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历朝鲜战争，又称万历朝鲜之役、万历援朝战争（朝鲜称：임진조국전쟁/壬辰祖国战争；韩国称：임진왜란/壬辰倭乱；日本称：文禄・庆长の役/文禄庆长之役），指1592年—1598年（明万历二十年至二十六年，日本文禄元年至庆长三年）中朝人民抗击日本侵略朝鲜的战争。

因为这场战争发生在明朝万历年间，所以中国称为万历朝鲜战争、万历抗倭援朝、朝鲜之役，与宁夏之役、播州之役合称为万历三大征。

还因1592年是壬辰年，朝鲜半岛将其称之为壬辰倭乱，第二次称为丁酉再乱，或将两次合称为壬辰卫国战争；日本天皇在战争爆发的那一年改年号为文禄，日本称为文禄之役，第二次称为庆长之役，或合称为文禄-庆长之役。

主词条：万历中兴、万历三大征

16世纪中叶，明王朝已统治中国两百年。这一时期的明朝一度面临内部财政危机、外部“南倭北虏”的困境。隆庆以来，在高拱、张居正等人的主持下，明朝实施了考成法、清丈土地、推广一条鞭等改革措施，提高了行政效率，扩大了财政收入。1581年（明万历九年）的户部尚书张学颜曾言：“正供所输太仓，有九年之积，自国初至今，未有积贮如是充裕者。”另一方面，东南沿海倭寇的平息和北方“俺答封贡”的实现也为明朝赢得相对和平的国际环境，唯有尚未服从明朝的左翼蒙古（察哈尔、内喀尔喀等部，明朝称为土蛮、炒花等部）以及新兴的女真王杲、王兀堂对辽东造成一定困扰，但在辽东总兵李成梁的镇守下未成大患，王杲、阿台父子及王兀堂的势力也相继被消灭。不仅如此，明军还在抵抗“南倭北虏”的过程中积累了大量作战经验，对虎蹲炮、大将军炮、灭虏炮、佛郎机等火器的运用也愈发熟练，诞生了以《纪效新书》为代表的新式兵法，兵学出现快速发展的趋势。总之，明朝在万历初年呈现国富兵强、蒸蒸日上之局面，故这一时期被称为“万历中兴”。

1582年（明万历十年），俺答和张居正相继去世，明神宗亲政，这导致明朝内外局面都发生改变。张居正死后受到清算，继任首辅张四维、申时行没有延续其改革路线，为政以宽纵协调为主，造成“吏贪而民玩，将惰而兵骄”。而明神宗从1587年（明万历十五年）后深居简出，很少上朝，又发生国本之争，自万历十五年（1587年）起，几乎连年有大臣奏请立皇长子朱常洛为太子，都不为神宗所允，到万历朝鲜战争前夕，更有黄正宾、孟养浩等官员因建储问题而受廷杖，导致朝局不安，埋下日后东林党争的种子。就外部而言，俺答的继承者扯力克难以约束部众，西北河套、大小松山、青海一带的蒙古部落（即明朝所谓的“套寇”“松寇”“海寇”）又开始侵扰明朝，再加上依旧活跃于辽东塞外的土蛮等部和西南蠢蠢欲动的土司杨应龙与侵扰云南的缅甸等势力，明朝的边患又有所加剧，国计民生也受到影响。1590年（明万历十八年），内阁首辅王家屏就指出了这种困境：“套虏蠭屯于陕，土蛮猖獗于辽，贡市诸夷复虎啖狼贪于宣、大，虚内以事外，内已虚矣，而外患未休；竭民以供军，民已穷矣，而军饷积缺。”明朝的掘墓人之一努尔哈赤也正是在此时逐渐坐大。不过，即使冒出了这些危机的苗头，但到万历朝鲜战争爆发时为止，离张居正去世也只有10年，“万历中兴”所积累的家底尚未耗尽。明朝的国力依然支撑得起大规模战争，因此也就有了16世纪90年代的所谓“万历三大征”的战果。

主词条：战国时代、安土桃山时代

日本早在12世纪末便进入武家时代，公家（朝廷）日渐式微，武士逐渐成为日本社会的中心，镰仓幕府、室町幕府相继登场。作为实质性中央政府的幕府通过任命守护或守护代的形式来控制地方，但这种格局随着1467年（日本应仁元年）应仁之乱的爆发而被打破，日本进入了长达百年的“战国时代”，原来由幕府任命的守护（守护大名）转换为割据自立的战国大名（即“大名领国制”），互相争雄，下克上盛行，社会秩序大乱。在这一过程中，西方传来的火器尤其是铁炮得到广泛运用，使日本武士的整体战斗力有较大提升。善于运用铁炮的尾张国大名织田信长在战国群雄中脱颖而出，在1568年（日本永禄十一年）上洛，1573年（日本天正元年）废除室町幕府，1575年（日本天正五年）的长篠之战中充分运用铁炮击溃最大对手武田胜赖，1576年（日本天正四年）迁至安土城，开启了安土桃山时代。尽管织田信长在1582年（日本天正十年）被家臣明智光秀逼死，但由足轻众起家的丰臣秀吉（羽柴秀吉）继承了他的事业，四处征伐，成为关白（后退为太阁），到1590年（日本天正十八年）在小田原合战中平定了关东的北条氏、实行奥州仕置，从形式上实现了日本的统一。

尽管丰臣秀吉统一了日本，但大名领国制继续存在，许多大名并未被消灭，只是臣服于他，仍保留自己的石高、家臣团和军队。在这种局面下，丰臣秀吉采取了一系列旨在巩固自身权力、重建社会秩序并加强对诸大名的控制的举措，代表性的举措就是太阁检地、惣无事令与刀狩令。不仅如此，他还准备动员诸大名去征服全世界，而第一个目标就是征服中国明朝。由于当时东亚宗藩体系的松动（参见本目录下“东亚关系”的部分），丰臣秀吉没把明朝放在眼里，将明朝轻视为“处女”，而日本是尚武的“弓箭之国”，必能战胜大明这种文弱的“长袖之国”，又说“汉土专文书保世，和国以弓箭治国”。他先后给琉球、印度果阿、“高山国”、吕宋（西属菲律宾）等都发送了要求臣服入贡的国书，在这些国书中无不宣称日本是神国、夸耀自己统一日本的功绩，并且毫不掩饰自己要征服明朝的野心。而要直取明都北京，最便捷的道路无疑是借道朝鲜进入辽东，再入山海关。丰臣秀吉为此与朝鲜展开交涉，直至发动战争。

主词条：朝鲜王朝、李昖

在当时的东亚三国中，朝鲜是相对而言最和平的国家。到日本入侵朝鲜为止，朝鲜王朝已开国整整二百年，在前一百年有数次针对女真和对马岛的战争，规模最大者也不过1491年（明弘治四年）对兀狄哈（野人女真）的讨伐（出兵20000人）。后一百年则不曾有过大规模军事行动，只有在边境同女真人的偶发冲突以及倭寇的低烈度骚扰（三浦倭乱、蛇梁倭变、乙卯倭变等）。正因为如此，朝鲜也是当时东亚三国中战斗经验最少、武器更新换代最慢的国家，从而造成了武备极度松弛的状态，正所谓“升平二百年，民不知兵”，整个社会也弥漫重文轻武的风气，庆尚道一带更是“人有子兄弟，一子能文，则坐于堂上；一子业武，则坐于庭中，如视奴隶”，因此朝鲜宣祖将朝鲜军事的脆弱归咎于庆尚道的这种风气带坏了朝鲜。除了武备不修，兵源匮乏也是困扰朝鲜的难题。朝鲜的军制也陷入瓦解的状态。朝鲜王朝本来实行的是类似中国府兵制的兵农一致的军事体制，以义兴卫（中卫）、龙骧卫（左卫）、虎贲卫（右卫）、忠佐卫（前卫）和忠武卫（后卫）管理全国良民，轮番服役。到了16世纪，这种军制弊端丛生，许多良民不愿服役，许多人通过缴纳布匹（当时布和米充当朝鲜的实物货币）来找贱民代替服役，称之为“代立”。由于“代立”价格不断高涨，导致良民逃亡，因此朝廷在1541年（明嘉靖二十年）颁布“军籍收布法”，将这种方式合法化，让良民向官府缴纳布匹（即“军布”），免除军役。而地方军也普遍“放军收布”，即遣散来服役的良民，强制收取布匹，从而让将帅中饱私囊，以致“债帅”之讥甚嚣尘上。而且，官府所收的布匹并非专用于雇佣“代立”上，大部分被用作其他经费。就这样，旧军制（府兵制）瓦解的同时并未建立起新军制（募兵制），造成朝鲜兵源稀缺，几乎没有像样的军队。1583年（明万历十一年），女真尼荡介骚扰朝鲜，朝鲜手忙脚乱，一度无法组织有效抵抗，使一些有识之士开始担忧国防问题，如时任兵曹判书李珥在经筵上向宣祖提出“养兵十万论”，不仅柳成龙当场以“无事养兵即养祸”为由来反驳，而且此时朝鲜积弊已深，难以在短时间内振刷武备。

