萨尔瓦多·吉列尔莫·阿连德·戈森斯（英语：Salvador Guillermo Allende Gossens，西班牙语：Salvador Guillermo Allende Gossens）（1908年6月26日—1973年9月11日），智利医生、政治家、总统。

1908年6月26日，萨尔瓦多·吉列尔莫·阿连德·戈森斯出生于智利瓦尔帕莱索省首府瓦尔帕莱索市的一个中产阶级家庭。

父亲老阿连德因工作的关系常年在智利全国各地奔波，阿连德一家也因此经常搬家，年少的萨尔瓦多·阿连德·戈森斯在智利国内的很多地方都生活过，小阿连德8岁以前的大部分时光是在塔克纳（1929年该地划归秘鲁管辖）度过的，他在塔克纳学院接受了基础教育。

1916年，阿连德全家搬往伊基克居住，在伊基克定居期间，萨尔瓦多·阿连德前往当地的男子学院接受教育，1918年阿连德曾短暂的在圣地亚哥的智利国家学院就读。

1919年，阿连德前往瓦尔迪维亚的公立学校阿曼多·罗伯斯中学学习，1921年阿连德返回故乡瓦尔帕莱索并就读于当地的爱德华多·巴拉中学。

1924年，阿连德从中学毕业，在中学学习的同时还协助父亲进行律师工作。

少年时代的阿连德目睹了智利社会贫富差距日益加大、劳资矛盾此起彼伏，逐渐产生了改变不合理社会现状的想法。中学学习期间，阿连德的政治观点深受在智利瓦尔帕莱索定居的意大利无政府主义者胡安·德马尔契的影响，德马尔契是一名工匠，他经常致力于保护当地工人和贫苦百姓的利益，阿连德和德马尔契是忘年之交，当时的阿连德在放学后经常前往德马尔契的家中做客，两人经常一起下棋，讨论国内外的时事并发表自己的看法，德马尔契还将自己的收藏的图书借给阿连德阅读，在德马尔契的影响下，阿连德阅读了一些关于德国哲学和俄国无政府主义者米哈伊尔·亚历山大罗维奇·巴枯宁的著作，首次接触到了马克思主义思想。

1924年，中学毕业后的阿连德决定前往军队服役，他先后在驻守塔克纳和比尼亚德尔马的智利陆军骑兵团服兵役。

1926年，阿连德兵役期满退役，同年阿连德进入智利大学医学系学习。

阿连德在青年时代受到社会主义和自由、平等、博爱等思想影响，在大学学习时便参加政治运动，他阅读过卡尔·马克思、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乌里扬诺夫（列宁）和列夫·达维多维奇·托洛茨基等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著作，积极参加和领导学生运动并成为学生运动的重要领导人。

1931年，阿连德领导学生罢课，参加街头示威以反对卡洛斯·伊瓦涅斯·德尔·坎波总统的独裁统治，不幸被捕入狱，政治犯特赦时他才被释放。

1932年，阿连德因抗议军队推翻存在仅12天的智利社会主义共和国政府而再次遭到政府监禁，不久后他在新政府实行的大赦中得以被释放，阿连德被释放之前获准参加父亲的葬礼，他在葬礼上发誓要为社会主义事业奋斗终生。

1933年，阿连德从大学毕业，毕业时发表博士论文《精神卫生学与犯罪行为》，获得医学博士学位。

1932年—1936年，阿连德在瓦尔帕莱索和蒙特港等地的医院工作，担任医生。

1933年，阿连德参与创建智利社会党，并成为该党瓦尔帕莱索支部的负责人。

1934年，阿连德担任社会党瓦尔帕莱索支部秘书。

1935年，阿连德加入瓦尔帕莱索医疗委员会，同年他还出任《智利医疗报》和《社会医学杂志》的编辑，并加入了共济会。阿连德从医期间，萌生了“民主社会主义”思想，他认为：只有革命性的民主社会主义，才能解决智利面临的问题。

1937年3月，阿连德作为瓦尔帕莱索省和基略塔省代表当选为众议员，当年5月15日正式就职，任期4年，1937年—1939年任社会党瓦尔帕莱索支部秘书长。

1938年，德国发生“水晶之夜”事件后，阿连德向纳粹德国政府发送电报，谴责纳粹元首阿道夫·希特勒的反犹太人活动，1939年他出版著作《智利社会—医治现实》。

1939年9月28日—1942年4月2日，阿连德担任政府的卫生和社会福利部长，任职期间他竭力游说议会通过工人安全法，建立起妇女保护体系，颁布了学校免费午餐制度，并创立了智利国家卫生局。

1943年—1944年，阿连德担任智利社会党总书记，担任总书记期间，他提出了社会党应与智利共产党结成联盟的主张。

1945年3月，阿连德作为瓦尔迪维亚省、延基韦省、奇洛埃省、艾森省和麦哲伦省代表第一次当选为参议员，当年5月15日正式就职，任期8年。

1948年，在美国政府和美资铜矿公司的压力下，智利总统加夫列尔·冈萨雷斯·魏地拉制定了《保卫民主法》，宣布智利共产党为非法组织，并与苏联东欧等社会主义阵营国家断交。阿连德强烈谴责了冈萨雷斯·魏地拉总统的做法，将其斥之为“智利的麦卡锡主义”。

1953年3月，阿连德作为安托法加斯塔省和塔拉帕卡省代表连任参议员职务。

1961年3月，阿连德作为阿空加瓜省和瓦尔帕莱索省代表再次连任参议员。

1966年12月27日—1969年5月15日，阿连德担任参议院议长。

1969年3月，阿连德作为奇洛埃省、艾森省和麦哲伦省的代表当选为参议员，当年5月15日开始新一届参议员任期。

1952年9月4日，阿连德作为智利社会党的候选人首次参加总统大选，他获得51975张选票，仅占选票总数的5.45%，负于卡洛斯·伊瓦涅斯·德尔·坎波，阿连德在所有总统候选人中垫底。

1958年9月4日，阿连德作为左派联盟—人民行动阵线的候选人参加总统竞选，获得356493张选票，占28.9%，居第二位，由于当年选举中没有候选人获得绝对多数选票，根据智利宪法规定，在总统候选人没有获得半数以上选票的情况下，从得票最多的两人中由议会通过投票选举来决定总统人选，简单多数即可获胜，阿连德在议会投票中负于独立候选人豪尔赫·亚历山德里·罗德里格斯（议会投票中阿连德获26票，亚历山德里获得147票），再次落选。

