实的儒家教育，“民为贵”的观念在他的思想上有着深刻的烙印。他在《政在养民论》一文中曾说：“古圣人陈谟赞化，不曰治民，而曰养民”，又说：“富国而不知富民，固不足以曰养。”在他看来，为官者的主要任务是“养民”而非“治民”，任何伤害百姓的行为都是不能允许的。因此，他对当时官场上的贪污腐化之风深恶痛绝，始终坚持自身清廉。他曾向友人说：“弟虽外任十余年，家中并未置有田产”，“在平遥馆俸每年二百四十金，不足供家中食指。祖遗薄产，折变殆尽。”竟到了贫困潦倒的境地。在清代后期的官吏中，象徐继畬这般清廉的，虽不能说没有，但实在很少。

徐继畬是位爱国的官吏，他在任福建汀漳龙道期间，著有《禁鸦片论》，详细论述了“鸦片之害与禁治之方”。他认为鸦片贸易是“英夷之剥我元气而富强其国者”，乃“唯利是图”。在如何禁烟问题上，徐继畬主张严禁，他指责把“英夷为寇，扰乱海疆”归咎于鸦片之禁的论调是“因噎而废食”。他提出的惩治之法是“先贵而后贱，先富而后贫，先内而后外，先豪猾而后良弱”。基于对资本主义国家情况的了解，他主张既要禁止鸦片贸易，又使殖民主义者找不到发动侵略战争的藉口。在当时国力十分虚弱，无力抵抗外国侵略的情况下，这种意见不失为一种比较稳妥的办法。但由于清政府的腐败无能，徐继畬的建议，并没有受到当局的重视。

英国发动侵华战争后，为保卫民族利益，徐继畬坚决抵抗。道光二十年（1840年）四月，英国军舰驶入穿山洋，闽边骚动。七月徐继畬调晋江漳龙道。时厦门告急，徐继畬沉着备战，亲自调集民兵，采集大木排，桩塞镇门各港口，指挥军民共同扼险固守。敌知有备，未敢侵扰徐继畬防守的地区。第二年（1841年）七月，英军强占厦门，他督兵勇昼夜防守与厦门一水相望的漳州，曾与城门共存亡。徐继畬曾向家人表示：“城如不保，陈忠愍公（隋朝的陈启泰）祠内，吾尽节处也。”表现了赤诚的爱国之心。八月，浙江定海、镇海等地接连失败，徐继畬亲眼目睹了清军的惨败，他总结失败的直接原因时说：“我之官兵则承平日久，人不知战，名之为兵，实则市人，无纪律，无赏罚，见贼即走，此其所以败也。”又慨然长叹道：“二百年全盛之国威，乃为七万里外逆夷所困，致使文武将帅，接踵死绥，而曾不能挫逆夷之毫米。兴言及此，令人发指眦裂，泣下沾衣。”其忧愤之情溢于言表。

第一次鸦片战争结束后，徐继畬升任福建巡抚。在任期间，他看出“英酋心怀叵测”，“往往声东击西，言此意彼”，“仍难保无妄念挑衅，沿海滋扰”。认为“有备无患，唯在先事预防”，“防之于后，不若制之于先”，“不可恃其平日安静，致有猝不及防之患”。于是，他曾修建了各地炮台，加强险要之地的海防力量，随时准备迎击入侵之敌。道光三十年（1850年），英军妄图挖掘台湾基隆附近煤炭，并正式向清政府提出要求。徐继畬“备文照复，正言拒止”，并密行台湾淡水同知曹士桂“纠合各地士，公同查禁，并刊立禁碑，严密防范”。禁碑现存台北市公园博物馆大楼前右对面，是徐继畬保护国家资源的有力证据。

道光三十年（1850年）六月，福州发生了神光寺事件。此事起源于英国驻福州领事馆代理领事金执尔代一名英国籍传教士和一名英籍医生，要求在福州城内神光寺租屋居住，得到侯官县县令兴廉盖印批准。徐继畬得知此事后，立即对兴廉严行申斥，并饬令其设法劝逾英人搬出神光寺。但金执尔以此事需待英国香港总督文翰批复处理为词予以拖延。数日后，福州便出现了绅士公呈，要求英人立即退出神光寺。英人看到公启后、要求徐继畬保护。徐继畬将计就计，立即派兵役在神光寺附近巡防。其目的是想既能避免发生外交上的冲突，又能设法迫使英人搬出神光寺。为此，他一方面设法劝阻百姓不找英人就医，一方面阻止匠人不为英人修复已破旧漏雨的房屋。在这种情况下，两个英国人不久便搬出了神光寺。但是，在福州养病在籍的原云贵总督林则徐对徐继畬的做法很不以为然，与此同时，在京的一些福建籍的官僚根据福州绅士们的意见，多次上书弹劾徐继畬，咸丰帝根据两广总督徐广缙的调查，最后以徐继畬“身膺疆寄，抚驭之道，岂竟毫无主见，任令滋扰”为理由将徐继畬革职并召回北京。

