赛里斯（拉丁文：Serica、Seres），意为丝国、丝国人，是战国至东汉时期古希腊和古罗马地理学家、历史学家对与丝绸相关的国家和民族的称呼，一般认为指当时中国或中国附近地区。拉丁文Seres原意是“有关丝的”，一般被认为是源于中国字“丝”。

在2世纪前叶的西方文献中，只有马其顿商人遣使到达Seres(希腊、罗马人对中国的称呼)首都Sera(洛阳)的记载。这一记载一直通过罗马大地理学家托勒密(Claudius Ptolemaeus,约公元90～168年)的巨著《地理学》保存下来。

汉籍史料载罗马商团“于公元100年11月抵达洛阳。在洛阳宫廷受到汉和帝的接见。此事被东汉史官记录在册，后来又被范晔编入《后汉书·和帝纪》。”这“是陆路经西域到达赛里斯首都赛拉（Sera，洛阳）的首批西方人”，“在洛阳，他们受到了东汉政府的热情款待，并赐予‘金印紫绶’”。

希腊文献中早已出现“赛里斯”（Seres），意为“中国人”。据公元前4世纪希腊人亨利克泰夏斯（Ctesias）等的记载，这种称名就是起于“丝（Ser）”（参见前文所引的米勒【Muller*】版本，1884年巴黎迪多书店版本，转引自【法】戈岱司编《希腊拉丁作家远东文献辑录》，耿升译，中华书局，1987年版）。也有可能如公元2世纪的罗马人包撒尼雅斯（Pausanias）的《希腊志》中所说，就是“他们国内生存的一种小动物，希腊人称之为‘赛儿’（Ser*）”。我们可以肯定，希腊文中是以Seres来称中国的，其起于蚕与丝的本意。

公元前后两个世纪，欧亚大陆东西两端双峰并立的是强大的汉（西汉、东汉）帝国和罗马帝国。汉帝国（尤其是东汉帝国）对西域的经略和罗马帝国对地中海东部的扩张，造成两大帝国“鸡犬相闻”之势，推动了两大帝国间向对方的探索。

《后汉书·西域传》概述汉代经营西域的成就：“汉世张骞怀致远之略，班超奉封侯之志，终能立功西遐，羁服外域。自兵威之所肃服，财赂之所怀诱，莫不献方奇，纳爰质，露顶肘行，东向而朝天子。故设戊己之官，分任其事；建都护之帅，总领其权。先驯则赏籯金而赐龟绶，后服则系头颡而衅北阙。立屯田于膏腴之野，列邮置于要害之路。驰命走驿，不绝于时日；商胡贩客，日款于塞下。”

中国文献中的描述并非虚词，古希腊罗马的记载可为佐证。公元二世纪希腊地理学家托勒密在著作《地理志》中根据另一位地理学家推罗的马林努斯（Marinus）著作的一个片段提到，一位以经商为业的马其顿人梅斯·提提阿努斯（Maes Titianus）曾记载从幼发拉底河到位于中亚某地的石塔的路程；梅斯本人未到过赛里斯国（Seres），但他派自己手下一批人到过那里。

据史书记载，公元100年罗马商团到达过中国洛阳：

《后汉书·西域传》：“和帝永元六年，班超复击破焉耆，于是五十余国悉纳质内属。其条支、安息诸国，至于西海，四万余里，皆重译贡献。（永元）九年班超遣掾甘英穷临西海而还，皆前世所不至，山经所未详……于是远国蒙奇、兜勒皆来归服，遣使贡献。”

《后汉书·和殇帝纪》：“永元十二年，冬十一月，西域蒙奇、兜勒二国遣使内附，赐其王金印紫绶。”　 《后汉纪·和帝纪》：“永元十二年……，西域蒙奇、兜勒二国遣使内属。”

罗马商团“于100年11月抵达洛阳。在洛阳宫廷受到汉和帝的接见，赐予‘金印紫绶’。此事被东汉史官记录在册，后来又被范晔编入《后汉书·和帝纪》。“这是陆路经西域到达赛里斯首都赛拉（洛阳）的首批西方人”，“在洛阳，他们受到了东汉政府的热情款待”。外国学者中也有人持相似的见解，如日本学者长泽和俊认为，“蒙奇、兜勒两国的入朝是在永元十二年冬十一月，历来新的远国的入朝，一般都有中国的使节伴随，那么大概在永元九年出发的甘英，于永元十二年春夏回到西域都护身边，而两国使节则继续东进，于同年十一月，到达了洛阳。”

