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洋文化，就是和海洋有关的文化；就是缘于海洋而生成的文化，即人类对海洋本身的认识、利用和因有海洋而创造出来的精神的、行为的、社会的和物质的文明生活内涵。

“海洋文化的本质，就是人类与海洋的互动关系及其产物。”（曲金良：《海洋文化概论》青岛海洋大学出版社）。如海洋民俗、海洋考古、海洋信仰、与海洋有关的人文景观等都属于海洋文化的范畴。

人类的生命来自海洋，人类的文化起源于海洋。海洋占地球表面的71%，总面积约3.6亿平方公里，是地球上最大的 “宝库”。海洋的浩瀚壮观、变幻多端、自由傲放、奥秘无穷，都使得人类视海洋为力量与智慧的象征与载体。

海洋文化包罗万象，人类缘于海洋，因由海洋而生成和创造的文化都属于海洋文化；人类在开发利用海洋的社会实践过程中形成的精神成果和物质成果，如人们的认识、观念、思想、意识、心态，以及由此而生成的生活方式，包括经济结构、法规制度、衣食住行习俗和语言文学艺术等形态，都属于海洋文化的范畴。海洋文化中崇尚力量的品格，崇尚自由的天性，其强烈的个体自觉意识，其强烈的竞争意识和开创意识，都比内陆文化更富有开放性、外向性、兼容性、冒险性、神秘性、开拓性、原创性和进取精神。

中华民族是人类海洋文化的主要缔造者之一。中华民族祖祖辈辈所居住的大地，东南两面临海，海岸线长达1.8万公里，这样的地理环境，孕育了祖国悠久的海洋文化。

考古表明，早在旧石器时代，中国沿海地区就已有了人类活动的足迹。从公元前3世纪至公元15世纪，中国古代的航海业和航海技术，一直处于世界领先水平。古人还留下了众多描写海洋的诗词作品，如 “海不辞水，故能成其大”、 “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 “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等等，足见海洋一直以来都是中华文化的渊源和重要组成部分。无论从我国海洋历史文化、海洋军事文化、海洋旅游文化或海洋民俗文化中都能挖掘出无数亮点。较具有代表性的，如郑和七次下西洋的壮举，历史性地开辟了亚非海上航路，传播了中华物产和中华文明。更重要的是，在与不同国家进行文化、经济交流的同时，没有占领别国一寸土地，没有建立一个要塞，没有掠夺一份财富。郑和下西洋代表了中华民族发展和平共处、睦邻友好关系的精神实质，是相互尊重、和平友好的伟大实践，不仅完美地展示了中华民族对外交往的优良传统，也是人类文明发展进程中的一个杰出典范和成果。这就是先进的中华文化、先进的海洋文化。

中华文化发展，文化氛围更加融洽和谐，文化创新更加积极活跃，文化产品日益丰富。文化建设与政治建设、经济建设、社会建设协调发展，对外文化交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舞台艺术、群众文化事业的发展都显现了勃勃生机。当代中华儿女，踩着前人的足迹，正以更加抖擞的精神、更加科学的态度、更加稳健的脚步在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大路上昂首前行。虽然海洋文化在文化部门还没有一个专门机构加以关注，但是我们欣喜地看到国家海洋局以及全社会对海洋文化越来越重视。我们对海洋文化的研究和探索日渐深入，如对海岛文化、航海文化、海洋文学、海洋旅游文化、海洋经济文化、海洋环保文化、海洋军事文化、海洋科普的研究和海洋文化历史遗产保护等等。有关的海洋院校、海洋论坛、海洋博览会、海洋文化节等也在日益发挥着积极的作用，相信这些必将有力地推动海洋事业的蓬勃发展，必将推动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大发展大繁荣。

“海兴国强民富，海衰国弱民穷”。面临已经到来的海洋世纪，让我们共同了解海洋、关心海洋，建设和弘扬海洋文化，让海洋更好地造福人类。

人类文明是由大陆文化和海洋文化共同构成的。海洋文明一词最早出现在李二和《舟船的诞生》一文中，后被国内外学界陆续引用。

海洋文化与大陆文化是相互影响、相互融合、相互促进的。中华古代文明，就是由大陆文化和海洋文化融合而成的。陆上的火与石斧创造出了舟船，舟船的水上活动又推动了大陆文化的发展。独木舟出现在新石器时代，是人类文化发展到一定程度的必然产物，它不仅体现了人类生产力的发展程度，以及整个社会科学技术的发展水平。而且为人类海洋文化的发展，开辟了一个崭新的纪元。

人类的特性，就是对未知世界的探求与渴望。

人类对水的依赖是如此的强烈。只要有水流经过，人类就会逐水漂航。古埃及的尼罗河文明；两河流域文明及古代中国的黄河、长江流域文明，莫不缘此而生。同样，在海洋上，只要有海岛（在人们的视野）出现，人们就会乘舟船逐岛而去，从而建立起陆海之间的文化交往。古代中国的文化，就是这样被一步步传播到世界各地的。