1964年9月4日，阿连德作为左派联盟—人民行动阵线第三次参加总统竞选，获得977902张选票，约占选票总数的38.93%，败给了基督教民主党人爱德华多·弗雷·蒙塔尔瓦（获得1409012张选票，占总票数的56.09%）领导的中立派联盟。

1970年，智利总统选举期间，以智利社会党和共产党为主，联合激进党、人民行动运动、社会民主党和独立人民行动共同组成了人民团结阵线，阿连德被推举为人民阵线的总统候选人，参加总统竞选，这是阿连德第四次参加总统竞选。人民团结阵线在其竞选纲领中指出：“智利是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它依附于帝国主义国家，并被资产阶级集团所控制。”基督教民主党政府不过“是为国内外资本主义服务的资产阶级政府”，它所进行的改革“只造成了经济停滞、生活费用上升和严厉镇压群众”。要根本解决智利存在的问题，必须要走“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的道路。人民团结阵线提出的施政纲领是：摆脱外国资本主义的控制以获得经济上的独立；加强和扩大人民的民主权利；进行全面的土地改革；减轻工人阶级的负担；重建智利的经济和政府，以便过渡到社会主义。

1970年9月4日，智利总统选举的结果正式公布，在第一轮中没有候选人得票超过半数，基督教民主党候选人拉米多罗·托米奇得票获得824849张选票，占总票数的28.08%，人民团结阵线候选人阿连德获得1075616张选票，占总票数的36.63%，民族党（由保守党和自由党于1966年合并成立）支持的独立候选人豪尔赫·亚历山德里·罗德里格斯获得1036278张选票，占总票数的35.29%。根据智利宪法规定，在总统候选人没有获得半数以上选票的情况下，在得票最多的两人中由议会通过投票选举来决定总统人选，简单多数即可获胜。

阿连德热衷于马克思主义，公开批评资本主义，致力于社会主义改革。美国在智利拥有实质性的经济利益，一旦社会主义者执政，一些美国的大公司就有可能被智利政府国有化或没收。美国担心智利会成为社会主义国家，加入苏联的社会主义阵营，因此阿连德在美国政府中不受欢迎。

第二轮选举开始前，美国中央情报局联系即将卸任的智利总统爱德华多·弗雷·蒙塔尔瓦，希望他能说服他所在的智利基督教民主党在国会投票中支持民族党候选人豪尔赫·亚历山德里·罗德里格斯。按这一计划，亚历山德里在就任总统后将会立即辞职，并举行新一届总统选举。弗雷就能够合法地再次竞选总统（智利宪法不允许同一人“连续”担任两届总统，但对非连续的当选没有限制），按照当时形势，亚历山德里应该能够轻松击败阿连德。

美国政府及智利一些右派集团力图阻止阿连德当选，在进行二轮大选前夕暗杀了智利武装部队总司令雷内·施耐德（施耐德主张反对军人干政），这件事使智利民众和基督教民主党极为震惊。之后基督教民主党决定支持阿连德当选，但向阿连德提出了“宪法保证条例”，作为在议会选举中支持他的条件。其主要内容是：阿连德政府执政以后一切活动必须严格遵守宪法，所进行的社会主义改革不能破坏宪法的任何条文；必须尊重军队和国家警察的原有体制、等级制，不得建立同国家军队和警察相平行的武装组织，不得任意没收新闻媒体等。阿连德接受了“宪法保证条例”，智利共产党也保证要在资产阶级法律范围内行事。

在10月24日举行的议会投票中，基督教民主党支持人民团结阵线的阿连德，从而保证了阿连德的胜利，阿连德在议会选举中获胜，击败独立候选人豪尔赫·亚历山德里（在议会选举中，阿连德获153票，豪尔赫·亚历山德里获35票），当选为新一任智利总统。1970年11月3日，阿连德正式就任智利总统一职，任期6年，他也由此成为智利乃至整个拉丁美洲历史上第一位通过竞选获胜并顺利就职的具有社会主义倾向的总统。

由于阿连德没有掌握军队等重要的国家机构，以及政府忽视了组织生产和恢复必要的社会经济秩序，加上政策失误、国际形势变化，阿连德执政两年后，智利经济形势恶化，政局动荡。

1972年，由于需求过旺，智利出现了商品短缺的局面，物价持续上涨，通货膨胀率高达140%，而政府采取的限量供应，冻结物价等方法使黑市上的大米、大豆、糖、面粉等基本生活必需品的价格飞涨，在土地改革方面，农民和地主的矛盾加深，冲突日益激烈。国际铜价此时也在下跌，1970年高峰时铜价在66美元每吨，而到了1972年铜价每吨不足50美元。智利人民的生活水平下降，罢工和游行次数不断增加，早在1971年年底，妇女们便组织了游行，以唤起人们对商品奇缺的关注，1972年8月，零售商们举行罢商活动，当年10月，爆发了席卷全国的大罢工，此次罢工由公司职员、商人、律师、司机、工人和学生等发起，持续了长达24天，此次全国大罢工给智利经济造成了沉重打击，阿连德总统也由于过于担忧得了心脏病，为了防止引发政变，阿连德生病的消息一直被严格封锁，11月2日，卡洛斯·普拉茨·冈萨雷斯将军出任内政部长后，罢工才通过谈判逐渐平息。

到了1973年，智利经济形势进一步恶化，社会动荡加剧，国内局势一片混乱。1973年国内生产总值下降了3.6%，为了增加就业和生产，政府积累了大量的财政赤字，1973年9月通货膨胀率达到381%；由于土地改革的失误，农业生产下降，1973年农业生产下降22%，小麦产量下降40%，政府为保证粮食的供应不得不增加粮食进口，1970年进口粮食花了1.35亿美元，而1973年则花了5.11亿美元，国际贸易和国际收支出现了严重问题，铜价下跌使智利铜的生产和出口下降，加上美国对智利的制裁，阻止国际组织给予阿连德政府援助，阿连德政府的国家财政储备濒临枯竭，智利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困难。

阿连德与基督教民主党主导的国会摩擦不断。基督教民主党作为左翼政党参加了1970年大选，然而在阿连德的任期内，该党不断右倾，最终与右翼的民族党结成联盟。他们指责阿连德将智利引向古巴式的独裁政治，试图反对阿连德的一些激进改革措施。阿连德与他的反对者在国会互相指责对方违背宪法，践踏民主。

阿连德愈加坚定的社会主义政策（部分是应同盟中激进成员的要求）和与古巴的亲密联系使美国政府忧心忡忡。尼克松政府通过多边组织向智利施加经济压力，继续支持阿连德在国会中的反对派。阿连德当选后，尼克松随即指示中央情报局和国务院对阿连德政府“施加压力”。

