阮仪三，1934年11月出生，苏州人。1956年考入同济大学，1961年毕业留校。现任建设部同济大学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研究中心主任，同济大学建筑城规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专家委员会委员。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努力促成平遥、周庄、丽江等众多古城古镇的保护，因而享有“古城卫士”、“古城保护神”等美誉。曾获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遗产保护委员会颁发的2003年亚太地区文化遗产保护杰出成就奖。主要著作有《护城纪实》《护城踪录》《江南古镇》《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理论与规划》等。

阮仪三，中国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专家委员会委员，建设部城市规划专家委员会委员、历史文化名城学术委员会副主任，《中国网》专栏作家、专家。山西平遥古城和云南丽江古城保护的主要倡议者。在首批“全国十大历史文化名镇”中有五个镇的保护规划出自阮仪三之手，它们分别是周庄、同里、甪(lù)直、乌镇和西塘。

现任中国历史文化名城学术委员会副主任、苏州、杭州、绍兴、洛阳、宁波等十数个城市政府顾问。

2005年度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亚太文化遗产保护荣誉奖、法国文化部“法兰西共和国艺术与文学骑士勋章”，2014年，成为首位荣获“亨利·霍普·里德奖”的亚洲人。 主要著作有《护城纪实》、《护城踪录》、《江南古镇》、《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理论与规划》等。

究竟是什么情结，让阮仪三对历史名城的保护“生死相许”呢？

在同济大学一间小小的办公室里，记者与阮教授面对面。说起古城镇，他的话匣子就很难关上：“过去的建筑是一群舞蹈家，一起翩翩起舞非常优美、有韵味。现在的许多建筑却都以我为主，各不相让，你穿红的，我穿黄的，站在一起很不协调。

“各个城市都要有自己的一种韵味一种美感。过去我们的江南古镇，诗情画意，有很多的美感。西塘是婉约的，乌镇是秀美的，南浔是疏朗的……不信你去看看，确实就是这样的。前年，要修苏州到周庄的公路，当年乌镇在镇上修公路，这就好比在美人的脸上划一刀，你说多煞风景！“有人说我会骂人，你说那些古城镇的败家子，该不该骂？有的地方城市保护要拿三五百万说没钱，但建假古董却能花上亿。和他们说城市保护，不想接受就说我的观点新鲜。我说：我的观点不新鲜，你的脑子很糊涂。”

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阮仪三教授说：“20世纪80年代，在全国一片开发建设中，我是真的忧心如焚。当时很少有人能听得进你的话。那我们就从推土机下抢救，救下一点是一点，只希望不要把我们好的东西都弄光。平遥古城就是那个时候抢救保护下来的。

“2000年以后，我所担忧的是，许多人都看到保护取得成绩了，全国的假古董都垮了，而保护好的都名利双收，产生效益了。现在都晓得要保护了，也晓得申报世界遗产了。但当申遗成风，我就担忧了。现在担忧的是把保护看成是获取经济效益的一个手段。因为凡是片面追求经济效益的地方，造成的深层次破坏是根本性的。以前是不识货一推了之，现在做不好是从内部进行深层次的破坏，而且举的是保护的旗号。

“现在保护要从更高的层次来认识，从保护我们民族优秀的遗产来认识。中国城市的特色丢了，但还没丢尽，要求我们去恢复和创造，创造我们的新城市新风格。”

“过去历史上从来不说宋代建筑、明代建筑、清代建筑，但懂的人一看就知道，他们有自己的特征。清代人不会去建明代建筑，明代人不会建宋代建筑。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建筑。而我们现在仿明清仿西洋，欧陆风情泛滥成灾，这是文化贫瘠的一种表现。”

阮仪三说：“新时代要创造自己的新风格。在这个意义上，我们留存古代的遗产，更重要的是要让人知道，这是清代的、这是明代的……而且它还在发展。我们给下一代什么东西？给他们一堆大杂烩？我们留存古建筑是为了研究借鉴，创造我们的新建筑。现在科技发达了，现代建筑都用钢筋混凝土了，高楼多了。但人们生活的地理环境不会改变，一年四季的气候改不了。人还是从自然中来的，现在城镇千镇一面。但原来江南六古镇都不一样，各有各的特点，虽然它们在同一地域同一历史阶段形成，但由于本身的人文环境、自然环境的演变、形成了不同的风格。

