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宝桢（1820年-1886年），字稚璜，祖籍江西临川，贵州平远（今贵州省毕节市织金县）牛场镇人。晚清大臣，盐业改革者。

先世自江西临川迁平远州牛场。祖必荣，四川昭化知县。父世棻，镇远训导。宝桢举道光二十三年乡试，中第22名举人。丁宝桢是咸丰三年（1853年）进士，并被选为翰林院庶吉士。不久后，因母亲去世返乡丁忧，恰逢遵义的杨隆喜造反，丁宝桢倾尽家财招募了八百壮士保卫家乡。

咸丰六年（1856年），丁忧期满，恰逢苗民教匪叛乱，叛军蜂拥而起。时任贵州巡抚蒋霨远上奏朝廷，申请让丁宝桢部留在平乱军中，皇帝同意并特别下令授予丁宝桢编修一职。此后，丁宝桢增加在民间的招募，士兵总数达到四千人，并先后收复平越、独山等诸多城池。

咸丰十年（1860年），丁宝桢任岳州知府后，遣散了之前招募的军队。但由于亏欠饷银非常多，丁宝桢把五百两银子放在桌案上，对大家说：“我和各位在一起共事很久了，现在府库的钱粮短缺，你们空着手回家，怎么办？”大家流着泪说：“您不惜捐献所有家产，解救国难，我们还怎么敢有另外的要求？”于是纷纷离开。丁宝桢成功化解了无饷可发的危机。同治元年（1862年），任长沙知府。

同治二年（1863年），丁宝桢升任山东按察使。当时科尔沁郡王僧格林沁在鲁、豫两地统帅军队作战，僧格林沁自觉地位高贵，十分倨傲，见省级以下官员不设座位，丁宝桢投递名帖求见，说低级武官丁某投书王爷，给予座位就觐见，不给座位就不见，身边的侍从人员都大惊失色，僧格林沁佩服他的强硬不屈，为丁宝桢改变仪容礼敬有加。山东巡抚阎敬铭听说这件事后，大为称奇，丁宝桢到任的那一天，亲自在郊外迎接，从此无论大小事务，都先咨询丁宝桢之后才实行。僧格林沁命令丁宝桢平叛河北的农民起义首领宋景诗发起的叛乱。不久丁宝桢因擅自招抚降兵被弹劾，部议降三级处理。

同治三年（1864年），丁宝桢升任山东布政使。同治四年（1865年）僧格林沁战死于曹州，丁宝桢被弹劾协战不力，恩降四品顶戴留任。同治五年（1866年），给事中孙楫、御史朱镇又搜集罗织了其他的罪名来弹劾他，此事转呈到曾国藩手中，曾国藩向皇帝禀告说丁宝桢无罪。山东巡抚阎敬铭向来欣赏丁宝桢的才能，到这时就请求退休，举荐丁宝桢来代替自己，于是朝廷就任命他做山东巡抚。当时捻军的部队直逼边防海岸线，李鸿章建议朝廷在胶莱河修筑防御工事，丁宝桢也参与其中。

同治六年（1867年），东捻军逃到潍河，东路军副将王心安刚刚筑成营垒，但是堤墙尚未完成，捻军长驱直入渡过了潍河，丁宝桢将这件事禀告给皇帝。皇帝大怒，将李鸿章交付兵部审议，丁宝桢被处以革职留任的处分。这之前东路军镇守潍河，本是安徽将领潘鼎新驻防地段，安徽军刚刚南移，而北路就立即失利。皇帝下令将副将王心安斩首，丁宝桢上书直言辩驳，皇帝就宽宥了王心安而斥责李鸿章，丁宝桢又屡次上书揭发，皇帝于是越发斥责李鸿章为人刻薄善妒、放纵寇敌。

同治七年（1868年），西捻军奔赴定州，京畿附近大为震动。丁宝桢听到军情示警，立即快马奔驰到东昌，率领一千骑兵，三千精锐步兵，带着五天粮食，日夜兼程，援助北方，捻军于是向南溃逃。这场战役，朝廷派遣禁军到京城外防备捻军，统领士兵的各位将领都受到责备，而皇上只因为丁宝桢这一支军队突然出现在敌人之前，转战雄雄、任、深、祁、高、肃各州间，收复饶阳，功劳最大，多次降下圣旨褒扬嘉奖，加太子太保衔。