我们的祖国统称中国是人人皆知的。但古希腊却给我们起了个优美的名字，称“赛里斯”。据说公元前一世纪，罗马执政官恺撒大帝穿着一件中国丝袍去看戏，艳丽华贵的中国丝绸吸引了戏场观众，人们纷纷站立围观，赞叹不已。而后中国丝绸不断输入西方，立即博得了西方各国富裕阶层的高度赞赏，都把中国丝绸视为无上珍品，称之为“东方绚丽的朝霞”，成为上层社会人士得之为荣的稀世之宝。但那时西方并不了解丝绸产于何处，更不了解丝绸是怎样织成的。古时谬传丝是由树叶或竹叶制成的，连有名的历史学家也仅推断出丝是来自于一种动物身上。后来从贩绸者那里得知，这种名贵的丝绸来自东方的一个大国，但不知称谓，故称之为“赛里斯”，希腊语就是“丝之国”的意思，一直流传。

自从张骞通西域以后，中国和中亚及欧洲的商业往来迅速增加。通过这条贯穿亚欧的大道，中国的丝、绸、绫、缎、绢等丝织品，源源不断地输向中来和欧洲，因此，希腊、罗马人称中国为“赛里斯”国，称中国人为“赛里斯”人。所谓“赛里斯”即“丝绸”之意。 19世纪末。德国地质学家李希霍芬将张骞开辟的这条东西大道誉为“丝绸之路”。德国人胡特森在多年研究的基础上，撰写成专著《丝路》。从此，丝绸之路这一谓称得到世界的承认。丝绸之路，概括地讲，是自古以来，从东亚开始，经中亚，西亚进而联结欧洲及北非的这条东西方交通线路的总称。丝绸之路，在世界史上有重大的意义。这是亚欧大陆的交通动脉，是中国、印度、希腊三种主要文化的交汇的桥梁。

尽管有了丝绸之路，但在公元一世纪以前罗马帝国和中国汉朝之间并没 有直接的商业往来。罗马商人未能经由陆路直接去中国，中国人也未能取道 陆路直接到罗马。它们之间的商业往来全靠各种中间人，尤其是靠帕提亚（即伊朗）的中间人。中国人和罗马人对建立直接的联系都很关心。这可由 中国使者甘英的经历得以说明。据《后汉书·西域传》记载：“（东汉）永元九年， 都护班超遗甘英使大秦，抵条支，临大海欲渡，而安息西界船人谓英曰：海 水广大，往来者逢善风三月乃得渡，若遇迟风，亦有二岁者，故入海人皆齐 三岁粮。海中善使人思土恋慕，数有死亡者，英闻之乃止。” 甘英虽然未到罗马，但罗马的商人却到达了中国。

汉籍史书记载：《后汉书·和殇帝纪》：“（东汉）永元十二年，冬十一月，西域蒙奇、兜勒二国遣使内附，赐其王金印紫绶。”

与汉籍史书相对应的是，在公元2世纪前叶的西方文献中，确有马其顿商人遣使到达Seres（希腊、 罗马人对中国的称呼）首都Sera（洛阳）的记载。这一记载一直通过罗马大 地理学家托勒密的巨著《地理学》保存下来。托勒密的著作成书于公元150 年。据托勒密报导：有一位名叫梅斯（μαеs），又叫蒂蒂阿努斯 （Titiianus）的蒙奇兜讷人记录了从石塔（Lithinos Prygos）到Sera 城 的路程。

“丝绸之路”早于前汉开辟，中国和欧洲直接交往的条件业已成熟。 在当时的国际上，东汉和大秦均为繁荣富庶大国，双方都渴望摆脱安息中间 商人对“丝绸之路”的控制和垄断，直接进行商业贸易，以谋取厚利。甘英到达波斯湾，被安息人阻拦住了。这是中国方面的活动。西方自然也要积极努力，他们突破安息控制，越过中亚，来到中国，这一点是完全可能的。 至于《后汉纪》和《后汉书》上提到的“蒙奇兜勒二国”中的国，很显 然不是指现代意义上的国家，而是相当于汉代的封国，也即“天子之政行于 郡，而不行于国”中的国。它们从属于中央政权，但又有很大的独立性。《后汉书·西域传》在讲述安息时所提到的“于罗国”、“斯宾国”、“阿蛮国” 等就是这种意义上的国。在罗马，这种地方政权管辖区统称为自治区，它们 分布于帝国各地。马其顿境内的Stobi、Cernorus 等就属这一类。因此，“蒙 奇兜勒二国”实际上就是指“蒙奇兜勒境内的二个自治区”，其使用方法和 古书上提到的吴楚七国等完全相同。

