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辞，也作“楚词”，是战国时期楚国诗人屈原创作的一种新的诗歌体裁。屈原的抒情长诗《离骚》，具有浪漫主义风格，是楚辞的代表作，楚辞因此又称为“骚体”。

《楚辞》作品或者效仿楚辞的体例，被称为“楚辞体”或“骚体”。“楚辞”之名，始见于西汉武帝之时，这时“楚辞”已经成为一种文学体裁。“楚辞”是指运用具有楚地特色的乐调、方言、名物而创作的诗赋。进一步说，楚辞的直接渊源应该是以《九歌》为代表的楚地民歌。《九歌》原为祭祀时之巫歌，后经屈原加工而保留下来，而《离骚》等其他作品则是在这基础上发展而来的。由于楚辞和汉代赋作之间的渊源关系，所以屈原作品又有“屈赋”之称。

楚辞，本为楚地的歌辞。战国时期楚国的屈原吸收其营养，创作出《离骚》等巨制鸿篇，后人仿效，名篇继出，成为一种有特点的文学作品，通称楚辞。西汉刘向编辑成《楚辞》集，东汉王逸又有所增益，分章加注成《楚辞章句》。 唐孟浩然《陪张丞相自松滋江东泊渚宫》诗：“腊响惊云梦，渔歌激楚辞。”《朱子语类》卷一三九：“楚 词平易，后人学做者反艰深了，都不可晓。”宋魏庆之《诗人玉屑·诗体上》：“有楚辞，屈宋以下，效楚辞体者，皆谓之楚辞。”姚华《论文后编·目录中》：虽‘凤兮’‘沧浪’，已载前籍，而《骚》尤深远，其辞若跌宕怪神，其思则缱绻恻怛，故能义兼《风》《雅》，体先词赋，於是楚辞代《诗》而兴，蔚然成家矣。”

“骚”，因其中的作品《离骚》而得名，故“后人或谓之骚”，与因十五《国风》而称为“风”的《诗经》相对，分别为中国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的鼻祖。后人也常以“风骚”代指诗歌，或以“骚人”称呼诗人。

如：荆轲的《易水歌》，就采用了这一体裁。

楚辞，其本义是指楚地的歌辞，后来逐渐固定为两种含义：一是诗歌的体裁，二是诗歌总集的名称。楚辞的创作手法是浪漫主义的，它感情奔放，想象奇特，且具有浓郁的楚国地方特色和神话色彩。

从诗歌体裁来说，它是战国后期以屈原为代表的诗人，在楚国民歌基础上开创的一种新诗体。从总集名称来说，它是西汉刘向在前人基础上辑录的一部“楚辞”体的诗歌总集，收入战国楚人屈原、宋玉的作品以及汉代贾谊、淮南小山、严忌、东方朔、王褒、刘向诸人的仿骚作品。“楚辞”之名首见于《史记·酷吏列传》。可见至迟在汉代前期已有这一名称。其本义，当是泛指楚地的歌辞，以后才成为专称，指以战国时楚国屈原的创作为代表的新诗体。这种诗体具有浓厚的地域文化色彩。西汉末，刘向辑录屈原、宋玉的作品，及汉代人模仿这种诗体的作品，书名即题作《楚辞》。这是《诗经》以后，中国古代又一部具有深远影响的诗歌总集。另外，由于屈原的《离骚》是楚辞的代表作，所以楚辞又被称为“骚”或“骚体”。汉代人还普遍把楚辞称为“赋”。《史记》中已说屈原“作《怀沙》之赋”《汉书·艺文志》中也列有“屈原赋”、“宋玉赋”等名目。

在汉代，楚辞也被称为辞或辞赋。西汉末年，刘向将屈原、宋玉的作品以及汉代淮南小山、东方朔、王褒、刘向等人承袭屈原、宋玉的作品共16篇辑录成集，定名为《楚辞》。楚辞遂又成为诗歌总集的名称。由于屈原的《离骚》是《楚辞》的代表作，共373句，是中国古代最长的抒情诗，故楚辞又称为骚或骚体。

