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资源经济学的思想，可以追溯到17世纪的威廉·配第，其著名的论语“土地为财富之母，劳动为财富之父”是资源价值论的最早萌芽。近年来，自然资源经济学充分吸收现代西方经济学的研究成果，重点研究资源环境价值计量、制度政策、自然资源的可持续利用等问题。 我国学者根据我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实际，借鉴国外研究成果，提出了考虑自然资源和环境的经济增长模型。

自然资源经济学（Natural Resources Economics）的思想，可以追溯到17世纪的威廉·配第，其著名的论语“土地为财富之母，劳动为财富之父”是资源价值论的最早萌芽。随后18世纪到20世纪初，亚当·斯密、杰文斯、李嘉图、马歇尔等经济学家从自由市场的“稀缺”层面研究了经济与自然资源的关系，并得到了较一致的结论：自然资源的稀缺可以通过市场的价格机制得到解决。从20世纪初期，自然资源经济学朝着两个方向发展，一是自然资源学与经济学的结合，把自然资源当作一门经济学科系统来研究；二是继承从纯经济学角度研究自然资源的优化配置问题。前者的开创者是美国的R．T．Ely和 E．W．Morehous，他们1924年合作出版的《土地经济学原理》被认为是自然资源经济学科建立的奠基之作。随后，H．Hotelling1931年发表了《可耗竭资源经济学》，提出了资源耗竭理论，即著名的 “候太龄定律”。20世纪70年代末，随着生态保护主义运动的不断深入，资源经济学研究进入了一个辉煌的时期。以CharlesW．Howe的《自然资源经济学》为代表作，重点论述了自然资源的经济问题，讲述了自然资源的属性、公享资源的管理、自然资源非市场效益的评价、稀缺度量、自然资源最优利用条件、项目经济分析、帕累托效率。进入20世纪80年代，资源经济学已经形成了完整的学科体系，出版了美国阿兰·兰德尔的《资源经济学》，他认为：资源经济学是微观经济学的一个分支，是研究自然资源和环境政策的一个分支，是研究自然资源和环境政策的一门应用经济学，它是利用经济学理论和定量分析的方法来揭示、分析、评价和指导制定关于自然资源和环境方面的政策。随着数学分析方法和计算机的发展，数学分析方法在资源 经济学中应用越来越广。近年来，自然资源经济学充分吸收现代西方经济学的研究成果，重点研究资源环境价值计量、制度政策、自然资源的可持续利用等问题。

在另一发展方向，即纯经济学研究自然资源优化配置方面，庇古1920年在其所发表的《福利经济学》中提出外部性问题解决的“庇古税”方法，这成为政府管制自然资源供求的重要理论基础。随后，许多经济学者普遍地在这个命题上，按“外部因素内部化”的经济分析原理，进行具体的理论和应用研究。与“庇古税”相对立，主张回归亚当·斯密自由市场经济学的[[自然资源配置理论]]是Ronald H．Coase创立的“科斯市场”理论。随后，不少经济学者相信，明确单一的产权安排已足以矫正外部性方面的市场失灵。但也有相当部分的学者深入研究后相信，交易成本过高将限制市场的形成，“庇古税”等政府管制办法在某些方面比“科斯市场”有优势。学术界较为一致的结论是，引入外部性产权交易去对接政府管制能有效地提高资源环境经济的运行效率。