综上可知，大约在公元100 年就有一支西方商队从陆路到过中国，他们 是梅斯商团的成员，来自马其顿境内的二个自治区。在洛阳，他们受到了东汉政府的热情款待。从现有的材料来看，他们是第一批由陆路到达中国的西 方人。

公元166 年，又有一批罗马人由海路来到了中国。据《后汉书·西域传》 记载：“桓帝延熹九年，大秦王安敦遣使自日南缴外献象牙、犀角、瑇瑁。” 到三国和晋时也有罗马遣使到达中国的记载，这些都是中国和罗马友好交往的标志。

大漠，骆驼，直射的太阳，疲惫的旅者，怀有一个不变的梦想，去那个产丝的国度——遥远的“赛里斯国”。他们，正走在丝绸路上。

位于欧亚大陆两端的中国和欧洲地中海国家，分别代表着东西方文化。它们之间隔着辽阔的欧亚内陆地区，也就是中国西北部新疆以西的中亚地区。欧亚内陆地区有史以来即以气候恶劣、大漠峻岭、路途险阻而著称于世，行者视其为畏途。然而，人类社会的发展总是促使人们不断克服地理上的艰难险阻，寻求异族间的相互交流，共同促进人类文明向前迈进。漫长的中西交通从很早的历史时期就已开始。丝绸，作为中国的国宝，在殷周时期已相当发达，并为周边民族所喜爱。在欧亚文明圈外散居着无固定住所的草原游牧民族，他们充当了两种文明的传播者，沟通了地处欧亚大陆东西两端的文化。中国丝绸的西传，首先就是从绕行里海、黑海到地中海的北方草原之路开始的。

从史料上看，出访西方国家的第一位中国元首，可能是公元前10世纪的西周首领周穆王。当时他从中原出发，驱车西游到西北，远达中亚的一些氏族部落，还会见了西王母娘娘，并以丝绸作为国礼，赠送给出访的国家。这大概是最早的丝绸的西传。直到公元前二世纪，汉武帝派张骞通西域，才凿空了从新疆通往西亚的绿洲丝绸之路，这条人们通常所指的丝路，晚于草原丝绸之路几个世纪。

公元前八世纪，希腊出现所谓的“大移民”运动，也就是由古代农业性移民转到商业殖民。其中一支向北越过赫勒斯滂深入整个黑海沿岸。这些古希腊人与黑海北岸的斯基泰族人发展起频繁的贸易，斯基泰族人除以谷物、羊毛和奴隶为交易贷物外，还转销来自遥远东方的货物。在著名《荷马史诗·奥德赛》中，我们可以查找到有关丝绸的记载：“从门阈直到内室，椅子上放着柔软的绮罗。”这些丝绸很可能就是与斯基泰族人交换得来的。

希腊人虽然很早就已使用丝绸，并称中国为“赛里斯国”（Seres），即为产丝之国的意思。但由于远隔重洋，路途遥远，不了解中国的蚕丝生产，他们对这种神奇丝的来源一无所知。于是，西方人添附了丝绸运输途中的中亚民族离奇神话的渲染，凭藉他们的想象，对遥远的“赛里斯国”和丝绸的来源，作出了各种各样十分荒谬的猜测，从而也产生了对蚕丝的各种误解，甚至中国这个东方大国在希腊人眼中也够奇怪的了。

公元前5世纪希腊人，认为赛里斯人“身体高大近20英尺，过于常人，红发碧眼，声音洪亮，寿命超过200岁。”有学者认为，这里所指赛里斯人可能是指中亚以东，即新疆维吾尔族的祖先，也是丝绸贸易的中间商，并不是指中国汉族。徐文堪泽认为塞里斯人与吐火罗人有关：根据韩康信的体质人类学研究，加上对小河墓地遗体的DNA分析，再与《自然史》中对赛里斯人的描述相对照，可以认为，吐火罗人是印度—伊朗语民族从帕米尔西面迁入之前新疆地区的居民，这样的假设具有相当可信度。