对政变的担心持续了很久，最迟在1972年就有流言传出。1973年，由于智利的贸易伙伴对阿连德心怀不满，而铜价又快速下跌，智利经济坠入低谷。到9月，恶性通货膨胀和商品短缺导致整个国家陷入一片混乱。

虽然经济指标下滑，但是阿连德所在的人民团结联盟在1973年早先举行的议会选举中所获席位仍然些微上升至43%。然而此时与基督教民主党结成的非正式联盟已经解体，基督教民主党与右翼的民族党结盟组成“民主联盟”，继续反对阿连德政府。

1973年6月29日，罗伯托·索帕中校指挥一批下级军官起事，政变军队的坦克团朝国防部前进，到了国防部，坦克就开始密集开火，导致22人死亡，32人受伤，此次军事暴动被称为“坦克突击”，政变军人还企图攻占总统府，但并没有成功。最终暴动军人在武装部队总司令普拉茨的劝说下放下了武器。

8月9日，阿连德任命普拉茨将军为国防部长，但这一决定招致包括人民团结阵线政府内部和部分军人的不满，8月23日，普拉茨宣布辞去国防部长和武装部队总司令的职务，阿连德任命马科斯·奥兰多·莱特列尔接任国防部长职务，任命奥古斯托·皮诺切特为陆军总司令。阿连德相信莱特列尔和皮诺切特能使国家恢复稳定。

在这几个月中，由于担心国家军队对政府的忠诚度，阿连德始终不敢动用军队来维持国内秩序。1973年8月，宪政危机已经浮出水面，最高法院公开抱怨政府执行土地法不力，而众议院（此时基督教民主党已与民族党结成紧密同盟）指责阿连德政府违背宪法，号召军队维持宪法秩序。

党派纷争是导致阿连德的“人民团结阵线”政府的“社会主义道路”失败的重要内因，“人民团结阵线”是智利社会党、智利共产党、智利激进党、统一人民行动运动、社会民主党和独立人民行动组成的左翼政党联盟，其中社会党和共产党是联盟内最主要的两个政党，然而两党的分歧由来已久，在很多观点上有着不可调和的矛盾。

阿连德就职总统后，“人民团结阵线”内部的各个左翼政党的分歧日益严重，共产党和社会党的两党纷争很快演化成以智利共产党为首的“温和派”和以智利社会党为首的“激进派”在政府内的派系斗争。两派在“实现社会主义道路”、“军队的政治角色”、“基督教民主党的地位”和“经济改革的实施方式”等焦点问题上展开激烈交锋；温和派主张只有议会道路才能实现社会主义，激进派则倚重武装斗争和暴力革命来实现社会主义，号召武装左翼工人，为即将到来的社会主义革命暴动未雨绸缪；温和派认为智利军队不是外国利益的代言人，军队的爱国主义和宪政主义传统值得肯定，他们呼吁阿连德政府重视军队建设，吸引军队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邀请军人参加内阁。激进派则极其不信任军队，主张建立工人阶级武装力量，以制约智利军队；温和派认为只有联合基督教民主党，才能走通“社会主义道路”，激进派则反对向基督教民主党做出任何妥协和让步；温和派主张以温和的方式进行经济改革，建议在巩固好已有经济改革成果的前提下，循序渐进的建立公有制部门，按照社会各阶层的实际收入和生活成本制定相应的分配政策；激进派则主张实行激进的变革，建议以最快的速度在所有经济领域推行国有化改革，迅速建立起公有制部门，在分配政策上偏向低收入群体，大幅度增加低收入群众工资。这两派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始终无法达成一致，在政府内的不断党争中耗尽了政治资源，使政府开展的改革事业日益陷入困境。

“智利左派革命运动”是阿连德时代最有影响力的极左翼政治组织，该组织成立于1965年，在1970年总统选举期间，该组织大力支持阿连德竞选，阿连德出任总统后，该组织负责阿连德政府的日常保卫工作，部分成员在阿连德政府中担任了职位；然而“左派革命运动”不认同阿连德提倡的“议会道路”模式，始终强调通过武装斗争夺取政权才是实现社会主义的唯一途径，他们不但经常同国内的极右翼组织“祖国与自由阵线”的发生武装冲突，与阿连德的“人民团结阵线”政府也是矛盾不断，严重的阻碍了政府的改革进程。

尽管阿连德是社会党人，但他本人倾向于政府内“温和派”的立场，同时反对左派革命运动的极端主张，阿连德上台之初，便引用列宁的论著《极端主义是共产主义的通病》，强烈批评了左派革命运动”，表示该组织的极端行动有损于他倡导的“议会道路”，之后政府与“左派革命运动”的分歧变得公开化。此时政府内的各党派尚能维持表面的团结，随着阿连德总统不断推进改革事业，各左翼政党之间的分歧日益公开化，到了1973年8月，政府内各派系的分歧变得彻底公开化。这期间，政府以外的极左组织“左派革命运动”和极右组织“祖国与自由阵线”双方相互的暴力活动，加剧了社会动荡。

由于阿连德对各左翼政党和政治组织缺乏实质性约束，导致政府内部的派系斗争走向失控，严重影响了“人民团结阵线”政府的改革实践。不断激化的党争和派系斗争使阿连德政府始终难以形成有效的政治决策核心和行政执行力量，政府的凝聚力和公信力也随之不断下降，党派纷争引发了智利政治的碎片化，各个政党之间不断分化组合，很多政党内部分裂出不同的派系，一些党派不断改变政治立场，政府内阁更迭频繁，导致政府令从多出，有些政策甚至前后矛盾，智利国内政局因此日益动荡，种种这些，都给美国政府对智利的干涉制造了可乘之机，为日后的军事政变埋下了伏笔。

智利国内外反动势力本来就对阿连德政府怀有敌意，政府在政策上的失误、经济形势的恶化和人民团结阵线内部意见分歧，再加上阿连德没有掌握军队等重要国家机器，使得政府受到左、右两面夹击，智利政局愈发动荡，阿连德政府面临着政变的危险。阿连德预感到政变将在不久后发生，他的朋友曾劝他出国，但他表示拒绝。

1973年9月，全国性的大罢工持续不已，内外交困的阿连德想通过公民投票的方法解决危机，同时决定自己的去留。

9月10日，智利海军的“普拉特”号巡洋舰、“柯克伦”号、“布兰科·恩卡拉达”号和“奥雷拉”号驱逐舰、“阿劳科”号航行补给船、“辛普森”号潜艇及两艘海军拖船组成的舰队离开瓦尔帕莱索港，前往太平洋参加智美“UNITAS”海军联合演习，在午夜时分返回港口。9月11日凌晨1点半，智利全国各地的军队纷纷开始行动，分头出击的部队很快控制了国内各大城市的广播电台、要害部门，瓦尔帕莱索港于早晨7点落入回港发动政变的海军之手，康塞普西翁不久后也被政变军人占领。