除了军事上的不堪一击，朝鲜在政治、经济、社会等各方面的情况也不容乐观。16世纪前期，朝鲜勋旧、士林两大势力斗争，引发四大士祸，最终以士林得势结束。到了朝鲜宣祖在位时，士林又分化为东人和西人，东人很快分化为南人和北人，开启了朋党之争，酿成了己丑狱事这种流血事件。在经济上，朝鲜本来就贫穷，加上过重的贡物负担、“防纳”的弊端和军布负担增加等等，引发大量农民逃亡，使朝鲜财政状况不断恶化。在政治、经济状况都在走下坡路的情况下，朝鲜社会也逐渐动荡不安，民众对朝鲜王朝身份制度日益不满，“民乱”时有发生，如16世纪60年代的林巨正之乱。当时朝鲜的情形正如一名叫梁千会的生员所指出的那样：“我国土瘠民贫，赋役烦重，农无连岁之稔，民鲜一年之蓄……方今朝廷之上，贪婪堵立，廉耻都丧。在位之臣唯以植党营私、荣身润屋为事，而边将有债帅之讥，守令皆善事之人，上下交征，皆以割剥元元为务。”总之，在日本入侵朝鲜之前，表面和平稳定的朝鲜内部已矛盾丛生、危机四伏。

东亚地区长期存在以中国为中心的宗藩体系（朝贡体系），朝鲜半岛一直是该体系中最重要的藩属国之一，而日本则长期游离于该体系之外。蒙古人在中国建立元朝后，试图通过战争来征服日本（元日战争），但以失败告终。明朝开国后，在力求继承元朝的宗藩体系的同时，也试图招谕日本来朝贡。15世纪初，随着朝鲜国王李芳远和日本室町幕府将军足利义满先后获得明朝册封，日、朝两国均加入该体系，但对明朝的依赖情况有很大差异。朝鲜不仅定期遣使朝贡于明，还自觉在国内遵用明朝年号、恪守诸侯法度，标榜“至诚事大”，日本侵朝不久前结束的“宗系辨诬”一案即反映出朝鲜王权的合法性依托于明朝的权威；而日本只是为了在朝贡贸易中获益，由幕府将军代替真正的君主（天皇）接受明朝册封，国内依然用自己的年号、僭越帝制，以“神国”自居（参见神国思想）。因此朝鲜宣祖有朝鲜是中国“孝子”而日本是中国“贼子”之说。日、朝两国之间则在宗藩体系下以对马岛为媒介进行平等往来（朝鲜称为“交邻”），对马岛与朝鲜缔结《癸亥约条（癸亥条约）》，通过与朝鲜的贸易来获取必要物资。东亚三国的这种交往模式使一度猖獗的倭寇现象逐渐消弭，维持了百余年的和平。

15世纪后期，东亚三国在宗藩体系下所维持的平衡状态开始逐渐发生微妙变化。日本进入战国时代后，与朝鲜、明朝的官方往来先后中断，逐渐脱离了东亚宗藩体系，取而代之的则是武装走私的倭寇猖獗，尤其在16世纪中期对明朝东南沿海造成严重破坏，最终被明朝将领戚继光、俞大猷等平息。朝鲜亦受到对马岛的骚扰（三浦倭乱、蛇梁倭变、乙卯倭变等），但规模不大，并通过《壬申约条》《丁未约条》来限制同对马岛的贸易。与此同时，大航海时代的到来使以葡萄牙为首的西方商船进入东亚，也让朝贡贸易及其所依托的海禁政策更加松动。日本在东亚三国中接触西方相对较多，并从与葡萄牙人的贸易（南蛮贸易）中获益。天主教（吉利支丹）在日本尤为盛行，以致丰臣秀吉不得不推出“伴天连追放令”来加以管制。因此，16世纪以来东亚国际关系所呈现的这种变化也成为丰臣秀吉敢于挑战以中国为中心的传统东亚秩序的重要背景。

虽然有野史记载丰臣秀吉在织田信长生前说对他说要“席卷明国，合三国为一”，但史料中丰臣秀吉最早提到要“入唐”的时间是1585年（日本天正十三年）九月初三日，他在写给家臣一柳末安（一柳直末）的文书中有“唐国迄”的字样。此后，在1586年（日本天正十四年）八月五日给安国寺惠琼和黑田孝高等的朱印状以及1587年（日本天正十五年）十月十三日给诸将的朱印状、十月二十一日给相良宫内大辅的朱印状、1588年（日本天正十六年）正月五日给小早川隆景的朱印状、四月六日谕关东、奥羽诸侯的书状等都有“唐国まて”、“唐国迄”等文字。在1587年（日本天正十五年）结束九州征伐后，丰臣秀吉在五月二十九日给夫人北政所的信中更有“余生存中必加唐土于我版图”之句。由此可知，在丰臣秀吉统一日本前，他要进攻明朝的野心已昭然若揭。

而要灭亡明朝的最便捷的方式就是向朝鲜借道，要沟通朝鲜则需要对马岛作为中介。在1587年（日本天正十五年）征服九州后，丰臣秀吉于六月指示对马岛主宗义调敦促朝鲜国王“参洛”（来京都朝见日本天皇），以示臣服，否则将加以“诛罚”。对马岛以丰臣秀吉的口吻写了一道国书，内有“天下归朕一握”之语，并依例请朝鲜派通信使，于九月由家臣柚谷康广（朝鲜称橘康广）带到朝鲜。朝鲜方面打听到的情报是丰臣秀吉（朝鲜及明朝称“平秀吉”）是弑君自立的，不愿与之交往，便借口不辨水路而拒绝派遣通信使。丰臣秀吉闻讯大怒，杀了柚谷康广。1589年（明万历十七年，日本天正十七年）三月二十八日，丰臣秀吉致书宗义调之子宗义智，表示如果朝鲜国王不能再今年夏天参洛，他就要派在肥后的家臣小西行长、加藤清正率领筑紫国之兵攻打朝鲜。宗义智请求自己先行渡海劝说朝鲜国王，劝让加藤清正、小西行长暂缓出兵。丰臣秀吉同意，于是宗义智率博多圣福寺的僧人景辙玄苏及家老柳川调信等出使朝鲜。六月，宗义智一行抵达朝鲜，谒见朝鲜宣祖，提出派遣通信使的请求。朝鲜方面则要求对马岛先交出几年前曾引导倭寇入侵朝鲜全罗道竹岛一带的奸民，并送回俘虏，宗义智同意，派柳川调信至对马岛，将十多名朝鲜奸民以及三名倭寇头目押赴朝鲜，又送还了先前被倭寇俘获到日本的116名朝鲜人，以表诚意。朝鲜宣祖大喜，于同年十一月派正使黄允吉、副使金诚一携国书出使日本。

1590年（明万历十八年，日本天正十八年）三月六日，宗义智带领朝鲜通信使东渡日本。七月二十一日，一抵达日本京都，其时丰臣秀吉正在收尾他统一日本的最后一战——小田原之战，九月一日从关东回到京都，十一月初七日在聚乐第接见朝鲜通信使。他在宴会上抱着自己的爱子鹤松嬉笑，显得十分无礼。其后又给了朝鲜答书，在信中称朝鲜国王为“阁下”，称通信使来日是“入朝”，礼物是“方物”，不仅炫耀自己统一日本的“大业”，更提到“本朝开辟以来，朝廷盛事，洛阳（京都）壮丽，莫如此日也。夫人生于世也，虽历长生，古来不满百年焉。郁郁久居此？予不屑国家之隔山海之远，一超直入大明国，易吾朝风俗于四百州，施帝都政化于亿万斯年者，在方寸中。贵国先驱而入朝，有远虑无近忧者乎？远邦小岛在海中者，后进者不可许容也。予入大明之日，将士卒临军营，则弥可修邻盟也。予愿无他，只显佳名于三国而已”，直言不讳地要求朝鲜借道供日本侵略明朝。翌年正月，朝鲜通信使在对马岛的护送下回到朝鲜，同时宗氏致信朝鲜，提出日本借道朝鲜入侵明朝，并要求朝鲜作为日军的向导。六月，宗义智亲自来到朝鲜釜山，对朝鲜地方官表示：“关白欲攻大明，贵国地方当骚扰。贵国若能报明国，使讲和通好，可以免患。”

朝鲜并未对日本的借道要求作出任何答复，而是在判断丰臣秀吉的真实意图如何，以及苦恼如何将此消息转告明朝，因为朝鲜君臣担心的是明朝得知朝鲜私自与日本交往会怪罪下来，进而怀疑朝鲜与日本合谋侵明。而这种问题又牵涉到党争，归来的正使黄允吉（西人）判断“必有兵祸”，并评价丰臣秀吉“目光烁烁，似是胆智人也”，金诚一（东人）则说：“其目如鼠，不足畏也。”并谴责黄允吉动摇人心。对于通报明朝的问题，领议政李山海（东人）认为通报明朝会泄露朝鲜私通日本之举，大司宪尹斗寿（西人）则力主不可欺骗上国，必须通报明朝。朝鲜宣祖兼顾双方意见，在应对丰臣秀吉的挑衅的问题上，命令庆尚、全罗、忠清三道修筑城池，整顿器械，防备日军。又接受左议政柳成龙之意见，提拔李舜臣为全罗左水使，加强水师。但朝鲜南部多年没有战事，军民抱怨，效率极低。在通报明朝的问题上，采取从轻奏闻的方法，让祝贺明神宗生日的圣节使金应南假托被掳漂流人之口来报告日本入侵明朝的企图。

