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效需求是指预期可给雇主（企业）带来最大利润量的社会总需求，有效需求是总供给与总需求相等从而处于均衡状态的社会总需求，它包括消费需求(消费支出)和投资需求(投资支出)，并决定社会就业量和国民收入的大小。亦即与社会总供给相等从而处于均衡状态的社会总需求。在19世纪20年代已出现有效需求的概念。1820年，英国经济学家马尔萨斯发表《政治经济学原理》，指出由于社会有效需求不足，存在产生经济危机的可能。1936年，凯恩斯发表《就业、利息、货币通论》，重提有效需求不足，并建立起比较完整的有效需求不足理论。

有效需求effective demand

预期可给雇主(企业)带来最大利润量的社会总需求，亦即与社会总供给相等从而处于均衡状态的社会总需求。

在19世纪20年代已出现有效需求的概念 。1820 年 ，英国经济学家马尔萨斯发表《政治经济学原理》，提出由于社会有效需求不足，存在产生经济危机的可能。

1929年爆发世界经济危机，传统的关于经济可以借助市场自动调节机制达到充分就业的理论破产，以凯恩斯为代表的一些经济学家指出，经常存在就业不足，因而经济经常处于萧条状态。凯恩斯提出有效需求不足理论，揭示了这种现象的根源。有效需求是总供给与总需求相等从而处于均衡状态的社会总需求，它包括消费需求(消费支出)和投资需求(投资支出)，并决定社会就业量和国民收入的大小。

有效需求并不一定能保证达到充分就业的国民收入，影响有效需求的主要有 3 个因素和货币供应：

①消费倾向。即消费支出对收入的比率。消费随收入的增加而增加，但不如收入增加得多，也即边际消费倾向是递减的，收入越增加，收入与消费之间的差距越大。

②对资本资产未来收益的预期。它决定资本边际效率（增加一笔投资预期可得到的利润率，资本边际效率是递减的）。

③ 流动偏好。即人们用货币形式保持自己的收入和财富的愿望强度。这种流动偏好可以出于交易动机（应付日常支出）、谨慎动机（应付意外支出）和投机动机(捕捉投资机会)，并决定对货币的需求量 ，又影响利率 。凯恩斯认为，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在国民收入增加时，由于边际消费倾向递减，收入和消费之间的差距扩大，储蓄增加，从而发生消费需求不足。这时需要有投资增加以弥补差距，抵消储蓄。但由于企业家对投资前景缺乏信心（由于第二和第三因素），投资支出往往不能弥补差距，储蓄不能全部转化为投资，从而也使投资需求不足。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的不足使就业量在未达到充分就业之前就停止增加甚至趋于下降，形成大量失业。当经济繁荣达到一定阶段，投资诱力减弱，企业家对投资的未来收益缺乏信心，引起资本边际效率突然崩溃时，经济危机就爆发了。根据有效需求不足理论，凯恩斯主张加强国家对经济的干预 ， 用增加公共支出 、降低利率、刺激投资和消费的政策，提高有效需求，实现充分就业。

在建筑市场上，有效需求就是买主希望并有能力购买购买的建筑产品，建设项目和有关服务的数量。

如果换成一句话，就是有支付能力的需求。人们愿意买，并且有能力买。

effective demand: demand for a product that is backed up by an ability and willingness to pay for it.

两极世界理论将有效需求分为国内有效需求和国际有效需求。国内有效需求的不足本质上是人们相对太穷，这是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内部变革时期经济危机产生的根源，属于外应力性质。国际有效需求的不足本质上是资本相对太富，这是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对外扩张时期经济危机产生的根源，属于内应力性质。

中国对有效需求问题的探索

有效需求问题是当前我国宏观经济的核心问题。中国曾采取多种措施拉动内需，刺激经济增长，但效果却不十分显著。本文在回顾有效需求理论的基础上，建立一个不同于主流经济学的收入-支出模型，并以此来解释中国的有效需求问题。

需求不仅仅是指对商品和劳务需要的欲望，更注重对商品和劳务的支付能力。人们的欲望是多种多样，永无止境的，而需求不止是一种欲望，更是一种支付能力。有效需求的概念是凯恩斯在1936年《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一书中提出的，是指总供给和总需求相等时的总需求。供给者、消费者对未来的预期总是大于对现实的估价，因此会使社会的有效需求相应不足。有效需求的不足会抑制经济的增长，造成大量非自愿失业。由于主流经济学是“需求决定论”，这就决定了有效需求在经济体系中的基础地位，有效需求问题也不可避免地成了人们关注的焦点。

