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闾大学，钱钟书先生著《围城》中的大学。校长为高松年。根据书中记载，三闾大学地处湘西“平成”，是抗战时期国民政府教育部创建的一所大学。

三闾( lǘ )大学是《围城》中一个很重要的场景，也是全书最精彩情节的发生地。

有许多人就认为三闾大学是抗战时期的西南联大。『闾』按照《现代汉语词典》意指民间、贫民的意思。这显然无法满足对于三闾大学的内涵。

从《围城》原文中可以看到：

当初三闾大学校长高松年发给方鸿渐的电报——敬聘为教授月薪三百四十元酌送路费，盼电复，国立三闾大学校长高松年。方鸿渐一行五人经过千辛万苦来到学校，高松年以方鸿渐的学历，没有学位，只是个各国游荡的游学生，并且并非学政治为由，聘方鸿渐当教授太冤枉了，至多做副教授。

我愿意请先生来当政治系的教授，因为先生是辛楣介绍的，说先生是留德的博士，可是先生自己开来的学历上并没有学位——并且不是学政治的。高松年以想当然的逻辑思维，赵辛楣是学政治出身的，他的朋友方鸿渐也应该是学政治的，换句话说，假如方鸿渐是学政治的，且有学位，我以前说的话就作准。

事后，鸿渐对辛楣说：怪不得贵老师高先生打电报聘我做教授，来了只给我个副教授。——初既与余成言兮，后悔遁而有他。

进入第二年春，鸿渐自觉上课，驾轻就熟，渐渐得法。学生对他印象也好像好了些。至于与同事们的关系，只有比上学期坏。韩学愈仿佛脖子扭了筋，点头勉强得很，韩太太瞪着眼远眺鸿渐身后的背影。陆子潇跟他十分疏远，大家心照不宣。最使他烦恼的是，刘东方好像冷淡了许多。一路同来的李梅亭、顾尔谦，套用辛楣的话：鸿渐，这次走路真添了不少经验，总算功德圆满，取经到了西天，至少以后跟李梅亭、顾尔谦两位敬而远之了。李梅亭不用说，顾尔谦胁肩谄笑的丑态，也真叫人吃不消。

汪处厚对他（方鸿渐）副教授的事十分关心，这是方鸿渐的安慰，他知道老汪要做文学院长，所以礼贤下士。鸿渐知道自己只不过是一个无足轻重的人，居然有被老汪收编的资格，足见未可妄自菲薄。汪处厚对方鸿渐许下承诺，春假后，叫华阳哲学系的朋友写封信来，托我转请你去。我先把信给高校长看，在旁打几下边鼓，他一定升你，而且不用你自己费心。

有人肯这样提拔，还不自振作，那真是废物了。所以鸿渐预备功课，特别加料，渐渐做起“名教授”的好梦……

方鸿渐是受聘为教授而来到三闾大学，到校后，高校长不守信，只给了个副教授的头衔。在学校与同事的关系不是很好，受到排挤。那么汪处厚是高松年身边的红人，汪处厚是能与高松年沟通的人，通过汪处厚，高校长或许会兑现初次见面答应下学年升为教授的承诺……

上世纪40年代中后期，钱钟书的长篇小说《围城》正式出版。该书面世后反响极大，由此也引起了读者对于书中“三闾大学”的原型猜测和考证。有关“三闾大学”的原型猜测有很多。但根据学者的研究考证，较为大家所公认的“三闾大学”的原型是蓝田国立师范学院。 蓝田国立师范学院即通常所说的国立师范大学，国立师范大学大部分校址在今湖南省涟源市涟源一中的校区内。该校传达室三闾钟楼既是在原校址上建成的，而国立师范大学的建筑已经荡然无存了。平成是“平安成化”之意的缩语，即暗指安化县，当时的蓝田镇属安化县。三闾大学是《围城》中一个很重要的场景，也是全书最精彩情节的发生地。其原型所在地为安化蓝田(今湖南涟源)在版图上不过一弹丸小镇，但却是当年抗战时期转移至后方的大学－－国立师范学院的校址所在。

1939年，钱钟书被聘为该校教授，在此生活、讲课两年后，于1941年返回上海。短短的两年时间，这座南方小城在中国文学史上留下钱钟书的痕迹。因为，《围城》实在是太有名了，不仅小说，后来在涟源取景的同名电影，同样是广受欢迎。因为感情上遭到严重打击，加上事业发展不顺，以及抗战形势变化，从子虚乌有的“克莱登大学”博士毕业的方鸿渐（《围城》主人公，有人认为钱钟书以自己为原型创造）接到了从三闾大学（原型即邀请钱钟书前往教书的国立师范大学）发来的聘函。同时接到聘书的还有他的朋友李梅亭、赵辛楣等人，他们结伴从上海起程。