前已论及，徐继畬是一位敢于抵抗英国侵略的爱国者，在神光寺事件中，他基于对英国情况的详细了解，也基于对福州民情了解，采取不以微小事端酿成大的外交冲突的做法，是无可指责的。但是有些关于中国近代史上的学述著述，却把徐继畬的此举说成是不敢开罪洋人的妥协行为，这是慎得商榷的。福州绅民对外国人持有敌视情绪，当然完全可以理解，但以“华夷之辨”的观念来处理当时的外交，并不一定能达到保卫国家利益的目的。

在徐继畬的著述生涯中，《瀛环志略》是他最重要的一部著作。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徐继畬晋京升见。道光皇帝询问海外形势与各国风土人情，他具所知答对，道光皇帝遂责成他纂书进呈。徐继畬发奋努力，随时采访，广为搜集资料，公余著述。《瀛环志略》初名《舆地考略》，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初稿完成，改名为《瀛环考略》。其后，他继续采寻西人杂说，询问西方官员，参阅魏源《海国图志》（初版），补充疏漏，使《瀛环考略》日臻完备，定名为《瀛环志略》，于道光二十八年（1848年）初刻于福建抚署。同治四年（1865年）经沈桂芬大力提倡，董恂奏准，由总理衙门主持重刻，次年刻成。该书分10卷，分装6册，总分图共44幅。书中先为总说，后为分叙，图文并茂，互为印证，于各洲之疆域、种族、人口、沿革、建置、物产、生活、风俗、宗教、盛衰，以及列国比较，皆言之颇详，亦间有议论。

《瀛环志略》一出世，便受到国内外有识之士的高度重视。曾任到福建巡抚的刘鸿翔赞誉此书是“百世言地球之指南”。福建道员鹿泽长说该书“于国家抚驭之策，控制之方，实有裨益”。郭嵩焘初以《瀛环志略》述英法诸国之强，以为过，后出使英国，才叹曰：“徐先生未历西土，所言乃确实如是，且早吾辈二十余年，非深识远谋加人一等者乎？”道咸间，读过此书的内外大臣，有祁隽藻、吴文镕、董恂、曾国藩等人。尤为难得的是，刘韵珂、刘鸿翱、彭蕴章等，竟然以一、二品大员身份，为书作序，甘冒天下之大不韪。他们虽然赞扬了徐氏书，但依然是在天下观里来赞扬的。刘鸿翱序云：“夫中国，天地之心；四夷，天地之四肢也。……我朝幅员之广，亘古无二。中华十八省外，南极越南，北极俄罗斯，东极朝鲜，西极雪山、葱岭，几得亚细亚之全土。”与天下观迥异的那部分，他们就视而不见，只当是隐恶了。李慈铭则斥曰：轻信夷书，夸张外夷，尤伤国体。

《瀛环志略》传往日本后，受到广泛重视，被认为是“通知世界之南针”，有助于他们的维新变法。因此，他们多次刊印此书，在“辛酉版”（1861年刻）中还将书内的未用名词分译日文和英文。咸丰三年（1853年）六月，浙江宁波府集《瀛环志略》书中有关介绍美国和推崇华盛顿的文字，镌刻赠送美国，被砌于美国首都华盛顿纪念塔第十级内壁上。后来，徐继畬的名字被美国收进了《世界名人录》。

徐继畬在《瀛环志略》中不仅介绍了西方的科学技术，还介绍了西方的民主制度。在叙述华盛顿领导美国人民取得了独立战争的胜利并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制度的同时，徐继畬盛赞美国第一任总统华盛顿的丰功伟绩及其创立近代西方民主政治制度的创举，对华盛顿给予了极高的评价，其认识高度难以超越：