我国资源经济学研究起步较晚，20世纪80年代以前，对资源经济问题的研究一般仅局限于自然资源综合考察、区划和地理研究。真正较系统地研究资源经济学是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鉴于中国经济所处的过渡经济体制特征，长期以来，理论界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自然资源的价格理论和自然资源的使用制度(主要是产权制度)研究两大主题。 1984年，中国农业科学院牛若峰研究员以美国《自然资源经济学》(1979年)和苏联《自然资源利用经济学》(1982年)为基础编写了《资源经济学和农业自然利用的经济生态问题》。到1993年之前，倪祖彬先生、刘书楷教授、许涤新先生、马传栋研究员、黄亦妙、樊永廉教授、陈迭云教授、黄鸿权教授、史忠良教授、程鸿研究员等先后编著了一些有关资源经济问题的著作。所有这些研究工作，丰富和发展了我国资源经济学，其中最明显的一个特点是，较注重政府管理研究，忽视市场机制利用研究。1993年后，强调综合运用新制度经济学研究自然资源优化配置问题，研究大多集中在产权制度改革、引入市场机制和激励性规制手段方面，包括公共资源补偿机制、外部性激励与抑制机理、资源代际管理机制优化、可持续发展经济机制、环境经济手段、排污权交易、经济激励机制、资源产权市场化等方面。纵观我国资源经济学的研究历程，一方面体现了对自然资源的开发利用由粗放型转向集约型的特点，另一方面，也体现了我国经济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特点，逐步与西方资源经济学研究接轨。本文将主要对我国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自然资源价值评估、自然资源产权制度、自然资源与经济增长等研究领域的发展进行综述。

在计划经济中自然资源的开发和利用是无偿的，同时也是低效率的。所以，自然资源价值理论研究必然逻辑地以自然资源有偿使用的依据论述为起点，而对自然资源价值属性以及价格决定的研究目的，在于为自然资源的有偿使用提供量化的依据。从理论的发展来看，最初的中国资源经济研究内容集中在对资源有偿使用的论述方面，之后研究的重点逐步演变为自然资源的价值属性和自然资源的定价理论研究，自然资源核算也是其研究的主要内容之一。

中国学者探讨自然资源价值问题的理论起点是 马克思的经济学遗产。针对马克思自然资源无价值的命题可归结为四种不同的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自然资源无价值但有价格，自然资源的价格是 地租的资本化(胡昌暖，1993)；第二种观点是完全否认自然资源无价值的命题。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论述是：“自然资源是有价值的。这种价值决定于自然资源对人类的有用性、稀缺性和开发利用条件。我们设想可以在有关自然资源的财富论、效用论、地租论的基础上确立起自然资源价值观和价值理论。这样确定的自然资源价值或价格，应该包括两个部分：一是自然资源本身的价值；二是社会对自然资源进行的人财物投入的价值。前者，可根据地租理论确定，后者可根据生产价格理论确定。”“自然资源再生产过程是自然再生产过程和社会再生产过程的结合。按照现行的生产价值理论，只会考虑社会再生产过程，而不考虑自然再生产过程，这是不对的。对自然资源的定价，应兼顾这两个方面，即按完全生产价格等于地租加成本再加利润的原则来确定。”(李金昌等，1990)。第三种观点是在肯定劳动价值论的前提下，认为自然资源在人类经济社会初期没有价值，但在当代却有价值L3引。第四种观点认为，将地租同代际补偿问题联系起来，地租就是自然资源的价值。“将与自然资源相联系的代际关系概括为：上一代人用自然资源替代或节约了劳动和资本，下一代人用上一代人节约的劳动和资本替代已经耗竭或退化了的自然资源。自然资源的代际均衡条件是，当代人积累的地租能够补偿将来发生的使用者成本。”它从代际关系的角度拓展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还有一些学者更是提出了自然资源多价值理论或“综合价值论”，认为自然资源具有存在价值、经济价值和环境价值 (徐蒿龄，1995)。沈大军(1999)对水资源价值内涵的分析则将水资源价值描述为一个包含产权价值、稀缺价值和劳动价值的价值体系。现代西方经济学的价值理论是主观效用价值论。持这一观点的中国学者一般本着一种“默许”的态度。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和西方经济学效用价值论的主要分歧领域之一便是自然资源的价值、价格问题，对这两种理论的比较与综合是资源经济学需要解决的理论问题之一。

所谓自然资源定价就是根据价格理论确定自然资源价格。基于对自然资源价值理论的认识，目前价格理论主要有两种：马克思主义的价格理论和市场经济价格理论。前者的核心是劳动价值论，它认为价格是价值的表现形态，价值是价格的基础，制定价格必须以价值为基础，而价值量的大小决定于所消耗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多寡。任何商品的价格都可用下式表示：P=C+V+M(式中：P为价格，C为已消耗的生产资料价值，为劳动者为自己的劳动所创造的价值，M为劳动者为社会所创造的价值)。后者的市场经济价格理论的核心是效用价值论，它认为在市场经济中，决定市场价格的是供给和需求。任何商品的实际的市场价格是供给和需求相等时的价格，即均衡价格。

