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东经略，明代官职，主管军事。本文主要叙述天启二年到天启五年间孙承宗主持下的辽东军事。资料来源除了《明史》、《明史考证》、《明史讲义》、《洪业——清朝开国史》等外，在具体的辽东战备资料上是得到了茅元仪的《督师记略》，凡十三卷，详细记述了孙承宗督师辽东的事迹。

茅元仪，明湖州府归安（今浙江吴兴）人，字止生，号石民。明末军事家，曾撰辑的《武备志》，又称《武备全书》。全书共二百四十卷，文二百余万字，图七百多幅，极具思想与资料价值。此书为茅元仪集历代兵书两千余种，经15年独立辑成。是一部影响深远的大型综合性兵书。

茅元仪不仅仅是军事理论家，还有相当的军事实战经验。天启年间和崇祯年间，孙承宗两次经略辽东，他都以幕僚身份参与其事务，先后担任副将军、副总兵。

《督师记略》就是记述孙承宗第一次经略辽东的详细经过。作者茅元仪于军事理论和实践都有丰富的经验，又是跟随辽东军务最高长官多年的高级参谋，还亲身参与期间整个过程，实在是写这本书最合适不过的人选了。

《督师记略》中的记载具有很高的可信度，对于我们研究天启年间的辽东经略情况，提供了很大的帮助。

公元1616年，即明万历四十四年 清太祖努尔哈赤建元天命，称建州汗国。明政府对努尔哈赤所领导之建州女真进行了遏制，一方面扶植与女真建州部落为敌的女真叶赫部落，另一方面关闭了边市贸易。也许是出于明政府对叶赫的庇护，也许是出于经济的压力，也许是出于扩展领土的雄心，也许几种原因兼而有之，公元1618年，明万历四十六年，努尔哈赤以“七大恨”为由，率军进攻抚顺。

抚顺位于浑河岸边，西距后来的盛京（沈阳）约10公里，是重要的贸易城市和军事重镇。驻守抚顺的明朝将领是游击李永芳率部出降，其中包括了秀才范文程。接下来，广宁总兵张承荫和辽阳副总兵皮相廷所率领的援军也被击溃。

《明史讲义》评价曰：清兵克旅顺，明人纪载谓之东事起。

抚顺城失守，使“全辽震动”，北京“举朝震骇”，辽东乃是京师左臂，如有闪失，就直接威胁到北京城的安危。

明在辽东的驻军战斗力很弱，山海关主事邹之易曾说过：“今之将领，平日不习战，大都以退缩为得计。……累年以来，不修兵具，朽戟钝戈，援急不足为用，金鼓几于绝响，偶令之截杀，股栗腕战，面孔殊无生色”；许多士兵“不能开弓，或开弓而不及十步”。

鉴于建州的突袭和辽东的军力，明帝国内阁对此达成一致意见：即“辽事议者，以必剿为主”，但部队从全国各地调遣，并且委派了“熟谙辽事”的兵部右侍郎兼佥都御史杨镐经略辽东。

经过半年多的积极准备，辽东已经有四路大军齐集，号称四十七万。明帝国遂于万历四十七年（公元1619年）正月发动了一次大规模的反击战，以后金都城赫图阿拉(今辽宁新宾西)为目标，分进合击。

因为进军消息的走漏，明军方面准备不够充分和指挥不利等多种原因，努尔哈赤的建州铁骑在五天内以极高的机动性将明军各个击破，取得完胜。杨镐革职下狱。

这便是历史上著名的“萨尔浒战役”。

此役，明军惨败，“覆军杀将，千古无此败衄”。消息传到开原、铁岭，“人逃之尽矣”。随之沈阳、辽阳也风声鹤唳，“民逃军逃，将哭道哭，大小将吏，无不私蓄马匹为逃走计者”。与此同时，京师上下惊恐万状，“人心恇怯，谈虎生变”。“大小臣工，无不骇愕，……官吏、士民以及商贾向寓京师者，卒多携家避难而去”，甚至感到“国家之计岌岌乎殆哉”，“其间惶惶之状，不能以旦夕待”。

建州乘胜追击，明军节节败退。

1619年开原、铁岭相继失陷。不久，重镇沈阳失守，1621年，辽阳陷落，辽东经略袁应泰自杀。至1621年夏初，辽河以东、明军重镇锦州以北的全部地区，都被建州占领了。

1621年底，建州完全占领了辽东，努尔哈赤也将都城迁到了辽阳。1622年，建州再次发动大规模进攻，这次挥师渡过辽河，入侵辽西，于是广宁失守，辽东经略熊廷弼和巡抚王化贞逃入山海关。