“古人讲天人合一。每所房子都有天井。我现在到处宣传天井。天井通天通地，是人与自然的结合。房子要包起来，要安全要保暖，防外来侵袭，但又要开朗、通天通地。天井，井通地，井就是泉，泉就是人的命脉。过去造房常发现人家里厅堂有井，原来是在房子改建中前面人家留下的井，他不好填了，因为堵了就堵了泉眼。这是尊重自然，因为泉眼是不会变的。有泉眼的水是清的。”

阮仪三推土机下救平遥，这事许多媒体都报道过。其实，阮仪三保护古城镇的故事还有很多，这里就说说乌镇保护记。

乌镇是著名作家茅盾的故乡，也是很有特色的一个古镇，乌镇的转船湾河埠头很漂亮。10多年前，阮仪三拿了国务院文化部的信去当地搞调研做规划，阮教授说，当时他有一个非常得力的助手，是乌镇人。他们两人去乌镇做规划，还做了模型。当时做规划都是他们自己贴的经费。但规划做好一年后，他听说乌镇提出“旧镇换新貌”。因为茅盾故居有许多人来看了，没地方停车，要修一条公路。

古镇本身很完整，十字型的街，要修公路不就把古镇破坏了吗？阮教授坐不住了，虽然当年从上海到乌镇还很不方便，要先到桐乡再换车，或到南浔换船前往。说服不了当地的有关负责人，他又跑到北京找有关部门，最后找到当时的全国政协城建组组长，发了一个“茅盾故居不能破坏它周围环境”的函给浙江省政协。之后又赶到浙江，请浙江省政协发文给当时的桐乡县政协。这样，修路的事停了下来。

但过了一年，1989年，路还是修了。而这事阮仪三两年后陪两个外国朋友到乌镇才知道，当时他真的吃了一惊，既心痛又气愤。到了20世纪90年代，周庄红起来了，同里也红起来了，乌镇的人也醒了，便找到了阮仪三。

阮仪三对他们说：“你们要真保护，第一不是为了功利，第二要认真做，不要急得要死，想让我明天就拿出规划，后天就实施。古街都要铺石板，老桥都要恢复。”但亡羊补牢，乌镇还是幸运的，总算保护了下来。

“刀下救平遥”、“以死保周庄”，阮仪三以他的方式拼力保护中国古城遗迹。面对城市化进程中现代“文明”对自然、古迹的毁灭，他痛心、愤怒，奔走上书，四处疾呼，为了知识分子的良心和中国民族文化的传播延续，他不惜撞得头破血流，七十高龄斗志依然。他说：什么叫爱国主义？爱祖国，爱家乡，爱民族，就要知道自己家乡、自己民族的特点，这些无形的精神底蕴，是寓于具体的实物环境之中的，留下真实的历史生活环境，就是留下我们民族文化的根。

一介书生，难改一把硬骨头，从地方骂到中央，不好的，阮仪三决不留情。于是“都市文脉的守护者”、“历史文化名城的‘卫士’”、“古城的守望者”一干子头衔挂在阮仪三头上.如果不是山西平遥与云南丽江因他倡导并亲自动手规划的10年后名噪天下，如果不是周庄、同里、甪(lù)直、乌镇、西塘、南浔在他主持规划后，为当地政府带来的滚滚财源，阮仪三也许就只是个在底层愤激的知识分子，就在同济大学默默耕耘。

7月世遗大会在苏州举行，阮仪三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遗产保护委员会授予“2003年亚太地区文化遗产保护杰出成就奖”，是中国建筑和建筑教育界获此个人殊荣的第一人。

现在申报遗产百分之百都为了一个利

《外滩画报》（以下简称《外滩》）：世遗大会刚刚在苏州结束，中国排队申报的项目多达100多项，据说很多地方政府为了“申遗”动用上亿资金，但是这些城市其实并不具备“申遗”的条件，大量的资金更是加重了地方政府的负担，“申遗热”似乎走向了反面。

