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古典经济学（New Classical Economics）共分为四个阶段：第一代新古典派经济学（始于19世纪70年代）；第二代新古典派经济学（始于20世纪70年代）；新兴古典经济学（20世纪80年代以后）；综合（20世纪末开始）。

第一代新古典派经济学

经济学的系统性发展源自亚当·斯密，经大卫·李嘉图、西斯蒙第、穆勒、萨伊等，逐渐形成了一个经典的经济学理论体系，这就是古典经济学(Classical Economics)。在20世纪以后，经济学历经了张伯伦革命、凯恩斯革命和理性预期革命等三次大的革命性变革，形成了包括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的基本理论框架，这个框架被称为新古典经济学（Neoclassical Economics），以区别于先前的古典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集中而充分地反映了经济学过去100年间的研究成果和发展特征，它在研究方法上更注重证伪主义的普遍化、假定条件的多样化、分析工具的数理化、研究领域的非经济化、案例使用的经典化、学科交叉的边缘化。

张伯伦革命摈弃了古典经济学把竞争作为普遍现象，把垄断看作个别例外的传统假定，它科学地指出，完全竞争与完全垄断是两种极端情况，更多的是处在两种极端之间的垄断竞争或不完全竞争的市场模式。他们运用边际分析法，分析了垄断竞争的成因、均衡条件、福利效应等，从而完成了微观经济的革命。

凯恩斯革命使得经济学在分析方法上实现了微观分析与宏观分析的分野，从而在理论体系上划分为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而凯恩斯则成为现代宏观经济学的开山鼻祖。凯恩斯完成理论创新包括：从根本上推翻了古典经济学关于充分就业均衡的假定及其理论基础萨伊定律，他科学地指出，在通常情况下，总供给与总需求的均衡是小于充分就业的均衡，导致非自愿失业和小于充分就业均衡的根源在于有效需求不足，而有效需求不足的原因又在于消费倾向、流动性偏好和对资本未来收益的预期这三个基本因素。据此凯恩斯提出的“需求管理”政策建议强调，政府须采取财政政策增加投资，刺激经济，弥补私人市场的有效需求不足，从而实现充分就业，消除产生失业与危机的基础。

理性预期革命以卢卡斯为代表，又称“卢卡斯批判”。它开启了微、宏经济学相互融合的进程。演绎逻辑是，货币对产量等经济变量具有重要影响：一方面货币供给的变化可以导致货币存量的随机变动，并由此引起经济波动；另一方面由于经济的这种波动是通过总需求曲线完成的，所以，货币供给的变化将导致总需求的变化，而总需求的变化又将导致经济波动。所以他们科学地指出，从货币政策的角度看，政府干预经济的宏观经济政策是无效的，因而不仅存在市场失灵，也存在政府失灵。

第二代新古典派经济学

新古典派经济学（New Classical Economics）是在对以往新古典派经济学(Neoclassical Economics)进行细化，而于1970年代形成的学派。其理论框架由理性预期假说和自然失业率假说组成。该学派主张市场经济能自动解决失业、不景气等问题，而政府主导的稳定政策没有任何效果。在失业和通货膨胀的两难问题不仅在长期，短期也不存在这一点上，与货币主义不同。

该学派有时也因为其对理性预期的注重为特征称之为理性预期学派，但是不能算正式的学派称呼。

新兴古典经济学

自20世纪80年代以后，以澳大利亚华人经济学家杨小凯为代表的一批经济学家，用非线性规划和其他非古典数学规划方法，将被新古典经济学遗弃的古典经济学中关于分工和专业化的精彩经济思想，变成决策和均衡模型，掀起一股用现代分析工具复活古典经济学的思潮。比如，他们以个人专业化水平的决策以及均衡分工水平的演进为基础，重新阐述斯密的分工理论及其对国际贸易原因的论述。他们的研究旨在重新科学的寻找经济增长的微观机制，建立起宏观经济增长的微观模型；他们将新古典经济学关于“经济学是研究稀缺资源在多种经济用途之间进行合理配置的学问”的定义，改变为“经济学是研究经济活动中的各种两难冲突的学问”，其主要任务是对技术与经济组织的互动关系及其演进过程的研究。杨小凯等人提出的新学说得到了越来越广泛的认可，并逐渐形成一个新的经济学流派，这个流派被称为“新兴古典经济学”（New Classical Economics），以区别于新古典经济学（Neoclassical Economics）。