1622年，即明天启二年，熊廷弼和王化贞因为广宁不战而降下狱，辽东局势进一步恶化，群臣措手无策。此刻，明帝国必须痛苦地反省数年中一系列战事失败的原因。朝廷的争论和冒影响战局、最高指挥长官的无能、军饷供应的不及时和不足、低级将领们的缺乏信心、没有斗志和广泛存在的营私舞弊行为、士兵们的士气低落和战斗力低下，与建州野战的屡屡受挫都是失败的因素。

现在，京城和建州铁骑之间只有大凌河、锦州、松山和山海关一带防线，如果辽东明军不能实现根本性的改变提高战斗力的话，这条防线的失守是不可避免的。那时候，明帝国将面临比土木堡失败后、于谦保卫北京城更加糟糕的局面。

当然，明帝国那些心高气傲的士大夫们无法接受被迫迁都这种奇耻大辱，建州只不过是一隅之蛮夷，综合国力远非庞大明帝国可比，只要明帝国清除奸臣，全力以赴作战，就一定能够取得胜利的，攘外必先安内嘛，就像曾经擒走英宗、兵围北京城的瓦剌，最后还不是烟消云散了吗？（至明亡国，明帝国中央政府的士大夫们大都是抱着这样自信心态的吧。这样的想法虽然不无道理，但未必适用于历史上所有的情况。建州女真并非那些以劫掠为唯一目的的少数民族了，他们已经具有建立帝国的雄心，悄然改变游牧民族一贯政策，并不图痛快的洗劫一空然而离开，而是着眼于长治久安的收买人心了。）

面临这般危急的局面，明帝国进行了总动员，下定决心挑选合适的将领，给予人力和物资上的全力支持。

即使是把持朝廷的魏忠贤，也没有打算安插自己人在这个重要位置上，当然魏忠贤可能出于这样的考虑：辽东经略这个职位似乎是不祥的职位，杨镐、熊廷弼、袁应泰不是下狱处死，就是自杀殉国。何况面对建州的强大攻势，胜算不高，派遣自己人去，只会连累自己。在这一点上，比起不顾实际情况、只会空谈妄言进攻收复辽东的东林党人，魏忠贤倒要高明得多。

我们当然也会意识到，除了要应付建州的军事行为外，即将赴任的辽东经略还需要面对朝中魏忠贤的威胁，以及持爱国高调之清流自居士大夫们的批评。

唯一幸运的是，天启皇帝虽然爱好做木匠活，又宠信魏忠贤，却没有崇祯皇帝那么连军饷都舍不得发。

辽东战略，是明帝国战略的一部分，继承于帝国之传统战略，受限于帝国当代政府、财政、制度、军力等诸多限制，所以要了解辽东战略，必先了解帝国战略。

钱穆先生曾说过，一个国家，开始有其立国精神和立国理想，然后成就其国家规模，之后丧失雄心，渐渐从保守陷于蒙昧，乃至灭亡。明帝国也大致如此。首先有明太祖、成祖拓展疆土，其次有仁宣之治尚且称职，后来的皇帝则乏善可陈，万历已经是国家急速下坠之时。

明帝国本来就是一个内敛的国家，并不热衷于帝国版图的扩大。太祖时期遂列有十五“不征之国”，严禁子孙后代妄动刀兵。成祖之后，下西洋征服海洋的壮举停止了，几番血战夺来的安南也放弃了。随着国力的衰弱，竟遭他国入侵，明英宗年间有皇帝被擒、瓦剌围北京城之事，嘉靖年间有倭寇骚扰多年无力剿匪之实。

总的来说，明帝国的对外政策是趋向于非武力解决的。

女真“兵满万人，则不可敌”，是明帝国北方边境的重大隐患，如果不动用武力加以围歼、进而彻底消灭，又不想坐视其壮大，惟有对其实行“以夷制夷”、“犬牙相制”的“分而治之”的政策。一方面将其纳入天朝大国的体系中，对部落首领封官授爵，另一方面在经济上进行控制，最主要的是对其不同部落或扶植、或打击，使其无法统一，则更加无法进犯明帝国了。

“以夷制夷”的政策不能说不够成功，携帝国之大威力，威逼利诱之下，各少数民族忍气吞声，多年来边境问题并不严重,瓦剌、倭寇也仅仅只是嚣张一时，帝国政府更多关注的还是内部问题。