中国不仅是一个国土广袤的大陆国家，黄河、长江做为母亲河哺育了中华民族并使中国以其古老的文明著称于世；中国同时又是一个具有漫长海岸线和辽阔海洋的海洋国家。伟大的中华民族同地中海国家一样，都是人类海洋文明的重要发祥地，内涵丰富的海洋文化，是人类历史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华民族不仅早在7000年之前就创造了辉煌的航海历史，而且远在7000年频繁而漫长的航海中，把最早的人类文明、古代文化和科学技术带到了美洲和世界各地（李二和《中国水运史》绪论）。

这是由世界各地先后出土和发掘的大量的、历代文物及世界各国各领域的专家学者对历代古文献资料的研究，包括多次有关中国海洋文化的国际学术研讨会结果所达成的共识。

在我国浙江省余姚县的河姆渡遗址，出土了五支木桨。其中一支残长为62.4厘米，残宽为10.8厘米；另一支残长为92厘米，残宽9厘米。经碳14测定，五支木桨距今年代为7000年左右，属母系氏族社会遗物。同层出土的还有近百种动植物和带有榫卯和企口板结构的房屋建筑所用的木料遗存，还有炭化稻粒等。这证明，渔猎和采集在当时的经济生活中，仍然起着十分重要的辅助作用。河姆渡遗址位于杭州湾以南的宁绍平原，姚江从遗址的西部和南部流过，南为四明山，与河姆渡隔江相望。遗址海拔仅3—4米，在古代可能是一片汪洋或低洼的沼泽地。值的特别注意的是，在出土木桨的桨柄与桨叶结合处，阴刻有弦纹和斜线纹图饰。由此证明，如此雕工精细的木桨，决不是最原始的，当有一个漫长的发展和演化过程。那麽原始木桨的出现，应当更早一些，可能在8000年左右（李二和《中国水运史》第1章中就作了大胆的推论）。无独有偶，同样是在浙江杭州，在萧山跨湖桥新石器遗址，又出土挖掘出了一只独木舟。经碳14测定，这只木舟的距今年代为7500—8000年，这恰与我们在《中国水运史》中的推断相吻合。应当说这是一个惊人的发现，这是我国迄今发掘到的一只最早的独木舟（李二和《海上七千年》）。

那麽，人们不仅要问：舟船的起源到底在何时？谁是舟船的发明者？

这在古代浩繁的典籍中，说法却不一。

《山海经·海内经》中说，番（凡）禺始作舟。《墨子》说，是巧垂。《吕氏春秋》却说是舜的臣子虞姁（于许）。《发蒙记》中又说是舜的另一个臣子伯益。《世本》中又说，是黄帝的两个臣子共鼓、货狄。《易经·系辞下》说：“舟楫之利，以济不通”，说黄帝“刽木为舟，剡木为楫，以济不通，致远以利天下。”

另外，我国远古文献中对舟船的记载也很多。《世本》中，有巴人乘土船浮夷水（今清江）之说；《尔雅·释水》：“庶人乘泭”、“并木以渡”；《国语·齐语》中说“方舟设泭；《越绝书》中说“方船设泭，乘桴洛河”；《论语·公冶长》说：“道不行，乘桴浮于海。”等都是古代对舟筏的记载。

马克思曾说：“一般说来，劳动过程只要稍有一点发展，就已经需要经过加工的劳动资料。”而“火和石斧通常已经使人们能够制造独木舟。”古代中国舟船文化的史实恰恰证明了这一点。《世本》说：“古者观落叶以为舟”；《淮南子》说：“见窍（翘）木浮而知为舟。”“浮”的现象和概念赋予了人们美好的想象；导致人们去“刳木”，使其变轻易浮，从而产生了独木舟。

但不管怎么说，无论是谁发明的，无管是怎样一种说法，它都是古代劳动人民勤劳和智慧的结晶。独木舟的出现，直观地说明了古代中国人民在舟船科技与海洋文化方面非凡的发明和创造力；她扩大了人类的生存空间，同时也揭开了人类水运历史的序幕、揭开了舟船文化和海洋文化的序幕。

我国和世界各地出土的有关与中国古代舟船文化有关的文物、历史遗存越来越多。

除了浙江河姆渡遗址出土的7000年前的雕花木桨，和杭州萧山跨湖桥遗址出土的8000年前的独木舟，在江苏武进出土的战国时期的特大独木舟，陈列在中国历史博物馆中。还有福建泉州出土的宋代沉船等，都分别诉说着古代中国的航海技术和发展水平。

那么，舟船文化的发生与发展，是不是一件独立的事情？当然不是。她既是人类生产力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又直接推动着人类生产力的发展与提高，几乎影响了人类所有科学文化的繁荣与发展。

