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城金藏》是中国在宋代第一部木刻版大藏经《开宝藏》的覆刻本，因其刻版于宋金时期、1933年首次被发现于山西赵城广胜寺而得名。

《赵城金藏》是宋代中国第一部木刻版大藏经《开宝藏》的版式，这部藏经是唐代三藏大法师玄奘自天竺取回的梵文经卷中译善本，金皇统八年（公元1148年）佛教界聘请高师用三十年时间在平阳（今山西临汾市）刻印，大定十三年（公元1173年）前后工毕。因刻于金代，后被供养在赵城县（今山西省洪洞县）广胜寺，故名《赵城金藏》。

广胜寺位于山西省洪洞县霍山南麓，是一座有着1800多年历史的古刹，始建于东汉建和元年（公元147年），原名为俱卢舍寺。《赵城金藏》每卷卷首又加刻广胜寺刊刻的《释迦说法图》，被叫做《赵城金藏》，也简称为“赵城藏”。这部规模浩瀚的佛教典籍以7000余卷的篇幅汇集了佛经、史料，字体刚劲，雕刻工整，纸质优良，印刷清晰，在当今世界上已成孤本，极为珍贵。

1933年，一个名叫范成的高僧到山西洪洞县广胜寺考察，在广胜上寺弥陀殿的十二个藏经柜中发现了这部藏经。他对寺院收藏的5400多卷的经卷进行考察研究，其中发现了一部珍贵的藏经，当时没有人知道这部藏经是谁主持刻印的。1934年，南京又派遣一个名叫蒋唯心的人到广胜寺考察，前后40多天，他将大藏经全部展阅一遍，经过多方面研究考证，最终认定这部藏经为金代刻印，又因在赵城广胜寺发现，故定名为《赵城金藏》。

1942年春，侵华日军企图抢劫这一稀世珍宝，八路军某部闻讯后派员夜入古刹，夺得经卷。这部珍贵的经卷已整修完好，今存中国国家图书馆。

能进入中国国家图书馆的藏品，皆为国宝级的善本。其中《永乐大典》《四库全书》《敦煌遗书》和《赵城金藏》，更被誉为国家图书馆的四大镇馆之宝。

1933年，《赵城金藏》在山西境内被发现，这是现代佛教文献史上的一件大事，在当时的文化界也引起很大的轰动。这部佛教全书，既是佛书，也是涉及哲学、历史、语言、文学等领域的古籍，被佛教界誉为“天壤间的孤本秘笈”。

1934年10月，近代著名佛教居士欧阳渐派弟子蒋唯心从南京出发，北上山西赵城广胜寺“检校”前一年刚刚发现的古版经卷，即《赵城金藏》。蒋唯心一路辗转到达广胜寺后，他连续工作40天，写成了《金藏雕印始末考》。此1.5万字的长文对《赵城金藏》的历史谜团进行了全方位的梳理和论述，迄今仍是这方面的考证文章。

根据蒋唯心的考证，山西赵城广胜寺发现的古版经卷《赵城金藏》，是由金代民间劝募，在山西解州（今运城市盐湖区解州镇）静林山天宁寺刻成的。发起人是潞州（今山西长治市）的崔法珍。

崔法珍善良贤淑却口不能言，17岁那年邂逅一老僧得以治愈，终于开口说话，欣喜异常。后与家人赴寺致谢，得知老僧欲刻一部藏经，只是囊中羞涩无力刻印。姑娘遂出门用刀自断左臂，自此开始了长达数十年在晋陕之间的化缘道路，最终感动许许多多的善男信女，筹得所需资金，大约在金熙宗皇统8年（1148年）开始刻造，历时约30年完工。

明代刑部尚书陆光祖在万历十二年（1584年）所作《嘉兴藏刻藏缘起》中如此描述：“昔有女子崔法珍，断臂募刻藏经，三十年始就绪，当时檀越有破产鬻儿应之者。”《永乐大典》与《金史记事本末》均详细记载了崔法珍化缘雕刻藏经一事。