阮仪三（以下简称阮）：以前我们要“现代化”，通通修马路修楼房，城市一个样，没有自己的特点。我们的整个想法做法是浮躁的，若干年后我们会为此后悔。现在中国申报遗产的有一百多项，在我看来，绝大部分的出发点是有问题的，没有把它看成留存我们祖国优秀的历史文化遗存或自然的遗存，留作子孙后代发展的依据，而只看到它是个资源，申报了以后就是个敲门砖，敲经济之门、赚钱之门，门敲开以后这个砖就扔掉，钱到手你给他金砖他都不要了，因此，我看到很多地方申报遗产的过程是极其恶劣。

房产商所谓的复古也就为一个字——钱！当他转为像洛克菲勒一样那情况就变了。而很多官员也一样，为什么现在申请世界遗产这么热，他要取得政绩，保位，不仅要做得好，还要爬得高，所有申报世界遗产成功的都升官了，这就是他的政绩了。因此为了完成他的政绩就会不择手段。

《外滩》：那么“申遗”的目的到底是什么？只有“申遗”了才意味着保护文化遗迹？

阮：问题就在此，不是世界遗产就不保护？我为什么花这么多功夫去保护江南水乡？申报遗产什么最重要？应该是进行保护！申遗的目的是放在世界范畴来监督保护。遗产不会产生直接的效应，它本身是一种精神层面的东西，物质层面需要我们进行很好的运作、开发、合理的利用。我们现在申报遗产的单位百分之百都为了一个利，什么利？开发旅游资源！旅游资源等于钱，即等于破坏！而且开发的手段全是一样——杀鸡取卵。还有一个为了满足申报乱拆，破坏原汁原味的风貌，造假古董。

《外滩》：这些申报项目也得到其他专家的认可啊，是不是你阮仪三说好的地方就好？

阮：当然不是，好的我当然说好，比如苏州，我认为是中国保存最好的古城，它周围没有一幢高楼。我说实话，我每到一个地方，每个地方都要紧急叫停。而我们有很多的专家迎合地方政府的做法，有的人到哪都是好话：可以可以，没有问题，我帮你报。说好话当然容易。

《外滩》：中国到现在有建筑保护这方面的法规吗？

阮：没有，欧洲到1907年有了建筑保护法规、法律出台，1962年法国第一个出台了关于城镇的保护法，以后就有了城市的保护条例，但是中国没有，中国直到现在都没有，没有建筑保护法，更没有城镇保护法。

我们保护的只是微乎其微

《外滩》：当年外滩万国建筑博物馆是你参与规划的，上海在全国应该算是做得很好的城市。

阮：上海在保护遗产方面比较重视，上海城市规划局专门调了同济大学的一位专家去当副局长，就是伍江教授。上海2003年还公布了《上海市历史文化风貌区和优秀历史建筑保护条例》，全国只此一家。不过我要提一点，现在世界遗产也好，所保护的东西都是微乎其微的，上海划了十三个保护区，占上海总面积多少？几百分之一！苏州古城完整的保护也就平江保护区，一百分之一，上海近十亿幢建筑，保护的优秀建筑才389幢，对比一下伦敦多少？一万幢！日本多少？一百万幢！日本还有老百姓在不同时期内自己出钱保护，自己要求保护的村子164个，叫作传统建筑群。我们老百姓都不要，给他拆光，要住最新的房子，老房子破破烂烂。

《外滩》：但是有个问题是老房子的居住环境确实太差了，比如以前的石库门房，这是个矛盾，必须要考虑人性化居住。

阮：针对这种愚昧言论，我就写过文章驳斥。以前的石库门房子才住几个人？现在“七十二家房客”！七十二家房客当然不好了，还有一个很大的问题——老房子不修！破了烂了就这样子了，石库门房子有很好的，前一进后一进，堂屋、两厢、厕所，上了楼还有亭子间呢！前面还有一个前厅呢，旁边还有侧厅呢，这种房子，至多七口人，会客有堂屋，做饭有厨房，还有小天地玩玩，有什么问题呢？我们的房子最最主要的问题是解放以来，五十年来，我们的房子没修过，为什么欧洲的房子那么好、那么漂亮？他一天到晚在修啊！同样的道理我们的房子也得修！