“华盛顿，异人也。起事勇于胜广，割据雄于曹刘，既已提三尺剑，开疆万里，乃不僭位号，不传子孙，而创为推举之法，几于天下为公。其治国崇让善俗，不尚武功，亦迥与诸国异。余见其画像，气貌雄毅绝伦，呜呼，可不谓人杰矣哉！米利坚（即美利坚）合众国之为国，幅员万里，不设王侯之号，不循世袭之规，公器付之公论，创古今未有之局，一何奇也！泰西古今人物，能不以华盛顿为称首哉！”

总之《瀛环志略》介绍并推崇美国的资产阶级民主制度和资产阶级革命的领袖人物，这在当时来说，确系首创，给予中国当时的思想界以及后来的资产阶级维新派以重大影响。资产阶级维新思想家康有为在读了《瀛环志略》之后才“知万国之故，地球之理”，并把此书列为他讲授西学的教材之一。梁启超在读了《瀛环志略》后“始知五大洲各国”，并认为中国研究外国地理是从《瀛环志略》和《海国图志》才“开始端绪”。这些维新思想家都从《瀛环志略》中汲取了营养，促进了他们进行资产阶级维新变法的实践。

徐继畬还是一位感时伤怀的诗人。其诗文多饱含忧国忧民思想。他在《咽糠词》中，把贫苦百姓的艰辛与官衙中的挥霍进行了对比，写道：“富食米，贫咽糠。细糠犹自可，粗糠索索刷我肠。”“昨行都会官衙头，粒米如珠流水沟。对之垂涎长叹息，安得淘洗持作粥！”这强烈的反差，是对不顾百姓死活的贪官污吏的控诉，也是对贫苦百娃的深切同情。同时，徐继畬对古代诗歌也进行过认真的研究。已知有《古诗源评注》等著作。此外，徐继畬对八股文有较深的造诣，为清中后期八股文之一大家。

徐继畬的华盛顿论直探我们作为人的内心愿望

从我在华盛顿特区所住的白宫往窗外眺望，我们首任总统乔治·华盛顿的纪念碑高耸入云。这是一座很高的方尖碑，但就在这个大碑邻近有块小石碑，上面刻着：米利坚不设王侯之号，不循世及之规，公器付之公论，创古今未有之局，一何奇也。这些话并非出自美国人，而是由福建巡抚徐继畬所写，1853年中国政府将它勒石为碑作为礼物赠送给我国。

我十分感谢这份来自中国的礼物。它直探我们作为人的内心愿望：拥有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也有不受国家干预的言论、异议、结社和信仰等自由。这些就是我们美国220年前赖以立国的核心理念。这些就是引导我们横跨美洲大陆登上世界舞台的理念。这些就是美国人今天仍然珍惜的理念。 ——克林顿：美国第42任总统

徐继畬的华盛顿论具有开创性的典范意义

徐继畬对华盛顿的评价，是他在无所依傍、无所继承、无所参考的情况下独立做出的，这反映了他的高见卓识。在徐继畬之后，中国知识界有的继承、演绎，有的发展、深化了徐的评论，其大框架依然是事功与道德，其主要方面，依然是创立民主制度与个人高尚品德，而这两点，都是徐继畬开创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徐继畬的华盛顿论在近代思想史上具有开创性的典范意义。——熊月之：上海市社科院副院长、历史所所长、研究员

徐继畬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破冰醒世之功

徐继畬的开放思想形成与其所处时代相关，更与早年博学多闻、后来在福建等沿海省份与西方人广泛接触的实践活动密切相关；他摆脱了传统的羁绊和束缚，思想开放的程度大大超越了同时代的清朝官员和其他的思想家；社会转型时期，不同的思维、不同的方法带给权力中心人物不同的政治命运。徐继畬的开放思想及其实践活动，给中国近代化留下深刻启示和借鉴，那就是打破坚冰，唤醒国人，发展先进生产力及其生产关系，实现强国富民的伟大目标。——孙丽萍：山西省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研究员

徐继畬是近代著名爱国主义者

鸦片战争时期，徐继畬主张积极抵抗外来侵略。战后徐继畬对外交往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都是正视列强入侵，主张“镇静为主”，力求“民夷两安”，试图掌握对外交往的主动权。徐继畬也有力不从心、向外国侵略者妥协退让的时候。在处理神光寺问题上，徐继畬采取了借用民力釜底抽薪的办法，这正是他处理对外事务的一贯态度。而当时各方强加给徐继畬的“强民从夷”、“抑民奉夷”之类的指责是不负责任、缺乏事实依据的。——邵雍：上海师范大学中国近代社会研究中心、历史系教授、博导

徐继畬第一个提出了“变局论”