就在1591年（明万历十九年，日本天正十九年）上半年朝鲜内部为了丰臣秀吉借道而引发的各种问题争论不休时，琉球国已在同年闰三月向明朝报告了丰臣秀吉来年九月将以朝鲜为向导入侵明朝的消息。先是通过海商陈申等报告福州，但明朝地方官还不信，把他当做日本间谍投入狱中；接着在七月，琉球世子（已即位，尚未册封，对明朝称“世子”）尚宁盖印的咨文正式传到北京，为明神宗所知，这才引起明廷的重视。八月，明朝兵部命辽东都司移咨朝鲜，核实此事是否属实。朝鮮得报，赶紧回咨辩解没有导倭之事，又在十月派韩应寅出使明朝辨诬。与此同时，明朝又从旅日福建人许仪后那里收到了更确切的情报。为应对丰臣秀吉即将入侵的事态，明廷迅速加强东南沿海的海防，并让琉球国继续搜集丰臣秀吉侵明的情报。另一方面，也要求朝鲜联络暹罗、琉球等其他藩属国，准备先发制人，出兵日本。同年冬，朝鲜通过冬至使李裕仁上奏明廷，以自己“短于轮橹，不习下洋''为由婉拒了明廷动员诸属国先发制人、出兵日本方案。翌年春，宁夏之役爆发，明朝更无暇顾及朝鲜问题。

丰臣秀吉迟迟没有接到朝鲜的回音，再加上爱子鹤松在1591年（明万历十九年，日本天正十九年）八月五日夭折，他悲痛欲绝，欲通过打仗来发泄，加速了其出兵的步伐。在鹤松夭折第二天，他就招来相国寺的僧人西笑承兑，正式宣布将于来年三月出兵朝鲜。九月二十四日，丰臣秀吉下达了“入唐”的军令，称“朝鲜既遣使归服，师至，勿掳掠。若或改图，岂敢抗前行？至于汉土，文弱成习，不能当我武必矣”，命加藤清正、小西行长、黑田长政等以九州军作为先锋，毛利辉元及四国军为次队，相继渡海，并建行营于名护屋，自己亲临坐镇，断言“龙虎之将，熊罴之士，飚击而进，电掣而过，战胜攻取，前歌后舞，四百余州（指中原）可指顾而定矣”。1592年（万历二十年，日本天正二十年、文禄元年）正月初五日，丰臣秀吉将大部分兵力集结在肥前的名护屋，开始部署远征军队，约10万人留守日本，约20万人出征朝鲜，并申明约束军纪，不得扰民。正月十八日，丰臣秀吉派小西行长与宗义智率先渡海至朝鲜，最后确认一次朝鲜是否愿意作为日军“入唐”的向导，要求他们二人在三月内报告消息。但直到三月十三日，小西行长、宗义智还滞留对马岛。丰臣秀吉等得不耐烦了，便下令诸将相继渡海，挑起了侵略朝鲜半岛的战争。

为了侵朝鲜，丰臣秀吉早在1591年开始进行准备，正月时就已经对各大名下达水军部队兵员的征召动员令：

东起常陆，经南海至四国、九州，北起秋田、坂田至中国，临海各国诸大名领地，每十万石准备大船两艘。各海港每百户出水手十人，乘各国诸大名所建之大船；若有多余，则集中至大阪。秀吉本军所用船只，各国大名每十万石建大船三艘、中船五艘。所需建造费用，由丰臣秀吉拨给；各国大名将所需建造费用，以预算表呈报，先拨给一半，待船建造完毕后，再行付清。水手每人给予两人俸米，其妻子食粮另外给付。军阵中所雇用之下人妻子，亦一律给予食粮。以上所述及之各船舶、水手，皆须于天正20年（1592年）春季时，集中于摄津、播磨、和泉三国各港口。到了同年3月时，亦决定了陆军部队兵员的征召动员令。

各国诸大名每万石应征召人数各地不同：四国、九州600人、纪州500人。畿内400人。骏河、远江、三河、伊豆300人，由此以东，200人。尾张、美浓、伊势、近江350人。若狭、越前、加贺、能登300人。越后、出羽200人

1592年3月，丰臣秀吉共调动了军队30万6250人，以15万8700人之陆军部队区分为九个军团渡海至朝鲜作战，以宇喜多秀家为总指挥官。

再加上九鬼嘉隆率水军8750人和七百艘舰船作运输士兵和海战之用。（如下表所示）

另外为了补充兵源，命德川家康、前田利家、上杉景胜、蒲生氏乡、伊达政宗将他们的旗下军队集结在肥前名护屋（佐贺县）作为预备队，共10万5千人。

在战略上，采用德川家康的提案，确定了“陆海并进”、“以强凌弱”、“速战速决”的战法；以水军保证陆军的战略物资供应，陆军分三路齐头并进，一举占领朝鲜。

在一切工作准备就绪后，丰臣秀吉以朝鲜拒绝辅助日本攻明为由，于4月正式开始了对朝鲜的战争。

1592年4月12日其第一军团一万八千七百人渡海至对马岛待命。4月13日九军出发之命到达，4月14日侵朝的日军首先于釜山登陆，19天后的5月2日克朝鲜王京汉城，1592年6月15日陷平壤。

朝鲜虽在本土能够动用的军队很多，但战斗不力。

后面对日军的大举侵略，朝鲜各地的有力乡士自组义军，如庆尚道星州的郭再祐于1592年4月21日组织义兵，屡次令安国寺惠琼败战使其无法顺利进入全罗道，甚至在1592年10月10日的第一次晋州城之战中击退细川忠兴和长谷川秀一的大军，人称“天降红衣将军”，还有郑仁弘、孙仁甲、金沔等也令毛利辉元无法顺利占领庆尚道。

全罗道光州的金千镒、全州高敬命也于1592年6月1日组织义兵，忠清道公州出身的赵宪、僧人灵圭则于1592年7月3日整顿兵力，联合抵抗小早川隆景、立花宗茂等日军第六军团，其中经历清洲城之战、梁丹山之战、两次锦山之战。另外还有京畿道海州的李延馣对抗黑田长政，以上皆妨碍了日军的前进。但是朝鲜武备废弛，仅仅一个月即“三都守失，八道瓦解”。日军所到之处，焚烧劫掠，仅晋州一地，军民被屠杀者6万人。

1592年5月8日朝鲜宣祖李昖仓皇出奔平壤，随后，日军第一、第二、第三军团追击而至，突破临津守备攻陷开城，李昖离开平壤，再继续流亡至中朝边境的义州，并遣使向宗主国明朝求援。

当时朝鲜全国八道已失，仅剩平安道以北，靠近辽东半岛义州一带尚未为日军所陷，李昖认识到若没有明朝的帮助，根本不可能光复朝鲜，因此便派几批使臣去明朝求救。朝鲜的使臣们除了向万历帝递交正式的国书外，分别去游说明朝的阁臣、尚书、侍郎、御史、宦官，甚至表示愿意内附于明朝，力图促使明朝尽快出兵援朝。

对于明朝而言，朝鲜的告急难以让人遽然相信。明廷的质疑也情有可原。实际上，在战争爆发前夕，明朝就曾通过在日本的华人以及琉球的渠道，得到日本即将入侵中国的情报。而朝鲜方面，对于日本的威胁利诱并让该国一起入侵明朝的阴谋却讳莫如深，一直遮遮掩掩。朝鲜政府内部曾围绕着要不要向明朝通报日本的侵略意图而发生激烈争论，大提学柳成龙主张应及时将日本侵略意图通告给明朝，而左相李山海则担心明朝指责朝鲜私通日本而主张隐瞒此事。最后，朝鲜决定采取“从轻奏闻”的策略，派圣节使金应南向明朝报告日本意欲侵犯大明之事，但只称消息是来自漂流人的传闻，而隐瞒了日本使臣玄苏往来朝鲜的事实。

但是，明朝通过琉球和在日福建商人等途径，已经获知了日本侵略中国的意图，并且得到情报说朝鲜已经屈从日本，要做日本侵略明朝的向导。明朝拿这些情报咨问朝鲜，朝鲜遂派出陈奏使韩应寅向明朝报告日本恐吓胁迫朝鲜，意图侵略大明等情况，认为琉球的情报乃诬蔑朝鲜的“流言”，为朝鲜辩白。同时澄清朝鲜不但没有结党日本、做日本人的向导，反而严词拒绝了日本“借道”等要求。

朝鲜陈奏使的报告，一定程度上减轻了明朝的疑虑，但是并未完全消除明朝疑虑。万历二十年四月，丰臣秀吉侵朝，事发突然，朝鲜当即派使臣前往明朝求救。但当时依然有朝鲜勾结日本，为日本先锋的说法。为此，明朝只得不断派人前往朝鲜打探情况，以便弄清事实真相。

