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宗吾（1879年2月3日—1943年9月28日），原名世铨，后改名世楷，字宗儒，四川富顺自流井（四川自贡市自流井区）人。中国近现代思想家、教育家。

光绪五年（1879年）2月3日，李宗吾出生于四川富顺自流井汇柴口小竹湾（今属自贡市）。

光绪七年（1881年）至光绪八年（1882年），因顽皮蛮横，被家人呼为“人王”。以此起名为世全，后改为世铨。

光绪十一年（1885年），患咳嗽病，久治不愈，遂成哮喘病，体质虚弱。

光绪十三年（1887年），开始入私塾读书，先后从陈、郑老师读书。

光绪十六年（1890年），跟随关海渊读书，关海渊除讲解《龙文鞭影》《千家诗》外，还教他习作八股文和试帖诗，并指导其阅读史书。

光绪十八年（1892年）春，同五哥李世源一同入茂源井三刘私塾读书。三位刘老师中，年轻的刘建侯老师，对其影响最大。

光绪二十年（1894年），三老师分馆，他跟随性格严谨的刘应文（七老师）读书，刘应文对他特别赏识，四年后推荐他到书院读书。此年由李世铨改名为李世楷，字宗儒（取信奉孔子之意）。

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入富顺县自流井三台书院读书。

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转入炳文书院，从山长卢庆家系统学习八股文做法，学问大进。他作文爱标新立异，顾得师长赏识。

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在富顺县试中考取第一名，获秀才功名。

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考中秀才。

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赴成都补行恩、正两科乡试，考取四川省高等学堂（今成都大学），但因故未立即入学。随后，与雷民心、曾龙骧等人在家中自学。

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11月，入四川高等学堂优级理科师范班。在校期间，他刻苦学习，接受新思想，并受中国同盟会会员雷民心、张培爵的影响，加入同盟会。

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以最优等成绩毕业，学部特授举人功名。由于对传统之儒家思想颇有非议，认为“宗法孔子”不如“宗法自己”，故改名为宗吾。同年，参与谋划刺杀四川总督赵尔丰，后因泄密未成，同学张列五、杨维等人遭通缉。李宗吾因非主谋，得以幸免。

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李宗吾受聘任富顺县中学堂（今富顺二中）教习，同学王简恒任监督（校长），廖绪初任县视学，谢绶青同任教习。

宣统元年（1909年），王简恒辞职，李宗吾接任富顺中学监督。

宣统二年（1910年）夏，因长夜难眠，李宗吾苦思中国几千年历史，终于从“三国旧事”中，悟出脸厚心黑之理，进而发明了“厚黑学”。

宣统三年（1911年），李宗吾被四川提学司调任为小学检定员，因四川爆发保路运动，在去双流县检查工作时遇阻，返回故乡。后任自贡地方议事会学务科长，力主多建新学校。

民国元年（1912年），好友张培爵出任四川省军政府副都督兼民政厅长，李宗吾应邀返回成都，任审计院第三科长。此间，在《公论报》上发表《厚黑学》一文，署名独尊，旨在取佛祖“ 天上地下，唯我独尊”之意。廖绪初、谢绶青分别作序、跋。

民国二年（1913年），李宗吾被财政司任命为重庆关监督，但未就职。后先后出任官产竞卖处经理，官产清理处处长。同年底，政府机关裁撤，李宗吾去官返乡。

民国三年（1914年），四川省政府委任李宗吾为富顺县视学，上任不久奉调江油县任省立第二中学（今江油一中）首任校长。

民国四年（1915年），李宗吾调任省视学，负责省内中小学教育的筹划检查等工作。

民国六年（1917年），李宗吾刊印《厚黑学》一书，唐倜风作序。

民国七年（1918年），李宗吾任四川省公署教育科副科长，廖绪初任科长。

民国八年（1919年）年末，廖绪初辞职，政府让李宗吾代理科长，李宗吾坚辞不就，再次返乡。

民国九年（1920年），李宗吾乡居闭门读书一年，研究厚黑原理，认为心理随力学规律变化，并开始用数学和物理学解析心理变化。

民国十年（1921年），李宗吾再次出任四川省视学，到川北遂宁调查吊打校长案，终于平息事件，作出妥善处理。

民国十一年（1922年），受政府派遣，李宗吾与游子久等人一道，赴鄂、湘、粤等地考察教育，历时半年。

民国十二年（1923年），在成都召开的“新学制会议”上，李宗吾联名提出考试案，未获通过。后独自成文，主张各校实行毕业考试。

民国十三年（1924年）至民国十六年（1927年），李宗吾在家乡富顺试点推行考试制，组织学业成绩考察会。

民国十四年（1925年）2月，四川省署根据李宗吾的呈请建议，制定各级学校毕业考试条例，开始在各县推行。7月，李宗吾在宜宾主持毕业考试，遭学生痛打。后作《考试制之商榷》一书，阐明自己教育观点。