鸦片战争爆发后，徐继畬的言行，表明他是这个时期禁烟派、抵抗派的代表人物，与林则徐等人一样，捍卫了国家的主权与尊严。徐继畬第一个指出“变局论”（“此古今一大变局”），并提出备战和戎、平等外交的主张。“和”是战后徐继畬等人（包括道光帝）处理中外关系的基本原则，因此，有必要重新认识鸦片战争中的“战”与“和”。以“战”打天下，以“和”治天下，历史就这样在反复交替中前进，历史人物也就在历史活动中展现他的真实面貌。——徐松荣：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

在被动对外开放中徐继畬实现了学术转向

徐继畬的舆地考证从西北到东南、从陆地到海洋的转向，是他尝试贯通中外历史地理、介绍海外新知识的连结点。利用中国海洋图书与雅裨理的口述相对接，以中国海洋经验验证西方知识，是《瀛环志略》取得成功的重要因素。重新“发现”中国海洋史，含有冀望中国在海洋突围再起的深意。借鉴历史，反思对策，反映了徐继畬海洋意识的感悟与觉醒。另外，经过了考证与推测后，初步可以断定：《瀛环志略》并非道光皇帝授意撰写。借此机会以正视听。——杨国桢：厦门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教授、博导

徐继畬教会国人通过认识世界来认识自身

徐继畬首次把整个世界描述为 “大海所环绕的陆地”，《瀛环志略》的命名标志着中国人对世界地理空间的认识从传统“畿服”理论到近代地理学的转变，并在很大程度上推进了中国政治思想、外交政策等领域的近代化进程。——王尚义：太原师范学院院长、教授、博导

徐继畬“以商制夷”的思想影响了中国近代进程

徐继畬 “以商制夷”的对外策略思想，发端于家乡的晋商氛围、本人兼收并蓄的开放学风、沿海任职的亲身经历；形成于《瀛环志略》中对世界格局的冷静考察与判断；实践于以处理福州洋人入城事件等一系列对外交涉活动，深刻地影响了中国的近代化进程。——刘晓丽：山西省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研究室主任、研究员

开放与传统——徐继畬的二重性

作为睁眼看世界的思想先驱之一，徐继畬具有开放的一面，主要表现在世界观、对西方民主制度的关注等等；作为一个深受传统文化浸润的士子，徐继畬的身上又打着不可磨灭的传统的烙印，他忠君、他推崇八股文、他为了子嗣而纳妾……集“开放”与“传统”于一身的徐继畬是矛盾的，一方面他兼收并蓄接受 “外部世界的信息”，“向中国的维新迈进了决定性的一步”；另一方面他又屈从于传统，自觉不自觉地去迎合社会的主流意识。——雒春普：山西省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研究室主任、研究员

徐继畬善用折中的方法处理对外关系

徐继畬很大程度上抛弃了传统的华夷观念，通过自己的实践，采用实事求是的态度向国人介绍外面的世界，且用折中的办法解决相关事务。徐继畬给外交以一定的空间，成为中国近代启蒙思想的先驱。——冯素梅：山西省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研究室主任、副研究员

《瀛环志略》孕育着近代民族观念

由传统民族意识向近代民族观念的跨越，是一个艰难而复杂的历史过程，从“华夷”向“中西”话语的转型，则是这一历史性跨越的基本前提。《瀛环志略》面对的是一个完全的“华夷”话语的时代，徐继畬的《瀛环志略》却特立独行地放弃以“夷”来指称西方各国，建构起一种具有近代意义的话语模式，构建了从传统观念的“天下”到近代意义的“世界”的新的认知体系。它为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转型和凝练，提供了最初的思想基石和历史资源。——王先明：南开大学中国社会史中心暨历史学院教授、博导

徐继畬及其《瀛环志略》成为西方人观察中国的风向标

19世纪中叶，徐继畬及其著作是西方人特别是传教士们观察中国的风向标。弼莱门的书评 《一部新的中文地理书》，主要翻译《瀛环志略》的内容；卫三畏的文章，则注重《瀛环志略》的学术意义。在中国人眼里作为观察世界之窗的《瀛环志略》，在西方人眼里却成为探询中国文化的一条路径。传教士们还认为，《瀛环志略》的刊行能够在知识和思想的层面帮助他们的在华事业。——吴义雄：中山大学历史系主任、教授、博导