马克思劳动价值论指出：租金是使用缺乏弹性的生产要素的报酬。可以认为，资源(如土地一类可出租带来租金的资源)的租金是缺乏供给弹性的任何一种资源的服务价格，假设资源在其余下的使用年限内可出租给生产者，那么它的所有者可望获得一系列的租金收入，这一系列租金收入的贴现值可以用来估计该项资源的现期价值。估计模型建立如下：

其中：Vt为未来资源租金收入在t年的贴现值，即t期资源价值的现值；QT为各期预期开采量；NT为单位资源的租金；r为贴现率。

为实现资本投资收益最大化，资本在不同生产要素之间不断发生转移，直到在各要素上实现的利润率相等，则应有：

Nt + 1 = Nt(1 + r)

进一步，可得：

比较Vt与Vt + 1，两期开采总量相差不大，单位租金Nt + 1 = Nt(1 + r)，可以发现t+1期资源价值或价格高于t期，解释为某一资源的价值或价格随着消耗引致的稀缺性不断上升。

主要包括影子价格模型、边际机会成本模型、均衡价格模型、效益换算定价模型等。

影子价格是针对现实市场价格的缺陷，为实现合理分配稀缺资源而提出的一种理论价格。从资源有限性出发，以资源充分合理分配并有效利用作为核心，以最大经济效益为目标的一种测算价格，是对资源使用价值的定量分析。影子价格的高低只取决于自然资源的稀缺程度和供求关系。例如对于数量无限的资源，影子价格为零，而稀缺资源的影子价格就高。理想的影子价格，如果是静态离散的，可用最优线性规划的对偶求得；如果是动态连续的，可用拉格朗日乘数计算。影子价格反映了资源的稀缺程度，为资源的合理配置及有效利用提供了正确的价格信号和计量尺度。自然资源的影子价格可以根据上述有关理论进行测算。但是，影子价格只反映某种自然资源的稀缺程度和自然资源与总体经济效益之间的关系，只包含了开采成本、利润和一定的税金，并没有包括资源本身的价值。

供给和需求是自然资源价格水平形成的两个最终决定因素，其它一切因素，要么影响供给，要么影响需求，要么影响价格。自然资源在某个特定时刻的价格取决于资源需求者之间的竞争，取决于资源产品的价格。当然，资源产品的价格波动是难以预期的，它取决于对未来事件的预期，即取决于利率、资源产品的未来需求与剩余存量的预期。资源产品市场一直受到引起新预期的新信息的冲击。另外，市场结构的变化对资源产品价格变化的影响也相当明显。如果不考虑资源开发利用相关的外在成本与收益，完全竞争的市场可以实现资源最佳配置。

机会成本的概念是[[新古典经济学派]]提出的。用机会成本确定自然资源价格，不仅意味着将一部分资源开发利润计人成本，也意味着必须将未来所牺牲的收益计人成本。在无市场价格的情况下，用机会成本来间接计算资源价格，是一个可行的方法，因而机会成本理论被广泛地用于自然资源定价。其中边际机会成本定价模型就是较为先进和流行的一种。

边际机会成本(MOC)理论认为：自然资源的消耗使用应包括3种成本：①边际生产成本 (MPC)，它是指为了获得资源，必须投入的直接费用；②边际使用者成本(MUC)，即将来使用此资源的人所放弃的净效益；③边际外部成本 (MEC)，外部成本主要指在资源开发利用过程中对外部环境所造成的损失，这种损失包括目前或者将来的损失。上述3项可以用下式来表示：MOC=MPC+MUC+MEC。该理论认为：MOC表示由社会所承担的消耗一种自然资源的全部费用，在理论上应是使用者为资源消耗行为所付出的价格 P，即P=MOC。而当PMOC时会抑制正常的消费。