《外滩》：国外老房子，居民是自己修还是政府拨款？

阮：都是自己修，国家的房子国家修，自己的房子自己修，我们所有的房子全是国家的！这政策是有问题的。原来都是一家一户的，不要说远的，我小时候，一到梅雨季家家都要“捉漏”，一刮西风了，家家修门窗，家里有钱就要翻修了，十年八年翻一翻，以前讲偷梁换柱、移窗换门，用用又是几十年。我同济大学毕业那是1960年，第一月的工资60元，工资单里边第一项房租：0.26元！才占工资的四百分之一，两角六分钱修什么房子呀？光能养房管部门的职工的工资，那时一块砖还要三毛角咧！

《外滩》：那你觉得要做到良性的运作，国家应当做哪方面的修整呢？

阮：首先，房产都是变成自己的，自己世代有人住就有人管，一旦变成公家的，那就要国家出钱保护。如果政府觉得个人的房子是好房子，要留着，那政府应出钱补贴。现在各地的房子，你们拿照片看看，全是一个模子的！可是过去的房子就不一样了，江南古镇就是江南古镇，延安窑洞就是窑洞，北京四合院就是北京四合院，云南丽江它叫作“三房一造壁，四合五天井”，为什么四合五天井？遮蔽风雨，形成一个家庭的氛围，围绕家庭伦理的内在关系，屏蔽风雨，造成家庭和睦的关系，此即中国人的天人感应、天人合一思想。“天井”中“天”同“天”，井同“地”，打井有泉，泉就是财富。这就是维系中国社会的家庭细胞网络，造成人与自然的和谐，现在把这些好东西全扔掉了，失去了传统，失掉了我们赖以生长的民族自己的土壤。

差点死在九华山上

《外滩》：你在保护这些古城中，有没有碰壁？甚至令你非常伤心的事？

阮：你可以看看我的《护城纪实》，黎里、锦溪那些地方，每个地方都有大堆故事，那硬是把我赶走的，那现在它也挂着牌子：我江南名镇，我怎么怎么好。我都不想说，你好什么，最好的都给你弄掉了，我书里还讲了九华山，九华山去报世界遗产，我去看，一看我伤心得不得了，我那几天整天吃不下饭，欲哭无泪呀，那山上的庙呀实在是精彩，我亲自写的调查报告，申请国家文保单位的，可是现在，唉，在那里发生了很多故事，我都差点死在那里。

《外滩》：是怎么一回事？大家都说九华山好，只你一人说不好。

阮：我是1979年上九华山搞规划的，人说“九华一千寺，撒在云雾中”，我就想到后山区看看究竟有多少寺庙，我想几百个是没有问题，而且九华山的寺庙极其精彩，不同于那些金碧辉煌的庙宇，都是安徽民居式的，又与山形地貌结合在一起，可以说是镶嵌到山里去的，一半山洞一半庙，最早从唐朝开始，一直到清末，非常有特点。悲哀的是现在全被破坏了，和尚有钱了，拆掉所有小庙建大庙。

为调查这样的庙，我带着一个青年助手，连走了七天，那些山都有1000米以上，我们走的山路海拔500米，崎岖难找，要过“原始林”，甚至没有路，过了华严寺，就到了翠峰，突然听到后山噼哩啪啦的声音，那是砍树的声音，看到山上面中间有一条道，像头发剃过一样，把树砍掉后大木头就从这中间溜下来，底下有人在收，看上去砍树的人很多呀，我找到一个庙里的老和尚，他看得眼泪都要掉了，这些本是庙产，包产到户后，山民都去哄抢山林，包括干部在内，没有人管，我就从老和尚那里拿了锣，把他们叫下来，收了工具，不准走，一个个登记名字，然后训话，把他们骂走了，半夜里，老和尚把我和小胡拉起，拼命拽着我们往后山跑，大约半个时辰，我们到了后山顶，看到一排排火把、电筒，原来他们要来抓我们，想来我们不让砍树，又收了老百姓的斧头，把他们惹火了，幸好与庙里要好的佛教徒向老和尚报信，否则结果还难说。后来下山找青阳县的官员，哪知道县长不管、林业局长不管、管理处不管，我一人走在青阳县街上心想一定要把这些人告倒，否则违法乱纪国将不国。我直接向安徽省第一把手发电报说了这个事情，恰好他们在开党委会，对这事很重视，后来就查处了那批人，包括不管事的官员，我点了名的个个警告处分。如果那天不是老和尚报信，说不定我早就被打死在九华山上了。