《海国图志》以博见长《瀛环志略》以精取胜

《海国图志》以博见长，《瀛环志略》以精取胜。《瀛环志略》之长在“开眼看世界”，当时中国最高水平的世界历史地理书是《瀛环志略》。《海国图志》之长在主张“师夷长技”，亦即向西方学习，而向西方学习是鸦片战争以来历史发展的潮流，因此其历史地位要在《瀛环志略》之上。——郑大华：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博导

《瀛环志略》的开拓创新

冲破天朝帝国罗网，立足全球，放眼世界，是全书框架结构的开拓创新；关注发展变革，揭露英国骤富，赞誉美国民主，代表了记述内容的开拓创新；方志体与史书体混合运用，得心应手，融为一体，是编修体例的开拓创新。——张海瀛：山西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瀛环志略》是一部宣扬近代进步思想的教科书

徐继畬《瀛环志略》运用近代地理学理论和科学方法，记述五大洲、四大洋的地理形势和世界各国风土人情、历史沿革、山川城郭，地图绘制精细，方位准确。在写作风格和体例上也有突出特点：中国传统的舆地学观念，史地兼备的著述风格，初步形成近代城市功能的观念。《瀛环志略》反映了徐继畬强烈的忧患意识和师夷制夷的开放思想，曾经作为教科书进入京师同文馆学堂。——宋大川：北京市文物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瀛环志略》展现了一个真实的地球和世界

科学的态度、求实的精神、正视现实的勇气，是徐继畬所追求的，也是贯穿《瀛环志略》的灵魂。《瀛环志略》冲破了思想与社会习俗的约束，勇于承认他国的优点，勇于承认自己的不足，展现了一幅幅世界各国真实的社会画卷，也表现了作者的价值观和开放心态。——郭春梅：太原师范学院社科系教授

徐继畬为国人认识世界开启一扇窗

徐继畬的《瀛环志略》是中西文化对峙下中国对西方重新审视的杰作。《瀛环志略》确立了中国是世界一国的概念，揭示了工商可以富国的道理，表达了对西方资本主义民主政治制度的关注和欣赏。——殷俊玲：太原师范学院社科系教授

徐继畬的多元文化观

徐继畬最早抛弃陈腐的华夷观念，接受了近代地理学的宇宙观，认同多元的世界及文明。《瀛环志略》承认了在儒学之外存在的各种宗教，也是世界文化的部分，但是从作者流露的感情分析，他仍然认为儒学是最合理、完美的学说。——秦艳：山西省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研究人员

徐继畬的新思维携带着西方文明的影子

1865年，徐继畬入职清朝总理衙门，《瀛环志略》由总理衙门刊印，提高了中国人对西方的认知程度。以总理衙门大臣的身份兼职同文馆总管，为徐继畬的系列革新提供了有力支撑。然而，徐继畬作为一个对西方有着深刻认知的中国士人，他对同文馆进行的变革努力携带着许多西方文明的影子，因此受到以倭仁为代表的顽固派的攻击最终导致失败。——冀满红：暨南大学文学院历史系主任、教授、博导

徐继畬是坚定的爱国者是睿智的外交家

政治力学和政治行为心理学为研究政治、政治家和政治行为提供了科学的基本思路。徐继畬生平事迹给予我们重要启示：国家兴亡，世界和谐，匹夫有责。必须勇敢客观面对世界和面对自己。寄望明君和清官，不如确立严谨高效的民主与法治。——方强：陕西省司法厅原副厅长、西北政法学院教授

先知先觉的乡贤徐松龛

松龛先生160年前刊行《瀛环志略》，介绍世界形势及政治、经济、国际关系，期望清朝廷正确认识中国的环境，挽救危局。其见广明思，履霜知冰，对中国的维新、革命，抵抗列强瓜分，多次度过被灭亡的难关，而最终由弱变强，的确影响至深。他是一位先知先觉者。——原馥庭：台北《山西文献》发行人

徐继畬关心台湾事务

徐继畬任福建巡抚多年，期间留下80余件有关台湾事务的奏折，集中在台湾粮价、刑案、造船经费、驻台官兵俸饷、官员升迁、防备英人对台野心等几个方面。——席涵静：台北 《山西文献》社长、总编

《瀛环志略》在日本幕府时代有影响

日本文久辛酉版《瀛环志略》透露出的信息是，日本幕末志士仁人勇敢突破了江户幕府实行200多年的锁国令和禁止基督教书籍输入政策，他们突破了朱熹宣扬的华夷观念，而中国的华夷思想投胎转生到狭隘民族主义之中。——任复兴：徐继畬研究会会长、忻州日报记者