在不考虑国外部门的条件下，有效需求由两大部分成，即消费（C）和投资（I）。任何一部分的变化都会对有效需求产生影响。要研究有效需求问题，应从这两方面着手，分别阐述它们对有效需求的作用。本文依据一种新的理论对收入分配引起的消费（C）的变化对有效需求的影响作以论述。

这里要用一种新的理论模型来对有效需求问题给予阐述。这一理论模型从一个新的视角对产生收入分配差距的原因作出解释，进而说明消费不足和有效需求不足。可以肯定，这种新的理论是从消费不足的角度论述有效需求不足的。假设整个宏观经济由企业、家庭和金融三个部门构成。与企业部门相关的变量主要有：劳动者报酬、固定资产折旧、利息和利润。前三者构成企业的成本，利润构成企业的收益。对于家庭部门来讲，企业成本中的劳动者报酬形成工资收入。企业的利息利润构成居民的非工资收入。经验事实表明，工资收入主要是低收入者工人的收入来源，而利息利润（非工资）收入则主要是高收入者资本家的收入来源。这里借用古典学派和马克思的假设，假设资本家不消费，工人不储蓄，全部产品由工人购买和消费。这样收入在不同阶层的分配直接影响消费倾向，进而引发有效需求问题。

以上是此模型的假设前提，下面建立国民经济的收入－支出模型。

在等式的左边，W为工资，D为折旧，R为利息，π为利润。其中D=dK，即折旧等于折旧率与资本存量的乘积。R=iK，即利息为利息率与资本存量的乘积。等式右边C为消费，I为投资。（W+D+R+π）构成总收入，（C+I）构成总支出。当总支出（C+I）大于总成本（W+D+R）时，利润(π) ＞ 0；当总支出（C+I）等于总成本（W+D+R）时，利润（π）=0；当总支出（C+I）小于总成本（W+D+R）时，利润（π）0时，增加投资、扩大生产；π0时，企业会增加投资，扩大产出量。本期的投资会引起下一期资本存量的增加。在企业的成本中，D=dK，R=iK，即（D+R）=（d+i）K。所以资本存量的增加会提高企业的折旧和利息成本。投资的增加导致成本的上升，若要继续获取利润，下一期的投资则必须以累积的比率增加。这种循环造成经济的高涨。在经济高涨的过程中，企业的利息成本和利润持续快速上涨，意味着家庭部门的非工资收入上升较快，工资收入虽也有所增加，但速度相对较慢，工资与非工资收入比例W/(R+π)下降，收入分配恶化，消费不振，有效需求不足，抑制了经济的过速膨胀。一旦金融体系不能支持企业投资以累积的比率增加，就会出现π＜0的后果，于是企业便缩减投资，这又使得利润进一步下降，投资进一步缩减，造成经济的衰退。

在这过程中，由于投资缩减，使得过速增长的资本存量价值得以降下来，企业的成本和利润均降低。这意味着家庭部门的利息利润收入比重下降，而工资由于具有向下的刚性，下降缓慢，工资与非工资收入比W/(R+π)上升。收入分配悬殊的局面得到控制，消费倾向上升，有效需求得到恢复。企业亏损到一定程度通过破产和资本市场的运作会使资产贬值，这样就会降低下一期的折旧、利息成本，成本的降低在有效需求的带动下，经济重新出现有利可图的投资机会，企业扭亏为盈，从而防止了经济的持续衰退。以上就是这个模型所解释的经济周期。周期性稳定的关键在于一个体现着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健全的货币金融体系，在经济不断高涨时其自身蕴含的收入分配和有效需求的矛盾，以及以资产抵押为基础的内生货币供给体制，会自动使经济转入低速增长的衰退阶段，而在衰退阶段，由于收入分配和有效需求的逐步修复和企业资产的贬值又会使经济回到均衡的增长状态。