1928年至1930年，陕西发生了历史上罕见的大旱灾，全省人口锐减三分之一。慈善家朱庆澜来到陕西放赈，他除了慈善家的身份外，还有一个特殊的身份，就是“著名居士”。他笃信佛教，对佛教文化的保护和传承一向热心，而陕西恰是佛教隆重的历史文化区域，于是朱庆澜在赈灾之余遍访了陕西古刹。1930年他无意中在西安城内的卧龙寺和开元寺中发现了宋版藏经，经认真鉴定考证，这些居然是世所罕见的《碛砂藏》。

这次发现显然让朱庆澜异常兴奋，他回到上海后立即邀请沪上佛门名流开会集议。各名流众口一词，皆认为宋版《碛砂藏》是古版藏经中最完善的版本，不仅为佛教之瑰宝，也是中国文化历史遗产。他们一致认为这部流传600余年的宋版藏经大有影印的必要。朱庆澜等人当即决定成立一个名叫“上海影印宋碛砂藏经会”的民间组织，负责影印事宜。范成法师被推举为这个民间组织的常务委员。

“上海影印宋碛砂藏经会”成立后，除筹集影印资金外，第一要务就是委派专人赴西安翻检核勘经书的完整齐全状况，并安排照相、制版等事宜。这份差事不但需要被委派的专人要有充裕的时间，更需要有对佛典版本的鉴别能力和学识。众人商讨良久，认为这项工作只有范成法师是最佳人选。大伙一致劝请，范成法师即一肩承担下来。

1931年春，范成法师从上海带着照相技师、冲印技师及助手20余人抵达西安。经与西安方面协商，将开元寺和卧龙寺两处的藏经运至陕西省立图书馆中辟专室保管，并由双方人员共同开箧清点。范成一行在西安清理经书的结果是：宋代刻印者以开元寺的2889卷与卧龙寺的4548卷，两相比较，除有雷同外，共得5226卷，尚缺576卷。后来查到北平松坡图书馆的《宋藏目录》，有一部分可补西安所有“宋藏”之不足。

就这样，西安与北平两处的藏经合起来，仍缺173卷，如此影印仍显美中不足。于是范成继续到山、陕各地古刹查访藏经旧本，以补缺憾。说来也巧，1933年春，范成在西安偶遇一位法号性空的老僧，性空和尚刚从山西朝拜五台山归来，他向范成法师提及“晋省赵城县太行山广胜寺有四大橱古版藏经，卷轴式装订”。范成听后立刻动身，徒步前往山西。当他在山西赵城县广胜寺内看到满满四大木橱5000余卷古版藏经时，惊喜万分，马上将这一重大发现公布于世，整个文化界为之轰动。由于是在赵城县广胜寺发现的金代刻版藏经，故定名为“赵城金藏”。

范成法师根据随身携带的《大藏圣教法宝标目》，用了5个月的时间对广胜寺古版藏经进行了逐一的校核整理，还走村串户，寻访附近村庄，收回已散失在民间的300余轴散卷，使广胜寺古版藏经达到5700余卷。

非常遗憾的是，有关《赵城金藏》被发现的这段历史记录少之又少，只是在山西省档案馆中保存着一件在1949年5月23日形成的《赵城县广胜寺佛经历年保管及转移运送情况》。这份档案是毛笔手书件，文字如下：

“佛经历年保管在广胜寺下寺佛殿陈列，于每年旧历三月十八日逢集会时，群众参观者甚多。因无专人负责，据说遗失四五卷，以后在北京又配了些新的。

民国十几年，有该寺僧人明澈、法炎二人将此项佛经加以整顿，于民国十八九年间转移至广胜寺上寺大佛殿保管。此时，适有上海僧人范成在该寺见到此项佛经，认为很贵重，即托各方面关系通过全县士绅将此经借去一箱，限期翻印归还，至期归还后，并有赠送新印宋版藏经一部……”