同时，朝鲜也不断派出使节，希望消除明朝疑虑，请求明廷出兵援朝。经过请援使多次至诚的陈请，明朝从保护藩属国的立场出发，毅然决定出兵救援朝鲜。万历二十年六月，“戴朝弁、史儒二将领军马，十五日过江”，明朝派出督战参将戴朝弁和游击先锋史儒率第一批明军一千多人进驻朝鲜。

在明朝反复搜集情资与讨论之际，辽东已经在1592年6月先派遣出宽奠堡副总兵都指挥佟养正率领8名飞骑传信先渡江到朝鲜义州附近准备，分为5拨，每拨须奔驰百里，遇到紧急军情，迅速传递。恰巧倭将屯住在江沙，发数百名骑兵举行操演，朝鲜大臣特地请明将前往侦查，有说：“若只如此，天兵一来，可以剿灭。”

明朝与朝鲜开始磋商基本的事务，首要需要解决的就是军粮问题，因为朝鲜无饷，所以明朝决定由中央直接拨饷给明军，同时也先赏赐朝鲜国王2万两银两。只是粮食转运不便，所以在明军的立场是希望朝鲜能够提供。但是朝鲜政府对于地方的掌控已经完全失控。地方官员很多因为避难都逃亡无踪，中央也不知道地方的详情。

最终在1592年6月15日参将戴朝弁与游击史儒开始率军渡江，《宣祖实录》纪载一共是有1029名士兵、马1093匹。在之前因为朝鲜使臣已经回报说明军分为两梯，首梯由初七日由史儒率领发兵，次梯则是初十日由王守官领兵发兵。第一梯一渡江后朝鲜政府随即一再催促出兵南下，并且还为了军队的指挥权，明军将领与朝鲜大臣起了小小的口角，不过明军将领相当坚持要等全军到齐才出兵，可以看出明军将领的确是老于战阵，朝鲜的大臣则是因为缺少军事经验与朝鲜军事一再的失利而丧失了判断力。在丁末日原任参将郭梦征与游击王守官率领500军马渡江回辽东，隔日17日，两人又再度率军渡河回朝鲜，共率领506名士兵与马匹779匹，副总兵祖承训也同时率军到来，有军队1319名马匹1529匹。相加之后就可以得知，辽东第一次发兵时共出兵2348人、马匹2622匹，指挥官为副总兵祖承训，后勤调度则是由驻防在九连城的辽东总兵杨绍勋总理其事。

6月间朝鲜使节李德馨屡次上书明朝辽东巡抚郝杰，并在巡抚帐下日夜痛哭不走，辽东巡抚受其感动，遣副总兵祖承训率骑兵两千余人渡鸭绿江救援朝鲜。

1592年7月17日黎明，祖副总兵长途奔袭以游击史儒、王守官等为先锋统军进迫平壤城，史儒率领千总马世龙、张国忠两官先入城，手斩敌首10级，由于连夜大雨导致辽东军火器失效，加上祖承训不熟悉日军战法导致军溃将亡，史儒遭到铁炮命中而亡。军队溃散，祖承训仅以身免，一日之内败退过大定江，朝鲜急派兵曹参知沈喜寿往九连城，希望杨绍勋总兵能命令祖承训暂时留守在朝鲜境内，但祖承训撤退过速，已经渡过鸭绿江。

祖承训在其后上呈给杨绍勋总兵的报告里面，提及了数个问题：

明军第二波增援而自从平壤兵败后，辽东军就等同是移交了此战争的主导权到中央兵部手里，在其后朝鲜使臣虽然数度拜见杨绍勋，或是其他游击、参将等等，请求再派兵进入朝鲜以壮士气，甚至说出派几百人声援都可以。不过，明朝已经另有战略规划。

明廷和辽东军已知倭军绝非朝鲜以为的数千兵马，而且也已经规划要以中国内地后勤补给来支援作战，并期望能以优势兵力尽速击倒倭军。至于后来为何成为梯次增兵，还是不脱补给不继与情报缺乏两原因。

明军自7月起多次派遣游击沈惟敬到朝鲜，甚至远赴平壤与倭军谈判，其目的在于拖延时日以待大军集结。

同时先派出先锋，不过因为考量到朝鲜的军粮缺乏，所以暂时驻兵在辽东境内，根据《宣祖实录》纪载，所派先锋人数为6000人，其中有副总兵祖承训的蓟州镇兵2400人，和本来要派往建州卫的南军炮手600人，游击张奇功麾下3000人。至于总兵力则是号称10万人，实际派发在7万人。9月己未，敕使薛潘渡江到朝鲜见朝鲜国王做最后的协调，朝鲜国王还表示明朝大军必须要自带粮食，朝鲜的农业基本上是已经破产了。

关于日军人数与明军数目的讨论。9月，朝鲜宣祖召见尹根寿与韩应寅讨论，沈惟敬只看到平壤的敌军人少，咸镜道的敌军更数倍于平壤，尹根寿转述说沈游击表示平壤光是看到的敌军就有1000人，其他分驻的人应当更多，尹根寿说侦探回报平壤军队只有900人，沈惟敬则说，此侦探所言不实应该斩首，预估需要7万人才可以攻陷平壤…。事后以此观之，7万人的确是首次出兵的估计人数。至于朝鲜全境的日军人数讨论，可以见实录再10月庚寅，宣祖召见多位备边司官员讨论，其中有问说“…贼数几何? 尹斗寿曰：“…贼自言32万云矣…”，这时尹根寿接着说，贼自己这样说，如果有8万人就可以迅速攻陷朝鲜，因为只有5万人，所以无法迅速战胜。李恒福回答，“我军杀死倭军几乎有1万人矣，如果倭军只剩下4万人，为何到处都有倭军呢?…”所以，虽然已经经过4个多月，朝鲜还是无法确定日本军到底是登陆了多少人，这也为后来的明军所需要派出的兵力估算增加了不少的困扰。

建州卫的女真人对朝鲜提出援助，9月辛未，建州卫的女真人努尔哈赤在向明朝朝贡马匹的贸易后，听说日本军入侵朝鲜之事，派使臣马三非来朝鲜说：称建州卫部下有马军三、四万，步军四、五万人，皆精勇惯战，听说倭军入侵朝鲜，因为跟朝鲜唇齿相依，愿意出兵援助朝鲜。经过朝鲜国王宣祖与大臣讨论后，礼貌性的拒绝了（朝鲜认为努尔哈赤支援朝鲜为假，借机消灭海西女真为真。而日军此时已在北部拔海西女真二十营有余，其余女真部落纷纷溃散）。

明军的军略。在10月庚辰，朝鲜礼曹判书尹根寿等见明朝葛总兵，葛总兵私底下告诉他们说：“这次动员有关内蓟州、宣府、大同等处镇兵及南兵10万人共7万人，广宁、辽东等地镇兵60万人共70万人，……圣旨以为直杀到王京，如果让倭军今 年逃走，则明 年必当再次入侵，当使倭军片甲不还。”

这就是明军一开始的用兵规划，希望能集结大军一次歼灭入侵的日本军，只是事后才发现计划与实际有所出入。朝鲜大臣又问粮饷，葛总兵说：“鸭绿江以西车运，以东马运，并不需要使用贵国的钱粮。使臣又问说，那么沈游击的和谈之说，如何? 如果真的和谈，小邦的痛就没有办法申张了。葛总兵回答：如果倭军束手哀求请降，那我们也只能默默接受。如果顽强抵抗，就将倭军一次杀光。”

明军首波渡江入援人数的朝鲜官方纪载，10月壬子，朝鲜的备边司启曰：“天兵共计48005人，将领中军千把总还没有算在里面，一日粮每一名是1升5合，马匹26700匹，将领等官之马不在数内，每一匹日给料豆3升。以此计算，则48585人的粮食一天是720石，2个月则需要米843730石；马一日用豆801石，2个月需要豆48060余石。……目 前估计自义州至平壤，留谷之数大约有51488石，豆33127石……，抽西补东军粮可以支应50余日，马豆则似乎不足……。”

同年8月，明朝以兵部右侍郎宋应昌经略备倭军务，并诏天下督抚举将材。于10月16日，明朝命李如松总理蓟、辽、保定、山东军务，并充任防海御倭总兵官，其弟李如柏、李如梅为副总兵官，一同开赴朝鲜。明朝从全国范围调集了4万精锐。这支军队的主要构成如下：辽东铁骑1万；宣府、大同各选精骑8千；蓟镇、保定各选精锐步兵5千；江浙步兵3千。四川副总兵刘铤率川军5千，做为后续部队向朝鲜进发。元月5日进抵平壤城下，元月8日与小西行长的第一军团18000人战于平壤，平壤城易守难攻。

东有大同、长庆二门，南有芦门、含毯二门，西有普通、七星二门，北有密台门，有牡丹峰高耸，地形险要。李如松的部署如下：蓟镇游击吴惟忠率领步兵当先，辽东副总兵查大受率领骑兵居后，攻击北部要塞牡丹峰；中军杨元、右军张世爵领兵进攻城西七星门；左军李如柏、参将李芳春领兵进攻城西普通门；祖承训率领明军乔装为朝鲜军麻痹日军，力攻城南芦门；主帅李如松督阵。明军主力将进攻平壤的南、西、北三个方向，东面给日军留出退军路线。祖承训率领的明军率先突破城南的芦门，接着含谈门、普通门、七星门、牡丹峰也相继被明军攻占，日军黑田长政曾派黑田二十四将之一的久野重胜前往侦查，被明军击毙。

