粮食最低收购价政策是为保护农民利益、保障粮食市场供应实施的粮食价格调控政策。是为解决“工农”问题，实施工业反哺农业而采取的重要手段。

由于从2004年开始，我国粮食生产获得连年丰收，2004年到2006年，三年内粮食累计增产1335亿斤，粮食价格已经面临着较大的下行压力，如何调控粮食市场价格，继续稳定粮食生产，避免重蹈谷贱伤农的老路，成为决策者面临的主要问题。从我国粮食波动发展的历史看，经常出现这样的情况，在连续丰收之后必然伴随着连续的减产，其原因，除了一些不可控因素之外，最重要的就在于“谷贱伤农”情况的发生，连续的丰收导致了粮食的相对过剩，使得卖粮难的现象一再发生，极大的抑制了农民种粮的积极性，从而导致丰年歉年有序循环的规律。国家决定执行最低收购价政策预案，正是为了预防历史重演而采取的一项重要措施。同时，随着我国工业化进程的加快，“三农”问题越来越成为制肘我国经济发展的主要因素，而粮食增产，农民增收是“三农”问题的关键一环，工业反哺农业已提到实施的层面，为此，从2004年以来，国家采取了一系列对粮食的宏观调控措施，涉及农田和耕地、粮食生产、市场价格、进出口和库存等多个方面，如通过控制保护农田和耕地，确保粮食生产和粮食安全的基础条件；通过实行“三补贴”政策，鼓励粮食生产、调动农民种粮积极性；而通过实施最低收购价政策来稳定粮食生产、引导市场粮价和增加农民收入是众多宏观调控措施中的重要一项．它与其它宏观调控政策一样，是为解决“工农”问题，实施工业反哺农业而采取的重要手段。因而，具有较现实的意义。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应该发挥市场对粮食市场的基础配置作用，当出现“市场失灵”时，政府应当在尽量不损害市场机制作用下，出台包括最低收购价在内的干预政策。循此原则，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完善粮食最低收购价政策：

第一，明确收购主体权责，加强对代储企业的管理。

第二，调整最低收购价格，充分体现品质差价、地区差价。

第三，明确实施条件，发挥市场基础作用。

第四，改进销售方式，提高交易效率。

第五，以市场为导向，深化国有粮食企业改革改制。

第六，明确中央、地方两级粮食储备与托市收购粮食之间的职能定位。

据有关部门预测，2007年中国小麦播种面积为2300万公顷，预计2007年小麦产量为10700万吨，较上年的10447万吨增长253万吨，增幅2．43%。小麦生产再次获得丰收，与国家最低保护价政策的实施不无关系。最低收购价政策促进了农民种粮的积极性，稳定了粮食生产，促进了农民收入的提高。最低收购价政策的实施使得以往出现过的粮食产量增长之后，随之实际市场价格下滑，从而影响生产者积极性的情况没有出现。2006/2007年度小麦价格水平明显高于 2005/2006年度，保护了小麦生产者的积极性。我们可以想象，如果2006年不启动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小麦的市场价格可能会降到相当低的水平。正是由于认真执行最低收购价政策，使得小麦的实际价格一直维持在高位运行，增加了农民的收入，有效地激发了农民种粮的积极性。有数据显示，1996年—2002年，城市居民收入增长了3326元，增幅达76%，粮食消费价格指数却发生了较大幅度下降，农民收入却只增长550元，在较低基数上增幅仅28.5%。而根据最近的数据显示，2006年实施小麦最低收购价政策的地区，农民增收40亿元以上，没有实行最低收购价政策的地区由于粮食价格的上涨，也不同程度的增加了农民的收入，据有关部门统汁，2006年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比上年实际增长了7.4%，应与最低收购价政策的执行有很大的关系，从这层关系上来说，最低收购价政策基本上达到了增加农民收入的预期目标。