民国十五年（1926年），李宗吾作《学业成绩考察会之计划》。

民国十六年（1927年），李宗吾当选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四川分会董事，并应邀发表《推广平民教育之计划》。刊行《宗吾臆谈》一书，由李天根作序。同年，重要著作《我对于圣人之怀疑》正式发表。

民国十六年年末至民国二十三年（1927年—1934年），李宗吾任刘文辉、刘湘军中顾问及省府编纂委员。

民国十七年（1928年），李宗吾刊行《社会问题之商榷》一书，系统阐述其政治、经济、外交观点，提出舍力学说。

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北平、上海二地同时出版《厚黑学》单行本。

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至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李宗吾任四川省政府政文室编审委员。

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8月—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5月，李宗吾将历年所作文字的一部分，融合自己的新观点和想法，重新以随笔体裁整理为文，在成都《华西日报》上开辟《厚黑丛话》专栏，连载发表，内容几乎包括其所有思想成果，后因政府干预而停止。后来以《厚黑丛话》为书名结集单独成书。

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12月6日，李宗吾为黄敬临的《食谱》一书作序。

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6月，李宗吾刊印《中国学术之趋势》一书，总结了中国历史上哲学学术的分期、剖析宋元明清学案的由来、川学的基本内容以及中西文化交流融合的基本观点和内容，内容宏阔，思想深邃，被学术界认为是扛鼎之作。

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6月，李宗吾发表《制宪私议》一文。7月7日，日本发动侵略中国的“卢沟桥事变”，揭开了全国抗战的序幕。当时的四川交通、通讯比较落后，李宗吾在成都知道这个消息后，冒着酷暑连续几个昼夜，奋笔疾书，把原定写的《外交私议》改定成一部《抗日计划之商榷》，并将《抗日计划之商榷》逐日在报纸上刊登。9月，将《制宪私议》与《抗日计划之商榷》合刊成《制宪与抗日》单行本在成都日新工业社出版。

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四川省政府裁员，李宗吾被排挤出局。同年，将以前曾发表过的短文《心理与力学》重新整理成书同名发表。因作者认为此文所言是厚黑学在学理上之根据，所以人们称其为《厚黑原理》。

民国二十八年（1939年）3月，李宗吾发表《厚黑教主六旬进一正文启》。由于蒋介石当局认为其作品危害世道人心，下令通缉李宗吾。4月，他悄然返回故乡自流井，隐居于小竹湾。同年，写成《中国民族性之研究》《性灵与磁电》，后一篇收入《心理与力学》中。应张默生之邀，写出《宗吾自述》。

民国三十年（1941年）12月，李宗吾携长孙李长翊到重庆北碚拜访张默生，两人长谈数日，闲暇时写作《锸随录》。

民国三十一年（1942年），靠朋友杨亚仙资助，李宗吾刊印《厚黑学》《中国学术之商榷》《心理与力学》等三本书。同年，与政要、著名学者吴稚晖会面，二人讨论了“知难行易，知易行难”等问题，吴为其题写了封面书名。

民国三十二年（1943年）春，李宗吾再次来到重庆北碚与张默生会面。3月，李宗吾经成都返乡，写作《迂老自述》。8月，患中风失语症。9月28日，逝世于自流井家中，终年64岁。9月30日，成都各大报刊发表“厚黑教主”逝世的唁电和纪念文章。10月初，自流井各界联合为李宗吾召开追悼大会。

民国元年（1912年），李宗吾在成都《公论日报》上发表了一篇《厚黑学》，其中“厚”理解为“脸皮厚”，“黑”则理解为“良心黑”。这种独特的解释形式让李宗吾很快在读者中引起巨大反响，并获得了“李厚黑”的称号，一时间各种批评、辱骂迅速向他袭来，但李宗吾并不后悔，甚至以此为乐，反而愈写愈多，于是《厚黑经》和《厚黑传习录》相继出炉，在《厚黑传习录》中更是以方法论的高度提出了“求官六字真言”、“做官六字真言”以及“办事二妙法”（即“锯箭法”和“补锅法”）和“厚黑三阶段论”，借“厚黑”讽世，正话反说，揭露当时中国的官场和社会中的各种陋习和黑暗。尔后，在对中国传统哲学思想进行研习、反思后，李宗吾在人性论上取了告子的性无善无恶论。同时他又受西方思潮的影响，在方法论上，实际上是个人主义思想的拥护者，在调和了达尔文的“进化论”以及克鲁泡特金的“互助论”两种对立相反的理论的基础之上，创出了“厚黑原理”，即“心理依力学规律变化而变化”，可以引导和利用私心的导向，从而决定“厚黑”的手段所阐发出来的社会效应和社会价值，提出了“厚黑救世”的基本思想和取向。“用厚黑以图谋一己之私利，越厚黑，人格越卑污；用厚黑以图谋众人之公利，越厚黑，人格越高尚；就成败而言之，我们可下一公例，用厚黑以图谋一己之私利，越厚黑，越失败；用厚黑以图谋众人之公利，越厚黑，越成功。”这一阶段的“厚黑学”思想，将“厚”字解为“忍辱负重”，“黑”字解为“刚毅果敢”。

