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教伦理是由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提出的理论。 “天职”观念，即某种由上帝安排的任务，成为新教的核心内容。他抛弃了原来天主教那种禁欲主义的修行而超越尘世的空洞劝解和训令，而把个人在尘世中完成所赋予他的义务当作一种至高无上的天职。 在韦伯看来，新教在客观上为证明世俗活动具有道德意义起了作用，导致和促进了资本主义精神的萌芽和发展。为了进一步考察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的关系，韦伯还分析了新教的其他分支，特别是加尔文教的禁欲主义伦理。

整个加尔文教中最典型的特征是它的命定说，这种教义宣称，一个人甚至在他出生前就已被上帝判决了他的来世命运。而且，作为尘世中的人，他无法获得对上帝这种判决的了解，因为采取任何世俗的手段都无法窥知天意。这样，人与上帝、尘世与天国之间便存在着一到不可逾越的鸿沟。

这种教义的逻辑结论便是，基督徒在尘世中的活动，包括为日常服务的职业劳动，都只是为了遵从上帝的戒律，完成上帝的旨意。于是，紧张的从事世俗活动，争取获得职业上的成功，便成为建立获救信心的惟一手段。

在韦伯看来，加尔文教就是这样为人的世俗活动的意义找到了答案，他使全部的世俗生活彻底的合理化了。加尔文教作为宗教教派，使尘世活动（主要是职业劳动）具有了某种宗教上的合理性和崇高意义，即世俗的日常工作被视为荣耀上帝的行为。这种在宗教意义上世俗生活的合理化，使得加尔文教具有独特的禁欲主义倾向，具有必然性。它一方面表现为积极参加世事，勤勉的从事职业劳动，另一方面表现为最大限度的节俭，抵制一切享乐性消费，认为积累财富的勤俭在道德上是无可指责的，骄奢纵欲是有罪的。

韦伯接着指出，加尔文教的禁欲主义倾向是独特的，表现在它与天主教的禁欲有着明显的不同。后者把禁欲限制在寺庙里，而加尔文教的禁欲生活却是在尘世中、在世俗的各种机构中度过的，因而是一种“入世禁欲主义”。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这种入世禁欲主义使宗教世俗化了。

加尔文教一方面是使全部的世俗生活升华为高度的宗教意识，另一方面，这种宗教意识又带有强烈的入世倾向。无论如何，在韦伯看来，这客观上都给世俗生活的发展以有力的推动，加尔文教中的劳动天职观念、职业成功意识、节俭致富倾向等等都是这方面的表现。而这一切又与“资本主义精神”之间存在着很强的亲和力。

经过分析，韦伯指出，在作为新教重要教派的加尔文教的教义内容和宗教实践中，包含了资本主义精神发展的因素，客观上推动了资本主义及整个西方文明的发展过程，并初步建立其宗教观念与一定的经济伦理、社会结构之间的相关性。

韦伯反对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论，认为历史唯物主义按照社会的经济状况解释一切，把宗教的起源、乃至整个资本主义的发展归结为一定社会的经济状况，是一种错误的经济唯物主义。

产生的背景

15世纪后期的西欧，封建制度开始解体。随着一批大、中城市的发展，出现资本主义的萌芽。许多新兴的民族国家确立了中央集权的王侯统治。本来就松弛涣散的神圣罗马帝国和经受了大分裂创伤的罗马教廷，在长期的互相角逐较量中日见削弱。教会内部腐败。农民、城市平民和新兴市民阶级反抗封建神权统治的斗争，日趋激烈。思想文化方面，文艺复兴唤起新的觉醒。一批人文主义者大胆揭露教皇、主教和修道士的虚伪、贪婪和无知。经院主义神学已成为烦琐僵死的教条和无谓争辩的代名词。理性主义和批判精神开始在知识分子中传播。天文学、物理学、数学、医学等都有了新的突破。这一切都预示着中世纪封建主义的崩溃，为宗教改革准备了条件。