在长岛县广鹿岛吴家村，出土了“杯底舟形器”；丹东东沟县马家店后洼滨海的新石器遗址中，出土了距今6000年前的仿舟陶器，同时还有伴出的骨鱼钩、骨鱼叉和重达两公斤的石网坠，以及距今5000年前的鲸鱼颈椎骨等。1976年，在辽东半岛大连沿海的郭家村新石器遗址中，也出土了仿舟陶器；1973年，湖北宜都红花套还出土了距今5600多年的陶船。在浙江吴兴钱山漾遗址中，出土了一只距今为4700年前的青枫木木桨；在陕西宝鸡北首岭，发倔出了一件船型彩陶壶，上面绘制有展开的精密网纹。这当然是古人用船拉网捕鱼的又一物证。迄今为止，光是在武昌、汉阳等地就发现了数千处新石器文化遗址，其出土的文物大多与舟船、水和海洋有关。

位于南部渤海水域的山东长岛县，更是海洋文化的摇蓝。这里发掘出土了从旧石器到铁器时代的一系列重要文化遗存。其中新石器时代遗址有33处。在黑山北庄遗址中，发掘出两座四五十人的合葬墓，一座以海螺铺身，显然为海洋葬俗。里面出土的彩陶以红花黑彩的波浪形纹为主，当与水居有关。更有大量的贝壳和鱼骨。所有出土的文物，无不反映出我国母系氏族社会，渔猎生活重要的社会特征。

21世纪为海洋世纪。海洋是生命诞生的摇篮，是人类文明的重要发祥地，在人类社会发展的进程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随着社会经济发展，陆地可供开发资源的减少，世界各海洋大国之间在海洋经济、科技、资源、海权等方面的竞争日益激烈。然而，种种激烈竞争的背后，实质上是海洋文化的竞争。不同的海洋思维、海洋意识、海洋观念等文化因素，决定着竞争的格局和态势，决定着竞争的成败。

长江三角洲地区地处东海之滨、长江入海口与杭州湾交汇区域，是我国经济最为活跃的地区。2009年江浙沪三地GDP首次超过1万亿美元，成为全世界第十一大经济体。随着长三角区域经济进入资源环境瓶颈期，陆域资源、能源和空间的压力与日俱增，迫切要求突破陆域制约，加快发展海洋产业，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海洋资源是长三角区域最大的资源优势之一，是实现长三角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资源依托，也是长三角未来发展的重要战略空间所在。据统计，长三角区域拥有海域面积约30多万平方公里，大陆海岸线和海岛岸线长达8200多公里。2008年江浙沪三省海洋经济总产值为9584亿元，占全国海洋生产总值的比重为32.3%，对国民经济的贡献率达到14.7%。

海洋文化是长三角区域海洋资源重要组成部分，是推动长三角海洋经济发展的先进生产力。早在七八千年前的新石器时代晚期，长三角沿海先民已经能够制造和利用舟楫开始了海上航行，并把自己的文化传播到他们所及之处。自此之后，长三角沿海居民更是在这块辽阔的海域上挥洒着自己的智慧与汗水，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历史文化奇迹。从河姆渡人最原始状态的海洋捕捞与长距离的航海活动，到声名远扬的“海上丝绸之路”，郑和下西洋时庞大的船队，再到世界第一跨海大桥杭州湾大桥的全线贯通，都充分展示了长三角区域人民认识、开发、利用海洋的智慧与能力。随着岁月的流逝、科技的进步、经济的繁荣和中外交往的日益频繁，其内涵不断丰富，外延不断扩展，突出表现为俊逸秀美的海洋民俗文化、源远流长的海洋宗教信仰文化、山明水秀的海洋景观文化、精美独特的海洋盐业文化、中外交融的海洋商贸文化，还有富含海洋特色的渔业文化、港口文化、科教文化、体育文化、文物古迹、名人文化、文学艺术等。长三角区域海洋文化虽历经数千年的演进、整合与重构，但其基本精神却是一脉相承的：海纳百川的开放性，兼容并蓄的亲和力，博采众长、厚积薄发的创新力，植根民间、生生不息的生命力。

著名文化学家罗迈德·威廉姆斯说过：“文化研究最精彩的片段，将不再是回溯古老洞穴的火把，而是照亮未来选择的光柱。”对于海洋文化繁盛的长三角区域来说，研究璀璨的海洋文化，不应该仅仅停留在过去，而应该面向未来，让海洋文化为区域经济与社会发展服务。因此，在长三角区域经济一体化背景下，深入挖掘区域海洋文化的内涵，大力推进区域海洋文化产业的发展，将有助于形成全社会关注海洋、保护海洋、开发海洋的良好氛围，有效提升海洋文化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有助于长三角地区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与产业结构的全面升级，提升区域综合竞争力，对实现“把长江三角洲地区建设成为我国文化产业集聚区”的战略也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