MOC将资源与环境结合起来，从经济学的角度来度量使用资源所付出的全部代价，它弥补了传统的资源经济学中忽视资源使用所付出的环境代价以及后代人或者受害者利益的缺陷，可以说是一个新突破。另外，MOC可以作为决策的有效判据用来判别有关资源环境保护的政策措施是否合理，包括投资、管理、租税、补贴以及自然资源的控制价格等。但将其应用于自然资源价格测算仍存在着严重的缺陷，主要表现在：①应用较困难。在公式 MOC=MPC+MUC+MEC中，MPC的获取比较容易，而MUC、MEC则比较困难。②缺乏可比性。由于同一资源在不同地区MUC、MEC的计算的内容方法不同，使MOC缺乏可比性，难以进行时空分析和从宏观上把握资源价格的变化。

它是基于人们对自然资源的开发利用既会给人类带来经济正效益，也会造成环境负效应的认识，通过自然资源在市场上的价值表现，将两种效益进行换算，通过直接或间接的市场价格来估算自然资源和环境资源的经济价值的定价模型。该理论模型由一系列以市场为主的价值评估方法组成。根据市场信息完备与否，可分为直接市场方法(收益现值法、生产率变动法、疾病成本法和人力资本法、重置成本法、预防支出法等)、间接市场方法(后果阻止法、保护费用法、旅行费用法、工资差额法等)以及以调查为主的主观性较强的模拟市场方法(直接询问调查法、间接询问调查法、德尔斐法等)。除了模拟市场法采用问卷调查外，以上每种定价方法都有其特定的经验模型或具体模型。其中较为常用的模型有：收益现值模型、疾病成本和人力资本模型、旅行费用模型、资产价值模型等。

我国学者李金昌先生在综合效用论、劳动价值论和地租论的基础上，建立了独具特色的自然资源的定价模型。该模型的基本内容是：自然资源的价值P包括两个部分：一是自然资源本身的价值，即未经人类劳动参与的天然产生的那部分价值P1；二是基于人类劳动所产生的价值P2：。即：P = P1 + P2。根据地租论，设R0为基本地租或租金；a为代表自然资源丰度和开采利用条件即地区差别、品种差别和质量差别的等级系数，则该自然资源的地租或租金R = aR0； I为平均利息率，则该自然资源本身的价值P1 = aR0 / I；P2可以根据生产价格理论来确定。该模型符合完全的生产价格应该等于成本加利润再加地租的原则，尤其是从资源租金角度把自然资源本身的价值考虑进去，使自然资源本身的价值有所体现。但考虑到其定价方法前后所依据的经济学理论互相矛盾，如劳动价值论和效用价值论等，可能影响该模型的内在统一性和严谨性。

自然资源价值是自然资源核算的基础，如何将自然资源纳入国民经济核算体系，近年来已成为资源经济学领域研究的热点问题之一。最近10年来，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先后开展了改革现行国民核算体系的研究，我国也积极进行了探索，并取得了一定的研究成果。其中，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组织国内有关单位，与世界资源研究所开展的《自然资源核算及其纳入国民经济核算体系》课题研究，具有代表性。其自然资源核算体系大体上分为三个层次：一是对土地、淡水、森林、煤炭、石油等每一类自然资源进行实物和价值核算，以反映各类资源的增减变化；二是进行自然资源的综合核算，以价值量的形式反映自然资源总量的增减变化；三是把自然资源核算纳入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以便全面反映国民财富的增减变化，资本形成规模，以及国民生产总值和国民生产净值的实际状况。结合我国实际，今后自然资源核算的研究应注意以下几方面： ①规范自然资源核算的分类。根据国际通行的自然资源核算标准，参照国民经济行业分类标准代码、联合国统计署关于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中的帐户分类标准以及我国土地、林业、水利等部门的相应资源分类标准，对我国自然资源进行科学分类。②对自然资源核算表式、帐户形式进行研究，解决各类帐户之间的相互衔接问题。③完善自然资源核算内容。建立自然资源核算统计指标体系，不能直接套用社会经济统计指标体系，而应根据可持续发展思想及自然资源的变化规律，来确定自然资源核算指标体系的项目、数量、统计口径、计量单位及计算期间，同时注意自然资源核算指标体系与社会经济统计指标的相互衔接，体现统计大核算的风范。④ 对自然资源核算计价方法研究。无论是国际还是国内，自然资源核算的实物量核算有一定的研究基础，而价值量核算是进行自然资源核算的难点，解决这个难点的关键在于其价值量核算的科学性，这是进行自然资源核算的前提。