公元一世纪罗马博物学家老普林尼在其《博物志》中提到赛里斯国，还说该国“林中产丝，闻名世界。丝生于树上，取下湿一湿，即可梳理成丝。”可见当时欧洲人认为丝是从树上而来的。

希腊一位名叫波金尼阿斯的地理学家，按希腊人视纺织源于蜘蛛织网的启示这种传统观念，作出了离奇的推测：“唯赛里斯人用织绸缎之丝，则非来自植物，另有它法以制之也。其国有虫，希腊人称之为塞儿。这虫的大小约二倍于甲虫那么大，它吐丝的现象就像树下结网的蜘蛛，蜘蛛八足，该虫也是八足。赛里斯人冬夏二季，各建房舍蓄养。虫所吐象蜘蛛的细丝，把足缠起来。先用稷养四年，到第五年才用青芦饲养，这是这种虫最爱吃的食物。虫的寿命只有五年，虫因吃青芦过量，血多身裂而后死，体内即是丝。”这种爱吃青芦的“大甲虫”是公元2世纪的西方人对蚕的一种想象而已。

到了公元四世纪，希腊人又想出了一种会产丝的“羊毛树”：“林中有羊，有人勤加灌溉，梳理出之，成精细丝线，半似羊毛纤维，半似粘质之丝。”

大约在六世纪，几个印度僧人把中国蚕种藏于其行路杖中，从中国西部走私到东罗马拜占庭，从此欧洲才有了蚕丝业。这时他们才搞清楚“产丝者乃一种虫也。丝从口中天然吐出，不须人力。……虫以桑叶养之。”六世纪以后，赛里斯这一称呼也逐渐消失了。

最早提到中国的西方典籍，大概是创作于公元前5世纪的《历史》一书，它的作者是被罗马哲人西塞罗誉为“历史之父”的希罗多德。希罗多德在书中说：“东方文化是一切文化和一切智慧的摇篮。”在该书的第四卷中，他更是以丰富的想象力，将中国定位于万里之遥的“北风以外”。虽然这样的只言片语只能隐约勾勒出中国的外貌，但我们还是可以看出古代希腊人对中国的敬意。因为在希腊人的宗教信仰中，“北风以外的人”正是被太阳神阿波罗所宠爱的民族。

西方人眼中中国形象的逐渐清晰，是与丝绸联系在一起的。生活在公元前后的希腊地理学家斯特拉波在他的著作中提到过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当时许多出身高贵的希腊人都穿着“赛里斯”人制作的衣服。

这个“赛里斯”人来自何方？原来，这些衣服是用西方人所没有的丝绸所制，而在当时，只有中国能掌握制造技术。

精美的丝绸引发了西方人对中国的无限遐想。公元1世纪的罗马地理学家庞蓬尼·麦拉，对中国人的诚信充满了赞誉：“这是很公正的民族，他们把货物放在旷野中，购货的人，在卖主不在时来取货，这种经营方式是很著名的。”

4世纪的希腊史学家马尔塞林对中国的评价，更能代表当时西方人对中国的普遍认识。他赞美中国物产的富饶：“赛里斯国疆域辽阔，沃原千里……物产也很丰富，有五谷杂粮、干鲜水果、牛羊牲畜，真是应有尽有，品繁而量众。”“那里的城市较为稀疏，但规模较大，物产丰富，人烟稠密。”他更赞美中国人热爱和平的本性：“赛里斯人完全不懂得进行战争和使用武器。赛里斯人最喜欢安静地修身养性，所以他们是最容易和睦相处的邻居。”“在他们那里，晴空万里，皓月明朗，气候温和宜人，即使刮风也不是凛冽的寒风，而是和煦的微风。”

对中国不加掩饰的溢美之词，或许是对中国丝文化为代表的物质文化的极度向往。这和以后西方因热爱中国的瓷器，而盛赞中国的作法有异曲同工之妙。

历史告诉我们，不同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中存在着一种互补心理，异国情调往往让人耳目一新，兴味盎然，所以评价也会高于实际情况。这时的不识庐山真面目，不是由于身在此山中，而是由于身在此山下。

因此，对西方而言，此时的中国更多的是一个符号，一个体现了富足与文明的象征。这正是推动西方人去接近中国，急切认识中国的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