《外滩》：那你岂不是与人结怨了？

阮：当然结怨了，所以我走在九华山上，背后有人吐唾沫的！

每年古城

调查自己倒贴一辆小汽车

《外滩》：那么当年是怎么让平遥政府听从你的规划？

阮：山西省建设厅规划处的处长是我们同济大学的，通过他去找山西省建设厅的厅长，当时叫建委主任，这位孙主任就说，行，既然你说规划不好，平遥拆又拆不下去，那就暂时不要拆了。当时房子已经拆掉几百幢阁楼了。说做规划口说无凭，我就回来带了十二个学生过去，做了规划之后，我知道这样光说还没用，就直接上京，找权威的人罗老（罗哲文）和郑老（郑孝燮），那时罗老是国家文化部文物处处长，手上管钱，郑老是建设部总工程师，他们同时是全国政协的常委，我就叫他们去，因为我阮仪三当时一介讲师，人家不当你是回事情，我拉了他们去看，他们一到，省长也出来的，那么才定下来，按照我的这个规划去做。

我就把那些写下来报国宝单位，就是城墙、镇国寺、双林寺，先拨款子修城墙，第一款是八万，相当于现在800万，古城就按照我的规划新旧分开，里面也要更新，但不可急。平遥为什么能保下来？提高人的意识是关键，我贴钱办了培训班，让那里的官员来同济大学学习，这些学生后来都成了我的心腹，那边有什么情况他们都会和我说。

《外滩》：当年你开始着手做平遥规划时，经费是多少？

阮：没有钱。还借了三千元去。回来还是用教授经费慢慢的还的。我每年进行的全国各地古城调查的经费花掉一辆小汽车的钱。

《外滩》：这是你自己的钱，还是学校的经费？

阮：是我自己贴钱的，每年在这个项目上花去15万元到20万元之间，所以我买不起房子，现在学校的房子我和老伴两人也够了。

《外滩》：学校拨有调研经费吗？

阮：没有，零。这个很可悲的，我们国家不把这种调研当作科研。但我觉得很有价值，现在为止已经做了50个，做好了就把材料上报。我上课不止讲保护也讲发展的。

现在我感到可悲的是，我搞的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与发展研究这个内容在中国还很不成气候，我现在是超龄工作，这样的内容在全国招研就我一家，法国那是一个大学院，超级学院，要工作七年以上才能念这个学院，英国这样专业的学校有七个，我们中国那么多高校，那么多博士生导师就我一个人在做。上海去年花在城市历史建筑保护上是1.4个亿，北京1.6个亿，全国加在一起大概是40个亿，蛮多了是吧，但是一个小小的苏州一年 GDP6000多个亿，法国光是文化部辖的两个局，一个是博物馆局，一个是历史遗产局，一个局一年将近700亿，另外社会那方面投入也是1000多个亿，日本100亿，英国500亿，保护后面是有收入的。

《旧城新录》同济大学出版社1988．7版

《中国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与规划》同济大学出版社1995．5版

《江南六镇》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5 版

《护城纪实》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3．12版。被誉为“当代知识分子的文化良心录”

江南古镇

●40多个江南古镇，我们才保了6个，很多都在这20年的现代化建设中给毁掉了。从这个方面来说，我做得还不够

●没有法律，很多事情就很难操作，很多时候靠的是一份良知

6月3日，江苏苏州平江历史街区保护项目，获“2005年度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亚太文化遗产保护荣誉奖”，在2003年，“江南水乡六镇”就曾获联合国教科文组织“2003年度亚太地区遗产保护杰出成就奖”。在这些奖项的后面，有着同一个名字，那就是“阮仪三”。