方鸿渐一行水陆兼程。从上海坐船到浙江宁波，然后再坐长途汽车到金华，留宿“欧亚大酒店”几日后，搭乘火车到江西鹰潭，因为车票紧张，在江西境内他们又耽搁了几天，终于到达江西与湖南交界的界化陇，从此地转乘湖南的长途汽车经过四天颠簸后到达邵阳。

根据后来的考证，钱钟书在《围城》中安排方鸿渐去三闾大学的路线，在邵阳以前完全与他本人前往国立师范大学的路线重合。从邵阳到目的地“平化”，《围城》中描述为“到学校全是山路，得换坐轿子。”他们第一天走了七十多里，然后在途中歇息一晚上，第二天傍晚时分到达学校。而邵阳到蓝田的距离为一百二十里，从时间上推算，三闾大学原型应正好是钱钟书当年供职的国立师范大学。只是在小说中为回避真实，钱钟书才虚构了目的地。

据钱钟书的夫人杨绛在《记钱钟书与〈围城〉》中说，《围城》中的人物很多都可以在钱钟书去湖南执教同行的人中找到一些影子；至于“三闾大学”中的衮衮诸公，如高松年、汪处厚、刘东方、韩学愈、范小姐等，也不可能不打上国师的烙印。

国立师范学院的主要建筑都位于如今的涟源一中校园内，大部分现已被涟源一中于解放后的上十次的翻修中不断被更新，昔日的破败早已被簇新的建筑所代替，教学楼外象征性的“三闾钟楼”牌匾试图努力告诉人们，这里曾经是钱钟书生活、工作的地方。幸运的是，国师搬迁后，这里历办湖南省立15中、涟源一中等学校，使得校园中的古树悉数得以保存。据一中教师介绍，整个校园内，有百年古树数十棵。只要细心，在这里还可以找到不少小说中描写的细节。钱钟书在《围城》里描述，“三闾大学”是一座“摇篮”，这“摇篮也挑选得很好，在平成县乡下一个本地财主的花园里，面溪背山”， “花园”就是指李园；“溪”就是蓝田的升平河；“山”就是涟源一中校园里的光明山。

只可惜，“花园”已成了涟源市政府的一角，前几年仍然可以看到的花园大门，已经被一排商业门面占据，不时传来小贩们的吆喝声；“溪”则早已流成了小河；只有“山”，除了新修了游泳池，并补栽了一些树木以外，基本上没有受到破坏。反而树木越发繁茂，小路曲折，气氛幽静。山上小亭子里，不时能见到几个手捧书本用功的学生，让我总怀疑他们手里拿的是不是《围城》。也许，当年在这里读书的国师学生们也和他们一样，徘徊读书于此。《围城》里关于“三闾大学”的另外一些景物描写都可以找到原型。《围城》里写道：“汪家租的黑砖半西式平房是校舍以外本地最好的建筑，跟校舍隔一条溪”，这建筑就是当时的“德志园”，在如今的看守所下来不远处的分岔口旁，这建筑有一栋还在。《围城》里写道：“水涸的时候，大家都不走木板桥而踏着石子过溪……”这木板桥确实有过，当时，附近一村民为了方便国师的师生过溪，在现蓝郊村李家院子前的河湾处架了一座木板桥，这座木板桥后来被洪水冲走了。

《围城》里写道：“表上刚九点钟，可是校门口大操场上人影都没有……四野里早有零零落落试声的青蛙……”这大操场就是现光明山大礼堂前的大操场，2004年，这里被当地政府开发成一个大商场。除此之外，《围城》里描写的酒店、书店等到也可以找到它的原型。