第四次综合

此外，经济学在20世纪末，以美国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1993年出版新的《经济学》教科书为代表和标志，又开始了第四次综合。斯蒂格利茨完成的理论创新在于：一是将宏观经济学的表述直接奠定于扎实的微观经济学基础之上，从而实现对保罗·萨缪尔森《经济学》的超越；二是加强对信息问题、激励问题、道德问题、逆向选择问题等新课题的研究并取得新成果和新发展；三是进一步注重政府干预经济的积极作用，依靠政府的依法调控，就能实现市场有效配置资源的作用。

两极世界理论分析指出，新古典经济学同新自由主义一样，属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对外扩张时期的经济学说，都是国际有效需求不足的大背景下产生的。对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而言，其实质就是用就业性福利替代消费性福利；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则是用消费性福利替代就业性福利。

正当古典经济学的危机即将来临之际，有人猛然醒悟：以前的经济理论只强调了生产和成本，却忽视了效用和需求。因此，经济学的大树分出了枝干：一个枝干是以马克思为杰出代表，继续沿着劳动价值论这条线索，以其独特的智慧和洞察力，赤裸裸地暴露了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剥削性质，并成为号召广大无产阶级投身革命，推翻资本主义制度的强大动力，成为世界无产阶级的革命纲领，对于这些理论，大家要比较熟悉一些，这里就不多费篇幅。

另一个枝干就是通过对需求和效用的认识，建立在边际效用论和均衡价格论基础上的新古典主义理论。

萨伊（1767—1832年），法国人，他与英国的李嘉图是同时代的人，但他们对斯密学说的态度截然不同，斯密的劳动价值论包含两个大的方面：一是商品的价值是由生产该商品时所耗费的劳动决定的；二是商品的价值又是这个商品在交换中所能购得和支配的劳动决定的，在此基础上，斯密进一步指出，这种购买到的能支配劳动的生产物，不全部归劳动者所有，除工人应得的工资外，还要给资本家以利润，给地主以地租，因此得出价值由三种收入构成。李嘉图继承了前者，提出了劳动时间决定商品价值的观点，成为马克思价值理论的基石。而萨伊则继承了后者，重点从交换价值即价格的角度来分析，科学地指出物品的效用就是物品价值的基础。“所谓生产，不是创造物质，而是创造效用”，“商品的价值取决于它的效用”，并科学地指出商品的效用是由劳动、资本、土地三要素共同创造的。以生产三要素理论为基础，萨伊进一步创立了“三个统一体”的分配理论（即劳动——工资，资本——利息，土地——地租）和“供给会自行创造需求”的市场理论（即在经济学中影响巨大的“萨伊定律”）。这一理论在西方经济学界影响十分巨大，长达一百多年时间，作为自由放任经济的理论基础，直到20世纪30年代“凯恩斯革命”才被取代，其大致意思是：商品供给恒等于生产者的货币收入；生产者的货币收入恒等于他们的货币支出，货币支出必然引出商品需求。因此，商品供给等于商品需求，国民经济会自动实现均衡。

马尔萨斯（1766——1834年），英国人，牧师，后因结婚而失去神职，成为教授。人们都知道马尔萨斯是著名的人口理论学家，但其实他后来主要由人口理论转到研究经济学。这里分别简单介绍一下他的人口理论和经济学理论。