以企业追求利润为假设前提，以企业的成本收益计算为基础的新的收入—支出模型在解释经济周期的同时，对收入分配周期也作了系统的阐述。W/（R+π）具有均衡的比率。当经济高涨时，投资以累积的比率增加，W/（R+π）小于均衡值，呈现出贫富差距不断扩大，有效需求不足的局面。当金融体系不能支持投资继续以累积的比率增加时，经济开始出现衰退，W/（R+π）上升，贫富差距缩小，W/（R+π）向均衡值靠近。穷人的消费倾向要远远高于富人。当经济处于高涨阶段时，由于投资的累积扩大引起资本存量价值的增加，除了使W/（R+π）下降以外，还使得W/(D+R)也下降。原因是R=iK,D=dK,即利息等于利息率与资本存量价值的乘积，折旧等于折旧率与资本存量价值的乘积。在利息率和折旧率不变的前提下，利息成本和折旧成本是与资本存量价值成正比的。W/(R+π)和W/(D+R)下降说明，随着经济的扩张，一方面是消费需求的减少，另一方面是产品成本的上升，到了一定阶段，必然形成工人的工资买不起企业按现行成本生产和定价的产品。而企业降低价格就会亏损，这就是有效需求问题的核心。

马克思没有专门论述有效需求理论，但这一思想蕴含在他著名的社会资本再生产理论与经济危机理论中，有效需求问题是马克思分析剩余价值或利润实现条件的一个重要内容。马克思在阐述社会资本再生产公式时建立的分析工具及其有效需求的思想，其重要性直到凯恩斯理论出现以后才得到广泛的认识和重视。根据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理论观点，长时段看，世界市场的有效需求问题只能通过结构性地解决世界范围的公私产权问题才能得到根本解决。

(一)有效需求的决定因素

马克思认为，经济系统由两大部类构成，第1部类生产生产资料或资本品，第Ⅱ部类生产消费资料或消费品。在这里，“我们把资本主义的生产者当作全部剩余价值的所有者”，也就是说，在社会资本再生产公式中，资本所有者或资本家作出剩余价值的分配决策与其投资、储蓄和消费的决策是合一的。马克思认为，社会再生产要顺利进行，两大部类间进行交换的产出的价值必须相等，而且产生这一交换的彼此间的需求也必须相等。为达到这一点，在简单再生产过程中，马克思假定，第1部类和第Ⅱ部类中的工人和资本家的支出函数都是既定的，即工人的工资和资本家的剩余价值全部用于消费，没有储蓄与投资，边际消费倾向都为1。而在扩大再生产过程中，第1部类和第Ⅱ部类中工人的支出函数既定，边际消费倾向仍为1，但资本家把剩余价值分为两部分，一部分用于投资(即追加资本)，一部分用于资本家的个人消费。马克思进一步假定，在第1部类经营的资本家的支出行为取决于第1部类的资本有机构成，为了保持均衡，第Ⅱ部类的资本家的投资与消费行为取决于第1部类能为第Ⅱ部类的扩大再生产提供多少资本品。同时，马克思假定，剩余价值必须完全花完，没有闲置部分。所以，一旦积累或投资的份额固定下来，消费的份额就会自动地被决定，从而任何不足的总需求都被排除在该假说之外。

可见，在马克思的再生产公式中，剩余价值的实现与扩大再生产的顺利进行，在形式上看，与工人的消费没有直接关系，它完全取决于资本家的有效需求；反过来，有效需求的规模又决定着剩余价值实现的大小、工资与剩余价值问分配的比例。在均衡条件下，剩余价值的生产量与实现量是一致的。从剩余价值的实现角度看，有效需求的大小由资本家的投资和消费决策决定。由于资本的本性是追求更多的剩余价值，因此，剩余价值的实现量主要取决于资本家的投资决策，而投资又取决于他们对未来的预期。但马克思没有遵循这个思路去解决有效需求问题，而是从剩余价值的生产出发，去分析有效需求的决定问题。他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中，需求“本质上是由不同阶级的互相关系和它们各自的经济地位决定的，因而也就是，第一是由全部剩余价值和工资的比率决定的，第二是由剩余价值所分成的不同部分(利润、利息、地租、赋税等等)的比率决定的”。在再生产过程中，剩余价值的实现量取决于资本家的预付资本量。在剩余价值率不变的情况下，预付资本越多，剩余价值的实现量就越多。