并非西南联大

李洪岩（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员）

《围城》里面的三闾大学应该是以蓝田国立师范学院为原型。我找过这个学院的院刊，对学校有非常详细的介绍。把介绍中的有些文字和钱钟书《围城》中的有些文字进行对照的话，就发现两者颇多一致之处。读者猜测三闾大学可能是西南联大，可能是因为蓝田国立师范学院与西南联大有很多相似的地方。比如它们都是新组建的一所学校；全国各地的人由于抗战到那里去等等。 我认为，三闾大学不是西南联大的原因有几个： 1.钱钟书在西南联大教书的时间非常短，他在湖南教书时间相对较长。 　2.西南联大是由我国最著名的三所大学组成的，它的规模非常大，人非常多，而蓝田国立师范学院非常小，人际关系更能凸显出来。蓝田是个小地方，比较闭塞；昆明是个大地方，与外面的联系相对方便。钱钟书在蓝田国立师范学院的时候，学校对他的重视超过他在西南联大。 3.西南联大是名教授济济，蓝田国立师范学院也汇集了国内的一些优秀学者，但无法与西南联大相比，钱钟书在这里担任的是英文系主任，地位比他在西南联大要高。再加上他的父亲钱基博先生在这里担任领导职务。这些都是一一对应的。

索隐之联大人

曹元朗原型应为叶公超尽管李洪岩认为三闾大学不是西南联大，但《围城》中写的人物却有西南联大的人物原型，当然，也有非西南联大的知识分子的原型。 钱钟书在昆明很不愉快，因为叶公超小心眼，对他深受学生欢迎这一点产生了妒忌，《吴宓日记》证实了此事。钱钟书的嘴大概也得罪了不少人。所以，当若干年后有人向叶公超问起钱钟书在联大的情况时，叶公超竟回答说他不记得钱钟书曾在那里教过书。 讲起叶公超，总使人想起《围城》中的曹元朗。倒不是因为叶公超有一张“圆如太极的肥脸”，“脸上一圈圈的笑疤，像投了石子的水面”，而因为曹元朗是留学牛津剑桥的新诗人。 这得从大诗人艾略特（T·S·Eliot，《围城》中为“爱利恶德”）谈起。艾略特主张用典、用事，以古代的事和眼前的事错杂着、对较着，他要把古今的知觉和情绪融混为一，组成一个同时局面。诗的文字是隐喻的、紧张的，不是平铺直叙的、解释的，而是凝缩、格外地锋利。这就是叶公超的女弟子赵萝蕤先生对艾略特诗歌创作理论的一般性概括。 再来看叶公超本人的看法。1925年，叶公超来到英国，幸运地认识了艾略特，后成为我国第一位介绍艾略特诗与诗论给国人的人。他说：艾氏“主张把英诗的各种体裁都混合起来，而成为一种特殊诗风，能代表已往所有的诗。所以，他往往在诗里要引用英文以外的诗体。换句话说，他写诗主张维持中国用典的作风：用旧有的典故，将历代流传下来的观念联合起来，汇成文化的源流。一个人写诗，一定是要表现文化的素质。如果仅是表现个人才气，结果一定很有限。因为，个人才气绝不能与整个文化相比。这样一来，他认为他的诗超出了诗人个人的经验与感觉，而可以代表文化。”“艾略特的方法是要造成一种扩大错综的知觉，表现整个文明心灵，要理解过去的存在性……造成一个古今错综的意义。”叶公超很希望自己能写出《荒原》那样的诗，但没有成功。有人说他是“中国的约翰生博士”。 对照一下《围城》中曹元朗的议论：“你只要看忽而用这个人的诗句，忽而用那个人的诗句，中文里夹了西文，自然有一种杂凑乌合的印象”、“拉杂错综的印象”。“诗有出典，给识货人看了，愈觉得滋味浓厚，读着一首诗就联想到无数诗来烘云托月。方先生，你该念念爱利恶德的诗，你就知道现代西洋诗人的东西，也是句句有来历的。” 《围城》写道：“苏小姐在里昂研究法国文学，做了一篇中国18家白话诗人的论文，新授博士。她的18家诗人里好像没讲曹元朗，再版的时候应该补上。”而陈梦家《新月诗选》，1931年刊行，收徐志摩等18人的作品，但没有叶公超。 叶公超是一个很有才气的人，他的书法很好。《围城》里面写曹元朗把自己的诗集写得工工整整的，印在一个非常考究的本子上，送给他心爱的女人。这也很相似。叶公超是钱钟书的老师，钱钟书对他比较熟悉，他有把他写进去的可能。 综上所述，我认为，曹元朗的原型就是叶公超。

方鸿渐是反面

●孙郁（学者，鲁迅博物馆馆长）

钱钟书把自己的部分生活经历投射到了方鸿渐身上，像留学、在大学任教等等都是这样。方鸿渐身上有钱钟书的影子，但是，这一点不能太夸大，钱钟书主要还是喜欢站在一边，游戏他人。我觉得，方鸿渐是钱钟书的反面，钱钟书厌恶的一些东西，方鸿渐身上全有。