然而少数民族在这样恶劣局面下，却也锻炼出努尔哈赤这样的人才，于是统一女真，毅然挑战明帝国来。随着建州吞并明帝国扶植的叶赫部落，“以夷制夷”的政策宣告失败。

面对建州前所未有的意外挑战，明帝国没有妥协，而是拿出鲜明的态度来，予以积极反击。虽然明帝国的财政渐趋恶劣，明军的战斗力逐年下降，而且万历时代的三大征虽然耗费了张居正时代积累的财富，但边防威胁不解决，事态只会越来越严重，置少数民族的挑衅不理，也是明帝国的耻辱。

萨尔浒大战是明帝国精心组织的第一次反击战，本意是汇集明帝国、朝鲜、叶赫部三方面形成之优势兵力，围歼建州都城，解除建州之武装，断绝建州之妄想。明军之败，为帝国中央政府始料不及，明方全然没有心理准备，而辽东既然全无防备，重镇一再失守也就不难理解。

萨尔浒一役意义深远，此役之后，明方再也没有过大规模的军事反击行动了。此役可谓明帝国与建州攻守转变之战。

虽然没有过实际的军事反击行动，明帝国倒也并非经历萨尔浒之败后便一蹶不振，不思进取，反击计划还是有过的。

1622年时候，巡抚王化贞就提出了一套方案：主张沿辽河左岸设营，分兵屯戍，再雇用40万蒙古兵，并征募朝鲜援军，从侧翼攻击建州军，从而一举收复失地。

但其时的辽东经略熊廷弼曾对这个计划表示出强烈反对，以为过于冒险，不过王化贞积极的进攻策略得到了朝廷的赞同。当然，王化贞的计划还没有来得及实施，建州就已经渡过辽河，攻占了计划中的反击重镇广宁，王化贞弃广宁狼狈逃走，第二次帝国反击战也就胎死腹中。

军队设立两个最高指挥官，而这两位最高指挥官又意见不和，是打仗之大忌。1622年的经抚不和（辽东经略熊廷弼和辽东巡抚王化贞），也是导致建州轻易渡过辽河，占领辽西之广宁的重要原因之一。

不过，我们最感兴趣的帝国在辽东战略上的态度，是倾向于进攻，还是倾向于防守呢？

是战还是守，有关辽东的战事，自万历年间开始就一直是朝堂之上争论的焦点。如果仅仅从字面上认知，无疑会得出“进攻才是积极的战斗”、“进攻是最好的防守”之类不负责任的结论，而且明帝国中央政府的清流士大夫们往往还将进攻意识上升到爱国高度，动辄以汉奸卖国诋毁持保守态度者。东林党人从来没有去了解辽东的实际情况，所谓辽事之争，不过是他们标榜爱国立场，以及与政敌互相倾轧的千百个“战场”之一而已。

如果我们仔细看看“爱国”而“积极”的王化贞之反击战略，不难发现这样的计划纯粹是纸上谈兵，王化贞的想法是明军沿辽河布阵防守，让蒙古军和朝鲜军充当进攻建州的主力，进而收复失地，实在是过于理想化了。建州铁骑渡辽河攻广宁，王化贞重兵在握、依城而守，尚且不敢与之交战，还奢谈什么进攻？

进攻不切实际，防守过于消极，那么，明帝国晚期辽东战略采取怎样的政策才是恰当的呢？

万历以来历届辽东军事最高长官，如杨镐、熊廷弼、袁应泰、王化贞、王在晋、孙承宗、高第、袁崇焕等人，堪称有军事才能的惟熊廷弼、孙承宗、袁崇焕三位。他们执行的战略各不相同，熊廷弼两次经略辽东，均立主坚守；孙承宗以练兵修城为主，宁远城正是其治下主修；袁崇焕督师时却主“五年平辽”，似乎更积极一些。

而被后人评价缺乏军事才能的几位呢？杨镐力主进攻，组织入侵建州都城；袁应泰自由散漫，无所作为；王化贞尚称积极，还策划了一次未遂的反击；王在晋保守之极，打算放弃宁远，退守山海关；高第同样保守，欲撤孙承宗之一切防御，集中兵力于山海关，收缩防线。

然而，这一切还只是表面上实施的战略，诸如高第之战略貌似王在晋，但本质却截然不同，王在晋是目光短浅，胆小怕事，高第却是魏忠贤用来取代孙承宗的，不得不一切反孙承宗战略而行；杨镐虽是进攻，却是帝国第一次反击总指挥，当时任谁经略辽东也不可能言及防守；王化贞之进取，大抵是在兵部尚书张鹤鸣的支持下和力主保守的熊廷弼作对之想法作祟。