作为这些项目的主持者，阮仪三赫赫有名。在他的名片上，写着这样的称谓：同济大学建筑与规划学院博导、同济大学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研究中心主任、全国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专家委员会委员、建设部城乡规划专家委员会委员等职务。他还是法国文化部“法兰西共和国艺术与文学骑士勋章”、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遗产保护委员会颁发的2003年亚太地区文化遗产保护杰出成就奖获得者。同时，他被民间誉为“都市文脉的守护者”、“历史文化名城的‘卫士’”、“古城的守望者”。

中国文化遗产日来临之际，记者采访了这位年逾古稀的学者。眼前的阮仪三，两鬓斑白，精神矍铄，谈到激动之处，还会起身大声批评某些不正常的现象，让人看到一位知识分子的真诚和可爱。

为平遥要来第一笔保护修缮款

记者：在首批“全国十大历史文化名镇”中，有5个镇的保护规划是你的手笔，包括山西的平遥。有个故事很传奇，说你“刀下留城救平遥”。

阮仪三：上世纪80年代，平遥和别的地方一样大兴土木搞发展，拆除很多建筑。我到平遥一看，当地扒开了城墙，一条大马路开进去，开了180米，拆掉30多幢明代建筑、100多幢清代建筑。

我找到山西省建设委员会领导，要求给平遥做规划，保护古城。但光有规划也不行，还要有钱。我阮仪三一介讲师，人家不拿你当回事。我就直接上北京，找相关的领导。确定保护规划后，先拨款子修城墙，第一笔是8万元，别小看这8万元，它相当于现在800万元。

记者：当初有很多古镇和平遥一样独具风格吧？

阮仪三：对，周围的太谷、祁县、忻州、介休，都跟平遥一样。平遥和太谷就是姐妹票号城市，当时，太谷比它规模还大，完整的城墙，完全的钟鼓楼，完整的孔庙，完整的各种各样的坛庙，很多保存很好的民居。就在上世纪80年代，我眼睁睁地看着这个城市被扒掉，拆掉旧城建新城，大马路开进去，汽车通进去，似乎现代化了。

记者：一提建设，就是推倒重来。

阮仪三：这是没有文化的表现，它毁掉了很多好东西。在江南古镇中，我们才保了6个，而当时至少还有40多个，都在这20年的现代化建设中给毁掉了。从这个方面来说，我做得还不够。

全国2000年以上的古城大约有2000多个，真正完整保护好的没几个。多年来，我们不是搞建设性破坏，就是做破坏性建设。

上门游说保护理念却被赶出门外

记者：后来还到处去游说你的保护理念，有没有困难？

阮仪三：当时，去古镇游说“规划保护”，基本上处处碰钉子，碰得头破血流。

上世纪80年代的时候，从上海到江苏平望再到浙江湖州去的这条交通线上，都是非常典型的江南水乡城镇。譬如说柳亚子的故乡江苏黎里镇，就很有古镇风味：河的两旁是石板街、过街楼，镇里面有很多很好的大宅。我从上海跑去跟镇长讲，要帮他搞规划、做设计。去的时候，我还把江苏省委开的介绍信给他看。可镇长根本不领情，说他们不要规划，他们这儿建设得很好，不要你们知识分子跑这儿来多管闲事。我把我的理念对他说，他很不耐烦地说：“你们知识分子脱离实际，我们这里不欢迎你们来实习，请你们赶快走。”我还想争辩几句，他就双手把我推出门去，还在院子里大吼一声：“这两个上海人啊，食堂里不要留饭给他们啊，不要卖饭票给他们。”记者：他们为什么不欢迎你？

阮仪三：那个时候他们很得意自己搞的建设，我说三道四，不就是说他的建设不好吗？实际上他就是建得不好。但是他不懂，他不知道，他是无知者无畏。这种情况，我在好几个镇都遇到过。