最先觊觎《赵城金藏》的是所谓的“日本东方文化研究所”。《赵城金藏》刚刚问世，该所便派人来到广胜寺，表示愿出22万银元购买，遭寺院住持力空和尚及众僧人断然拒绝。接着来的是日本一些僧人，他们先后几次窜入广胜寺，仍然想用高价买断藏经，同样没有得逞。这两件事情的发生，引起了具有强烈爱国心的广胜寺僧人的警觉，为防止藏经遭遇不测，他们把5000余卷经卷由霍山南麓的广胜下寺迁移到山顶上寺，吊运进13级琉璃飞虹塔，并用砖石固封，进行集中保管。

蒋介石听闻发现《赵城金藏》正值日军七七事变开始。1937年9月，他出于保护藏经的目的，电令驻防晋南的国民党14军军长李默庵前往广胜寺，通知寺庙住持力空和尚欲将《赵城金藏》运往西安。力空和尚担心搬运时士兵可能哄抢藏经，召集赵城县各寺庙僧众及士绅与李默庵说明道理，经艰苦舌战，终使未让其采取行动。但一波刚息，另一波又起。1938年2月，阎锡山派手下一位师长来到广胜寺，告诉力空和尚其打算将《赵城金藏》转移到山西吉县山区。力空和尚推辞说：“藏经已封存于塔顶，留此万无一失。转迁吉县路途遥远，国军搬运辛劳不说，也难保安全。”那位师长也被说服，《赵城金藏》再次被原地保护下来。

侵华日军占领中原后之际，就开始在占领区大力搜刮文物。1942年初春，驻扎在广胜寺附近的日军突闯寺庙，通知住持力空和尚，说要在农历三月十八庙会时登临琉璃飞虹塔，鸟瞰庙会盛景。力空和尚深知日军是想趁机抢劫藏经，冒着被日军发现的危险，深夜下山跑到数十里外的赵城县抗日政府驻地兴旺峪，找到时任县长杨泽生，提出要将经卷交给抗日政府，并要求转运延安。

杨县长知道《赵城金藏》是国宝，但此时的广胜寺周围已陷入日军包围，转运5000卷的藏经谈何容易。于是，他打电报请示上级领导。时任太岳区军政领导陈赓、薄一波接报后亦觉事态严重，立即转呈延安。党中央马上复电命令太岳区全力保护《赵城金藏》，绝不可让国宝落入侵华日军之手。

太岳区接命后紧急动员，作出周密部署，特派太岳军分区基干营、赵城县游击大队和洪洞县游击大队百余人借助夜色，秘密进入广胜寺，登上琉璃飞虹塔，经四个多小时的抢运，将5000卷藏经全部转移出寺庙，由民工驮运队运抵安全地带。

由于行动悄无声息，驻广胜寺几里内的几个日军据点并无察觉。当日军如期登临飞虹塔时，发现藏经早已搬空，欲拿力空和尚问罪，但力空和尚连同藏经早已不知去向。在接下来的5月反“扫荡”中，地委机关同志身背经卷在崇山中与侵华日军周旋。

由于行军战斗频繁，携带不便，深恐散失，这些经卷又被分别藏在山洞、废煤窑内，派人看管。尽管藏经运抵安全地带，但因日寇扫荡频繁，藏经以后又几经辗转迁移，先是存放于太岳区二地委机关驻地安泽县亢驿村，后又转移至太岳区党委驻地沁源县，抗战胜利后又转至太行山区涉县。

1931年，朱庆澜等在西安开元和卧龙两寺发现向所罕见的宋《碛砂藏》，因而把它运到上海影印流通。“上海影印宋版藏经会”常务理事范成和尚为寻宋《碛砂藏》的缺本到各地去访求古经，著破衣，经战乱区，冒很大的危险。