关于人口理论。可以用龟兔赛跑的寓言来理解马尔萨斯的人口理论。他说，食物是人类生存的必需品，食物的增长只有按算术级数，而且因为收益递减规律，土地上的食物产量增长会起来越慢，就象一只慢慢爬行的乌龟；而人口的增长是成几何级数（1， 2，4，8，……），就象一只狂奔不止的兔子，因此，人类社会将不可避免地出现因人口过剩而导致的失业和贫困，马尔萨斯提出的解决这个矛盾的办法是残忍的。他说：“一个出生在已被占有了的世界上的人，如果他不能从他父母那里获得衣食，社会又不需要他的劳动，那么他就没有权利要求最小量的食物，在大自然这个盛大的筵席上，是没有他的座位的，大自然要叫他离开”。这就是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在人类的体现。因此，马尔萨斯的人口理论一问世就受到不少人的指责和抨击。中国在正需要控制人口的时候把马尔萨斯划入了“敌人”的阵营，自然不能接受他的理论，在不到三十年的时间里，便成为世界第一人口大国。

关于经济学理论。对于马尔萨斯在经济学界的成名，流传有一段故事。马尔萨斯和李嘉图是同时代的英国人，当时，李嘉图是经济学界的泰斗，但到晚年，他突然发现了自己理论中间存在着矛盾（即前面已提到过的“价值规律和利润的矛盾”及“价值规律与平均利润矛盾”），又不便于推翻自己的理论，成天忧心忡忡，后来他想到马尔萨斯，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他，谁知马尔萨斯很快就用化名把这个矛盾揭穿，李嘉图一气之下死了。这时候，马尔萨斯又站出来承认那篇文章是他写的，一夜之间，马尔萨斯成名了，可后来李嘉图的学生在整理他的资料时，发现了李嘉图的日记正好记了他找到马尔萨斯的事情，又引来一些人对马尔萨斯人品的攻击。马克思批评马尔萨斯是个“小人”。马尔萨斯的理论主要是针对李嘉图理论上的矛盾，从而否定了劳动价值规律，并提出了有效需求不足的理论（这一理论成为后来凯恩斯理论基础）。

约翰·穆勒（1806—1873年），英国人，他是经济学从古典主义向新古典主义过渡时期最具有代表性的经济学家，他的经济学说是综合性的折衷主义体系，其经济学著作《政治经济学原理》是自经济学出现以来的第一本流行的教科书，其流行时间为1848年—1890年，大致相当于马克思定居伦敦的时期。因此，可以说他是一位既没有杰出经济学观点而又不得不令人关注的人物。

1870年前后，新古典学派正式与古典经济学决裂，响亮地提出了“边际效用理论”和“均衡价格理论”，为经济学研究开拓了新的领域。下面两位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人物。

庞巴维克（1851—1914年），奥地利人，奥地利学派的代表人物，该学派是以边际效用价值论为基础，故又被称为边际效用学派。这里有必要了解 “边际”这个词，人们一般都理解为“增加的”或“额外的”的意思，比如吃第二块面包时会得到一个与吃第一块不同的效用，这个增加的效用就称作“边际效用”。庞巴维克的经济学说主要包括边际效用论和时差利息论。

关于边际效用论。这一理论有三个要点：

第一，一种物品是否有价值，取决于对物品的主观评价。

第二，对物品的价值的主观评价是以物品的稀少性为条件的。

第三，物品的最终价值是由它的边际效用量来决定的，他指出，最不重要的需要的效用即边际效用。根据上述三个条件，他得到结论是“物品的数量和物品的价值成反比，市场上同类商品数量越多，则价值越小，反之亦然。”

关于时差利息论。他这里的利息包括了资本的利息，土地地租以及利润等，他把物品区分为“现在物品”和“将来物品”，并提出现在物品与未来物品由于所处时间不同，它们的价值便有差别，并且“现在的物品通常比同一种和同一数量的未来物品更有价值”。这一理论就是当今理财学中“货币的时间价值”的理论基础。