马克思的均衡假定分析说明，均衡的可能性取决于所有行为主体的行为协调，但协调在资本主义制度中是达不到的，实际上，“在这种生产的自发形式中，平衡本身就是一种偶然现象。”在资本主义经济中，由于“直接剥削的条件和实现这种剥削的条件，不是一回事。二者不仅在时间和空间上是分开的，而且在概念上也是分开的。前者只受社会生产力的限制，后者受不同部门的比例和社会消费力的限制。”这表明，一方面，剩余价值生产量与剩余价值实现量不一致、有效需求不足是一种常态。另一方面，剩余价值的不完全实现从而有效需求不足源于不同部门的比例失调与“以对抗性的分配关系为基础的消费力”约束。

比例结构失调会导致有效需求不足。虽然在再生产公式中，剩余价值或利润的实现形式上仅取决于资本家的投资与消费支出之和，似乎与工人的消费无关，也与比例结构无关。但资本家的支出是由其预期收入即利润决定的，而利润的实现程度是由需求结构和供给结构之间的比例状况决定的。如果需求与供给结构不对称，比如在简单再生产中，第Ⅱ部类提供的消费资料价值量大于两大部类工人的工资总额，商品价格就会下降，从而使资本家的实际利润减少，这不仅会降低他们下一期的支出能力，而且会打击他们对未来的信心，最终使有效需求趋于下降。“有些部门可能生产过多，因此另一些部门可能生产过少；所以，局部危机可能由于生产比例失调而发生”，这在资本主义经济中，是“不可否认”的事实。“由于这种比例失调而引起的市场价值的提高或降低，造成资本从一个生产领域抽出并转入另一个生产领域，造成资本从一个领域向另一个领域的转移。”因此，资本在各部门间配置的比例失调是不可避免的。

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发布的数据显示，2013年，我国信息消费整体规模达到2.2万亿元，比上年增长28%以上。信息消费市场的稳定增长，是我国消费结构稳步升级的重要表现。

2013年，在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中，最终消费对GDP增长的贡献率达到50%。在外需不振的背景下，内需快速增长，成为中国经济增长主要动力。

消费领域的新变化，一定程度上成为经济结构调整的助推器，特别是带动以服务业为主体的第三产业快速发展。2013年，第三产业在GDP中占比首次超过第二产业，表明第三产业已经成为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中的重要力量。

第二产业内部的结构也悄然发生变化。2013年，消费类、装备制造等行业加速发展，“两高”行业的扩张逐步得到遏制，我国结构调整取得相应成效。

总的来看，我国经济增长已经逐步由主要依靠投资、出口拉动，转向依靠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

2014年，在宏观调控政策等多种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内需结构的持续改善，有效需求的持续增加，将成为宏观经济发展的突出亮点。不过，我们仍然看到，“三驾马车”仍然面临不少困难和问题。

例如，2013年消费对GDP的贡献率较高本身包含着出口低迷的因素。影响居民收入分配的各种因素短期内无法消除，这些因素将在很大程度上影响消费增长。投资增长面临一定压力，投融资体制改革有待进一步深化，民间资本投资面临“玻璃门”、“弹簧门”、“旋转门”，以及社会融资成本偏高等问题，仍然有待解决。此外，外贸形势不确定性仍然不少，等等。

面对这些压力和挑战，我们必须在保持宏观政策稳定的前提下，向改革要动力，向开放要活力，向结构调整要发展潜力，以此增加有效需求，带动中国经济转型升级。

首先，要充分挖掘消费潜力。要协调推进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相关实施细则的出台，努力增强居民消费能力，让老百姓放心消费，同时加快培育新的消费增长点，让老百姓乐于消费。

其次，要着力保持投资稳定增长。要引导更多资金投向棚户区改造和保障性住房配套基础设施，高标准农田和农村民生建设，水利、中西部铁路等重大基础设施，重大节能减排和环境治理工程，核心关键技术开发应用等重大自主创新和转型升级工程，教育、医疗、社会养老、食品药品安全等社会事业和社会管理，少数民族、边疆地区发展等领域。

需要注意的是，稳定投资的关键不是扩大投资规模，而是要看投资质量和结构是否优化、合理，是否有利于推动结构调整、产业升级以及经济转型。要坚决遏制产能过剩行业再上新的项目，加快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和现代服务业。

此外，要努力拓展外需。特别是要优化进出口结构，积极发挥高铁、核电、通讯等大型成套装备对关联行业和服务出口的带动作用；增加能源原材料以及国内紧缺的先进技术设备、关键零部件进口；放宽外商投资市场准入。推动产业境外投资，支持企业“走出去”，引导优势产业“走出去”，形成从资源开发到生产加工再到营销网络的一条龙产业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