小西行长一看大势已去，率领残兵退守城北一隅风月楼。入夜，日军自东南方向突破，渡过大同江向汉城退却。沿途早有李如松部署李宁和查大受伏兵等候，一阵掩杀，击毙数百日军。当时明军配有佛朗机炮、虎蹲炮，灭虏炮...等等火炮数百门，当时朝鲜纪录“在距城5里许，诸炮一时齐发，声如天动，俄而花光烛天”，...“倭铳之声虽四面俱发，而声声各闻，天兵之炮如天崩地裂，犯之无不焦烂……”。李如松收复平壤、开城，并且进攻汉城，是役，明军付出阵亡790人的代价，给予日军九千余人的损失。

由李如松率领的明军在平壤大捷后，为了快速缓解后勤危机，欲乘胜追击日军速战速决，先遣副总兵查大受与朝鲜将领高彦伯领骑兵数百侦查开城至王京之间的道路，正月廿五侦查先锋在碧蹄馆（位于首尔西北部的高阳市德阳区碧蹄洞，是前往王京的必经之路）南方的砺石岭遇到日军前野长康、加藤光泰的侦察队数百名，一时之间，双方前锋交战，查大受乘胜追击，并派人将战况传给李如松。

26日提督李如松得报后，以为日军如当地土民所说弃京城撤退，遂率领本部兵马骑兵4000人从开城疾驰引援。

孰料日军立花宗茂率先于其他日军，独自领3200名军兵正在砺石岭埋伏，部将森下钓云侦查到明军查大受所部，小放几发铁炮后回报，便从清晨7时倾开始，起先仅以部将十时连久、天野贞成率700人为第一阵摆旗示弱引诱查大受来攻，然而查大受所率领的500人的突击速度很快，十时连久的先遣部队很快被击溃并损失了130人，被迫后撤，查大受继续追击，但遭到了小野镇幸和米多比镇的优势部队的阻击，而后续的祖承训，李宁，孙守廉等人相继投入战斗，此时明军人数增加到3000人。

立花宗茂从小丸山迂回明军的右翼，以十时连久负责吸引明军的注意力。然而立花宗茂的速度过慢，导致十时连久在明军的直接冲击下力战不支，不久中流矢而亡，（可能为李如梅所射之箭）在十时连久被击毙后立花宗茂与其弟高桥统增率本队3000兵从左方奇袭明军右翼，一时间给予明军造成混乱，查大受因此往北边的碧蹄馆退军，此时宗茂率亲兵800追击，但部将池边永晟阵亡，而明军也很快重整队形开始反击日军，立花宗茂的奇袭效果丧失，而随后的战斗也让立花军感到吃力，连立花宗茂的铠甲上也插满箭簇，狼狈不堪。最后立花宗茂退到小丸山，碧蹄馆的前哨战斗结束。

此前哨战历经5小时，日军方面由赶来接应的黑田长政率5000人接替了立花宗茂继续指挥战斗，此时近中午时分，突然20000名日军先锋军如小早川隆景、毛利元康、小早川秀包、吉川广家等部赶来占领望客砚，后面还有日军本队20000人进军。

27日李如松率十名亲兵赶到战场，李如松得知先锋已经交战迅速展开为鹤翼之阵，于砺石岭北方的望客砚迎来查大受军后于碧蹄馆重整军阵，李如松马上得知了明军的境地，于是采用疑兵之计，反而主动冲击人数优势的日军，日军以为明军主力已经来了，于是开始商讨作战计划。最后，日军采取了小早川隆景的建议，急忙传令中军主力急速进军，命先锋粟屋景雄3000兵从大路西侧配合井上景贞夹击明军。此时日军的人数已经是明军的两倍，而李如松也识破了日军的意图，并在日军展开动作时，明军也开始行动。在粟屋景雄和井上景贞没完成合围前，明军率先击溃了粟屋景雄部，并开始追击。但是明军误入泥滩影响了机动，随后被日军反击，而李如松立即下令，让陷入泥滩的明军骑兵下马步战，粟屋景雄部支持不住，直接撤退。最后明军徐徐退出泥滩，而井上景贞见粟屋景雄部撤退后也狼狈后撤。小早川隆景见计划失败，索性将优势兵力全部投入战斗，并亲率第六军团参战，筑紫广门和立花宗茂部分成两路从侧翼迂回明军，明军的侧翼遭到突击。而正面则是小早川隆景压制，明军顿时如同被包围的态势险象环生，此时李如柏、李宁、查大受、张世爵、方时辉、王问等明将皆各自持刀奋迅作战，其中部将李有升为护卫李如松与井上景贞接战，井上景贞不敌退走，李有升追击，不慎中钩落马被井上景贞调头杀死，立花军中也有安东常久、小串成重两位旗本武士被明军击毙，立花军损失惨重被迫撤离战场。小早川秀包试图包抄明军的侧翼，但反被明军分出小分队击退，小早川秀包麾下八名家臣身亡，不久小早川隆景投入的吉川广家、户川达安、黑田长政的军势欲加包围，两军从午后交战6个小时至黄昏后明军终于等到左协大将副总兵杨元率援军1000人到来，杨元奋勇冲破日军包围领军抢占如松右方阵地，并和李宁的炮营发炮轰击日军援护明军撤退，日军小早川隆景因明军援军的到来方始退军，而李如松则主动断后，但从日军军中突出一个金甲倭将小野成幸直接向李如松所在的方向突进，最后被李如梅击毙，明军撤退。

两军从午后交战6个小时至黄昏，另据朝鲜史载两军各死伤5、6000人，部分日史记载明军参战人数为20000人，倭军斩首明军6000人。中国清朝的编写者则说“诸营上军籍，死亡殆二万”云云，占了当时明军入援朝鲜参战兵力的一半。都远远高于朝鲜史的记载，根据朝鲜宣祖实录所记，明军投入战役人数当不超过5000人，当日军望见明军步兵抵达后随即撤退，可见明军投入战场兵力并不多。而“朝鲜《宣祖实录》记载，此役之后，明军大势依然，二万之死亡云云当系虚说”。这次遭遇战明军失并非如一些说法的那样高，但这是由于主将李如松的轻率决定导致明军几乎陷于死地，损失了不少辽东军精锐兵员。但是却也突出了明军骑兵的强悍战斗力，占据参战兵力优势的日军经过苦战也无法消灭这支仅仅数千人的孤军，反而自身损失惨重。只不过因为李如松的失误判断使明军强悍一面被掩盖。不过客观来看这次遭遇战于整场战局并无意义。中日双方均未达成战略目的，最后都已双方撤退为结局，此战明军军损失除了明面上的兵员外，还包括了许多家丁。有一种说法是黑田军损失了2731人，第三和第六军团合计损失5820人，其中立花军损失最为严重，（损失了70%）不过另有史料指出其数字依据的参谋本部战史并非拥有一手资料而很大程度仍是凭想象编写日军损失数字。现代史书如《Samurai Invasions of Korea 1592-1598》和杨昭全《中日朝关系史》都认为是明军战败，而日军伤亡比明军还大很多是不可能的。

之后，日军于2月约2万兵力转攻京城西北方的幸州山城，朝鲜城将权栗以少数兵力击退日军，日将石田三成、吉川广家等负伤。2月，李如松改变策略，于3月初焚烧日军于龙山的粮仓粟数十万，逼使其撤退。此战拖住了日军的大部军队，为明军突袭龙山粮仓赢得了时间。19日，日军因为缺粮，被逼由汉城撤退。5月四川参将刘铤率军五千赶赴援朝，并被任命为副总兵。日军撤退至釜山，此后陆战皆集中在朝鲜南部四道，并以朝鲜勤王军与倭军的战斗为主。日军于6月中旬又攻打朝鲜南部的晋州城，为第二次晋州城攻略战，日军加藤清正、黑田长政以部下饭田直景、庄林一心、后藤基次以龟甲车破坏城壁，大部日军涌入晋州城而攻陷，城将金千镒战死。