综上所述，无论是战，是守，并不足以衡量战略之正确与否。

一切失败结果之战略无非是受各种影响干扰，并不以克敌制胜为唯一目的，指挥官或者目光短浅、或者胆小怕事、或者私心自用。而相对成功之战略，则需首先了解具体的实际情况，再加以谨慎判断，以收复全辽为目的开展实施，至于局部战略是攻、是守、是修城，还是出击，或按计划、或修正计划、或改变计划，均需根据情势而调整，不可一概而论。

然而，辽东经略不是帝国军事最高长官，也不是帝国之政治最高首脑，不可能动摇帝国之一贯政策，不可能左右帝国之中央政府，不可能推动帝国之军事改革，不可能解决帝国之财政危机，在大多数时候，辽东经略甚至不能决定自己之命运，更不用说如愿以偿的实施自己的战略构想。

我们还必须认识到，辽东经略也是普通人。一般来说，辽东经略必须是进士出身，作为八股文专家，军事才能绝非他们必不可少的素质。在辽东战事日趋凶险的情况下，有极少数的几个文官挺身而出，转文从武，不顾自己的政治前途和个人安危，为捍卫帝国的安危而奋斗。他们不是科班出身，但却表现出非凡的勇气和军事才干，在内忧外患交相夹攻之下，忍辱负重，保卫国家。在战略策划和具体实施上，他们或许做得不够完美，但他们无私的付出了自己的心力，甚至牺牲了自己的生命，后人是应该尊重他们之努力的。

辽东战事起到孙承宗经略辽东之前，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为1618年建州攻克抚顺到1619年初萨尔浒大战；

第二阶段，为1619年萨尔浒大败到1621年辽东全面沦陷；

第三阶段，为1621年王化贞策划反攻到1622年建州渡辽河占领辽西重镇广宁。

明方在这三个阶段都犯下了严重错误，从而转主动为被动。但建州的军事也不是一直都很顺利。

在第二阶段，也就是萨尔浒战败后，建州乘势进攻，下开原，朝廷紧急启用熊廷弼，沈阳、辽阳遂保全，辽东虽危，还能勉强支撑。直到袁应泰取熊廷弼而代之，遂辽东尽失。

熊廷弼经略辽东时，曾经对建州占领开原后的局势进行过分析。

“辽左，京师肩背；河东，辽镇腹心；开原又河东根本。欲保辽东则开原必不可弃。敌未破开原时，北关、朝鲜犹足为腹背患。今已破开原，北关不敢不服，遣一介使，朝鲜不敢不从。既无腹背忧，必合东西之势以交攻，然则辽、沈何可守也？”

熊廷弼的战略是：“请集兵十八万，分布叆阳、清河、抚顺、柴河、三岔儿、镇江诸要口，首尾相应，小警自为堵御，大敌互为应援。更挑精悍者为游徼，乘间掠零骑，扰耕牧，更番迭出，使敌疲于奔命，然后相机进剿。”

在1619年时候熊廷弼之所以坚持守备为主的战略，是因为明军野战不如建州，辽东战场上，配合朝鲜、叶赫部夹攻建州的计划已经无法实现，反而呈现明之沈阳、辽阳被包围态势。妄谈反攻，非但无济于事，还可能导致类似于萨尔浒之大败，进而丢失更多战略要地。

第三阶段时，明帝国已经尽失辽东，只能沿辽河布防。熊廷弼二次经略辽东，还是坚持以守为主，但权力被架空，辽东巡抚王化贞全然不顾更加糟糕的局势，策划空中楼阁之反攻。遂被建州攻克广宁。

接下来，兵部尚书王在晋代熊廷弼经略辽东，王在晋想法单纯，无非就是重关设险山海关，“乃请于山海关外八里铺筑重关，用四万人守之”。当时，辽东高级军官袁崇焕、沈棨、孙元化等人坚决反对，但“力争不能得”，遂“奏记于首辅叶向高”，首辅叶向高还不算刚愎自用的人，并没有偏向王在晋，而是老老实实提出来：“是未可臆度也。”

朝廷无法决断之时，内阁大学士孙承宗主动请命，亲自去辽东一趟，以决定辽东防务的重点。

孙承宗巡视了山海关及王在晋所主张建筑的八里铺新城，又前往考察了中前所、一片石和黄土岭等处的战略地势。最终接纳了袁崇焕等人的提议，否决了王在晋的主张。

孙承宗说，“与其以百万金钱浪掷于无用之版筑，曷若筑宁远要害？以守八里铺之四万人当宁远冲，与觉华相犄角。敌窥城，令岛上卒旁出三岔，断浮桥，绕其后而横击之。即无事，亦且收二百里疆土。”