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从一开始客观上是向着市场化方向进行的，20世纪90年代更是明确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在这样的背景下，对自然资源使用制度的研究基本上分为两大部分：其一是自然资源使用制度研究，其核心内容就是以自然资源有偿化使用和自然资源市场化为方向的制度变迁分析；其二便是对自然资源产权市场建设的研究。

自然资源使用制度，是自然资源开发利用过程中涉及资源与保护和产权诸方面的经济政策、法律制度和行政管理制度的总和。我国自然资源使用制度研究主要集中在市场化改革方面。通过对我国资源传统产权制度进行制度经济分析，可以看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以前，资源产权制度类型主要为公有制基础上的工资契约制度和集体分成制度。两种类型在本质上都属于多层代理经营关系，容易产生 “政府代理失效”，造成资源的配置效率极低。作为自然资源的公共产权主体，国家不仅对资源拥有积极的权能，既可以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资源，也可以行使其消极的权能，即排除一切非法的侵犯。但国家是个抽象的、不清晰的集合，权利无法被具体界定到某个人，因而，要切实行使自然资源的所有权，国家必须把这一所有权委托给中央政府；而中央政府不可能直接控制那么多的资源，所以又必须委托给中央政府各部门和地方政府去管理；各部门和地方政府又不可能事无巨细地全面控制和管理这些资源，它们必须寻找代理人——自然资源管理部门直接管理。这样，自然资源的产权必然被层层委托给众多具体代理人去行使，其间必须经过很多中间环节。然而，国家及其各级委托代理人都有着不同的行为和利益目标。每个环节的代理人与它的委托人的利益目标都可能存在差异，从国家到最后代理人，这种利益目标差异可能会越来越大。这样，就存在着代理人行为严重背离自然资源公共产权主体和终极所有权人利益的可能。为了协调自然资源各级代理机构的目标，督促它们恪尽职守，国家还需设立相应的协调、监督机构。同代理机构一样，各级协调、监督代理机构及其组成人员都有着各自的行为目标，其目标可能既有经济性的，又有政治性的。因而，各级代理人和协调、监督机构在履行职责时，必然要作利益衡量，而衡量的标准是自己的利益目标。当行为结果符合自己的目标时，就会积极行动，自然资源公共产权主体的委托目标就会实现，公共产权主体的所有者的地位得到维护；反之则相反。这里存在着信息不对称、代理者被俘虏、代理者有限理性及代理者创租卖租等政府失效和代理失效问题。其主要原因是代理者的机会主义行为。

20世纪80年代进行的资源产权制度改革大大地降低了监督成本，但资源的维持成本以及流转交易成本很高。90年代，新制度经济学传人国内。同时，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得到进一步深化，在指导思想上也明确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在这样的理论和实践背景条件下，自然资源经济研究集中于利用现代西方新制度经济理论尤其是产权理论对我国自然资源的传统管理制度进行分析，并提出了各自的产权制度模式。随着我国向市场经济渐进步伐的加快，我国自然资源产权制度也发生了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制度变迁。这种渐进的变迁可以分为三个历史阶段，即从公有产权 “完全”所有阶段——开发利用产权无偿授予阶段 ——开发利用产权有偿获得和可交易阶段。其中每一个历史阶段都有特定产权制度安排，总体上制度变迁在向有利于自然资源合理配置的方向渐进。无论从资源配置效率，还是从制度变迁角度进行分析，其结论都表明市场化是我国自然资源产权制度改革的方向。但不可忽视的事实是，横向和纵向的数据比较表明，我国自然资源产权市场配置的效率是低效的。这可从每年发布的环境公报中得到证明，并可从近些年我国环境国际竞争力的排名在排名国家中连续多年排在倒数几位甚至倒数第一位中得到佐证。