同治八年（1869年），安德海违反祖制、擅出宫禁，在未携带任何公文的情况下出宫游玩并借机敛财。宦官安德海先后侍奉咸丰帝和慈禧太后多年，咸丰帝死后成为慈禧太后心腹，颇受宠信。八月二日，安德海至泰安境内，丁宝桢派骑兵将其逮捕，随后押往济南。丁宝桢早就对安德海的仗势骄横非常愤慨，立即密奏朝廷，痛斥安德海种种不法行径。八月六日，得旨，安德海就地正法。八月七日，丁宝桢诛安德海于山东济南。此举使得朝野上下人心大快。

光绪二年（1876年），丁宝桢受到光绪帝的接见，被授头品顶戴、太子少保，兼兵部尚书、都察院右都御史衔，代替吴棠署理四川总督一职。成都将军恒训再次核查堤防工程，又挑剔指摘到盐运祸害商贾民众，流弊很大，拒绝责难，进行争辩。皇帝担心丁宝桢被流言困惑，亲自下令告诉丁宝桢不要改变当初的想法。不久就正式授予他实职，丁宝桢也更加的自我勉励，更加注重储存粮食，严厉进行督责搜捕。

丁宝桢刚刚到任履职时，城内每月都有盗窃抢劫的案件，到他上任后几乎把匪徒诛杀干净，宣称为路不拾遗。当时四川吏治腐败、财政赤字巨大，慈禧特为丁宝桢写了一幅字“国之宝桢”，足见朝廷对丁宝桢寄予了厚望。督川十年，他体恤民情，实心办事，深受民众爱戴。在此期间他编纂的《四川盐法志》，既总结了四川盐井生产技术，又有大量精美的木刻插图。

丁宝桢在杜甫草堂增加黄庭坚塑像，以配享杜甫。他认为出于苏轼门下而与苏轼齐名的北宋诗坛健将、江西诗派的创始人黄庭坚，公开标榜作诗应学杜甫，提倡“无意于文”和“脱胎换骨”诗论，追求奇丽硬涩的风格；曾经以“修实录不实”的罪名遭贬谪到蜀中，任涪州别驾，一生宦途很不得意，符合“心迹相同”的原则，所以他又援引前例，塑黄庭坚像配享杜甫。原来在工部祠旁的陆游神龛，移至祠内杜甫祀像的正西，添置的黄庭坚神龛置于杜甫像正东。后来，清人钱保唐为工部祠撰书了“荒江结屋公千古，异代升堂宋两贤”楹联，启迪游人瞻仰凭吊唐、宋两代的大诗人。

光绪十二年（1886年），丁宝桢在四川总督任上去世，享年66岁。由于朝廷发放的俸禄被多数用于救济贫困百姓，这位封疆大吏病危时竟然债台高筑。身边的随从随员们聚集在一起拿出钱帮助办理丧事，扶柩回乡才能够成行。

丁宝桢死后，山东父老联名具奏朝廷，请求将他的灵柩运回山东安葬。朝廷下旨：“准葬山东，予山东、四川、贵州建祠。”并追赠其太子太保，谥号文诚。其子丁体常等遵从父亲之遗命，为了不扰民，由水路扶丧。次年秋，灵柩回归济南。士绅百姓“郊野祭吊，军民悼哭”。光绪十三年（1887年）九月二十五日，丁宝桢安葬于历城的丁家林地元配谌夫人墓的东侧（现济南历城区全福立交桥东）。

丁宝桢致力于“求富自强”的洋务运动，他以开放的眼光看待世界形势，痛斥“墨守纲常”的人。认为中国要自强，必须学习西方，“精求武备”，“仿照外洋枪炮之巧如法制造”，这样才能“弃我之短，夺彼之长”。

光绪元年（1875年），丁宝桢在山东设立机器局，不到一年，已能制造许多西洋新式武器。1876年，他擢升四川总督莅蜀前，便奏拟创设四川机器局。1877年4月赴川以后，他立即着手筹办四川机器局，这是四川第一个机器制造厂。次年初，四川机器局建成并投入生产，修造各式枪支弹药。在机器局开办两年，取得初步成效的时候，1879年，他受到交章弹劾，机器局不得已撤局停办。这些后经他申辩澄清，机器局得以在1880年5月复工。在他任职的10年内，机器局制造了水轮机及各种新式机器，提供了大量的包括当时尚属先进武器的后膛枪等各式洋枪、大炮(格轮炮、弹炮、后膛炮)以及子弹、火药等。