三大主流派的形成

新教所代表的抗议原则和精神可以追溯到14世纪后期的一些宗教改革先行者。英国威克里夫派和罗拉德派、波希米亚的胡斯运动和意大利G.萨伏那洛拉的信徒，把改革思想的种子撒播在欧洲广大地区。16世纪20年代，马丁·路德在德国发起的宗教改革运动，迅即在整个德国形成燎原之势。在瑞士，U.茨温利和J.加尔文等的改革活动，进一步扩大和加深了新教的影响。英王亨利八世出于政治上的原因，由上而下推行宗教改革；在克兰麦的协助下，组成具有独特形式的新教教会，以摆脱教皇的管辖。到16世纪中叶，新教的三个主要宗派，即马丁·路德创立的路德宗，加尔文创立的归正宗和作为英格兰国教的安立甘宗，都已在欧洲出现，并同罗马天主教相抗衡。三大宗派在其形成的过程中，得到所在民族独立国家的世俗政权或诸侯的支持与保护。在长期复杂的“宗教战争”之后，根据随之订立的一些和约，如1555年的《奥格斯堡和约》和1648年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确认的“教随国定”原则，基本上形成了新教在西欧各国分布的格局，路德宗分布于德国大部和北欧诸国,包括丹麦、挪威、瑞典、芬兰等;归正宗为瑞士、德国一部、荷兰和苏格兰；安立甘宗主要在英格兰。三大宗派的信徒人数当时占新教徒的绝大多数，因此也被称为新教的主流教派。

16世纪末到17世纪，新教的三个主要宗派在教会组织和崇拜仪式上已基本定型。对教义的表述和阐述，经过长期的争论，也逐渐形成体系。新教的理论家以欧洲一些大学为基地，热衷于编写大量的神学著作，但内容充满烦琐的争辩和考证，失去改教初期那种富有抗议精神的活力。这一时期后被称为新教经院主义时期。17世纪中叶，英格兰的清教徒运动要求以加尔文主义改革妥协保守的安立甘国教会，曾成为资产阶级革命的一面旗帜,把新教运动又推进一步,结果产生了脱离国教的一些新的独立宗派，如英格兰的长老会、公理会、浸会、公谊会等。清教徒运动后来由移民传到美洲，使新教在北美发展成为影响最广的教派。在德国，以斯彭内尔为代表的虔敬主义运动和清教徒运动相呼应，提倡人个的虔修生活和布道工作，举办慈善事业，由弗兰克等创办的哈雷大学成为德国虔敬主义的中心，对后来新教的发展有重要影响。

神学的发展

18世纪，资产阶级在欧洲取得全面胜利。在思想和文化上的表现，是崇尚理性、自由，对一切旧体系采取批判的态度，故称启蒙时期。这时期新教出现了一批哲学家,如德国的莱布尼兹、莱辛和康德,英国的洛克、贝克莱和休谟等。他们运用唯理主义哲学对基督教信仰和神学作了新的论证和解释。他们提倡自由思想和宽容原则，企图在信仰和理性之间作出某些调和，如英国的自然神论和广涵主义,德国的唯理主义神学,以及荷兰的阿明尼乌主义。这些都对19世纪新教神学的发展具有重大的影响。这一时期，还出现了一些新的宗派，如英国卫斯理兄弟创立的卫斯理宗。在此之前，溯源于15世纪胡斯运动的摩拉维亚弟兄会，在亲岑道夫的倡导下，又有新的发展。这些教派重视信徒的灵修生活，在组织和仪礼上较自由灵活，后传到北美，有较大的发展。

19世纪欧洲的新教，在启蒙时期唯理主义的冲击下，出现了一些新的动向，施莱尔马赫受康德批判哲学和谢林浪漫主义的影响,把宗教看作一种感情的产物,强调个人宗教经验的重要性。他被称为新教现代神学之父。稍后,在黑格尔历史哲学的哺育下,出现了一批神学家，如包尔和施特劳斯以杜宾根大学为中心，对传统信仰和早期基督教发展史作出新的解释。杜宾根学派对后来的圣经考证学的发展，曾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里敕尔提出“回到康德”的口号，把道德价值作为捍卫基督教的法宝。在他的影响下，出现了哈那克和特劳赤等自由主义神学的巨匠。自由主义神学强调人的价值和自由，在保存道德价值的前提下,主张调和宗教和科学,信仰和理性，提倡社会改革,用改良代替革命。还有一部分人,在社会革命的浪潮中，企图把基督教的信仰和伦理思想同社会改革结合起来，如英国的摩里斯、金斯利提出了“基督教社会主义”，美国的饶申布什等提出了“社会福音”的主张。