9月11日早上6时20分，阿连德得知瓦尔帕莱索的海军已经发动兵变，之后立即命令国防部长莱特列尔通知陆军总司令皮诺切特加强首都的警备力量。然而，莱特列尔一直没有找到皮诺切特，随后莱特列尔在前往总统府莫内达宫的路上遭政变军人的逮捕。为了尽快掌握情况，早上7时整，阿连德带着总统卫队分乘5辆汽车出发前往总统府莫内达宫并回绝了下属们让他出国避难的请求。7时20分，阿连德一行人全副武装到达宪法广场，随后进入总统府的办公室，阿连德总统相信国家局势依旧可以控制，他试图联系莱特列尔和皮诺切特等军中高级将领，但不论是他们的办公室电话还是私人电话都无法打通。

8时15分，阿连德总统接到空军副官罗伯托·桑切斯打来的电话，说：“你去转告加夫列尔将军，智利总统决不逃跑。”并召集部下宣布自己誓死守卫总统府的决定。8时30分，以皮诺切特为首的军政府委员会勒令阿连德立即辞去总统职务，并把政权交给军警当局。叛军首脑声称如果阿连德愿意投降就放他一条生路。阿连德随后拒绝。几分钟后，政变部队在坦克的掩护下迅速包围莫内达宫。阿连德之后两次向全国发表广播讲话，强烈谴责军事政变，拒绝辞职，起初他呼吁人民保卫政府，但之后他为了减少无辜群众的伤亡，放弃发动民众抵抗军队。

10时30分，叛军开始向总统府进攻，总统卫队与政变部队展开激战，政变部队用轻武器对总统府进行了20多分钟的扫射，总统卫队随即进行反击，双方互有伤亡。随后皮诺切特通过电话再次要求阿连德投降。阿连德再次拒绝。利用停战的间歇，阿连德把一批妇女送出总统府。11时30分，皮诺切特向阿连德发出最后通牒，如不投降就轰炸就派飞机轰炸莫内达宫。阿连德依旧拒绝投降。12时，两架“猎鹰”战斗机升空向总统府投弹。在总统卫队的狙击下，叛军未能前进。13点左右，军政府呼吁同阿连德进行谈判。阿连德派了谈判小组同叛军交涉，但毫无结果。皮诺切特再次要求阿连德投降。阿连德断然拒绝。13时30分，政变军队发起最后进攻，阿连德和他的一队人退入独立厅内，13时45分，政变部队彻底攻陷总统府。总统卫队依旧同叛军发生交火，政变军官高喊，要阿连德在10分钟内投降。当10分钟快要到的时候，阿连德命令他的战士们“放下武器，向军队投降”。随后阿连德总统以身殉职，人民团结政府垮台。

14时30分，圣地亚哥市消防队抵达总统府莫内达宫，开始扑灭因双方交战而引发的大火，16时，大火被消防队员彻底扑灭，17时30分，阿连德总统的遗体被运送至军队医院。

阿连德对新政府立法机构改革的总体设想是通过改革，让立法机构由原来服务于资产阶级统治的政治工具，变为维护民众利益的机构。新政府要在各个阶层广泛地实行政治民主化，发动民众进行广泛的政治参与，并以此为基础，建立新的立法机构。立法改革的目的是为了从制度上保证民众有权力参与国家的各项政治事务。立法改革的具体内容有：对现有的立法机构进行民主化改革，并彻底清除其中的官僚化现象，使其能切实解决民众的利益诉求；建立新的一院制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这一新的机构将广泛汇聚民众的政治观点和意见；新的立法机构将捍卫每一个智利公民的政治自由和发展权利，国家将用严格的法律体系来保障人民的尊严和荣誉，保护公民的私有财产神圣不受侵犯；政府将加强底层人民的政治参与，从体制上保证人民有权参与和自己生活息息相关的本地区政治事务。

阿连德也设想了新政府的司法和行政机构。他认为：新政权应该有自己高度自治的独立司法机构，其各项工作应该在人民代表大会的支持下展开，司法机构的成员也应该通过人民代表大会指派产生。新政府的行政机构将变成为人民服务的机关；“人民团结阵线”将鼓励地方分权，中央权力应受地方政府的节制，新政权将努力克服现阶段行政机构中中央高度集权、官僚化现象严重等弊端；阿连德呼吁各级行政人员不能脱离生产第一线，要与工人一起参加劳动，这样新政府才能有权威和公信力。

阿连德论述了新政府中军队和警察的政治职能。他的核心思想是：军队的首要职能是国防，军队最基本的任务是捍卫国家的主权和独立；“人民团结阵线”当政之后，将在保持军队国防职能的前提下，给予军方实实在在的物质利益，让他们积极参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事业。阿连德一直对智利军队和警察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对军内的右翼势力缺乏足够警惕。有观点表明，这可能与他的个人经历有关。阿连德青年时代曾在军队服役，他对智利160余年的宪政传统深感自豪。并且相信军队会尊重宪政权威。

阿连德的理论主张有：1，通过选举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智利人民团结阵线的具体法案是：首先，以选举获得行政权；第二步，以选举赢得议会多数，掌握立法权；第三步，进行社会经济结构的改革，实现政权的社会主义化。2，在资本主义法制范围内进行社会主义变革；3，多元化的社会结构；萨尔瓦多·阿连德在1971年5月向国会提出的第一个总统咨文中，提出要在智利建立世界上“第一个以民主、多元化和自由样式的社会主义。”他认为多元化是马克思主义前辈预言过，但是没有具体实现的革命道路，是建设社会主义的一种新的方式，主张要“在民主、多元化，特别是意识形态的多元化中过渡到社会主义。”智利人民团结阵线所主张的多元化包括：建立多党制政府，允许多元化的政治观念和意识形态，建立多元化的经济成分——即以以公有制为主，公有制、合营和私有制成分并存。4，智利社会主义理论；智利社会主义，指萨尔瓦多·阿连德领导的智利人民团结阵线政府在智利推行的一套社会主义理论和进行的一场试验。