徐继畬是思想上带动洋务变法和明治维新的前瞻先知

徐继畬不只是一位山西乡绅，而是思想上带动洋务变法和明治维新的前瞻先知。美国国会图书馆现藏徐继畬的《瀛环志略》多种版本，都在说明徐继畬是一位从山西到华盛顿的中美外交使者。他对美国第一任华盛顿开创的民主制度的赞扬，永久镌存在华盛顿纪念碑上。——居蜜：美国国会图书馆亚洲学术研究部主任、博士

徐继畬的教育理论与实践

徐继畬的教育观体现在学校教育中，教育的内容可以说是家庭教育的照搬和延伸。徐继畬一生奉行“经世致用”，他的《瀛环志略》中处处体现着重视科技和教育的理念，表现中体西用、洋为中用的教育观。——高春平：山西省社会科学院历史所副所长、研究员

徐继畬是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筚路蓝缕的先驱者

时势的变化使迟暮之年的徐继畬重新回到政治舞台上，成为总理衙门大臣和首任总管同文馆事务大臣。在同文馆增设天文算学馆、招考科甲正途人员一事的论争中，与总理衙门的同事们一道取得了形式上的胜利，却遭受到实质上的挫折。同文馆的扩大计划没能如当初的设想来实现，但是徐继畬的努力毕竟为同文馆创造了通向更广阔发展空间的可能性。——林齐模：北京大学校史馆助理研究员

徐继畬的教育思想与实践活动影响巨大

徐继畬削职为民后，任平遥超山书院山长八年之久。他以严谨的治学态度，督课学子，潜心学术，培养后进，大大提升了超山书院的影响。同时，其开放思想也潜移默化影响着当地学子，对平遥的教育产生了有力的推动作用。——宋丽莉：山西省社会科学院人文中心副主任、助理研究员

徐继畬与晋商

徐继畬生活的年代，正是晋商在国内外商界活跃的时期，徐氏作为山西籍人氏，他知晓儒学，悉通外务，同时对晋商的兴衰之事、经营之道，也非常关注。他曾为晋商族人多次撰写“寿序”，对为蒙古地方与内地商贸的开放是晋商兴起原因也有探索。——张舒：山西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人员

徐继畬对家乡有着卓越贡献

徐继畬的一生，都同家乡有着密切联系。为官时清正廉洁，关注山西地方政务，为整肃吏治作了诸多努力。退职还乡后督办团练，维持地方治安；书院讲学时全身心致力地方教育，同时关注地方商业的发展。徐继畬对家乡做出了不朽的贡献。——赵俊明：山西省社会院历史所助理研究员

山西并不闭塞

阎宗临先生曾以中西交通史为学术专长，本人也是一个走向世界的山西人，他曾经注释法显的《佛国记》、刘祁的《北使记》、刘郁的《西使记》和樊守义的《身见录》，曾准备研究徐继畬，但没能完成。正是因为如此，我们得出“山西虽然是内陆省份，但并不闭塞”的结论。山西与世界的联系，是山西地方史研究的重要领域。——阎守诚：首都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导

学界应重视研究徐继畬及其《瀛环志略》

徐继畬近代化思想是学界关注的中心问题，对于徐继畬的爱国思想、徐继畬与外部世界的交往关注度也很高。《瀛环志略》是近代中国人探求外部世界过程中的一部重要著作。进一步深化徐继畬研究，依然是中国近代史乃至中国改革开放史研究的新课题。——岳谦厚：山西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导

倡议成立全国性的徐继畬研究会

山西和广东两省都有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两省对本土的历史文化都很重视。广东的近代历史文化名人，如屈大均、容闳、康有为和梁启超，与徐继畬或相似，或相同。倡议应以山西为主，成立一个以北京、山西、广东、广西、福建联合起来的全国性的徐继畬研究会，各省设立分会，促进徐继畬研究的深入进行和不断提高。——丘克军：南方报业传媒集团副总编辑、编审

要用开放的心态研究徐继畬

《瀛环志略》是徐继畬经邦治国的传世力作，是向国人介绍近代世界大势的优秀著作，也是中外文化交流、文化融合的一座丰碑。用开放的胸怀来着眼大势，全方位的开放可以为改革提供动力、压力和活力。我们应该用现代的眼光和时代的高度重新审视、认真研究徐继畬及其著作，应该迅速把徐继畬这个重要历史人物搬上银幕，搬上舞台，让世界重新认识山西。——郭裕怀：原山西省政协主席