记者：都说知识分子脸皮薄，这样的待遇你还去？

阮仪三：看到那么许多好东西被毁掉，心疼啊。后来我就改变策略，不找交通沿线的城镇，找一些所谓现代化开拓的意识还比较淡漠的地方。比如周庄，很偏僻，那个时候没有人知道。

自己掏腰包为周庄做保护规划

记者：在周庄做规划顺利吧？

阮仪三：也很难。我提出的规划方案是，先保护古镇，然后在古镇外面发展工厂。周庄的领导开始也不接受。后来，我不仅帮他们引来上海的工厂，还在规划时出点钱。当地领导就慢慢接受了。当时正好拿到一笔科研经费。我把这笔钱就直接汇到周庄的账号上，当时拿出了5000元。

记者：后来，周庄的旅游也因此火起来了。

阮仪三：这时候，为了进一步发展旅游，苏州市规划修建一条公路，准备从周庄的西北侧穿镇而过。在分管副市长的主持下，公路很快开到了周庄门口。我当时坚决反对，这条路把周庄的古镇格局给破坏了。周庄的领导说，算了吧，阮老师，不坚持了吧，我们胳膊扭不过大腿。我说，我不怕。实在没办法了，你开路的话，我躺到马路上去，让汽车把我轧死算数。

记者：您这种做法不太像一个知识分子，很泼辣，还有点蛮不讲理。

阮仪三：是那个领导不讲理。如果按照他的这种非常不科学的做法，会毁掉一个珍贵的古镇。对这种错误的东西你不抵制吗？我觉得这正是一个知识分子应该做的。

有人说，规划规划，墙上挂挂，纸上画画，不如首长一句话。我的理解是，你这个画要画得好，人家就觉得你不是一张废纸，首长一句话，也就吹不到你。

当然，这更需要体制的完善。欧洲1907年就有了建筑保护法规出台，1962年法国第一个出台了关于城镇的保护法，以后就有了城市的保护条例。但是中国没有。没有法律，很多事情就很难操作，很多时候靠的是一份良知。

希望有民间资金投入到古城保护中来

记者：上海不是有个《历史文化风貌区和优秀历史建筑保护条例》吗？

阮仪三：上海在保护遗产方面比较重视。2003年，上海市公布了《历史文化风貌区和优秀历史建筑保护条例》，全国第一部有关保护历史街区和建筑的法规。上海的建筑保护走在全国的前列，已经有了13个保护区。不过，所保护的东西还是微乎其微。上海13个保护区的面积占上海总面积多少？只有几百分之一！上海那么多幢建筑，被保护的优秀建筑有多少？642处。在英国伦敦，有1万处保护建筑！

记者：是因为没钱吧？

阮仪三：钱确实是个问题。去年，法国政府用在建筑保护上的费用为4000亿元，同时，民间组织和群众投入2000亿元。而在上海，去年花在建筑保护上的费用总共为1.6亿元，这在国内已经算是最高了，完全来自于政府拨款。

记者：那你的调研有经费吗？

阮仪三：没有。政府没给我，学校也没给我，完全是我自己贴钱做的。记者：还自己贴钱？

阮仪三：在做平遥规划的时候，为了培训当地官员，就把他们请到同济大学来学习。住宿费啊、讲课费啊、带他们去参观的支出啊，都是我自己贴的钱。1984年、1985年两年我办了3期培训班，虽然很成功，但也借了上万元的债，5年才还完。

现在，虽然做规划有钱，但每年做调研的钱还是自己出，每年要花上近20万元。

记者：如果一直这样的话，也很难激励别人去做。

阮仪三：因此，也需要民间的支持。我正在操办一个基金会，已经批下来了。这个名叫上海阮仪三城市遗产保护基金会，前期资金已经到位，有200万元。虽然这对濒危遗产的抢救和保护只是杯水车薪，但我希望通过基金会的运作，吸引更多的人来关心城市遗产。

现在，最让我担忧的是，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与发展研究在国内难成气候。英国这样专业的学校有7个，我们中国那么多高校，那么多博士生导师就我一个人在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