在看待“厚黑学”思想形成的时候，可以将其分为广狭两义两个阶段进行看待。狭义“厚黑学”思想，是以“厚黑学之树根”——《厚黑学》《厚黑经》为理论指向的“面厚心黑”的基本哲学内容，以及“厚黑三阶段论”、“官道双六字真言”和“办事二妙法”为方法论支撑的一个有机整体。而广义“厚黑学”思想是以“心理依力学规律而变化”这一臆说为核心的、结合了近代西方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的有机体系，并用力学这一没有价值取向的、充满工具性手段色彩的方法来定义、解构中国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等方方面面的问题和现实，并提供对策的统一整体。目的在于导人向善，为中国传统文化实现在新时代背景下的发展和复兴，为儒学等传统文化实现现实层面的操作提供手段，为现代中国的发展指明一条崭新的大道，成为黑暗时代背景下，正言若反的嬉笑怒骂，让人振聋发聩的时代呐喊。

李宗吾的“厚黑学”思想是基于对传统思想的深刻把握之下，融汇近代西方自然科学中的相关理论，加上自身多年的体悟和反思，结合当时中国的社会的基本形态和现实情况而阐发的。在其思想体系中着力理清了中国传统哲学分期的问题，儒、释、道三家的交叉融汇和发展的问题。采用近代西方的数学与力学的公式，对中国传统人性论进行了解读和分析，并成功解决了这一桩历史的悬案。

而最为重要的是其构建了一个崭新的理论——“厚黑学”，并用“厚黑学”的相关理论对传统历史进行验证和定义，对具体社会现象进行剖析和解读，对于未来的制度和学术进行启蒙和规划。这几个方面的作用也共同支撑起了“厚黑学”思想作为一个哲学体系的学理构建意义。“厚黑学”着重解决的就是传统儒学现代化、操作手段化的问题，换言之就是“为术正名”的问题，将传统社会几千年只能私相授受、自我感悟、秘而不宣的“术”，上升到了与“道”相同的高度，或者说有了“道术”一体的取向。“厚黑学”思想体系的构建具备学理上的构建价值，同时也为学界开拓了新的思维角度和方法。

李宗吾在教育领域颇有建树，他作为教育家的最大建树，是其以“ 考试制”为核心的学制改革蓝图。

李宗吾认为，现代学校最大的一个弊端，在于内部组织上的“铁床主义”。

现行学制是工业化的产物，现代学校仿佛是“人才工厂”：将不同资质的人输进去，按同样标准、同样程序、同样时间予以“铸造”。20世纪初中国从西方引入现代学校模型，主要是引进其工厂机制，而几乎完全剥离了西方现代学校师生互为主体关系的内核。受教者不是作为一个完整的人、作为一个与施教者对等的主体进入教学程序，而是作为“灌输”的对象、作为一个被动的物件进入教学程序。工厂机制与权威主义相结合，使中国现代学校与自由精神、个性发展尖锐对立。李宗吾对此有深刻洞察。他说，人的本性原是不齐的，现在的学校，处处求整齐划一，这不是与人的本性相悖吗？ 他打了个比方：古时有个强盗，常把俘虏按倒在铁床上，身子比铁床长的，就把身子砍一截；身子比铁床短的，就把身子拉长些。他断言，现代学校讲求的“整齐划一”就是这样一种强盗逻辑，即“铁床主义”。“铁床主义”强化的是现存秩序的绝对权威，如钟点授课制“每日应授的功课，即使学生业已了解，钟点一到，还是叫他们上堂听讲；其有程度太差、听了茫然不解的，也要叫他们上堂听讲。因为不如此，就不算整齐划一了！”又如学年制“实则所说的三年毕业、四年毕业，并不是所习的学业，要三年或四年才能完毕，不过是讲堂上规定了若干钟点，必须坐满罢了。仿佛是三年的有期徒刑，或四年的有期徒刑”，这不只是虚耗学生的精力和时间，用刻板的定规将千姿百态的人“整齐划一”“青年个性，如此被戕贼的，就不知有若干了”。牺牲人的天性以维护既存秩序的权威，这是“铁床主义”的实质。由此构成的中国现代学校的显著特征，而为李宗吾深恶痛绝。所以李宗吾称，现代学校“也可以说是监狱式的学校”。