他的最大收获是1933年春，在山西赵城广胜寺意外地发现了《赵城金藏》。“在从来出版之文献中，尚不知有此版藏经之学术界，乃成为一时甚为轰动之事件。”因“向所未知而近日始发现”、“中外人士连袂蹑履往赵城探讨者不绝。”范成和尚还走村串户，从附近农村寻访收回已散失在民间的300余轴散卷。

1934年10月，南京支那内学院欧阳竟无命其高足弟子蒋唯心前往广胜寺校验。蒋氏抵潼关黄河渡口时，正遇大风，他冒险登舟舍命强渡，不幸失足落水，耳目皆着泥沙，从此落得眼疾。在广胜寺他忍着眼疾披阅经文，连续工作40天，写成《金藏雕印始末考》，1934年12月发表于南京《国风杂志》第5卷12号上，1935年1月又有南京支那内学院印了单行本。

蒋文考证“严谨详审”，“思想入微，搜剔得间”，“纠正日本人纰谬尤为切要”，对《赵城金藏》的历史价值做了正确评估，迄今仍是这方面的论述。后蒋唯心赴四川崇庆县上古寺校验《洪武南藏》，途中被土匪绑票而亡，为挖掘祖国文化遗产献身。

1945年日寇投降后，此经交当时北方大学保管，北方大学校长范文澜派专人守护，年年晾晒。

1949年北平解放后，《赵城金藏》运至北平，移交当时的北平图书馆（今国家图书馆）收藏。《赵城金藏》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个由国家拨款的大型古籍整修项目。

1949年4月30日，当4300多卷、9大包《赵城金藏》运抵北平时，人们难过地发现，由于多年保存条件恶劣，多数经卷潮烂断缺，粘连成块，十之五六已经不能打开。国家专门调来4位富有经验的装裱老师傅帮助修复，历时近17年，终于在1965年修复完毕。

2008年北京图书馆出版社发行出版了《赵城金藏》这一经典。整体原样复制，再现了盛世经典。堪称当今时代最有价值的盛世珍藏。其中特选出陈天竺三藏真谛译本，也就是《陈金刚》，高仿存放在国家图书馆的《赵城金藏》，此卷字体隽秀、印制精美、可诵可藏。不仅如此，国学大师饶宗颐先生还赞曰：“下真迹一等”。

2016年，临汾市启动了为期五年的《赵城金藏》复制工程，运用现代科技结合传统工艺，对国图馆藏《赵城金藏》进行原貌复制，每卷复制3件，由国家图书馆全程监制。

2017年4月，首批百卷《赵城金藏》回归广胜寺。

佛教发轫于古天竺，但佛教典籍在全世界只有汉译本保存得最多，这些幸存的汉文佛教典籍不仅是中国的宝贵文化遗产，而且也是全人类的精神财富。

大藏经是佛教典籍汇编而成丛书的总名，是一部百科式的佛教全书，它收集广博，既是佛书，也是涉及哲学、历史、语言、文学、艺术、天文、历算、医药、建筑等领域的包罗宏富的古籍，对中国和世界文化都曾产生过深远的影响。

佛教的传播，是伴随着佛教典籍的译介展开的，汉译佛典绝大部分是在东汉到隋唐时期翻译的。安世高、鸠摩罗什、玄奘、义净等是这方面作出贡献的翻译家，也是交流中外文化和友谊的使者。随着译经和著述的大量增加，约在公元二世纪，即开始了汉译佛经的收集和目录整理。唐开元年间（公元730年）智升编撰的《开元释教录》集其大成，首次将中国僧人的著作入藏流行，并创“千字文”各字为序的编次方法。佛教经典的流通刺激了雕版印刷术的创造发明和不断完善。北宋开宝年间（公元971年～983年）中国第一部木刻版汉文大藏经《开宝藏》在成都雕印完毕。它以《开元释教录》入藏经目为底本，第一次采用千字文编次顺序，起“天”字，终“英”字，共480帙，5048卷，卷轴式装帧。这部佛教大藏经，可能是人类历史上最早最庞大的一部丛书，一编便是数千大卷，数千万言，这在世界史上十世纪以前，恐怕再也找不到第二个例子。公元1403～1407年成书的由明代僧人道衍主持编纂的《永乐大典》总汇当时汉文化的全部内容，成为世界上最大的一部百科全书，就是受其影响模仿佛教大藏经纂成。