“总之，敌人之帐幕必不可近关门，杏山之难民必不可置膜外。不尽破庸人之论，辽事不可为也。”

孙承宗请天启皇帝将王在晋调至南京，主动请缨督师辽东，于是“诏给关防敕书，以原官督山海关及蓟、辽、天津、登、莱诸处军务，便宜行事，不从中制”。

从此，孙承宗开始了为期四年的第一次辽东经略生涯。

孙承宗以为，防守方面，欲保京师，则必先固山海关；欲保山海关，则必先固辽西。进攻方面，欲复辽东，则必先复辽西，欲复辽西，则必先固宁远。

宁远，位于辽西走廊中部，“内拱岩关，南临大海，居表里之间，屹为形胜”。退而保二百里外的山海关，进可功略辽西，为收复辽东做准备。

孙承宗辽东经略四年，以练兵、修城为己任，步步为营，渐渐推进，遣将分据锦州、松山、杏山、石屯及大小凌河各城。天启五年，明军自宁远又向前推进二百里，从而形成了以宁远为中心的宁锦防线。

有人虽无意否认孙承宗之功绩，却不免抱怨其保守，以为孙承宗志在守卫，无心进攻，全然没有袁崇焕之“五年平辽”来得痛快。

姑且不论袁崇焕之豪言壮语是否符合实际，只论孙承宗之战略是否足够积极。

在《督师记略》中提到：“公意以我欲恢全辽，必先复金、复、海、盖南四卫。盖南四卫在三插河东，而实全辽膏腴之地。辽西七百里，北山南海，宽者不过数十里，狭者十余里耳。其旧镇辽阳，在河之东。然开原、铁岭一带，俱切近北鄙，地亦荒瘠。唯四卫膏腴，而又近海，辽之所以富贵以此。奴自破辽阳，四卫即没于虏。及破广宁，全辽尽失。然使河西步步为进，地远难于计日，而于虏无切近之灾。我竭力以除图，彼猝至而遽败矣。如自四卫入，则置刃于腹。而且迫于辽沈，彼自不能安处。”

由此可见，孙承宗还是志在恢复全辽的，孙承宗何尝不明白逐步推进过于保守、效果也不明显的道理，“河西步步为进，地远难于计日，而于虏无切近之灾。我竭力以除图，彼猝至而遽败矣”已经说得很清楚啦。但是要恢复全辽，势必十分谨慎，得有充分准备才行。如果贸然行动，再经历一次萨尔浒似的大溃败，山海关防线说不定整个就崩溃了。

孙承宗通过练兵、军屯、引进火器等手段，加强了辽东明军的战斗力，形成了宁锦防线，巩固了辽西诸城，无论是进攻还是防御，都可以游刃有余的执行，即使将来出兵不利，仍然可以虽败而不溃，这是汲取了前面的教训，一旦战败，则兵溃千里，重镇尽失。而山海关防线实在是明帝国输不起的赌注啊。

孙承宗所在辽东的四年，与天津巡抚毕自严、登莱巡抚袁可立遥相呼应，“关门息警，中朝宴然，不复以边事为虑矣。”期间，没有打什么大仗，小败仗倒还有过。按照战功来衡量其的经略，似乎孙承宗有些碌碌无为。

然而其后宁远大捷、宁锦大捷，袁崇焕遏制住建州的猛攻，虽当时孙承宗已被魏忠贤及其同党攻击而致仕，但修城之功、练兵之功、引进火炮之功，却不能不归功于孙。

取代孙承宗的高第下令撤掉了宁锦防线，袁崇焕固执己见，独自坚守宁远。可以说，如果没有袁崇焕，宁远必失，而如果没有孙承宗的四年准备，即算是十个、百个袁崇焕也是无论如何也守不住宁远的。

惜乎，若加以时日，孙承宗收复全辽，并非绝无可能。然而魏忠贤顾忌孙承宗兵权在握和内阁大学士身份，又岂能让孙承宗立此不世之功？孙承宗虽有军事天份，又锐意进取，正遇大施拳脚时候，却败于朝堂之上，这大概是名将的悲哀，也是帝国衰亡的必然吧。

真正的名将与纸上谈兵者的区别在于：名将能够脚踏实地地一步步实施自己的战略，纸上谈兵的人却从来无视细节。

确认了全辽战略后，辽事仍然头绪百般，急待整理。孙承宗则以修山海关和宁远城为契机，对辽东明军进行兵制改革和纪律整顿。

在山海关的防务上，“并夹城之役，修筑关城，南防海口，北防角山。水则从望海台出芝麻湾，三面环海，安大炮为横击。陆则三道关之石城，可顿万人，开突门力夜击。北水关外，有峻岭筑号台十一，置炮以防外瞰”。