20世纪西方世界的各种危机，特别是两次世界大战，使自由主义神学面临绝境。代之而起的是以巴特和布鲁内尔等为代表的新正统神学。它强调人的堕落和罪性，宣告历史决非人力所能扭转,人类只有通过否定自己,完全顺从上帝的旨意,用“上帝的话”作为审判的依据,才能得救。它声称这是回到路德和加尔文的正统教义，上溯到奥古斯丁和保罗的福音真谛。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自由主义神学的统治地位为新正统神学所取代。另一方面，20世纪初，美国新教还出现了一股反理性主义思潮，称为基要主义，与调和信仰与理性的现代主义相抗衡。基要主义主张必须接受耶稣为童贞女所生、肉身复活、十字架代赎、基督复临和《圣经》每字每句绝对无讹等传统教义为信仰的基本要道。基要主义派的兴起使美国新教陷入长期激烈的争论，并导致一些宗派的分裂。此外，还有一些属于基要主义的派别和鼓动宗教狂热的灵恩派或奋兴派结合，曾在欧美出现“宗教复兴”，推动了传教运动的发展。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新教的传统教义和社会伦理思想，受到世俗主义、怀疑主义以及各种社会思潮和社会问题的冲击，主流派日形衰落，信徒人数逐渐减少，同时又出现许多形形色色新的小派别。20世纪初,新教的一部分教会曾发起普世教会运动,企图在基督教世界中协调关系，加强合作。东正教也表示支持。这个以世界基督教教会联合会为主要代表的运动，半个世纪来未能形成一个强大的核心。天主教和拥有大量信徒的一些新教非主流派教会，至今还没有参加。目前新教正在向多元化和世俗化发展，已显示出重新分化组合的倾向。

韦伯在该书中论述宗教观念（新教伦理）与隐藏在资本主义发展背后的某种心理驱力（资本主义精神）之间的生成关系。全书正文分上下两篇，共七章。

韦伯力图使用分析统计数字确立一个事实，即资本主义兴业兴趣和成功率与基督教新教背景存在着某种相互关系。韦伯指出：“在任何一个宗教成分混杂的国家，只要稍稍看一下其职业情况的统计数字，几乎没有什么例外地可以发现这样一种状况：工商界领导人、资本占有者、近代企业中的高级技术工人，尤其受过高等技术培训和商业培训的管理人员，绝大多数都是新教徒。资本主义愈加放手，这一状况亦愈加明显。”

韦伯引证了美国独立战争时期的政治家、科学家、作家本杰明·富兰克林的话，来分析资本主义精神。韦伯认为虽然很难说资本主义精神已全部包含在他所引证的本杰明·富兰克林的话里，但这些话确实以近乎于典型的纯粹性保存着我们正在寻找的资本主义精神。这就是“认为个人有增加自己的资本的责任，而增加资本本身就是目的。违犯其规范被认为是忘记责任”这样一种观念、一种奇特的伦理、一种精神气质。就是说韦伯所谓的资本主义精神，是指个人把努力增加自己的资本并以此为目的活动视为一种尽责尽职的行动，把赚钱本身当作一种目的，当作一种职业责任，被看作是一种美德和能力的表现。韦伯说：“一个人对天职负有责任乃是资产阶级文化的社会伦理中最具代表性的东西，而且在某种意义上说，它是资产阶级文化的根本基础。”

韦伯所定义的理想资本主义是有严格限制的，不是通过抢劫、掠夺等暴力手段获得原始积累，而是以合理地计算收支，有条理地安排生产经营活动为特征，这种现代理性资本主义的经济行为，与新教徒那种井井有条、系统安排的入世禁欲主义生活方式是完全相一致的。新教入世禁欲主义伦理为资本主义企业家提供了一种心理驱动力和道德能量，从而成为现代理性资本主义兴起的精神动力，也是现代资本主义得以产生的重要条件之一。