宋太宗雍熙元年（984年）《开宝藏》由沙门奝然传入日本。端拱年间（公元988～989年）传到高丽。高丽和日本还据以复刻，直接间接刺激了两国的刊印事业。伴随着大藏经的外传，雕版印刷术也从中国传播到外国，佛教成为当时文化艺术传播的主要媒介之一。

自宋、辽、金、元、明、清以来各朝官方和民间均投入巨大人力物力进行大藏经的编辑和雕印。计官刻本七藏，私刻本十藏，国外汉文刻本还有高丽一藏，日本的七藏。《开宝藏》是这一切各版大藏经雕版的鼻祖。它以书法端丽严谨，雕刻精良著称，是宋版精品。汉文大藏经的编辑、雕印，以它的宏篇巨制，版本众多，历史久远而闻名世界，它不仅是中国，也是世界文化史上的壮举。

中国现存各版大藏经中，属于未经传世的孤本，有石刻本的《房山云居寺石经》，木刻本的《契丹藏》、《赵城金藏》、《元官藏》、《洪武南藏》、《武林藏》和《万历藏》等七种版本。其中有三个版本残存印本未超过40卷。《赵城金藏》是当今大藏善本中卷帙最多的，而且是世界上仅存的一部。它基本上是《开宝藏》的复刻本，并有部分是辽藏的复刻本与辽藏的坊刻本，装帧也同是卷轴式，每版23行，每行14字。它保留开宝蜀刻本的许多特点，在《开宝藏》早已散佚殆尽的情况下，它还保存着数千卷开宝蜀本与辽藏的原貌，不论是在版本和校勘方面，都具有无可比拟的价值。

中华大藏经编辑局经过郑重选择决定以稀世孤本《赵城金藏》为底本，按《赵城金藏》千字文编次的目录体系影印，重编《中华大藏经》。据以作为底本的《赵城金藏》为国内外历次大藏经编辑者所未及见，新编《中华大藏经》搜罗宏富，远非前代刊行诸藏所能企及，在这方面，世界上通行的日本《大正藏》无法与之相比。新编《中华大藏经》必将为祖国赢得荣誉，它不仅是中国而且也是世界文化史上的一件大事。

《赵城金藏》印刷清晰，字体劲拔，每卷首均有精美的佛陀说法图，其刀法线条和宋版佛经相比，具有豪放严整和生气有力的特点，是中国印刷史上的珍贵标本，是研究中国刻经史和版本史的珍贵资料。从中可以看出历代佛教书籍制作演变过程，也可以看出佛藏与当时金本的平水（临汾）水平，特别是每平水版画之间的关系，是印刷发展史上的一座了不起的宝库，在中国版本目录学和雕版印刷史上也占有一席重要地位。

大藏经也叫“藏经”，是中国古代对所有佛教典籍的总称，按内容分经、律、论三藏。大藏经的刊印始于北宋初年。宋太祖赵匡胤开宝四年（971年），派太监张从信到成都刊印藏经，至太平兴国八年（983年），用了十二年的时间完成了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官方主持刊印的藏经。因刊刻地在成都，后世把这部大藏经称为《蜀版大藏经》，因始刻于开宝年间，也称《开宝藏》。《赵城金藏》就是以《开宝藏》为蓝本覆刻的。因《开宝藏》及其别的覆刻本均已散佚，《赵城金藏》便成为中国第一部官方刊印大藏经之覆刻本中的孤本，这对佛学、版本学以及在雕版史上，皆具有无与伦比的价值和意义。