自从日军登陆以后，朝鲜水军随即在全罗道左水使李舜臣率领下展开一连串的反击，依宣祖实录的纪载列表如下：

五月初六日 闲山岛，庆尚右水使元均与全罗左水使会师有战舰80艘，进到玉浦，遇敌船30余艘，击破3艘。

五月初七日 再度会师，听到国王西幸的消息，诸将放声痛哭。

廿九日 露梁会师，遇敌1艘，击毁.又遇敌战船12艘，悉数击毁。

六月初二日 唐浦，遇敌舰20艘，中卫将权俊撞破敌指挥舰。

六月初四日 唐浦，全罗右水使李亿祺领战舰25艘会师。

六月初五日 出外洋，后移泊固城唐项浦中洋，派三艘船侦查，一出海口即遇敌舰26艘，会战，焚敌舰10余艘。

六月初六日 追敌外洋，焚一船。

七月初六日 舜臣与亿祺会师露梁，元均修理破船7艘先来，敌舰70余艘自永登浦移泊见乃梁。

七月初八日 舟船至中洋，敌退我追，敌舰70余艘列阵内洋不出，以佯退引出至闲山洋前，以鹤翼阵,先破3艘，焚1艘，400余日军弃舟上陆潜逃。

七月初十日 安骨浦，敌40艘，列泊洋中，鳞次列阵不出，我舰反复冲杀，尽毁敌舰。

在明军驰援的同时，朝鲜水师在海战中与日本水师对抗。1592年5月4日，当时的朝鲜全罗道左水使李舜臣，统率75艘舰船驶出全罗南道丽水港，准备对日军发动进攻。日军则派藤堂高虎率领50艘木制战船迎战。5月7日，朝鲜水师偷袭日军，日军被杀个措手不及。一轮激战过后，日军损失惨重，被朝鲜水师消灭了26艘战船，剩下的舰船只得撤退。李舜臣继而在合浦、赤珍浦海面再歼灭余下的日军。5月9日，这场海战最终结束。虽然日本水师受到损失，但并未丧失制海权。全场海战日本水师约损失了44艘船。

玉浦海战是壬辰战争爆发以来，朝鲜军队的首场大捷，大大振奋了朝鲜军民抗敌的决心。

1592年5月27日，日本水师不甘失败，转而向庆尚南道的泗川进攻。李舜臣得知消息后，立即于5月29日率龟甲船队23艘出发，迅速驶至泗川海湾外面。日军对上次海战失利犹有余悸，因此当他们见到朝鲜水师驰援，便迅速逃至陆上，在山上布防。李舜臣于是命朝鲜水师假装撤退，以引诱日军登船追击，结果日军中计。这时正好潮涨，大大有利于朝鲜水师的板屋船活动，因此当日舰出动时，李舜臣即下令众舰船迎击，12艘日舰被击沉。

1592年6月2日，李舜臣统领的朝鲜水师龟甲船队主动出击，进攻在唐浦港内停泊的21艘日舰，日舰被朝鲜水师两面包抄，最后被击败。唐浦海战获胜后，李舜臣稍事休整。

1592年6月4日，与全罗右水使李亿祺会师，并于6月5日清晨齐其一起率领51艘战船，向固城唐项浦的海湾内的26艘日舰进攻，并从两面对其包抄围攻。6月7日，朝鲜水师再度出击，向栗浦的日舰进攻，日军不敢迎战，掉头便跑，但仍然受到很大损失。

这三场海战后，日本水师受到损失，决定集结兵力，与朝鲜水师进行决战。

为了与朝鲜水师进行决战，日本水师在巨济岛一带集结，准备兵分三路向朝鲜水师发动进攻。而李舜臣则将其全罗道的舰队和庆尚道的部分舰队组成联合舰队，准备迎战。1592年7月6日，李舜臣进兵出唐浦附近水域，并于7月7日清晨，将集结于巨济岛的日本水师引至闲山岛附近水域决战。李舜臣选择在此地决战是因为这里有着较为宽阔的深水环境，易于设置埋伏，可以向日本舰队进行包围歼灭。

在决战开始不久后，朝鲜水师的战船即将日军包抄起来，而朝鲜水师则向日本水师直撞过去，很快便撞翻了日军舰队前列的几艘大船，而其余朝鲜战船也奋勇杀敌，与敌作殊死战，结果日本水师40艘船被击沉。这就是“闲山岛大捷”。

自从日军占领釜山之后，大批的日军物资便源源不绝的从对马与九州的名护屋城送来，经由釜山送抵在朝鲜各地作战的日军。为了切断日军的补给拯救全面溃败的朝鲜军，李舜臣打算主动出击占领釜山。李舜臣率左水营出发，次日抵达釜山海域，但日本水军已做好防御的准备。朝鲜水军奇袭失败，朝鲜将领郑运被杀。李舜臣占领釜山的计划失败。釜山浦海战的胜利，使日本水师得到了对付朝鲜水师的方法。日本水师的将领们建议丰臣秀吉转换战术，以固守据点的方式对付朝鲜水师。

几周后，在长门浦海战中，李舜臣再次进攻日军基地，但又被日军击败，其陆上进攻部队遭到一定损失。

之后，丰臣秀吉下令转换战术，实行陆海防御战。李舜臣后来所有的攻击（熊川，唐项浦，永登浦等）均被日军击退。

1593年6月，战况陷入僵局，加上朝鲜破坏过度，造成瘟疫流行，当地征发粮食不易，以及急于保全占据朝鲜南部四道的战果，丰臣秀吉遂派使节随同明使沈惟敬由釜山至北京城议和。7月，朝廷宣诏退兵以进行日本封贡事宜，于是李如松大军撤退，只留刘綎及游击吴惟忠共七千六百人分别扼守要口。但兵部尚书石星一意主和，再撤吴惟忠兵，结果只留刘綎兵防守。9月，朝鲜国王李昖虽上表答谢朝廷援救及助其复国，但是暗中对中日议和却排除朝鲜有所不满，此时日军仍然占据朝鲜南部四道，并牢牢握有釜山城。12月，明朝命蓟辽总督顾养谦兼责打理朝鲜事宜，并召回宋应昌、李如松。神宗下令大兵尽撤，但同时强调，虽然撤兵，“但倭情狡诈，未可遽称事完”。

1593年（万历二十一年）5月8日，丰臣秀吉在名护屋会见了到达日本的明朝使团（谢用梓、徐一贯）。丰臣秀吉提出了“明 日和平条件”七条：

谢、徐二人将此七条带回，但似乎未告知宋应昌，只说日本恭顺，愿意议和。石星、宋应昌就在日本“恭顺”的印象中，与日本开展封贡活动。但明廷议论结果是许封不许贡，而且日军必须全部撤兵、上表称臣。

不久，小西行长获知明廷之要求，感觉明、日双方要求相差甚巨，于是约见沈惟敬，两人担心谈判失败，遂共同伪造《关白降表》。

万历二十二年十月，日本派小西飞与明朝使团到北京，小西飞信口答应明廷所提的三项条款：

当时兵部还和小西如安进行了详细的对谈，小西飞欺明朝人不懂日语信口答应。这时沈惟敬也递交了伪造的日本降表。明朝君臣大为满意。万历帝立即册封丰臣秀吉为日本国王，并按小西提供的名单册封了日本国大臣。

其后于1595年1月，明朝遣使封丰臣秀吉为日本国王，令沈惟敬一同前往。诏书内容如下：

“奉天承运皇帝，制曰：圣仁广运，凡天覆地载，莫不尊亲帝命。溥将暨海隅日出，罔不率俾。昔我皇祖，诞育多方。龟纽龙章，远赐扶桑之域；贞珉大篆，荣施镇国之山。嗣以海波之扬，偶致风占之隔。当兹盛际，咨尔丰臣平秀吉，崛起海邦，知尊中国。西驰一介之使，欣慕来同。北叩万里之关，肯求内附。情既坚于恭顺，恩可靳于柔怀。兹特封尔为日该国王，赐之诰命。于戏龙贲芝函，袭冠裳于海表，风行卉服，固藩卫于天朝，尔其念臣职之当修。恪循要束，感皇恩之已渥。无替款诚，祗服 纶言，永尊声教。钦哉!”

十二月，明朝命临淮侯李宗城充正使，以都指挥杨方亨副之，同沈惟敬前往日本。李宗城乃开国元勋李文忠之后，李宗城在釜山居留很久，要求日军全部撤回，他才能渡海赴日。但是他在跟日本人接触过程中，有一晚终于获悉丰臣秀吉和谈真正的七条要求跟他原本所了解的大相径庭，极为震惊，他感觉根本不可能完成册封任务，甚至可能性命不保，次日凌晨便从倭营中逃跑北返。明廷只得改派杨方亨为正使、沈惟敬为副使，以完成册封之事。丰臣秀吉原本很高兴接受明朝金印、冕服，但当他听到西笑承兑翻译万历皇帝谕旨中，称封他为日本国王时，才感觉到这跟他自己的主张完全南辕北辙，当即恼怒，随即驱逐明朝使臣，并要将小西行长处死，这次册封也以失败而告终。次年正月，丰臣秀吉再次发动侵朝战争，战事重起。

在1597年1月，日军拒不退出釜山，朝鲜得知日军再次入侵，于是遣使再至明朝求援。这次再侵朝鲜，日本使用反间计诬陷李舜臣阴谋篡权，使得李昖将李舜臣下狱，其后将其贬为士兵，只能白衣从军。

万历二十五年正月，丰臣秀吉发动了第二次对朝战争。

以上人数共十二万，加上驻守釜山预备队，日军总兵力约为十四万人。

另有水军如下：

1597年初，日本出动陆军141490人，水军7200人，水陆并进再度入侵朝鲜。

2月，明朝再次议定援朝征日，以麻贵为总兵官，统率南北诸军。在3月，明朝以山东右参政杨镐为佥都御史，经略朝鲜军务，并以兵部侍郎邢玠为尚书，总督蓟、辽、保定军务，经略御倭。5月，邢玠赶至辽东，开赴至朝鲜的第一批明军共约3万余人。