李宗吾认为，中国现代学校的第二个弊端，是对外关系上的“文化霸权主义”——只有现代学校颁发的文凭，才有合法性，“至于校外自修的，任他学问如何好，政府是不能承认的，依然把他当作弃材”，从而确立现代学校为唯一正宗，而将其他修学门径判为异类。李宗吾警告说，甚至与百弊丛生的科举制相比，这也是一种退化。这种退化主要表现为两点：一是教育资源分配的不均等。他认为科举弊病虽多，但“那个时代却有一个极好的精神”，只要立志读书，就有书可读。而且在科举时代，穷人可以一面谋生活，一面自己用功，国家行使考试时，对此等人，与书院肄业的人同样待遇，并没有歧视之心。而现时的学制则把那些虽有天赋却家境贫寒的子弟拒之门外了。在现行学制下，完全是家资富裕的占便宜，学校的等级越高，所需费用越多；于是高深的学问，就成为富人的私有物了，贫寒子弟是终身得不到高深学问的。即使实行义务教育，也不过得点粗浅知识罢了。“罢黜百家”，独尊现代学校，在事实上剥夺了受教育者的择学自由。而剥夺寒门子弟的择学自由，则无异于剥夺他们的求学权利，客观上必然导致教育资源、文化资源分配的不均等。再就人才选任而言，现行学制也不如科举制合理。因此，“如照现在的学制，继续行下去，国家必要少出许多人才，无形之中就是受了极大的损失”。现行学制不仅仅断送寒门子弟的个人前程，更是对整个社会有机体的损害。

李宗吾因而主张废除“整齐划一”的钟点授课制，由学生依据自身的“读书生物钟”自由安排课程。他认为，现行的钟点授课制是逆天性之水而行舟，“好比煨肉的方法，初时用猛火，到了沸腾后，改用微火，只要能够保持沸腾的温度，虽是微火，所得的效果仍与猛火无异”；读书亦是如此，读书不到破题时，当然艰涩。一旦破了题，再读下去就势如破竹，读书人自是宜将剩勇追穷寇，而不能正在兴头之时戛然而止，半途而废，令刚刚产生的灵性悟性全然消散。钟点授课制完全无视这个规律，“学生上讲堂，听教员讲某种学科，初时一二十分钟，还没有什么趣味，这就是因为煨肉的水还是冷的；然后越听越有味，就是到了沸点的时候了；忽然铃声一响，改授他科，这就像还未煨好，就把罐子提开，改为煮饭一样。学生又要经过一二十分钟，才能发生兴趣，正在津津有味的时候，钟点又到了，又须改授他科，这就是饭还未煮熟，又改而炒菜”。“读书生物钟”在钟点授课制的外在干扰之下完全失调，“每天学习五六科，改变五六次，结果时间耗费了，精力也疲倦了，所受的益处，依然没有好多”。所以李宗吾认为“学生习某科，他要想继续下去，不肯中止，这是可以的；他自觉厌烦了，想另换一科，也是可以的”。总之应由“学生自择其所谓难所谓易，不能钻入学生的脑中代择其所谓难所谓易”。“读书生物钟”起了主导作用，学习效率就会有增无减，“当纯由学生自动，教师在旁边辅导，随时指点，却不可强制他。这样学生的进步，自然很快，脑筋也不会损伤”。

在教育领域，李宗吾倡导多元主义，他认为，修学门径至少应有如下三种，一是正式学校，二是私塾，三是平民学校，使王子贫儿均有书可读，各得其所，知识上精神上自不难“共同富裕”。但他对多元并非同等对待：在校内学生和校外“寒士”中，他偏爱校外“寒士”；在现代学校和私立学校中，他偏爱私立学校。他之倡导学制改革，目的之一就是为校外“寒士”、为私立学校争取与校内学生、与现代学校均等的机会和权利。