楚辞是在楚国民歌的基础上经过加工、提炼而发展起来的，有着浓郁的地方特色。《楚辞》在中国诗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它的出现，打破了《诗经》以后两三个世纪的沉寂而在诗坛上大放异彩。后人也因此将《诗经》与《楚辞》并称为风、骚。风指十五国风，代表《诗经》，充满着现实主义精神；骚指《离骚》，代表《楚辞》，充满着浪漫主义气息。风、骚成为中国古典诗歌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创作的两大流派。

注本是东汉王逸的《楚辞章句》。《四库全书总目》说：「初，刘向裒集屈原《离骚》、《九歌》、《天问》、《九章》……而各为之注。」但刘向编定的《楚辞》16卷原本已佚。《楚辞章句》即以刘向《楚辞》为底本，它除了对楚辞做了较完整的训释之外，还提供了有关原本的情况。在《楚辞章句》的基础上，南宋洪兴祖又作了《楚辞补注》。此后，南宋朱熹著有《楚辞集注》，清初王夫之撰有《楚辞通释》，清代蒋骥有《山带阁注楚辞》，等等。他们根据己见，作了许多辑集、考订和注释、评论工作。

楚辞的形成，从直接的因素来说，首先同楚地的歌谣有密切关系。如前所述，楚地是一个音乐舞蹈发达的地方。我们从《楚辞》等书还可以看到众多楚地乐曲的名目，如《涉江》、《采菱》、《劳商》、《九辩》、《九歌》、《薤露》、《阳春》、《白雪》等。还有刘向《说苑》所载《越人歌》，据说是楚人翻译的越国舟子的唱辞：

今夕何夕兮，搴舟中流。今日何日兮，得与王子同舟。蒙羞被好兮，不訾诟耻。心几烦而不绝兮，得知王子。山有木兮木有枝，心悦君兮君不知。

这种歌谣到秦汉时还十分流行。如刘邦有《大风歌》，项羽有《垓下歌》。但值得注意的是，楚辞虽脱胎于楚地歌谣，却已发生了重大变化。汉代称楚辞为赋，取义是“不歌而诵谓之赋”①（《汉书·艺文志》）。屈原的作品，除《九歌》外，《离骚》、《招魂》、《天问》，都是长篇巨制；《九章》较之《诗经》而言，也长得多。它们显然不适宜歌唱，不应当作歌曲来看待。同时，这种“不歌而诵”的“赋”，却又不是像散文那样的读法，据古籍记载，需要用一种特别的声调来诵读。这就是“吟”。（所谓的“吟”，就是介乎于“读”和“唱”之间的一种形式，是以一种较为简单的调子来吟完整篇文章。）歌谣总是篇幅短小而语言简朴的，楚辞正是摆脱了歌谣的形式，才能使用繁丽的文辞，容纳复杂的内涵，表现丰富的思想情感。

除了楚地歌谣文化本身的因素，其他一些因素对楚辞的形式也起了一定作用。如春秋以后，楚国贵族对《诗经》已经相当熟悉，这成为他们的文化素养的一部分。屈原《九章》中的《橘颂》全用四言句，又在隔句的句尾用“兮”字，可以视为《诗经》体式对《楚辞》体式的渗透。在战国时代，纵横家奔走游说，十分活跃。他们“欲以唇吻奏功，遂竞为美辞，以动人主”，“余波流衍，渐及文苑，繁辞华句，固已非《诗》之朴质之体式所能载矣。”——鲁迅《汉文学史纲要》中的这一节论述，正确地指出了战国纵横家华丽铺张的文辞对《楚辞》形成的影响。

