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贞王后（朝鲜语：신정왕후，1809年－1890年），姓赵，是朝鲜王朝孝明世子李旲（追尊为朝鲜翼宗或文祖）的妻子。本贯丰壤，为赵万永之女。

神贞王后赵氏，通称赵大妃（조대비）。嘉庆十三年戊辰（朝鲜纯祖八年）十二月六日（1809年1月21日）出生于朝鲜首都汉城（今韩国首尔）豆浦坊双湖亭私宅中。她的父亲是赵万永，母亲是恩津宋氏（牧使宋时渊之女），她还有一个哥哥赵秉龟。她的这支家族不算太显赫，只有十二世祖赵益贞做过吏曹参判，死于戊午士祸；七世祖赵潝以布衣身份参加仁祖反正，录靖社勋三等，后封丰安君，官至汉城府左尹，但都谈不上显宦。她的高祖父赵尚䌹（金昌协门人）、曾祖父赵曮、祖父赵镇宽皆以老论参政，并都官至吏曹判书，使丰壤赵氏门第渐隆。嘉庆十七年（1812年，纯祖十二年），赵万永的三从兄赵得永曾成功弹劾绥嫔朴氏的哥哥朴宗庆，使金祖淳得以独揽朝政，从而拉近了丰壤赵氏与安东金氏家族的关系，创造了以后她被拣择入宫的重要条件。

嘉庆二十四年（1819年，纯祖十九年）八月，12岁的赵氏被拣择为朝鲜世子李旲的世子嫔，并于当年十月十三日行嘉礼于於义洞本宫。赵氏入宫以后，每日都向王大妃金氏（孝懿王后）、王妃金氏（纯元王后）请安，呵护备至，两殿都称赞赵氏为孝妇。道光七年（1827年，纯祖二十七年），赵氏生下儿子李烉，并在道光十年（1830年，纯祖三十年）被册封为王世孙。然而就在这年五月，赵氏的夫君王世子李旲病逝了，谥号为孝明世子。这对于赵氏来说无疑是飞来横祸。尽管他的儿子已被封为世孙，但她在宫中的地位也随着丈夫的死去而下降，此后她“不进常膳，日夕哀号”，熬过了一段艰辛的岁月。终于，道光十四年（1834年，纯祖三十四年）十一月十三日，赵氏的公公纯祖病死，8岁的世孙李烉于十一月十八日继承王位，是为朝鲜王朝第24代国王——朝鲜宪宗，尊其母赵氏为王大妃，纯祖之妃金氏升为大王大妃，垂帘听政，孝明世子也被追尊为朝鲜翼宗，两年后又给王大妃赵氏上徽号“孝裕”。神贞王后赵氏终于翻身，而她的家族——丰壤赵氏也随之登上历史舞台，主导一股新的势道政治。

朝鲜宪宗即位后，丰壤赵氏一门作为国王的母族而鸡犬升天。神贞王后的父亲赵万永被封为丰恩府院君，他的弟弟赵寅永被擢为领议政，而神贞王后的哥哥赵秉龟、四从兄赵秉铉等人也跻身中枢，掌握大权。这自然引起了先前把持朝政的势道家族安东金氏的不满。当时天主教在朝鲜广泛传播，安东金氏由于镇压不力导致影响力衰退，丰壤赵氏抓住了这个机会，发动了一次全国性的排外行动。道光十九年（1839年，宪宗五年），赵万永、赵寅永制造“己亥邪狱”，大肆捕杀天主教徒，并趁机打压安东金氏及开放派的势力。赵万永、赵寅永兄弟终于巩固了丰壤赵氏势道政治的地位。