阿连德当选总统后，明确表示智利将实现社会主义，但不是使用暴力，也不用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提供帮助，而是要用“红葡萄酒和馅饼”来实现。他在就职演说中保证效忠于多元民主制，宣告“智利今天是地球上第一个负有使命要树立第二种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样式的国家”；智利“要树立第一个按民主的多元性的和自由的样式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社会”。阿连德就职后成立了左翼党派的联合政府，由社会党、共产党和激进党掌握政府各重要部门，并建议修改宪法，将两院制的立法机构改为一院制。

阿连德把国家的落后和贫困归结于外资公司及其在智利利益关联者的盘剥，他谈道：尽管智利取得政治独立已经一百多年了，但是国家在经济、文化方面仍然处于殖民地阶段。不同的是，这是一种较为隐蔽的殖民主义，跨国公司多年的压榨使得智利在经济上高度依附于外资，缺乏经济主权。阿连德把他的当选看作是智利继1818年摆脱宗主国西班牙取得政治独立之后的第二次独立，即国家的经济独立。阿连德的经济改革思想有着自己的内在逻辑。首先，阿连德阐述了经济改革的目标和总体规划，接着他对具体的经济领域，如跨国公司、土地改革、银行业改革、中小企业等提出了相关的改革设想；最后他论述了应对经济困难的措施。

1969年，阿连德在竞选演说中，阐述了“人民团结阵线”政府关于经济改革的目标和总体规划。阿连德谈道，经济改革是一场体制改革，其目标是为了结束现存的代表大资本家和大庄园主利益的资本主义经济体制，建立能真正代表人民利益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具体来说，阿连德经济改革要达到以下几个目标：减少专供上层消费的奢侈品的生产，国家的生产计划要以满足民众的基本生活需要为目标；提高劳动者的报酬，让所有的劳动者能达到同工同酬；摆脱外资对智利经济的控制，实现真正的经济独立；合理利用国家的各种资源以促进经济发展，满足民众的基本需求；大力发展贸易，促进出口的多样化发展；采取措施稳定货币汇率，治理通货膨胀，从而稳定经济形势。值得注意的是，阿连德特别谈道：在新经济体制下，国家干预和市场调节将在经济发展中发挥重要作用。

阿连德政府为了摆脱外国垄断资本对智利的剥削和控制，大力加强国家对经济的干预，将基本资源收归国有，对外国和本国企业实行了国有化；改变经济结构，建立国营、公私合营和私营三种所有制。1971年初，阿连德向议会提交了一份有关铜矿国有化的提案，7月11日议会一致通过这项提案，政府把原美国资本控制的铜、硝石、铁矿和本国私人资本经营的煤矿等企业收归国有，同时宣布成立铜矿法庭，审理有关铜矿国有化后所引起的各种案件。到了1973年，国家已控制了500多家企业，90%的金融业，80%的出口和55%的进口贸易也由政府控制，阿连德政府掌握了国家的经济命脉。

阿连德政府加快土地改革进程，先后从4000多个大土地所有者手里征收800多万公顷土地，建立国营农场，集体合作社，或直接把土地分给农户。

阿连德实行一系列社会改革。阿连德政府为了提高社会生产率，下令工厂全日开工，把一班8小时制生产改为三班制生产，并扩大工人的参与权；加强了工会在计划、经济和社会机构中的地位，同时参与领导国有化企业。阿连德政府还积极提高人民的收入和改善社会福利，为消灭贫富悬殊、收入不均的现象，政府大幅度提高工人工资，所有工人的工资增加了35%—40%，发放各种补贴，改善医疗与妇女保健待遇，降低生活必需品价格等，改善基层群众的多种社会福利，扩大社会保险，增建住宅，降低房租，为工农子女上学提供多种便利。

阿连德任内大力实行教育改革，其执政期间，“在智利建设社会主义”的思想指导下，政府提出：“整个社会关心科学文化事业的发展，是国家社会结构改革的基本因素。因此，必须实行开放教育，使全国人民在向社会主义过渡时，都能自觉地担负起建设新社会的责任。”为此，阿连德政府确定了教育改革的五大目标：第一，迅速扫除文盲；1971年，智利教育部发起大规模的扫盲运动，组织了大批志愿人员奔赴农村和边远地区开展扫盲活动。除进行扫盲外，还进行基础文化教育；第二，普及初等教育，使所有适龄儿童都能接受教育，使教育向民主化方向发展；第三，大力发展中、高等职业技术教育，使职业技术教育向普遍化、多样化的方向发展；第四，加强非正规教育体系的发展；第五，改善教育工作者的待遇。

阿连德推动的的文化改革提倡改变过去为资产阶级服务的文化理念，推进为人民服务的新文化。要用阶级兄弟之情来代替个人主义，尊重劳动及劳动者，鼓励普通民众进行文化创作。阿连德呼吁智利文化要摆脱殖民主义色彩，建立一个欣欣向荣的社会主义文化体系。

阿连德注重加强外交方面的独立性，由其领导的政府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和民族独立，坚持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和种族歧视，主张裁军和减少核武器；支持第三世界国家捍卫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的斗争，加强智利同第三世界国家的团结，发展与这些国家的外交关系。

阿连德1970年访问委内瑞拉，会见委内瑞拉总统拉斐尔·卡尔德拉·罗德里格斯，1971年7月，阿连德总统访问阿根廷，会见了阿根廷总统亚历杭德罗·阿古斯丁·拉努塞，8月—9月，访问哥伦比亚、厄瓜多尔和秘鲁，会见了哥伦比亚总统米萨埃尔·帕斯特拉纳·博雷罗、厄瓜多尔总统何塞·马里亚·贝拉斯科·伊瓦拉和秘鲁总统胡安·贝拉斯科·阿尔瓦拉多。

1972年11月—12月，访问墨西哥、美国、苏联和古巴，会见了苏联领导人列昂尼德·伊里奇·勃列日涅夫、墨西哥总统路易斯·埃切维里亚·阿尔瓦雷斯、古巴总统奥斯瓦尔多·多尔蒂科斯·托拉多和总理兼武装部队总司令菲德尔·卡斯特罗等领导人。

1973年5月25日，参加阿根廷总统埃克托尔·何塞·坎波拉的就职典礼，阿连德与墨西哥总统路易斯·埃切维里亚·阿尔瓦雷斯、秘鲁总统胡安·贝拉斯科·阿尔瓦拉多和厄瓜多尔总统何塞·马里亚·贝拉斯科·伊瓦拉保持着良好的关系。