从资源经济学的角度看，对自然资源的保护应是“使自然资源在时间上的配置对社会最优”。由于私人最优与社会最优的条件是有差别的，加上可再生自然资源本身所固有的特性，决定了自然资源在自由市场中的个人最优配置与社会最优配置之问存在着巨大的偏差，私人最优会背离社会的高效率配置，且不能保证代际平等。此外，最优配置原则在配置动态发展的自然资源时，对很长时间范围的利率适用性、风险、不可逆性等问题，市场机制还难以发挥作用。因此，对涉及很长时间范围、具有大量不确定性和不可逆性、并且缺乏市场机制发生作用必要条件的自然资源管理的决策问题时，保护主义者处理方法中固有的谨慎、反对冒险和采取自我克制的精神，还是值得提倡的。

在我国自然资源产权市场化改革方向已成为共识的情况下，理论界对自然资源产权市场具体模式、机制的分析研究逐步展开。对于资源产权市场的性质，主流的观点认为应该是使用权交易市场。在我国，资源属于国家所有，使用权交易市场的性质是符合这一所有制前提的。关于资源产权市场的结构，考虑到我国资源和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应是一个多层次的权力关系体系：包括国家有偿出让资源经营权给资源经营者，资源经营权在经营者之间的流转等层次。

王万山(2003)从自然资源产权市场交易的三个层次，即初始产权界定、交易权规定和交易制度安排上综合研究了我国资源产权市场的制度优化建设途径，提出了三步连续而渐进的制度改变策略：第一，建立市场化的资源公共产权规制模式；第二，在现有的资源所有权安排条件下，实现资源使用权和经营权的市场化；第三，实行多元化和市场化的资源所有权制度，形成公私产权对接的完善的资源产权混合市场。根据自然资源产权多样化特征，应分门别类建立起多样的所有权体系，建立和健全具有权威性的自然资源管理机构，利用产权制度规范自然资源产权市场的建立和运行。对于产权界限比较清晰的自然资源，应在平衡公共利益和所有者与使用者利益前提下，根据其使用、经营的公共性和外部性大小，将自然资源的所有权分配或拍卖给不同的产权主体；对于产权边界模糊而难以界定、外部性很大的自然资源，应继续以公共产权主体为所有者，但需要改变目前政出多门的所有权结构，由统一的政府机构组织作为单一的所有者来管理，以减少相互危害的外部性。其间可考虑建立政府监督管理和委托代理制度，从而实现对各类型自然资源的有效管理。这一研究的意义在于为我国自然资源政府管制与市场对接的混合市场安排提供了理论依据，对我国至今仍然保持强大“计划”惯性的自然资源管理体制如何引人市场机制以建立政府一市场一企业(农户)相融合的中国自然资源“混合市场”制度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与上述观点不同，有学者认为我国资源产权市场属性应是所有权交易市场。其理由主要有：(1) 自然资源所有权交易是自然资源成为商品，最终成为资本和资产的前提；(2)自然资源所有权交易是厂商实现利益最大化、政府代表公共选择的保证。这一观点提出了两个重要的理论问题：所有权经济上的实现与市场的关系，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的相容问题。其中公有制经济与市场经济相容问题是整个国有企业改革的一个重要课题。从国际资源利用的制度主流来看，大多数国家还是建立以资源国有为基础的产权市场。

一个国家自然资源开发利用状况和科学研究方向通常与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状况是相对应的，这是资源经济学研究的时代特征。在经济相对落后的条件下，自然资源开发利用往往是粗放型的，自然资源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表现为，通过自然资源数量上的开发利用来促进经济的快速增长，经济增长方式表现为对资源的严重依赖，是资源依赖型的增长方式。随着经济的增长，国家的工农业生产水平和科技水平会有所提高，同时自然资源同经济增长的矛盾开始变得突出起来，资源获取的成本上升。在这样的背景条件下，单纯依靠资源的大量投人与消耗来实现经济增长变动困难重重，在生产要素数量投人的基础上注重技术进步的作用，提高要素的技术含量，生产高附加值的产品，走内涵式的扩大再生产道路，就成为了现实经济生活的必然，即集约型经济增长方式，对资源的开发利用也就由粗放型转向集约型，在实现经济增长目标时，自觉将自然资源因素纳人到经济增长体系中去，减少经济发展对资源的依赖。在理论研究方面，近年来，随着内生 经济增长理论的提出与可持续发展研究的深入，资源环境问题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成为了资源环境经济领域研究的重要方面，并提出了资源环境约束下的内生经济增长理论和模型。其意义在于，将污染环境和破坏资源而必须支付的环境资源成本纳入生产函数，得出最优可持续增长路径。我国学者根据我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实际，借鉴国外研究成果，提出了考虑自然资源和环境的经济增长模型。