同治十年（1871年），黄河在山东郓城决口。丁宝桢亲赴工地，指挥抢险。两个月的时间里，丁宝桢与役夫同甘共苦，于二月二十四日“工竣合龙”，堵住了决口。同治十二年（1873年），黄河再次遭遇大决口，丁宝桢又一次挺身而出，军民同心，历时半年筑起了高十四尺、宽三十尺、厚百尺的障东堤。二百五十里的障东堤修好后，近百年来黄河此地不再决口，保证了方圆几百里村庄的安全。

都江堰水利工程，自清中叶以后逐渐废坏。丁宝桢就任四川总督后，亲自踏勘都江堰。因见分水鱼嘴、人字堤岸残缺朽败，内外江灌溉河道淤塞，他立即向清廷奏请大修都江堰。大修工程主要采取“易笼为石”、疏淤除塞等办法，从1876年12月进行，到1877年3月竣工。在施工期间，丁宝桢除派成绵龙茂道丁士彬、灌县知县陆葆德等督工办理外，还经常“轻骑简从，躬冒霜雪，沿江督率”。整个外江、中江、内江施工里程，长达70余里，挖土40余万方，砌堰堤1．2万余丈，用3丈余长的竹笼2万余条，修复人字堤130余丈，修理分水鱼嘴3个。此外，还修了白马漕、平水漕等导水工程。工程花费银12万余两。

丁宝桢的政绩，很大程度得力于用人，他提拔官员看重德才兼备。他在实践中深刻体会到：“上谕为政，首在得人”，只有“重用德才兼备之人”，才能把事情办好，所以，“深维求治，以任贤为急”。他用人的标准，一是“居心行事”；二是“苟异于人”。也就是说，要用有事业心而且确有奇才的人，而不是“只会做官不会做事”的“阿混”。对人才的考察，必须“察其言，观其行”而后“知其人”。每到一处，便悉心查访，但遇心术正大、才识卓越、能办实事的人，便极力保举、提拔。他发现丁彦臣是一个“才识开拓、器向宏深，明干笃实”的人，便保举他治理山东河道。办洋务，保举了一批“博求通识之士”，如薛福成、张荫桓等。在抵抗外来侵略中有功的长庚、鲍超等，都是丁宝桢一手提拔起来的。

丁宝桢任四川总督期间，俄、英、法殖民主义者加快了侵略我国东北、台湾和西南地区的步伐。丁宝桢认为俄国用意是“以战胁和，而我亦必以战制和，以与之抵持”。主张在战略布局上作好充分准备，“要以西路新疆为轻，而东北路海面为重。东北路之中，又以东三省为稍轻，而津沽、山海关为最重”。1884年，法国侵略者进攻台湾，福建巡抚刘铭传“孤军力御，势甚危迫”，丁宝桢“闻信之下，愤激莫名”，他向清廷上疏，言台湾为“南东咽喉，极为扼要，势不能不与力争”。在此之前，为抵御法国侵略者，捍卫云南边境，丁宝桢已从四川调兵20余营，交原湖南提督鲍超带赴云南。此时，为了抗击法国对我国台湾的吞食，他又提出，由四川再拨精兵5营，前往福建沿海作战。

19世纪70年代以后，英国侵略者企图从长江水道进入四川，而后由四川进入西藏，从而打通从印度直通西藏进入中国内地的道路。1885年，英国特使马科雷向清廷提出经由四川、西藏与印度通商的要求。丁宝桢在给清廷的奏疏中指出：“此举决非注意西藏，殆借以通四川大道耳。夫四川通商，前本有重庆之约，嗣因轮船不能上驶，故别出此计，以求遂其欲。藏路一开，则四川之全境失。四川失则中国之藩篱坏。”他请求清廷坚决拒绝侵略者的无理要求，凭着自造军火，可以决一雌雄。丁宝桢的这一态度，在抵制英国侵略者控制西南地区这一罪恶计划方面起了一定的作用。

丁宝桢在文化建设同样颇有作为。同治八年（1869年），山东巡抚丁宝桢创办尚志书院，俗称尚志堂。就学者除学习儒学外，还学习天文、地理、算术。该堂曾刊刻的书籍，称尚志堂版，在国内享有盛誉。至今，在趵突泉公园，尚志堂建筑仍存。同期，丁宝桢还创办了近代山东最早的官书局——山东书局。该局最著名的刻本《十三经读本》则是由丁宝桢亲自参与校勘的。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清末济南学者马国翰生前曾编辑完成《玉函山房辑佚书》，该书辑佚书594种，为辑书史上的空前巨著。但因马国翰去世未能刊行。同治九年（1870年），在丁宝桢协助下，泺源书院从马国翰亲属处借出《玉函山房辑佚书》的书板，整理后分订一百册印刷行世。为后世学术研究提供了珍贵资料。