理性资本主义与新教伦理都只出现在西方文明中，而且，在韦伯看来，几乎所有与理性资本主义有关的种种因素也都是西方文明独有的。上自古希腊时代延续至今的民主代议制度，下至体现理性化灵魂的股票、支票、债券等商业化手段，无不反映了理性主义的特点。西方文明不同于其他文明的一般特征，就是理性主义。其源头一直可以追溯到整个西方文明传统。不同的文明形式产生各自独有的精神核心，宗教在其中发挥了巨大的影响。发生在西欧的新教改革原本是出自宗教动机，但新教伦理所表现的现世禁欲精神，合理安排的伦理生活却无意中促进了经济活动的开展，新教伦理赋予了经商逐利行为以合理的世俗目的。而印度教、佛教、儒教、道教、伊斯兰教、犹太教等没有经过宗教改革的各大宗教，其古老宗教伦理精神对于这些民族的资本主义发展起了严重的阻碍作用。

马克斯·韦伯是德国杰出的社会学家、历史学家、经济学家和政治学家，是古典社会学的主要奠基人之一，也是现代文化比较研究的先驱人物。在西方，他的名字经常和卡尔·马克思以及法国社会学家埃米尔·杜尔克海姆的名字联系在一起，被奉为当代社会学的三位精英。以其渊博的学识、精深的造诣、极为丰富的著述成为西方近代思想文化界的巨人，被西方学术界一致奉为宗教社会学研究的开创者、宗教社会学理论的鼻祖，在20世纪很少有学者能像韦伯那样对社会科学具有如此巨大的影响。

作为一个在近代欧洲文明中成长起来的人，他所有研究都是围绕着一个主题展开的，用他的话来说就是“西方文化特有的理性主义问题”。其社会学研究的核心部分就是宗教社会学。韦伯一生致力于考察世界诸宗教的经济伦理观，从比较的高度，去探讨世界主要民族的精神文化气质与该民族的社会经济发展之间的内在关系。通过宗教社会学的研究，韦伯试图回答为什么在西方文明中而且仅仅在西方文明中，才出现了一种被西方人所认为的其发展具有普遍意义和价值的文化现象，这种现象的出现究竟应归结为哪些事件的合成作用？《宗教社会学论文集》是韦伯著名的文化比较系列专著，《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是这一系列的第一项研究，也是韦伯自己所建立的宏伟大厦的一块基石。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最初分两部分发表于《社会科学与社会政治文献》（1904-1905）第七卷和第十一卷。1920年作为《宗教社会学论文集》的第一部分被重新出版。在新版本中，韦伯做了许多修改，并在注释中加了不少新的材料，同时要回答各种批评。在这部著作中韦伯讨论了伴随欧洲宗教改革运动而出现的新教伦理以及后者对现代资本主义的起源和整个西方理性化进程的影响。

令人肃然起敬的是，韦伯的大量学术论文与专著正是在病重到逝世的十几年中以惊人的速度出版的。可以说，韦伯的重要成就，包括《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都是在此期间做出的。韦伯在其短短的56年中写出了众多学术专著，但由于韦伯过早地去世，使他未能完成自己庞大的研究设想。韦伯的主要研究领域是社会学，他创造性地框架了现代社会学的体系，他不仅仅在诠释社会学研究领域有巨大建树，在经济史学派中也占有重要的地位。还广泛涉及历史学、法学、政治学、宗教学、哲学乃至音乐、艺术等各个学科。韦伯的社会学及其相关的主要论著有：《中世纪商社史》（188年）、《罗马农业史及其对国家法和私法的意义》（1891年）、《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神》（1904-1905年）、《俄国资产阶级民主形势》（1906年）、《古代社会的农业生产关系》（1909年）、《论广义社会学的某些范畴》（1911-1913年）、《儒教与道教》（1915年）、《印度教和佛教》（1916年）、《古代犹太教》（1917年）、《作为职业的学术》、《作为职业的政治》（1919年）、《城市社会学研究》（1920年）。韦伯去世后陆续整理出版的有：《经济与社会》（1921-1922年）、《音乐理性的及社会的基础》（1921年）、《政治论文集》（1921年）、《科学论文集》（1929年）、《经济通史》（1924年）、《社会学和社会政策文集》（1924年）、《国家社会学》（1956年）等。

克尔凯郭尔曾经说过：你信仰什么，你就该生活什么。通过韦伯的论证阐述，我们可以看到，信仰作为个体精神世界的基石，对当代西方社会个体产生的巨大“聚变作用”。

一个人对天职负有责任乃是资产阶级文化的社会伦理中最具代表性的东西，而且在某种意义上说，它是资产阶级文化的根本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