马歇尔（1842—1924年），英国人。马歇尔可以称得上新古典学派的标志性代表人物，他1890年发表的《经济学原理》成为经济学界的第二本教科书。他在这本书中，将古典经济学、马尔萨斯和萨伊的学说、约翰·穆勒的学说以及庞巴维克为代表的奥地利学派、杰文斯为代表的数理学派、瓦尔拉斯为代表的洛桑学派等的理论兼收并蓄，集中了其中的所有精华，在融合了供求理论、生产费用理论、边际效用理论、边际生产力理论等的基础上，建立了以均衡价格论为核心的完整的经济学体系，从而建立了微观经济学的完整体系，一直仍占据主要地位，后面介绍的微观经济学的基本体系和理论都源于此。下面简单介绍一下马歇尔的均衡价格论和分配理论。

关于均衡价格论。他运用边际效用理论说明了需求价格和需求规律，即“需求数量随着价格的下跌而增加，随着价格上涨而减少”，又运用边际生产费用理论说明了供给价格和供给规律，即“供给与需求相反，价格高则供给多，价格低供给少”，最后，他把需求规律和供给规律结合起来形成均衡价格规律，即“当供给价格和需求价格相一致时，需求量和供给量也相一致，就会形成均衡价格”，他还分别用曲线图予以说明。

关于分配理论。马歇尔在均衡价格论的基础上，确立了按生产要素分配的理论，而生产要素的价格也取决于各自的均衡价格，这些生产要素归劳动、土地、资本、企业组织的所有者。

分析框架

含义

第一，它扬弃了新古典规模经济的概念，而用专业化经济来表征生产条件。

第二，它没有纯消费者与企业的绝对分离，而新古典框架则是纯消费者和纯生产者绝然两分。

第三，在新兴古典经济学中，交易费用对经济组织的拓扑性质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如果初次接触新兴古典经济学，则恐怕难以理解这种新的分析框架之于经济学的含义，从而也就难以切身感受其魅力。让我们从这样一个问题开始：为什么要提出这一新的分析框架？答案很简单，新古典分析框架的一些缺陷限制了经济学的发展。如果我们空泛地讨论新古典分析框架的缺陷，恐怕难以令人信服。1977、克鲁格曼（Krugman，1979）以及福济塔－克鲁格曼（FujitaandKrugman，1995）等人的模型为例，看看新古典分析框架究竟缺陷何在，以及新兴古典分析框架又如何克服这些缺陷。

特征

新兴古典经济学有一个非常大气的分析框架，此框架能将现代经济学的各个流派尽收囊中，从而整合成一个新的经济学主流学派。同新古典经济学相比，新兴古典分析框架有如下特征。

作用

大家公认，迪克特、斯蒂格利茨、克鲁格曼等人的理论对新贸易和新增长理论的形成起到了开创性的作用。他们的模型改变了过去增长模型中关于规模报酬递减或总规模报酬不变的假定，引入了规模报酬递增的假定，使增长理论的解释力大大提高。正是在他们的推动下，规模经济在1970年代以后成为国际经济学界的一个热门话题。

困境

尽管如此，他们的理论却面临如下困境。

第一，他们关于经济增长等现象“当且仅当”厂商平均规模扩大时才能发生的预见与现实不符。

在他们看来，厂商规模之所以扩大，是因为存在无止境的规模经济，而厂商规模决不可能变小，因为这意味着规模不经济。但是，OECD国家、亚洲新兴工业化国家（地区）以及中国的经验证据（参见张永生，2000：《厂商规模无关论：理论与经验证据》）却显示，厂商平均规模不是越来越大，而是越来越小，总体呈倒U型变化趋势。无疑，递增报酬现象是经济增长史上最激动人心的情节，但正如阿伦·杨格在他著名论文（1928）中指出，递增报酬的实现机制是分工与专业化，规模经济是对分工与专业化经济的一个错误描述。