焦必方(2001)把环境作为经济增长的内生变量，构建了一个环保型内生经济增长模型：U(Y,a) = AKαHβ(uL)1 − α − β − C(a)

其中，U(Y,a)为效用函数，Y为长期的产出增长率，A为技术进步，K为物质资本积累，H为耗竭性资源，L为人力资本，A、K、H、L均为经济增长的内生变量，u为每个生产者从事生产必须的一定比例的时间，C(a)是环境的负效用或环境的污染成本。0 < α < 1,0 < β ＜1,1 − α − β > 0,C(a) > 0,C^”（a）>0。

从上式可以看出，要在环境保护的前提下实现经济增长的目标，使效用函数极大化，至少必须注意两个方面的问题：第一，必须充分合理地利用耗竭性资源，在此基础上，使AKαHβ(uL)1 − α − β取得极大值，这是保持经济持续增长的前提；第二，须将因污染环境而必须支付的环境成本纳入生产函数，体现环境资源的稀缺性，消除其外部性。

范金(2002)基于Olson(1990)、Museand Lines(1995)以及RubioandGeotz(1998)的研究思路，建立了基于广义资本，即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和生态资本的最优经济增长模型，并得出了一些有益的认识：存在唯一的一条可持续发展下的最优经济增长路径。沿着此均衡路径，生态资本最优分配的必要条件是生态资本的边际生产力等于其边际成本；从世代交叠角度，每一代的边际时间偏好率必等于其所面临的物质资本的利息率；劳动分工的结果是：个人将调整其生态产品和非生态产品的生产一消费行为，使得系统趋于均衡。在此调整过程中，交易效率系数和反馈敏感系数具有相同的效果；环保意识的提高将导致消费水平的提高和资本存量水平的下降。

刘凤良等(2002)认为资源的可耗竭性对持续的经济增长起到严重的制约作用。抵消资源耗竭对经济增长的负面影响只能依赖技术进步。在内生经济增长的框架中，引入知识积累将抵消资源耗竭的作用，实现持续增长。同时，由于自主决策会产生低效率，因而需要借助于政府干预，促进知识积累，抵消资源耗竭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从现有研究的情况看，我国资源经济学在自然资源与经济增长方面的研究，基本继承了西方学者的研究成果，在资源最适耗竭理论方面也取得了一些进展，尤其是矿产资源的耗竭问题。刘朝马等 (2001)针对矿产资源最适耗竭问题，将矿产资源的勘探和发现引入到最优耗竭理论，建立以全社会利益的最大化为目标的矿产资源最优利用模型，并应用现代控制理论中的庞特里雅金最大值原理获得矿产资源的最优利用条件，寻求资源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的规律，以期实现资源的可持续利用。芮建伟等(2001)从候太龄定律入手，根据矿产资源的价值理论，建立了同时考虑资源开发过程中开采和勘探两方面因素的矿产资源价值动态经济评价模型，给出了模型求解的过程，得到了模型的微分解，指出矿产资源动态经济评价的解其实也就是矿产资源的最佳开采与勘探路径。魏晓平、王新宇(2002)根据可耗竭资源的最佳开采条件、最佳存量条件，从经济学角度对矿产资源耗竭过程进行了定量分析。对于可再生资源而言，我国学者对“动态优化”问题也进行了初步尝试。