从国家粮食安全的角度考虑，最低收购价政策的实施有效地抵御了国际粮价的大幅上涨对我国粮食市场的冲击。从2006年以来，由于受到主产国乌克兰、澳大利亚等灾害天气影响，小麦产量及库存大幅减少，根据美国农业部的预测， 2007/2008年度全球小麦库存量将降低到30年来的最低水平——11203万吨，年度供需缺口992万吨。受此影响，国际小麦市场价格走出了一波较为罕见的上涨行情。2006年，国际小麦市场价格较上年涨了30%，2007年在此基础上继续上涨了90%左右，正是由于最低收购价政策的实施，保证了我国小麦的连年丰产，使得小麦的年度供需有所盈余，有力地保证了我国的粮食安全。因而，最低收购价政策是规避粮食生产巨幅波动的重要措施之一，是国家非常时期对粮食市场进行宏观调控的重要手段，具有重要的意义。

最低收购价政策在制定和实施过程中还存在一定问题，主要是：

第一，收购主体权责不够明确，对代储企业管理难度较大。

第二，现行最低收购价只有品种差价，没有等级差价，难以体现优质优价，不利于粮食结构调整。

第三，最低收购价执行时段偏长、收购量偏大，部分取代了市场机制的作用。

第四，销售方式过于呆板，增大交易成本。

第五，现行最低收购价政策不利于。

2018年11月16日，国家发展改革委称，综合考虑粮食生产成本、市场供求、国内外市场价格和产业发展等因素，经国务院批准，2019年生产的小麦（三等）最低收购价为每50公斤112元，比2018年下调3元。

根据国家发改委等5部门联合下发的通知，2019年国家继续在小麦主产区实行最低收购价政策。各地要认真做好粮食最低收购价政策宣传工作，引导农民合理种植，加强田间管理，促进小麦稳产提质增效。

措施

2008年，国务院召开全国农业和粮食生产工作电视电话会议，温家宝总理表示，将采取10项重要措施，支持农业和粮食生产，包括增加156亿元农资综合直补、再增加50亿元良种补贴、进一步提高粮食最低收购价、增加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投入等。

在这些措施中，提高粮食最低收购价值得特别关注。最低收购价政策始于2004年，国家规定稻谷的最低收购价格，当市场价低于最低价时，由国家指定的粮食企业以最低价进行收购，稳定市场价格。2006年，小麦也被纳入最低收购价范围。随后的几年中，稻谷和小麦的最低收购价一直没有改变，还是分别维持在2004年和2006年的水平。与此同时，粮食直补和农资综合直补大幅提高。相比之下，国家对最低收购价制度的运用显得非常谨慎。

农补

但2008年情况有所改变，国务院2次调高了稻谷和小麦的最低收购价格，似乎可以看出，国家对最低收购价制度更加重视，它在农业补贴中的地位将变得更加重要。

最低价收购的“前身”是保护价收购。在2004年之前，保护价收购是补贴农业的主要方式，但其中存在着一些问题，受到一些指责，主要是两个方面：一是政策成本太高，国有粮食企业收购了大量粮食，却不能顺利销售出去，积压在粮库里，储存和运输成本不断累积，而且，农户也因此而遭遇“卖粮难”的问题；二是可能导致垄断行为，国有粮食企业在财政补贴的支持下，具有其他粮食企业不能比拟的优势。

因为这些问题，在粮食产量于1998年达到历史顶峰5.12亿吨之后，保护价被逐步取消。2004年粮食流通体制改革之后，很多地区将原来通过保护价方式发放的补贴折算为粮食直补，直接发放给农民；同时规定，在必要时可由国务院决定对重点粮食品种实行最低收购价格。最低价与保护价有一些不同，比如保护价由所有国有粮食购销企业执行，而最低价是由国家指导的个别企业执行，但它们也有很多的共同点，最低价同样可能导致高额的政策成本。相比之下，粮食直补没有垄断之虞，更受“市场人士”青睐；而且对农民增收的效果也似乎更为明显；更重要的是，粮食直补的成本可以固定下来，补多少在年初基本上就可以确定，不像最低价收购或保护价收购那样是个“无底洞”。可能是因为这些原因，粮食直补在农业补贴中的地位迅速上升，到2006年，13个粮食产区的粮食直补资金达到125亿元，占本省粮食风险基金的50%以上。