宫保鸡丁，鲁菜、川菜、贵州菜中都有收录，原料做法有差别，来源说法不尽统一，但都与晚清名臣丁宝桢相关。或言丁宝桢任职山东时，命家厨制作“酱爆鸡丁”，或言丁宝桢总督四川，百姓献其喜食的炒鸡丁。丁宝桢于光绪二年（1876年）被封为太子少保，清代对加有太子少保衔者，习惯上尊称为宫保，大家也将这道与其有关的菜称作“宫保鸡丁”。

关于宫保鸡丁这道菜的起源，还有一个故事。传说丁宝桢是位美食家，喜爱烹调。在丁宝桢任山东巡抚时，一天，他带一家仆去济南大明湖一带微服私访。天近中午十分，正觉腹中饥饿。突然闻到一股香味从附近一农家院中飘出，于是信步走进院中。只见一中年汉子正在灶房内炒菜。丁宝桢连忙走上前问汉子炒的是何菜，汉子答道：“爆炒鸡丁”。汉子热情地让他品尝一下，丁宝桢尝了一口。

味道十分鲜美，连忙又问道：“既为鸡丁，为何却这般鲜嫩?”汉子答道：“此乃取当地笨鸡鸡脯肉切丁，而外薄裹淀粉糊，以利于快熟且可防味泄，再配以花生、胡椒，加上甜酱、盐、南酒、葱、姜、蒜、味精等调料，经旺火爆炒而成。成品色泽红亮，鸡丁细嫩，花生米酥脆，咸鲜香辣，佐酒下饭均宜。”丁宝桢取出盘中一粒花生放人口里细细咂摸，果真是别有滋味。这道菜令丁宝桢回味悠长，走时百般不舍，他记准了地方，回府不久就遣人重金把汉子聘为家厨。以后每当有客人来访，必用此道菜为压轴菜款待宾客，客人百吃不厌连称美昧，这道菜也因此成为鲁菜的看家菜之一。

后来，丁宝桢升任四川总督，临行前他征求汉子意见。汉子感其恩德，遂携带家眷一起随丁宝桢到了四川，进而把爆炒鸡丁这道菜带到了四川，这位家厨以后入乡随俗，与四川人嗜辣的习俗相结合，对这道菜加以改进，在菜里添加了辣椒和花椒，用白糖酱油和湿芡取代了甜酱，使这道菜色泽更清亮，味道更杂揉，花生香脆，鸡丁鲜嫩，做出了川味的爆炒鸡丁。这道菜的烹制方法以后流传出去，由于很受欢迎，多家餐馆酒店纷纷仿制，后人更将其发展成为川菜的一绝。

丁宝桢去世后，朝廷为了表彰他的功绩，追赠他为“太子太保”，别称“宫保”，后人也就称呼丁宝桢为“丁宫保”。为了纪念丁宝桢，人们就把丁宝桢发明的这道菜命名为“宫保鸡丁”。以后，“宫保鸡丁”被四川当地官员作为贡菜进献给皇帝，正式进军北京，发展成为御用的名菜之一。由于丁宝桢为官清廉，是当时的名臣，贵州人民也都为家乡出了这样一位清官而感到自豪，也将这道菜列入贵州名菜之中。而且贵州人还说。其实在咸丰三年丁宝桢中进士之前就有这道菜了，正宗的宫保鸡丁诞生在贵州。

不畏权势，斩杀太监安德海令丁宝桢名传天下。太监安德海，善获主子慈宠信。他纳贿招权，干预朝政，朝廷上下敢怒不敢言，得意忘形之余，他张狂地想到各省饱览胜景以显示其权势。他向慈禧请求出宫采织龙衣，得到慈禧默许。沿途大张旗鼓，获赠珠宝财物无数。丁宝桢得知安德海的器张行径，思谋趁此将他铲除，以绝太监干政的隐患。安德海进入泰安境内，宝桢派人将之逮捕，决定先斩后奏，从而在历史上留下了“前门接旨、后门行刑”的精彩一幕。

丁宝桢一生清风正气、廉洁奉公，只有付出而没有索取：抢修黄河贾庄口工程原计划用银98万两，丁宝桢厉行节俭，亲自督率，竣工时仅用了54万两，节资几近一半；朝廷奖励的4万两银，他如数拨给贵州修建道路桥梁。