褚慎明原型

●李洪岩（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员）褚慎明与许思园之相似处，大致有如下理由： 1.《围城》中的褚慎明原名褚家宝，成名以后，嫌“家宝”这名字不合哲学家身份，据斯宾诺莎改名的先例，换称“慎明”，取“慎思明辨”的意思。 许思园，原名寿康，号思玄，后改名思园，作有《论斯宾诺莎》一文。祖父许珏（静山，1843—1916年），近代最早的外交官之一，视许思园为家中之宝。 2.《围城》中写褚慎明，他自小负神童之誉，但有人说他是神经病。 许思园九岁时能写桌面大的毛笔字，曾在无锡公园多寿楼当场挥毫。好玄思，善谈玄，性格很“怪”，山东大学即有人说他“讲话云山雾罩，像精神不正常。” 3.《围城》中褚慎明小学、中学、大学都不肯毕业，因为他觉得没有先生配教他、考他。 许思园16岁考入上海大同大学，曾与施蛰存同屋，与傅雷同学。不承认自己有导师，有人说他是熊十力的学生，他不首肯。也不承认在法国留学，只承认在巴黎大学登记作哲学博士论文。 4.《围城》中褚慎明常说人性里有天性跟兽性两部分。 许思园于1933年自印英文著作《人性与人之使命》一书，将人性划分为知解和性灵两部分，主张存天理、节人欲，仁义并行。 5.《围城》中褚慎明常翻外国哲学杂志，查出世界大哲学家的通信处，写信给他们，外国哲学家便回信赞褚慎明是中国新哲学的创始人，还有送书给他的。褚慎明靠着三四十封这类信，吓倒了无数人。 许思园在《人性与人之使命》出版后，将其分寄给海内外著名人士，先后收到约翰·曼斯菲尔德、白克司、纪德、托马斯·曼、杜里舒、范佛勒、桑塔亚那、泰戈尔等人的回信约40封，在“文革”中全部被毁。他到法国后，更曾遍访法国名人。 6.《围城》中有位爱才的阔官僚花一万金送褚慎明出洋。 许思园出国曾受到吴稚晖的金钱帮助。 7.《围城》中罗素请褚慎明喝过一次茶，他从此研究数理逻辑。 许思园的姑祖父是华蘅芳（1833—1902），故而自幼即喜欢钻研数学，后著有《相对论驳议》、《从一种新观点论几何学基础》、《波动力学的基础及其哲学含义》等。许思园反对相对论，曾与爱因斯坦当面讨论。

董斜川原型

冒效鲁也是一个写旧诗的诗人，他有家学渊源，是冒辟疆的后代。他的爸爸叫冒鹤亭，这与《围城》中的董斜川正好对应上。冒效鲁的夫人是一个画家，这与董斜川也正好对应上。另外，冒效鲁是做具有同光体风格的诗，这些一条一条的，都能和董斜川对应上。 冒效鲁有一个弟弟叫冒舒諲，是一个杂文家，他看到我考证董斜川的原型是冒效鲁的这段文字，认为写得很好，就收到自己写的集子里面去作为附录。可见，这种考证已经得到了他弟弟的认可。我从侧面听来的消息，冒效鲁知道这个人物是以他为原型写的之后哈哈大笑。

杨绛言论

杨绛在《记钱钟书与<围城>》一文中称，“方鸿渐取材于两个亲戚：一个志大才疏，常满腹牢骚；一个狂妄自大，爱自吹自唱。两人都读过《围城》，但是谁也没自认为方鸿渐，因为他们从未有方鸿渐的经历。钟书把方鸿渐作为故事的中心，常从他的眼里看事，从他的心里感受。不经意的读者会对他由了解而同情，由同情而关切，甚至把自己和他合而为一。许多读者以为他就是作者本人。法国十九世纪小说《包法利夫人》的作者福娄拜曾说：“包法利夫人，就是我。‘那么，钱钟书照样可说：“方鸿渐，就是我。’不过还有许多男女角色都可说是钱钟书，不光是方鸿渐一个。方鸿渐和钱钟书不过都是无锡人罢了，他们的经历远不相同。”