但是，尽管最低收购价政策有一些问题，它对粮食生产的激励作用比粮食直补更为明显。最低价收购能够减少农户从事粮食生产的风险，不致在产量提高时被迫低价卖粮，因而使他们敢于增加投入；而粮食直补不与产量直接挂钩，难以起到奖励生产的作用。从历史经验来看，每次提高保护价或最低价都能起到增加粮食产量的作用，例如，2004年发布稻谷最低收购价之后，稻谷产量立即扭转连年下跌的势头，当年增长11.5%，带动粮食产量实现9%的高增长。

2008年的粮食市场形势不容乐观，国际粮价飙到20年来最高，可能会导致粮食净出口增加，而国内产量增长乏力。粮食价格波动幅度较大，虽然粮食价格较高，但农户仍然会担心粮价下跌，面对不断上涨的劳动力价格和生产资料价格，他们不敢大幅增加投入，这妨碍了粮食产量的增加，导致粮价上涨，进而推动物价上涨。面对这样的形势，农业政策应当以补贴生产为主，稳定农户的价格预期，提高他们的生产积极性，那么，至少在今后一段时间，粮食最低收购价制度应当加强。

国家发展改革委发布消息，经报请国务院批准，2013年生产的早籼稻(三等，下同)、中晚籼稻和粳稻最低收购价格分别提高到每百斤132元、135元和150元，比2012年分别提高12元、10元和10元。

据海关最新统计，2012年我国进口大米231.6万吨，同比增3.1倍，为2000年以来最高值。在此背景下，稻谷最低收购价进一步提高，是出于何种考虑？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韩俊2012年1月29日表示，农业现代化不能建立在粮食和主要农产品(5.45,-0.08,-1.45%)主要依赖进口的基础上，我们的口粮一定要立足于自给。即便国外可以给我们生产小麦、稻谷，但是很多国家开发边际土地生产的粮食价格通常较高，我们难以承受。另外，还要考虑到粮食贸易突然中断的风险。

来自稻谷第一大省湖南省物价局的数据表明，农民种粮依然赔钱。2012年每百斤早、晚籼稻分别亏损8.24元和4.17元。规模种植的大户，每亩平均成本还要高于一般农户，粮食种的越多亏损越大。

袁隆平认为，全世界没有哪个国家的粮食能够养活我国10多亿人口，必须由我们自己解决吃饭问题。因此，解决粮食收购价格过低的问题，是国家当务之急。

“当前合肥地区中晚籼稻标准品收购价132~134元/百斤，早籼稻130~133元/百斤，与新公布的最低收购价基本持平。粳稻标准品收购价140~144元/百斤，略低于最新的最低收购价。”安徽省合肥市粮食局调控处处长罗春告诉粮油市场报记者，虽然此次稻谷提价幅度没有往年高，但毕竟是一件好事，受底价支撑，估计新稻上市后价格会涨。问及稻谷价格提高对加工企业的影响，罗春认为，大米企业更多是受进口大米冲击。

安徽省无为县粮食局缪加珣表示，无为稻谷价格低于2013年最低收购价5元/百斤。在产量能够保证的情况下，按新的价格，每亩能增收20~50元。

四川省泸州市江阳区粮食局颜正告诉记者，当地中晚籼稻的收购价为1.39元/斤，泸州白酒企业较多，他担心大米内外价差进一步扩大后，当地酒类企业会更倾向于使用进口大米，民工用粮也会更多选择进口大米。

针对走私大米冲击国内市场现象，中国粮食行业协会大米分会名誉理事长刘与忠建议规范边界贸易。他认为，边界贸易不能只有货币的限额，还应有商品品种及额度的规定，尤其要有法定的边界粮食贸易办法。

吉林省粮食经济学会秘书长刘笑然则认为，1.5元/斤的最低收购价稍微有点高了，将使大米加工企业生存更加艰难，而水稻收购主体也将转向政策性收购库点为主。

“从近期来看，国家继续提高粳稻最低收购价，对保护种粮农民的积极性和拉动粮食生产的利好作用是不言而喻的；而从长远来看，则存在隐忧。”刘笑然对记者说，“三五年之内，如果国家保持这种提高最低收购价的调控手段，那么水稻价格高于国际价格将成为一种常态，如此一来，将走向日本、韩国的模式。”

刘笑然介绍说，国内粳稻供给平衡并略有结余，最低收购价提高后，东北农户种植水稻的积极性将会更高，未来或出现粳稻供大于求的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