而练兵方面也取得了良好的效果，“是时，关上兵名七万，顾无纪律，冒饷多。承宗大阅，汰逃将数百人，遣还河南、真定疲兵万余。”“乃定兵制，立营房，五人一房，三千一营，十五营为三部，而将帅以营部为署。兵不离将，将不离帅，教肄分而稽核便。”经过孙承宗的整顿后，“兵将一清”。

宁远城则“定规制：高三丈二尺，雉高六尺，址广三丈，上二丈四尺”，委派良将满桂和袁崇焕负责修筑，并恢复山海关至宁远沿线各城，“由是商旅辐辏，流移骈集，远近望为乐士”。

孙承宗还重用了大批忠直的文武将吏人才，“令总兵江应诏定军制，佥事崇焕建营舍，废将李秉诚练火器，赞画善继、则古治军储，沈棨、杜应芳缮甲仗，司务孙元化筑炮台，中书舍人宋献、羽林经历程仑主市马，广宁道佥事万有孚主采木，而令游击祖大寿佐金冠于觉华，副将陈谏助赵率教于前屯，游击鲁之甲拯难民，副将李承先练骑卒，参将杨应乾募辽人为军”。

《督师记略》记载，“先是奴以数万守广宁，二万守右屯。至是知我军渐张，乃撤广宁，焚其余粮，恐我因也。”

因为孙承宗的积极努力，建州于广宁已不战而退。

除此之外，孙承宗还为长期战略做了很多的准备。

《督师记略》记载：孙承宗设立六馆，招纳贤才。

1、占天馆 凡通仰观风角三式者；

2、察地馆 凡通夷虏部落道里、上川扼寨、安营立寨及屯田水利者；

3、译审馆 凡识写夷字、通说夷语及情事者；

4、侦谍馆 凡精敏便利、能入虏穴谙虏来往者；

5、异才馆 凡侠骨殊才，能使外域及有剑术如荆、聂之流者；

6、大力馆 凡力能挽绳携重至千斤，或六七百斤，及能飞檐走壁、日行数百里者。

如此等等，筹备良多。

孙承宗最杰出的贡献在于，在辽东引入了火器和战车结合的车营，并进行了以车营为核心的战法理论和实践训练，而这一切的战争准备，是围绕全辽战略而展开的。

为了收复辽东，孙承宗打算以陆军为正兵，水师为奇兵进攻，于是建立了配备先进火器的车师和舟师。

孙承宗初到辽东时，“火器手不过数十人”，虽然有熊经略所造之迎锋车六百辆，但“敝败不可用”，辽东“向习弓矢，置火器不讲至于车营，则九边英锐，无不以为耻”。

孙承宗白手起家，苦口婆心，既向朝廷争取资源，造火器、建战车，又耐心说服辽东高级将领接受车战观念。

车战只在春秋战国时期使用，随后被骑兵所淘汰，但随着火器的引入，遂在明代中期重新焕发出光彩，明嘉靖年间，俞大猷写出《兵略对》、《大同镇兵车操法》，对战车的形制和战术运用作了详细的描述。孙承宗更是在此基础上加以发扬光大，曾著《车营叩答合编》一书，全面介绍车营编制和车营阵法，阐述了车营的攻防战术。

孙承宗所建立车营作战的典型特点是装备了先进的火器，以及多兵种协同作战。

（孙承宗）曾“五修造新旧战车。合步骑以教车营”。

“又立十大车营，以为攻战之具。”后来发展到十二车营，马步兵达九万余人，使“战辎不得不亲，马步不得不合，将卒不得不联，炮矢更番分合便捷”。

除了装备火器外，孙承宗还进行了以车营火器为主的多兵种协作训练，“其用火(火器)在用叠阵，合水、陆、步、骑，舟、车、众、寡，奇、正之用火，无一非叠阵。”

孙承宗车营队伍中，将车兵、骑兵、步兵、弓兵、炮兵、火器兵有规律的编在一起，形成阵法。作战时候，“步队则鸟枪、郎机在前，而三眼、火箭在后，骑兵则弓箭、三眼大炮连环叠用。”

孙承宗车营的战法进行了各种各样的研讨和演习，可攻可防，防御便有城市防御、阵地防御之战法，进攻有平原运动之进攻、登陆之进攻、岛屿之进攻、渡河之进攻，无论围困战、遭遇战、伏击战、破袭战，均有所理论上的思考和实际的演练。