在同邻国玻利维亚的关系方面，阿连德政府初期承认智利同玻利维亚有近百年的边界纠纷，表示愿意尽快结束争端，提出玻利维亚出海口问题的解决方案，使玻利维亚重新拥有在太平洋出海口的主权，阿连德政府多次派出外交代表同玻利维亚胡安·何塞·托雷斯的左翼军政府进行接触，1971年8月21日，右翼的乌戈·班塞尔·苏亚雷斯上校推翻托雷斯总统政变夺取政权后，阿连德政府不再同玻利维亚就出海口问题举行任何谈判。

1970年12月15日，智利同中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之后与中国的双边贸易始终正常发展，两国政府在1971年—1973年间先后签订了贸易协定、经济技术合作协定、商品贷款协定、贸易支付协定和海运协定等，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

在1971年10月25日举行的联合国大会第26届会议上，智利在关于“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组织中的合法权利问题”表决中投赞成票，赞成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

1971年，智利恢复了同古巴的外交关系，古巴领导人菲德尔·卡斯特罗于当年11月10日—12月4日对智利进行了访问，卡斯特罗在访问期间积极参与智利内政，走访智利北部矿区和南部农村地区，组织集会，发表演说，问候民众。卡斯特罗对智利向社会主义过渡很感兴趣，并亲自向阿连德提出建议。此外，阿连德执政时期智利与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和越南民主共和国等国建立了外交关系。

表格参考资料：

阿连德在担任参议员期间，曾多次以个人身份出国访问或游历。

1954年，阿连德率领“智利—中国文化协会”访问中华人民共和国，他受到了毛泽东主席的接见，与周恩来总理进行了长时间的谈话，还旁听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毛泽东为国家主席并通过国家宪法的全体会议。阿连德说他对那次访问“印象深刻，记忆犹新，不会磨灭”。通过访问，阿连德同中国第一代国家领导人建立了亲密的私人友谊。访华后，阿连德担任智利—中国文化协会主席达5年之久，他在这个组织里做了大量工作，并多次在议会中呼吁智利政府与中国台湾当局断交，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

1959年，古巴革命胜利后，阿连德出访古巴，会见了古巴革命领袖菲德尔·卡斯特罗，1965年他第二次访问古巴，之后他还访问了部分欧洲国家。

1967年，阿连德前往苏联首都莫斯科，出席了为纪念十月革命爆发50周年而举行的红场大阅兵及相关纪念活动，会见了列昂尼德·伊里奇·勃列日涅夫、安德烈·安东诺维奇·格列奇科等苏联领导人。

至1969年，阿连德已经访问了古巴、墨西哥、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越南民主共和国和柬埔寨等国，会见了古巴领导人菲德尔·卡斯特罗、朝鲜领导人金日成、越南国家主席胡志明和柬埔寨国家元首诺罗敦·西哈努克等第三世界国家领导人。

阿连德之父是土生白人后裔，是一名律师，也是共济会成员。萨尔瓦多·阿连德·戈森斯是家中第三个孩子，由于他的兄长阿尔弗雷多和姐姐伊莉丝早亡，萨尔瓦多·阿连德·戈森斯成为家中的长子，同时也成为家里唯一的儿子，他还有一个妹妹。

奥顿希娅·布希（1914年7月22日—2009年6月18日）是萨尔瓦多·阿连德·戈森斯总统的妻子，两人于1939年结婚，1973年军事政变后携阿连德的女儿们流亡国外，1988年返回智利。阿连德和布希两人共育有三个女儿。

智利诗人巴勃罗·聂鲁达是阿连德的好友，曾为了支持阿连德竞选总统而四处奔走。

1970年，聂鲁达被委任智利驻法国大使。在法期间，聂鲁达接到了自己获得诺贝尔奖的喜讯。阿连德向全国人民宣布了聂鲁达得奖的喜讯，他还提到了《巴勃罗・聂鲁达：人民诗人诗歌选集》的出版。诗集由阿连德撰写“序言”，共有一百二十六页，封底短短几行字简述了聂鲁达的生平和作品。

“人民团结战线”执政期间，智利受到了经济封锁。聂鲁达发起了一场为了遏制内战威胁的斗争。他恳请艺术家朋友们参与圣保罗双年展创始人马里奥·佩德罗萨领导的国际艺术家团结智利委员会，并鼓励同仁们把自己的作捐给为了民族团结而设立的阿连德团结博物馆。在这个时期，聂鲁达还创作了《鼓动刺杀尼克松并赞美智利革命》，力挺阿连德。

面对危险，聂鲁达回国后于1972年12月5日在国家体育馆发表演讲，阐述了他的政治使命。诗人警示，智利正面临着内战爆发的威胁。不久后，聂鲁达住黑岛卧病在家时也不忘强调这一点：1973年3月3日——议会竞选前夕，诗人在接受电台访谈时又明确而坚定地重申了内战的危险。5月28日，聂鲁达在电视节里援引曾亲身经历过的西班牙内战史实来告诫观众国内形势的危急，他请求智利国内外都做好准备工作来应对随时可能爆发的武力冲突，呼吁人们捍卫民主、自由和文化免受“内战、法西斯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威胁。聂鲁达还倡议智利和全世界的艺术家和知识分子谴责企图推翻阿连德宪政的伎俩。

———“他是和平与建设的标志，是革命的旗帜，是创造执行力的旗帜，是人类情感极度张扬的旗帜。”——关于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斯大林逝世的讲话。

———“对于那些中产阶级国家，我们要战胜他们，我们要推翻他们。”——同法国记者雷吉斯·德布雷的谈话，1970年。

———“我不是所有智利人的总统。我不是说这种话的伪君子。”——1971年1月17日在一次公众集会上的讲话，被所有的智利报纸引用。

———“让他们拽着我的双脚，把我拖出拉莫内达宫！”——阿连德在预感到要发生政变，朋友劝他出国避难时的回答。

———“你去转告加夫列尔将军，智利总统决不逃跑。他知道怎样履行一个战士的职责！”——阿连德在其空军副官为他准备飞机，劝他流亡国外时的回答。

———“我决不辞职。我将用一切方式进行抗争，哪怕以生命为代价……外国资本——帝国主义和反动势力的联合——使得智利军队放弃了传统，发动了政变……智利万岁！智利人民万岁！……我相信，自己不会白白牺牲；我相信，这至少给大家上了一堂道德课，是对犯罪、懦弱和叛国的斥责！”——1973年9月11日，阿连德向全国发表最后的讲话。