我国自然资源经济理论是在转型经济体制背景下产生的，在其发展的初期，研究内容、研究工具等主要地体现了其特殊性。然而，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日益完善和资源经济理论的进一步发展，以市场经济为基本假定的现代西方资源经济理论研究的前沿问题必然出现在我国经济中，从而成为我国资源经济研究的领域，这主要包括：资源在经济意义上的分类问题；资源消耗过程中不确定性的研究；资源经济理论中的“租”的概念问题。同时，针对我国自然资源国情的实际，不完全的市场经济体制，自然资源市场化管理已成为我国资源经济理论研究的重点，并将继续发展下去。要形成完善的自然资源产权市场体系，还需要从政府规制、企业制度改革、市场交易制度完善以及市场制度的两大支撑——法律制度建设和生态伦理建设上全面进行制度建设，许多理论问题还有待深入加以研究解决。另外，作为我国资源经济研究的延续，在自然资源价值理论、资源安全和制度经济分析方面各有一些不同层次的问题尚需进一步研究。

在自然资源价值方面，首先，要解决的是对劳动价值论和效用价值论在资源经济领域的比较分析。其次，对劳动价值论拓展的进一步论述。劳动价值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核心，即拉卡托斯所谓的理论“硬核”，自觉结合自然资源特性对劳动价值理论的改进能否保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理论完整性是需要进一步论证的。在自然资源定价方面，反映资源的可持续发展政策内涵的资源产品价格，从而，以资源补偿税为主的租金水平如何确定，在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情况下，将成为一个重要的研究课题。当然，各种资源定价方法的进一步完善，也是今后研究的一个重要方向。

在资源安全方面，作为国家生存和发展的基本保障条件，自然资源的消耗和资源安全始终是世界各国可持续发展及其关注的核心。我国经济的高速增长是否对自然资源消耗过多，与人类生存息息相关的我国自然资源基础是否依然处于良好的状况，在全球化新的国际条件下，未来资源安全的走向如何，是迫切需要回答的问题。针对我国人口众多，资源相对短缺，资源供需形势严峻这一情况，考虑到在全球化条件下国家安全的新特点，考虑到西方的历史主导地位和中国作为崛起大国的责任，体现国家利益、保障资源供给安全成为资源战略研究的重点。资源完全的供给安全，一方面是指我国储量不足的战略资源的供给安全，在质量上满足发展需要，还包括资源供给价格、供给渠道和供给方式的安全；另一方面是我国储量丰富的资源，如钨、稀土以及一些独特的生物资源、自然遗迹和人文遗迹资源安全，这些资源特别是我国钨、稀土等矿产资源对世界市场有主导性的影响，其经济利益的最优化实现也是资源安全的重要部分。相对而言，我国储量不足的战略资源供给安全是最主要的资源安全问题，它的影响因素比较复杂，包括：资源禀赋、开发利用方法与技术、替代品的替代难易、运输方式、国际经贸关系、国际政治关系等自然和社会的因素。这些方面，我国还有许多工作要做：(1)构建两种资源、两个市场的安全贸易体系，实施“走出去”战略；(2)构建资源安全科技体系，研究资源节约高效利用，提高资源回收，开发新材料、新能源、新食物的利用技术；(3)构建资源安全管理体系，运用经济、行政、法律和科技手段实现资源有效管理；(4)构建资源安全储备体系，国家储备与企业储备、资源储备与产品储备相结合；(5)构建节约资源的社会化管理体系；等等，都将成为我国资源经济学研究的重要论题之一。

在资源制度经济分析方面，首先，由于自然资源分布的地域性、监测的复杂性以及对人类生存和发展的重要性，自然资源的产权界定远远落后于其它资源。自然资源产权弱化容易引起自然资源的耗竭性使用，导致“公地的悲剧”。之所以会产生 “公地的悲剧”，是因为缺乏以产权制度为核心的制度激励。从制度层面讲，私人市场制度、国家集权制度、多中心分权制度都有克服“公地的悲剧”的优势和缺陷。从与制度相对应的管理体制看，国家集中控制、私人管理、社区管理等管理体制，都既有保护自然资源的动力，又有耗竭性地使用自然资源的压力。如何高效地构造产权制度，以使中央政府、地方政府、集体、个人之间在资源开发中各自外部性最小、效率最高，将成为资源制度经济分析以及法和经济学分析的重要论题之一。另外，随着资源部门的市场化改革的不断深入，从总体上对我国资源使用制度进行研究以及对产权市场结构、绩效的分析将会继续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