尤其是登陆作战，更是孙承宗收复辽东战略之重要组成部分，其战略构想是调集登州(今山东蓬莱，登莱巡抚袁可立下辖两个总兵镇：登州镇和东江镇)、莱州(今山东掖县)、天津之水师经过渤海、辽东湾，从辽东半岛登陆。上陆后，先占据金、复、海、盖四卫，再向辽阳、沈阳进攻。

经过三年多的准备，“东下之具已得十九”，“战兵者九万四千，守兵者一万六千有奇，杂兵者二万四千有奇”，大规模的反击即将拉开帷幕。

可惜不久孙承宗受到弹劾，被迫辞去辽东经略职务，反攻计划被否决。辽东也再无希望回归明帝国怀抱。

但孙承宗所练之辽东精锐部队却保留了下来，依然发挥着卓有成效的作用。之后，明军的宁锦防线虽然逐年收缩、重镇一一失守，但山海关仍阻隔在建州铁骑和京城之间数十年屹立不倒，最终建州也没有攻克。

《明史》总结曰：“承宗在关四年，前后修复大城九、堡四十五，练兵十一万，立车营十二、水营五、火营二、前锋后劲营八，造甲胄、器械、弓矢、炮石、渠答、卤楯之具合数百万，拓地四百里，开屯五千顷，岁入十五万。”在战争准备上，成绩斐然。

《明史职官二》言：天启元年，置辽东经略。经略之名，起于万历二十年宋应昌暨后杨镐。至天启元年，又以内阁孙承宗督师经略山海关，称枢辅。崇祯四年并入总督。十一年又增设总督于保定。

辽东经略一职，是专为辽东战事所设立的。孙承宗曾多次上疏，议论辽东兵事以及辽东经略。

其一，“乞皇上饬励诸臣，勿角口语，勿事虚文。司兵马者，不得恣意于不可度而不顾供应之难。司钱谷成造者，不得刻意于不可减而不顾星火之急。” ——这是指出了户部、兵部、工部对于前线要求，相互推诿，以至耽误国事。

其二，请重武人之权。明代规定文官挂帅，多瞎指挥。此前经抚不和，更是影响辽事。

其三，“中使观涉兵政，自古有戒”。即使是皇帝派来专门劳师的中使，孙承宗也一概否决。

这三点正是切中明代用兵之弊。军事由外行领导，太监对军务的过多干预，以及后勤部门的配合不利。这些问题不能够改善，则无论前方将士如何积极进取，也是难有所进展的。

事实上，终明一代，这些弊端也没有得到有效解决，文官领兵是开国之初定下的基调，太监权势滔天是英宗以来的积弊，也有制度上的原因，后勤部门的配合，一方面有财政收入不够的原因，一方面也有官僚机构渐趋效率低下等原因。所谓“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在辽东经略层面，只能从辽东军务出发，即使上疏，也只能仅仅涉及帝国制度下辽事的不良影响，希冀尽量争取少受其干扰，当然无法从根本上解决帝国的危机。

孙承宗经略辽东的时候，固然内外压力极大，但其时国内尚未爆发大规模起义，国力还能应付辽事开支。而建州方面，自己也遇上了严重问题，面对孙承宗的防线，不敢贸然进攻，所以维持了四年左右的和平时期。

建州吞并了辽东，除了获得大片土地外，还多出了上百万的汉人。以一少数民族新建立之政权，要良好的消化这么大数量的外族人，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在建州兵临抚顺的时候，努尔哈赤曾说：“若不战而降，必不扰尔所属军民，仍以原礼优之。况尔乃多识见人也。不特汝然，纵至微之人，犹超拔之，结为婚姻，岂有不超升尔职，与吾一等大臣相齐之理乎？”

便是许诺若举城纳降，努尔哈赤便禁止部下虏掠城中官员军民及其亲属为奴，也不要求李永芳及其部众改变汉族习俗，甚至可以不行满族剃发之俗。”

建州进攻辽西广宁之前，努尔哈赤宣扬“勿虑尔田宅，将非我有，尽入主人之家。众皆一汗之民，皆得平等居住、耕作”，承认汉人的政治地位和保护汉人的个人财产。甚至利用明帝国下贫富差距对汉人进行煽动，“昔尔等明国富人，广占田地，雇人耕作，食之不尽，将谷出卖。贫困之人，无田无谷，买而食之，钱财尽后，则行求乞。与其令富人粮谷烂于仓中，财货山积而无用，何若揭杆而起。百姓闻风，必群起响应，后世遂得富足矣。”