李宗吾主张实行考试制，其着眼点是想借着这种制度，以求教育的平等与普及，造就真实的人才。在他看来，千舟竞发，百川争流，终会“九九归一”。而实现“九九归一”的中介，则为“考试制”。李宗吾设计的“考试制”，相当于如今流行的水平考试，如“托福”，由政府派员主持，在规定日期进行；考生不问职业、年龄，亦不问修学门径，均可受试，合格者即取得相应学历。李宗吾承认，此种考试制在形式上是对科举时代考试制的继承，其现代意义，李宗吾则有如下诠释：假如有一座城堡，我们想攻下它，所以进攻的路，东南西北，不必拘定。攻取的方法，或用大炮轰击，或是肉搏而上，或用飞机，或挖地道，也不必拘定，总以攻入城内为主。毕业考试，就是考察他攻入没有。至于进攻的路线与方法，应由前敌将士考察地势，侦察敌情，自行选择，当主帅的只严令将士限期攻入就是了。

林语堂：①近代之新圣人。②千古大奸大诈之徒，为鬼为蜮者，在李宗吾笔下烛破其隐。读过中外古今书籍而没有读过李宗吾《厚黑学》者，是人生憾事也。

李坚白挽联：寓讽刺于厚黑，仙佛心肠，与千正言先后辉映：致精力乎著述，贤哲品学，拟念四史今古齐名。

杨仔耕挽联：品圣贤常作翻案，抒思想好作奇谈，孤愤蕴胸中，纵有雌黄成戏谑；算年龄逊我二筹，论学问加我一等，修文归地下，莫将厚黑舞幽冥。

李筱亭挽联：定具一片铁石心，问君独尊何在，试看他黑气弥天，至死应遗蜀酋憾；纵有千层桦皮脸，见我无常倏到，也只有厚颜入地，招魂为读怕婆经。

杨履冰挽联：公著述等身，愤薄俗少完人，厚黑一篇，指佞发奸挥铁笔；我惭为半子，贪贤郎皆早世，嫠孤满目，临丧进泪洒金风。

柏杨：李宗吾先生一生为人做事，比柏杨先生不知道高级多少，真可惊天地而泣鬼神。而他鼓吹“厚黑”，硬揭大人先生和鱼鳖虾蚧的疮疤，其被围剿，自在意中。（《李宗吾之学》）

孙自筠：西方把那些不合时尚、不受规范、落拓不羁、具有怪异思想和行为的人称为“嬉皮士”，看李宗吾的为人为文，实在也有点那种味道，但他的层面要高雅得多，追封他一个“雅皮士”的谥号看来也挺合适，不过要注明：国产。

李宗吾著有《厚黑学》，主要包括《绪论》《厚黑学论》《厚黑经》《厚黑传习录》等几个部分；民国十六年（1927年），发表了《我对圣人之怀疑》；民国十七年（1928年），发表了《社会问题之商榷》，主要包括《公私财产之区分》《人性善恶之研究》《世界进化之轨道》《解决社会问题之办法》以及《各种学说之调和》组成，前四篇提出了社会现实问题，第五篇则是对前面所涉问题的解答；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他还发表了《中国学术之趋势》，主要包括《老子与诸教之关系》《宋学与蜀学》《宋儒之道统》以及《中西文化之融合》等。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发表《心理与力学》（也被人称为《厚黑原理》），主要包括《性灵与磁电》《孟荀言性争点》《宋儒言性误点》《心理依力学规律而变化》《世界进化之轨道》《达尔文学说之修正》《克鲁泡特金学说之修正》等等文章。此外还著有《厚黑丛话》《制宪与抗日》《心理与力学》《锸随录》等。

李宗吾是个装疯迷窍的正经人，因为装疯佯狂了几十年，开口“厚黑”，闭口“教主”，要他凡人常态地行事说话好像都矫住了。但他毕竟自幼受儒学之教，内底子是个正经人，内心甚盼知交，渴求理解。不过他那惊世骇俗的“厚黑学”和逃世纵酒的魏晋气，把能结交为友的人都排开了。同他既能交心，又使他心仪佩服的朋友中，数得出来的只有一个，那就是李筱亭。

李筱亭是宜宾人，李宗吾是富顺人。清末，两人同在自流井炳文书院读书，是同窗好友，同榜秀才，又同道入同盟会，参加反清革命。民国成立后，蜀中军阀征战，攘夺不休。为了救世，李筱亭坚持反帝反封建斗争，是大革命中著名的革命领导者，由左派国民党人再成为共产党人。可李宗吾却由发表讽世的“厚黑经”，进而扮演起厚黑教主来。李筱亭在当年的同道朋友中，是难得的一个不对他作劝诫，也不骂他为“疯子”的人。因为深悉他的文风人品，也了解“厚黑传习录”所由出的社会原因。“厚黑”种种，言虽恢诡，意实沉痛，无非看到社会病象，疗治无方，惯杀偏锋，反话正说而已。所以在国民党政府为了所谓“社会人心”而严禁《厚黑学》之时，他反倒写了首诗送与李宗吾，其中有句云：“玄之又玄玄乃黑，含德之厚厚不测。老子手写厚黑经，世俗强名曰道德”。李宗吾读了连呼“妙极！”大发“生我者，父母；知我者，李筱亭”的感叹。以后有人问他“厚黑学三字宜以何字作对”时，他就断然说：“道德经”。因为这是李筱亭为他测出来的，连他自己都甚感受教，视为空谷足音。