———“智利万岁！人民万岁！工人万岁！”——1973年9月11日上午的广播。阿连德为人所知的最后一句话。

———“每个人都放下武器下楼，我是最后一个。”——阿连德在政变士兵攻入总统府时，向最后陪同他的随从人员说的话。

亨利·基辛格：我看不出为什么我们要对一个国家由于其人民不负责任而走向共产主义袖手旁观。对于智利选民决定自己的命运来说，这个问题是他们不堪承受之重。在这一地区的所有领导人中，我们认为阿连德对我们的利益是极其有害的。他口头上倾向卡斯特罗，反对美国。他的对内政策是对智利民主解放和人权的威胁。

爱德华·考瑞（时任美国驻智利大使）：阿连德治下，一粒坚果、一个螺丝也不能进入智利。一旦阿连德上台，我们要尽全力使智利和智利人民陷入极端匮乏和贫穷中。

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哥伦比亚作家）：阿连德是挨家挨户做工作的，他能同普通人建立起如同家庭医生般的、直接真诚的关系。他将对人性的理解与动物本能结合到了一起，并运用到他的政治工作之中，有时感觉那些会相互矛盾，无法解释。

巴勃罗·聂鲁达（智利诗人）：我认识这位候选人（阿连德）。以前我曾三次与他做伴，在智利广袤无边的崎岖大地上朗诵诗和发表演说。每六年一次，我这位极其顽强的朋友曾连续三次成为竞选总统职务的人。阿连德的耐力把所有与他同行的人都比下去了。他有堪与丘吉尔本人匹敌的一种本领，那就是：他什么时候想睡，马上就能睡着。这种场景——人群、旗帜、歌曲、演说和回到梦乡——每二十五分钟重复一次。迎着智利成千上万的广大群众，阿连德毫不动摇地完成那令人筋疲力尽的几个月行程。他的随行人员几乎全都累得掉了队。后来，他当上名副其实的智利总统后，他那无情的效率曾使他的四五位合作者心脏病发作。

奥斯瓦尔多·普乔·吉森（阿连德的秘书）：尽管阿连德生活在20世纪，但他更像19世纪最后一位伟大的政治家，他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对理智及语言的力量深信不疑的启蒙者。他与游击战领袖切・格瓦拉是同时代的人，他们有共同的目标，都是充满理想主义色彩的社会主义者，但他们却用各自的方式去实践：格瓦拉坚持武装斗争；阿连德则是反对用武力夺取政权，他坚信，只要通过交谈和探讨，民众会被他引向一个更公正文明的社会。

周恩来（中国总理）：伟大的阿连德总统生前为了智利人民维护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的斗争以及促进中智两国人民的友谊和亚非拉第三世界国家团结的反帝事业，作出积极的努力。（智利政变后发唁电给阿连德夫人及家属说，1973年9月14日）

刘上洋（中国散文家）：①阿连德是个理想主义者。他热切地希望在智利快速建立一个理想的社会主义社会，他的举措与当时的国内外环境并不完全吻合。②阿连德总统并没有失败，并没有倒下，也并没有牺牲。因为正是他的失败，反而使他获得了永久的胜利；因为正是他的倒下，反而使他的形象变得更加高大；也因为正是他的牺牲，反而使他在人们的心中获得了永生。③不像我们想象中的那样横刀跃马、高大雄伟，作为总统，阿连德的铜像实在太普通了，甚至普通得同一般铜像没有任何区别。阿连德身穿西服，表情严肃地站立着，瘦削的脸上架着一副近视眼镜。除了那直视前方的目光透出政治家的坚毅外，他看上去更像一位学问深邃的教授。④阿连德是一个社会主义者，也是一个民族主义者。作为智利社会党的创始人和领导人，他克已奉公，关心群众，作风朴实，平易近人，经常坐着吉普车深入乡间田野，每当看到群众在地里劳动，他都会主动下车，蹲下来和群众谈心。他的小小的会客室里总是挤满了求见的群众。

1908年出生的阿连德小时候清纯可爱，羞涩如女孩，长大后又风流成性，频频被对手以“花花公子”的绰号攻击。“他情趣高雅，喜欢纯种狗，喜爱艺术作品，喜爱优雅的服装，喜欢女强人。他的政敌将他诽谤为好色之徒，专门出书著述他的私人爱好，他的风流韵事，他的麂皮夹克，还有他的丝绸领带。”侄女伊莎贝尔回忆说，“他是一个很有小资情调的社会主义者。”

阿连德最初的梦想是像一个高乔人那样在草原上如风般自由自在地生活，但长大后走遍智利的荒山野岭，却是为了政治的鼓动与宣传。他热情、感性、聪明、幽默，年轻时满脑子梦幻般的浪漫主义，中年后却被现实的政治目标牵引，尤其在1970年上台担任总统后，“他的笑话，那曾是感觉细腻、带有讽刺意味的话语，也变得突兀和干涩起来，妻子奥顿希娅回忆，“我坚信，他是生来就要领导国家的人，可作为一个人，这个角色还是使他失去了以往的潇洒。”

1952年，身为参议员的阿连德与同为参议员的劳尔·雷蒂希因政见不同而展开决斗，在决斗中，阿连德用枪打倒了对方，劳尔身受重伤，阿连德在决斗中获胜，在劳尔伤愈后，两人成为了朋友。

阿连德一生四次参加总统选举，前三次均以失败告终，只有第四次获得成功，在第三次竞选失败后，阿连德曾自嘲说自己的墓碑上应该刻上“下一任智利总统长眠在此”。

阿连德和基督教民主党人爱德华多·弗雷·蒙塔尔瓦在政治立场上虽然对立，但在1972年，弗雷母亲去世时，阿连德总统派自己的妻子奥顿希娅·布希作为总统代表参加了弗雷母亲的葬礼，事后，弗雷向阿连德总统写了一封信，称呼阿连德为“亲爱的总统”和“朋友”，并对阿连德总统能够派人参加自己母亲的葬礼表达“最深切的感谢”。

1973年9月11日，在美国中央情报局的支持下，奥古斯托·皮诺切特发动军事政变，阿连德在政变中阵亡。政变后，皮诺切特政权不允许阿连德的家人看到他的尸体，也没有对阿连德的死进行犯罪调查。按照军政府的官方版本，阿连德是用AK47自动步枪自杀身亡的。这是根据医生何塞·巴斯克斯和托马斯·托瓦尔在政变当晚进行的尸体解剖结果得出的结论，阿连德死于自杀，因为他的下巴上有一处自杀留下的枪伤。然而，2008年由死亡学家路易斯·拉瓦纳尔提供的一份分析报告却认为，阿连德身上有两颗子弹。这一看法再次引发了猜测。

关于阿连德的死因还一直存在多种猜测。多年以来，阿连德的支持者几乎一致认为他是被政变军人杀害的。另一个版本称，阿连德是在总统府外台阶上的交火中被射杀的。法医鉴定组的帕特里西奥·布斯托斯认为，这些猜测与专家组的一致结论存在差异。