他常年扶危济困，平日俸金多数用来接济贫民，捐助教育；从政二十余年后唯一的一次回乡，也不忘倡导办学，为乡村的私学题匾，为家乡的书院维修捐款。更让人想不到的是，他身为朝廷重臣、封疆大吏，晚年竟要靠举债度日。病危时，他认为所欠债务已无力偿还，只能上奏朝廷言：“所借之银，今生难以奉还，有待来生含环以报。”最后竟靠“僚属捐送赙金”才得以入土为安。

丁宝桢在咸丰年间曾任职翰林院，一日上奏谈军事，咸丰帝览奏大喜，召见于圆明园。丁宝桢早早入园静候，见房间一隅放着玻璃盘，内有果子十数枚。丁宝桢正觉得口渴，便吃了一枚，觉得甘香异常，又吃两三枚，突然感觉腹中发热，阳具暴长，尴尬万分。此时咸丰帝已升殿，即将召见，丁宝桢立即扑地抱腹喊痛，谎称痧症骤发，由此得以出园。后来与他有交情的一位内务府官员告诉他：“此媚药之最烈者，禁中蓄媚药数十种，以此为第一。即奄人服之，亦可骤生人道，与妇人交，药力驰则复其初。此必内监窃出，未及藏庋，而君误食之尔，然亦殆矣！”丁宝桢急忙找医生诊视，困卧十余日始起。

丁宝祯的著述颇多，在前后33年的军旅及仕宦生涯中，他写了不少诗词，被收入《十五弗斋诗存》的就有49首，其中诗48首、词1首。按丁宝桢从政的履历和诗词格律划分，这49首诗词包括在贵州协办军务写的七律4首，在湖南岳州知府任上写的七律10首，赴陕西任按察使途中写的七律2首，在山东任职写的七律2首，在四川总督任职写的七绝6首、七律19首、五古2首、七古3首、词1首，共49首。最早的写于咸丰六年（1856），即他入仕后的第三年，最晚的写于光绪十一年（1885），即他病逝的前一年。此外，有《丁文诚公遗集》、《丁文诚公奏稿》传世。

丁宝桢非常注重个人修养，并且言传身教，通过与长子丁体常的大量书信往来将自己的为官理政、修身报国之道传之后人，后整理成《丁文诚公家信》，内容包括报国、爱民、修身、治家、励志等多个方面，成为一套系统规范的家规家训，将丁氏家风体现得淋漓尽致，它不仅融入丁氏后人的血脉，更是激励世人的强大精神力量。

丁宝桢认为，既然为官一任，就定要造福一方，要“藉此官势，作德于民”。“至作官，只是以爱民养民为第一要事，即所谓报国者亦不外此。盖民为国本，培养民气即是培养国脉。”

丁宝桢秉性刚直，勇于任事，署山东巡抚后不久，由于他不满慈禧擅权，1869年，借其亲信太监安德海到山东采办御衣之机，以“宦竖私出”的罪名，将安德海就地正法。为此丁宝桢直声播于朝野，同时受到慈禧嫉恨，被卷入宫廷斗争的漩涡。此后，他为政期间每有建树，必遭弹劾，实根源于此。

丁宝桢去世后，山东父老请求朝廷将丁宝桢的灵柩盘回山东。灵柩运至济南，当时士绅百姓争相“郊野祭吊”。丁宝桢遗体在华不注山麓与先逝的前妻合葬。如今，丁宝桢墓早已夷为平地。

趵突泉畔的“丁公祠”以及位于旧军门巷11号的丁宝桢故居，已在城市建设中拆除，只在临街的粉墙上书有丁宝桢及其故居的简介。时至今日，只有丁宝桢当年曾坐镇的巡抚大堂旧址，依旧立于珍珠泉畔。

丁宝桢治理黄河水患、筹措西南边防、改革四川盐政、整顿辖区吏治等，一切的出发点和归宿都在百姓利益上。他还特别给年轻的从政者以忠告：“年轻人作官，须求吃苦耐烦，时时以百姓为心，斯得之矣。”报国爱民不但是晚清重臣丁宝桢的做官要务，也是古今从政者所应牢记的为官本质。这勉励我们要站稳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政治立场，自觉做人民最忠诚的“勤务员”，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立足职能职责为党分忧、为民奉献，用心用情用力解决人民群众急难愁盼的涉水问题，不断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