当然，“不有屈原，岂见《离骚》”（《文心雕龙·辨骚》）。

屈原(前340－前278年)，是中国文学史上最早出现的爱国诗人。在《楚辞》初本的16卷中，屈原的作品占绝大部分，共收他的诗作8卷20余篇。包括《离骚》、《九歌》（11篇）、《天问》、《九章》（9篇）、《远游》、《卜居》、《渔父》、《招魂》等。其它8卷是，宋玉的《九辩》，景差的《大招》，及汉代贾谊的《惜誓》、淮南小山的《招隐士》、东方朔的《七谏》，严忌的《哀时命》、王褒的《九怀》、刘向的《九叹》等。南宋朱熹在此基础上编为《楚辞集注》，增入贾谊的《鵩鸟赋》、《吊屈原赋》两篇；删去《七谏》、《九怀》、《九叹》等作品，朱熹认为这些作品缺乏真实的思想感情。他并把屈原的作品划为“离骚类”，把其它作品划为“续离骚类”，按原篇章次序编为8卷。　屈原的作品大致可分两类：一类是《离骚》《九章》等在流放生活中写的政治抒怀诗；一类是以《九歌》为代表的祭歌和反映诗人世界观、人生观的《天问》。　屈原的代表作《离骚》，是中国古代最长的一篇浪漫主义抒怀诗，也是“楚辞”的代表作品。由此，世人称“楚辞”为“骚体诗”，并与《诗经》并称“诗骚”。“骚体诗”由屈原创造，句式可长可短，篇幅宏大，内涵丰富复杂；它打破了《诗经》那种以整齐的四言句为主，简短朴素的体制。《离骚》是诗人在遭第二次流放中，满怀“信而见疑、忠而被谤”的委屈，凝聚忧愤、感慨于笔端写成的。这首近2500字的长诗，叙述了诗人的身世和志向，通过表现诗人一生不懈的斗争和决心以身殉志的悲剧，反映了楚国统治阶层中正直与邪恶两种势力的尖锐斗争，暴露了楚国的黑暗现实和政治危机，表达了他为国为民而战斗不屈，“九死而不悔”的精神。

九歌：东皇太一　东君　云中君　湘君　湘夫人　大司命　少司命　河伯　山鬼　国殇　礼魂

天问

九章：惜诵　涉江　哀郢　抽思　怀沙　思美人　惜往日　橘颂　悲回风

远游

九辩

招魂

大招

七谏：初放　沈江　怨世　怨思　自悲　哀命　谬谏

哀时命

九怀：匡机　通路　危俊　昭世　尊嘉　蓄英　思忠　陶壅　株昭

九叹：逢纷　离世　怨思　远逝　惜贤　忧苦　愍命　思古　远游

九思：逢尤　怨上　疾世　悯上　遭厄　悼乱　伤时　哀岁　守志

【东皇太一】

吉日兮辰良，穆将愉兮上皇。抚长剑兮玉珥，璆锵鸣兮琳琅。瑶席兮玉（王+真），盍将把兮琼芳。蕙肴蒸兮兰藉，奠桂酒兮椒浆。扬枹兮拊鼓，疏缓节兮安歌，陈竽瑟兮浩倡。灵偃蹇兮姣服，芳菲菲兮满堂。五音纷兮繁会，君欣欣兮乐康。

【翻译】

选定吉日啊，行祀良辰；恭敬祭祀啊，愉我上皇。

身佩长剑啊，抚彼玉珥；盛装玉饰啊，脆鸣叮当。

坛铺瑶席啊，玉镇平展；更要奉上啊，名花溢香。

蕙煮祭肉啊，兰花为衬；桂酒奠祭啊，佐以椒浆。

扬起鼓槌啊，敲响祭鼓；节拍徐缓啊，歌唱勿慌。

竽瑟齐列啊，作乐铿锵。

翩跹巫女啊，服饰艳丽；芳香飘溢啊，馥郁满堂。

五音纷呈啊，悦耳交响；上皇欢欣啊，愉快安康。

【赏析】原诗的构成除两句五言外，都是六言。五言第三字和六言第四字例用“兮”字。最特出的是，基本上隔句用韵，且押阳韵一韵到底，这在《九歌》十一篇中是独一无二的。面对这样一篇韵律严整的诗歌，译文也采取相应的严整结构。即以九字两句译原文的六字或五字一句，第一句结尾以“啊”代“兮”，第四句末都押阳韵。问题是原文“陈竽瑟兮浩倡”的“倡”字，《辞海》释为“作乐”，不是唱歌；可读“chàng”，又可读“cháng”，考虑全篇用韵，以后者为是。其他如 “玉珥”、“瑶席”、“椒浆”等特殊用语均在注释中有说明，在译文中可不译出。

2020年10月30日，入选第六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