布斯托斯指出，实际上阿连德死于自杀。“我们进行了牙齿和法医基因方面的验证。这就是历史真相，现在这一真相得到了专家的认定，将提交给负责调查死因的政府部门。”

2011年7月19日，智利法医部门公布了前总统阿连德的开棺验尸报告，确认在1973年9月11日的军事政变中，阿连德并非死于他杀，而是自杀。该报告结束了对阿连德死亡真相长达近40年的猜测。由多名智利和外国专家组成的多学科调查小组对阿连德的遗骸进行了两个多月的分析，最终呈递给法官的长达500页的报告称阿连德死于自杀。7月19日，阿连德的女儿玛丽亚·伊莎贝尔·阿连德·布希在首都圣地亚哥向记者讲话，认同由法医部门出具的科学分析结论，重申阿连德的家属一向认为他死于自杀。她说：“这一结论就是阿连德的家属一致持有的观点。在1973年的政变中，面对极端局面，阿连德总统选择了宁愿自杀，也不愿投降。”医生何塞·巴斯克斯和托马斯·托瓦尔在政变当晚进行的尸体解剖结果显示，阿连德死于自杀。

英国弹道专家戴维·普赖尔解释说，阿连德的遗骸上的确有两颗子弹，但却只有一处枪伤，来自于一支每秒可以射击10次的自动步枪。他指出，“没有任何证据表明存在其他人的参与”。

美国在政变前插手了智利政治，介入的程度仍众说纷纭。中央情报局在政变前两天得到了消息，但中情局称其“没有直接参与”政变。皮诺切特掌权后，美国国务卿亨利·基辛格向总统尼克松汇报说，美国“没有发动政变”，但是“尽力创造政变的条件”，包括领导经济制裁。1977年，尼克松承认美国曾卷入智利政变，他表示：“对于美国的安全来说，智利的右派独裁要强于左派民主。近期解密的文件显示，美国政府和中央情报局曾试图在1970年阿连德就职之前推翻智利政府，计划代号“福贝尔特”，导致当时智利陆军总司令雷内·施奈德被暗杀。许多相关文件仍未解密，因此中央情报局是否直接参与了1973年的政变还没有公开的档案证据。

阿连德身亡以来，他依然是一个有争议的人物。他未能完成自己的总统任期，因此有很多关于如果他当时能够继续执政，智利将是什么样的揣测。

阿连德的生平在讨论共产主义政府是否赢得过民主选举的胜利是常被提及。阿连德合法地赢得了民主选举，但是在投票中他获得的是相对多数而不是绝对多数，人们为此争论不休。他的支持者认为，因为基督教民主党候选人拉米多罗·托米奇的左倾竞选立场与阿连德相仿，分流了左翼的选票，而他们两人获得总共64%的选票。而反对者认为，阿连德比选民预计的更为左倾，而基督教民主党后来又与右翼势力联盟，并获得军队的支持最终导致阿连德政府下台。

在左翼政治家的眼里，阿连德是一位英雄。有些人认为他是为社会主义献身的烈士。他的形象如同切·格瓦拉一样，成为了马克思主义的标志。有些人认为，美国政府，尤其是亨利·基辛格和中央情报局，应当对阿连德之死负责。他们把阿连德视作美帝国主义的牺牲品。

另一些人眼中的阿连德迥然相异。他们批评他的政府对私有工业进行大规模国有化，与一些激进组织如左翼革命运动关系亲密，以及执政后期出现的物资供应短缺和恶性通货膨胀。这些都导致了阿连德支持率的明显下滑和与基督教民主党的分道扬镳。他们还指责他试图绕过国会，实行独裁，对媒体批评怀有敌意。一种普遍的批评源于他与卡斯特罗和中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紧密联系。批评者认为他试图将智利转变为古巴式的独裁国家。这些评论争议颇大。后来的军政府曾称，阿连德政府密谋先发制人，自行发动流血政变以建立阿连德的个人独裁。这一所谓阿连德政府的“Z计划”被证明是军政府的虚假宣传。

近来的辩论围绕阿连德1933年的医学博士论文《精神卫生学与犯罪行为》而展开。有人认为，阿连德具有种族主义和反犹太主义倾向。阿连德基金会对此反驳说，阿连德只是在论文中引用了一位意大利科学家的话，而阿连德本人对那些理论是持批评态度的。实际上，在1938年德国发生“水晶之夜”反犹活动时，阿连德还通过电报发表声明，谴责纳粹德国所进行的反犹活动。

2008年，智利国家电视台策划制作了一个名为“最伟大的智利人”评选节目，智利国内有400多万人参与投票。在由专家学者预选出的十位历史人物中，萨尔瓦多·阿连德以38.81%的选票被评选为“最伟大的智利人”，在十位被选出的历史人物中得票数位居第一。

萨尔瓦多·阿连德是阿连德社会主义理论的缔造者和实践者，在后世被广泛的纪念。

智利恢复民主后的1990年9月4日，阿连德的支持者们在智利总统帕特里西奥·艾尔文·阿索卡尔获准下为阿连德举行葬礼，而后阿连德被安葬在圣地亚哥市公共墓地。

2008年6月27日，智利政府在智利首都圣地亚哥总统府前举行的纪念萨尔瓦多·阿连德诞辰100周年活动，阿连德的小女儿伊萨贝尔·阿连德向阿连德塑像敬献花圈。

2021年9月11日，智利民众在首都圣地亚哥宪法广场的前总统阿连德雕像前纪念阿连德遇难48周年。

20世纪70年代，苏联、保加利亚、匈牙利、民主德国和古巴等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发行了纪念阿连德总统的邮票。

2008年，阿连德诞辰100周年之际，智利政府发行了纪念阿连德总统的邮票。

智利国内的许多地方包括总统府莫内达宫前的广场上都竖立着阿连德的雕像。每年9月11日，阿连德的支持者们往往要举行纪念阿连德的活动。

2003年，政变30周年纪念日临近时，智利总统里卡多·拉戈斯·埃斯科瓦尔在总统府内专辟一个房间来纪念阿连德。

在中美洲尼加拉瓜共和国的首都马那瓜附近有以阿连德命名的港口，在古巴首都哈瓦那、俄罗斯首都莫斯科、摩尔多瓦首都基希讷乌、莫桑比克首都马普托、法国城市勒阿弗尔、英国埃塞克斯郡的哈洛以及加拿大的多伦多和安大略都有以阿连德总统名字命名的街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