据蒋唯心考证，赵城金藏系金代民间劝募，在山西解州（运城西南）静林山天宁寺刻成。刻制发起人为潞州（长治）崔法珍，相传她毅然断臂募缘刻经，感动了很多佛教信徒，纷纷捐资协助。施主始终以村民为主体，施钱、“施树、施骡、施布、倾其所有”、甚至“有破产鬻儿应之者”，劝募的地区遍及晋南和秦西各州县。

大约在金熙宗皇统9年（1149年）前后，于天宁寺组成“开雕大藏经版会”负责刻造，到金世宗大定13年（1173年）完工，历时约30年。《赵城金藏》全藏共682帙，千字文始“天”终“几”，总计约7000卷。

蒋唯心考证时已有佚失，尚存4957卷。金藏刻成后，崔法珍于大定18年（1178年）将印本送到燕京，受到金世宗的重视，在圣安寺设坛为崔授比丘尼戒。

三年后，崔又将经版送到燕京刷印流通，为表彰她的功绩，赐紫受封为“宏教大师”。难能可贵的是，作出重大贡献的崔法珍在《赵城金藏》的题跋中，没有留下自己的名字，风格高尚。蒋唯心感慨道：“此藏卷轴之富，工事之巨，原刻历三十载星霜，补雕劳十余路僧众，创此伟业者，宁遂湮没不彰乎？理决其不然也。”

《赵城金藏》系一弱女子断臂发起，民间募资私刻，洋洋7000卷，实为中国文化史上的一大壮举。

1935年，部分《赵城金藏》曾借到北平展览。“上海影印宋版藏经会”与“北平三时学会”从中挑选出宋元明清各大藏所无的孤本经籍，共46种249卷，作方册本共120册影印发行，题为《宋藏遗珍》。当时，胡适先生评述说，“这是影印碛砂藏的一个副产品，其重要性可能不下于碛砂藏的本身。”国内外学术界，宗教界异常重视这部“天壤间的孤本秘笈”，日本的学术界也在那里打主意，日本办的东方文化研究所曾派人到赵城考察过，欲出重金购买《赵城金藏》，遭到爱国僧人理所当然的拒绝。

自《赵城金藏》发现后，一些市井无赖想方设法，从广胜寺偷出数百轴经卷，运到北平高价出售，许多藏书家和古玩店不惜重金买它一两卷置于案头玩赏。北平图书馆善本部有远见卓识，陆续从私店手中收购了191卷，减少了这部珍贵典籍的流失。

1952年赵城县好义村，张奇玉之侄张筱衡把家藏67箱古书全部捐献给国家，其中第l3箱是早已佚失的152卷《赵城金藏》，而且是当年蒋唯心考证时尚未发现的珍籍。而后，陆续向北京图书馆捐献《赵城金藏》零散经卷的有：周叔韬、周一良、徐森玉各两卷，贾静言一卷。

1959年9月，文化部西藏文物调查团在萨迦北寺图书馆发现《赵城金藏》补雕本的另一印本，现存540卷，原藏于燕京大宝集寺，是天宁寺藏经板转入燕京后的补雕印本。北大宿白先生据此写了《赵城金藏和弘法藏》一文在《现代佛学》1964年二期上发表。

1983年6月28日，《光明日报》报道了“山西老农冯玉璋献出稀世珍品——赵城金藏散经卷”。这是两卷当年八路军抢运途中遗失在路旁的经卷，被捡拾珍藏多年后献给了国家。

在人民的爱护下，历尽沧桑，积沙成塔，现存《赵城金藏》共4800余卷，是当今孤本藏经中卷帙最多，保存最完整的一部。其中北京图书馆存有4813卷，上海图书馆存有17卷，南京图书馆存有6卷，北京大学图书馆、广西博物馆、崇善寺各存2卷，广胜寺、山西图书馆、山西博物馆、苏州西园、台湾中央研究院各存1卷。此外北京民族宫存有《赵城金藏》补雕本的另一印本500余卷。