民国元年（1912年），四川省成立军政府，由尹昌衡和同盟会会员张培爵分任正副都督。张培爵以副都督分管民政，拟设一个审计院，欲委派廖绪初为院长，李宗吾为次长。两人都坚辞不就，结果省政府只得改委尹昌龄为院长，廖绪初为次长，李宗吾为第三科科长。李宗吾就低不就高，引得舆论怪异。审计院裁撤后，财政司委李宗吾为重庆海关监督，这是当时四川地区最令人垂涎的一个“肥缺”，李宗吾却立即将委任状退回。财政司不得不请托他的同学刘公潜前往劝驾，仍力辞不就，惹起社会和官场又一番惊异。省政府又委李宗吾为四川官产竞卖经理处总经理，这又是当时官场的一个“银窝窝”。他虽然同意出任，但却提出要将月薪由200元减为120元才肯就职。消息传开，又令官场议论称奇。后来，李宗吾由官产竞卖处转为官产清理处处长，但因全国南北分离，政局混乱，加上有政客、官僚阻挠，官产既不能竞卖也无法清理，不久官产清理处亦撤销。李宗吾不愿再留官场，决定回家闲居。可是为官数年，清廉一身的他连回家的路费都没有，不得不向富顺同乡陈建人借钱五十元，才免去了“有家归不得”之苦。

李宗吾早年曾向富台山庙内的和尚学过功夫，后又学练派别甚多的四川静功，对同善社、刘门、关龙派、吴礁子派等，他都拜门称弟子。曾仔细研读过丰城黄元吉来川讲道时的著作、各派奉为天书的《乐育堂语录》。但他本人对此缺乏恒心，练时从未坐上30分钟之久，越想静坐，心思越乱，强自镇静，则如受苦刑。结果哪一派的方法，他都实验过，哪一派的方法，他都实验无效。

于是，他又想练拳术，先学拳术家的气功，继而又学太极拳。而他认为前者无非装模作样，违反自然规律；后者虽似相宜，但要受一种约束，他自然不耐烦。

最后，自己发明了一种拳术，名曰“无极拳”。这种拳据他自己说，无非是恍兮惚兮，玄而又玄而已。他晚年就练此拳，直至去世从未间断过。至于效果，恐怕也只有他自己才知道了。

李宗吾在《厚黑大全》一书中说：“每读古人之书，无不在疑，因定下读书三诀，为自己用功步骤。”他的三诀”是：

第一步，以古人为敌。读古人之书，就想此人是我的劲敌，有了他，就没得我，非与他血战一番不可。逐处寻他缝隙。即使攻入，又代古人设法抗拒，愈战愈烈，愈攻愈深。必要如此，读书方能入理。

第二步，以古为友。我若读书有见，即提出一种主张，与古人的主张对抗，把古人当如良友，互相砌磋。如我的主张错了，不妨改从古人；如古人的主张错了，就依着我的主张，向前研究。

第三步，以古人为徒。著书的古人，学识肤浅的很多，如果我自信力在古人之上，不妨把他们的书拿来评阅，当如评学生文字一般。说得对的，与他加几个圈；说得不对的，与他划几根杠子。评阅越多，知识自然就会越高，这就是普通所说的教学相长了。

在众多的介绍李宗吾生平的材料中，常常看见“李宗吾，四川大学教授”这样的提法。但就现有文献来看，“李宗吾曾任四川大学教授”这一说法缺少确凿依据，不足采信。

最早提出这一说法的是1989年初求实出版社出版的《厚黑学》和中国经济出版社出版的《厚黑学大全》。两家出版社都为自己的出版物撰写了《出版说明》予以介绍，求实出版社的《出版说明》中有这样的文字：“一度任国民政府官员、四川大学教授。”落款署“1989年1月”字样。中国经济出版社出版的李宗吾《厚黑学大全》的《出版说明》则是：“后任富顺县中及绵阳省中校长、省督学和四川大学教授。”落款同样署“1989年1月”字样。这“出版说明”影响很大，傅永和编著的《现代实用文体写作技巧与经典范例全书》以之作为撰写“出版说明”的例文全文转载。之后，在介绍李宗吾的各种文字中，纷纷出现了“四川大学教授”的字样。从这些文献可见，虽然提及李宗吾任“四川大学教授”的资料不少，但是都没有注明出处，表述文字与前所言《出版说明》如出一辙，转引的痕迹非常明显，因此，这些资料可能出自同一资料，不能互证，也就不足采信。