曾著有《退密斋时文》《退密斋时文补编》，编有《举隅集》和《超山书院课程》等。徐继畬的大部分著述都收入《松龛先生全集》中。

徐继畬十分热爱中国古代文化遗产，公务之暇，便潜身研究古代文化。特别是落职归乡，在超山书院教书的岁月里，他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到了古代文化遗产的整理、研究之中，评点与撰写了大量的著作。1989年，山西省三晋文化研究会在五台县徐氏后代家中发现了他的《后汉书批注》手稿，完整无缺，十分宝贵。书中朱墨批注，除文字注释外，多为评论及阐述己见之批语。在研究《汉书》与《后汉书》的基础上，徐继畬于平遥超山书院讲学时开始撰写《两汉郡国今地考略》，至咸丰八年（1858年）已撰成《两汉幽并凉三州今地考略》，又撰《沿边十郡考略》，又撰《沿边十郡考略总论》。徐继畬还深入研究了方志学，对地方志的撰写编排体例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并按自己的理论重新编撰《五台新志》。《古诗源》是清沈德潜编选的自上古至隋代的古诗和歌谣汇集。徐继畬对此书随诗随批，阐述了自己的见解。民国年间曾刊印出版。1989年，三晋文化研究会在五台县徐氏后代家中发现该书残本。

徐继畬还是一位感时伤怀的诗人，并有诗篇258首。

撰【北社李氏】十七世李夺秀碑记

父亲徐润第，进士出身，任过内阁中书，湖北施南府同知等职。

徐继畬后人捐297件传家宝换城市户口 26年后仍是农民。1989年，徐继畬第六代孙女徐惠云作了决定，要将这笔庞大的遗产捐赠给太原的三晋文化研究会。它们的回报是，三晋文化研究会帮助解决徐继畬七世孙徐进伟等人的城市户口。26年过去了，当年解决户口的愿望成为泡影，徐家捐赠出的绝大部分文物移交给了山西省博物馆（如今改名为山西博物院）。还有近30件文物却在此前下落不明，至今无从寻觅。

徐继畬，字松龛，山西五台人。道光六年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迁御史。迭疏劾忻州知州史梦蛟、保德知州林树云营求升迁，登州知府英文讳灾催徵，荣河知县武履中藉事科敛。又疏请除大臣回护调停积习。

又疏陈政体宜崇简要，略谓：“皇上广开言路，诸臣条奏苟有可取，无不通行训谕，惟是积习疲玩已久，煌煌圣谕，漠不经意，轻亵甚矣。臣以为诸臣条奏，或非大体所关，或非时务所急，原不必悉见明文。若事关切要，圣虑折中，期必行者，即降谕旨，宜重考成。度其事之难易，限年兴革。如仍前玩视，本案外重治以违旨之罪。此教令之宜简也。六部则例日增，律不足，求之例；例不足，求之案：陈陈相因，棼乱如丝。论者谓六部之权，全归书吏。非书吏之有权，条例之烦多使然也。臣以为当就现行事例，精审详定，取切事理者，事省十之五，文省十之七，名曰《简明事例》，使当事各官得以知其梗概，庶不至听命书吏。此则例之宜简也。考功、职方，议功议过，使百僚知劝惩也。现行之条，苦太繁太密，不得大体。尝见各直省州县有莅任不及一年，而罚俸至数年十数年者，左牵右掣，动辄得咎。且议处愈增愈密，规避亦愈出愈奇，彼此相遁，上下相诡，非所以清治道也。臣以为各官处分，凡关国计民生，官箴品行，不妨从重从严；其事涉细微，无关治体，与夫苛责太深，情势所难者，当准情酌理，大加删削。此处分之宜简也。”疏入，上嘉纳。旋召入对，论时事至为流涕。

十六年，出为广西浔州知府，擢福建延邵道，调署汀漳龙道。海疆事起，敌舰聚厦门，与漳州隔一水，居民日数惊。继畬处以镇定，民赖以安。二十二年，迁两广盐运使，旬日擢广东按察使。二十三年，迁福建布政使。二十六年，授广西巡抚，未赴官，调福建。闽浙总督刘韵珂以病乞假，继畬暂兼署总督。福州初通商，英吉利人僦居会城乌石山神光寺，士民大哗，言路以入告，上命韵珂、继畬令其迁徙，久之乃移居道山观。士民以继畬初不力拒，终不慊，言者屡论劾。继畬初入觐，宣宗询各国风土形势，奏对甚悉，退遂编次为书曰《瀛寰志略》，未进呈而宣宗崩，言者抨击及之。