虽然有良好的愿望，但实际情况却远非意料中发生。作为征服者的民族奴役作为被征服者的民族是历史的定律。1623年，满、汉之间发生了一系列冲突。许多汉人故意在食物和饮水中投毒，焚烧房舍，还杀死了一些后金的哨卒。

努尔哈赤收回了曾经承诺的满汗平等政策，取而代之以种族歧视。于是更加加剧了汉人的反抗，1625年甚至爆发了大规模的汉人叛乱事件，遭到了满人的残酷镇压。

辽东地区满、汉之间的紧张关系为辽东经略创造了新的契机，汉人大量归顺满人的情况再也没有发生，“以辽人守辽土”战略也得以实施。

袁崇焕的“五年平辽”战略大概也是基于以上这些考虑吧，但他经略辽东时候，国内外局势已经发生了极大变化。

建州方面，皇太极继位后进行了改革。一方面颁布命令并实施：“治国之要，莫先安民。我国中汉官汉民，从前有私欲潜逃，及今奸细往来者，事属已往，虽举首，概置不论。嗣后惟已经在逃，而被缉获者，论死。其未行者，虽首告亦不论”，安定了汉人的人心。另一方面，军事上征服了朝鲜，战略上处于更加有利的态势。建州已非昔日之建州也。

而明帝国方面，国内局势不容乐观，财政危机进一步恶化，农民起义也开始爆发。大明日薄西山，亦非昔日之大明也。

最重要的一点，袁崇焕可能还没有意识到，在崇祯年间，他的对手已经不仅仅只是野蛮好战的蛮子满人，还需要加上范文程这些有学问的汉人了。

然而，袁崇焕或许有他自己的考虑吧，只是他还没有来得及着手布置，仅是进行了斩毛文龙这种争议性比较大的行动，就被皇帝下狱，以“咐托不效，专恃欺隐，以市米则资盗，以谋疑则斩帅”等罪名处死。如果上天给他五年时间，虽然未必能够彻底平辽，但消除毛文龙之后的不良影响自然不在话下，辽东局势至少不会更加糟糕。

孟森先生曾为袁崇焕辨曰：若使崇焕久任以处其责，何至视刘氏兄弟与陈继盛相屠杀，而卒令耿仲明、孔有德、尚可喜辈遂为清廷佐命哉？

辽东军务，后人喜谈议和一事，以为议和则万事大吉，可以先攘内然后安外也。然从辽东经略的角度来看，不值一晒。当时的明兵部的主流意见也是反对议和的，左侍郎袁可立就明确反对袁崇焕的议和政策。

建州若愿意议和，所顾忌者，无非是宁锦坚固之防线不能克，明军雄厚之实力可能攻。如为了节省费用以开销国内之暴乱，不修城、不练兵，荒废防务，令建州畏惧之人、之城、之军皆自行毁去，届时一纸空文就能阻止女真之野心勃勃和建州凶悍铁骑？岂非太天真。

所以辽东经略，不可谈议和也。

此文主要谈“天启年间的辽东经略”，当略述孙承宗也。孙承宗的再次启用在崇祯二年，即皇太极进攻北京城，袁崇焕受凌迟那年。因袁崇焕下狱，军心大乱，祖大寿甚至率部向关外溃逃。

孙承宗说服了祖大寿的回军（袁崇焕在狱中也做了工作），及时捍卫了山海关，使得建州在关内无法立足。又组织了大规模军事行动，收复了被清兵占领的滦州、遵化、永平、迁安四城。

“帝为告谢郊庙，大行赏赉，加承宗太傅，赐蟒服、白金，世袭锦衣卫指挥佥事。”

第二次经略辽东，孙承宗还是打算步步为营，“先据右屯，筑城大凌河，以渐而进”，这两城均是孙承宗第一次经略时候主修，而后被高第放弃毁去的。大凌河防务尚未修筑完工，皇太极率军进攻，明援军在长山口遭遇清兵之大炮攻击而溃，大凌河遂成孤城，“城中粮尽援绝”，实在无能为力，守将祖大寿伪装投降逃回锦州。朝中廷臣议长山口之败，归咎于孙承宗的筑城之策，孙承宗再次引咎辞职，至此再也没能为朝廷效力。

孙承宗死得相当悲壮，《明史》曰：“（崇祯）十一年，我大清兵深入内地。以十一月九日攻高阳，承宗率家人拒守。明日城陷，被执。望阙叩头，投缳而死，年七十有六。”其子孙十七人，一并殉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