第二，在他们的模型中，企业只是一个“黑箱”，企业为什么出现以及企业制度本身的经济含义则不能被解释，对现代商业社会中种种有趣的“新发展现象”，如企业规模变小、生产外包、合约出让、提高企业核心竞争力、特许连锁经营、贴牌（OEM）生产、电子商务等等，则更是无从解释。他们的框架无法将企业制度内生，如果要内生企业制度，则他们所有的结论都会随之改变；而如果没有先天就存在的企业，他们模型中所有的故事又都不会发生。

第三，交易费用在他们模型中没有实质性的含义，企业规模扩大等现象皆不存在交易成本。而经济学之所以在1970年代后解释力有了质的提高，以科斯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家将交易费用引入经济分析是重要的原因之一。

修正问题

那么，能不能在不改变分析框架的前提下，对这些理论进行修正，从而走出上述困境？琼斯、达斯格普特等人和国家研究委员会（参见C。Jones，1995a，b，1996；Dasgupta，1995；NationalResearchCouncil，1986）的做法或许对我们有一些启发。他们在发现否定R&D等新内生增长模型的经验证据后，提出了在原有框架内进行改进的方案。琼斯（C。Jones，1995），杨（AlwynYoung，1998）和西格斯托姆（Segerstrom，1998）建议了几种方法来避免R&D模型中的第V类（研究与开发投入）规模效应。但是，琼斯自己也承认，“这种改进后的模型也是不完善的，因为它又产生了人口（第I类）规模效应”。而新古典内生增长模型中如果缺少了规模效应，则内生增长就不会再出现。这些经验研究表明，新古典内生增长模型并没有对经济增长背后的驱动机制提供令人信服的解释（Jones，1995a，pp。508-509）。新古典增长理论将递增报酬归于规模经济，而规模经济的来源对它又是一个不解之谜。

如果仔细读过斯密的《国富论》、杨格1928年发表在TheEconomicJournal上的“递增报酬与经济进步”，以及斯蒂格勒1951年发表的“市场容量限制分工”等经典文献，我们就能理解为何斯密－杨格定理被称为经济学中最重要的一个定理。经济增长中的递增报酬并非来源于规模经济，而是来自于分工和专业化经济。专业化经济是一个比规模经济恰当得多的概念。迪克特和斯蒂格利茨、克鲁格曼等人模型的缺陷在于分析框架，只有在分析框架上进行改进，才能从根本上克服其局限。不幸地是，规模经济的概念由于更接近人们的直观，而且符合人们力图改造世界的决心，以致于误导了很多经济学家。如果用专业化经济替代规模经济，我们就不需再求助漏洞百出的规模经济概念来产生递增报酬。

理论实践结合

可见，以斯密分工理论为代表的古典经济思想更能解释我们周围的经济现实。但是，仅有分工理论还不够，斯密的分工理论中没有企业理论。如果我们不幸生活在一个自给自足的社会之中，那如何才能演进到一个以企业制度为特征的高度分工的现代社会呢？新古典经济学无法解决这个问题。于是，科斯就出现了。他说，分工不足以产生企业，因为市场的功能就是组织分工；对风险的厌恶也不足以产生企业，因为保险市场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企业制度产生的根本原因在于节省交易费用。张五常（1983）则进一步指出，企业的出现是因为劳动力交易费用低于产品交易费用的结果。但是，科斯等人的交易费用理论中却没有直接的经济增长含义。而贯通斯密、杨格、科斯和张五常等人理论的，则正是杨小凯等人。他们将分析框架建立在以个人自利决策交互作用的基础之上，在模型中引入交易费用，同时内生出企业制度、经济增长、递增报酬、厂商规模等现象，从而彻底克服了新古典增长理论中的上述缺陷。他们的模型将企业制度在分工中内生，在企业理论中直接注入了经济增长的含义。这样，一个新的理论通途就开辟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