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宪宗七年）底，大王大妃金氏撤帘归政。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宪宗十一年），安东金氏集团成员纠弹赵秉龟的不法行为，赵秉龟暴死，赵万永受到了极大的打击，第二年就病死了。赵万永死后，他的弟弟赵寅永暂任丰壤赵氏的首长。赵寅永虽然地位很高，但由于兵权在安东金氏手中，所以很难发挥作用。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宪宗十五年）六月六日，神贞王后唯一的儿子——宪宗逝世，得年二十三岁。因宪宗无子嗣，金赵两族为王位继承问题明争暗斗，最终纯元王后金氏利用自己的长辈身份压制了神贞王后赵氏，指定将居住在江华岛的李元范过继给自己当养子，继承纯祖大统而即位，改名李昪，是为朝鲜哲宗。丰壤赵氏试图拥立的李夏铨后被流放济州岛，最后以莫须有的罪名处死。神贞王后被迫远离政坛中心，而丰壤赵氏的势道政治也被遭到安东金氏压制，走向了低谷。

咸丰七年（1857年，哲宗八年）八月，纯元王后金氏去世，被纯元王后压抑多年的神贞王后成为了宫中最高长辈，晋升大王大妃。她一直试图推翻安东金氏，卷土重来。当时朝鲜国势衰落，全国农民起义不断，欧美列强的威胁也愈发严重。神贞王后利用这个机会，准备重振丰壤赵氏的势力。赵宁夏、赵成夏等年轻一代挑起了大梁，而神贞王后则属意于没落王族兴宣君李昰应，准备立他的儿子继承自己夫君翼宗的大统，藉此击垮安东金氏。兴宣君也透过结托赵成夏、赵宁夏及赵大妃近侍宫女，说服赵大妃将他的儿子立为王位继承人，延续翼宗大王大统。同治二年（1863年，哲宗十四年）十二月八日，体弱多病又没有子嗣的朝鲜哲宗终于死去，金赵两族围绕王位又一次发生对立。神贞王后以丰壤赵氏家族为后盾，联合李昰应及朝中郑元容、金炳学等元老大臣，压制住了安东金氏，以宫中最高长辈的身份宣布兴宣君李昰应之嫡二子李命福为自己的养子，继承翼宗大统，登上王位。这一招也是从安东金氏的纯元王后立哲宗之事如法炮制学来的。李命福即位后，改名李熙，是为朝鲜高宗，神贞王后本人仍为大王大妃，因高宗当年才十二岁，无法处理朝政，便由神贞王后以高宗养母的身份垂帘听政，丰壤赵氏再度得势。另一方面，神贞王后许可已成为大院君的李昰应“参决庶政，待之以不臣之礼”。而此时的朝鲜政局也一度出现了大院君与赵大妃联盟的状况。

高宗即位后的3年为赵大妃垂帘听政的时期，所有朝廷政令都以大王大妃的名义发出。野史记载，赵大妃垂帘听政时，大院君就坐在她身后。不过事实上大院君当时并未临朝，而是等宫中的内官或承旨将赵大妃在朝中作出的决议通报给大院君，最后由大院君致书于政府禀决。高宗刚即位时，神贞王后就发表“谚书训诫”与“谚教”，提出了“谨慎节俭”、“济生民、裕国计、惩贪墨、振纪纲”的施政方针。在她垂帘听政期间，扶助大院君重建景福宫，严禁政府官员贪污腐败，广泛赈恤，祛除贡弊。她还镇压了东学道的势力，处死其教祖崔济愚，同时向大院君施压，迫使其加紧对天主教的镇压，制造“丙寅邪狱”，屠杀了8000多名天主教徒。此外，神贞王后还让高宗将黄海道作为自己家族的地盘，此后十余年间，黄海道监司（观察使）都由丰壤赵氏及其姻亲担任，因此民间将黄海道监司称为“赵大妃监司”。