辗转运到北京图书馆的经卷，由于煤窑中潮湿，许多已糟朽不堪。有的霉坏得像败絮，有的挤压成硬梆梆的黑色纸棍，揭裱修补工程，首先遇到是缺乏一种与《赵城金藏》颜色一致，拉力韧劲都很大的广西特产棉纸。佛教协会副会长巨赞法师向王冶秋表态，广西棉纸由佛教协会募化。得李济深先生鼎力相助，在他的发动下，两广佛教徒募捐了数万张广西棉纸，直接寄到北京图书馆。北京图书馆先从琉璃厂“文艺山房裱店”请来揭裱能手韩魁占，继又请来张万元、徐朝彝、张永清三位琉璃厂高手。他们把经卷浸湿，用针尖小心地去挑，把薄薄的纸剥成两层，让黑字留在其中的一层上，然后裱糊在广西棉纸上烘干压平。从1954年到1964年，四位高师苦战十个寒暑，才将洋洋4000多卷经书整修一新。陈毅副总理，文化部负责人齐燕铭、郑振铎等曾亲临北京图书馆揭裱工作间视察指导，高度赞扬了师傅们拯救国宝的辛勤劳动。

十年浩劫中，多少珍贵历史文物毁于一旦，许多国外友人和学者都为《赵城金藏》捏了一把汗。值得宽慰的是在北京图书馆善本部全体同志精心护理下，历尽沧桑的《赵城金藏》没有遭受丝毫的损坏，完好无缺地存放在防潮、防火、防晒、防虫的专门设计的库房里，始终保持着一级质量。

《人民日报》于1982年7月8日发表了“稀世国珍赵城金藏整修一新”的好消息，报道了整修工作已经完成，指出“在当今世界已成孤本的《赵城金藏》以其历史悠久和卷目完整而成为中国的珍贵文物”。接着海外孤本《赵城金藏》修裱后的照片一幅又刊登在8月15日的《人民日报》上。

1982年经国务院批准和拨款，由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李一氓主持，任继愈负责，投入巨大人力物力，重编中华大藏经。现已由中华书局发行，共计220册，每册约1000页，分期分批出版，计划十年出齐。全书出齐后摆放在一起大约有两楼房高，可以称为世界之最。它是中国哲学出版印刷的一个时代标志。中华大藏经编辑局的同志为寻找散存于全国各地《赵城金藏》的流散卷帙作为影印原件，走遍了大半个中国，行程逾万里，数易寒暑，费用浩繁，若不是国家的支持，任何个人和团体要承办这样宏大的工程是难以想象的。

回顾《赵城金藏》的历史，有断臂募刻的崔法珍；发现瑰宝的范成和尚；评估考证的蒋唯心；组织抢救的史健；精心护理的张文教；捐献国家的张筱衡；揭裱修复的韩魁占；有名字记载的不下数十人。更多的则是成千上万没有留下名字的无名英雄，他们是捐募的村民，刻经的工匠，补雕的僧徒，流血牺牲的战士，爱护藏经的人民。本人愿引用向达教授《记赵城藏的归来》一文中的一句话作为小结：“看看展览的古代经卷，似乎每一卷上都染有人民战士的血花，才渐渐明白文物的保存不是容易的事，而人民所创造出来的东西，也只有靠人民的力量才能保存，才能光大。时间的考验，英雄帝王，像电光石火，终不免黄土一抔，人民却永垂不朽，人民所创造的也永垂不朽。”的确，人民的《赵城金藏》必将与人民共存，与日月争辉。

2020年11月27日至30日，“国宝孤本《赵城金藏》暨唐宋重要佛教典籍特展”在荣宝斋首次公开展出。

2020年12月，《赵城金藏》妙法莲华经文句卷八亮相北京荣宝2020秋拍，以4950万元落槌，含佣金5692.5万元高价成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