今自贡市红旗乡大岩村七组有李宗吾衣冠冢，墓碑上有李宗吾“任四川大学教授”这样的文字。曹德权《厚黑大师李宗吾身后大寻踪》全文转载了其中“生平事迹简介”。这段文字，影响较大，成为众多论者引用的对象。据现居自贡枫林小区的李宗吾侄孙李仿成介绍，迁葬此墓是他和原自贡市第二建筑公司门卫李志刚操办的，墓碑由李志刚撰文，在马吃水刻写完成。他们手里并没有李宗吾的生平资料，是李志刚根据他看到的材料撰写的。李志刚已于迁葬后两三年去世，无法查证（一说是自贡诗词界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前辈所撰，似更可信）。因此，这并不是第一手资料，碑文撰写于1992年，在开始广泛传播“李宗吾曾任四川大学教授”说法的1989年之后第三年，这些文字可能是当时有关资料的转载。

李宗吾生活的地方主要是成都和自贡两地，但两地的档案馆均未见到有关“李宗吾任教四川大学”的档案资料。李宗吾在成都学习和工作的档案，今保存于四川大学档案馆等地。四川大学档案馆较完整地保存着四川大学的校史档案资料，如关于李宗吾挨打事件的文件等都有保存。但是，没有一件资料能表明李宗吾曾在国立四川大学及其前身国立成都大学等学校任教。

李宗吾晚年回到其故乡四川省自贡市，自贡市档案馆的张国钢就档案馆所藏资料写成了《档案中的李宗吾》一文，其中也未见有李宗吾任教四川大学的信息。

据四川大学档案材料编写的《四川大学史稿》和《张澜与四川大学》二书，都收录了国立成都大学教师名录，但未见李宗吾的名字。《四川大学史稿》第二卷第104页“张澜长校期间，国立成都大学的教师阵容”和第132页国立成都师范大学教师114名中，均未见李宗吾的名字。《四川大学：历史·精神·使命》第一章第二节有李宗吾任国立成都大学教师的记载，但这一资料未注明参考文献。据称该资料经过多次编辑，已无法确知材料的编写者，无法进一步求证。

因为特殊的时代背景，有关李宗吾的第一手资料遗失殆尽。自贡市李宗吾研究会的学者走访川内各地、探访李宗吾后嗣，都没有发现新的文献材料。该研究会几位资深研究者也否认李宗吾曾任教于四川大学。

翻看早期的李宗吾传记，如李宗吾自著的《厚黑教主自传》（民国三十五年晨钟书局印行）、李宗吾好友、曾任四川大学教授兼中文系主任张默生民国三十六年（1947年）撰写的《厚黑教主传》均未提及李宗吾在四川大学任教。李宗吾族侄李石锋与李宗吾关系密切，在1949年下半年写有一篇回忆录《破风楼文集之五：关于宗吾先生》，未公开发表，手稿现存自贡市档案馆。其中关于李宗吾事迹记载甚详，但也未见到李宗吾任教四川大学的记述。

1985年，《自贡文史资料选辑》发表李宗吾遗作《廖绪初小传》的时候，附有作者简介，也没有提及李宗吾曾任四川大学教授。即便是晚至2006年中国档案出版社出版的《被忽略的大师：李宗吾新传》，也未出现“李宗吾任教四川大学”的记载。

在周勇、李树民的《“李宗吾曾任四川大学教授”质疑》一文中，作者考证认为，这一说法可能来自四川大学档案馆一件包含“李宗吾”字样的档案材料。这件档案出自国立成都师范大学案卷，为单页，没有标题，也没见到前后的文本。该案卷的档案号：国立成都师范大学——13.0032。文件为一份手写名单。名单共两横排，下排第一人即为“李宗吾”。这与其它材料所载国立成都大学教师名单不同，故不会是国立成都大学教师名单。很可能有人将其误读为一份国立成都师范大学教师名录，从而认为李宗吾是“国立成都师范大学教师”，又在传写的过程中变成了“国立成都大学教师”。也可能是因为李宗吾曾在四川省城高等学堂学习，该学堂民国五年（1916年）5月更名为国立成都高等师范学校。民国十五年（1926年），国立成都高等师范学校一分为二为国立成都师范大学和国立成都大学。李宗吾作为国立成都师范大学和国立成都大学前身的学生，被人误记为该校的教师了。