在第二次战争前，总兵麻贵率1万7千人驻守汉城；杨元率辽东骑兵3千人，驻守南原；陈愚衷率兵2千人，驻守全州，与南原军互相呼应；吴惟忠率南兵4千人进至忠州；茅国器率兵3千人屯星州，控制岛岭、秋风岭。明军的战略部署是，上述各军据守本部要塞，待总督邢玠率领的4万大军一到，明军和朝鲜军即转入战略反攻，由南原、忠州发动钳形攻势，彻底围歼釜山日军。

6月，日本兵船数千艘停舶于釜山，逐步向梁山、熊川逼近。8月，日本攻破泗川、南海、光州，最后进攻南原（为全罗道外藩，一旦失守，天津、 登、莱皆可扬帆而至）。明军副总兵杨元率领3千明军和3千余朝鲜军镇守南原，孤军坚守数日后被迫突围撤出，守城将士绝大部分阵亡，南原失守。

这时驻全州的明将陈愚衷因南原失陷立即撤退，这样加藤清正的右路军便兵不血刃的拿下了全州。之后，日军又分别攻陷黄石山、金州、公州等地， 汉城的屏障尽失。南原和全州的失守不仅彻底的打乱了明军的战略部署，也给明军后来的反攻造成很大的麻烦。

根据《晚明史》一书的记述，当时在朝兵力，明军人数远低于日军，丰臣秀吉调动的侵朝兵力这时候已达十四万之多。而“明朝方面的援军，最初预定七万，实际上是四万。”后来才陆续增兵，朝鲜李朝《宣祖实录》的记载，明军达十一万人。不过这些数字是万历二十六年以后的事了，万历二十五年战争初期兵力没有达到这一水平。

此时朝鲜局势再度危若累卵，在一开始，明军在朝鲜的形势相当困难。据守的城市接连失陷，进攻也遭到挫败。但在万历皇帝坚定不移的支持之下，明军不断的开赴朝鲜战场。

6日，麻贵为了拖住日军北上的攻势，为明军动员争取时间，决定伏击日军，命副总兵解生等率军2600人奔赴稷山北部，巩固汉城的前沿阵地。7日，于稷山附近与日本战国名将黑田长政和率领的日军第三军团一部发生遭遇战，日军先头部队被击溃，明军的后续部队杨登山率军赶到，击败黑田长政。后因毛利秀元大军赶到而从容撤退，黑田长政占领稷，但未能北上汉城。此战为明军以少胜多的战例。虽然日军最终占领了稷山城，但日军却慑于明军的野战能力，未敢前进。永远的丧失了战争主动权，对中朝双方战略意义重大。不久日军全线撤退至釜山。而明军阻滞日军攻势，为明朝增兵朝鲜赢得时间，战略目的完 美实现。是役明军伤亡两百余人，日军伤亡六百余人。根据朝鲜人赵庆男《乱中杂录》记载：“丁酉九月六日，天将副总兵解生等，大败贼众于稷山金岛坪，加藤清正等退遁，流下岭南……麻贵领大军启行，至水原下寨，遣 兵埋伏于芥川上下，以为后援……七日黎明，天兵左协出柳浦，右协发令通，大军直从坦途，锣响三成，喊声四合，连放大炮，万旗齐颤，铁马云腾，枪剑奋飞，驰突乱砍，贼尸遍野，一日六合，贼逝披麾……翌日平明，贼兵齐放连炮，张鹤翼以进，白刃交挥，杀气连天，奇形异状，惊惑人眼。天兵应炮突起，铁鞭之下，贼不措手，合战未几，贼兵败遁，向木川清州而走”。

稷山之战结束后于10月麻贵以李如梅率数千攻向星州谷城，小早川秀包、筑紫广门起先死守，之后迎接小早川秀秋派出的援军山口正弘、南部无右卫门后转守为攻，如梅遂退去。同10月攻打青山的日军毛利秀元等则被参将彭友德率领的中朝联军重兵包围，死伤惨重，幸蔚山城将浅野幸长、宍户元续、太田一吉的接应援护才撤退。12月，援朝明军与日军大战于蔚山。

日军遭受惨败后，明军乘胜追击，接连获胜。于二十三日又攻打蔚山，是为第一次蔚山城之战。明军以茅国器率领的南兵作为先锋，展开凌厉的攻势，并迅速突破了蔚山倭城，把日军将领加藤清正率领的军队围困在岛山城。然而杨镐徇私，将马上突入岛山城的南军部队换成辽东军去攻城，结果失败，丧失最佳战机。此时日本大批援军到来，天又下大雨，明军火器无法使用，解了加藤清正部队之危难，这时候明军的经略杨镐又指挥失误，仓促撤军，明军遭受了极惨重的损失。日军方面参谋本部编《日本战史－朝鲜役》中204页记载加藤清正守城所用兵力一万三千，206页记载战后所余一万人，减员在三千。推算死者应当超过千人。

1598年1月，明朝攻打蔚山的军队因为日本的毛利秀元、黑田长政等日军的援兵突然赶至，大为震惊。杨镐赶不及下令，便策马率先赶奔汉城，麻贵亦继而赶之，一时间大部军队皆溃败。只有副将吴惟忠、游击茅国器断后，日军在解围后暂退以保住胜果。杨镐与邢玠却向明朝朝廷谎报前线大捷。但当时各营欲向明朝朝廷回报，士卒死伤二千，这使杨镐大怒，按而不报，只称死伤百余人。赞画主事丁应泰得知战败，至杨镐处商议应对计略，但杨镐竟出示张位、沈一贯的手书，扬扬自得。这令丁应泰愤而向朝廷回报战败事实，明朝首辅赵志皋欲保杨镐，决定暂时不逮捕他，但亦遣官查察。

2月，邢玠招募江西水军，并以海路运兵以作持久之计，5月明朝叫回攻略蔚山失败的杨镐，新增兵力给于刘铤、邢玠并调派水陆约5万军力进朝鲜，于是都督陈璘以两广之兵，刘铤以四川之兵，邓子龙以浙江、南京之兵赶至增援，明将张榜、蓝芳威等于此时参阵。6月，杨镐罢职候查，万世德代之。

战事再起之初，朝鲜水师在漆川梁之战几乎全军覆灭。无奈之下，朝鲜再次起用李舜臣。李舜臣到任时，原来苦心经营的水师，只剩下数艘舰只。但他因为身系救国重任，惟有在这个逆境里尽其全力，在全罗道右水营着手重建海军。

1597年8月28日，李舜臣指挥着这支刚重建的水师，再度与日本水师决战，而决战地就是在鸣梁海峡。

李舜臣守在鸣梁海峡，但因兵力薄弱，所以决定设陷阱，派人乘退潮时在岸边设置了铁索与木桩。

公元1597年10月26日， 日军统帅藤堂高虎率领133余艘战船出发，欲趁涨潮时攻进鸣梁海峡，全歼朝鲜水师。李舜臣首先将海峡内的民用船只侨装成战舰，以扰乱日军，使其以为朝鲜水师已恢复过来。他自己则亲率14艘战船引敌深入鸣梁海峡。在成功引诱日军进攻后，李舜臣随即发起集中的攻击，对准日军指挥舰攻去，结果歼灭了日 军指挥舰和其他战船2艘，并击毙日军主帅来岛通总。同时间，潮水开始退却，朝鲜舰船趁势进攻，日舰因失去主帅，军心散涣，只得顺潮向东撤退，但却遇上李舜臣事先埋下的铁索和木桩，无法退却。结果朝鲜水师全力拼杀，击毙日军十数人，击杀三岛水军的大将得居通年、来岛通总兄弟击败了日本水师。（该战役有争议，这里采取朝鲜说法）。

1598年，日军小早川秀秋等部70000多人回国休整，以加藤清正，岛津义弘等64000人防守占领区。邢玠将明军兵力分为水陆四路，每路置一名大将，中路李如梅（后替换为董一元），东路麻贵，西路刘铤（外加朝鲜都元帅权栗），水路陈璘，各自负责握守要地，相机而动，进攻之时，各率约五万分三路，以麻贵攻蔚山、董一元、刘铤进攻泗川、顺天。9月底，明将麻贵再次包围加藤清正于蔚山，两军互有胜负，但最后遭到为了援救清正而前来的立花宗茂先以千人夜袭后以假营伏兵击之而败退。10月，总兵官刘綎、麻贵分道出击进攻日军，并大败之。然而董一元率兵3万余攻打日军新起的泗川城寨，由日将岛津义弘率7000兵力驻守，却因明军的大炮突然炸膛，并引起大营火药库连番爆炸，全军登时乱成一片，这时岛津义弘一看明军大营发生爆炸，随即命令日军出击，混乱中的明军大乱，泗川又被日军夺回，据诸葛元声《两朝平壤录》记载：“大将军、木杠已打破大门一扇、城垛数处，而彭兵皆京城亡赖，素不习战，亦不擅火器；忽木杠破，药 发冲起，半天俱黑，各兵一时自惊乱。倭因乘隙，从前小门杀出，直冲彭兵，皆溃走………彭兵三千，止存五、六十。”是为泗川之战。（另一路作战顺天城之战后来也以失败告终）