根据湖南师范大学的校史记载，湖南师范大学是1938年创立于湖南省安化县蓝田镇的国立师范学院。

湖南师范大学发源于“国立师范学院”，是中部地区省属“211”师范院校，实力位居师范类第六。

1938年夏，国民政府教育部决定创建一所独立的国立师范学院，由上海光华大学副校长廖世承、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司长吴俊升、中央党部宣传部副部长潘公展、湖南省教育厅厅长朱经农和国立西北联合大学教授汪德耀组成国立师范学院筹备委员会，廖世承为主任。1938年10月27日，国民政府教育部行文批准国立师范学院正式成立，校名为“国立师范学院”，廖世承为院长，校址设湖南安化县蓝田镇。国立师范学院可以说是群英荟萃，众多知名学者汇集于此，其中有钱基博、钱钟书、皮名举、孟宪承、陈传璋、高觉敷、储安平等著名学者。1953年8月全国院系调整，国立师范学院更名为湖南师范学院。 1953年9月，根据中南教育部的指示，湖南师范学院合并了湖南大学、南昌大学、河南平原师范学院部分系科，和清华大学、湖南大学、南昌大学、东北师范大学、华南师范学院、河南平原师范学院部分学生，成为当时全国专业设置最多的师范院校之一。 1957年至1961年，长沙师范专科学校、湖南体育学院、湖南艺术学院相继并入。1984年，正式更名为湖南师范大学。

1996年成为湖南省省属高校中进入国家首批“211工程”重点建设的大学。

2000年以来，先后与湖南教育学院等3所高校合并，组建成新的湖南师范大学。在几代人的不懈努力下，学校由单一的师范学院发展成师范与非师范并举的多学科协调发展的师范大学。

三闾大学的原型现普遍认为是国立师范学院。

湖南涟源蓝田办事处，解放前为湖南安化县蓝田镇。1938年，日寇侵犯华东，国土大面积沦陷。国民党政府为了收容从战区逃亡的青年学生和名流学者，保存高等教育实力，就指定廖世承等人在蓝田筹办国立师范学院。于是就借用辛亥革命元勋李燮和、李云龙兄弟的李园住宅，再在紧邻的光明山（今在涟源一中内）修建教室、寝室、办公楼、图书馆、音乐教室等。1938年10月27日，筹备工作结束。不久，国文系、英文系的教师陆续从上海、长沙等地辗转来到蓝田。同年11月12日新生开始报到，12月1日正式开学。后又在大学部不远的六亩塘建造附中校舍，在蓝田街郊租房办附小，还办有多所民众教育馆。第二年，大学部又增设史地、数学、博物、教育、公民等科系，并设有体育、童子军和音乐专修科。到1943年，学生达755人，附中学生400多人，附小学生200多人，民众学生800多人，学生总人数达2000多人。先后有87名教授、46名副教授任教。著名教授有江苏的钱基博、钱钟书、廖世承、孟宪承、储安平、钟泰、汪德耀，浙江的高觉敷、谢扶雅、朱有献、金兆均、黄子通，安徽的有杨善基、李修睦、程宗潮、章元石，湖南的有马宗霍、皮名举、李剑农、李达、梁希杰、骆鸥凯、周邦式、涂文、刘佛年、颜昌山尧，江西的有郭一岭、伍仲、孙光佑，以及其他地方的汪树封、朱有光、黄渭川、梁国东等。由于有这么多名师执教，尽管当时国统区一片白色恐怖，但国师的学术空气仍然十分浓厚；虽然条件非常艰苦，但是它还是像磁铁一样吸引着学子投奔它。这像国师的学生后来回忆时所说的：“蓝田光明山，这块并不富饶的土地，哺育国师好几年，国师也用辛勤的汗水浇灌了这块土地，为蓝田增添了光彩。50年物换星移，事早已成陈迹；但是这段峥嵘岁月所创造的百年树人的业绩是与日同辉的。”（伍大希《山沟里有一群名教授》）

在这所大学里，虽是国民党政府主办的，但是师生中有许多地下共产党员，如刘佛年在伦敦博物馆里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在国师讲台上把唯物论改为物质论，把辨证论改为有机论，称马克思为卡尔，称列宁为伊里奇，避开特务们的注意，讲述唯物论、辩证法；并在宿舍里给进步学生讲马克思主义。再如教师熊德基在西南联大读书时，是中共地下党的总支书记，来到国立师院，在讲课中，运用阶级分析的方法，歌颂历史上的农民战争。