同治五年（1866年，高宗三年）哲宗祔庙以后，神贞王后宣布撤帘。此后她与大院君的关系也出现裂痕。史载大院君“乃恣横专擅，不少让于大王大妃赵氏，从此赵后亦渐疏隙”。据说大院君曾进入赵大妃的寝殿，与宫人徐氏及张氏淫乱，甚至还收徐氏为妾，赵大妃因而对大院君大为不满。大院君种种过分的铁腕政策，迫使贵族与士大夫走到了自己的对立面，甚至包括他亲自选定的媳妇——闵妃。神贞王后终于和闵妃联合，在同治十二年（1873年，高宗十年）十一月发动宫廷政变，成功逼退了大院君的势力，史称“癸酉政变”。大院君倒台后，神贞王后重新得势，她的侄子赵宁夏也升任武卫都统使，控制了兵权。但这触犯了骊兴闵氏的利益，加深了闵赵两家的矛盾。很快，闵妃以清朝为后台，于光绪二年（1875年，高宗十二年）将自己的儿子李坧立为王世子，迅速赶走了丰壤赵氏的势力，神贞王后被迫又一次退居幕后。

至此之后，神贞王后本人再也没有掌握实权。光绪七年（1881年，高宗十八年）二月赵成夏过世后，丰壤赵氏的势力已是日落西山。但高宗十九年（1882年，高宗十九年）六月爆发“壬午兵变”，大院君赶走闵妃，又成为丰壤赵氏振兴的一个机会。壬午兵变时清军来朝，神贞王后的侄子赵宁夏引导清朝将矛头指向大院君，并参与了清军逮捕大院君的行动，甚至当时朝鲜和清朝都有人建议借神贞王后之命杀掉大院君，比如金允植主张：“既入京城，便可围住其（大院君）第，以康穆王妃命数其罪，而赐之死，则名正言顺，为国除害，此一机会也。”（清朝赐翼宗谥号“康穆”，因此赵大妃也被称为“康穆王妃”），薛福成主张：“罪人既得，或未及致之中国，而乱党有劫夺之虑，不能不便宜从事，则临以天朝之威重，以康穆太妃之命赐昰应死可也。”不过后来因计划改变而没有实现。清军进入朝鲜后，不但压制了日军，还俘虏大院君，将其押送天津，被监禁于保定府。凋零殆尽的丰壤赵氏因此一度回光返照，赵宁夏控制了兵权，并与闵台镐联手，扶植金炳国为傀儡领议政，把持了朝鲜的军政大权。然而，神贞王后一生的命运经历随着家族兴衰而跌宕起伏，经历了政坛的大风大浪之后，她倍感世态炎凉。特别是其爱侄赵宁夏在光绪十年（1884年，高宗二十一年）爆发的甲申政变中被杀，丰壤赵氏彻底没落，再加上风雨如晦的时局，更是让晚年的神贞王后悲伤痛楚。史书记载“国家祸变频仍，其艰险万状，（神贞王后）皆备尝之。尝对宫人流涕，叹不死。”

光绪十六年（1890年，高宗二十七年）四月十七日，大王大妃赵氏（神贞王后）于景福宫之兴福殿升遐，享年八十三岁。高宗虽是赵大妃的养子，却对她十分孝顺，史载“上于君人之德无一允蹈，而惟事大妃以孝谨闻”，赵大妃生前受尊号25次，其中18次是高宗所上，足见高宗对赵大妃的尊崇。赵大妃死后，高宗又亲自撰写《神贞王后行录》，以示祭奠。赵大妃谥号曰“神贞”（民无能名曰神，大虑克就曰贞），徽号曰“景勋哲范”，殿号曰“孝慕”，与翼宗合葬于绥陵。大韩帝国建立以后，朝鲜翼宗被高宗追尊为“文祖翼皇帝”，而神贞王后也于光武三年（1899年）获得了皇后封号，其尊号与谥号合为“孝裕献圣宣敬正仁慈惠弘德纯化文光元成肃烈明粹协天隆穆寿宁禧康显定徽安钦伦洪庆泰运昌福熙祥懿谟景勋哲范神贞翼皇后”。