咸丰元年，文宗召继畬还京，召对，称其朴实，寻授太仆寺少卿。诏求言，继畬上疏，略谓：“国家崇尚俭朴，大内宫殿，一仍明旧。惟圆明园为三时听政之地，避暑山庄为秋狝驻跸之地，两处规模，至乾隆间而备。宣宗皇帝暂停秋狝，热河工程一切报罢，惟自正月至十月恒驻圆明园。然三十年中，未尝增一堵一椽，游观不及诸坐落，或报应修，辄令撤去，以故内帑发出外库前后凡千数百万。数年以来，园亭久旷，或谓先朝堂构，不应坐听雕残。方今军务未完，河工未毕，亦料无暇及此。将来两事告蒇，内库稍充，保无以营缮之说尝试者，伏望皇上坚持，苟非万不得已之工程，一切停罢。至装修陈设，珍奇玩好，可省则省，无取铺张，此土木之渐宜防也。孔子删《诗》，以《关雎》为首，义取挚而有别。匡衡之说有曰：‘情欲之感，无介容仪；宴安之私，不形动静。’其言有别，可谓深切著明。第以事涉宫闱，绝听睹，非臣子之所敢言。虽有折槛之忠，牵裾之直，止能言得失殿廷，岂能争是非宫壸？故圣帝明王，即以是为修省最切之地。皇上至刚无欲，迩者释服礼成，将备《周官》九御之制，衍《大雅》百男之祥。窃以为圣德日新，肇基此，此宴安之渐宜防也。自古壅蔽之患，由言路不通，然亦有言路既通，而壅蔽转生不觉者。皇上御极之初，即以开言路为务。自倭仁一疏，手诏褒嘉，言事者纷纷而起。迩因天旱求言，又复谆谆奖诱，举空言塞责、受人指挥、激直沽名三弊为戒。臣庶大半中材，臣以为空言塞责，事出庸愚，一览掷之，无关轻重。激直沽名，由器小，皇上予以优容，适足以见圣度。至受人指挥，事涉营私，果其确有可凭，必当明正其罪。总之群言淆乱，衷诸圣人，亦在皇上权衡酌量而已。臣窃计在京言事者，约分三等：以章奏陈者，曰九卿、科道；以章奏陈兼得面陈者，曰部院大臣；不以章奏陈而时得面陈者，曰内廷王公。此三者各有所优，亦各有所蔽。九卿、科道，爵秩未崇，少回翔之意，闻见较广，多采访之途，以风节相磨，以弹劾为职，此其所优也；其所蔽则前之三弊是也。部院大臣，久在朝列，受恩效忠，明习时事，此其所优也；然阶级既崇，天颜日接，顾忌矜慎，胸臆所存，莫能倾吐其十一，此则其所蔽也。内廷王公，国家肺腑，外无私交党援之患，内无希幸爵赏之心，此其所优也；然法制綦严，例不与外人交接，廷评舆论，所不尽闻，此则其所蔽也。皇上明目达聪，幽隐毕照，而臣乃鳃鳃过虑者，诚恐言事者限才识，未能仰副渊衷，致皇上察纳虚怀，不免怅然而思返，此壅蔽之渐宜防也。昔唐臣魏徵有十渐之疏，太宗嘉纳，千古以为美谈。夫渐者，已然之词也。正之已然，何如防之未然。臣谨师其意，衍为三防之说，极知迂陋，无补高深，伏冀几馀采纳。”上优诏报之。

咸丰二年，吏部追论继畬在巡抚任逮送罪人迟误，请议处，乃罢归。寻丁母忧。粤匪北犯，攻怀庆，山西巡抚哈芬檄太原总兵乌勒欣泰率兵防泽州，迁延未即赴。贼渡河陷垣曲，哈芬出驻阳城，布政使郭梦龄疏乞援，继畬亦具疏借布政使印驰奏，上为罢哈芬巡抚，以王庆云代之。继畬条举防守诸事以告，寻奏请令继畬督办防堵。事定，居数年，回、捻交乱，又命督率官绅总办各府州团防。继畬驻潞安年余，亲历辽州、上党、阳城诸要隘，措置详备，署巡抚沈桂芬甚重之。同治二年，召诣京师，命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行走。寻授太仆寺卿，加二品顶戴。五年，以老疾乞归。

继畬父润第，治陆王之学。继畬承其教，务博览，通时事。在闽、粤久，熟外情，务持重，以恩信约束。在官廉谨。罢归，主平遥书院以自给。寻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