10月，丰臣秀吉于8月死于京都伏见城的消息传至朝鲜，日军士气因而受挫，开始准备撤退。

11月，日军无心恋战，由蔚山撤离，明军分道进击。加藤清正率乘船撤退。明军由陈璘提督水师，副将邓子龙、游击马文焕等皆由其统属。以战舰数百，分布忠清、全罗、庆尚各个海口。就在日军将领撤退之时，陈璘派遣邓子龙偕同朝鲜李舜臣联合出击，在露梁海上截击想援救小西行长的日军援军立花宗茂、岛津义弘、小早川秀包、宗义智、寺泽广高等部。

邓子龙率三巨舰向日军进攻，并自为前锋，与日军决战。战斗时曾携壮士三百人跃入朝鲜战舰以救援，直前奋击。但其他战舰却误掷火器于邓子龙的战舰，使战舰起火，结果邓子龙阵亡。而李舜臣领兵来援，率船队冲入敌阵，却被日军包围，不幸中流弹牺牲，明军继续战斗。随后副将陈蚕、季金等领军赶至，夹击日军，日军则因为成功让小西行长脱困而且战且退。而得以逃脱登岸的日军后为小西行长救走。这时刘綎方进攻小西行长，并夺取桥寨，陈璘以舰队一同攻击，再焚烧日军战舰数艘。小西行长的友军岛津义弘引舰队来援，陈璘亦将其击败，结果来援日军只得扬帆退去，立花宗茂则作为殿后，接应小西行长使其成功逃离朝鲜。

12月，仍然留在朝鲜的日本残兵再次由乙山偷渡，但因为崖深而道浅，将士不敢进。结果陈璘在夜里潜入，向其连珠炮发，日军只得逃去，陈璘更领明军追击。

1599年四月，明军班师回朝，万历帝升座午门，接受都督邢玠等献上的日本俘虏六十一人，都“付所司正法”，砍下来的敌人的头颅传送天下。同日，万历帝接受百官朝贺，祭告郊庙，把献祭祖先的果酒都分赐给了内阁官员们。次月，颁《平倭诏》诏告天下。

万历朝鲜之役持续了七年之久，最后终以中朝两国的胜利，日本的失败而告结束。这次战争是中朝人民并肩战斗共同夺取胜利的一役，体现了中朝人民休戚与共、唇齿相依的密切关系。通过这次卫国战争，朝鲜人民维护了国家的独立，民族的尊严，中国也成功粉碎了日本侵略者侵吞朝鲜，染指中国的侵略企图。到清乾隆年间，到访中国的朝鲜人洪大容还曾对潘庭筠和严诚称道明王朝的再造之恩：“万历年间，倭贼大入东国，八道靡烂，神宗皇帝动天下之兵，费天下之财，七年然后定；到今二百年，生民之乐利，皆神皇之赐也。且末年流贼之变，未必不由于此，故我国以为由我而亡，没世哀慕，至于今不已。”

万历朝鲜之役是明朝战史上较为精彩、较为曲折的战例之一，史称“其军威之盛，战胜之速，委前史所未有”。这是一场公平的较量，在战场上，明军和日军均有过良好表现，当然，双方也都在不同时期犯过错误，遭受过败绩。而在停战议和期间，中日双方政治和外交手段的角逐，一波三折。同时，战争期间也有极富戏剧化的人物和荒谬的事件参差其中，颇具野史和演义色彩。战与和期间无休止的纷争，使整个战争的进程诡谲多变。当后人透视这场战争的全过程时，必会被其跌宕起伏、风云变幻的场面和情节所吸引。

柯胜雨：朝鲜之役惨败于明朝的记忆犹新，日本人长期深刻反省，再也不敢主动挑战业已形成的东亚政治秩序，从而保证了东北亚三百年的和平稳定。

樊树志：神宗决策两次东征，御倭援朝，是及时的、果断的。否则不仅朝鲜不保，而且辽东、山东及东南沿海将永无宁日。这场战争虽然耗费了明朝巨额财力，却换来了边境的长期安宁，其意义是不可低估的。

朱尔旦：万历东征战争结束以后，继承丰臣秀吉野心的部分日本人再次打朝鲜的主意已是296年后，这一次日本悍然发动甲午战争。让这群人老实了这么久，不敢轻易挑衅中国在东亚领导地位的，正是万历朝鲜战争。一仗打出了近三百年的和平，便是此战最为积极、最为伟大的意义。这样的评价，足以告慰400多年前，牺牲在异国他乡的大明英烈。

郑学稼：明朝为着朝鲜“世称恭顺，遽遭困厄，岂宜坐观，若使弱者不扶，谁其怀德？强者逃罚，谁其畏威？”的缘故，毫无报酬地牺牲许多人力、财力，中华民族之伟大处在此。

万历朝鲜之役对当时东亚的政治军事格局有着影响。由于此役，朝鲜从亡国到复国，付出了沉重代价。日本丰臣秀吉集团的势力元气大伤，为其不久后的垮台埋下伏笔，日本随即进入德川幕府时代。因此，从长远来看，万历朝鲜之役实际上起到了重新整合东亚各国政治军事力量的作用。

明朝由于辽镇精锐遭到损失，短期内无力进剿后金力量，只能坐视努尔哈赤日益强大，最后对明朝形成了致命的威胁。朝鲜惨遭连年兵祸，遭受重大损失，国势一蹶不振。日本丰臣集团在这场战争中也元气大伤，丰臣集团遭到削弱，在后来的关原之战中不敌德川家康，最终为其所灭，日本从此进入德川幕府时代。但值得注意的是，丰臣秀吉的大陆征服计划失败后，日本国内不少人不断鼓吹其计划，致使日本对外扩张思想在此后300多年间日益猖獗。

7年的战争明朝方面虽胜，但却带来了严重的后果：削弱了辽镇的军事实力。此战后辽镇的战斗力开始下降精锐损失殆尽。短时间无法恢复据户科都给事中李应策统计，辽东原有兵额95000，至万历二十八年（1600）只有40000，也就是说减少了60%；壬辰战争后，辽东兵力之不足、防御之单薄可见一斑。这恰恰成为一些有野心的少数民族首领提供了扩展势力的良机，蛰伏已久的插汉部蒙古开始猖獗骚扰明朝边境和建州女真努尔哈赤建立后金便是明证。

根据1569年兵部侍郎谭纶的记载，明朝全国军队定额为313万8300人，而实际上仅有84万5000人。推测北边服役的军士为50万人，马匹10万匹，这些数据是根据黄仁宇所著《16世纪明代中国之财政与税收》中引述大明会典与皇明经世文篇所推估的。就支出的经费方面，对于明朝也是一个巨大的负担，明朝税收有一个特性是税率极低，据统计税率在5.5%~12%之间，所以一般正常情况下，政府税收是无法支应突发状况，而援助朝鲜的支出在实质上是由太仓库支应的，太仓库在1592年时有700万两，每年流入是约当209万2000两，以军费而言，一年支出平均是240万两左右，也就是援助朝鲜的支出造成了太仓库的赤字，再考虑到万历三大征发生的年代几乎都接近，这也就是为何在万历过世后，根本上太仓库是已经完全匮乏的原因，也造成财政的紊乱。

朝鲜在战争里被日军侵略，使得人民流离失所，在战争期间，大量人口死亡或被日本军队掳掠。首都汉城的户数从战前的8-9万户减到战末3-4万户。战后全国户籍人口只有战前的六分之一，数十万人口被日本掠夺。战后百业萧条，农业产量更大减，使得朝鲜社会处于崩溃边缘。在战争之后，朝鲜断绝了与日本的邦交，直到1604年时朝鲜高僧惟政访日，此为与日本和解的破冰之旅。至1609年，朝日签订《己酉约条》，宣告正式结束战争状态。

日本的丰臣家侵朝失败，使其嫡系部队受到损失。此事遭到五大老之一德川家康的利用，于1600年展开关原之战，反德川联合军与丰臣文治派的联军（史称西军）同德川军与丰臣武功派的联军（史称东军）间的战争，丰臣秀吉之子丰臣秀赖虽然尚年幼，其母淀夫人实际掌权，在东、西两军中保持中立。但此战之以德川家康的大获全胜而结束，故使丰臣家的威信大不如前。1603年，德川家康任征夷大将军，开创江户幕府。1615年大坂夏之阵德川家康彻底歼灭丰臣家。

这场战争中，日本掳掠了朝鲜大量的学者、知识分子、陶工、手工业者、技术工人到日本。这些朝鲜被掳人对战后 日本社会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如朝鲜陶工李参平就是日本著名陶瓷品牌有田烧的陶祖。

《明史·日本传》虽把战争的终结归结为：“秀吉死，诸倭扬帆尽归，朝鲜患亦平。然自关白侵东国，前后七载，丧师数十万，糜饷数百万，中国与朝鲜迄无胜算。至关白死，兵祸始休，诸倭亦皆退守岛巢，东南稍有安枕之日矣”。然而这一说法争议很大，尤其是丧师数十万之说，明朝从战争初期一直到最终结束兵员数量仅仅增添至十万人，而且各路大军英勇奋战，军队统帅又都布兵合理。所以记载来源可能源于言官丁应泰的诬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