神贞王后之死曾引发中国和朝鲜两国的外交争端。按照过去宗藩关系的规矩，像朝鲜这种属国的国王、王妃等薨逝时，须派“告讣使”前往京师，向礼部告知丧事，而中国则派出专使前往属国赐祭，称为“赐奠使”或”吊祭使”。然而自光绪八年（1882年，高宗十九年）“壬午兵变”以后，清朝全面加强对朝鲜的干涉与控制，朝鲜也欲摆脱清朝，追求独立自主，因此这种矛盾造成了1880年代一系列涉及多国的外交争端，如朝俄密约事件、朴定阳事件等。而光绪十六年（1890年，高宗二十七年）四月神贞王后去世，又成为一个围绕宗藩关系而产生矛盾的敏感时刻。朝鲜虽然告知了清廷驻朝大臣袁世凯关于神贞王后死亡的消息，但不愿按照惯例派遣“告讣使”。事实上，在赵大妃还没死时，袁世凯就注意到这个问题，电告北洋大臣李鸿章，以赵大妃“历事四朝，倾心慕华”，且依成例应派使赐奠，主张在赵大妃死后行“吊赙礼”，以“彰明体制，宣示各国”，借此机会强化宗主权。等赵大妃一死，朝鲜果然不愿派使，在袁世凯的敦促下，朝鲜才勉强以承旨洪钟永为告讣使赴华，而名义上是告讣，实际上却担负着恳请清朝不要派“赐奠使”的任务。朝鲜的请求遭到清廷的断然拒绝，中国还是根据旧例派遣了以户部左侍郎续昌、右侍郎崇礼前往朝鲜致祭神贞王后，只是不走陆路、改由海路，以减免朝鲜方面的“支应烦费”。

朝鲜方面仍不罢休，因为仁川外国人口众多，不愿行藩属礼，故先要求中国钦差“改道”马山浦登陆，被拒后又提出取消“郊迎礼”，于是正使续昌干脆在出使前发表声明：一、有关宗藩礼仪不得宽假；二、不接受朝鲜馈送；三、不接见驻朝各国使节。清朝使团到仁川以后，又宣称如果朝鲜国王不亲自出迎，则绝不入汉城。关于高宗是否举行“郊迎礼”的问题，在当时引起了各国的注意，从当时中国海关总税务司赫德的记录便可见一斑：

“大家都很注意朝鲜国王怎样接见这两位钦差，美国人和主张朝鲜的那一派人力劝朝鲜国王不接待这两位钦差（指续昌和崇礼），或即使接见时也不行跪拜礼或其他足以表现中国的宗主身份和朝鲜的藩属地位的仪式。如果国王听了这些人的话，就不免迫使中国采取更强硬的对策；如果他不听从，并且公开表示他的藩属身份（因为跪拜仪式必须公开举行），就可以迫使这些人打消想要证明朝鲜是独立国的企图。”

果然，在清政府的强硬态度下，朝鲜高宗还是在光绪十六年（1890年，高宗二十七年）九月二十六日亲自前往敦义门（西大门）外的京畿监司衙门“郊迎”中国钦差。事后，英国驻朝总领事禧在明向本国报告说：“我们曾经怀疑过中方所要求的对朝宗主权有效一事，现在这种怀疑得到了证实。 我认为，无论对朝鲜内治外交的自主（the independence of this country in respect to her internal administration and her foreign relations）有何种意见，只要看一下朝鲜国王对谕祭文和吊祭使所表示的敬意，就可以看出朝鲜无疑承认中国的宗主权。”就连主张朝鲜独立自主、反对高宗迎接吊祭使的美国驻朝公使何德也不得不承认：“朝鲜国王对谕祭文所表示的敬意是不容置疑的”。由此可见，通过神贞王后之死，中国利用“告讣”和“赐奠”这种延续数百年的宗藩仪式成功地宣示和巩固了对朝鲜的宗主权，在列强面前保住了宗主国的面子。这也是中朝关系史上最后一次中国以宗主国身份派往朝鲜的使节。

送走清朝使臣后，又在十月初一为神贞王后举行“朔祭”，然而众臣皆因接待敕使而精疲力竭，加上当天又是雨天，因而本该参与祭祀的文武百官中多达480余人缺席，只有6人参与，高宗震怒，下令将所有缺席者下义禁府治罪。于是朝鲜的宗戚百官被迫前往义禁府待罪3日，朝鲜政府在这3日中遂处于“停摆”状态。当时的纲纪松弛可见一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