1943年，日寇进逼蓝田。1944年，国师不得不西迁到湖南溆浦。国师西迁以后，留下全部校舍及一些难以搬走和来不搬走和教学、生活用具，给再办学校留下了一个较好的基础。1946年，湖南省教育厅为收容国立中学中的湘籍流亡学生和复员军人就读，便利用了国师的原址及其遗留的设备，设立了湖南省立第十五中学。解放后，省不直管中学，1952年8月，省立十五中移交县办，改名为涟源一中。

经过调查研究，基本弄清了国师布局的情况。现涟源蓝田办事处光明山大礼堂前的大操场，是国师的大操场。除租赁李园外，还在现涟源市政府大楼前建有两栋教室。现涟源市园林处原苗圃是国师音乐糸，每天早晨音乐糸的学生在河边练嗓子。在现蓝田办事处蓝郊村一组租赁德志园两栋房子做为教师住宿，国师的学生每天早晨和下午在德志园前面的田野里吟诵诗文或朗读英语。国师的主要建筑在现涟源一中内，现校门口的单车棚处是国师的体童科，现科学楼处的樟树后是国师的校门，现中山楼是国师中山楼的原址；原教研室房子处东端是国师医务所；现三闾钟楼是国师的图书馆，在这图书馆前的两边分别各是三栋并列的教室；现女生宿舍处是国师的青年服务部（内有饮食店、理发店等），现樟树楼处是国师的邮局处，现男生宿舍处是国师的女生宿舍处，现运动场处是国师的男生宿舍处；运动场主席台后面是国师教师新村；现礼堂（第二食堂）是国师的礼堂原址，礼堂的东南角处是国师的金盆园；现新世纪楼后的围墙外是国师的锅炉房和发电机房；原教工食堂西端的后边有国师的两栋教室；现校办工厂处是国师的联谊社……

三闾大学附属中学即国师附中。

1940年4月，国立师范学院（以下简称国师）院长廖世承呈请国民政府中央教育部，要求创立国立师范学院附属中学获核准。

国师附中创办于抗日烽火弥漫之际，有着数次搬迁的遭遇，艰苦创业的过程，不曾进入过城市，而长期处于乡村。勤俭艰苦之风，赖以养成。

朱有瓛校长对师资的选择，均要求学验俱佳，事业心和责任心强，国师附中恰好有着取之不尽的师资来源。抗战胜利后，教师薪俸甚为微薄，生活艰苦，但能以为国育才为乐。学校对学生之管理，初中按童子军之准则，要求从严。却又强调爱生，建立融洽的师生关系。因此能在短期内从尊师重道之境进入亲师乐道之境，形成纪律严明而又活泼生动的局面。

对于学生，重质不重量。招生考试严格，择优录取，班不超过50人，组不超过30人。国师附中创办之初就采用导师制。平时注重学生的爱国主义教育，将强国兴邦只希望寄托于莘莘学子，注重学生之艰苦创业的精神，强调劳动实践，以纠正以往读书人的通病。而于体育，注重普及而反对选手式的锦标主义；强调学生的仪表仪态，要求学生着装整洁，潇洒大方，彬彬有礼。

教学方面，认为教与学是双边活动，强调学生自学、独立思考、全神贯注听讲，即所谓“上学以神听”；基本技能方面，提倡多读、多写、多思考、多练习、多实践，即所谓“熟能生巧”；基础知识强调博闻强识，而用之于解决实际问题，反对以记为最后目的的死记硬背。

1947年以前，有“思潮”等学术社，1949年上期，社团如雨后春笋，出现“大众”、“浪潭”、“格致”等社，社团均有自己的刊物，一般办墙报。有的有油印刊物，少数用铅印，这些刊物，常成为社团成员对某一问题发表意见的园地。

国师附中因附属于国师，学生思想颇受国师学生之影响，感应全国青年之脉搏更为灵敏。1947年6月，南岳爆发由国师学生发起的游行，包括刘正在内的60余名附中学生参加。

1950年2月，与湖南省立第十二中学（以下简称省立十二中）合并为省立衡山中学，并搬迁至衡山县城西街两路口原省立十二中校址所在地。

至此，国师附中完成了它全部的历史任务，并相继由湖南省立衡山中学、衡山第二中学、衡山第一中学和衡东县第一中学薪火相传。

国师附中自创办到合并，仅仅十年时间，却创造了辉煌和奇迹，留下了许多宝贵的办学经验，成为衡东一中最宝贵的精神财富。