在2006年开馆的四川大学校史陈列馆里，有两条关于李宗吾的介绍：

其一：早期同盟会中的四川大学校友……李宗吾，四川省城高等学堂学生，国立成都大学教师。

另一则是：四川高等学堂学生和成都大学教授李宗吾（1880—1943）。

这两条资料都肯定李宗吾曾在国立成都大学任教（教师或教授），没有注明资料来源，可能出自前述川大档案资料，故不足据。

1998年，出现了李宗吾任“四川大学兼职教授的”说法。王磊、席新所著《厚黑教主李宗吾传奇》称：“1927—1938年，李宗吾先后在二刘军中及省政府中任职，并在四川大学作兼职教授。”由此出现了李宗吾曾任“四川大学兼职教授”一说。同样，这一说法也在多种文献中出现。遗憾的是，这些文献也没注明李宗吾任兼职教授的依据。民国十六年（1927年）年末至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间，李宗吾在成都各政府部门工作是确定的，有各种资料可以确证，认为李宗吾任四川大学全职教授缺少证据。在这样的背景下，可能传记的编写者在众多的“李宗吾任四川大学教授”这类信息的冲击下，就作出了李宗吾曾任“四川大学兼职教授”的判断。李宗吾在成都高校任兼职教授是可能的。但是，这并不能说明李宗吾一定会做某高校的兼职教授。事实上，李宗吾的思维方式并不符合高校经院哲学思维的要求，其观点也毁誉交加，没有得到社会的一致认可，不大适合做高校教授。故这种可能性仅仅在理论上存在。再退一步说，即便李宗吾曾接受某一高校的兼职教授的聘书，也可能没有真正履职，因此在自己和他人笔下，也就没有相关记载。

父亲

李高仁，原经商，后务农，不会写字，却爱读书，不过只限于《治家格言》《三字经注解》等两三本而已。李宗吾兄弟姐妹有8个，李宗吾行六（一说行八），他在老家至晚年时，人称李六爷。

后裔

长子李泽恒，字慎思，英年早逝。

次子李泽文，字仿先，1932年大学毕业后因染上霍乱不治而去世。遗下一个女儿李长玉和一个遗腹子李长城。李泽文去世后，其妻张仲华一直没有改嫁。

女儿，一女在6岁时即夭亡。另一女嫁与杨履冰。

李宗吾去世后，遵从他的遗愿，其灵柩埋葬在附近自贡市富台山上的接官厅（上级官员下福的公馆）旁，之后的四五年，李宗吾遗孀钟性荣因拖家带口操劳过甚而病故，其后人将她的寿棺与李宗吾墓“合坟”安葬，被称为“双棺坟”。

1958年“大跃进”时期，李宗吾墓遭掘坟取棺，李宗吾夫妇遗骨遭抛弃，然后将两口棺材运回了生产队的保管室，不久便作为木材变卖了。其时，李宗吾后人已搬离老宅，一部分人迁去了外地，一部分人虽在自贡，但没有得到这一消息。倒是住在两公里外的大岩村李氏宗族后代听说后赶去现场，将李宗吾夫妇的遗骨收殓，重新填埋入原坟坑中了事。

1992年5月7日，李宗吾老宅已成了居民住宅街区，又因建设征地，埋于此处的各家坟墓均被通知迁移。李宗吾之孙李长靖、孙女李若英等孙辈后代，代表李家后人，前往富台山为祖父母迁坟。此时，所埋墓坑中的遗骨已无法辨认分装，只好两人的遗骨收殓到一起放入经坛，考虑到此后有赖李氏宗族后人就近照看，也由于坟地之需，他们便将祖父母的遗骨送去了李氏宗族的祖居地之红旗乡大岩村七组，埋于青龙山上，并立了墓碑。

2004年4月4日清明节，自贡市李宗吾学术研究会筹备组众人和部分文艺界人士，自发地组织起来前往大岩村为李宗吾扫墓。

李宗吾故居位于今四川省自贡市自流井区一对山西侧山脚下的一处街道当中，是李宗吾于民国二十八年（1939年）购买的。房子坐南朝北，面向富台山下的小溪（俗称洗脚河），距汇柴口小街不到三百米。面积为350平米，有七八间房，整座房屋呈“凹”字形。这座故居后来被用作红旗乡卫生院，1990年建设汇东新区而被拆除。

2001年3月2日，长3米、高1米的李宗吾纪念碑安砌于“古盐道餐厅”大门石壁边。

2004年8月8日上午9时，自贡市李宗吾学术研究会成立大会在自贡市汇东新区夕阳红公寓举行。首届会员共61人，经民主选举邓遂夫任会长，邓科、黄鹤邦鼎、陈思逊、周开岳任副会长，黄鹤邦鼎为法人代表，邓科兼任秘书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